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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复兴;绘画作品;人文主义
不同时期的社会因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生产力、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到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这一伟大的运动是以“文艺复兴”为代号、“人文主义”为旗帜、“文学艺术”为先导而展开的。这一时期的艺术在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大量的绘画创作都以“人”为中心,重视人权,肯定现实人生及世俗生活。
一、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温情主义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这一千多年被称为“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宗教,是此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有力统治手段,是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精神文明的垄断控制,使得欧洲人民生活在封建集权和宗教神权的压制下。文艺复兴前期,随着手工劳动中技术的不断革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城市人口明显增加。“城市市民比农村农民的生活愈显富足而开明,农村封建自然经济渐渐以市场交换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经济所压倒。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大变革……”[1]。生活上逐渐富裕的欧洲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关注人生享乐和生活美好,人文思想开始萌芽,人们走出了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阴影。
与此同时,新的科学技术、思想认识不断地更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新秀们的科学成果,使人们更加理性的认识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特别是航海家麦哲伦、哥伦布等成功的环球航行以及发现新大陆,证实了地球是圆的,使中的一些邪说无法站稳脚跟,给宗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文艺复兴的形成不是突发式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积淀下逐渐形成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是新资产阶级的思想,以人为中心,号召人们把思想、感情、智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提倡“人权”“人性”“个性自由”。“概括起来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1.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才能和自我奋斗,赞扬英雄史观;2.肯定现实世界,鼓吹享乐和名利,反对禁欲和修行,批判经院哲学;3.否认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服从,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4.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重视实验科学,探索自然,推崇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2]人文主义充分表现了对人本身,对世俗生活,对现实社会,对自然空间的一种温柔的感情,体现出一种关注,这样的感情这种关注即是一种温情主义,在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们常通过绘画作品的内容来表达自身的这种感情和关注。
二、人文主义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世俗生活的关注都注入到了绘画艺术中,冲破了神学桎梏,唤醒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宗教绘画作品中,讴歌人性的崇高,表达了艺术家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真实性的理解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肯定,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后来启蒙思想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乔托的《哀悼基督》,这幅画是乔托为意大利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所作的装饰壁画之一。这是一副结合了人性与神性的画,通过这幅画通过复活表现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人性固然软弱但终会屈服于神性,善的必将成为至善,而死亡是获救的缘由,因为我们的罪已与基督一起被埋葬了。如此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坚信天主,满怀希望不断悔改,爱天主及爱人如己。
乔托是刻画人物感情的能手,画面中的各种形象不仅处于不同姿势和动态之中,脸部的细腻表情、身体动态和手势,因身份、性格等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但他们却能共同的流露出悲痛之情。前倾凝视耶稣的圣约翰,在绝望与悲痛中向后伸展双臂,表示心中的绝望。女圣徒们的手轻轻地握着耶稣带着的双手和双脚,神情充满哀伤。这种写实场面所流露出来失去亲人的悲情更深刻感人。
“乔托绘画主题更多是传奇人物的生活本身,想要唤起观看者本身的内心体验,让他们参与神圣历史的情感体验。以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来体现对人和世界的新看法,以展示人本身和现实生活之美,来反对宗教神学贬低人性的观点。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乔托艺术的现实主义表现同时也揭示了新艺术的现实主义手法和人文主义思想内容的紧密结合。”[3]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非常重视艺术的精神内涵,把技艺、精神、形象、情感相柔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探究对象是人,而且是对人的灵魂和人生更加深层意义的探究。这种对人自身进行深入认识和探究的行为,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虽然以宗教、神灵以及虚无缥缈的天国为出发点,来探讨神和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却落脚于现实社会,探究的仍是现实中人。神灵不过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在宗教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内容是把实现人理想化了,体现行善、互相帮助、不偷窃、不妄语、不贪、言行一致等戒律,这些都是与社会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是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艺术家的这种思想感情与意志愿望常常寄寓在具体的形象之中。在宗教绘画中形象性将教义、人物、故事融为一体。这种宗教艺术为非的欣赏者们也同样提供了广阔自由的想象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复活》,画家描述的是基督的复活,画家把在画面中直挺站着的基督形象画成一般人的样子,让基督融入到本不是很协调的主题之中,克制的姿势带有一种紧张感,仿佛已经准备好自己走出坟墓,去唤醒沉睡的世界。天空飘着清晨的条状卷云,这是一天的清晨时刻,四个守护者和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沉睡中。基督超脱的表情,毫无审判之意,似乎有意让世人来评判自己。他按理想的人体形象来表现基督,在背景中呈现出一种优雅的美感。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作品精彩地诠释了艺术、几何、神学、哲学以及社会现实等。弗朗切斯卡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中,都彰显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和精神价值,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人文、理性与美学等社会多方面因素对他的影响。
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广泛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本文简单举例分析了人文关怀在绘画作品中的体现,剖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的特点,该时期的绘画作品不仅奠定了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而且还以其深厚的精神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该时期的绘画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范梦.世界美术通史[M].(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493.
论文摘要: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东西方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个人的发展及自我完善,而中国传统教育则反其道而行之,欲通过遏制个体的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和谐。本文对中西方传统人文主义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探究适应目前教育现状的指导思想。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东西方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教育史上,曾出现过盛极一时的人本主义思潮,同时出现了大批的人本主义教育家。他们均以个体的发展为核心,以探讨适合人的个性完善的教育途径。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经历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积淀的教育文化遗产,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固定资产。与西方的经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截然相反,中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为: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师严道尊。[1]如果跟西方传统教育作特征对比,中国传统教育的特征可总结为: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2]
首先,从教育目的来看,西方教育思想强调促进人个性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西方教育家探讨得更多的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最终达到帮学生实现其自我个性及能力完善的目的。例如,法国教育家余伯尔认为,人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教育与自身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在教育活动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情感的交流来促进人的个性化。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则认为,过于重视知识的输入和智育发展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生产固定人格的工厂,培养无性格差异的人。同时,马斯洛也指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的潜力,尤其是发展那种可以使之成为真正的人的潜力;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时,教育应着重于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是不同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西方经典人本主义教育重视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其次,从教学指导思想上来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特别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所指的“自我”是指单独的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相处调适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模式等各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与其他个体、群体及社区环境等的联系;而“自我意识”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理解,即对自身的性格特征、社会地位等的定格。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使学生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而并非彼此相似的群体一员。
不难看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教育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也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积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各种需要,引导他们发挥潜能,从而培养出身心健康、人格完善的独立个体。人本主义教育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过程是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教育目的指导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种体系下,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整个学习过程都由其本人真正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倡导非指导性教学,学生亲自体验、感受,以直接经验促其发现真正的自我,完善其能力及个性的发展。
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核心在于遏制个体自身发展,促进社会群体化,以期达到社会的大同。从培养目标来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完全从属于政权的统治需要。纵贯历史,以主导中国千年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将培养“圣王”、“君子”、“贤者”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同时,在此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采用的不是依靠教育、道德来影响王权,而是以暴力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以该政权的特权来统领教育,从而控制大众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王权历史中,各统治阶级均以教育为手段,以“道统”为手段来控制全民的思想。例如,传统文化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把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夸大化,延伸成为一种政治观念。于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已不是为了自善,齐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尊尊亲亲,而是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可悲的是,这种违反人性与自然的传统教育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了极端的群体文化心理。对教育而言,则导致了教育目标上的偏离,使得传统教育极端轻视个体的存在价值,甚至于忽视个人存在的意义。个人的自我意识、合理的欲望、发展的需求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利己主义。因此而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民族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使得我国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踯躅不前。这种极端的强调共性、强调群体性一致性的教育模式,不但使我国的教育陷入片面消极的泥沼,而且难以担当起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模式的精英人才的重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难以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来迎接现实社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忽视,甚至压抑个人合理的需要及欲望,而且以“灭人欲”作为传统道德教育的根本准绳,培养出的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庸才而已。这种忽视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能力的实现的教育体系,着眼于群体共性的塑造及社会需求的极端一致内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个人自身的个性发展及创造性的形成。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则构成自成一体、孤独自闭的教育教学体制。这种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体制,不但限制了地方教学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僵化,教育行政机构的功能难以高效实现,我国盛行千年的封建选仕制度则为该体制下教育产物的典型。封建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直至明清。1300多年来的强制的推行使得我国广大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学习态度及教育观念。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将读书视为改变命运的黄金出路;愈报愈火的公务员考试也不难找到根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也都出现偏离。自古便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至上观念导致了部分学校教育教学目标的扭曲,知识至上的观念导致部分学校、家长及教师、学生均致力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社会盛行不切实际的学历主义。
当然,由我国历来的封闭教育体制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教学实施方面的种种弊端,是落后腐朽的,然而传统的人文教育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该思想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还是极为可取的,如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原则都需要我们在当代教育中传承及发扬。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其不可逆转的封闭性,但同时也承载着几千年来文化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者而言,怎样合理运用及优化传统教育思想这个客观存在才是适合目前教育改革形式的论题。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切实结合实际,塑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型多样性个体。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更积极地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个体价值取向的培养中,不但要削弱传统文化悖谬的影响,改变国民的传统劣根性,同时还要在传统文化的理性氛围中,注重个体个性、能力、情感的发展,使其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充分塑造个性,发挥潜力,成为真正的能良好适应现实社会,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
参考文献:
[1]黄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398-408.
[2]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4:44-58.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2.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则出现了现代中国审美观。
一、前言
审美观,简单地来说就是人们对美的看法和观点。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哲学体系中分出的一个美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审美情感、认识和能力的总和。
二、审美观的产生
审美这一活动的产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的审美是如何产生的,其二是个人的审美是如何产生的。从人类诞生之初,人们对审美这一活动就已经有了一些浅薄的意识。但是人类最早的审美活动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体现在艺术活动中,而是体现在生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生产劳动是审美的母亲,最早的美与美感都孕育在生产劳动中。
但是,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同样,人们的审美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审美标准与审美价值取向。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件事物的审美观点也是不同的,这就是审美观的时代性。
三、审美观的形成
那么中国普遍的审美观是怎样发展、形成的呢?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在很强的归纳性分析的基础之上。黑格尔在评价《周易》时说:“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很显然“纯粹的抽象”正是大信息量的具体容纳,它抛弃了许多具体事物的形式外壳,而留其本质。我们祖先最早所认识的“象”,原本是“道”的物化形式,这个道,以依稀朦胧的物象为形式,可以说,自“象”诞生起就具有一种高度抽象从哲学层面上是要高于对事物的模仿的。或许在漫长的文明史中,这种高起点的哲学和美学的抽象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淀才形成的。但是,从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情况看,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美学自从发端就占据了一个较高的哲学立场。不同的思想理论,导致了不同的好恶标准,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观。根据整个世界的地域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观点;而根据时代变迁则可分为传统和现代。在16世纪和19世纪,西方社会分别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孕育出现代文明,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审美观。随着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变迁,中西方文明的碰撞,最早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审美观”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漫长的积累形成的过程中,道家美学“真”、“味”等带有强烈民族心理的审美命题同时也在稳定地影响着传统建筑的形式,道家美学,对于纯粹的艺术发展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道家师法于天地,抽象于自然的美学观确实为艺术审美明确了方法。”取物观象” 的抽象方法需要对艺术表达方式反复推敲,这种对抽象的追寻,也是所有艺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完美的民艺品都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
四、中华特色的审美观
华夏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文化思想融合的一只大的文化体系,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华夏文化的民族特色,也决定了我国传统审美意识的民族特色。它的多元结构,形成多样化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态,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审美趣味,自然也是多样的。而其特定的历史和民族的内容,在我国美学史上,表现出华夏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意识和美学内涵。这一切,只有深入到深层的文化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史上,儒、道、佛三家,既是各自独立门户,有不同的学说,但又不断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华夏文化,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或者说是人本主义的。当然我们这里借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这些词语,是为了表述其以人为中心这一本质特征。至于其具体的内涵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有很大差异。人是社会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人也是动物,但不同于禽兽,这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性。荀子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就是社会集体,任何个人都在一定社会集体中生活,受社会集体的制约。无论是“天命”论者,还是“性命”论者,立足点都是以人为本,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事”。在华夏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深沉的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一种特有的民族感情和具有特定内容的国家观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特定的国家民族所固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华夏文化传统中的国家民族意识,含有许多封建糟粕,诸如封建忠孝观念、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等。但是,这并不排除其中也有许多积极的思想精神因素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诸如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等等。几千年来,这些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得古老的中国在世界史上曾处于文明先导的地位。这就是华夏文化的精华,也是我国古代审美意识的主要内容。 转贴于
参考文献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以人为本;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7-0067-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形式,是中国文化面临的新的历史选择。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当代大学生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这对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它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优良传统和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法、佛为主,其中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干,法、佛形成互补之势。实际上历代皇朝交替使用道家、儒家、法家、佛的治国思想。一个新的皇朝建立时,为了医治战乱的创伤,往往采用道家学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当皇朝已经稳定,经济已经恢复,皇帝便转向儒家,兼用佛家、法家,以此来巩固政权、巩固已经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皇朝末期,矛盾重重,社会大乱,皇帝更多倚重法家,想用严刑峻法来挽回危局。这种互补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富有极强生命力的基础。
2.道德至上的人本主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人与人(讲和为贵,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内圣外敛,以德治国)问题,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我们应当积极地挖掘中国历史上“重民”的思想精华,在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使其经过转化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借鉴。
3.重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则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尤其是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思潮的影响。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重视直觉顿悟和整体思维,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践理性注重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行动哲学,尤重道德功利主义。实践理性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影响至为深远,深得人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践中的积极效应。据考证,实事求是原意是一种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它所奉行的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信条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人生价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的重经验的思维方式,影响和阻碍了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4.厚德载物的文化兼容精神与强大的生命力。“兼收并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想。《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中也讲“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意即要人们以大地般宽广的胸襟承载万事万物,顺承天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以汉族文明为主,吸收本国各民族文明以及外国文明而形成的。汉唐时汲取外来文化的气魄十分博大,显现出强大的汉唐雄风。近代中国在中西方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将西学中的优秀成分加以吸纳、摄取、涵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1919年的以后,经过对多种思潮的百家争鸣,推求比较,中国革命选择了指导思想,仅仅二三十年时间,中国人就走完了欧洲花了三四百年时间才走完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历程。从而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文明正是因为既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体,又能从别的民族的文化中选择、吸收其优秀的部分而极富生命力,历经5000年不衰。
5.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境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大一统为社会理想状态,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首位。这种爱国主义情愫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不知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多少志士仁人!从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格言至今仍闪烁熠熠光华,无一不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代大学生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让当代大学生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是我们当前高校教师需要学习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落不应只归因于大学生本身,更应该归因于社会因素。由于传统文化一般很难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与一些应用性强的知识相比,传统文化知识看似无用,因此也容易被冷落。另外,社会知识体系越来越多元化,大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上分配有限的时间与精力。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并让他们认识其重要性,其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 现代社会文明呼唤人的素质的提高。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是民族素质的现代化。一个民族如果缺乏以人的理想、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民族素质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人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海外文化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突出的人文精神。当今社会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创造力。而创造力从哪里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创造性思维往往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交叉渗透中产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扩大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通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显然哲学就可以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是不同的哲学体系,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教授也曾说“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的演变与哲学思想的演变有密切的联系,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哲学。”惟有继承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继承。当代大学生要继承和发展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好好学习它,在思想观念上重建起传统文化的框架。科学思想是具有一个内在规律的系统,思想的发展必然形成一定的逻辑构架,同时也构建起一定的观念体系。让当代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并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
三、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