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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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1篇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11.谢旭升，特色汉英翻译教程，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1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晚清 侦探小说 多元系统理论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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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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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3篇
在当前的会计领域，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此类问题解决的会计控制也是多年来一直争论的焦点，而会计信息品种的自由选择空间拓展及会计信息节目的精彩程度如何，还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那些墨守陈规的人们来讲，会计进步只是武装一下化计算工具，至于会计节目是否会吸引众多观众，或者说会计信息是否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要，并不十分重要。因此，从近些年来会计电算化技术的发展来看，不管是否架设了网络平台，都并没有离开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这些传统的纸张作为媒介的会计信息存储和传递方式，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手段而已，对于整个会计信息系统的改造并未触及根本。本文构建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问题的提出正是出于对此类问题的考虑。
在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下所提供的会计信息首先是具有多重属性，这就如同在一台电视上可以看到不同频道的电视节目一样，它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同时，基于网络基础之上的系统建设能够使会计数据的存储和传输遍布国内外所有角落。同以往单一会计信息系统相比，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只将原始数据加工成标准编码的源数据，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实现了会计数据的真正共享。基于上述要求，构建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需要对现有会计核算系统实施业务流程重组，并采用分布式对象技术解决整个系统的动态问题。同时，也预示着将更多地采用事件驱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
二、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需要借助业务流程重组技术对现有会计业务流程进行彻底改造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念和。业务流程重组的概念及具体定义有很多，其中，汉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的概念较具有权威性，并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业务流程重组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地重新设计。重组的过程是要从客户需求和企业战略目标出发，以信息技术、人与组织管理作为重新设计和实现的手段，通过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的彻底变革，达到满足现代企业降低成本、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适应客户多变需求、提高企业整体绩效的业绩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信息本身就是会计活动的产品或结果，会计活动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何提高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特别是如何更好地为会计信息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降低会计信息生产成本、提高会计信息生成速度，是会计核算系统改造所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基于此种理由，对现有会计核算系统实施业务流程重组，是寻求会计发展和飞跃的重要途径。
现有会计业务流程是建立在会计分工下的一种顺序化业务流程。劳动分工需将一定的过程分解为具体的个别作业，并认为管理活动的重点是在于提高个别作业的效率。基于此，在会计业务处理中，通常将会计系统分解为原材料核算、工资核算、固定资产核算、成本核算、报表编制等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括一些具体核算模块，形成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然而，这种所谓详细周密的组织结构也造成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对分割的事实，形成了特有的“孤岛”现象。“单一的、顺序化”的会计业务流程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提供“属于会计基本业务的东西”，且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会计软件技术只能是对手工会计的简单模仿，起到的作用无外乎就是减轻手工强度、提高会计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而已。而真正体现决策和控制导向的现代会计理念，就必须打破单一的、顺序化的会计业务流程，而代之以面貌全新的“多元”和“事件驱动”，会计信息处理采用事件驱动（Event Driven）方式即意味着平时不在进行顺序化信息处理，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只是一些原始性信息，当使用者需要某类或某种专用信息时，只要驱动相关专用信息代码，就能满足其各种“特殊需要”。这时，会计系统作为一种高度集成化的系统而存在，它既是业务和会计两大系统的综合，也是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统一。在集成化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信息孤岛，管理会计将成为主体，财务会计则主要是用来对外提供信息和为管理模型提供资料。与此同时，集成化系统还突破了会计核算中记账和算账的诸多框框限制，增加了大量的非货币性信息输入和输出。
需要说明的是，会计业务流程重组更像是一种经营哲理。它和在分工论下会计业务流程相比，既是一种工作方式再造，同时也是一种补充。基于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下所提供的业务流程并不是对传统单一会计信息提供的业务流程取而代之。随着Internet技术不断完善，架设在网络平台之上的所有数据仓库，都可以实现远距离的标准编码的源数据信息的传输、搜索和控制。每个能够进入Internet的客户，只要建立了加工模型库，就能按照重新分类汇总模型、财务报告模型、预测模型、决策模型等，采用事件驱动原理，收集、和提取数据仓库中的信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会计信息频道将会满足众多不同口味人们的观看需求。
三、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建设，需要基于网络上的信息集成系统进行支持，而采用分布式对象技术就是解决整个系统的动态问题基于网络上的信息集成系统是包含有不同计算机及设备通讯、不同数据库信息共享、不同应用软件间数据交换等所有技术的集成总和。它对提高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实现多元性会计信息资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在集成化系统的基础上，对企业各种资源和制造过程进行优化、利用、排序及其重新调整，是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实现生产经营低耗、优质、高产的技术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期，哈林顿（Dr.Joseph Harrington）提出的CIM理论，其核心就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系统观点和信息观点，也即使用计算机采取信息集成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生产制造，以求得企业整体效益提升。
系统的充分集成实际上就是解决系统的动态化，而要使整个系统真正能够动起来，就必须采取分布式对象技术（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系统的动态性是能够有效实施实时控制的前提和保证。由于现有系统大多是在一系列子系统的层面上被组织或集成起来的，换句话说，现有会计系统的功能划分是基于子系统这样一种粒度相当大的层次上，整个系统的划分是将其所有功能性切割成若干个功能包，而所有功能包实际上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企业业务流程是由企业中不同角色的一系列活动所组成。因此，动态企业模型要求必须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即要求在活动这个功能层次上对系统进行集成改造，形成一种小粒度的功能划分。但正是这种功能划分粒度上的矛盾，使得现有系统的体系结构成为实现动态化的障碍。因此，要实现多元性会计信息系统的动态，就必须找到这样一种软件集成技术：它能够把各种小粒度的软件功能单元灵活地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那些软件单元又能够自由地运行在网络环境中。分布式对象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先进的软件集成技术。
Internet技术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具有彼此捉进的作用。作为一个通讯框架，Internet为分布式对象技术广泛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并由此可以推动类似技术应用的蓬勃发展。分布式对象技术改善了基于Web应用的质量，大大增加了Internet价值。这种共生关系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它使得应用系统在设计开发及维护等诸多方面都已经不同以往。其主要技术特征包括：可以灵活地混合和搭配来自不同客户的相互操作的软件对象：可以集中管理和监控软件对象；由数据仓库集中存储会计信息，使得配置和维护客户端系统所需费用大大减少。
实现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动态系统，还必须完成如下一些任务：将组成系统的各个模块分解成一些基本任务或活动的功能单元；依照分布式对象技术标准将这些功能单元封装或设计为标准对象；定义业务流程集及其角色；建立业务功能模型、业务流程模型、业务组织模型和系统配置模型，同时，建立工作流程控制机制；建立分布式环境，其中，主要是建立分布式对象管理机制。
四、随着数据互换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以及多媒体技术的介入，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将无须再借助传统的以纸张作媒介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格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会计凭证淡出舞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如果会计凭证能够淡出历史舞台的话，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退出也便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很难想象未来的会计核算将是一个什么样了，但肯定无疑的是，它与现在的会计核算系统肯定是面目全非。一切会计数据处理和存储都将通过自动控制来完成。而实现这一特征的重要手段就是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技术的介入。电子数据互换包括计算机、通讯网络、资料标准化体系三大技术，是将贸易、运输、、海关等业务信息用一种国际公认标准格式，采用计算机通过通讯网络来实现企业之间数据的相互传输和处理，并完成贸易全部过程。与传统会计手工处理系统相比，电子数据互换不再将业务单据或资料书写或打印好后进行寄送，而后再输入计算机，它是将会计数据从一台计算机直接传送到另一台计算机，整个过程并不需要重复录入和检查。这种方式不仅流程加速，而且会计成本降低，其数据误差也随着环节减少而大大降低。利用电子数据互换系统，企业既可以直接和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也可和国外进行联网。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林语堂翻译 《浮生六记》
一、引言
在崇尚科学与文化交流的21世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非汉语读者。如何将古典文学中的精华英译以便使更多读者领略到其美妙之处，成为越来越多翻译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与翻译家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以其遣词精当、准确传神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译作也被国内外众多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特色、翻译策略、语篇分析等角度进行了探究。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引入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浮生六记》翻译尚不多见。本文试将该译作置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以期对作品中的部分特点做出合理解释，同时希望能对该译作以外的翻译实践活动有所启迪。
二、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虽然佐哈尔借鉴了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但他并没有像后者一样把目光都集中在“阳春白雪”式的所谓“高雅”文学形式上而摒弃诸如儿童文学、惊悚小说等边缘内容（Munday，2001：109）。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与其他系统一样，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集合体，各系统间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统内总体上不停发生进行中的动态过程。”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天振，2003）
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文学的系统性体现在如下两种情况中，一是翻译语言（即目标语）选择翻译的作品，二是翻译规范、行为、策略等被其他共存的系统所影响（Jeremy Munday，2001：109）。下文将以《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证。
三、多元系统理论在《浮生六记》译作中的体现
（一）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
所谓“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体现出的就是当时目的语社会文化对译作内容的选择性。译作的选择在于译者的意愿，而译者的意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包括其个人兴趣等。目的语社会文化的接受度甚或需求度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政治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历史先锋派相继出现，曾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由盛转衰，现代主义逐渐兴起。西方学者为摆脱传统的束缚，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必然向更广泛的文学领域求索。在多元系统论的主张中，翻译文学也是文学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若想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新方向，翻译文学便是必经之路。而《浮生六记》的内容，正如林语堂在译者自序中提到：“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行文“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情调：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是‘最令西人听来如痴如醉之题目’，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带给当时生活在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读者以新鲜的艺术体验。在这种需求下，《浮生六记》能直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刘彦仕，2008）
除社会文化的需要外，《浮生六记》翻译的系统性还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因为社会环境对译者本身有影响作用，所以该因素也可以归纳为译者文化身份。林语堂（1895～1976）成长于“五四”时期，在其成长与求学的过程中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作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在两千字的译者自序中，林语堂数次提到了西方文学艺术的相关内容，如“伦敦博物馆”“中世纪的彩金抄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提到想去拜祭《浮生六记》的两位主人公，林语堂说：“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Massenet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东方情怀加以西方文字，这种奇特的组合非学贯中西的大师所能为也。译文得益于林语堂扎实的汉英语言功底。译者把凝聚着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再现给了英文读者。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是该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5篇
传统的翻译观中有诸多关于翻译的理想标准，除了“信达雅”外，影响较大的就是“化境论”，即译作读起来与原作别无二致达到“化境”。然而，主观地不允许译者介入是完全做不到的，译者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中的主观介入是客观存在。本文从译者的情感因素分析翻译活动的两个主要阶段：翻译准备阶段和翻译阶段，以期说明情感因素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翻译活动始终。
二、 翻译准备阶段
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尧斯（Hans Robert Jauss）认为：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译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
1.译者的情感酝酿。翻译活动是将一种文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关联理论把翻译定义为“两种语言间进行的特殊形式的交际”。从事翻译活动，首先要理解原文以后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成为译文语言，因此，译者首先是读者，阅读理解是他进行翻译活动的发端。阅读理解本身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行为，它包含创造的因素，这样，译者的情感便在阅读中激发，译者这种情感越强烈，说明他对原文文本理解的越透彻，越利于他下一步的翻译创作。
2.译者对读者的情感 。如果说译者作为读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情感沟通，那么译者也一样期待译文读者能通过对译作的阅读实现译者与读者的情感沟通。一方面译者要在心理认识的过程中尽量缩短与原作者的距离，并与其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物化背景和接受程度，对原作进行再创作，使其成为译语文化的一部分，使自己的再创作扩张为社会活动，与时代、社会等产生共鸣，因此，译者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要不断模拟演练预设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和对话，预测读者的期待视野，考虑读者的审美趣味。
二、翻译阶段
1.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多元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根据多元系统理论， 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时，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翻译；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多采取异化式翻译。翻译是两种文化交际的重要场所，翻译过程就是两种文化的协商过程，而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非文化中立者）。
2.文字表达与文字删减和改写。“文为心之声”。要解决中外语文之间的翻译，仅仅从文字技巧上着手是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译作文字水平的优劣往往还受译者文化背景的影响，译者特有的文化背景会赋予他对原文特有的情感如果译者缺乏他对原文特有的情感，往往要影响到译者在作品中的文字表达。译文会生硬难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试比较：
他用耳朵的根底听之音响。那是愤怒的叫唤，是旷野的咆哮。他觉得那送来的热情和血的骚扰，在自己的胸中汹涌了。他在脸上，感到暴风雨的狂暴的乱打。前进着，破坏着，而且以伟大的赫尔鸠拉斯底意志蓦地停顿着。那巨大的精灵，沁进他的身体里去了。似乎吹嘘着他的四体和心灵，使这些忽然张大。
这段译文是鲁迅赋予罗曼•罗兰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的“黎明”里的一段描述，让我们再看看傅雷的译文：
他认得这音乐，记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止，仿佛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地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
读傅雷的译文时，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作品在译者心里唤起的回响是那么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里的作者和译者的心灵那么融洽无间，”仿佛感觉到了译者脉搏也随着那音乐一起急促地跳动；鲁迅的文字修养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这篇译文读上去生硬难懂，究其原因，鲁迅对欧洲音乐一窍不通，而傅雷不仅自己谙熟音乐，而且还研究过贝多芬的生平与创作，熟知欧洲音乐与文化。张佩瑶从话语角度分析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认为译者对“负载着原著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的确有所裁剪――或是删除，或是淡化，或是非宗教化”，这种做法并非“删烦去冗”，而是“知识管理”，称他们合作的成果“是一部强烈颠覆原文的翻译小说”。翻译家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就遵循两点：一在凡遇到原文与国情不和之处，要加以改造或干脆删除，二是凡遇到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不惜全部更易全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显露。
三、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