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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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条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律概念；无过错责任；运行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78-04

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中出现和使用的具有特定法律含义的概念，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博登海默就认为，“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动与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所以法律和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即刻就凸显了出来。”概念之于法律的价值主要在于司法实践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人们给概念下定义，就是为了用定义去准确说明被定义概念的内涵，从而明确概念、避免混乱和争论、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涉及机动车的损害赔偿纠纷一直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中疑难、复杂情案例的不断出现需要我们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法律概念做出清晰的认识。

一、概念的模糊——《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定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第一百一十九条同时对“车辆”、“道路”、“机动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比，《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有了明显变化。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是“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界定注重强调车辆、道路、过错或意外因素及损失后果。新定义的交通事故不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为前提，此外，“车辆”、“道路”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客观上扩大了交通事故的范围，同时充分体现了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保护与救助的立法意图，但其仍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审判实践出现了困惑。试举例说明。例如，某建筑公司所有的混凝土运输车在工地停车作业时，支撑架突然下陷，致泵车倾斜，将他人砸伤。又如，车辆停靠收费站，驾驶员发现货物倾斜，下车查看，被脱落的货物掉下砸伤致死。再如拖拉机运输材料，当该车经过原告身旁时，车轮胎忽然爆炸，爆飞的石渣击伤了原告右眼。上述三例是否构成交通事故，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中并不能直接得出答案。分解新的定义，我们不难得出判定交通事故成立需要的五个要件，即车辆、道路、过错或意外、后果、过错或意外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五个要件的本身并不难以理解，但对于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交通事故的本质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阐释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车辆无疑是交通事故的主体要件，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则是交通事故的结果要件。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非机动车所致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处理机制，司法实践中对此一般没有争议，文章不予过多探讨。道路则是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要件，交通事故只能发生在道路上，水上交通事故和海上交通事故以及铁路交通事故均非《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调整之交通事故。“车辆…因过错或者意外”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要件。过错是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而意外是客观的条件原因，指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出于不能预见或者不能抗拒的原因。既然过错和意外已涵盖了主客观的一切情形，那么将其作为原因要件则完全是多余的。“车辆…因过错或者意外”的表述也是不科学的，过错只能是人的过错，意外也不能归结于车辆。正是原因的要件使得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理解出现了模糊。交通事故从微观上来说固然是“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但考察交通事故的立法史则可以发现交通事故宏观上完全是一个工业文明的产物。人类自19世纪发明汽车，进入汽车时代以来，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交通事故频繁发生，危害甚裂。机动车交通事故源于机动车交通运输活动中的高度危险性，是机动车危险的产物。提高驾驶员的谨慎意识及驾驶技能虽然可以在一定承担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但却不能杜绝交通事故，因为人类的失误是永存的。

根据张新宝老师的观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确立了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以及机动车对行人、非机动车的无过错责任。虽然该条第一款第二项于2007年进行了修改，但根据修改后的文字表述，仍然符合一般无过错原则的规定方式。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特殊处理机制造成了机动车方、非机动车方、行人及保险公司之间的巨大的利害关系。前述三案如均构成交通事故，则：其一保险公司首先应在强制险的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建筑公司、雇主、和拖拉机保有者均因此减轻了自己的责任，其二还因无过错责任的倾斜保护加强了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因为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亦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加之受害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行使，在诉讼过程中，应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保险公司的先付责任、无过错责任，机动车方对行人、非机动车的无过错责任等一系列的特殊法律规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交通事故的是非做出准确区分。当然并非不构成机动车交通事故即保险公司不予交强险赔偿，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也规定了“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也规定了“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然而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何种情形应享受交强险赔偿，也取决于我们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交通事故法律概念的理解。

二、危险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律概念的理论基础

目前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大都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危险责任）。一般认为，其法理依据主要有：一是报偿责任理论，即“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汽车公司或机动车所有人享受汽车带来的利益，自然应由他们承担因汽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这完全符合社会的道德观念；二是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和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让机动车保有者和驾驶者承担赔偿责任，可以促使其尽可能的谨慎驾驶，以达到避免损失发生的目的；三是危险分担理论，即“交通事故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风险，应由享受现代文明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损害”。机动车方虽然在无过错责任的模式下无条件的承担了损失赔偿，但又通过投保责任保险，最终将责任转嫁给了整个社会，实际上是由全体消费者分担了风险。可见对机动车方实行无过错责任，表面上似乎对机动车方苛刻，但实际上是社会分担了责任，是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对机动车方苛以无过错责任的立法例，最早起源于德国。基于危险控制理论和危险分担理论，无过错责任通常又被视同为危险责任。在德国法上，危险责任是指“企业经营活动，具有特殊危险性的装置、物品、设备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问其有无过失，对于因企业经营活动、物品、设备本身所具风险所引发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中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所谓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指“无过错责任”。我国《民法通则》首次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作业明确作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高度危险作业之一，其中就涵盖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因为高速运输工具运行时产生了对周围环境的高度危险。《民法通则》在第一百二十三条已成为我国交通事故立法的奠基性的规则。《侵权责任法》虽然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分别规定在两章，但从现代侵权责任的规范性质来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危险责任”，这一点也是学界一致赞同的。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业化的迈进，责任保险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法国应运而生。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为了分散风险，避免因严格的危险责任归咎的高额赔偿负担，企业主纷纷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二战后，责任保险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黄金时期，强制责任保险在交通事故领域诞生了。责任保险制度与无过错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配套而发挥作用的。责任保险一方面避免了经营者因承担无过错责任造成成本的加大，另一方面也能减轻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实现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由此可见，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是与保险分散社会风险的原理分不开的。目前，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机动车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该制度的直接动因即来自于交通事故的危险，之所以将投保义务课以机动车保有人是因为机动车是交通事故中高度危险的主要制造源，这毋庸讳言。出于对工业文明的需求，人类不能禁止机动车的使用，折中的办法就是强制机动车投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第三者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条文来看，该请求权的本质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而非保险赔偿请求权。因为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而不是以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为依归。在这意义上，《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保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关于“交通事故”的定义虽然没有明确体现交通事故这种危险事故的特征，但该条的表述中“车辆”、“道路”的用语中隐含了这种“危险”的意思。对于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而言，其产生原因是由人的过错或意外与机动车的危险性共同构成的。单纯的人的过错或意外不能导致与交通事故同质的结果。之所以构成机动车交通事故缺少不了机动车的参与。同时，这种事故的发生与机动车的危险性高度相关，并且这种危险是机动车的危险，而不是作为一个物件、物品导致的危险。由于这种工业产物的固有危险，法律规定（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对机动车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仍然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适用的法律规则予以处理。对道路以外事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适用也是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处理模式。

三、机动车之运行——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核心内涵

如前所述，现行立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实行强制责任保险以及机动车方的无过错责任。对非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处理规则予以处理，所以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处理必须首先界定事故是否构成交通事故。已失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相比，这样的规定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本质，即“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就机动车辆而言，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才能构成交通事故。使用应是指机动车的运行，包括机动车从起动到停止的全过程。若车辆处于静止状态，即使发生事故也不属于交通事故。案例一中的机动车虽也是使用，但不是在机动车运行中所发生的事故；案例二中事故也不是机动车运行过程中的危险所致，因此两起事故均非交通事故。案例三的事故虽不是机动车直接接触导致，但事故起源于机动车运行中的危险，所以构成交通事故。对道路以外的机动车事故，如果符合运行的条件，即与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具有同质性，同样可以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处理。运行是机动车的最根本功能，也是机动车高度危险的来源。许多国家关于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规定的是“机动车的运行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德国的《道路交通法》第七条规定，“因运行机动车而致人死、伤、健康受损或导致物受到损坏的，机动车持有人有义务赔偿受害人由此所产生的损害。此种赔偿责任只有在事故系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况下方可排除”。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三条也规定：“为了将机动车供运行之用，因该运行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或身体时，负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之责。但在证明了自己及驾驶者没有懈怠有关机动车运行的注意的情况，受害者或者驾驶者以外的第三者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以及机动车没有构造上的缺陷或技能上的障碍的情况时，不在此限。”日本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是：“由于车辆在交通中所引起的人的死伤或物的损坏”。加拿大法律规定发生在公共道路上的交通冲突，涉及至少一辆机动车，并且导致一人或一人以上受伤或死亡，或者财产损失超过一定的数额（由各省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时，称为交通事故。相比之下，国外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设计立足于机动车，这使得对交通事故的理解得以简单化，精确化，而我国则关注交通事故的起因，甚至关注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之中充满了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也忽略了对交通事故的宏观控制的重点。

法律的规定是概括的，抽象的，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具体行为的规范标准。《道路交通安全法》于第七十六条设计了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基本处理规则，并试图将交通事故的概念以及交通事故的构成要素如机动车、道路等概念在第一百一十九条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对交通事故概念的规定却是不成熟的。因此只有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使该规定趋于完善，满足审判实践的需求。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解释为机动车运行过程中所导致的事故，是综合运用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的结果。运行是机动车的本质功能，也契合了交通事故之交通的含义，因为按照词语学解释，交通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往来通达。历史解释是指从该法律制定的历史背景，以及与过去的同类法律相比较来阐明法律的含义。机动车运行中产生的高度危险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机动车对非机动车方、行人负无过错责任等法律制度的历史原因。这也是目的解释的结果。所谓目的解释，就是指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阐明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高速工具本身带有高危性质，德国法规定对运行速度在20公里以下的机动车不使用无过错责任。我国则通过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的限定，将低危险的车俩排除在了机动车之外。

四、结语——运行的司法适用与交通事故的认定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条例范文第2篇

人格权系以维护人格自主与人之尊严为己任之权利，先经由民法而获承认，后为对抗国家权力戕害，上升为宪法上之基本权利。因此，人格权既是私法权利，也属宪法基本权利。人格权为民事权利之一种，为各国民法所承认。人格权又被分为特别(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前者指法律明文规定之人格权，后者指为保护那些在前者保护范围之外而又具备人格自主内涵且关系人之尊严保护的人格利益之权利。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概括性的框架型权利，在适用上应作为具体人格权规范之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8-102条创设了生命健康权、[1]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5项权利，这5项权利在学理上系属人格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名誉权案件解释》)第7条第3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2款及《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之规定，隐私权亦属人格权之一种。此外，根据《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人格权还包括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对于一般人格权，《民法通则》并未规定，而由《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1款予以规定。然而，由于司法解释不是法律，因此一般人格权仍然未获我国法律认可，此为我国民法制度设计上的一大漏洞。为填补此漏洞，学说上认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处之“人身”，是指人身权，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应被解释为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依据。[2]

虽然一般人格权系普遍获得认可之权利，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实务与学说中对其法律适用争议较大。《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权益保护的基本法律，未对此项重要权利作明文规定，不能不说是本法的一大缺陷。

二、身体权未获承认

身体乃为人之生命载体，是人的重要法益，然而对我国民法是否应规定身体权一事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民法通则》第98条只规定生命健康权，而无身体权之表述。有学者认为，此处之生命健康权亦包括身体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民法通则》第119条及《意见》第146、147条都规定了侵害他人身体的损害结果。《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明确将身体权视为人格权之一种，认为对他人身体权之侵害可以产生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明确将生命、身体、健康三者予以区分，也可视为身体权独立之证据。在司法实务中，将身体权作为独立的诉讼理由和判决依据的做法也比较常见。因此，综合来看，身体权之独立性具备现实基础，只差民事基本法对其加以确认这一步。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并未依据法制发展的现实要求，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事实上，身体权作为独立之人格权有其理论与现实的需要。从比较法看，身体皆系独立于生命与健康之单独法益而与生命、健康并列被单独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定。就身体权之内涵而言，其系以维护身体之完整性为己任之权利，与健康权有明显的界分，自应有其独立存在之意义。[4]因为侵害健康是指侵扰一个人生理、心理与精神的正常状态，使其产生病态。[5]而掌掴他人耳光、侵害他人毛发、强行接吻等即是属于身体侵害，但无关健康。当然，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既侵害身体也侵害健康，如车祸伤人致残。

三、隐私权首次被明文规定

与一般人格权及身体权“千呼万唤始不出”的窘态相比，隐私权被承认可视为《侵权责任法》在加长人格权权利清单上的一大突破。《民法通则》无隐私权之规定。实践中，在2001年《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之前，隐私一直是根据《意见》第140条、《名誉权案件解释》第7条第3款的规定作为名誉权进行保护的。在2001年《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之后，其第1条第2款规定，行为人必须“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受害人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此规定对于隐私之保护无疑过于严格。《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隐私权为民事权利之一种，就是对之前法律对于隐私保护之规范缺失状态之修正，也是对《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无理规定之拨乱反正，使隐私权获得与其他具体人格权同等的法律地位，有利于维护人格自主与人之自我安宁的权利。

四、死亡赔偿之理论基础有待澄清

死亡赔偿就是对侵害生命权之后果的赔偿，其与一般损害赔偿无异，也应适用损害填补原则。但是，在我国由于掺杂了太多的法律科学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正义感和整个社会对公平的渴求，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丧失了以法律科学为基础的对话平台，成为感性喧嚣和情绪发泄之出口。[6]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的规定繁多，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前主要有：《民法通则》第1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1-4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7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工伤事故保险条例》第37条、《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第3条、《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30条，等等。这些规范构成一个复杂的侵权致死赔偿规则体系。从总体上看，对于上述规范之特点，可做如下概括：(1)死亡赔偿分为财产损害赔偿(丧葬费、抚养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金)；(2)死亡赔偿金数量采城乡差别对待、行业差别对待标准。现行规范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死亡赔偿金如何计算？是否应该“同命同价”？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又与抚养费和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金密切相关，需要综合考虑。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6、17、22条作了回应。下面对这3个条文逐一作些检讨。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死亡赔偿包括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被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死亡赔偿金，《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其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第3款(该款虽然将死亡赔偿金称为死亡补偿费但二者含义相同)的规定将其改为财产损害赔偿。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的规定，死者近亲属之精神损害赔偿另算。《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维持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之立场，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赔偿。偱此思路，再分析《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可发现其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的最大不同在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在死亡赔偿范围之列。究其缘由，应是因为死亡赔偿金既然是财产损害赔偿，而这项财产损害主要用于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当然就不能重复计算。[7]这是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与抚养费并列造成财产损害双重赔偿之混乱局面的拨乱反正。接下的问题就是，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什么？这就需要追究死亡赔偿的目的。如果采赔偿死者余命之观点，那么对话的平台就没有了，因为命是无价的，死者也无法对其余命主张赔偿。[8]理论上对此存在两种见解：一是赔偿预期收入损失，即继承人可获得之利益；二是赔偿被抚养人之抚养费。实际上，前者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人死之后，权利能力丧失，无法再取得财产也无法再成为诉权主体，既然死者再无后续财产，当然不会再有继承问题。此外，从侵权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角度也无法证成继承人对加害人应拥有此项请求权。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观点较有说服力。因为被抚养人之损失是最为直接的，并且这也是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允许被抚养人向加害人请求抚养费之赔偿。[9]因此，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以抚养人实际需要多少抚养费来确定。至于其具体计算，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但绝非采用以户籍为标准那么简单。[10]

基于上述分析，再来检讨《侵权责任法》第17条规定的所谓“一案多死，同命同价”。其实，此规定并不新鲜，早已存在，在我国铁路、航空、海运事故中，一直都是采用此项规则，只是不同行业赔偿标准不同而已。显然，这种基于同一损害事实发生之死亡结果而处以相同死亡赔偿金的做法，只是为了消除貌似不公而带来的“情绪”和赔偿操作上的简便，并无太多法理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未明确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因为《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都对此予以确认，因此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其在解释上应包括此项损害赔偿。但仍须明确的是，亲人死亡侵害了亲属的何种人身权益；否则，《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无法适用，因为该条以侵害人身权益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之前提。对此，笔者认为，加害人侵害的是死者亲属的一般人格权。[11]

五、精神损害赔偿之范围宜从严解释适用

《民法通则》并无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规定，解释上认为该法第120条所规定的“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12]后来这一制度被《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予以全面化和规范化。《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4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之规定系概括条款，解释上应认为是上述司法解释的总括性规定。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与比较法上多对精神损害赔偿项目采法定模式相异，如《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及第823条第1款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采法定模式，一方面可避免泛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严格，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属德国。在德国，死者亲属不享有因亲人意外身亡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除非在因此种噩耗导致可以由医学认定的疾病发生时才因基于身体、健康伤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外，在德国，基于结婚照等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品灭失，也不能请求有过错之加害方赔偿精神损失。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对于精神损害的范围，在《侵权责任法》第22条采如此概括条款的模式下，应予以从严解释。在解释上，超出《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4条规定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予否认。对基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2款中“其他人格利益”被侵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应严格把握“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之前提条件，从严解释，以限缩其适用范围。诸如基于所谓“亲吻权”、“探视权”、“安宁权(休息权)”、“环境权”等被侵害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皆不宜支持。此外，对于刑事被害人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侵权责任法》仍然未予回应，令人遗憾。

六、赔礼道歉的违宪性之争

《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1款第5项规定将赔礼道歉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实际上是沿袭《民法通则》第120、134条之规定。这使得赔礼道歉这一在比较法上广受争议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法上再次被确立。从法律适用上看，我国法院对于此种责任承担方式的运用一般为判令被告登报刊载道歉声明，如被告不主动刊载，则由法院代替被告刊载而由被告支付刊载费用。从比较法上看，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日本、韩国都放弃将赔礼道歉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一之前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责任承担方式提出质疑。[13]从《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的讨论和立法结果看，这一问题始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国法学界对该责任承担方式涉及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尊重与维护尚缺乏自觉性，没有认真检讨立法条文可能戕害人民基本权利。当然，笔者亦不认为这一责任形式应当完全取消，毕竟这项制度在我国已经施行很久，许其存在若能达孔子所言“一言以折狱”之效果，亦未免不是一个消除矛盾的好办法。但是，法官在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时须考量基本权利内在的价值理念，维护人格自主与人之尊严，以免使被告人格处于受屈辱之境地。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1项将生命健康权分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3项权利。

[2]参见张红：《论一般人格权作为基本权利之保护手段》，《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页。

[4]Vgl.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 besondere Teil II， 13 Aufl.，§76 II1 a.

[5]Vgl. BGHZ 124， 52 = NJW 1994， 127. - Schmerzensgeldanspruch wegen Vernichtung einer Spermakonserve.

[6]参见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7]参见叶名怡：《再论死亡赔偿范围》，《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8]余命不赔是比较法上的通例。Vgl.v.Bar， Gemeineuropaisiches Deliktsrecht II， Rn. 47.

[9]如《德国民法典》第844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192、194条之规定。

[10]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11]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