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分子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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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分子遗传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Angelman综合征；运动型脑瘫；康复训练

1临床资料

患儿男，2011年10月19日出生，现25个月，因不能独坐、不会翻身、主动抓物意识差于2012年6月26日就诊，随后开始康复训练，迄今为止共做了4个疗程，康复项目有PT、OT、理疗、言语治疗，3个月为1个疗程，安排3次/w训练，OT为20 min，PT为30 min，言语为30 min，1个疗程复评1次，根据患儿进步情况重新制定新的治疗处方。该患儿系G4P2，母孕39+1 w剖宫产娩出，出生体重3.55 Kg，否认窒息抢救史，否认病理性黄疸及抽搐史，母孕期有妊高征，患儿3月龄时曾患重度肺炎，患儿有一同母异父姐姐体健。患儿大运动发育落后，11个月会独坐，18个月会腹爬，至今不会四点爬，扶物站立不稳。双手精细动作发育落后：能拇食指对捏，但不会搭积木，不会拿笔乱画。语言与认知发育落后：15个月能认生人，叫名字有反应，18个月偶能发出"a、gege"的声音，至今不会发"baba、mama" 音，认知能力差，现能分辨生熟人，能听懂简单指令，不能完成复杂活动。患儿1岁8个月时出现无热惊厥，表现为肌阵挛发作，确诊为癫痫，开始口服抗癫痫药物治疗，调整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至250 mg/bid、丙戊酸钠溶液4 mL/bid和氯硝西泮0.03 mg/qid，癫痫基本控制。查体：表情欣快，右眼斜视，身高正常，头围正常，心、肺、腹无明显异常，四肢肌张力偏低，深浅感觉粗测均无异常，腱反射正常引出，不能独走。实验室检查：血、尿、便常规，血生化及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视频脑电图：背景活动明显变慢；醒睡大量广泛性和多灶棘波、棘慢波、多棘慢波阵发，前头部著；醒睡监测到肌阵挛持续状态（清醒著）。头颅MRI示三脑室偏饱满。分子遗传学检测显示：患儿染色体15q11PWS/AS相关区域基因的拷贝数缺失，为缺失型AS综合征。

2康复训练情况

患儿于2012年6月26日首次就诊，当时8个月7 d，不会坐、不会翻身、主动抓物意识差，Peabody评估结果为：粗大运动相当月龄3～5个月，精细运动相当月龄4～6个月，患儿运动能力落后。PT治疗处方为：增加头部控制训练（利用楔形垫或在四点支撑位下先训），翻身训练（用玩具诱发其主动参与，同时治疗师稍加辅助），增加肩胛骨、躯干、骨盆的分离运动，辅助坐位及仰卧位到坐位转换训练，增加躯干控制能力。OT治疗处方为：上肢各关节的挤压，增加其本体感觉，加强主动抓物训练（在中线位操作），四点支撑增加肩关节稳定性及上肢负重训练。

患儿于2012年9月29日复评，11个月10 d，Peabody评估结果为：粗大运动相当月龄7～9个月，精细运动相当月龄6～8个月，可独坐，躯干控制能力尚可，可主动抓物，有一定模仿能力，现主要问题为移动能力差，不会爬，抓物姿势以把抓为主，协调性差。PT治疗处方为：加强坐位控制能力训练（加干扰诱发其左右及后方保护反射），移动能力的训练：从坐位到四点位的转换，腹爬训练。OT治疗处方为：加强手眼协调，双手操作训练，如插放木棒，对敲积木，加强三指抓、拇食指对捏训练。

在此治疗时间，患儿经常生病住院，康复训练有断续，于2013年7月12日复评，20个月23 d，Peabody评估结果为：粗大运动相当月龄8～12个月，精细运动相当月龄10～11个月，象征性游戏测试：测试分数为3，相当年龄

在此治疗期间患儿癫痫发作频繁，康复训练暂停，在住院期间确诊为Angelman 综合征，癫痫药物控制后康复训练继续，于2013年11月27日复评，患儿25个月8d，Peabody评估结果为：粗大运动相当月龄8～12个月，精细运动相当月龄7～8个月，与之前相比患儿精细运动能力有退步，对外界刺激较敏感，有触觉刺激和抵触行为，主动抓物意识差，与人眼神交流少。PT治疗处方为：加强高跪、单跪、扶站训练（扶髋站立或利用梯背架），增加其下肢负重及髋关节控制能力训练，四点爬，促进手脚分离运动及协调性、重心转移能力训练。OT治疗处方为：加强上肢各关节挤压，增加其本体感觉及关节稳定性，用刺球加强上肢触觉刺激，抓放物品及换手训练。因患儿认知能力差，故ST处方不变，仍需加强训练。

3讨论

据报道，Angelman综合征发病率约为1/12000～1/20000[1]，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疾病，临床症状多样化，其诊断主要依靠特征的临床表现、脑电图和分子遗传学检查。由于早期患儿的表现不具有特异性，加上我们对AS的认识不足，该病例早期曾被误诊为共济失调型脑瘫，直至患儿癫痫发作，进一步检查脑电图和分子遗传学检查之后才被确诊为AS[2]。根据患儿的分子遗传学检查报告，本病例患儿属于母源染色体15q11.2-13微缺失型。有文献报道15q11-13缺失型AS主要由于母源15q11-13新生缺失突变所致，再发风险

参考文献：

[1]白晋丽，宋，邹丽萍，等.15q11-13缺失型Angelman综合征17例遗传学诊断及临床特点[J].中华儿科杂志，2010，48（12）：939-943.

[2]刘立军，白晋丽，瞿宇晋，等.Angelman综合征的遗传学诊断[J].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09，26（5）：495-498.

临床分子遗传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反式维甲酸；化疗；NPM1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疗效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是一组在临床及细胞遗传学上均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综合征，其临床主要特征是分子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遗传引起的造血干、祖细胞的自我更新、增殖和分化异常。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预后情况和多参数指标均有密切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骨髓细胞的染色体核型和分子基因的异常对预后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已经把FLT3基因突变作为评判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的危险分层的重要指标。NPM1基因突变是近年来发现的AML中最为常见的II类基因突变，其发病率高达25%～35%，在正常核型AML中发生率达到55%～65%。目前，NPM1基因已成为具有评估预后价值的分子标记物，特别是其在正常核型AML患者中的意义，已得到公认。临床上对于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更多的以化疗为主，该方法虽然能缓解临床症状，但是治疗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死亡率较高。近年来，全反式维甲酸联合化疗在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为了探讨全反式维甲酸联合化疗在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的临床疗效，选取2014年12月～2016年2月医院诊治的20例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2月～2016年3月医院诊治的20例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将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方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10例，男6例，女4例，年龄15～69岁，平均（42.5±25.5）岁，病程1～10月，平均（4.2±3.4）月；对照组10例，男5例，女5例，年龄15～69岁，平均（36.5±20.5）岁，病程1～10月，平均（3.2±1.9）月。入选患者均符合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诊断标准。患者对诊断方法、试验方案等具有知情同意权，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根据病情给予成分输液、补充血小板、小剂量肝素静脉滴注。对照组采用化疗方案治疗方法：根据患者年龄情况，一般体能状况分层按CAMLG2010和CAMLE2010方案实施标准化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方法：自化疗当日起加口服10 mg全反式维甲酸1 次/8h，连续治疗14 d。两组患者治疗期间根据患者肝功能变化、外周血细胞计数+网织红细胞计数，骨髓细胞形态学变化。

1.3疗效标准 完全缓解（CR）：患者临床体征消失，外周血常规恢复正常，骨髓形态原始细胞比例25%，骨髓形态原始细胞比例下降不明显或者超过治疗前水平。

1.4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平均缓解时间以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1.5统计分析 采集数据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行χ2检验，采用n，%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采用（x±s）表示，P

2结果

试验组治疗后9例CR，1例PR，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例CR，2例PR，2例NR，1例死亡，总有效率为70.0%（P

3讨论

NPM1基因突变早在2008年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的分类中将其纳入AML伴重现性遗传学异常中，用于临床分类。NPM1突变主要在正常核型中，另有11%～15%NPM1突变发生在除核型正常以外的患者，同时合并各种细胞遗传学异常改变，但其在遗传核型的发生及意义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临床上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正常核型NPM1突变的AML中。2011年美国NCCN指南根据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表现将AML分为低危、中危、高危3个亚群，其中NPM1阳性伴正常核型的AML列为低危组，我们国内在AML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相对滞后，近年来一直沿用NCCN指南标准对AML进行分层诊疗；临床上按患者年龄及体能状况进行分组治疗，对于NPM1阳性正常核型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更多的以多疗程阿糖胞苷为基础的化疗为主，该方法虽然能改善患者症状，提高临床疗效，但是化疗骨髓抑制时间长，并发症多，病人耐受性差，死亡率较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

近年来，全反式维甲酸联合化疗在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试验组治疗后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0.0%（P

综上所述，NPM1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在化疗基础上联合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效果理想，临床运用有明显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临床分子遗传学范文第3篇

1965年生于重庆合川县，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协委员，西部地区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科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医学研究室主任。

她多年来致力于精神疾病的遗传病因学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和高难度国际协作课题10余项；在国际国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研究论文70余篇，其中SCI收录40余篇。她于1997年获全国“吴阶平医学研究奖”，2001年获第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005年获第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精神疾病，这个名词听起来就让人“敬而远之”，但是当年刚刚大学毕业，正值花样年华的李涛却选择了到精神科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8年。

18年来与精神病患者打交道，李涛就是为了帮助精神病患者，治疗他们，希望真正找到致病原因，进而“彻底解放他们”。“如果你见到一些精神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就一定会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其实这也是在为社会分忧，因为重度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会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李涛说。

18年过去了，今天李涛依然像当初一样热爱自己的事业，一路前行，无怨无悔。

关爱――选择奉献的理由

1965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李涛出生在合川县城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学到高中，她都十分热爱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上前茅。

1981年，李涛参加高考。虽然考试发挥失常，但还算是高分，被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录取，学习临床医学专业。周围的亲朋都很羡慕她，纷纷夸她前程远大。但1987年当李涛大学毕业时，她却留校主动选择了精神科，这让亲朋好友们都有些迷惑了，为什么要干这个有“风险”的行当呢?他们关心地告诉她：“将来你如果搞临床，整天同精神病患者打交道，你就不担心患者犯病时伤害你?到时你后悔就晚了!”

面对大家的善意提醒，李涛没有犹豫，她依然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选择。

也许是命运想考验李涛的意志，1987年李涛收治了一位40多岁患抑郁症的女患者，却出现了一个不幸的结果。女患者有一个幸福的家，她在接受医治一个多月后，病情有所好转，就被家人接回去了。但没过多久，这位患者旧病复发导致自杀。消息传来，李涛深受刺激，好多天她都感到心痛。

那些天，她寝食不安，她寻找，她思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找到精神病的病理学原因，以便把这个人群从精神的桎梏中解救出来。

从那以后，李涛就一直全心致力于精神病发病原因的研究。在精神科病房担任住院医师时，她曾有半年的时间完全与患者在一起，每天24小时都在医院，一周只回家一次。除了临床诊治病人，她还潜心研究课题，积累学识。她向往有一天，能拿出真正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为患者减少痛苦。

18年来，李涛接触了上千例精神病人。“我非常喜欢这个专业。只要是喜欢的事，就不会觉得辛苦!”她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但她也曾有害怕的时候：有医院的医生被精神病患者打伤，她也曾为此落泪。“擦干眼泪后，想的是，一定要想办法治好那个病患!”李涛说。

寻找――花开沃土别样红

科学研究表明，精神病具有遗传性，与基因病变有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李涛打了个比方：“父母遗传的基因中，如果存在几个可能导致精神病的基因，就好比在人体中埋藏了几颗‘定时炸弹’，外界的刺激不过是‘导火索’而已，即使没有‘导火索’，在一定的时间，‘定时炸弹’也可能会爆炸的。”

为加快寻找致病基因的进程，1989年，李涛又考取了本校研究生(硕博连读)，成为华西医大博士生导师刘协和的弟子，开始了潜心找寻那些“定时炸弹”的旅程。

李涛迅速崭露头角。博士即将毕业时，正值导师刘协和又应邀到伦敦参加学术研讨会，他把李涛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向英国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大卫・科里尔作了介绍后，这位英国专家当即就说：“这很好，她既懂精神病学，又能搞分子遗传学，我愿意与你们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究。”

在刘协和教授的努力下，李涛得到英国方面提供的研究经费，赴英国进行一年的合作研究。其间，她争分夺秒，刻苦钻研，一心扑在研究上，使课题进展非常顺利，合作成果显著。合作结束后，她再次被对方邀请留在英国，做博士后研究，后被聘为高级讲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李涛率领精神医学研究小组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发现一个新的与精神分裂有关的基因――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其实，在已经发现的与精神病变有关的基因中，李涛就与其中的4个基因发现有关。李涛的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定位与精神分裂症及其相关性状有关的易感基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也就是说，李涛为全世界科学家继续寻找人体中的那几颗“定时炸弹”，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坐标与路线图。它意味着人类在通往征服精神疾病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执着――没有停歇的“候鸟”

2002年，李涛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从此她正式带博士生从事专题研究。先后有6位博士生在她门下开展研究，进展迅速，成为该专业的中坚力量。

2005年8月初，李涛又去欧洲最大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工作了。每年她都会在成都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两边的工作都离不开她。2005年11月8日，李涛被通知参加“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才匆匆结束了伦敦的工作赶了回来。因为在精神病研究领域取得不菲成绩，李涛获得了全球唯一奖励科学女性的项目――“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西部特别贡献奖”，她也是首位获得该大奖的四川科学家。 “得到这个大奖，我很意外，很多人都做得比我好。”李涛说，“它促使我要更加努力工作。”11月9日回到成都后，她把证书丢在家里，又忙开了工作。

提及李涛，导师刘协和疼爱有加，他说：“李涛对学术、对同仁充满了爱心。她利用在英国从事研究的良好条件，帮助导师和她自己的学生出国交流、深造。她从不计较名利，却特别看重学生与同仁的作为与发展。”李涛的学生马小红告诉记者，李老师养成了“谈业务”的习惯，大家即使一起上街购物，闲谈的都是实验室里每位同事的业务发展情况，“她总是想着如何在专业上帮助别人扬长避短，取得新成就”。

作为一名四川大学对口支援专家，李涛还十分关心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她不顾高原反应，赴藏实地考察，对大学医学院的相关研究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并帮助设计了自治区特色疾病高质量遗传资源库的建设路线、管理规划、工作计划。

2004年，李涛开始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医学研究室主任。她积极促进华西医院与国外一流研究机构交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并定期选派西部年轻精神医学、遗传学工作者到国外学习。

临床分子遗传学范文第4篇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PID)是由免疫系统成分遗传性缺陷所致的一组综合征，可导致抗感染能力、免疫稳定功能、免疫监视能力降低，引起各种病症。从1952年Bruton首先证实报道先天性无丙球蛋白血症为免疫缺陷病以来，对PID的研究已经历近60年的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的进步，导致越来越多人类PID被发现和鉴定，迄今为止已发现160多种PID[1]，加深了人们对PID的认识，它已成为世界性公众开始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本文就PID的发现和研究历史、PID分类进展及各类PID发生比率等方面予以重点介绍。

1PID的发现和研究历史

20世纪50年代之前，致死性感染比较常见，人们对免疫缺陷病知之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生素广泛使用，认识到淋巴细胞在宿主防御中起着关键作用，并能应用蛋白电泳技术检测血清中的抗体蛋白，从而能对感染遗传性敏感的患者进行鉴定。1952年美国儿科医师Bruton报道了一例8岁男孩患无丙球蛋白血症(agammaglobulinemia)[2]，他通过遗传学(发生于男孩，有家族史、为X-性联隐性遗传)、临床病程(早期发病、反复化脓性感染、抗生素不能根治)和免疫学(血清电泳无丙球蛋白，用肺炎球菌、白喉、伤寒疫苗免疫不产生抗体，输入人丙球蛋白能有效防治细菌感染)研究证实它是一种遗传性免疫缺陷病，确立了免疫缺陷病的概念，开启了人们对免疫缺陷病的认识。

实际上在Bruton之前，已临床发现免疫缺陷病[3]。1922年Schultz报告了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926年Syllaba和Henner报告了毛细血管扩张性共济失调(ataxia telangiectasia，AT)，1929年Thorpe和Handley发现了粘膜皮肤白色念珠菌病，1937年Wiskott年发现了Wiskott-Aldrlch综合症，1950年Glanzmann和Riniker发现了无淋巴细胞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CID)。甚至在这些报告之前1919年Moore就在一豚鼠系中发现了未明确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补体缺陷。上世纪50年代主要通过家族遗传史分析、临床病程(尤其是反复感染、病情重、抗生素难以治愈、病期长等)、白细胞总数和分类计数、血清蛋白电泳、疫苗接种后抗体产生水平等对免疫缺陷病进行分析和诊断，并认识到PID有异质性。

20世纪60年代胸腺的作用和抗体产生细胞组织来源的阐明，确立了现代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概念[4]。人类免疫球蛋白类和亚类的确定，利用制备的抗血清用免疫电泳和单相免疫扩散技术进行定量分析，导致了IgA缺陷病的发现[5]，但是不能区分T细胞和B细胞。到20世纪70年现了区分T细胞和B细胞的方法。1970年Pernis等首先发现家兔B细胞表面具有Ig[5]之后不久，一些工作者报告观测到绵羊红细胞能与人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结合形成“玫瑰花环”，1974年Schiff等证实这个亚群细胞就是T细胞和NK细胞[5]。从而可利用这些方法计数T细胞和B细胞。1975年单克隆抗体技术[5]及70年代后期流式细胞术的出现极大改善了计数不同免疫细胞的技术能力。

20世纪80年代由于分子遗传学和分子免疫学的发展，开启了对免疫缺陷基因的染色体定位分析、克隆鉴定和测序，建立了按基因克隆基因产物氨基酸序列分析免疫缺陷分子机制研究的技术线路，加速了免疫缺陷基因的发现和鉴定，促进了免疫缺陷机制的研究。1986年根据染色体基因定位分析克隆出了第一个免疫缺陷基因——X-性联慢性肉芽肿病的phox91基因[6]。随后四年(1987-1990)年，数个实验室很快证实了phox91基因编码产物的氨基酸序列结构，并阐明了其免疫学缺陷的分子机制[7]。通过自发性免疫缺陷动物模型和人工建立的免疫缺陷小鼠(插入免疫成分的突变基因产生的基因敲除小鼠)，也成为研究PID的重要技术，可以从基因水平、分子水平、细胞水平、整体水平探讨免疫缺陷机制和深入阐释免疫系统功能[8]。免疫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免疫学实验技术的进步，极大的促进了免疫学向纵深发展，推动了PID的深入研究，也为快速发现新的PID、科学分类、鉴别和治疗奠定了基础。

2PID的分类

2.1国际PID分类会议

PID是一类相对少见的疾病，20世纪60年代末，将这类疾病分为体液和细胞免疫缺陷两个部分。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了对PID统一命名和分类，指导和提高PID的临床诊断、鉴别和治疗水平，于1970年首次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开始对PID进行统一命名和分类，到2009年共召开了16次会议[9-11](见表1)。1977年召开的第三次PID专家委员会，WHO倡议PID专家委员会每2~3年组织召开一次会议，对PID分类和命名进行重新修订，会后发表分类报告。1996年第10次英国布里斯托尔会议决定，以后的会议组织委员会由国际免疫联合会(IUIS)和Jeffrey Modell Foundtion(JMF)共同担任。最近一次会议于2009-06月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参加人员除专家委员会成员外，有来自世界六大洲参加者200多人，发言人数30多名。这些会议作为媒介，科学展示了PID及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有力推进了PID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逐渐加深了人们对PID的认识和关注。表1国际PID分类会议表2八类PID JMF中心调查的发生比率

2.2PID分类进展

1970年第一次PID分类国际会议对10种已知的PID进行了统一命名。2000年之前主要根据免疫系统受损的主要成分对PID进行分类，1999年IUIS对PID的分类主要分为5大类[12]：联合免疫缺陷、主要抗体缺陷、其他确定的综合征、先天性吞噬细胞缺陷、补体缺陷。21世纪开始PID的划分除了按免疫系统受影响的主要成分外，还要根据免疫缺陷的致病性进行划分。2004年发表的报告增加了3大类缺陷病：免疫失调性疾病、固有免疫性疾病、自身炎症性疾病，以后大的分类沿续了2004年的分类模式[9-11]。20世纪70~80年代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的飞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对PID的研究。自1986年第一个免疫缺陷基因——X-性联慢性肉芽肿病的phox91基因被鉴定后[6]，PID发病的分子基础被逐渐阐明。1999年约有50个PID基因被发现[12]，到2009年被确定的免疫缺陷基因已上升到约160个[9]，每年约有10个免疫缺陷基因被发现，估计到2020年将有300多种PID被发现[13]。

2009年新的分类表中在原项目如病名、基因缺陷/推测的致病性、遗传方式、相关特征等基础上新增设一列，以说明各种PID疾病发生的相对频率[9]。应该指出，这些频率的估计是基于已有的文献报道，除了少数例外，没有可靠的流行病学资料可以可靠地定义PID的发病率。此外，PID的频率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所不同，某些人群(特别是一些地方种族隔离的群体)由于基础影响和遗传漂变，对特定PID基因突变频率会更高。例如，DNA的交联修复蛋白1C(DCLRE1C)(Artemis)和Z-70相关蛋白(ZAP70)缺陷，在阿萨巴斯卡语印第安人和门诺教会成员中比其他人群更常见。同样，MHC-Ⅱ类缺陷，更容易出现在非洲北部。常染色体隐性免疫缺陷在高血缘率种群中发生频率较高[9]。表3JMF中心对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发生比率调查虽然PID的分类是为了协助鉴别、诊断和治疗病人，但不应教条应用。特别是各PID尽管报告有典型的临床及免疫表型，但是已认识到这些疾病表型的病谱比原来认识的要复杂。这种变化既反映了PID致病基因、其他基因、表观遗传(epigenetic)不同突变的影响，也反映了环境因素对表型的影响。此外，感染也可显著改变临床及免疫表型，即使患者最初就有PID的典型表现。因此，修正的分类表中列出的与单基因缺陷相关的表型，绝不要认为是绝对的[9]。

3各类PID发生比率

各类PID的发生比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距，但是主要抗体缺陷在PID发生中所占的比率高于50%[14-15](见表2)，有些国家甚至更高，如西班牙和英国为72%，瑞典甚至高达87%[16]。JMF汇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35 695例PID统计资料，列出了8类43种免疫缺陷病，显示主要抗体缺陷中普通可变型免疫缺陷(CVID)、IgA选择性缺陷、IgG亚类缺陷又最为常见，分别占了主要抗体缺陷的28%、23%、17%，三者合计约68%[14](见表3)，这三类疾病通常症状相对较轻、发病较晚。应该指出表2和表3中的细胞免疫缺陷实际上是IUIS PID分类中的其他确定的综合征，这类疾病和联合免疫缺陷的发生比率合计约占25%。其次是吞噬细胞缺陷、其他免疫缺陷，补体缺陷、免疫失调性缺陷、固有免疫缺陷发生比率更小。在160多种PID中，常染色体隐性遗传(AR)病约占75.0%，常染色体显性遗传(AD)病约占16.5%，X-性联隐性遗传(XL)病占8.5%[9]。X-性联隐性遗传病虽然病种较少，但是他在PID中的发生比率较高，约占20%以上，而且几乎都是重症PID[14](见表3)，因此婴幼儿中男性发生PID的比例较高。JMF收集的样本量大，因此其统计的各类PID的发生比率比以前各统计资料报告更有代表性。但是应该指出，不同地区和人群会有所差异，随着PID研究的深入和调查范围的扩大，各类PID的发生比率也会不断有些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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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uropean Primary Immunodeficiencies Consensus Conference.Consensus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J\].October，2006.

14Jeffrey Modell Foundtion(JMF)\[J\].Survey Results Published in 2009.

临床分子遗传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角膜营养不良，遗传性;，基因;，突变;，序列分析，DNA;，聚合酶链反应;，系谱

摘要:目的 以基因突变分析一角膜营养不良家系的致病分子基础。方法 应用PCR产物直接DNA测序及限制性内切酶分析检测家系中7例患者和6例表型正常成员的K3、K12和BIGH3基因突变情况。结果 该家系患者成员在K3与K12基因的编码序列区没有发现突变，而BIGH3基因外显子12存在CGG>TGG(R555W)突变杂合子，家系表现正常成员及正常对照均无BIGH3基因突变;限制性内切酶分析结果显示突变与疾病表现型呈完全共分离。结论　利用基因突变分析确诊我国首例报道的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家系属于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且为BIGH3 R555W杂合突变类型。

关键词: 角膜营养不良，遗传性; 基因; 突变; 序列分析，DNA; 聚合酶链反应; 系谱

ABSTRACT: Objective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a large Chinese corneal dystrophy kindred. Methods Thirteen inpiduals including seven affected and six unaffected family members in this granular corneal dystrophy kindred were studied. Genomic DNA was purified from blood peripheral leukocytes. All of the exons of both the Keratin3 and the keratin12 genes， and the exon 4 and exon 12 of BIGH3 gene were amplified using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followed by direct bidirectional sequencing for mutation detection.

The mutation was confirmed by restriction digest analysis. Results Direct sequencing of the patients' genomic DNA revealed there was no mutation in all of the exons of K3 and K12 genes， but a missense mutation(CGG>TGG) in the exon12 of BIGH3(R555W) was found. This mutation in this family completely cosegregates with the disease phenotype. Conclusion This kindred was diagnosed with granular corneal dystrophy harbored a heterozygous R555W mutation of the BIGH3 gene.

KEY WORDS:corneal dystrophy，hereditary; genes; muta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C0510009)，福建医科大学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资助项目(FJGXY04020)

角膜营养不良(corneal dystrophy)是一组与遗传有关的原发性、具有病理学组织学特征的疾病。目前，已确定与角膜营养不良的致病基因有BIGH3、CHST6、K3、K12、M1S2和GSN等。BIGH3基因突变至少可导致4种类型的角膜营养不良，包括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R555W)、Avellino角膜营养不良(R124H)、格子状角膜营养不良(R124C)和ThielBehnke角膜营养不良(R555Q)[1]。K3和K12基因突变导致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2]。笔者研究的家系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普查时发现，先证者在裂隙灯下检测可见双角膜中央区有散在的细小圆形小泡，位于上皮层，斜照时呈散在的灰白点状，后照亮下呈透明小气泡样，临床表现为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3]。2004年，笔者随访该家系，家系图谱表现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在裂隙灯下检测先证者，发现不仅角膜上皮层受累，而且累及角膜实质层，临床表现为颗粒状或Avellino角膜营养不良。笔者对该家系进行分子遗传学分析，以确定其类型与致病分子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家系3代38人，受累患者12人，获得其中7例受累患者和6例非受累正常家系成员的血样标本，10例无眼疾正常人的血样标本作为正常对照组(图1)。:获取血样标本的家系成员.

1.2 试剂和仪器

PCR所用试剂、琼脂糖凝胶、溴化乙锭(EB)、BstXⅠ和DNA分子量标记等(大连宝生物公司);PCR扩增BIGH3基因外显子12的引物序列: BIGH3e12F:5’CAGCGTGGTGAGGTATTTAAGG3　BIGH3e12R:5’GTAGTAAAGGCTTCCCAGGGTT3’

1.3 基因组DNA提取

取外周血样3 mL，置于EDTAK3抗凝的真空采血管中;按Wizard Genome DNA Purification Kit(Promega)说明书提取基因组DNA。

1.4 聚合酶链反应(PCR)

PCR反应体系25 μL，包括10×PCR缓冲液(20 mmol/L Mg2＋plus)2.5 μL、dNTP mix(2.5 mmol/L each)1 μL、PCR上游和下游引物(10 μmol/L)各1 μL、基因组DNA(约100 ng)1 μL和TakaRa Ex TaqTM 0.25 μL、ddH2O补足25 μL;PCR反应条件为:94 ℃ 3 min94 ℃ 30 s55 ℃ 30 s72 ℃ 30 s，30个循环;72 ℃ 3 min。

1.5 PCR产物直接测序

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PCR产物特异性后，PCR产物直接送大连宝生物公司测序。

1.6 限制性内切酶分析

BIGH3 R555W位点突变产生一个新的限制性内切酶位点，可被BstXⅠ识别(BstXⅠ识别序列为:CCANNNNN/NTGG);酶切反应体系20 μL，45 ℃ 3 h。

2 结果

2.1 K3和K12基因突变检测

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是由K3和K12基因突变所致，且目前发现的突变全部分布在K3和K12角蛋白高度保守区HIM(helix initiation motifs)和HTM(helix termination motif)区域[2，4]。首先筛查文献已报道的K3和K12基因突变区域，即K12基因的外显子1和外显子6以及K3基因的外显子7。DNA测序结果表明在这些区域没有突变，进一步扫描K3和K12基因整个外显子区域，也未发现突变。2004年随访，裂隙灯检测发现症状发生改变，先证者的临床表现可能为颗粒状或Avellino角膜营养不良(图2)。

2.2BIGH3基因突变检测

PCR扩增BIGH3基因外显子4和外显子12，DNA直接测序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先证者Ⅱ7和Ⅲ1)在BIGH3基因的外显子12发生杂合突变(CGG>TGG)，即BIGH3 R555W突变(图3A);另外，在两位患者的BIGH3基因外显子12还发现一个多态位点(Phe540Phe)(图3B);内切酶BstXⅠ分析结果显示该家系的BIGH3 R555W突变与疾病表现型呈完全共分离(图3C)，表明该例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家系属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且为BIGH3基因R555W突变杂合子。

3 讨论

角膜营养不良一般依据病史和裂隙灯检测可作出初步的临床诊断，且主要按病变发生的解剖学部位将其分为前部、实质部和后部角膜营养不良三类。然而，在进行性病变过程中，角膜营养不良还表现一个共同特点，即开始先侵犯角膜的某一层，晚期可波及邻近层次，甚至影响全层角膜。因此， A:DNA测序分析突变位点; B:BIGH3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T/C); C:限制性内切酶BstXⅠ分析.

在临床诊断分型，特别是晚期患者的诊断分型带来很大的混淆。随着角膜营养不良分子遗传学的深人研究，以致病基因的分子特征作为临床诊断和分类、分型的依据，其可靠性和准确性也得到了大大提高，并且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广泛认可。

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属于前部角膜营养不良，临床表现主要为角膜上皮层内散在着无数细小圆形透明囊泡，是由K3或K12基因突变所致[2]。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属实质部角膜营养不良，依据角膜表征目前至少可以分为3种类型：Avellino角膜营养不良、典型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和浅表变异型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分别是由于BIGH3基因的R124H、R555W和R124L突变所致[5]。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中均发现BIGH3基因的第4外显子的R124和第12外显子的R555为突变热点;与BIGH3基因R555W突变相关的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患者在欧洲和美国较为常见，在日本却较为少见[1]。

分子遗传学分析结果显示，笔者研究的家系受累患者存在BIGH3 R555W突变杂合子，突变与疾病表现型呈完全共分离，而在K3和K12基因没有发现突变。因此，从基因突变分析结果可以确诊该家系不属于Meesmann角膜营养不良，而是典型的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

据报道在该家系中先证者角膜病变开始发生于上皮层[3]，随后波及角膜实质部。因此，结合临床症状与基因突变分析，该家系患者又可能是BIGH3 R555W杂合突变导致的角膜上皮层与基质层先后受累的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可归于浅表变异型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Escribano等研究表明角膜上皮细胞特异性高表达BIGH3基因[6];Hirano等认为BIGH3蛋白是由上皮细胞合成，内皮细胞也可能合成BIGH3蛋白[7];Okada曾报道一种由BIGH3 R555W纯合子突变导致的浅表变异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8]。这些报道间接说明BIGH3 R555W杂合突变也又可能导致浅表变异型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遗憾的是没有先证者的早期裂隙灯照片及组织病理检测来直接支持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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