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第1篇

关键字：传统文化；基石；积极；负面

一、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最为主要的文化，同时也是我们先辈们经过长期的生活经历积累下来的历史遗产。其不仅仅记录下了中华民族文明以及文化演化的历史，同时世代相传下来的还有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其有良好的遗传性，一直影响着中国人行为方式和思维观念，为当前中国的各类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基础和客观依据，其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2.1增强民族自信心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而存在，它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与精神标志。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尤其是青年一代应当树立起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的民俗与习惯，对民族的历史及现实有所了解，对民族的精神利益与精神实质有所了解。只有有效而科学的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推动民族发展。

2.2构建良好民族心理

通常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理想以及王朝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一部老书、一部文学经典都能够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启示人们的生活、验证人们的为人处世经验、抚慰心灵、开拓眼界、提升品位，对良好民族心理构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2.3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它是民族凝聚力及创造力的关键，一个国家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血脉，在漫长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并成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与首要资源。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与时代、国家以及人民生活相联系、相适应，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是当前提升综合国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精神资源。

2.4建设现代文明社会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的准则，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生活与行为，其在人格追求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修身理论在思想与教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一系列的儒家思想与精神激励了无数政治家、思想家以及科学家的奋勇前进，正因为如此才有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前进。时至今日，它的现实意义依然不可忽视，需要我们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充分挖掘，使当代德育理论得到丰富，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上使国家持续昌盛，为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提供好支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3.1“尊官贵长”传统的负面影响

我国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的影响，使得相应的封建专制思想对于人民个性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压抑与束缚。同时，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严重阻碍了人们向民主生活迈进的步伐，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重要表现。只要有人当了官或做了长，那么不管其政绩怎样都会受到尊重，时至今日，一些地方及单位，个别的乡村干部仍然存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严重影响干部群众关系以及党与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改造。

3.2人治传统的负面影响

人治传统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该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在于为政之人的品格与道德，所以当时大多把希望寄托于人而非制度之上，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当今生活中，这种价值观念仍然存在，诸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等现象都是其的具体反映，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才能将法制制度从根本上实施起来。

3.3重农抑商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也十分深远，但今天我们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求利和竞争方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与传统重农抑商价值观念相对立，因此，该观念的深远影响严重阻碍了当前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脚步。

3.4因循守旧传统的负面影响

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一种因遁守旧、不思进取的习惯，这与当前不断创造与革新的时代精神相对立，与当前创立创新型国家的形式与要求相冲突。所以，应当批判的接受传统文化，扬弃局限、合理改造，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第2篇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第3篇

（云南省建水县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云南建水654399）

摘要：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通过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热爱家乡，爱我中华”，“美丽家园，人人参与”系列活动，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

关键词 ：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民族文化；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0-0050-02

学校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是搞好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借阅；对文献资料开发利用的目的，是把学校图书馆被动的低水平的服务转变为主动的高水平的服务。培养学生思想品德，对其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等，也是学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更要具备双重任务：既要承担学校图书馆的职责、任务，又要担负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任。

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也是地方特色资源，这些资源记载着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研究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资料。民族文化是民族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在弘扬民族文化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任重而道远。

一、邀请专家、学者做民族文化的释疑者

云南省是民族文化大省，红河州也是民族文化大州，主体民族哈尼族、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土著文化与汉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交融发展成了今天的民族文化，千百年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着，内容丰富，浩如烟海，除汉字文献外，还有用民族文字撰写的文献，如彝族的贝玛文化，如果没有专家学者解疑释惑，根本不能入其门。哈尼族由于历史原因，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字，但并未影响其民族文化的发展，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留下了大量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祭词等口碑文化以及民居、服饰、节典、礼仪、生产生活方式等可视文化，需要大量财力人力进行收集整理，保护开发。

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要开展“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热爱家乡，爱我中华”，“美丽家园，人人参与”系列活动，邀请民族文化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到学校开讲座、培训班，培训读者、引导读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民族文化资源，使其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的新生力量。

（一）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

民族古籍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是进行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史料。民族古籍、地方文献是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最具特色的馆藏资源。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要成立“民族古籍室”、“地方文献室”，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和个人收集，如民委古籍办、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民族研究所、文化局、博物馆、档案馆、科研单位、各地图书馆等。还要放下身份，走上马路地摊，进入街头书摊，与民间艺人交流切磋，精心淘选采购有价值的古籍。

图书馆要动脑筋，想办法，开办讲座，把深奥难懂的民族古籍、地方文献知识通俗化、大众化，帮助读者解疑释惑。在少数民族学生读者中树立忧患意识、全局意识，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需要传播、弘扬、开发、利用，否则，将有消失的危险。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要邀请民族文化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培训馆员，进行文献的加工、整理，从本质上满足读者的需求，深层次地为读者服务。

（二）开设民族民间文学专题讲座

图书馆讲座被社会各界称为“城市教室”，已经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和地区的文化亮点。民族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地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党和政府投入巨资来收集、整理、翻译、研究民族民间文学，在民族集聚区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对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地区学校的学生对当地民族民间文学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但由于文学修养、民族知识的局限，对用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会产生畏难思想，需要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为他们排忧解难，充分发挥讲座普及面广、影响大的优势，开设民族民间文学专题讲座，吸引更多爱好民族民间文学的读者，让读者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之所以产生并发展，其决定因素是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比如，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普嘎纳嘎》、《阿波仰者》等迁徙史诗，记载了哈尼族祖先曲折漫长、悲愤流离的苦难历程，哈尼族民间文学就由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哺育而成。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自己的民间诗人，有许多优美动人的史诗、长篇叙事诗、抒情诗、民谣和山歌，无论是用彝文记录还是口头流传，都有悠久的历史，经过世世代代的传诵，一步一步地丰富修饰而成。开设民族民间文学专题讲座，产生了民族特色品牌效应，发挥了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三）开展民族知识竞赛

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要从馆藏资源中精选有关民族知识、民族文化内容的图书，组织学生读者开展民族知识竞赛。内容丰富生动、与自己民族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知识竞赛，吸引了一届一届的少数民族学生读者，在校期间在图书馆收获了课堂之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树立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培养了历史责任感和爱祖国、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高贵品质，也丰富了民族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养成了利用图书馆的良好习惯。

二、组织馆员做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云南省红河州委提出构筑“红河国际旅游文化走廊”，打造以哈尼梯田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建水古城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滇越铁路为代表的近代工商文化，以过桥米线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弥勒为代表的休闲康体庄园文化等五大文化旅游品牌，给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民族地区学校图书馆要组织馆员走出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州委州政府的决策，参观考察民族文化，了解民族地区对民族文化的需求，搭建交流平台、互动平台，馆员既体验了生活，锻炼了自己，又成了丰富发展民族文化的使者，对民族文化的直接参与和切身感受，激发起馆员热爱民族文化的热情，自觉自愿地担负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第4篇

一、对“新教伦理”的诠释

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称为入世苦行（inner �worldly as ��catechism ）。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指出韦伯所论，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不可原封不动的套用于中国史研究。但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相对于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文化与精神也可以在历史运行中发生重要作用。

不过韦伯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他在肯定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不纯粹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如余英时所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此三者交互影响下发生的。这样，韦伯便从多元视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因与结果，作出广泛意义上的判断。他对新教伦理与西方发展的关系所做的不同凡响的解读，某种意义上启发历史学家对世界社会发展史做重新审订。

二、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理论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他也生怕所从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论，但又说尽管已经历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结论不同，就可以避免这个倾向。余英时研究的结果，中国传统宗教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余英时的文章（实际已成一部著作的规模）的题目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全文共分三编：上编，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唐以来新禅宗与新道教。中编，儒学理论的新发展。重点分析新儒家与新禅宗的关系，并论及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具体分析由程、朱到陆、王各种思想的发展情况。下编，中国商人的精神。以十六至十八世纪为时代断限。他说自己在这编中所照应到的不是商业发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特别是新儒家的关系。这三编有独立性，但又相互关照，连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余英时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议题，即入世与出世的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地区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共同特征。

一个宗教要使其与现代化结合，并对其发挥有益作用，一个紧要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出世”的，一方面又是“入世”的，承认“此岸”，重视人生，以出世的超越精神，尽力做入世的最现实的事。余英时论及唐代佛教变化，指论从社会史角度来看，重要一点就是从出世转向入世。而惠能所创造的新禅宗，在这一发展上尤具突破性和革命性的成就。余英时说，有人称他们是中国的马丁·路德是有理由的。惠能立教的基本意义是“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后世通行的《坛经·机缘品》记录他的话，有“字即不识，义即请问”等语。他还说，惠能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在当时佛教界是一个狮子吼。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便是从这一句话中体现出来。不过余英时也承认，惠能的宗教革命最初仅限于佛教范围之内，而且唐代的宗教派别甚多，禅宗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这一革命实际上是静悄悄地发生在宗教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并没有掀动整个世俗的社会。

正如余英时所分析的，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还都是将此世看成是负面的，是人的原罪的结果。但是他们的进步在于他们已经反对单纯的寺院修炼，已经觉悟只有入世尽人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径。他们的“天职”观，更力证入世符合上帝愿望。入世苦行的思想，之所以在加尔文的教派中发展到最高，是因为他的天职观更加积极，对入世理论的辩护更有力。余英时引《坛经》第三十六节中《无相颂》，曰：“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这一《颂》在通行本中又改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其所含的“入世”意义就更加清楚了。《五灯会元》卷三有《百丈怀海章》记载：“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余英时说，从百丈的语言中可见，他们在坚持一种教义，已经对传统的教义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化，在教徒的心中发生高度的紧张。因为以前佛教徒在事实上不能完全免于耕做是一回事，而现在已经完全确定耕作的必要则是另一回事。推断百丈的话语，只要作事而不滞于事，则无罪可言。这是用超越与严肃的精神来尽人在世间的本分。

余英时在说到新道教时，称道全真教云：全真教有两个理论，一是“默谈玄机”，即是“识性见性为宗”；一是“打劳尘”，即是“损己利物为行”。所要说的是若无前者，终生在劳动中打滚，永无超越的可能；若无后者，则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余英时说，这实际上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稍知加尔文教义者不难看出这正符合‘以实际意识和冷静的功利观念与出世目的相结合。’”余英时论全真教与禅宗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的入世倾向在一开始便比较明显，比禅宗来得更直接与深切。新道教对中国民间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以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同时凡人要是想成仙也必须“做善事”、“立功行”。

前面说的是禅宗与道教。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儒、释、道”。余英时在论说中国传统中的近代性转化时也将目光注意到儒家。他承认中国儒学发展到宋明时代是一大转折，从这时候起中国儒家出现了近代性演化。

他论说克勤克俭、光阴可惜的思想都是儒家的古训，但是到后来，尤其是门第时代，这样的思想便被无形中淡化。到了新禅宗入世运动发起，特别是新儒家发生之后，中国儒家中的这种思想种子再次阐发。朱子在教育门人时常说：“光阴易过，一日减一日，一岁无一岁，只见老大，或然死者”。余英时说，新儒家将浪费时间看作是最大的罪恶，与新教伦理毫无二致。不过他说，“在这一问题上新儒家其实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朱熹有言，“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余英时解释云：这里所说的做事虽然不全部说是生产劳动，但其所宣扬的是只要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则可以心中无愧。这和新教的工作观依然十分相似。新教认为人必须有“常业”（fixed cal -ling ）。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同一类职业，即使不是体力劳动，只要为上帝努力“做事”即可。余英时说，只要将上帝换为“天理”，即可发现新儒家的社会伦理有许多与新儒家的思想合节。新儒家与以往的儒教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找到了生命超越的根据。新教徒以为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的选民必须以此世的成就来保证彼岸的永生，新儒家则相信“天理”，人生在世，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勉“做事”以“尽本分”。做事不是消极的，必须“主敬”。主敬的方向一方面是对“事”，另一方面对于消除内心紧张来说，又其所敬方向又是对“天”，对“理”，这样中国新儒家就有了宗教承当的意义提升。

三、心、性说新解与“信仰得救”中国禅宗强调“心、性”。《坛经》第二十八节说“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慧观照，不假文字。”余英时解说惠能的观点与马丁·路德的思想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重在“本性”，自由解经，“不死在句下”。敦煌写本《坛经》三十一节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

宋明新儒学与以往儒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关于心性论的阐述。如余英时所说，韩愈虽然首创儒学的复兴，但在心性论方面无所贡献。他有《原性》一文，但与宋明的思想境界距离甚远。在韩愈的时代，只有禅宗有心性的功夫，儒家在这方面完全是一个空白。新禅宗“求心见性”，对俗世的吸引力就在这里，给世人（显然也包括中国儒家）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最后归宿，俾使人得以“安身立命”。与韩愈同时的还有李翱，著《复性书》三编，注意以《中庸》、《易传》为根据，讨论心性。他的观点没有摆脱佛教纠葛，但心性学萌蘖初现。余英时说明，真正的心性学直至宋朝新儒家出现，方逐渐达至成熟境界。事实上将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作比较，将儒家心性之学加以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应说是后者。王阳明承续思孟学统，收纳佛学精粹，反对死守经典，主张内观本心。他以“良知”释心性，将中国儒家的心性思想推至高峰。

西方新教思想中有“因信称义”的说法，反对宗教烦琐的礼仪，认为信徒只要内心具备真诚的信仰，就可能获得上帝的信任与爱顾，成为神的“选民”。余英时认为，禅宗的“求心立命”与新儒家的心性论，已具备西方新教“因信称义”的精神内容。

余英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即新禅宗对新儒家的最大影响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儒家自始即在“此岸”，是所谓“世教”，在这一方面自无待于佛教的启示。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佛教与儒学士大夫都已经看到儒家只有“此岸”而无“彼岸”，以儒家的习用语言即是有“用”而无“体”、有“事”而无“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新儒家因新禅宗的挑战而开展自己的心性论，最后找到了“彼岸”。但是也要看到新儒家的“彼岸”论一开始就不同于佛教的彼岸论，儒家的彼岸是“实有”而不是“空寂”。诚如朱子所说：“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所以儒家所建立的“彼岸”只能是“理”的世界与形而上的世界。同时中国心性论的建立又表明，一个信仰者只有通过对“心”的关照，才能获得对“理”的觉悟。

我们通常都在说“终极关怀”，但关怀的到底是什么？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其实这样的“关怀”也就是对生命的“最终理由”，即“生命基础”的关怀。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都将这种理由与“神”连接在一切。而儒家的世界里没有神，而让人生与“天命”、“天理”以及“心、性”联系在一起。强调前者的是朱子的理学，强调后者的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思想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主流学说？这实在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这也许因为，心学太强调个体知觉，天理与天命意识被冲淡。这就产生两个弊病。其一是从人的深层意识来说，都有一个依赖感的问题。人的依赖感觉是在童年时代因对母亲的依赖而发生发育出来，进而成了终身的心理记忆。王阳明思想使人只是相信自己，使这样的依赖得不到最安全的安放位置。“依赖”表现为权威与外界两个因素，如果不是“外界”的，就没有安全；同样如果不是“权威”的也不会有安全。王阳明将个体的良知确定为主要的，就使这两个条件部分地失去了。显然理学强调对外界的最大权威��“天理”的“依赖”，可依赖感自然要胜过“良知”。我们承认宗教的设神说教对人有更大的可供依赖的成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世界大多数民族都有宗教。中国没有宗教，而创造出“天命”与“天理”，到后来将天命改为了天理，取消其最后的宗教气息。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不容有天上的“神”与地面的“皇”争夺权威的缘故。强调“天理”也被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所决定。心学说“心”，人皆有“心”，其“心”何多，则国家与民族思想容易走上涣散的一途。说天理只有“一个”，对于一个统合社会来说，更具有思想的契合性。

以上所说，只是一种“也许”的假说，笔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见解。然而做细致的思考又发觉，心学对于世道人心的匡正，又比理学来得有效。这是因为，王阳明所说的“心”（也包括王阳明之前心学开创者如陈白沙等人的思想）不是一个悬空不定的“心”，王阳明也说天理。只是，他要搞清楚的是天理与心之间的关系。

请看他与自己学生的对话。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王阳明回答：“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爱又问，“至善只求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阳明则曰，“心即埋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诚然，朱熹说天理是在建立彼岸世界，然而怎样使天理到达人心呢？他的意见先求于外，由外至内，因此有“格竹子求天理”的故事。所设计的精神通道是：格物��求理。这样，求“理”的方法就显得烦琐，向“理”的道路总觉得壅塞。而阳明的精神路径则通捷得多：“致良知”��“天理”，或者说是“直观本心”即可得到达“天理”。强调只要“心”里“有”着，“天理”的光线就可以直射心扉，使内心精神通彻透明。理在我心，不必外求。与朱熹比较，王阳明同在建立中国人的彼岸世界，但是这个彼岸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扪心可悟，垂首可见。如果说朱熹所社的彼岸远在天边，阳明的彼岸即在心头。一个有信仰的人不假它物，直与天理沟通。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朱熹之功在于建立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他的“理”实是一个信仰光源，是中国式的“彼岸”世界。朱熹之弊在于，他没有找到一个通向“信仰”与彼岸的方法与道路，他所设计的“格物致知”方法，难以实行。如此，屋无窗无法照见“理”的光源；海无舟无法抵达“理”的彼岸。明知有“理”，无法至“理”，无奈而叹！阳明之功在于直说“心”的意义，实际是说何必开窗，心即为窗，何必借舟，心即为舟，何必格物以求“理”，心即是理。理为信仰的目标，心为信仰的根据。坚其信仰的根据，理必获得。有心方有理，无心理难得。显然，与朱熹比较，阳明的心学更与基督教新教所主张的“因信称义”相近，在建立现代性信仰世界方面所做的贡献更大一些。

四、忧心

余英时也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恐其将为“游魂”。他说，从全面来看，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

新儒家的运动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这是唐宋以来中国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然而儒家于中国将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有没有儒家复兴的希望？中国以至东亚是不是如同杜维明所说的有一个“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对于以上的问题，余英时的论文透出些须的疑惑，为儒家于今后的困境为难。

关于儒学再兴，余英时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是致力发挥其固有的“践履”精神与“人伦日用”性格，还是象现在这样仅将其局限于一种“论说”。如属前者，儒学便以“游魂”为其现代命运。后者，“则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

问题在于儒学的存在与其所依附的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儒学与制度的关系既然已经被割断，儒学存在的前提也就没有了。不同的是，基督教曾经与世俗制度结合在一起。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后，宗教与世俗制度是分离了，但它是有教会组织的宗教，最后还可以寄托在教会制度之中。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第5篇

一、中西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就了中西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国家统治发展道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人的性格、智慧等由气候决定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延伸，人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即所谓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继的诸多学者如亨廷顿等对此进行了有限的反驳与修正，但不可否认自然地理条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俗语即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性格特征、文化、政治、艺术等诸多文明发展因素有不同的塑造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犹如黄河与长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覆盖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黄河九曲，先昂首向北，继而折向南，最后迤东而流。长江经西南边疆云贵高原的深山峡谷，汇集甘藏高原的支流，出三峡过广阔的平原，他们最终都进入了广袤的大洋。黄河造就了中国文明天玄地黄的性格，长江却是一种一种婉约的柔美，使得中国文明呈现多元的格局与气象。中国文明由中原的黄河流域发端，即中原地区，融入长江流域的文明。美籍犹太学者魏特夫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本质进行研究时提出“治水国家说”，认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以满足及适应农耕发展的需要，使得中国文明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为中国学者所普遍批评。近年来，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概念置换，而形成时下的风潮的“水利社会”研究。生长繁盛于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确实与“水”息息相关。黄河从黄土高原迤丽而东，在黄淮海平原泛滥成灾，数次改道，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上古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深深的映入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国文明孕育的传统王朝帝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此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有重要的造就促成作用。为保证农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非所不能成，元帝国末年黄河决堤帝国中央政府即动员百万民工筑堤。中国文明所构建的王朝帝国的背面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草原走廊，生长于这个地带的游牧族群在长时段的传统文明发展中与其南部的农耕民族的多元融合中，战争冲突是最主要的方式。从三代的周朝至清代以前，东亚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数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在强盛的统一状态下，往往发动战争使北方的游牧民族臣服于其皇权下，就是所谓的“四夷宾服”。汉唐帝国的对外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枢机构对帝国广袤地域的臣民、财力等进行统一调度，汉武帝几次派遣大军出塞，李唐帝国亦如此。再如长城、大运河等大型工程的修建非此即不可完成。在这些因素及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的合力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结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帝国中央政府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包括人才、土地等资源。

西方传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有迥异的历史风格，西方传统文明源于古希腊城邦文明。雅典之城邦文明是其核心与主体，其政治统治体制为西方传统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渊源基础。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地，适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平原面积狭小，土壤较为贫瘠。因此，雅典城邦文明农业发展较为缓慢，本土的粮食产出量不能满足其人口消费需求，需要用葡萄酒、橄榄油等商品进行粮食交换。其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如大理石、优质陶土及银矿等，沿海地带的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这些条件促成了雅典城邦工商业及海运事业的发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氏族的血缘关系被地域关系取代，工商业阶层成为雅典城邦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旧的血缘氏族贵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由于工商业经济发达的缘故，故其原初国家――城邦的立国理念中有强烈的独立与自由氛围，造就了雅典城邦辉煌的古代奴隶制下的民主的黄金阶段。且希腊-雅典城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距离“刚好”合适，可以吸取其文明发展的精华的同时又不至于“太近”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明性格。其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为分权-制衡。雅典城邦在伯利克里时期其民主发展达到了顶峰，初将近及司库等职务外，城邦国家的所有政治统治职务面向全社会符合条件的公民开放。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雅典文明的因子进行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亦是由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的罗马城邦发展而来的。罗马帝国发展的文明实质还是希腊-雅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城邦的建立过程中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格拉古兄弟改革等是其发展的结果。在不断的政府战争中，罗马城邦一跃而为纳地中海为其内湖的庞大帝国。屋大维于公元27年称第一公民或称元首，实质此时的罗马已为帝国体制。戴克里先即位面对帝国的2世纪危机，在整个礼仪及政治运行中实际用皇帝称号，只不过是屋大维“元首”政治名称的改变而已，其实质不变。罗马帝国与同时期的汉帝国同为中西传统社会的两大帝国，但罗马帝国的“皇帝集权”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系中仍然保留这原初国家形态――城邦时期的分权政治机构，如元老院。戴克里先称帝后，实行“四帝共治”的政治结构制度，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是具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割据分裂势力额存在，不过亦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归一强权皇帝的统一下。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传统社会很快被日耳曼等蛮族所瓜分，众多的蛮族王国纷纷建立，经历了1000余年的中世纪至今西方社会不复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都呈现为分权-制衡。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一直彼此争斗不休。与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的和全能的力量”，[2]这导致了二者在实际政府行政管理运行上的迥异。这是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合力因素的结果。

二、中西传统的社会管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在公元前就已经形成，表现出了成熟性的特点。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专业、完整的官僚队伍和机构。西方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则主体表现为贵族管理。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向“一切人”开放的政权管理其范围是有限的，即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自东周崩溃后，秦帝国建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体制得到巩固与完善。秦帝国的大一统昙花一现，完善的任务则由其后的汉帝国继承完成，汉承秦制。隋唐帝国及明清帝国基本承袭前代，只是略有损益罢了。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构建了一个庞大高效的官僚体系，因为儒家学说自汉武帝时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曾被动摇推翻，最终通过科举制这一形式为王朝帝国政府进行人才选拔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央为三省六部，地方为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县以下为里甲组织，由村社选举德高望重及财力厚实之人担任领导，形成村民自治组织，为王朝帝国政府征收赋税、兵源及政治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传与服务等。中国传统社会行政管理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宗族亦爱某种程度上有着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明清两代表现的为尤其明显，这一切都以王朝帝国的皇帝为中心，各代略有一定的体制变化，但其总的中央集权结构不改变。

西方传统社会中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则显得较为简单，其职能亦有限。希腊-雅典城邦时期的“民主制度”下选举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如同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接受具有系统专业的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罗马帝国时期总体上看其帝国中央政府的军事色彩较为浓厚，因为不断地处于战争中，其行政管理机构亦较为零散，军人主管占据主要地位。中世纪时期，各蛮族王国治下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庄园，国王实质上只是一个较大的领主，中世纪的骑士领主制度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大小庄园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权等权利，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到传统社会的末期，民族君主国家、商人阶层等崛起，民族君主国的国王与商业阶层联合向旧的领主阶层宣战，如自治城市或同盟的出现，威尼斯、汉萨同盟等都是。其总的政治行政管理趋势表现为社会资源分配角色与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简单，专业化程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帝国政府相比较为逊色。

三、反思：政治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