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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求得发展,需要不断地筹集到资金。从企业资金来源的构成来看,企业成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内部资金积累和外部资金投入。
内部资金是指企业留利和折旧资金,由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留利水平低,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需要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其中短期资本通过货币市场筹集,长期资本则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按照资金是否在供求双方调剂,可以把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划分为两种方式,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由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协商进行的资金融通。通过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方式进行的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则是由企业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向资本的最初所有者筹资,它的基本形式是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零散储户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来的资本以贷款、购买企业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业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负债结构的优化、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实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成为影响改革大局的严重问题。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国有企业资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业甚至是全负债经营。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愈来愈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目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的增资减债、兼并破产、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但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金缺口太大,这些措施都一时难以奏效。而可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的社会资金来源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具体来说:一是随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出明显的资本化趋势,居民个人已日益成为储蓄和投资的主体,(见表3)到1998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包括外币)已超过50000亿元;二是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充足,而中国广大的市场对国际资本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由于投资方式单一,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的约85%都形成了银行存款,通过银行又贷给企业形成企业债务,这也是企业高负债、低资本的历史原因。同时,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也受到发展条件和高融资成本的限制。因此,只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才能更有效地把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和国际资本转化为企业的资本金。
二、我国金融结构的实质性改善要求扩大直接融资
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面看,深化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构造合理的融资结构,是分散银行风险、改善银企关系,从而推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如本文前面所述,由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使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引起的严重亏损,不可避免的转嫁给银行,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增加直接融资,减少企业资金中信贷资金的比重,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是改善银企关系的根本出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成本要高于间接融成本,因此目前应以深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为重点来推动金融改革,不应过分强调直接金融的筹资作用,对此我们应认识到,国有银行的改革关系到全国无数高负债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可以使社会资金分流,减轻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压力,国有银行面临的系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一般来说,直接融资中的社会成本是个别金融风险,而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政企银企关系尚无根本转变时,银行间接融资难以摆脱的更大的是系统风险,二者相比,风险成本大小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体系风险出现的温床,改善我国金融结构,拓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资本流动,就必须发展直接融资,这不仅关系企业自身存亡,也直接影响到金融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当然,我们应当注意,一方面在强调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间接融资方式仍需在融资体系中占主要地位,如果一味强调直接融资,忽视银行应有的间接融资作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发展直接融资是同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应当认清深化资本市场不仅是为了改变我国企业资本的注入方式,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资本来源的改变,可以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提高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逐步消除金融体系累积性风险形成的体制根源,所以不能仅仅把到证券市场“圈钱”等同于发展直接融资,而要配合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不断发掘资本市场的深层次功能,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总之,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不断改进间接融资,以建立适合我国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新型融资体制,我们就会看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资本金将会得到充实;风险社会化会使社会投资者关注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效率,并逐步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化解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避免金融风险,最终实现从“货币计划经济”向“资本运营经济”的战略性转变,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摘要】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并针对我国企业融资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MM定理,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完全不受其所需资本的融资方式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关系。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内部融资;直接融资;优序融资
一、前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创造出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从而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关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投资决策无关,这意味着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但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发表了“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一文,在文中,他们用股利的支付率来度量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正向关系。之后,许多理财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证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业投资具有融资约束②的结论。后来,大量实证研究又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与组合所体现的融资效率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③。既然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异,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筹资方式和内部筹资方式。所谓内部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企业的折旧和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节省交易费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所谓外部筹资,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④。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既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途径,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
在我国,自1993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国家股东进行过红利分配⑤。国企将大量的利润予以留存,国有企业即使已成为上市公司也大多选择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大量现金予以留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企业的需求,出于减轻外部融资约束的考虑,企业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不稳固,对外部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如果企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他们并不开放,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难度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方式的现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观察。即借来的债务是有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资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现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这是对资本成本概念的错误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资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仍旧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途径。严格来讲,银行贷款属于“私募”融资方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不仅在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银行贷款仍是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⑥。
虽然,在我国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比如发行股票、公司债等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即采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例如:我国企业如果选择直接融资,不仅需要达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门槛,还需要在融资时支付昂贵的手续费用等酬资成本。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公信度,从而便于证券的发行,还要求:1.准备直接融资的企业要向社会公众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以便让潜在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2.企业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格验证,确认其可以负担必要责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很大,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三)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与国外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约束了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市场化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债权人企业申请发债的审批程序比申请上市发行股票还要复杂、条件更加严格。二是市场基础不完备,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还本付息的股票融资相对于既要还本又要付息的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
(一)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则确定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现金流原则来确定企业内部融资的比重
由于企业的留存盈余内部融资事实上是企业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现代股利理论,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企业股利政策应该依据剩余股利原则来制定。所谓的剩余股利原则,是指企业制定股利政策时,首先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资活动。在此原则指导下,只有企业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时,企业才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应该把税后净利润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东最低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然后将剩余的现金流发放给股东。而这所谓的“剩余的现金流”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首次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依据剩余股利原则与自由现金流量原则,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保障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冲突,防止经理人员不经济地运用现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现金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企业的内部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将自由现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给股东。
(二)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积极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比较时,许多学者以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根据测算,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因而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而日、德两国过分倚重间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没有形成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
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梅耶斯教授的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即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1.公司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分红比率很少变动,而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由此产生了外部融资的需求;3.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首先从公司债开始,其次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可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⑧正所谓,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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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脱媒;银行信贷;融资结构;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0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02
一、引言
随着金融脱媒的逐渐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以及金融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各种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 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宽。同时在2012年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出现利用直接融资工具替代贷款趋势,企业信贷与债券融资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债券市场而非传统银行贷款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自2003年起,企业通过境内或境外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由于直接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对银行的贷款业务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随着企业直接融资额的不断增加,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2003年的85.1%降至2011年的58.2%,同时不同的区域融资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11年债券融资等在配置资金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企业债券净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0.6%,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基于金融脱媒背景的融资结构的变化是否是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区域金融发展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区域金融的发展不仅直接反映出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还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区域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区域金融的运行机制,对维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二、文献综述
Hester(1969)认为脱媒代表了从使用中间人的服务向一个或者没有金融交易存在或者金融交易是最终的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直接的双边交易的基本体系转变[1]。AiifMian、Ami sufi(2008)首次将金融脱媒与美国次贷危机相联系,运用经验模型,结合美国主要地区的数据,认为正是金融脱媒程度的不断加剧导致了信用膨胀,最终引发了危机,以崭新的视角分析此次金融风暴的根源[2]。Gary等(2008)为代表,认为脱媒形式本身是一种有效的融资途径,但脱媒环节和脱媒工具中存在瑕疵。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监管者应当像关注银行机构一样关注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加大监管,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3]。巴曙松(2006)从金融中介功能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金融脱媒的形成和趋势,并结合国情提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4]。唐旭(2006)认为在我国还未出现真正的“脱媒”,但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的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金融脱媒过程的启动,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的机遇要大于挑战[5]。李扬(2007)认为金融脱媒是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而“媒”就是金融中介机构[6]。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国内学者关注已久的课题。刘红忠、郑海青(2006)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法对1985—200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 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大的结论, 同时发现金融体系中银行的比重越高, 经济发展越是落后[7]。杨晓敏、韩廷春(2006)得出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影响[8]。林毅夫等(2007)将产业融入金融结构变化的观点,从要素禀赋角度揭示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需具备的最优金融结构[9]。
三、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差异
(一)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宏观比较
“十一五”期间,债券融资快速上涨,并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十一五”时期,我国企业直接债务融资产品的发行量达5.05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债券融资一直低于股票融资额,自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增加,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从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资产规模前100名企业的融资结构来看,2005—2010年债券融资占比已从8%上升至23%。债券市场已成为中央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满足了这些企业超过50%的融资需求。在社会金融资源总体有限的约束下,大型企业债券融资比重的上升可以将信贷资源腾挪出来,这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创造了空间。通过这种资金供求结构的再匹配,满足了不同层面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2011年东中西部①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贷款、债券和股票融资额总体保持稳定,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银行贷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占比下降6.2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占比进一步提高,主要是债券融资占比提高7.2个百分点,股票融资占比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全国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资金配置效率提升明显。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地区新增贷款同比分别下降 13.8%和4.8%,西部地区小幅增长3.0%。各地区债券融资同比增速均高于30%,北京、辽宁等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股票融资同比正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在各种融资方式中占比均维持较高水平。其中,债券融资东部占比提高0.9 个百分点,西部下降1.2个百分点,中部、东北部基本持平,股票融资各地区占比保持稳定。
(二)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微观比较
用微观视角,从东中西部的典型省份着眼观察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本文选择北京、河南、贵州分别代表东、中、西部省份,来考察其融资结构的差异性。
从北京、河南、贵州三个省份比较来看,北京地区的融资结构已经由以间接融资为主演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在北京的央企逐渐把债券融资作为融资的首选。而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贵州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需求仍然旺盛。以河南为例,2010年河南仅有9家企业获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共计15支,金额95亿元,新增股票融资173.64亿元,地方债93亿元,直接融资规模达到13.6%。西部的贵州省基本依靠银行信贷融资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四、融资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
既有的研究已经证实,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货币创造功能差异巨大,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扩张过程中的货币派生情况。从我国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直、间接融资活动的货币创造功能显示,直接融资活动的货币创造效能仅为间接融资活动的53%左右。首先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来推导不同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基本形式为:
Y=AL?琢K?茁?滋 (1)
其中,Y是经济增长;A是技术系数;L是投入的劳动力;K是投入的资本;?琢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茁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滋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式(1)表明,决定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是新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在?琢+?茁=1即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经济产出来说,Y代表的是GDP增长率。假定经济繁荣期企业资本形成的来源主要是外源融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形成规模扩张及劳动要素投入。为了分析简便,假定企业内源融资稳定(即内源融资数量为常数),则社会资本形成规模等于当期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规模,即K=Kd+KL。其中Kd为直接融资额;KL是间接融资额。从直接融资种类及比重来看,我国债券市场获得了爆发式增长,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从2005年起超过股票融资,2010年债券融资规模已经达到股票融资的3.3倍,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达到76.9%。为了分析的便利,将债券融资作为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分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假定新就业劳动力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规模,则GDP增长率主要取决于K=Kd+KL,得出:
Y=AL?琢(Kd+KL)?茁?滋 (2)
Kd、KL的实际规模受一系列市场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因素。根据货币派生模型,派生的货币都是由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这一渠道注入的,假定银行实行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对新增存款缴存一定比例的法定准备金,银行间建立了清算体系,只需保留一定比例的超额准备金以应对所创造的存款的提款需要。
新增存款出现后商业银行以固定比例rD、rE提取法定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同时有比例rC的资金流出银行体系、保留在公众手中,剩余部分比例为1-(rD+rE+rC)用于发放贷款。贷款发放采用非现金方式,且直接转化为银行新增存款。其中?着=(rD+rE+rC)为新增贷款中不进入下一轮货币派生过程中的比例。用MB表示基础货币,因此得到由基础货币派生的存款量为:D=MB/?着,现金量为: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模型,GDP增长率则主要取决于直接融资规模、基础货币和非派生存款比例等共同决定的社会融资总量,即
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在内的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增长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品的过程即资本形成,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性因素,资本形成规模扩张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规模的扩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共同条件。同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能推动GDP的增长,但货币创造功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考虑到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导致的金融种类增加、金融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增强及专业人才成长等多方面的因素,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就会比间接融资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
五、金融脱媒下融资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以银行为主导,向间接融资倾斜,银行在储蓄和投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以债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则相对滞后。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在经济生活中地位逐渐上升。本文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便于比较不同的融资结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基本模型及数据来源
lnPGDP=c+a1*lnCredit+a2lnStock+a3lnbond+?着 (5)
通过对中东西部2011年融资结构的比较研究可知,以银行贷款表示的间接融资仍是中东西部三个地域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股票类融资、债券类融资虽有较快增长,但占比仍较小。本文针对融资结构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深入探讨这三种融资模式分别对本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何种作用。在自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将东、中、西部的主要金融资产划分为银行贷款、股票融资和债券类融资。其中,用金融机构贷款年末余额表示银行信贷融资;由于股票市值波动性较大,本文用历年股票筹资额表示股票融资(Stock);用债券筹资额表示债券融资(bond)。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沿用通行做法,以人均GDP表示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银行贷款数据来自1994—2006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数据, 股票、债券来自wind 数据库,2006—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人均GDP、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做单位根检验,其检验一般方程式为:
其中,a为常数项;表示差分;?滋t表示白噪声残差。原假设H0:?浊=0,如果变量不能拒绝有单位根,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随机趋势,反之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序列是平稳的。被检验序列是否含有截距项与时间趋势根据被检验序列图形确定,由于本文中使用的变量缺口为比值形式,因此不包含明显的时间趋势,变量最优滞后期由Eviews6.0软件跟据赤池原则自动确定。ADF检验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人均GDP、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值均小于相应的Mackinnon临界值,拒绝了存在一阶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缺口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Value值均小于0.05,通过检验,表示所选取的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区域人均GDP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调整后的值为0.5746,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F值为21.5672,相对应的P值为0,因此显著的F值表明,人均GDP与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验证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选择不同的滞后期会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本文经过实际操作的验证,发现滞后期为2个年度时,得到的效果最理想。因此,本文选择滞后期为2个年度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可以拒绝人均GDP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不能拒绝银行信贷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银行信贷构成了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反映融资结构变化的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直接的影响,融资结构的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中东西部融资结构发展不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较大。从区域融资结构的横向比较和实证研究来看,不同的融资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融资额地区分布来看,各种融资方式均维持“东部高,中西部、逐渐降低”的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结构上已经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并且东部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优势开始逐步显现。中西部地区对银行信贷的融资需求依然旺盛,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保持绝对优势。
(二)政策建议
实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信贷与资本市场都是区域经济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离不开来自银行体系的资金支持。银行体系庞大的资金规模和广阔的业务覆盖面,决定了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另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应更加重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对缓释和分散系统性风险有积极作用,而且资本市场在提供资金支持中所产生的促进企业治理结构完善、确保资金有效使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正外部效应,也是信贷市场所难以具备的。因此,作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强劲的一股力量,资本市场也不可或缺。
根据区域融资结构的不同,银行信贷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从东中西部的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更多的开始由过去的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重,中西部地区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融资。随着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未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将继续领先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将成为银行业竞争的主战场,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西部地区2011年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和机构网点数占比均比上年有所提高,重庆、陕西和四川是外资银行新进入的主要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应把握形势,提前谋划,积极布局中西部网点,做好业务发展的渠道建设,把信贷资源优先向中西部倾斜。
根据实体经济需求鼓励、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发展资产支持票据、信用缓释工具、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等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这一根本目标,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将极大地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保障金融改革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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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部融资; 直接融资; 优序融资
一、前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创造出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从而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关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投资决策无关,这意味着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但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发表了“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一文,在文中,他们用股利的支付率来度量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正向关系。之后,许多理财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证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业投资具有融资约束②的结论。后来,大量实证研究又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与组合所体现的融资效率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③。既然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异,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筹资方式和内部筹资方式。所谓内部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企业的折旧和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节省交易费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所谓外部筹资,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④。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既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途径,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
在我国,自1993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国家股东进行过红利分配⑤。国企将大量的利润予以留存,国有企业即使已成为上市公司也大多选择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大量现金予以留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企业的需求,出于减轻外部融资约束的考虑,企业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不稳固,对外部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如果企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他们并不开放,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难度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方式的现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观察。即借来的债务是有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资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现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这是对资本成本概念的错误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资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仍旧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途径。严格来讲,银行贷款属于“私募”融资方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不仅在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银行贷款仍是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 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 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 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⑥。
虽然,在我国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比如发行股票、公司债等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即采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例如:我国企业如果选择直接融资,不仅需要达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门槛,还需要在融资时支付昂贵的手续费用等酬资成本。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公信度,从而便于证券的发行,还要求:1.准备直接融资的企业要向社会公众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以便让潜在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2.企业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格验证,确认其可以负担必要责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很大,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三)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与国外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约束了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市场化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债权人企业申请发债的审批程序比申请上市发行股票还要复杂、条件更加严格。二是市场基础不完备,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还本付息的股票融资相对于既要还本又要付息的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
(一)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则确定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现金流原则来确定企业内部融资的比重
由于企业的留存盈余内部融资事实上是企业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现代股利理论,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企业股利政策应该依据剩余股利原则来制定。所谓的剩余股利原则,是指企业制定股利政策时,首先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资活动。在此原则指导下,只有企业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时,企业才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应该把税后净利润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东最低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然后将剩余的现金流发放给股东。而这所谓的“剩余的现金流”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首次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依据剩余股利原则与自由现金流量原则,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保障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冲突,防止经理人员不经济地运用现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现金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企业的内部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将自由现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给股东。
(二)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积极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比较时,许多学者以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根据测算,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因而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而日、德两国过分倚重间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没有形成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
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梅耶斯教授的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即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1.公司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分红比率很少变动,而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由此产生了外部融资的需求;3.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首先从公司债开始,其次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可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 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 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⑧正所谓,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
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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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Fazzari Steven,R.Glenn Hubbard and Bruce 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41-195.
②关于投资的融资约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融资约束即认为企业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受到企业融资能力的制约,因而容易造成企业投资不足。第二种是广义的融资约束,它认为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是在其一定的融资能力影响下进行的,企业必须在考虑其融资成本对投资决策深刻影响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可见,广义的融资约束的存在,是现代企业进行公司理财活动的理论依据。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投资融资约束概念。
③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④外部筹资的渠道除了金融市场以外还有多种,对于我国企业而言,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国家政府资金,表现为财政拨款或者国家参股的形式。此外,还有外资,即外国政府机构、企业、个人的资金,企业筹措外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债券等等。
⑤1993年至2007年近15年时间内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股东分红,自2007年底起部分国企才开始依据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会同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国家股东进行分红。即根据不同行业,分三类比率进行分红: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⑥安义宽,著.中国公司债券――功能分析与市场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6):95。
【关键词】直接融资;资本市场;资本结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家们开始意识到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要采取多渠道融资。面对此类问题浙江商业银行温州分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杨守强说道“温州要想占金融高地,必须要抓住直接融资的新机遇。一旦你开启直接融资这扇门,你会发现世界更宽广。”现在虽然间接融资仍是占主导地位,但是已经走下滑路线。然而直接融资则快速成长,而且得到了广大企业和投资者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参与,而且发展的潜力也相当大的。
我国的直接融资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产生的。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萌芽期,此时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时。然后到了1993年至1998年,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初步发展时期。从1999年进入正轨。从进入正轨以来,伴随着股票市场快速的发展和债券市场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使得直接融资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有利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也有利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隐患,进一步发挥直接融资在金融市场中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由于我国的直接融资开始是以股票市场为发展工具的,在市场各方的共同推动下,股票市场这十几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与之同步发展的债券市场在2008年以前发展的并不那么顺利。相关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2002年到2007年鉴,企业债券累计融资为7937亿元,但是,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金额达到了8068亿元。分年度观察,除了2005、2006年两年以外,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对企业债券的比重都大于1,平均为1.54。据相关调查显示,截止2012年7月末,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达到3.59万亿元,占我国企业直接债务融资规模的60%;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达到6.2万亿元,占我国债券市场整体份额的258%。这么好的结果,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创新与产品创新。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推出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如企业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从而填补了信用衍生品市场的空白。银行同时还定向推出发行方式,形成了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双轨并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等。
从推出新的发行方式以及多种融资方式,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的相关数据分析,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达16837亿元,而企业债券累计融资达42611亿元,后者是前者的2.53倍。分年度观察得知,企业债券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比例都大于1.5,平均为2.6。其中,相差最大的是2009年的数据,企业债券是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比例的3.69倍。总而言之,随着债市的迅猛发展,直接融资在企业资金来源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也进一步说明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水平。截止2012年6月底,沪深两个股市的上市公司达到了2444家,同比2002年的上市公司总数多了一倍之多。沪深两个股市的总市值同比2002年总市值又多了近5倍之多。截止2011年底,A股融资规模为7941.90亿元,同比2002年的增长了将近10倍。如此成就,很大的功劳是资本市场的。同时,资本市场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发展。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引领了企业管理模式和治理水平的改善。与此同时,也完善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有企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股份制改革也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的。因此,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是推动股份制改革的基础。
随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规模比重也稳步提升。相关数据显示,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从2002年的92%下降到了2011年的58%,从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长期依赖银行融资方式的格局得到了逐步的改善。在降低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同时,使得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相应的得到了提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相关调查人表示,“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未来人民币占比有可能更低。”
从2002年到2011年,我国的直接融资规模增长了17.1倍,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提高了9.1%。还有数据显示,我国2011年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合计融资为1.8万亿元,合计总额占到了社会融资总额的14.0%。其中,2011年,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达13658亿元,比2002年增加了35倍;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377亿元,这十年间增长了将近5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十年来我国的直接融资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本文一直坚持直接融资的发展趋势,原因一,直接融资有较强的吸收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原因二,吸收风险意味着直接融资能够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一些创新活动,因为创新活动本身带有风险。因此,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非常有必要。从目前的局势,可以看出直接融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从股市和债市两个方面入手。股市方面,一系列的制度性建设可以为良好的股市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确保股市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直接融资渠道。债市方面,公司信用类债券协调机制也在去年相应的成立了。随着信用类债券协调机制的产生,也就意味着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或许将进入统一的互联时代。这样使得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的投资以及融资需要更好的发展。在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好的去解决和防范,使得直接融资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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