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仲裁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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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仲裁申请书范文第1篇
按照发生的先后次序，一个完整的调解流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1.当事人申请；2.调解中心审核与受理；3.预交调解费；4.选定或指定调解员；5.达成调解协议；6.申请司法确认。本部分重点阐述申请及受理两个环节。
（一）申请调解
申请调解的具体方式有：1.一方当事人单方申请；2.各方当事人共同申请；3.法院委派或委托案件的申请。一方当事人单方申请与其他申请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方当事人单方提出申请后，调解中心需征求其他方当事人的意见，只有经其他方当事人同意才能继续推进调解程序，其他申请方式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对来调解中心调解已无异议，如能继续推进调解，三者后续的程序差异不大，因此本部分主要介绍一方当事人单方申请的程序。
当事人单方申请时，首先应当向调解中心提交调解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1.各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特别是联系方式；2.调解事项；3.争议焦点；4.初步调解方案。
有了各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便于调解中心对争议各方有基本的了解，同时也获得了与各方联系的方式，便于联系沟通。
调解事项，也就是争议事项，如建设工程合同中，施工企业索要工程款及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各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合作的环节及事项可能比较多，让申请调解一方明确争议事项有利于调解中心及调解员迅速从复杂的交易环节中锁定待处理的具体事项。
争议焦点，指在具体的调解事项中，发生争议的点在哪里。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发生纠纷以后均会先自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会逐渐明确双方最终的分歧在哪里，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施工企业要求发包方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益，发包方同意支付工程款但对具体数额及逾期利益的起算点与施工企业有不同意见。争议焦点的确立使调解中心及调解员对要处理的纠纷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初步调解方案，指对争议事项如何解决的初步方案。初步解决方案的提出，便于调解员在把握争议事项及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形成调解思路，可以有的放矢，提高调解效率。
（二）调解中心审核及受理
调解组织收到一方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后，首先应当审查待解决的纠纷是否属于民商事纠纷，如果属于民商事纠纷的还需要审查是否在调解中心可以受理的案件范围之内。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告知申请调解的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中心应当按照申请人提交申请书中的联系方式及时向其他方当事人发出是否同意调解中心调解的通知书。在通知书中明确告知其他方当事人，申请人申请调解的事项、申请人认为的争议焦点，但一般情况下不告知其他方申请人提出的初步调解方案。如果其他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调解程序终止，如其他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应当向调解中心提交同意调解申请书，并在申请书中列明其认为的争议事项、争议焦点，并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其他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申请书中需填写的事项与申请人申请书的要求基本相同。
在调解中心收到其他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申请书后，调解程序便可继续推进。
五、调解收费
根中办发〔2015〕60号文件，支持商业调解组织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提供调解服务的精神，调解中心拟定了收费管理办法。为减轻当事人的负担，收费管理部分拟定的收费标准基本上与一审诉讼费的一半相当。根据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调解收费包括注册费及调解费。1000万元以下案件的注册费统一为2000元，1000万元以上案件的注册费统一为4000元，调解费则根据标的额的大小按照比例累进收取。
各方当事人应全额预交调解收费，原则上各方当事人应当平均负担，各方当事人有其他约定的除外。在各方当事人全额预交调解收费后，根据案件调解的进程，调解中心还规定了退费办法，具体包括：1.调解案件受理后，当事人双方选定或调解中心指定调解员前，当事人一方或各方不同意继续调解的，注册费不退，退还全部调解费；2.当事人各方选定或调解中心指定调解员后，达成调解协议前，不同意继续调解的，注册费不退，退还各自实际承担调解费的80%；3.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不要求司法确认的，注册费与调解费均不退；4.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要求司法确认的，司法确认前，一方或双方不同意或不配合司法确认的，双方注册费不退，退还同意或配合司法确认的一方所实际负担调解费的50%，退还不同意或不配合司法确认的一方所实际负担调解费的10%；5.司法确认后，注册费、调解费均不退还。
六、调解方式
（一）调解方式
为便于快速、高效解决纠纷，采用何种调解方式由调解员自行把握，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调解员可以单独或同时会见各方当事人及其人；2.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书面或口头的解决争议的建议或方案；3.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调解员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就技术性问题提供咨询或鉴定意见；4.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调解方式的灵活性符合调解的本质，也是调解与诉讼及仲裁的重要区别之一。
（二）调解地点
调解原则上应在调解中心所在地进行。如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调解员认为确有必要并经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在其它地点进行，如西城区人民法院。
需要注意的是调解的地点与调解协议作出地的区别，调解的地点有相当的灵活性，而调解协议的作出地为调解中心注册地，调解协议作出地不因调解的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三）调解语言
调解采用中文进行，如果当事人要求提供其他语种的，所产生的翻译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当事人承担。
（四）调解期限
调解的期限为30日，自调解中心向当事人发送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对调解期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七、调解员
（一）调解员的任职资格
任职资格即调解员的准入资格，我们认为应当从调解员的专业水平及道德素养两方面规定调解员的任职资格。专业水平涉及调解员对行业是否足够熟悉，是否能够有效与当事人沟通；同时调解员通过调解掌握的案件信息最为全面，如果其利用信息优势从事不当行为，不但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有损调解机构的声誉，因此还应当对调解员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调解员应具备下列条件：1.熟悉与房地产、建筑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2.熟悉与房地产、建筑行业相关的行业惯例；3.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
上述条件规定的相对宽泛，主要是因为目前处于调解初期，积累的经验还不足，随着调解的逐步推广，再逐步细化调解员的任职资格。
（二）具体案件调解员的人数及产生办法
1.人数要求
原则上一个案件由一名调解员主持进行，如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调解中心认为增加调解员更有利于调解的，可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经当事人同意后，方可增加。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主要考虑的是避免调解员内部意见分歧影响案件的调解进度，同时也有利于节省调解成本。
2.产生办法
调解员的产生办法包括选定与指定两种，原则上调解员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当事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选定调解员的，才可以由调解中心指定。
当事人选定调解员时，首先应当在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名册内选择，如果当事人选择名册外人员的，需经调解中心审查，经审查符合调解规则规定的调解员任职资格的才可以作为调解员。
当事人自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如不能共同选定一名调解员的，由调解中心牡鹘庵行牡鹘庠泵册中指定调解员。
（三）调解员履职要求
独立性、公正性是调解员履行职责应遵循的最基本的要求。具体来说，调解员应当做到：1.与案件及各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2.能保证足够的时间进行调解；3.不得将调解过程中知悉的案件信息对外透漏；4.在调解未成功的情况下，不得作为一方的人参与诉讼或仲裁。
八、调解协议
（一）调解协议的性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的有关规定，调解协议为具有民事合同的协议。
（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既然为民事合同，自然不具备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别是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是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因此调解协议的履行在理想状态下不会有问题。但考虑到房地产领域纠纷的标的额一般都很大，同时目前我国的诚信环境也不是很完善，在很多情况下还是需要通过司法确认将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赋予强制执行力。
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便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商事仲裁申请书范文第2篇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辖权异议的依据
（一）裁决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对该协议效力的限制。从立法和实践来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以及法院在确定仲裁管辖权时主要考虑下面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签订有效、可执行的仲裁协议；二是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受案范围内。而如果一方当事人试图否认仲裁管辖权，理由也主要出在这几方面，使仲裁管辖权足以成立的每一个因素和环节反过来都有可能成为当事人抗辩的理由，即：否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否认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否认争议事项属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受案范围。
1，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4条第3款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还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并无异议，但是对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异议的。申请人共荣火灾海上保险相互会社与被申请人青岛金岛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请人与三协会社于1996年6月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因货物有问题，申请人按照保险合同陪付给三协会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申请人因此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和三协会社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后是否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则转化为已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申请人能否享受原债权人所有权利，包括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仲裁委员会认为，合同债权转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原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改变。如果允许受让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权利的同时排除接受仲裁条款的管辖，则导致被转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法行使原合同中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违背合同法关于权利转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转让合同其他权利的同时唯独将仲裁条款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条款随着根据贸易合同和保险合同转移的追索权而转移，仲裁条款不仅约束原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约束代为行使贸易合同中追索权的保险人和原贸易合同中相对于转让方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时约束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和销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请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出仲裁申请。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
2，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目前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
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另外，《仲裁法》第77条又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将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围之外，不适用仲裁法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此类纠纷适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纠纷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签订仲裁协议，只要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进行仲裁。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实行地域管辖原则，而不像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区划，任选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实行的是先仲裁后审判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还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讼，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3，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其第3条规定：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上述三点是法院或仲裁员确定仲裁管辖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仲裁管辖权时，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实际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一个重要依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裁决做出后
在裁决做出以后，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时，或者要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要考虑管辖权的问题。这一阶段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没有恰当行使管辖权，出现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况。仲裁庭超裁，意味着仲裁庭虽然有权仲裁某一纠纷，却以超越权限的方式对某些事项做出裁决。比如，仲裁庭就当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项或者虽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外或仲裁范围之外的事项做出裁决，或者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授权及法定的权限做出裁决；仲裁庭漏裁意味着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还有部分仲裁请求没有获得解决。
无论是在国内仲裁法中，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中，仲裁庭恰当行使管辖权，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国，当事人在法国法院可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不多的几条理由中，有一条即为“仲裁员未依照其任务进行裁决”。中国1994《仲裁法》第58条中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美国联邦仲裁法中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也有一条就是“仲裁员超越权力或者没有充分运用权力”。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中也规定，如果证明：“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议；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公约还进一步规定，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该部分的决定仍可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谁来裁判这一异议呢？这在提起仲裁申请阶段和裁决做出后的阶段都比较好判断，因为这两个阶段都属于司法阶段，当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关仲裁管辖权的异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时，因对仲裁管辖权有异议而拒绝参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要求法院对异议做出决定；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之诉。在这两个阶段当然只能由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但在裁决进行过程阶段就比较复杂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机构，还是由管辖法院来判断呢？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没有管辖权。在中国，情况就要特殊一些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两个层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
（一）管辖权/管辖权，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中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使是只谈仲裁协议，仲裁法第二十条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请求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决定，而没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所产生的异议问题做出规定。第二，从这条规定的本身来说，它也规定得过于简单，不具备应有的操作性。它表明，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承认仲裁机构有权决定自己对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但同时认为法院的决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方案，而且没有具体表明折衷的结合点和分界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7号）《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所反映的也是这种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强一些。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三点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做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做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点规定：
“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做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要解决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可能出现的决定管辖权的管辖权冲突，以及两者就同一管辖权争议的决定的实质性冲突，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但是，试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国，且为临时仲裁，但案件被申请人是中国国内公司，该被申请人在国内法院要求确认有关仲裁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将如何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裁定书副本如何送达哪一个仲裁机构？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针对的主要是国内仲裁和机构仲裁。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贸易交往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只考虑到国内的机构仲裁而无视临时仲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仲裁业发达国家的国际仲裁。
（二）管辖权/管辖权：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
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尽管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出发点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包括程序问题的争议。在机构仲裁中，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争议都最终是由仲裁员来处理，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作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又有各自独立之处，比如，仲裁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时，尤其是审理实体问题时，仲裁机构无权干预，因而两者之间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应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来对仲裁管辖权争议做出决断，也是存在争论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原因是这是仲裁庭固有的权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相比之下，中国规定由仲裁机构来决定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比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
中国的这种独特做法遭到国内外法学界和仲裁界的广泛批评。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员会来做出管辖权决定，能够保持一个机构内所有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决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断和结论；第二，在仲裁庭组庭之前，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时候，当然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三，组庭之后，实际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对实体问题做出审理，仲裁委员会都是在仲裁庭实体审理的基础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见，以仲裁委的名义做出管辖权决定罢了。既不会出现仲裁委“难以或无法”做出决定，也不会出现仲裁委的决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况。
四、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
问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可否主动依职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动否定自己的管辖权？
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地球洋”轮定期租船合同争议案中，双方约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会向申诉人说明海事争议应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申请人坚持在上海分会仲裁，被申请人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CIETAC还是以租船合同纠纷属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管辖为由指令上海分会撤销该案。中国政府曾规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受理海事纠纷的专门机构，虽然理论上经济贸易争议包括海事争议，但习惯上CIETAC不受理海事争议。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争议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员行使管辖权不得违背仲裁地、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当事人无异议而可以改变，上海分会越权管辖所做出的裁决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也出于维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声誉考虑，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应当可以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中止仲裁程序的进行。
（二）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限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抗辩管辖权的权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概括来说，当事人提出管辖权抗辩的时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一次实体答辩之前，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6条规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任何异议必须在任何实体答辩前提出。
2，第一次开庭之前，中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辖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有所改进，其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分别异议类型规定不同的时限。以《示范法》为典型，其第16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出答辩书后提出，但有关仲裁庭超越管辖权的抗辩，应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出现越权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中就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异议的时限。
试观中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不开庭的案件怎么办？仲裁法第39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对这种不开庭而书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问题就不能适用仲裁法第20条来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当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实体答辩前提出管辖权异议。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辩，甚至也不提交任何书面意见的，它是否有权在仲裁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任何一个时间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呢？已有的明文规定似乎不能阻止他这么做。
笔者认为，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应因为当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虑，更不应变更过去的决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允许上诉的，因为有的程序决定是针对程序步骤的时限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为时间本身是永不停息前进的，而且允许上诉会使程序的总时间不可避免的延长，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为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其实体裁判不应该不同，当事人的实体权力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少数管辖权决定是值得怀疑的，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条、63条、70条和7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也就是说，没有仲裁管辖权的，仲裁裁决将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就意味着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还有机会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这在事实上是抵消了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只要当事人愿意，就能利用这种条款产生拖延实质争议解决的作用。英国法律谚语中由“延误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delayedisjusticedenied)之说，这种做法似乎和各国民事程序法理论所强调的效率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纽约公约在内，各国立法都赋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院审查仲裁管辖权纠纷的最终权力，无论其他机构或仲裁庭是否审查过这一问题，还得重新再审一次。这种审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重开，意味着当事人和有关机构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考书目：
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连斌著《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宋航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艳丽著《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有关问题及透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秀文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高菲著《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与实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商事仲裁申请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意思自治；仲裁协议；管辖权
一、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R.T INTERNATIONAL INC. 住所地为美国洛杉矶市第五大街340号；被申请人上海广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为中国上海市广鸿路42号。双方通过邮件的方式确定买卖女式一批牛仔裤（数量32700件，单价FOB上海4.98美元/件，总值153，771美元）申请人于2003年3月26日向被申请人支付了部分货款65，552美元。此后，申请人未再支付过其它货款。2003年6月12日和2003年7月24日，被申请人分别发函催促申请人付款以安排出货。申请人委派业务人员于2003年7月29日至被申请人仓库验货，并制作了13份验货报告表，报告载示的“验货评语”包括水洗斑点、污渍、钮扣间隔不均、后腰钮扣与扣洞不平、金属装饰不订在指定位置、开叉不平整、长短不一致、汽眼倾斜不均、拉链褪色、洗水猫须不对称、装饰娃娃掉落等质量问题。申请人检验人员得出“I cannot accept this shipment due to the above reasons that I have stat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ommodity does not fulfill the basic export standards.”的结论。
申请人于2003年10月16日致函被申请人提出“因货物的质量不符合出口标准，拒绝出货，要求立刻返还订金。
被申请人上海广鸿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开庭审理前向CIETAC上海分会提交了书面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主要内容为：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售货确认书》第4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依被申请人一方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或《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仲裁解决”。该仲裁条款无效，首先，仲裁条款未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其次约定指向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双方并未就适用何一规则达成合意。因此，《售货确认书》第4条的仲裁条款无效，故CIETAC上海分会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源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如果仲裁协议无效，所进行的仲裁和做出的仲裁裁决也会随之无效。由此可见，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认定是仲裁是否有效的决定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8条规定，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无效。很显然这是将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以及约定的明确性作为仲裁协议有效的强制性认定条件。但由于当事人受其自身法律知识和对仲裁制度、仲裁机构了解程度的局限，往往在订立合同时不能具体而明确地表述仲裁机构的名称，且发生纠纷后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很难就此达成补充协议，因而往往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使双方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民事纠纷的愿望落空。为此，最高法院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从宽解释，而不是简单的以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否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学界和仲裁实务界的普遍看法是，只要仲裁协议对仲裁机构的表述在文字和逻辑上不发生歧义，并能够从文字和逻辑上确定仲裁机构，法院应当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解释》在判断仲裁协议效力上采取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标准，对此问题作出了积极而正面的回应：“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解释》还就仲裁实践中常见的几种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1）仅约定纠纷适用仲裁规则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2）约定了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3）约定由某地仲裁机构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4）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仲裁协议效力问题
二、案例分析意见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上海分会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上海分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理由如下：
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首先，就本案看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售货确认书》，其中明确载有仲裁条款“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依被申请人一方的……仲裁解决”，可见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其次，《售货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还规定“凡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可提交仲裁”，所以可以认定本案的仲裁事项是明确和肯定的，且仲裁事项具有可仲裁性；最后，依据仲裁法的规定一份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规则还需选定仲裁委员会。如果假设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选定了仲裁委员会，那么仲裁协议即为有效，继而不难进一步推断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上海分会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经分析认为答案都是肯定的。理由是：对《仲裁法》十六条、十八条的规定不能狭义的机械理解，不能认为仲裁协议中没有明确的写有仲裁机构的确切名称，就一概认定仲裁协议无效。而应当根据仲裁协议的具体内容、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图结合《仲裁法》和司法解释来确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具体分析如下：
1、从仲裁条款中的规定可推知有确定的仲裁委员会，且能够明确仲裁点及仲裁规则
《售货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约定“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依被申请人一方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或《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1）仲裁条款具有明确的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款规定“凡当事人约定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但未约定仲裁机构的，均视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而适用《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的只有美国仲裁协会，因而从条文分析可知本案仲裁条款确定了两个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美国仲裁协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给山东省高院的[1996]176号法函中答复如下：“本案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合同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该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的约定是明确的，亦是可以执行的。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即可进行仲裁。”
结合本案和上述司法解释，可以认定《售货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有确定的仲裁委员会。
（2）依据法律规定可确定仲裁地点。合同中约定“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依被申请人一方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或《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仲裁解决，那么结合本案案情，一旦确定了被申请人为中国上海广鸿进出口公司，进而确定本案仲裁规则应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从另一方面分析，美国仲裁协会及其仲裁规则就无须考虑了。
再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款规定“凡当事人约定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但未约定仲裁机构的，均视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再根据第三十一条规定：“（一）双方当事人书面约定仲裁地的，从其约定。（二）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所在地为仲裁地。（三）仲裁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可以认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所在地为仲裁地。
综上可知，本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有明确的仲裁机构，即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因而是有效的仲裁条款，且具备仲裁地和仲裁规则。
2、CIETAC上海分会对此具有管辖权
既然本案已经选定了CIETAC作为仲裁机构，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所在地为仲裁地。”第二条第八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如无此约定，则由申请人选择，由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由其华南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由其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作此选择时，以首先提出选择的为准”，据此，关于仲裁地点的确定是选择性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仲裁地点，可以是北京总会，或深圳、CIETAC上海分会提出仲裁请求，依法可以认定CIETAC上海分会具有管辖权。
三、评析
商事仲裁申请书范文第4篇
一、有效仲裁协议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尽管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应具备的具体条件规定各异，但从多数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至少应具备以下四个基本条件。
1．订立协议的当事入双方必须具有合法的资格和能力
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从事商事交易的当事人必须具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是保证该商事交易活动有效性的基本前提。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也是如此，如果订立协议的当事人是无法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该协议就是无效的。鉴于国际仲裁协议涉及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这里提出的一个基本是：以何国法律确定该当事人有无行为能力?1958年纽约公约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公约第5条l款1项只是规定"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而并未指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实际上把这个问题留给各国国内法解决。根据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当事入的行为能力，适用该当事人的属人法，即该当事人国籍所属国或其住所地国的法律。也就是说，当事人如依其属人法为有行为能力，无论走到那里，都是有行为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当事人如依其属人法为无行为能力者，但根据行为地法为有行为能力，也应视为有行为能力；早在1861年，法国最高法院在李查蒂一案(Lizardi’s case)中就确立了这一原则。在该案中，22岁的墨西哥人李查蒂在法国订立了-个买卖合同后拒绝履行，理由是他订立该合同时依其属人法他还没有成年(依墨西哥法，23岁为成年)。法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依法国法李查蒂已经成年，而且法国卖方在缔结合同时是正直而审慎的，所以需要保护，合同不能被认为无效。[3]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2．仲裁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仲裁协议属于契约中的一种，而契约本身就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一方当事人的意思。如果在订立仲裁协议的过程中，一方采用欺诈的手段，迫使对方订立将争提交某个仲裁机关仲裁的协议，该协议实质上反映的只是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这样的协议有悖于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合同法上的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仲裁协议。
3．仲裁协议的必须合法
这是构成仲裁协议有效性的一个实质性要件。所谓仲裁协议的内容合法，主要表现在：
(1)提交仲裁的事项必须是依据有关国家的法律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这些法律通常都涉及仲裁地或裁决地，以及裁决执行地国的法律。
(2)协议内容不得违反仲裁地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不得与该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如，有些国家的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中必须载明仲裁员的姓名和地址，或者指定仲裁员的，否则协议无效。有些国家则无上述规定。因此，同样内容的仲裁协议，在一些国家看来是有效合法的，在另一些国家就可能视为非法。但不管怎样，仲裁协议的内容至少不得违背仲裁地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
4．仲裁协议的形式必须合法
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根据许多国际公约和国内法，仲裁协议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例如，1975年《美洲国家商事仲裁公约》第1条就规定，仲裁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应有当事各方的签名，或者用交换信件、电报或电传通信的方式。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2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条2款也规定："仲裁协议系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有些国家，如瑞典等国，法律没有规定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所谓仲裁协议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一般应符合仲裁地国家和裁决执行地国家的法律对仲裁协议的形式上的要求。
二、无效仲裁协议
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而且不同国家对此也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而言，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无行为能力
如果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依其属人法或行为地法为无行为能力者，即可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在国际商事实践上，如果人超越其权限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或协议，本人对人的无权行为不承担责任。在此种情况下，应由人承担个人责任。也就是说，该人无权以其未得到本人授权为由，拒绝履行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或协议。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在1986年作出的第4381号裁决中[4]， 涉及一法国申诉人与伊朗被诉人签订的在伊朗实施一项工程的合作协议。被诉人以其未得到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授权为由而拒绝履行该合作协议。法国申诉人将该案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仲裁庭在斯德哥尔摩审理了申诉人与被诉人的争议。仲裁庭认为："……既然被诉人不能证明申诉人在与被诉人签订协议时，根据应该适用的法律，该被诉人无签约能力，那么，被诉人提出的由于未得到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授权而使该协议无效的抗辩则有悖于国际合同关系中的善意原则，并且此项缺乏授权的抗辩也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合作协议的全部价值必 须予以承认"。
2．仲裁协议的形式不合法
如果仲裁协议在形式上不符合仲裁地或裁决执行地所在国的法律规定的形式，也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例如，1989年1月1日起生效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78条规定："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如电报、电传、传真或任何其他以文字表示的通讯方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5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2款规定："仲裁协议应是书面的。协议如载于当事各方签字的文件中，或载于往来的书信、电传、电报或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中，或在申诉书和签辩书的交换中当事一方声称有协议而当事他方不否认即为书面协议。在合同中提出参照载有仲载条款的一项文件即构成仲裁协议，如果该合同是书面的而且这种参照足以使该仲裁条款构成该合同的一部分的话。"1958年纽约公约第2条，1965年华盛顿公约第25条，都规定了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在无书面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裁决，很难得到执行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例如，在美国北美足联贸易公司诉国际海商贸易公司和弗里斯欧洲贸易公司(弗里斯公司后来被国际海商贸易公司所取代)一案中[5]， 北美足联公司与国际海商公司和弗里斯公司签订了允许后者使用北美足联商标的许可协议。协议在履行中发生了争议，北美足联公司将该争议提交在纽约的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要求被诉人赔偿申诉人的损失，仲裁庭作出了被诉人应赔偿申诉人损失的裁决。于是，北美足联公司在被告营业所所在地的荷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美国仲裁协会作出的裁决的申请，此时的国际海商公司已宣布破产。法庭庭长拒绝下达强制执行该裁决的命令，理由是在向该院提交的文件中，被诉人与申诉人之间并无书面仲裁协议，因而不符合1958年纽约公约第2条1和2款规定的条件。
3．仲裁协议的内容不合法
根据各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仲裁协议的内容不符合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会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例如，根据法国1981年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如果仲裁协议没有确定争议的事项，或者仲裁员的姓名或指定仲裁员的方法，这样的仲裁协议就是无效的。印度尼西亚的法律规定，仲裁协议必须载明仲裁员的姓名和地址，否则无效[6]。埃及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仲裁协议中必须指定仲裁员，并且该仲裁员不得由第三方指定[7]。如果仲裁协议的事项按照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属于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也会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中，按照各国法律规定，凡属当事人之间能够协商解决的事项，一般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然而，对于同样问题的争议，按照有些国家的法律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而在另一些国家，就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同一争议事项订立的仲裁协议，在一些国家是有效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就是无效的。以产权为例，1983年美国联邦法(35U．S．C．294)明确规定，国际和国内合同中有关专利授权和专利有效性的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8]。而在法国，有关工业产权的争议事项则不能通过仲裁解决[9]。在日本，有关人的法律地位、继承、商标和专利、破产及反托拉斯方面的案件，不能通过仲裁解决[10]。
4，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其他原因
如果仲裁协议为模棱两可的协议，也会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例如，我国某涉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本合同在履行中产生的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中国法院解决。"就是一个无效的仲裁协议，因为根据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第257条)。仲裁和法院诉讼都是最终解决争议的方法，如果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就不能再约定将争议提交法院解决。况且，将争议提交法院解决无须当事双方作出约定。假如当事人在合同中同时作出上述两种约定，实际上等于没有任何约定。
如果仲裁协议中对解决争议的仲裁机构规定得不明确，也可能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例如某涉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这样规定的："由于本合同产生的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解决。"这仲裁条款的毛病出在没有明确解决该合同争议的机构，究竟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还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这一仲裁条款虽然表了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共同意志，但并未指明由谁来仲裁，往往也会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
如果仲裁协议中的规定与当事人同意提交审理争议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相抵触，也可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假如中国某公司与日本某公司订立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将该合同项下的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该会规则仲裁解决，与此同时，该条款又专门附加了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中日各方各指定一名本国国民为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由双方指定的仲裁员共同指定一第三国国民担任。这就不符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依照应适用的仲裁规则，仲裁员应在该会仲裁员名册中指定，而首席仲裁员应由仲裁委员会主席在该会仲裁员名册中指定(第14条)。倘若一方当事人将载有上述条款的合同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双方必须依该会仲裁规则对其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中关于仲裁庭组成上的规定进行修订，使之符合该会仲裁规则的规定，或者删去该条款中后一部分内容。
三、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应适用的法律
如前所述，鉴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仲裁协议的形式、内容、可提交仲裁的事项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和规定，因而实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伸裁协议，在一国法律看来是有效的，但依另一国法律则被视为无效协议。假定一个瑞典的公司同瑞士一家公司订立了一项买卖合同，该合同中虽无仲裁条款，但双方就合同如发生争议应提交伦敦国际仲裁院裁决达成口头协议。该口头协议依瑞典法为有效，依瑞士法则无效，如在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根据该院仲裁规则，仲裁申请书应附具载有仲裁条款或据以提起仲裁的合同文件的复印件(第1条2款)。并且依据英国仲裁法，仲裁协议也应采用书面形式。在该假设案件中，适用不同的法律将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不禁要问，应该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确定该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呢?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上，确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
无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还是争议发生后当事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书，就其本质上说，仲裁协议都是一项独立的契约或合同。根据各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一般都允许国际合同的当事人选择该合同应适用的法律。当然，此项选择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得违反有关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但不管怎样，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协议应适用的法律，应该作为一条基本原则适用。
法国最高法院1963年5月7日对Gosset一案的判决表明，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不一定就是主合同适用的法律[11]。笔者也持这个观点，因为仲裁条款不同于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它是独立于主合同的一个单独合同，并且许多国家的法律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是这样认定的，主合同的无效并不自然导致仲裁条款的无效。因此，我们这里讲的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指的是仲裁协议当事人就该协议的内容、形式等选择适用的法律。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1款规定的由于仲裁协议无效而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中的法律标准之一，即为仲裁协议当事双方共同选择的该协议应适用的法律。
2．仲裁地所在国的法律
当事人如在仲裁协议中未能就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12]，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应适用仲裁地所在国的法律。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选择在哪一个国家进行仲裁，这一仲裁就要受到该国法律的管辖与监督，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必然应服从该国的法律。换言之，如果仲裁协议依照仲裁地(也是裁决作出地)所在国的法律无效，那么该仲裁协议就是无效的。1958年纽约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中，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仲裁协议依裁决作出地国的法律为无效"(第5条1款l项)。一些国家的法院判例，也确立了"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由仲裁地法决定的原则。"例如，埃及最高法院于1982年4月26日对莱拉诉格尔夫[13]一案的判决所确立的就是这一原则。在该案中，原告莱拉是外国买方的人，被告格尔夫是埃及的水泥供应商。由于格尔夫未能按合同规定交货，原告莱拉在被告所在地的埃及亚历山大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被告订立的买卖合同，并要求被告赔偿由于违约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辩称，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该条款只规定在伦敦仲裁，没有关于指定仲裁员的规定)，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原告则抗辩道，该仲裁条款无效，因为它违反了埃及民事诉讼法典第502条3款关于仲裁协议中必须包括指定仲裁员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提出的理由，宣布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这一判决得到了亚历山大上诉法院的确认。但是，埃及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裁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应由仲裁地的法律确定。在本案中，该仲裁条款依照英国法是有效的。1983年6月13日，埃及法院又对另一案件作了相同的判决。[14]比利时商会仲裁院也一直坚持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由仲裁地法决定[15]。
3．裁决执行地国的法律
如果仲裁协议不符合裁决执行地的法律，也可能导致仲裁协议无效。例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美国北美足联贸易公司诉国际海商贸易公司和弗里斯欧洲体育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荷兰的多德雷赫特法院就是以申诉人与被诉人之间没有提供书面的仲裁协议而拒绝承认与执行美国仲裁协会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此外，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2款1项的规定，如果仲裁协议中涉及的争议事项根据裁决执行地的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解决，执行地法院也可拒绝承认与执行依据该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
由此可见，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尤其是仲裁地国和裁决执行地国的法律，在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
[1] 截至1991年底，该示范法以被澳大利亚、加拿大、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香港、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以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佛罗里达、佐治亚、夏威夷、马里兰、俄勒冈、北卡罗来纳等州 的立法机关采纳为本国或本地区的。
[2] 包括我国在内的近百个国家都参加或批准了这一公约。
[3]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4]《法国国际私法杂志》，1986年，第1102页。
[5] North American Soccer League Marketing Inc，(U．S) v．Admiral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Tranding BV and Frisol Eurosport BV，参见《商事仲裁年鉴》，1985年，第10卷，版，第490页 [6] 马罗(Mauro Rubino-Sammartano)：《国际仲裁法》，克鲁沃法律与税务出版公司，1990年，英文版， 第131页。
[7] 同上，第l32页。
[8] 麦克莱顿和罗沙贝尔(J.Stewart McClendon &Rosabel)：《在纽约进行的国际商事仲裁)，1986年纽约 ，英文版，第35页。
[9] 马罗：《国际仲裁法》，第l04页。在法国，有关破产和劳资争议的案件，也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10]同上，第104-105页。
[11]转引自马罗，前书，第141页。
[12]在实践中，多数仲裁协议并无适用特定法律的专门规定。
[13]转引自马罗、前书，第132页。关于该案还可参见《地中海与中东地区仲裁季刊)，1988年，第2期，第1 页
商事仲裁申请书范文第5篇
一、公约的产生及发展
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的缔约者们意识到，货物、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通固然很好，但如果对法律义务的广泛履行存在困难，将会阻碍共同市场的发展。因此按照《罗马条约》第220条之规定，6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以期为了它们国民的利益……简化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程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关国家于1960年设立了专家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的公约。
当时，欧共体国家之间有关判决的相互承认执行主要由成员国缔结的少数双边条约调整。这些条约不仅适用范围很有限，而且绝大多数的条约都规定了间接管辖权原则，即执行地国法院只有依据其本国法认定判决作出国法院有管辖权时方可执行该外国判决。起草公约的专家委员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保持间接管辖权原则这一繁琐的程序；要么实行统一的管辖权规则，即采用直接管辖权原则。正如皮特·凯所指出的：“简便、有效地执行外国判决的真正障碍是国内法上执行条件太复杂、不统一。因此需要方便、简化、统一的执行程序。由于个别成员国之间现存的双边条约内容既零乱又不完善，所以公约若采用间接的承认和执行标准将会继续导致对成员国公民的歧视。
《布鲁塞尔公约》的起草者们大胆地采用了直接管辖权原则。所谓直接管辖权原则，从执行地国法院的角度来说，是指如果外国法院适用的管辖规则与本国相同。则执行地国法院就无需对该外国判决进行管辖权方面的审查便可予以承认和执行。这样就保证了法院判决在欧洲共同体市场内像货物、人员和资金一样自由流通。
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欧共体任何成员国意欲加入该公约必须在原公约的基础上与原始缔约国订立特别协定。1973年当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成为欧共体成员时．它们为加入《布鲁塞尔公约》与原有的6个公约缔约国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并于1978年签署了《加入公约》。1982年当希腊加入《罗马条约》成为欧共体成员时，也通过签订《加入公约》加入了《布鲁塞尔公约》。这些《加入公约》只在1968年的《布鲁塞尔公约》内容基础上作了一些纯技术性的修改，并末改变公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为避免缔约各国法院对《布鲁塞尔公约》作出不同的解释，1971年6月3日欧共体6个原始成员国在卢森堡签订了《关于由欧洲共同体法院解释布鲁塞尔公约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授予欧共体法院对公约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布鲁塞尔公约》是以4种正式文字作成的，这样就给解释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公约没有一个一般性条款可以用来指导国内法院的法官克服公约解释和适用上的困难。1971年的这一议定书在欧洲政治、法律、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近来欧洲法院在促进成员国一体化以及宣扬欧共体法高于国内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院从一个统一欧洲的角度出发，应该有权解释公约适用中所产生的问题。”
1988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在瑞士的洛迦诺缔结了一项《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称为洛迦诺公约。该公约是为了确保欧共体成员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6个成员国之间判决的自由流通而缔结的。因为在这两大组织之间共有3500万消费者，而且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50％的贸易是与欧共体进行的。《洛迦诺公约》的一般原则与《布鲁塞尔公约》基本一致；两公约的绝大多数条款内容一样，甚至连条款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公约在适用上又是独立的。对此，《洛迦诺公约》在其第54条13款中专门规定了它与《布鲁塞尔公约》在具体适用方面的相互关系。
二、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基本条件及程序
司法裁判是国家的行为。按照领土属地管辖原则，法院判决的效力仅限于作出该判决的国家领土之内。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判决只在其本国领土内有效和执行的限制。如果一项判决的性质属于《布鲁塞尔公约》意义上的民商事判决，而且判决的事项也属于公约第1条的内容，那么该判决应在其它缔约国间予以承认，无需办理特别手续。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第26条之规定，外国判决应予以自动承认，也就是说公约不需要执行地国法院再作出一项新的司法裁判，而是由请求执行的一方当事人直接援引原判决。因此按照公约第26条所承认的判决就像是在执行地国作出的判决一样，原则上具有相同的效力。
公约第44条还规定，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法院已享受全部或部分司法援助或司法费用减免的，有权在承认和执行程序中享受执行地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优惠援助或最大减免。提供司法援助显然有利于判决的自由流通，尤其涉及支付抚养和赡养费的案件。此外，申请人在一缔约国申请执行另一缔约国作出的判决时，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者在被请求国没有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任何名目的保证金或抵押物。
从《罗马条约》第220条的要求来看，《布鲁塞尔公约》的目的在于“简化承认和执行手续”。因此．公约已将申请执行的程序尽可能地进行了简化。按照公约的规定，执行申请应依执行地国国内法规定的程序由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提交申请时还应提交下列文件：（1）经认证的判决书副本。如系缺席判决，须提供已将传票及判决书送达缺席一方当事人的证明正本或经证明无异的副本。（2）证实该判决依判决作出国法律是可以执行的并已送达对方的各项证明文件。（3）如需要时须提供证明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享受司法援助或减免诉讼费用的文件。公约第48条还规定．执行地法院认为必要时可要求提供各项文件的译本。
执行地法院收到申请后应迅速作出决定。被要求执行的一方在这一阶段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当事人提交的申请书只能因与拒绝承认判决相同的理由而被拒绝。但在任何情况下对外国判决的实质性问题均不得审查。对申请书作出决定后须立即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三、拒绝承认和执行判决的理由
（一）公共政策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如对某一判决的承认违背了被请求承认国的公共政策”，该判决不能予以承认。参与制订公约的有关专家曾指出，本条款只在极个别情况下适用，因为缔约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密切相关的法律体制，很少会出现一项外国判决与被请求承认国的法律制度或基本价值观相矛盾的情况。但是为了达到公约统一适用的目的，公约给法院保留了这一公共政策方面的审查权力。这一点与《罗马条约》中关于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给予缔约国的公共政策审查权是一致的。
公共政策审查权的行使是受到公约严格限制的。首先，《公约》第28条明确声明公共政策不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规定。也就是说，被请求承认国不得将公共政策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审查。其次，公约第27条(1)款外的其它款项所列明的不予承认的理由也不能以公共政策理由取而代之，否则会导致法院在拒绝承认和执行方面扩大公共政策理由的适用范围。除了上述限制外，对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很难进一步界定。从欧共体国家法院判例汇编中刊载的缔约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来看，有许多是将公共政策理由与第27条（2）款的缺席判决理由相互混淆。在此还应注意，被请求承认国不能仅以自己国内的公共政策去拒绝其它缔约国的判决。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等国公共政策的概念很广，而且英国法院也常常表现出对外国法的排斥。但是在公约这—体制下，这些国家就有必要限制其法院的司法权力。另外，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判决是否可以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尚不确定。斯卡拉思尔报告就援用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一项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外国判决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该报告认为，由于公约所有成员国的法律制度都专门规定了纠正欺诈判决的救济程序和理由，因此没有必要对欺诈判决动用执行程序中的公共政策理由加以否定。
(二)维护被告权利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2)款规定：“如果因被告未及时收到有关的文件，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辩诉而作出的缺席判决”不能予以承认。所有诉讼当事方都应有机会出庭并陈述其主张，这是欧共体法中的重要原则。从实践来看，这一基于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的要求而产生的理由在承认执行阶段引起的争议最多。
公约第27条(2)款可以看出，在下列情况下是不能拒绝承认和执行的：(1)被告已得到正当的通知；(2)该通知是及时送达的。被请求执行一项缺席判决的法院必须独立地审查判决作出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可以按照第27条(2)款对该判决予以执行。然而该条款的含义存在着3个问题：(1)什么情况下才构成“缺席判决”；(2)何谓正当送达；(3)怎样才能构成使被告“有充足时间安排辩诉”。以下将结合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如何认定上述这些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1、缺席判决。构成“出庭”的必要条件一直很少引起争议。但在最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欧洲法院对“出庭”的含义给予解释。在该案中，申请人请求德国法院执行一项意大利法院作出的判决。申请人的儿子在意大利一次车祸中由于被申请人的疏忽大意而死亡。申请人在意大利对被申请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附带了民事赔偿请求。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送达给了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虽然在刑事程序中通过其律师出庭，但对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没有进行答辩。欧洲法院在此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本案被申请人是否构成了《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被申请人的各项行为能够表明他已得到了诉讼通知并打算为自己辩护就足以构成出庭。然而如果被申请人只是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或仅对诉讼文书的送达本身表示反对，则不足以构成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这一观点已被德国上诉法院在该法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所采纳。在德国上诉法院的这起案件中，被告收到一个传票要求他在意大利法院出庭。他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对送达的传票表示反对，要求意大利法院撤回送达。其理由是他对收到的文件从文字内容到形式都无法读懂。德国上诉法院认沙定这一行为不能构成出庭，它只是对传票的送达提出了反驳。对?俺鐾ァ币淮首鞴阋宓慕馐头媳阌谕夤芯龅某腥虾椭葱姓庖还寄康摹4诱飧鲆庖迳辖玻耘芯鲎鞒龉ㄔ旱墓芟揭煲槲闯晒Φ那榭鱿拢绻煲槭О艿囊环讲徊渭油ド笤虿还钩伞安怀鐾ァ保κ游鐾ァ?/P>
2、正当送达。作为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附件的《议定书》第4条规定，在一缔约国作成的、需要送达到另一缔约国的当事人的诉讼文书，应按照缔约国缔结的条约和协定规定的程序送达。欧洲法院在Iancrayv.PetersundSickert一案中确认，正当送达的要求就是符合有关程序的规定。在该案中法院还认为适当和及时这两个要件是正当送达必须同时具备的。该案原告在法国一法院提讼。诉状送达到德国被告的营业所。德国一家机构也出具了已收到所送达文件的证明。德国被告没有出庭。德国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当原告在德国申请执行该判决时．被告反驳说送达方式没有严格按照有关送达的程序规则进行。德国上诉法院支持了这一反驳。原告不服上诉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向欧洲法院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欧洲法院对此予以解释。第一个问题是公约第27条(2)款是否要求提讼的文书应正当送达。也就是说，即使该文书事实上已收到并使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安排辩护，它仍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送达程序规则送达。欧洲法院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该法院认为，第27条(2)款的文字用语表明，适当和及时这两个条件对送达来说应同时并存。法院还分析了这种并存的理由，即“如果只把充足的时间作?ㄒ槐曜迹婢陀锌赡芑嵛奘臃苫蚬侍踉妓蟮暮侠硭痛锿揪丁U庋岣卸ㄊ欠袼痛镌斐衫眩钪栈岱涟恫悸橙肌返耐骋皇视谩！?/P>
按照德国法律，在其国内诉讼程序中，即便是送达方式或途径存在缺陷，但只要能够证明文件事实上已经到达了收件人，法院便有权自行决定认可这种送达。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因此向欧洲法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作为被请求执行外国判决的法院能否也可以比照适用德国国内法上的这一规则。欧洲法院指出：“本法院无意对缔约国之间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域外送达方面存在的不同制度予以协调，但是《布鲁塞尔公约》旨在保障被告的权利受到充分保护。为此，判决作出国法院和被请求执行国法院在各自的程序中都有权自行决定诉讼文书是否已妥当送达。应记住《布鲁塞尔公约》没有规定各国法院作上述决定时应适用的法律。既然状送达的程序规则是判决作出国程序的一部分，那么是否合理送达的问题也只能适用判决作出国法律，包括可能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条约来解决。因此，对送达缺陷的补救或认可问题也应受该国法律调整。”由此可见，欧洲法院只强调应适用判决作出国的法律来判定送达是否正当。欧洲法院未能协调或统一欧共体内各国法律的差异和冲突，因此不存在统一的欧共体法来解释正当送达。
3、充足时间。执行地国法院必须对被告是否获得充足时间安排答辩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执行地法院既不受判决作出国有关期间方面法律规定的限制，也不能依据其本国法律，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事实问题考虑。在Devaeekerv.Bouwman一案中，法院阐明了这一立场。它指出：“文书的送达是否给被告留有充足的答辩时间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无法单纯依据判决作出国国内法或执行地国国内法来判断”。关于在判定“充足时间”方面应考虑哪些事实因素，有关法院在Klompsv.Michel案中提出了一些判定标准。法院指出：“执行地法院应考虑案件的各种情况，包括送达所采用的方式、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为避免缺席判决而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等。例如，如果争议涉及商业关系，提讼的文件送达到被告营业地，那么仅仅因为被告在送达时外出不在这一事实通常不能构成无法安排辩护……”。
在前面提到的Devaeekerv.Bouwman案中，当诉状已送到被告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注册地址时，法院是否还要去考虑充足时间问题。按照判决作出国法律这已构成了正当送达。但是该案件中被告当时已从上述注册地址搬走。虽然他没有立即通知原告他的新地址，但从送达上述诉状到后来的开庭通知这段时间内，他的确向原告提供了一个新的联系信箱号。但开庭通知没有送达到这一新地址。判决结果是原告胜诉。该判决仍被送到被告原注册的地址。后来对这一缺席判决的上诉期限已过，被告仍不知道有任何诉讼。当他在荷兰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时他才知道了这一判决。他对执行比利时判决的命令提起了上诉。欧洲法院就该案所要解释的问题是，在断定充足时间时，是否还应考虑从送达到判决作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如地址的变更。法院认为考虑这些新情况很重要，否则不能真正实现公约第27条（2）款确保被告有充分机会出庭的目的。
（三）与被请求承认国的判决矛盾
公约第27条(3)款规定，如果某一外国判决与被请求国就同一当事人间的争端所作判决不相容时，该外国判决不能予以承认。虽然这一拒绝理由完全可以包括在公共政策理由中，但负责起草《布鲁塞尔公约》的专家委员会为了消除“可能对公共政策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这种危险”，又单独列出了这一拒绝承认的理由。关于不相容判决的含义，法院在Hoffmanv.Krieg案中认为：“导致了相互排斥的法律结果的判决就是不相容的判决。”该案涉及到对一项德国判决的执行。该判决命令丈夫在婚姻解除后向妻子支付扶养费。但在该德国判决作出之前，执行地国已作出了涉及本案当事人离婚的另一判决。该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判决作出国的德国法院的裁决被视为与执行地国国内判决涉及的事项相矛盾。执行地法院因此认为该外国判决在执行地国不应再予以执行。在DeutcheGenossenschaftsbankv.BrasserieduPccheur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这种特殊程序仍应继续受执行地国法津支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避免出现执行地国法院无视本国判决的效力；避免出现外国判决比执行地国相同判决效力更为优越的局面。法院还指出，公约目标是更合理的司法管辖和更有效的程序运作。”法院强调指?觯骸霸谝桓鲋荚诖俳夤芯鲈谥葱械毓桥芯鲎鞒龉玫匠腥虾椭葱械墓贾校庖荒勘晔种匾N耸迪执四勘辏斜匾苊飧鞴ㄔ褐馗葱惺构芟饺ǎ蛭庋峒哟蟪鱿植幌嗳菖芯龅姆缦眨庖舱枪嫉?7条（3）款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