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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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同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机遇 挑战 模式
在中国平安中期业绩会上，董事长马明哲宣称将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合作，“三马”联手共同建立合资公司，合作试水互联网金融，引发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关注。笔者试图从理性的角度探讨一下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互联网金融三种主要模式。
互联网金融从服务的形式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传统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延伸、金融的互联网居间服务和互联网金融服务。传统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延伸，是一种广义的互联网金融。电子银行、网上银行乃至手机银行都属于这类范畴。在这一模式下，传统金融服务从线下扩展到线上，在时间和空间上外延了银行服务。从狭义的层面，互联网金融只包括金融的互联网居间服务和互联网金融服务。前者典型的应用模式有第三方支付平台、p2p信贷、众筹网络等，后者是网络形式的金融平台，包括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基金、保险销售平台等，这一模式多为电商向金融行业的渗透。p2p信贷的概念p2p信贷是一种个人对个人，不以传统金融机构作为媒介的借贷模式。
二、互联网金融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在发展空间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可通过两类中介进行：一类是商业银行，对应着间接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股票和债券市场，对应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模式。这两类融资模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交易成本巨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利润、税收和薪酬。互联网金融能够替实体经济节约这部分交易成本，那么其无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在在获取客户能力方面，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有更强的集聚效应，更容易传播和扩大影响力，针对客户的需求有更快的响应能力，互联网企业若有一定的客户交易数据还能为金融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支持。
在成本方面，互联网金融同时具备成本优势，还不受限于区域发展，像腾讯、百度、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若从事金融业务，将会比传统的银行、证券公司在用户拓展上更有优势，更容易展开零售批发型金融业务，比如基金、理财产品的购买与交易，互联网企业的流量入口优势比传统金融公司会强许多倍。
中国近几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也验证了这种预测。
首先，网络小额贷款发展迅速。2010年成立的阿里小贷已累计为13万客户提供融资服务规模260多亿元。其次，2007年8月中国第一家p2p信贷公司——拍拍贷成立。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p2p信贷公司总共超过300家，行业交易总量高达200多亿元；各互联网公司纷纷开展互联网金融服务。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则已将财付通做得风生水起，新浪的支付科技公司已尝试发行“微博钱包”。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传统金融业会抵制这种新兴产业的发展。马云这种明星企业家针对金融业的攻击性口号，让传统的金融巨无霸会对互联网企业产生敌意，让互联网金融创业企业过早面临本来不必要的竞争威胁。从本质上来看，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相同点都是资金的交易，都存在风险，都需要掌握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这方面，传统金融公司往往有更好的经验积累和团队优势。
其次，金融行业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就是，各类金融业务一般都有特定的牌照和准入条件，这方面的限制性政策与互联网的自由创新特点有着天然的冲突，互联网企业如果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从事这种受限的业务，需要更灵活的适应力。金融毕竟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金融的管制都非常严，准入门槛也非常高。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如何逾越一些准入门槛的障碍，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难题，一方面需要与监管机构有更好的沟通，另一方面也会考虑从业者的耐心和智慧。
另外，互联网金融本身也有诸多问题，金融的互联网居间服务这一模式由于行业本身的不确定性一直处于非监管的“真空”状态，也成为互联网金融最突出的风险。我国在这些方面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外部监管及法律
范缺失，行业自律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监管制度及法律规范方面尚不存在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内容。不但监管处于缺位状态，行业自律也极为松散，仅有少量机构加入中国小额贷款联盟于2013年1月25日颁布的《个人对个人小额信贷信息咨询服务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二是信用信息交换较困难，违约成本低。国内的信用环境和信用信息系统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更为不利。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尚无法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核完全依赖各公司自身的审核技术和策略，独立采集、分析信用信息。三是技术存在潜在风险，平台安全面临考验。金融业务与互联网技术对接虽然大大提升了业务的便利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较为突出的信息和资金安全问题，即使是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正规金融网络化平台，也还存在着较多的技术风险。
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型业态，其发展时间虽短，但发展势头迅猛，对于该业务的运行特点、面临的风险、发展趋势，特别是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短时期内尚难以定论，还需时日加以观察分析。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2]王石河.互联网金融时代战[j].现代经济信息，2012（10）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同点范文第2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校准和改进方法研究”（10BJY017）
摘要：本文运用非参数分析范式下DEA模型，从成本和利润效率两方面对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1999—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考虑了市场势力的替代利润效率，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准利润效率值都远大于替代利润效率值，而且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无论是在成本效率，还是在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方面均比国有商业银行增长要快。
关键词：商业银行；DEA模型；成本效率；标准利润效率；替代利润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8005708
一、文献综述
关于国外银行效率研究多数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银行业市场为研究样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刘星和张建斌[1]认为美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大概为80%，利润效率在50%左右。Schurea等[2]运用递归厚前沿法，选取欧洲相关银行1993—1997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认为技术进步将成本效率提高5%左右。欧洲大部分银行的X无效率在17%—25%范围内。Berger和DeYoung[3]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1985—1994年不良贷款率和成本效率两者的关系，认为随着美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其成本效率得到提升。
然而，Berger和Humphrey[4]认为绝大多数研究将其重点放在了成本效率方面，忽视了利润效率给银行经营带来的影响，利润效率的实证分析方面的研究比成本效率要少得多。Berger和Humphrey[4]通过整理分析以往的130项关于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得出结论，研究中涉及利润效率的案例只有14个。Berger和Mester[5]进一步指出，如果发现成本效率和标准利润效率的基础假设不成立，选取替代利润效率指标是一个更佳选择，因为替代利润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实际所具有的效率。继而，通过对美国银行业效率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美国银行业的利润效率普遍要比成本效率高，标准利润效率要比替代利润效率高。Maudos等[6]通过对不同国家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了与Berger和Mester[5]的研究相一致的结论。Fare等[7]虽然运用DEA法对西班牙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并没有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Maudos和Pastor[8]的研究比Fare[7]更进一步，通过对西班牙银行业1985—1996年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进行测度，认为成本效率要高于利润效率，同时标准利润效率要高于替代利润效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往文献很少从利润角度研究银行效率问题，将利润效率分解为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利润效率比成本效率更具有优越性。另外，大多数文献采用参数分析法。鉴于此，本文运用非参数分析法，从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银行业效率问题并将利润效率分解为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
二、方法、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方法介绍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法（DEA法）对我国银行业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进行测度研究。其中，对于利润效率的研究，本文借鉴 Maudos和Pastor[8]引入市场势力而将利润效率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两个方面对利润效率进行更为准确和广泛的研究。
1成本效率的测度
借助DEA法，假设市场上存在N家银行、p种投入和q种产出，记第i家（i=1，2，…，N）银行的第p种（p=1，2，…，P）投入的数量为xip，其价格为wip，第i家（i=1，2，…，N）银行的第q种（q=1，2，…，Q）产出的数量为yiq，其价格为piq，那么第j家银行的实际成本为Cj=∑wjpxjp。
通过求解下列线性规划，在xj=（xj1，…，xjp）处可得出最优生产边界相对应的最小成本Cj=∑wjpxjp：
2利润效率的测度与分解
（1）标准利润效率的测度
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相比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因为利润效率同时考虑了产品的投入选择对成本和收入的影响。任何一家银行在投入和产出以及它们各自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利润效率衡量该银行能够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程度。根据是否具有产出价格的市场势力，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两种效率的函数式是可以被区分的。标准利润效率假设在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方面均是存在完全竞争的，所以银行是价格跟随者，即在产出价格上不具有市场势力。如果假设投入要素的数量和产品的价格都是一定的，标准利润效率就是对一家银行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能力的衡量。将银行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实际取得利润与可以取得最大化的利润值进行相除而得到的比值就是银行的标准利润效率。其中，最大化的利润是通过将被研究的某家银行处于和样本银行中的效率最佳状态下所获得的利润而确定的。使用与前一部分相同的假设和符号，可知第j家银行的实际利润为：
（2）替代利润效率的测度
替代利润效率函数和标准利润效率函数的相同点表现为，在选取解释变量和外生变量时采取了相同的方法，但替代利润效率和标准利润效率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在产出价格变动对利润产生影响的时候，会如成本函数那样将产出量保持不变。为了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在替代利润效率的模型中所使用的假设和符号与前一部分相同，可知第j家银行的替代利润为：
为了衡量第j家银行的标准利润效率，需要求解在满足第j家银行的投入价格约束之下、该银行的实际利润（产出数量与产出价格的乘积之和），即
根据这一思路，在投入为xj=（xj1，…，xjp）、产出为yj=（yj1，…，yjq）处可得出最优生产边界相对应的最大利润为：
最优生产边界相对应的最大利润Pj可以通过求解下列线性规划得到：
3投入和产出的界定
本文接下来对方程（1）、（2）和（3）中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界定。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在对商业银行进行效率测度的时候，投入和产出的界定问题直接关系到最终计算结果的准确度，因而是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理论界对于银行效率研究中何种方法是对投入和产出的界定的最科学方式选择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对于商业银行投入和产出的选择，Berger和Humphrey[9]通过对理论界关于银行效率问题的研究整理和分析，根据投入和产出种类的不同，总结出三种最主要的选取方法，即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
第一，生产法。在生产法中，将金融机构视为一般的企业，同样具有经营活动和生产过程，但有所不同的是特别突出了金融机构对客户提供的资金借贷、交易和结算等金融服务的功能。应用生产法确定银行的投入和产出类别时，将所有能够引起收入增加的项目归为产出，将所有能够引起成本增加的项目诸如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等归为投入。生产法在确定银行的投入和产出项目的时候，将各类业务的交易量的标准定在即时的单位时间上，这样就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另外，刘芬[10]指出无需统计支出的利息项目的特点也给研究金融机构下属各个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带来了可行性的优势。但由于在建立账户时，不同的类型以及不同的主体造成的实际成本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用服务数量去衡量投入产出则稍显简单，这也是生产法在被应用于研究时存在的明显不足之处。
第二，中介法。该方法把银行作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机构。在应用中常常将产出定义为贷款和一些投资或投资组合，投入通常定义为存款、劳动力和资本。与生产法所不同的是，该方法将被研究的银行看做为存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一种金融中介结构。此时的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将其诸如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加以利用，同时凭借中介的身份把吸收的分散资金转变为贷款或投资的功能。由此，基于中介法的模型对投入和产出进行确定的时候，其投入要素的成本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由劳动力和资产所构成的生产成本；二是为吸收可用于贷款或投资性资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有存款、利息支出和劳动力等引起的成本。产出项目的构成主要为各类贷款以及用于投资方面的货币资金。
第三，资产法。该方法实际上是中介法的一种变化类型。资产法中关于投入和产出要素的选择主要是根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相关项目进行区分的。所以存款和资本作为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重要一项同劳动力就是银行主要的投入要素。贷款和投资项目是银行最主要的产出项目，而且这类项目在实际的应用研究中常常用贷款或投资性资金总额来衡量。
基于前文对投入和产出的三种方法的分析，本文将投入要素确定为劳动力、实物资本和可贷资金三个指标。本文选取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来表示产出变量。由于不良贷款的数据在获得性上有难度，而且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在占有贷款总额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在各个银行之间的差别较大，所以商业银行的产出变量不宜采用贷款数目来表示。另外，银行的经营目标同一般企业一样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用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表示银行的产出变量是较为合适的，也就避免了不良贷款率难于统计的问题。
银行投入和产出变量的表示符号及其含义具体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在对我国银行效率进行测度时，选取样本中还应该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数据在获得性上有一定的困难。虽然样本范围缩小了，但是秦宛顺和欧阳俊[11]认为诸如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处于非前沿效率面上，并不会对运用DEA法对我国银行业效率测度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由于14家样本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份额占有绝对优势，足以反映我国整体银行业的效率情况，测算结果仍然具有可靠性。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14家商业银行。
本文的数据为非均衡面板数据，来自于2000—2011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各银行年报以及中国银行监督与管理委员会等网站。表2对1999—2010年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数据特征进行了简单的统计描述。
（2）大部分数据采用《中国金融年鉴》上的数据，关于银行员工人数的数据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年的数据主要采用网上公布的各银行年报上的数据。广东发展银行2007年的相关数据尚未公开，本文借鉴迟国泰等[12]的处理方法，采用2006年相关数据加上2003—2006年的年平均增加额确定。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成本效率测量结果与分析
通过样本银行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使用MaxDEA50软件求解有关DEA线性规划问题，得到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值，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9—2010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普遍较低。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率状态更加明显，这说明其在经营活动中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从数值上看，国有商业银行中成本效率均值最高是中国银行，其值为060，成本效率均值最低是中国农业银行，其值为041。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成本效率均值最高是中国民生银行，其值为089，成本效率均值最低是中国交通银行，其值为058，在成本效率方面明显低于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交通银行虽然在本文被归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但其效率表现方面和国有商业银行极为相似。
为了更加明显地看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的动态发展过程，本文利用表3中1999—2010年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数据，得出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最高，但也只是在060上下浮动，其次是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从1999年的045左右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055左右，中国农行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成本效率值最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050以下的水平，这一结论和中国农业银行的绩效一直处于国有商业银行中末位的事实相符。但在2008年，中国农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与其准备上市有关。
同样，根据表3中1999—2010年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数据，得出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趋势，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值普遍比较高，集中在060到100之间。其中，中国民生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在历年中都比较高。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兴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增长都较为明显，尤其是广东发展银行，其效率值从1999年的043左右增加到2009年的090左右。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华夏银行、中国招商银行等的成本效率值都比较平稳，没有十分明显的波动变化。
为了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利用样本银行的投入和产出的相关数据，使用MaxDEA50软件计算得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比较表，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1999—2010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均大于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值最低发生在2002年和2003年，其值为057；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最低发生在2001年，其值为070。
根据表4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值，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趋势，如图3所示。
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趋势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明显较高。通过图3中的趋势线可以看到，1999—2010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始终比较平稳，在065的水平上下波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总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自2002年我国进行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后，从077增长到091，增幅约为21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银行业整体的成本效率逐年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股份制商业银行来提高的。
综合比较图1、图2和图3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1999—2010年间成本效率的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的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阶段。从2003年开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均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从2000年到2003年的成本效率逐年降低，这是因为其在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大量不良贷款所导致的。而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在2001—2010年间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2003年也出现了成本效率的最低点。这主要是因为自2002年起，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我国银行业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使得原来不计算在“不良贷款”内的债权必须划分到“关注”、“次级”贷款中去，导致总不良贷款等指标增长，从而使得各银行的成本效率显著下降。
第二阶段为我国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阶段。2004—2010年，随着股份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都显现出逐年增长的特征。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在经历了2004年之前持续的降低后终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增长最快是中国建设银行，其成本效率值从2003年的043增长到2010年的064，充分显示了股份制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促进作用。
（二）利润效率测量结果与分析
1全部样本银行利润效率的年度分析
本文通过样本银行投入和产出的相关数据，使用MaxDEA50软件求解有关DEA线性规划问题，得到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的的标准利润效率（SPE）和替代利润效率（APE）年度值，如表5所示。标准利润效率均值为082，替代利润效率均值为055。
为了更加直观有效地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进行分析，本文根据表5中1999—2010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数据，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趋势
，从1999—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标准利润效率值均远高于替代利润效率值，两者均出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2全部样本银行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分析
我们按照Margono和Sharma[13]的研究思路，分别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样本来比较它们的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如表6所示。
本文根据表6中1999—2010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的数据，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趋势，
1999—2010年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标准利润效率均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要高。其中，尤以2004年的差距最大，但可以看到这种差距自2005年开始逐渐缩小。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利润效率比较平稳，围绕090上下波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标准利润效率虽然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但是自2004年之后，股份制商业银行呈现出较快的增长率，从2004—2008年，增长近54%，这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标准利润效率方面比国有商业银行增长更快，效率提升更快。
从1999—2010年，国有商业银行的替代利润效率虽然比股份制商业银行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商业银行在替代利润效率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小。同时，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替代利润效率都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直到2006年才开始出现上扬。
（三）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比较分析
表7列示了我国商业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
为了对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我们依然按照Margono和Sharma[13]的研究思路，分别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样本在表7的基础上，结合前文对成本效率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为了更清楚直观地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根据表7中的数据发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趋势，并发现
在1999—2010年间，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均小于其标准利润效率，而且两者的差距在逐年缓慢缩小。从1999—2003年，其成本效率低于替代利润效率，但在2003年之后，其成本效率高于其替代利润效率，则说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在成本效率还是在利润效率方面增长都非常缓慢。
四、结论
本文运用DEA模型，从成本和利润效率两个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动态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准利润效率值都远大于替代利润效率值，这是因为考虑了市场势力，所以国有商业银行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更高，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定价方面存在着市场势力的优势。因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果显示利润效率值处于最优边界上，那么处于非最优边界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质量的市场竞争力就不如国有商业银行，或是由于在产品定价上不具有优势，这种差距将直接导致两者的收入水平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也正是本文在进行标准利润效率测度的同时，也对我国银行业替代利润效率进行分析研究的原因。
第二，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在2001年开始高于替代利润效率，在随后的年份中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在2006年之后两者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而且替代利润效率增长较快，在2003年开始高于其标准利润效率。这说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无论是在成本效率，还是在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方面都比国有商业银行增长较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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