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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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1 乡土元素的概念及意义
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乡土元素的概念已经得到延伸，主要是指质朴的、传统的、本地的人物和事物等，其界限划分不明确，狭义上指乡村土生土长的自然元素，指反应乡村地域性文化体系特征的文化元素。乡土元素的意义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自然意义，其指自然元素构成的乡村景色、池塘小路、田野山林以及相关本土建筑共同构成的自然景观现象的体现；二是文化意义，其指人们在某个地区，经过上百年生活遗留下来的，对其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无形的意识反映。乡土元素主要提倡和谐自然、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其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乡土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作用
2.1 节约成本，提高园林景观建设资源利用率
由于乡土元素是在自然条件中成长起来的，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是当地的原生态产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具有广泛的持久性。其次，乡土元素可以轻易获得，不需要复杂的加工处理，可以直接运用在设计中，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节省了建设成本。同时，乡土元素是伴随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而产生和发展的，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使用乡土元素来营造景观更具有可取性，并且营造出的景观效果更具有代表性。
2.2 接近原生态，提高园林景观的生态效益
在现在的园林设计中，设计者往往片面追求景观效果，盲目地利用新技术，忽略了对乡土元素的运用，结果不仅造成设计出的景观都大同小异，而且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其实乡土元素的运用保存和延续了原生态景观，通过对原生态景观的艺术化处理，使乡土景观和现代城市环境相互呼应，共生共荣，即有助于提高环境质量，又可以保持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2.3 增强景观标志性，保持园林景观的地方特色
乡土元素是当地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当地劳动人民在进行生产劳动时的产物，代表着这一地区的文化、民间风俗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运用乡土元素进行园林景观设计，不仅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地方文化特色，而且增强了景观的可识别性。
2.4 体现景观价值，挖掘、保护和恢复传统乡土文化
传统的乡土元素作为乡土文化的遗产，包括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方实物、文化和事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乡土元素也是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乡土人情、风貌的直接反映，是现代社会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价值判断的窗口。在进行园林设计时，应当充分地挖掘和提炼当地的文化特色、乡土人情、民风民俗，并加以利用，这样不仅体现了景观利用的价值，推动了乡土文化的恢复和保护工作，并且为再创性设计提供可靠保证。
3 乡土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3.1 挖掘乡土元素
不过可以按其形态的不同，可以挖掘的乡土元素包括3种：一是实体元素，主要包括乡土的材料、建筑、器具、色彩、工艺、植被等众多实体元素；二是事件元素，主要包括传统的民俗节日、民间工艺等；三是意境元素，主要包括乡土中蕴含的乡土意境、地方精神和地方情节等可供感知的文化意境元素。
3.2 通过乡土元素形象塑造地方性景观
乡土元素形象的地方性塑造了地方性的乡土景观，通过植物为例，不同的植被造就了不同的地方特色。热带地区的乡土植物是棕榈等植物，树干挺拔，姿态优美；南方地区的乡土植物是以常绿落叶植物，枝叶繁茂，四季常绿；以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为主的北方，构成了四季分明的阔叶林景观。在设计时一定要全局考虑，做好植物的搭配，使植物的观赏特性得到充分体现。
3.3 运用乡土元素创造文化意境
人们在欣赏园林景观时，常常赋予景物以人格化或者个体美，很多乡土元素被人们赋予独特的含义。梅代表品质高洁、傲雪独霜、不屈不挠的品格；松被视为坚贞有节、遇雪不凋的君子等，这些都体现了乡土元素景观的意境美。因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将植物景观和植物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创造出富有意境的景观。
4 结语
在园林规划设计中，应该更多的关注原汁原味的乡土元素。景观研究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现代园林设计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未来景观研究发展的方向。将乡土元素更好地运用在园林规划设计中还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破解，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乡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村体育研究;本土视角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sports
LUO Xiang-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 Today’s study of rural sports focuses more on subject contents, but lacks in stud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ve relation between “near experiences” and “future experiences” in rural sports,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necessity of local perspective in today’s study by comparing the rea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experiences” and “near experiences”, explained its feasibility by analyzing today’s achievements in local study of rural sports, considered that we shoul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ntemplate and control rural sports, maintain a local perspective besides referring to wester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ies and holding to the ground of modern sports, and therefor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localized study of rural sports: firmly root to the local ground; rely more on local study methods.
Key words: sport society;study of rural sports;local perspective
当前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关切,促成了学术界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学术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农村体育的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这有助于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差别地看待农村体育,尤其是各地域的农村本土现实,完全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以城市的标准来规范农村体育,缺少农村体育运动区域特征及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实践指导也偏离了现实基础。对此,张万秋[1]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一文,进行了反思。由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缺陷分析,区分了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在研究方式上,应该多采取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定性研究。为此,提出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单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以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认为要全面地审视与把握农村体育,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秉持现代体育的立场之外,还应该具有本土的视角。
1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学理
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2]。用格尔兹的话来说,“本土意识”所代表的问题就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矛盾。所谓近经验指的就是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常识与社会观念,它是一种本土的观念;远经验指的就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种异土的、社会界限外部的观念[3]。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看出农村体育本土意识的认识论支撑,也就是“远经验”无法解释本土的体育活动的现实,只有“近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乡土特点的问题与解释模式。
只有站在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及各地农民自在的体育立场,才能真正了解各种地方性的体育娱乐活动,获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动力。譬如,农村体育有其草根社会的质朴与丰富性。在活动内容上,诸多乡土体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自在自发的活动,却不符合现代体育规范;在组织上,因农村更为习惯的是首属关系群体,而陌生于次属群体,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城市体育组织。故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则难以理解农村体育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如依赖本土的首属关系群体,依赖乡土精英,以乡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农村体育,反而比现代体育更具活力与效率。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研究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形态的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体育实践,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不是学者建构的,而是农民眼里的困境,他们的“近经验”,才是农村体育的真问题,真正的认识和决策应该开始于我们对农村体育“近经验”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将农村体育的问题去图解现代体育的“远经验”,而是要推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体育的问题。
而当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视角,多借用现代体育的模式,以此审视农村体育的一切,由此“远经验”掩盖了农村体育现实中的真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误区不仅在于方法上,即农民的体育需求多停留于问卷调查,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念来建构“中国农村体育结构”,并且参照“现代城市体育”。而且在内容上又停留于政府的政策解读,着眼于现代体育的发展,忽略民间乡土体育的“近经验”。以西方的社会学视角,切割农村体育的实际问题,将现代体育的需求硬塞入农村社会。由此对农村体育的把握总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正如翟学伟[4]所认为:研究的本土立场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应对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强调的“本土视角”,就是以农村当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经验”为事实对象,从当地农民的需求和条件出发,而摆脱学术概念等“远经验”对农村体育的僵化认识,由此持有的一种研究立场,因而提出农村体育的研究应该强调与复归于“本土立场”,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探究意义。
2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及本土化尝试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体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概念[5]。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本土性契合”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6]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 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倾向并没有在体育学术界得到回应。这不仅是因为体育研究还在借鉴、追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自觉提升研究的规范和科学性;而且也因为体育学术界倾向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现代事物的研究,轻车熟路地遵循于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够从容解决问题;而农村体育研究处于研究边缘,没有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开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农村体育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2.1农村体育的研究状况
1)研究立场。在研究立场上,以现代西方体育较为成熟模式来检验中国的农村体育,以理所当然的城市社区体育模式作为标杆,来审视农村体育的发展阶段和不足,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不自觉的共识与前提,并造成一种假想的农村体育的荒芜与落后。因为把农村体育简单地认为是城市社区体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现代体育的普及,而漠视内生性的乡土体育的活力,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体育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研究视野中,现代体育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因此农村只是现代体育推广的对象而已,乡土体育的特色被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农民的真切需求被当成无关宏旨的背景。这种忽视农村体育特色与条件的研究倾向,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体育研究存在偏误的一个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远经验”的研究模式作为裁定“近经验”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导评判农村体育,以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为探求农村体育状况的基本手段,但对农村体育的解释度并不强。如以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的设计、实施都较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问卷,因与农村民众的认识与习性不符,而难以获得其“近经验”的确切结果。譬如不少学者以体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农村体育活动,以星期为时间段调查农民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与农村集市节律和农事安排有出入;对于学者来说是看不到真切的农民体育,对农民来说是不理解体育何为;而在问卷实施时,还较少考虑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众多文盲的现状,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碍,使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清楚农村体育真正的现实。而对于切入农村实际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质性的研究方法,却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较少应用。由此,农村体育研究变成了单面向“远经验”的解释文本,而失掉了乡土体育之“近经验”的另一面。
3)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上,以“远经验”的理想规范“近经验”的现实,即多以现代体育为目标,将城市社区体育的基本内容套用于农村社区,由此形成农村体育的运作策略。而对乡土体育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乡土社会背景的体育活动在农民看来无关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来又太遥远;那么,这样的农村体育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出农村体育的丰富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难以构建出可以兼顾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和农村体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农村体育活动开展为例,如以“远经验”的规范来运行,采用现代组织化管理形式,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则活动的组织成本较高,由此给体育管理及组织造成负担;而如果以农民的“近经验”来审视,农民自组织开展的乡土体育活动,利用乡土民间的关系资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组织资源,就将活动搞得风风火火。那么哪种组织形式更具现实优势呢?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开展需要资金、场地,如许多示范村建设的篮球场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乡土体育活动大都是因地制宜,适于当地环境的娱乐活动。从人与环境的和谐方面来看,乡土体育活动或许更具优势,但被我们“远经验”的想象忽略了。
2.2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现代体育肇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布全球。因此我们看待所有的体育活动,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评判它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一种思潮对于促成现代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体育活动来说,则导致了不少问题,出现了解释的困惑。对于这些与西方现代体育不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下的乡土体育来说,如果研究视角遵循于城市体育模式,以现有的概念为出发点,那么乡土的现实就被虚搁,就难以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即使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也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因此,对于农村体育的探讨,就要有意识地警惕以“远经验”的理想替代“近经验”的现实,而强调立足于本土视角;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但还是有些研究在农村体育的本土倾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研究立场的本土倾向。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尝试。我们曾以村民的视角,探索农村体育问题,由此归纳出“村落体育”的本土概念,用来解释农村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形态,获得了乡土体育解释的力度[7]。在该研究中,认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融合着娱乐消闲、健体的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即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体育活动,而表现出乡土体育与习俗整合为一体,与生产生活混在一起的特点。这样,不同于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制度化。农村乡土体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机制运行。其活动的形态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中的娱乐休闲等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其主导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与现代社会中的明确的体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为就村落文化意识而言,是非自觉的或是混沌、朦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诸如体育文化、节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义。如此来认识农村体育,就能够比较贴近农村体育的“近经验”。
2)研究方法的本土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紧贴农村现实而采取参与式的个案研究方法等。如胡庆山等[8]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访发现,许多农户家里仍保留着祭神的神龛,每天他(她)们都对着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礼,于是解释为大洲村的农民体育文化地位已经沦丧,让位于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现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发作者的文化反思。还有如梅茂荣[9]的《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作者通过1990、2000和2006年的3个传统节日活动的比较,审视了节日中人们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如武术、秧歌、踩高跷、骑竹马、民俗舞、划旱船、拔河、秋千、灯会、庙会、舞龙、舞狮等;由本土经验而辨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新兴体育活动的接受度逐渐增加,而传统的活动却逐渐消退。这些研究都揭开了农村体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议
体育社会学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经典教材及理论成果提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依据,其研究的方法也为社会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但要认识中国农村的乡土体育,还应该考虑到扎根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观念里,体育仅仅是电视中的几个竞技比赛项目;如果以规范的现代体育审视整个农村体育,就忽略了当地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这构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实践方面,在农村僵化地推广现代体育,就存在活动方式与主体需求的难以对接等问题。由此现代体育的推广出现了这种弊端:既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又浪费了体育的资源。
所以杨国枢[10]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摆脱了研究者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的局限,树立起乡土体育与草根组织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中国农村体育的行为及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一个打破现有观念界限,寻求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概念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的研究走向。使我们将大众体育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体育的问题,关注草根的乡土体育问题。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场
这里本土立场的含义,不仅只是相对于现代体育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城市体育的农村乡土特色;不仅是利用现代的成熟理论解读农村体育现状及组织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阶层的认识把握乡土体育资源与自组织关系,为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服务。农村体育研究缺乏对农民“近经验”的足够强调,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农村体育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农村体育活动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现代体育眼镜去看待乡土活动,缺少对民众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强本土化意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论为中心。即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11],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脚踏实地从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体育文化发展状态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有真切的判断。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和文化观的传播,“规范/不规范”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就成为了描述区域体育发展差异的尺度。在这个评价框架内,农村的、基层的、民间的、乡土的体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风,当地人也会逐渐认为乡土体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样性的体育生态被单一性所压倒,乡土体育活动的丰富性趋于消失。这时,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场,重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文化,农民的体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娱乐方面,那么乡土体育活动就应该占据农村体育的重要地位而复归于民众的真实需求。
所以,增强农村体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从团队上保障本土化运动深入、持续开展,是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应该加强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仅要有审视问题的本土视角,而且要有认识问题的本土方法。对于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体问题的引向,而采取的针对性方法。因此,在农村体育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研究法、文化诠释法等,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农村体育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体育整体的认识。
对于个案调查,可以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体育活动中获取体验[12],获得灵感源泉。个案调查还有可能将乡土体育文本构建成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农村体育发展困境和优势背后的原因和动力。而区域比较则可以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实可靠的农村体育形貌及与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其次可以将农村体育的特点与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理解农村体育,并将农村体育置于中国国情中来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课题转变成一门显学,并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成果,在推广现代体育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维护好农村体育的本土文化生态,为农村体育实践做出切实的指导与贡献。本土意识下的研究,将开拓出农村体育研究原创性的新天地。如通过深入的个案调查、区域对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问题;然后在农村体育内在发展的逻辑中归纳出独特经验与运行特色:当前农村的乡土体育与现代体育如何对接与融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需要或者适合什么式样的体育活动?怎样组织和引导更适合农民当下的性情和行为方式的体育活动?这都需要切实以本土的视角、农民的眼光来研讨农村体育问题。当然,本土化视角实际上只关注到了以农村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层次;所以并不排斥现代体育的研究视角。农村体育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不同视角下的众多研究相互支撑与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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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土社会 礼治 仪治 法治
在《礼治秩序》一文中根据维持社会秩序力量的不同，提出了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方法还不同于现代社会。乡土社会并不是没有秩序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由于这里“礼”的概念有些模糊，我们需要从“礼”的起源、发展入手来对“礼”的含义做出明确界定，进而对的相关思想做出进一步分析。
一、古代之“礼”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礼”字包含着多种意义，概括说来，体现于行为活动或仪容态度的多称为“礼仪”，体现于名物制度或者典章条文的多称为“礼制”，体现于理性活动或思想观念的多称为“礼义”。所以中国古代的“礼”就常被区分为行为之礼，制度之礼和观念之礼三个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礼起源于宗教。在早期的人类生活中，对于神灵的畏惧和崇拜主要体现于对神灵的祭祀，一方面希望和所谓的神灵取得沟通，获得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也希望获得神灵的赐福，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的获得都是先民希望神灵给予的好处，由此产生了愈发虔诚的精神和愈发繁琐的宗教的礼数，先民借此来确立信仰神灵的原则，以信仰产生的恐惧和敬畏来规范和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法则，用以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殷商时期，礼是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神灵、祖先的仪式，有其神圣性；到了西周，礼虽然还有祭祀的一面，但人们把更多的对礼的应用转向了人事，因此，礼的宗教性和神圣性逐渐淡化，人文性日益彰显。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衡量人的道德行为与人伦关系的价值标准。从而使礼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进而发展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由此往后，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借前人以宗教形式确立下来的这种现成的秩序沿袭下来并遵守的行动逐渐被培养成体现于道德的要求，无论是集团还是个人的行动均以遵守其为前提，对与遵守秩序的要求变成了道德化的要求，社会秩序的维系方式更加有了道德的成份。在这样一个公认道德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背景中，公认的道德伦理被确立为法律，律法在社会中客观承担了“他律”的作用。
在礼的发展过程中，礼的概念和意义是不断内化的。随着礼的规范化，人们逐渐地自觉地遵从着这种沿袭下来的秩序，最终内化成人的道德理性。宗教形式和道德要求被考虑入维持秩序的法律，这个过程中，“礼”日益清晰地体现出其宗教、道德和法律三方面的属性。
二、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在的《礼治秩序》中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在这里，礼是判断行为规范是否合式的标准，甚至其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是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即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约束人们的信念是“礼”，指导人们行动的是“传统”。于是，礼和传统的关系便成为了乡土社会行为规范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下，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得以认可和执行，乡土社会的秩序因此得以保证。
宏观上，“礼”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中的看不见的手，微观上，这个“礼”存在于乡土生活的时时刻刻，甚至方方面面都约束着这个乡土社会的行为和心思。在行为方面，“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人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这些看似亘古不变的行动真理就是由祖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行为”，更是具体的做法，也是对于合适而平稳的生活的追求，“照做”并“合式”固然是最好的做法，然而这更符合“仪”最初的含义。在清代段玉裁『f文解字注中对“仪”的含义进行了以下的注解：
度也。度，法制也。毛髟弧x，善也。又曰。x，宜也。又曰。x，匹也。
仪在这里，是标准，是符合时宜的行为，是匹配合适的行为。这恰恰是传统行为的要求，内在符合其社会环境的结构秩序，甚至利于国家，行动中又符合了当下生活的需求，符合时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传统行为都是“匹配合适”的。在这里，“仪”确立了“礼”的合法性，人们遵循的传统行为，便可以理解为是践行“仪”的行为，“礼治”的形而下层面的意义，便可以理解为“仪治”。因此，在“礼治秩序”一文中的礼治的形而下可以认为是“仪治”：由一套公认的行为方式来主导其生活，这一套方式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能够满足克服生活困难所需传统的经验，也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秩序，更契合了乡土社会的对于秩序的追求。仪治可以表达的意义不仅仅是“按照仪式”来做，它也表达出一种对所做行为是“合式”“符合时宜”的肯定的感情，这种感情恰好配合了“灵验”的心理活动：不知名的魔力在规定着这套行为，而这套行为又“符合”了魔力的预期，给予乡土社会中的人以迷信式，却又有着确定性的安全感。
作为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在形而上的方面，“礼”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使人有了“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在形而下方面，则是“仪”，是“传统的行椤彼给予人的具体的做事方法。它不但解决了乡土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也强化了“服于仪”在人心中的地位，“服于仪”的这套行为是成了普通所谓的“仪式”，而“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在这样的遇到问题――服于仪――强化认知的系统在乡土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使人免于不幸，“礼”的形而上的地位就被逐渐巩固了。在这里，合式的概念被不断强化。
三、礼治与法治的区别
确立“礼”在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形而上意义上的地位之后，强调，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并不在于字面意义，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据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之所以是“礼治”的社会的原因也尽在对于其形而上意x的肯定之中。因为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力量是“礼”，“礼”在自古以来便是为了维持秩序的观念分散在宗教、道德和法律中，集中体现在政治中，如果没有了维持秩序这个重要的目标，“礼”的众多观念和学说也不会得以发展。而在维持秩序这个特定的条件之下，“礼”也充分发挥了其希望被赋予的作用，从最初的具体的祭祀活动，逐渐拥有了道德、法律等的文化内涵，具有了文化的内涵，是“礼”内化于人心而维持“无法”的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君子慎独”便是内化的文化对于人的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文中关于“服礼”的讨论中，人们服从或者遵循也很值得探究。“礼”在这里具有了法律的属性，尽管人们执行的是传统而来的行为，但是正如“体”和“用”的关系一般，“礼”的法律属性和存于人心中的法律效力才是维持着乡土社会秩序的关键的“体”，这也是“礼治”如何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仪”就是乡土生活中的“用”，按照古老的路子生存，繁衍，连这种行为本身，也充满了“好古”的味道。也因其好古的特点，“礼治”和“仪治”才能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维持着千百年来乡土社会的秩序，在心中的对“礼”的遵从和在手中对“仪”的应用确保了乡土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乡土社会之外，法律是与“人主动服礼”不同的约束方式，是与“礼治”和“仪治”相对的路子。与法律强调从外对人的限制，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不同，礼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但他们又同时效力于一个目标：维持社会秩序。在客观上，这种和法律“无异”的本质的特征起到了维持乡土社会的秩序，宏观上起到了安定乡土社会的作用。在乡土社会还没有发生剧变时，持有法律意识的权杖的人显然是乡土社会的局外人，因此对“人治”的理解产生字面上的误解，这不仅是文化的差异，而是因为没有置身于乡土社会所产生的不了解。
四、结语
《礼治秩序》距今也已近百年，“法治”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也确实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并不可能完全颠覆或者彻底消失。现代人的行动，所讲的礼治社会中的人心秩序，仍然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悄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王铭铭.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9，（1）.
乡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浙江省；乡土文化；根植
一、乡土的意义与乡土根植性的研究
1.1 乡土的含义
什么是乡土呢？所谓的乡土就是指每一个人生活的故乡本土。这是一个广义的空间概念，这个广义的空间里面，包含了个体的存在已包含了个体的整个生存空间的存在。乡土的意义不会脱离每一个人生存的故乡本土，想吐的意义里总是会有许多地方是归属于个人的，这是一个个人的实现价值与整体环境所带来的价值的融合。两者密切相关并且难以分开，更加准确的说，是与每一个人童年甚至少年时的生活经历和自身的成长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每一个人从最开始畜生道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会接触到自己所在的土地，从自己所在的土地上去了解这个世界，感受认知着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他们不可避免的通过自我的认知去了解了自己生存的环境，并且自然而然的给自己生存的环境取名为乡土，这就是乡土的含义。
1.2 乡土文化对人产生的影响
乡土是孕育着每一个人的土地，在乡土之上人们才慢慢的开始去感受到整个世界，世界最初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人们对于乡土的感知上面的。乡土的文化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人世界观的雏形就是在自己早年生活的乡土之中获得的经验与体悟。这对于他以后的成年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一直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地方生活的话，那么他个人的成长性格也会相对的孤僻，个人的眼界也会十分的狭窄。反之，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到处的搬家，四海为家的感觉已经让他逐渐的磨练了自己开朗爱说话的性格，但是这样四处居无定所的感觉就会给他带来性格上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可见乡土的文化不同或者自身成长的环境不同会给一个人带来很深的影响[2]。
乡土文化没有将好的一面根植到在这片乡土上成长的人们的话，那么在这个地区的人们普遍不会有好的性格和好的发展途径。就像鲁迅对于乡土的态度一样，鲁迅作为为绍兴新台门周家的长孙，他在年少的时候生活环境十分不错，这使得他对于自己的乡村生活一直都是充满这热爱和享受的，乡土的文化也趁着此时悄然在鲁迅心中留下好的印象，者得以在鲁迅日后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但是随着中年的时候家庭突发变故，鲁迅的作品便开始了转向对于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劣性现象的批判，从此便对乡土中人尤其是乡土社会中的士绅、市民和游民作为国民性批判的标本。可见，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两种不同的乡土生活经验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具有多么大的影响[3]。
二、浙江省乡土文化的宣传与根植工作
2.1 浙江省乡土文化发展现状
浙江省近日开展了“我的家乡中国梦”的有关乡土文化的活动，该活动致力于将乡土文化传播到千家万户之中。在这个活动中“草根”文体骨干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表演才是符合本土文化的表演，这样的表演活动更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同时也更能让人们子啊欣赏文化表演的同时享受到乡土气息的美丽。
近年来，浙江省着重开展“千镇万村种文化”的活动，这种通过政府组织领导宣传将自身本土的文化特色传遍千家万户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而且借着乡土文化的东风，浙江省又开展了许许多多相关的节目“百姓好声音大赛”“百团闹春”“群文大舞台”等活动将在各地陆续举办，许多村还要办“农民春晚”――浙江基层群众，乐享文化盛宴[4]。
2.2 浙江省乡土文化根植工作的进展
通过对于乡土文化的宣传，广袤的浙江省农村的土地成为了滋养乡土文化种子的乐土。通过政府对于种文化工作的大力宣传，浙江大地上已经遍布了文化的花朵。“种文化”这一简短有力的词汇已经在浙江百姓的口中口口相传。但是种文化的主体方向正在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可是有些种文化的细节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想在种文化过程中，所要用的设施不完善，文化骨干缺失，没有领头人对于种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宣传，这些许许多多外在的因素也制约了乡土文化传播的速度。爱写爱画、爱唱爱跳的“土艺人”也无处施展[5]。
为了解决制乡土文化内向发展的问题，浙江省加大“种文化”的力度，同时向全省人民种文化的倡议，让全省六十多个县一同工作，使得文化的种植得以大力的发展。但是农村艺人的普遍素质受到自身发展的限制，这也是制约了乡土文化传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培训班、讲座、研讨等形式，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组织参与能力和鉴赏表演水平。为了做到供需相称，浙江因需制宜开展培训辅导，根据各地上报的文化培训需求，大力发展种植乡土文化的活动[6]。
三、根植乡土文化的必要性
根植乡土文化首先会给本地人们带来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份教育对于目前缺少文化自信的孩子们来说是最真切的需求。在欧洲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国家和民族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但是在中国，这个概念却不尽如人意，人们没有在自己本身的乡土中产生出一种五千年大河流淌的文化大国之感。相反，对于外界文化的侵袭已经很难做到理性对待的地步了。所以根植乡土文化的对于中国国民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大计。
根植文化可以使得我们没有身份的焦虑，这样的拥有归属感的一生是与自己身份的认可无法分离的。国家和民族建设最后应该落实在哪里？应该就像歌里唱的，在小黄鹂的歌声里，在小朋友的笑容里。把乡土的文化留给我们的后人，把我们对乡土的热爱留给他们，他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爱，什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
[1]费瑟斯通，迈克.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8.
[2]罗伯森・罗兰.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8，63.
[3]奥尔兰多・帕特森.认真对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A].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性―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99.
[4]张岱年，程宜山.中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8.
乡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1.乡村少年“离土”教育
“离土”源于上世纪40年代对乡土中国的担忧，意指乡民离土、乡村离地、文化离根。在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大量乡土在“企业房产”等推土机前不断流失，消费文化将人与人的关系功利化，人情冷漠，乡情淡泊，越来越多的人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留守故土。“当他们逃离土地，远走他乡，就走上了永远的‘心灵不归路’……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那么，什么是“离土”的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指促进乡村少年在乡村社会中活泼、健康、全面、自由地发展，并启迪、发展他们的健全人格，培养其精神成人的教育。在经济为先和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加上长期奉行的单一化思维模式，“城市取向”成为当前教育的主要特征，乡土世界在教育中被边缘化。教学内容上，高楼大厦代替了风吹麦浪；教学语言上，官方话语代替了本土方言；教育理念上，“他人世界”代替了“乡土世界”；教育价值上，离乡代替了爱土。“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这都是一种文化偏向，即城市生活的价值偏向”，乡村教育实际上就是“逃离乡土”的教育设计。总之，乡村少年的“离土”教育是指乡村少年所受到的脱离乡土文化语境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教育。
2.文化回应教育学
“离土”概念在西方语境中同样可以找到惊人的回应，盖尹（Gay，2010）率先提出“uprootedness”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教学中对少数族裔学生本土文化、地理和心理情感因素的忽视，导致的学习与文化背景的断裂。”不同的是，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用文化回应教育学分析这一问题，这也为国内“离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验证的新视角。上世纪70年代，人们意识到种族的多元化问题已经蔓延到课堂，少数族裔的学生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异于主流白人群体而逐渐被边缘化。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将视角转向课堂教学，提出文化回应教育学，比灵斯（Billings，1991）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赋文化于知识、技能和态度，提高学生学业水平、社会性、情感表达和政治性的教育学”。盖尹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它是指一种鼓励种族多样化学生利用其文化知识、先前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使学习与自己更具相关性，并提高学习有效性的教育学。”前者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广义界定，后者则是从学习行为出发的狭义发现，本文更倾向于后者。此外，比灵斯（Billings，1995）为文化回应教育学设定了三个标准。首先，体验学业成功。任何阶级特权均无法剥夺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和体验的权力，同时社会和教育组织中的所有力量要努力促其实现。其次，发展并保持文化能力。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努力构建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整体性”并获得“文化尊严”。最后，挑战现实不平的批判意识。对于主流文化的先在合理性，教学能提供一套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学生结合自身的文化经历批判性地反思周围环境的存在。这三条标准的设立是相对于文化回应的三种无力（学业失败、文化失真、反思失效）提出的，而乡村少年的成长过程同样表现出文化回应的无力，它更多的是从乡村少年过程经验和主观意识发出的成长烦恼。
二、“离土”教育的无奈：乡村少年的成长烦恼
1.“读书价值”的烦恼
传统乡村社会一直以来都以读书为最优越的价值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乡村少年勾画出了美好的物质生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满足了其立业报国的精神追求。为了实现“鱼跃龙门”的壮举，乡村少年不问农事，不知农业，只读“圣贤书”，家人更是倾其所有予以资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城市的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一方面，在经济资本的作用下，城市规模增长迅速，乡镇城市化，城市都市化，其必然产生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城市经济资本的充裕也为吸引大量劳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筹码（工资）。另一方面，文化资本为城市创造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例如丰富的娱乐活动等。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乡村少年不愿用十几年的苦读去争取一个城市生活的机会，而是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放弃读书到城市打工，直接体验城市生活。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是乡村少年放弃读书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2008年大学生失业率为9.1%，2010年为12%，2011年为17.5%，大学生未毕业先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继续读书而带来的失业风险，很大一部分乡村少年不愿意继续学业，而采用直接就业来避免将来失业的尴尬。另外，目前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和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可能要低于后者，也对乡村少年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冲击。同时，乡村少年经过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后认为，将继续读书的时间资本和经济资本投入到就业，其所产出的经验资本、收入资本和避免失业资本将远远优于前者。以上两种原因导致了乡村少年对“读书价值”的怀疑，从而导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小学阶段未参加继续升学的比例为1.7%，初中为11.6%，高中为13%，需要补充的是，乡村地区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乡土身份的烦恼
文化不仅是赋予身份的权杖，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符号。乡村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了乡村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身份感到自卑甚至厌弃，处在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漂泊感。这种身份的自卑又体现为现实和未来两个向度。现实向度上，乡村少年对乡土身份的烦恼处在懵懂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未被激活，当他们经历城市文化的外在冲击（来自他人）和内在洗礼（来自自己）时，对城市生活的艳羡就会与对乡土生活的自卑形成强烈的反差，尤其当这种刺激来自持有“外在冲击”身份的教师和课本，以及“内在洗礼”的自我学习。这种情况在乡村学校中经常发生，例如老师用“离开这穷乡僻壤”鼓励学生、学生以“坐飞机”“看高楼”等为目标的自我鞭策。未来向度指乡村少年对未来身份的预设选择，这种选择在学科化之后通过理想职业来体现，少有学生愿意将理想设计为“农民”，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的各种身份，例如科学家、明星、军人等等。当人对现有身份表示出一种厌弃，其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自尊和自信，迷失在对自己和未来自己的恐惧当中，如果未成年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对其心理发展将是极大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乡村少年在进入城市之后表现出寡言、自卑、放纵、自暴自弃等状态。学业上，他们认为城市儿童更聪明，掌握更多才艺，学习更出色，而自己无法与其竞争，甚至对城市儿童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崇拜或憎恶。例如，许多乡村少年之所以选择高中辍学是认为其无法与城市学生竞争高考。乡村少年迷失身份后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丧失归属感。一方面，他们极度否认或排斥自己所属的农村社会，努力使自己与其隔离，声明不再属于这里；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建立与城市的联系，获得城市身份。这就容易导致乡村少年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既不愿意接受乡村身份，却又无法获得城市身份，从而使这一群体永远无法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最终产生被遗弃感而选择破坏现行规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乡村少年的犯罪率持续升高。
3.教学文本的烦恼
当前，教学文本的设计权掌握在国家与省（市）两级。从话语权来看，拥有参编资格的人主要包括教育专家和教学专家，而这两类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高校和优秀中小学当中。一方面，国家单一化的政策制定理念要求各省（市）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多样化和地方化的内容，在当前以发展为首要任务的环境下，一致性更倾向于城市导向的现展观。另外，预留可调整的空间并不能足够支持地方性内容的进入，而且乡村内容只是地方性文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掌握话语权的专家缺少对乡村少年学习与生活环境的了解，同时他们更缺乏乡土情结，未能有针对性地立足于乡土，开发环境与身份相适切的文本。教育专家关注的是文本在人的某种发展维度上的意义和效果（德智体美劳），教学专家则更关注文本的表达和组合方式（教学方法），然而，两者对教学对象的生存环境却鲜有涉及。在这一现实下，乡村少年对教学文本渐渐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因为字里行间描述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而是“别人的世界”。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两种冲突，文本内容与生活现实的冲突和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首先，教学文本的设计是以城市为导向的，乡村并未获得独立的编制权，其所采用的是与城市相同的教学文本。这就导致乡村少年对教学文本中描写的内容未形成直接经验，甚至闻所未闻，无法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式，例如“微博“”天然气”“数字电视”等概念。此外，两种文明的冲突同样会在教学文本中产生，例如教学文本中对直接结果的追求与乡村少年含蓄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冲突；教学文本对结果唯一性的苛求与乡民“只求耕芸，不论收获”的豁达之间的冲突；教学文本对环境保护的呼吁与乡村少年对环境问题的未意识之间的冲突等等。由此可见，不同的世界及其所塑造的世界观的冲突使得乡村少年难以判断何为真假、何为好恶，对教学文本的烦恼，极易产生对学习与生活本身的怀疑。
4.教学方式的烦恼
教学方式的烦恼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教师三个方面。教学方法上，乡村教学资源的缺乏和教学条件的有限使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难以实现，只能转而依赖教室、书本、讲台和桌椅组成的传统教学，加上缺乏先进的教学理念，于是乡村少年长期被困在“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乡土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所创造的天然课堂强调“参与性”、“动手性”，与传统课程中的“静坐”“苦读”形成鲜明的反差，乡村少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反复受到思想的碰撞，要么逃离，要么屈服。例如，一些快乐的乡村少年进入课堂后变得沉默寡言；还有些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色，生活中却五谷不分。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下，教学评价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以“分数”为导向的考评模式，强调竞争性的等级划分，其“比”的关注又被乡村少年的朴实天性放大。这就是为什么乡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看重分数和成绩排名。教学中要求的竞争与乡土文化鼓励的“讲信修睦”产生的分歧对乡村少年的人际交往也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彼此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乡村少年最大的困惑来自于教师，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看，乡村教师主要以中老年为主，他们的教学理念保持着一贯的保守性，包括对分数的苛刻，对走出乡土的热衷，对讲授教学的执着等。另一方面从配置上看，乡村教师人数和资质都存在严重问题，整体上影响了乡村教学的水平和乡村少年的成长。综上所述，乡村“离土”教育面对的乡村少年的成长烦恼既是认知和行为上的心理不适，也是价值诉求上的人生观冲突，更重要的是根源于文化离土的生无所依。究竟怎样实现乡村少年的文化复归？
三、从“离土”到“归根”：文化回应教育学的解答
面对美国课堂中存在的“离土”问题，盖伊（Gay，2010）从文化回应教育学的角度提出四种回应方式：1）认可学生承载的不同文化的合理性；2）针对不同的学习风格设计相应的教学方式；3）引导学生了解并欣赏本土文化；4）学科课程和技能训练中，增加多元文化信息和资源。本文将根据盖伊给出的解答，结合乡村少年“离土”教育的中国语境，尝试设计一条从“离土”走向“归根”的文化回应路径。
1.文化合理性的回应：教学身份的“归根”
教学身份包括教的身份和学的身份，学的身份是核心，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教是以赋予学生获得某一种文化身份为诉求的。身份的接受前提是对其所扮演角色的认可与接受，乡土身份承担着对“那山那水那人”厚重的情感。为了引导乡村少年获得乡土身份，教师要在对乡土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认可其存在的价值，同时对乡村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保持开放的文化包容性，谨慎地引导学生发现乡土文化中的利弊，理性取舍。乡土文化的语境同样塑造了乡村教师的身份，然而面对大众媒体对教师特征文学性的渲染（贫穷、专业性低、土气、憨厚等），他们已习惯成为“沉默中的大多数”，不作抗辩。我们不能用城市文化中的功利性价值去评判乡土文化中的行为，乡土赋予他们的文化责任要求其在增强专业性的同时彰显乡土身份的自信：土气是一种乡土气质，憨厚是一种文化性格，贫穷则是一种道德操守。学的身份也是一种主动的获得，它需要乡村少年认可自身存在的价值，保持自我成长中的文化能量，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乡村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接受大量的外界信息，虚实难辨，因此他们必须养成一种反思理性，在综合考量多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我认知，不盲从，不自我。
2.文化价值的回应：教学目标的“归根”
当前，教学目标的设计是以“城市”为导向的，乡村少年的学习目的也是以加入并融入城市生活为价值诉求，这种一维的排他价值是以“致富”为诱惑对乡村价值的冷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立足乡土，从三个层级寻求自我价值，还权于乡村少年。第一个层级，了解乡土，解答乡村少年“我是谁”的烦恼。乡村教学为乡村少年走近其生存的文化空间创设专业平台，一方面将其生活中所积累的文化碎片系统化，另一方面带其走入乡土的文化根脉。第二个层级，热爱乡土，解答乡村少年“我在哪”的烦恼。爱是一种大的情怀，教育正是要致力于对爱的培养，家齐方可国治、天下平，只有对家乡故土的爱才能养育怀有仁爱之心的乡村少年。越来越多的乡村少年舍土离家反映了他们爱的淡泊，而教学正是要重新燃起他们心中的爱，实现由爱己到爱家、爱人的价值诉求。第三个层级，文化包容，解答乡村少年“我去哪”的烦恼。乡土的“回归”并不是对一元性的价值选择，它需要培养一种和而不同的心态和美美与共的胸怀。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在“并行之道”中而“不相害”。
3.文化内涵的回应：教学内容的“归根”
教学内容的“归根”主要通过乡土教材开发和乡村教师培养两方面来实现。课程编制上，一方面教学文本中亟待增加属于乡土特色的内容和设计，使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有效接轨乡村。另一方面，课程编制权继续下放，以乡村为主的地区获准立足本土文化，针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学习者设计地方特色课程。校本课程开发上，乡村学校需要培养具备课程资源开发能力的教师，同时更需要校本课程开发的勇气和决心，摆脱习惯性的对已有资源的依赖，厚重的乡土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课程资源。乡村教师培养的“归根”应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对于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保证现有教师队伍的稳定性，确保优秀教师不再继续流失，同时鼓励并吸引师范毕业生走入乡土，从内部维稳和外部补充两方面增加乡土师资的生命力。第二，对于乡村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提高现有教师水平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学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前者可以从完善在职培训体制，拓展在职培训平台，增加在职培训投入以及丰富继续教育手段等四方面进行，后者主要通过鼓励优秀教师乡村支教和吸引优秀毕业生乡村从教两方面实现。
4.文化风格的回应：教学方式的“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