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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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间接融资方式；选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种，内部融资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折旧以及留存资金来解决资金来源。而外部融资则是通过向企业以外的对象来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筹集的。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方式主要是债务融资和发行股票融资。而债务融资又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分，这里我主要就我国企业根据间接融资方式的结构演进来进行的对间接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说明一点自己的观点。

间接融资是相对于直接融资的一个概念，是没有通过金融中介涉入的融资方式，其中以银行借贷为主要的间接融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失去了国民收入的主导地位，而此时银行存款和国有银行贷款开始迅猛增长。国有银行控制的金融资源远远超过了国家财政，国有银行贷款逐渐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目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模式。这是因为我国企业也受到各种金融管制，经济政策，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以及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的影响，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尚不能成为我国主要的融资方式，从而对银行贷款越来越依赖，促使企业管理者偏好于选择国有银行借贷的方式来筹集资金。间接融资有很多优点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优点主要表现在：

一、银行等的金融机构网点多，吸收存款的起点比较低，能够广泛筹集社会各方面闲散资金，积少成多，形成巨额资金。

二、在间接融资中，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是多样化的，这样一来融资风险便可由多样化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分散承担，相比直接融资的风险由债权人独自承担来说，安全性较高。

三、有效的降低了融资成本。因为金融机构的出现是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结果，它具有了解和掌握借款者有关信息的特征，而不需要每个资金盈余者自己去搜集资金赤字者的有关信息，因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但是间接融资因为金融机构的介入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不能直接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经营状况的关注和筹资者在资金使用方面的压力和约束，这也是我国在选择间接融资方式时遇到的一大障碍。

总结一下，我国企业间接融资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负债、高风险的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征与银行信贷比重主导型的债务资本结构特征。在这突出表现出了承受着高负债、高风险的非国有企业在获得银行信贷方面相对于国企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二、信贷市场上资金“逆配置”导致金融市场内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金融市场内部资源配置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对金融市场的服务要求就越高，伴随着银行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内在资源的配置必须不断创新来适应市场。

三、体制内银行危机的积累。国企与国有银行是作为资金供求的两大主体，银行信用贷款成为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共同财产”，银企信用关系的扭曲化，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

产生这些问题的实质原因，一方面是银行本身在内部积累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资产流动性减弱造成的超借现象以及银行现有资本不足以支撑未来资产的损失，不利于形成健全的银行借贷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国家转轨时期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支持在经济转轨中非常必要，由于我国目前长期存在的投资储蓄差异使得国有银行的信贷性货币金融支持对体制内的产出的平稳增长有重要意义。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信贷以及维持垄断性国有金融制度方式实施金融支持，既稳定了体制内的产出增长，又推进了金融市场化改革。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间接融资属于整个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遵循其内在一致的演进逻辑。无论企业间接融资体制如何演进，现有的金融垄断性的间接融资制度安排都将沿着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动员水平的轨迹变迁，有利于国家实施转轨时期的金融支持，稳定体制内的经济增长和促进体制外的经济增长。尽管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参考文献：

[1]张艳.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对策[J].财会信报，2009-11-30（D02）

直接融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结构企业治理

一、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征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已成为国企改革和脱困的障碍，阻挠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其基本特征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股权结构和所有权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三高”和“三低”，即外源性融资比例高，内源性比例低；间接融资比例高，直接融资比例低；债务性融资比例高，资本性融资比例低。

（一）总体状况

从总体上看，当前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方面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影响；既有银行信贷约束软化的因素，也有企业监控机制不健全的原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的统计，随着企业融资总额的逐年上升，间接融资比重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至1997年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仍占77%，在企业资本总来源中占绝对优势，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长时期高负债状态。直接融资由1995年的12%上升至1997年的23%，虽然比重增加近一倍，但仍然相对较低，其中主要来源于股票融资，债券和商业汇票融资的发展和商业汇票融资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二）债务融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的融资在教长时间里高度依赖于国有专业银行而形成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导致企业缺乏活力，亏损严重。

国有企业负债率偏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并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债务总量快速增长，资产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2、企业银行借款等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下降，拖欠货款、欠缴税利和应付工资福利费等非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上升，债务结构不合理。

3、不合理资金占用越来越多，债务逾期未还金额不断增加，企业偿债压力越来越大。

4、从企业资金融入效率来讲，负债率偏高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偏高，影响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同时由于负债率偏高，使企业债务风险越来越大。银行贷款利率超过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样的高利率、低收益，其结果是企业利润不够偿还贷款利息，贷款包袱越来越重，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

近年来，为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实行贷改投，将中央一级的原拨改贷形成的本息余额转为国家的资本金；逐渐加大核销国有专业银行呆帐的力度；加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将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种种措施，对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大，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从贷改投的效果来看，拨改贷资金在整个国有企业基本建设规模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即使全部转为国家资本金，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幅度也很小。因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来改善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但效果并不明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直接融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融资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发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正在稳步推进，企业融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迅速拓宽，直接融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结构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其中以股票融资的发展最为迅猛。但就目前状况看，不仅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相比，直接融资的发展也显滞后，规模仍然偏小，还存在许多影响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1、企业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方式。包括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等在内的直接融资占企业新增筹资额的比重迅速提高，其中股票融资提高最快。直接融资的发展，使我国企业融资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除了上市股票和公开发行的债券外，规范的票据融资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企业内部的职工入股和集资也成为许多改制中小企业认同的融资方式。此外，融资租赁，资产置换等新的融资方式也开始出现，直接融资的规模逐年增长。

2、直接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多渠道直接融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企业改革中资金需求的紧张状况也得到了缓和。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育不够成熟，证券市场的法制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因此市场的发育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和非规范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市场发育不完善，不能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1997年，我国证券（包括股票、国债、企业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交易额只占GDP的35%左右，且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交易，大多数国债和企业债券也不能上市流通。商业汇票的流通市场也尚未形成。扣除这些不能上市交易的部分，我国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实际不足10%，而1996年，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其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与同期GDP的比例分别为224%、178%和133%，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巴西，其比重也达到93%、145%和67%。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市场规模太小了。

（2）企业融资来源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从企业新增融资构成来看，银行贷款1995年占88.4%，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占80%左右；企业通过发行证券等直接融资最多也只达到了23%，同国外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融资占企业外源融资比重美国在50%左右，日本在30%以上，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也都保持在30%左右。我国企业直接融资规模显然偏低。

（3）居民金融资产品种单一，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过低，投资渠道狭窄。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额中，银行存款占80%以上，有价证券只占10%左右，持有现金和其他金融资产不足10%。，而发达国家居民金融资产的比例一般是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各占三分之一。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足，企业融资渠道不充分。

二、资本结构对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

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资本结构本身又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就一般意义而言，资本结构是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它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金融关系，即以资本和信用为纽带，通过投资与借贷构成的股东、债券人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由于在产权意义上，企业的资本结构体现了企业治理主体的权利基础，因此合理的资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企业治理的有效性。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畸形发展，不但导致了企业资本营运效率的低下，而且导致了企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扭曲与失衡，治理机制难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也妨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一）所有权结构对企业治理的影响

产权主体缺位是影响整个国企改革成效的最大占障碍之一，也是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纵观20年以来的企业改革历程，无论是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利改税”、“拨改贷”以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企业的资本生成制度，从制度变迁的效应来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侧重于政府控制的放松，而不是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在企业不存在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扩大了企业的自。由于企业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的债务就不具有约束力，这就为企业过度的负债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环境和主观上的动机。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内部人控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放权让利”改革的不断推进，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事实上都落到内部人手中，而未下放的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各级行政部门手中，他们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还远未停止，这就形成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相结合的治理结构特点。一方面，出现了经营者权力迅速增大而对其监督与约束力度大大减小的趋势，以经营者为首的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过多干预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造成了这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原因是复杂的，企业融资结构仍是主要原因，特别是没有从企业融资体制入手改革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长期以来，由于对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存在片面的认识，即只强调国有经济绝对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注重国有企业的质量和效益；只强调实物形态的资产管理而不注重价值形态的资本运营；不是从国有经济总体上来认识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只是从具体的每个企业是否是纯国有资本企业这样狭隘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1）在国民收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即国家财政投资能力日益下降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企业的国有经济性质就不得不以极少量甚至是零国有资本金创办国有企业，再通过国有银行把非国有的资金集中起来贷款给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银行负债率居高不下，形成所谓的“债务危机”；银行作为外部出资人又没有形成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机制,银行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2）在企业内部形成国家独资的股权结构，而国家，实际上政府作为企业惟一的所有者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产权行使的问题，即国家作为企业的外部出资人并没有以所有者的身份进入企业并在企业内行使所有者职能，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虚置。

在作为债权资本主体的银行和股权资本主体的政府都没有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而企业外部的市场（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又未形成的条件下，就大力推行经理责任制，实际上是将外部出资人的部分或全部决策权和收益权，在缺乏必要制约的情况下交给了企业经理。尽管在政府手中还保留着最终控制手段即经理任聘和解聘的人事权，但这一手段的实施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不透明性及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能上不能下的传统等。因此，必然会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这种企业治理结构，造成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激励、约束机制缺乏，压抑了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力和效率。

（二）债权治理功能弱化

从融资的角度看，单纯依靠股权控制难以有效的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问题，因为债权人与经营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问题，这类问题的有效解决，还必须借助于债务的治理作用。债务的治理功能主要体现为债务人面临着债权人的压力和破产机制的约束，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无力履行债务契约，债权人就可以有债权持有者转化为债权所有者，按照契约或有关法律对债务人进行相继治理，如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或重组等。为了避免控制权的丧失，经营者只有努力经营，力争保持财务状况良好，至少将经营状态维持在能支付债务的水平之上。因此，有效的资本结构能将债务的硬约束和股票的投票权结合起来，发挥两种控制方式的合理作用。

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过程中，债务的约束功能是微弱的。一些企业虽然已是债台高筑，却还不断从银行发债融资，国有企业的债务并未给经营者带来多少压力。理论上，企业的支出不得大于其货币存量与企业的收入之和，如果企业的支出超过收入的限度就会破产，那么这种约束就是硬约束，反之就是软约束。我国目前的债务约束显然是软约束。国有银行作为特殊的债权人，其自身也没有明晰的产权边界，其资产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法人；同时国有企业也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体现为同一所有者之间的内部借贷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借贷还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不是市场行为。

因此，这种银企关系是扭曲的，银行与其说是债权人，不如说是企业的资金供给者，企业是资金的使用者，企业债务到期即使不能按期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银行业无法行使对企业资产的最终控制权，难以实施破产和清算等。由于资产国有化，即使破产和清算对企业经营者也不具有约束力，甚至会出现企业自行申请破产以逃避银行债务的奇怪现象。即使经营者不能履行债务人的义务，其利益也几乎不说什么影响。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借钱不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下，企业的经营者就会进一步负债经营，银行也缺乏干预企业决策的真正动因，因此债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鉴于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资本结构的优化为起点，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为核心。

参考文献：周双喜，公司治理—国企改革的关键，经济师，2003（12）

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直接融资特征范文第3篇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

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直接融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GDP；SAS；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一、引言

融资方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融资方式基本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供给者直接将资金融通给资金需求者，不需要通过中介机构，众所周知的是证券市场。间接融资是通过银行、保险和信托等中介机构进行资金的融通。在一般发达国家中，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比例比较持平。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的各种机制以及监管等方面不是很成熟，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上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在我国现有的状况下，为了对融资方式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有一定了解，将融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影响国家经济的因素，同时用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因变量，来衡量国家的经济情况指标。本文通过实证的分析方法，使用SAS工具论证分析了GDP与直接融资（DIRECT）、间接融资（INDIRECT）和价格指数（PRICE）的关系，试图了解这几个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呈现何种方向的影响。在建立回归方程的基础上，尽量定量来分析因变量（GDP）是如何受直接融资（DIRECT）和间接融资（INDIRECT）这两个指标的影响的。

二、数据来源和经济变量

1.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包括GDP、INDIRET、DIRECT、PRICE连续31年的数据（1983年-2013年），并然后利用SAS统计软件将收集的几个变量的数据整理成一个数据集便于分析。

（2）同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原始数据不是很均匀，为了消除异方差及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偏差，所以本文将原始数据取了对数，以便减小数据带来的偏误，使后面的回归分析更加贴近真实值。

2.经济变量说明

（1）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是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在一段时期内（一年或者一个季度中），一国或者一个地区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和劳务价值，通常被看做是表明一国经济状况的不错的指标。

（2）PRICE：价格指数是衡量不同时期物价水平的变化方向，一般采用基期和报告期的数值进行比较。

（3）RGDP（real gdp）：描述的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从名义GDP中剔除了价格变化的影响同时用固定价格来表示的GDP。公式为RGDP=GDP/PRICE。

（4）DIRCET：间接融资，是资金供给者通过存款或者银行、信托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发行发行的有价证券，将其闲置资金提供个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再以贴现或者购买资金需求方发行的证券等方式将资金提供给需求方。

（5）INDIRECT：直接融资是资金盈余方直接将最近提供给市场上的资金需求方，一般会通过购买资金需求方发行的证券等方式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

三、相关分析

1.绘制散点图，考察RGDP，INDIRECT和RIRECT之间的关系

图2描述的是INRIRECT和RGDP之间的关系系，明显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总的来说这些观测点随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加，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计算相关系数

上述的散点图能够大致反映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正向关系，为了更加量化前两者分别与后者的关系，可在SAS软件中生成相关系数矩阵表如表1。可以看出变量RGDP和INDIRECT的相关系数R=0.8814，RGDP和DERECT的相关系数R=0.9001，INDIRECT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7984.均为正值说明变量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另外由于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与1接近，说明两组变量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其中RGDP和DERECT的相关度更高。

该输出结果表明序列X的自相关函数是缓慢衰减的，这暗示该序列可能不平稳，序列不平稳的另外两个特征是滞后一期逆函数的绝对值与0.5非常接近，其他的接近0；而滞后一期的偏自关函数非常接近于1，其他接近0（偏自关图示未在此处显示），序列X的逆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与判断非平稳的这些特征非常吻合，这暗示序列X可能非平稳，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差分。自变量INDIRECT和DIRECT的自相关函数与之类似。下面还是关于因变量RGDP的一阶差分后序列的自相关函数：

如表3输出结果，显示该函数此时是迅速收尾的，且除了一阶自相关系数显著不为0外，其他的系数都在两倍标准差之内，说明这些系数同0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以得出差分后序列自相关函数是具有一步截尾的性质。至于差分后序列的偏自相关函数（此处未给出图示），发现该函数具有拖尾性质。因此差分后序列是平稳序列。

4.回归分析

（1）回归模型

通过上述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RGDP与INDIRECT，DIRECT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比较紧密，为了更加具化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建立其多元回归模型为：

Log（RGDP）=β0+β1+Log（NDIRECT）+β2Log（DIRECT）+ε

其中，RGDP是y变量（自变量），INDIRECT和DIRECT是x变量（因变量）。运用SAS可生成具有拟合忧度的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则线性回归方程为：

RGDP=-1.3606+0.1699INDIRECT+0.4196DIRECT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直接投资变量因素保持不变时，当间接投资变动1个百分点时，国内生产总值会变动约17个百分点，；当间接资本固定，直接资本变动1%时，国内生产总值变动0.42%。上述回归的F统计量的P值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

（2）显著性检验

①拟合优度检验

从上述表4的拟合直线回归可知统计量决定系数（R-square）是0.8102，这表明RGDP变量的变异中的81.02%能够用INDIRECT和DIRECT两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由于R2接近于1，这也说明其拟合优度比较高。

②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从下表5的方差分析中可以看出F统计量的数值为105.92，与之对应的的P值小于0.0001，这说明原假成立的的概率只有0.0001

（3）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依上述1的步骤系统将自动生成参数估计表，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3个参数β0、β1、、β2的T统计量分别为3.5212，4.1847，5.0554。与T统计量相应的P-值分别为0.0015，0.0003和小于0.0001，表明原假设（参数为零）成立的概率均小于0.05=a，应该拒绝原假设，及参数非零，直接投资（DIRECT）和间接投资（INDIRECT）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DGP）的影响是显著的。

回归诊断：

①是否符合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相同的方差，而在经济问题分析中有能违反这种假设。SAS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依上述1的步骤）会自动生成残差-预测值的散点图（如图3）。从图中可看出残差有大体相同的散布，它表明等方差的假设没有问题。

图 3

②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由于经济变量往往随时间存在共同的变化趋势，就使得它们之间容易出现共线性，即自变量之间有着严重的线性关系。具体可计算DIRECT和INDIRECT之间的可决系数R2以及方差膨胀因子（var inflation）来判定。进入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fit（x，y）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变量INDIRECT作为y变量，选择DIRECT作为x变量。可生成表6，从中可以得到R2=0.8833，接近于1；在表2中可以得到方差膨胀因子为2.7586，说明两者之间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三、评价及经济解释

从SAS的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都会存在较大的影响。间接融资的增长会带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大的提高；而直接融资在不考虑间接融资的因素时，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正相关的，但如果同时考虑间接融资的影响，从拟合的多元回归方程系数来看却成负相关。从经济理论来解释，可能是由于我国市场体制相对落后，资市场很容易出现过度投机行为，导致大量资金游离于实物经济之外，对实物经济的发展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统计方法来看，主要原因是：（1）采集的样本数太少（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无法采集更多的样本）；（2）选择的变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问题；（3）未考虑其它的相关因素。由于上述统计方法过程和客观条件存在的缺陷，拟合的多元回归方程虽然在统计上能通过检验，但可能并不能用来正确解释客观的经济现象。

参考文献：

[1]王吉利，张尧庭.SAS软件与应用统计[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2]张文彤.SAS.12教程[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胡良平.现代统计学与SAS应用[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1.

直接融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结构；产业转型；金融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6－0022－02

一、　产业转型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

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看，结构性问题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解决结构性问题，是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能源、劳动力成本等诸多约束逐步强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是遏制产能过剩，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要求。只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提高，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得到保证。

我国早在1995年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这些年来，由于政府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高度依赖，加之政府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措施和力度不够，因而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不快，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增强。无论从“稳增长”的现实需要看，还是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看，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都刻不容缓。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自然，产业转型也就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推进经济结构优化，首要的是要推动产业转型。产业转型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它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一，　产业转型会驱使社会资源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在不同增长率的产业之间实现差异化分配，促进经济增长。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市场份额逐步提升，　而传统产业不断转化升级但市场份额有所下降的过程。　新兴产业代表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大量投入的“朝阳产业”。而传统产业中的“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　则需严格控制要素投入限制其发展，并通过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等方式，使这些行业中的落后企业实现市场整合和市场退出。　产业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产业转型的初始阶段，由于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不可能一下子迅猛增加，而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抑制又会导致产出下降，　故新兴产业还无法弥补前者投资和产出下降给经济带来的漏损，　这势必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而随着产业转型的推进，产业转型进入加速期，新兴产业的投资和产出迅速增加，　大大超过传统产业中发展受限产业投资和产出的下降规模，　使得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提高。

第二，产业转型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形成结构优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产业转型会推动国家主导产业的转换更替和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而这种结构优化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主要表现在：产业转型催生出新的主导产业并使其在产业群中的地位逐步强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产业转型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部门流动和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转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够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而且能够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促进各类产业协调健康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的产业基础和产业发展环境。

第三，产业转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基础上的。这种以大量增加要素投入和牺牲环境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以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转型，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扬弃”。不搞产业转型，仍然恪守原有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反过来，产业转型也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推手。只有依靠产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从传统增长模式中解脱出来，通过要素效率提高和新增长动力的推动，实现集约型增长，进而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切实的改变。

第四，产业转型带动的产业转型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　产业转型进程影响产业转型周期，而产业转型周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周期。由于在经济周期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经济增速差异很大，因而产业转型周期通过影响经济周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产业转型是我国整个“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长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其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就具有持续性、长久性的特征。顺利有序并且快速推进产业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推动产业转型金融必须转型

产业转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努力等诸多因素。其中，金融是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和关键因素。产业升级、产业扩张、产业集聚、产业整合、产业并购等一系列关系到产业转型的活动，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而要推动产业转型，金融必须主动转型。

由于间接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有优势地位，　因而商业银行在支持产业转型过程中肩负重要使命。　商业银行应适应产业转型中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自觉调整信贷结构，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信贷业务流程和信贷风险控制技术，使信贷结构实现“三个优化”。

一是优化信贷投放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支持重点从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转变。　商业银行应该按照产业转型要求调整贷款重点，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和“两高”企业的贷款，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支持新兴产业时，也应考虑地区和企业差异，着眼于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避免一哄而上。同时，必须大力开发绿色信贷产品和业务，增加业务创新投入，扩大绿色信贷规模，促进我国以“高碳”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向以“低碳”为特征的绿色经济转化。

二是优化信贷投放的地域结构，　使信贷资金配置从侧重于经济发达地区向区域均衡转变。　产业转型既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也是产业区域间梯度转移的过程，亦即产业升级和区域升级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凭借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和地利之便，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吸引了包括信贷资金在内的大部分金融资源。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东部地区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消失，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　土地成本、　经济发展后劲、　政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凸现出来。　顺应这种变化，商业银行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支持力度，支持部分朝阳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转移，　支持东部与西部在科学的产业分工基础上建立紧密的产业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应根据中西部的产业发展条件，大力支持其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

三是优化信贷投放的企业规模结构，　使信贷服务由只重视国有大企业向同时重视中小企业转变。　中小企业对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人口、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然而，在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　外部需求放缓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挤压下，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变得很艰难，　其主要以制造和加工为主的旧有盈利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沉重压力。但受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的制约，又使得其转型之路十分坎坷。商业银行应转变信贷支持中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现象，努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适合其经营特点和产业转型需求的差异化信贷产品，为其转型升级创造较好的资金条件。

直接融资对推动产业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优越之处在于：（1）直接融资的适用性较强。银行贷款要求融资主体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并且能够提供价值足够的抵押物或担保，这种融资方式主要适用于进入成长期末端或成熟期的企业。很多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由于不具备贷款条件，难以获得贷款，但它们可以通过天使基金、创业基金等直接融资形式获得资金支持。（2）在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贷款可得性大大下降，而直接融资工具的融资能力则不受货币紧缩政策的制约。（3）　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支持的重点是高科技企业，因而对产业转型具有金融推动和技术推动的双重功能。　目前，　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只有15%左右，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因而直接融资推动产业转型的潜力也十分巨大。

面对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对直接融资手段的需求，相关监管部门也应积极推进直接融资的转型。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优化上市公司结构，改变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状况，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处于改造升级过程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上市，扩大这两类企业的上市数量，　充分发挥这些上市企业具有的产业吸附和产业扩张功能，　彰显其带动相关产业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要规范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各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发挥这些基金在增加创业资本、支持新兴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优势。应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利用直接融资方式筹措产业转型所需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