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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大学与中国社科院共建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SKYY200905)
[摘 要]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产业振兴并带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从产业链定位、分工活动与集聚效应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其对微观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宁波制造业升级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并提出一系列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入手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议。
[关键词]宁波制造业 转型升级 服务业 协同发展
面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宁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特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由于抗市场风险能力弱,逐渐进入低谷和调整期。国际需求的衰减和要素成本优势的丧失,甚至使某些行业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某些具有技术后发优势的新兴制造业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专业化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抑制了行业优势的可持续性发挥。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能否尽快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或制造业的“柔化”,是产业振兴并带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制造业必须实现转型升级,以保持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力并提升国民经济效率、进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对市域经济的负向波及。
一、宁波制造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制造业是宁波工业经济的支柱,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08年,规模以上制造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627.36亿元,实现税收418亿元,对宁波市税收收入的贡献接近60%。宁波制造业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块状化”和“产业链”初步形成。“块状化”是指大量企业产品相近,共处一地,但企业之间关联度较小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形态。截至2008年,宁波共形成块状经济近150个,其中年产值超过10亿元以上的近90个,经济规模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60%以上,多年居浙江省第一名。“产业链”是指通过依托地方强势产业、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形态。例如,余姚塑料产业,以余姚塑料城为依托,往上游带动了塑料模具乃至塑机制造业的发展,往下游搞活整个塑料交易市场。目前,余姚塑料城销售量已突破百亿元大关,销售价格指数已逐步成为影响全国塑料价格的晴雨表;二是民间力量推动的自发、自组织、自循环的民本经济。宁波块状经济是在自发型和政府推动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实质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
宁波制造业的发展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第一,产业层次低、科技含量不高。宁波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一般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不高,许多企业极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第二,品牌数量和经济规模不成比例。经济总量占全省的1/6的宁波,目前拥有的各类商标数量仅为全省的1/10。第三,产业链比较短、深加工能力弱。宁波的传统产业大多产业关联度不强,产业链较短,内部各个企业独自发展,对周边其他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或带动性不强,并未真正形成具有柔性专业化特征和合作网络特征的产业集群。以上制约因素使得以“轻、小、集、加”为特点的宁波传统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政策压力。为了摆脱困境,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块状经济和产业链式产业集群优势,做好提升文章,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型,增强宁波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宁波制造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个涉及300余家宁波本土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产业链定位、分工活动与集聚效应这三个因素与宁波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关系以及作用机理。调查对象涉及宁波10个重点优势制造行业(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关键机械基础件、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与新能源、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精密仪器仪表、精细化工与生物医药、模具和文具),样本企业的资本规模(以2008年固定资产额计算)从50万元到160亿元不等,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均有分布。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第一,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产业链的终端集成企业并没有通过对销售渠道掌控、品牌建设等集成创新能力来获取其相应市场势力及产品价值链收益分配的控制权。第二,分工活动较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存在较高的创新强度。随着企业分工活动的增加与分工程度的加深,企业创新活动呈现减少趋势。当企业分工活动与分工程度增加到一定“阈值”后,企业创新强度又呈现出增加趋势。第三,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企业普遍从事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而且多数以“小企业群生型”产业集聚形态存在,企业少有自主创新研发活动。
结合相关理论对上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首先,技术势力的获得和企业自身的研发水平,以及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关支持的服务提供者的研发水平直接相关。技术势力弱说明企业自身研发不足,并且不能从企业外部获得有效的技术支持。其次,市场势力的获得与流通营销服务的专业化密切联系。制造业内涵扩大,产品到消费者之间的营销环节已经成为制造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终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已经被拉大或分割。市场势力不取决于谁拥有最终产品的生产权,而是最终产品的分销权。对于制造业扩大的内涵制造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并积极跟进。跟进的方式或为企业重塑营销网络,或为依托发达的生产者服务开展产品营销。否则,将被剥夺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发言权和分享权。再次,外包深度与广度直接取决于生产者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强度。高效率、多样化的生产者服务供给与深入、迂回的生产者需求不仅可以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且会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外包不发达,直接反映了制造业相关生产者服务业的不发达。
三、宁波制造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表现欠佳的成因探究
以上判断提示我们,宁波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在供给、需求、以及供需结构均衡中均可能存在问题。为找到促进宁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办法,需要深入分析宁波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相关问题。
1.宁波市服务业及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7.6%提高到2008年最高时的40.0%。1978-2008年,比重提升了22.4个百分点。中间在1992年和2002年分别出现过两个阶段性最高点,之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经过3-5年的调整后均再次出现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都较之前放缓。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85年的14.4%上升至2007年最高时的32.6%。1978-2007年,比重提高了19.1%。在2002年接近32%以后经历4年调整,到2007年才又出现了增长的迹象。从GDP和产业指数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GDP指数加速上升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指数快速上升,第三产业指数虽然始终高于GDP指数,但是明显低于第二产业指数。21世纪的头8年,第三产业年均增加值温和上升,第二产业则起伏偏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6年(2004和2005除外)高于第二产业和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升级迹象显现。
服务业投向各产业的服务价值之合为中间使用合计,其与服务业各部门总产出的比重为服务资本品率,可以反映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比重越大,生产性越明显。以资本品率是否超过50%的国际惯例为标准判断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质,宁波市仅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不属于此类。虽然服务业部门大多具有生产性,由于服务业总体比重小,生产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和整个服务业中的重要性仍显不足。宁波市生产者服务业产出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仅为10.7%,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如美国1998-2003 年生产者服务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都保持在25%以上。
此外,宁波市生产者服务业的结构不够优化。按照要素密集度,可以把生产者服务业业分为传统生产者服务业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前者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运输仓储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后者主要指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带有较高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的服务部门。计算相关指标可知,第一和第二产业主要使用传统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第三产业主要使用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从具体的服务业部门看,批发零售业和运输仓储业把绝大部分服务投向了第二产业;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服务业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投入比重相差不大,但是房地产业和通信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比重是第二产业的一倍。综上,宁波服务业不发达,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生产者服务业总量偏小、结构不够优化,且市场化需求程度低。
2.宁波与其他重点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状况的比较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宁波服务业水平和其他重点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选取2008年宁波、济南、南京、杭州、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9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对城市服务业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和排序。以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量(基本建设投资额与更新改造投资额之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三项指标为投入,以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年工资总额两项指标为产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数作为人力资源投入的重要指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作为经营活动效果的重要指标分别作为投入、产出指标单独列出。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的EMS 软件计算各市的相对效率评价值,如表1所示。
从表1的计算结果看,宁波服务业发展与其他8个城市相比差别较大。与领先的上海和北京相比,宁波的第三产业效率值不到其一半,传统服务业效率值和现代服务业效率值的排名也在全部城市的最后。这样的结果再次表明,宁波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都急需提高。
3.宁波市制造业和相关生产者服务业的协同聚集程度
服务业发展水平还可以从其与制造业的协同积聚状况的角度进行观察。产业聚集不仅仅是单一产业在地理上的不断集中的过程,更应该伴随着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的协同聚集,只有如此,才能提高产业集群内部高级的专业化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才能减缓集群内部的竞争,产生合作效应。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描绘并分析宁波所辖行政区域之间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积聚及协同状态(表2)可知宁波11个行政区域之间:以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衡量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和空间依赖性,即宁波行政区域之间制造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以人均服务业增加值衡量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和空间依赖性,即宁波行政区域之间的服务业发展不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以人均服务业增加值衡量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以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衡量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之间,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和空间依赖性,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协同集聚关系不明显。
四、促进宁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1.改变城市功能定位、为服务业深化奠定组织架构
从功能意义上界定城市化的内涵,就是要在城市聚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主导产业,聚集科技教育。从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制造业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量的影响,即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则基本上是质的影响,即强化城市的功能,提升城市形象。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同时服务业基地需要聚集于城市。城市作为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中心和集散地,其中集就是聚集,散就是扩散。聚集和扩散的依托就是服务业。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具有同步性。
与现代化经济相联系的服务业以城市功能为条件,而城市功能一般涉及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由此,需要深入研究,宁波所辖行政区划范围应该聚集什么、规模多大才能充分显示城市功能。基于以上考虑,这一轮城市化中的进城主体应该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乡镇企业以及举办在乡镇的外资企业的公司总部及营销中心进入城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进城,而是服务业进城,银行、保险公司、贸易企业、电讯公司和各类高科技研发中心进入城市,是知识密集的金融、通讯、信息、商贸、咨询等中介部门进城。同时要注意在不同等级的城市区域安排不同级别的公司进入,形成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同等级。
2.生产函数外移与逼近前沿生产曲线并举推进服务业深化
加快服务业发展,不断提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近年来一直是宁波市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取向。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宁波市服务业投资比重持续保持高位,与工业投资持平并在某些年份略高,服务业就业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8年已经接近社会总就业的一半。但是,尽管集中到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比例大幅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却没有相应地显著上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幅度低于结业比重的增幅,说明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在日趋下降。对服务业劳均增加值增长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函数外移,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途径。此外,宁波服务业的技术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导致产出水平无法与技术水平或技术投入保持一致,因此需要不断挖掘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潜力,开发其蕴含的规模经济效应,最终使服务业实际产出逐渐逼近最大可能产出。
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有两个:市场化程度和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意味着在价格信号调节引导下,资源配置将更为合理,而且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都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效率。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为推动服务业发展,必须注重提高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和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推动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加强制度设施建设,力争尽快在私产和合同保护、行政环境的透明、行业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经济机构间的信任和公共机构的诚信、市场的对外对内开放、劳动力再就业培训等诸多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进步,从而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
3.以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是在物流业与制造业相互关联的基础上,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进行的协作活动,包括仓储、配送、运输、生产制造等环节中的合作发展。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可以改善制造业内部的购、销、存活动以及物流中心的仓储、配送、搬运、包装、运输等环节的管理,从共赢角度出发在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展开深合与合作发展,甚至结成战略联盟,实现两业共赢,提高两业的整体实力。建议采取以下手段促进宁波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
第一,政府从宏观层面创建有利于两业联动发展的环境,引导企业深度合作。第二,以产业关联与供应链理论为指导,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突破产业界限进行联合,把处于供应链上的不同企业进行联合,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实现价值增值。第三,以区域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依托,构筑为制造业服务的物流网络。第四,改善物流业运营模式,建立企业联盟,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4.促进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2008年8月宁波市政府颁布了《今后五年宁波市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行动纲要》将促进以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并为推进十个重点行业的新兴产业集群建设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国际贸易业务的集群式发展对完善宁波以“集群化”促进服务业支柱产业发展的思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深入分析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国际贸易业产业集群现象可知,制度分割是该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性因素。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在上海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外商独资公司必须设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这种制度分割是强制性制度分割,通过强制性制度分割迫使在上海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外商独资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集聚。
上海的案例说明,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自然历史条件、偶然性、规模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而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制度分割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制度分割的方式促进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最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为此,建议充分发挥保税港区等特殊功能区作用,形成以梅山保税港区为龙头,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统筹协调发展的开放合作的园区体系。加快梅山保税港区的规划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保税港区政策功能,积极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易等功能。
参考文献:
[1]杜义飞,李仕明. 产业价值链:价值战略的创新形式[M]。科学研究,2004
(一)发展历程及政策支持情况外包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欧美国家,其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两百多年。20世纪初,随着工业生产进入大规模机械化时期,制造外包出现。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和生产后勤组织的改进,外包向低工资地区延伸,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制造商纷纷将外包中心转移,使得中国成为主要接包国家,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同时,随着IT的应用与普及,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IT产业应运而生,其效益远远超过制造外包并慢慢成为公司的主业,由以硬件为主向以软件为主转变的格局也逐渐呈现,从而导致企业将硬件制造外包给低工资国家来降低成本。至此,作为服务外包起源的IT服务外包得以迅速发展。中国服务外包起步较晚,虽然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是国际服务市场并不发达,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1%,不到发达国家水平的43%,发达国家当然平均水平位70%。另外,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较弱。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和财务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客户服务能力普遍较低,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目前,虽然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力还有所欠缺,但中国政府和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中国在“十一五”期间,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要求,为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优化出口结构,扩大服务产品出口,商务部决定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并在全国相继建设了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十二五”规划建议又指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服务外包,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稳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环境。中国在城市环境、交通电力、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具备了较好的条件,这都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服务外包行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在全球的服务外包行业中,印度是最大的服务外包国家,自20世纪末以来,承接了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总量的80%,尤其在IT外包领域业务承接量比重更大,形成了印度独揽世界服务外包行业的基本格局。虽然各种分析和资料显示,中国是印度服务外包业最大的威胁,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印度最强大的对手,但是随着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的高速增长,服务外包专业人才却逐渐在数量、质量与结构上呈现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如专业人才短缺、能力较弱、流失严重、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等问题,服务外包人才培养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虽然中国拥有大量具有一定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但是具有从事外包服务业务能力又熟悉业务并能熟练运用英语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全球85%以上的服务外包项目都需要英语进行沟通交流,如软件外包中,英文软件就占据了80%以上,而国际呼叫中心服务就更离不开英语,可以说,英语语言能力已成为跨国公司选择接包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中国外包企业来说,如果想成为主要服务外包地区,必须要克服语言障碍,这也成为了仅次于成本因素的第二大问题。教职成[2011]6号《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行业指导作用的意见》中指出“推进构建专业课程新体系,实现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要指导、参与职业学校专业设置标准和教学指导方案开发。要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服务学生终身发展为目标,紧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指导学校加强专业建设,规范专业设置管理,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结构,探索教材创新,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特别是与区域产业的紧密对接。”在如此政策指导下,高职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应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和目标,针对职业和岗位需要设定课程内容,真正从职业标准内涵出发,使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与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相符。
二、当前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与服务外包职业标准对接现状
目前,我国个别城市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外包学院,部分学院成立了服务外包相关专业,或者是在课程设置上安排了一到两门服务外包相关的专业课程。缺少针对服务外包岗位实际开设的课程,且课程注重语言的理解和语法的掌握,缺少与服务外包业务和岗位需求为重点的内容。大部分学生在校期间没有接触类似外包业务情景和真实工作场景学习的机会,导致学生不能准确、有效地掌握英语知识。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大部分学生虽然通过了高职高专使用英语应用能力A级考试,甚至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却严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与服务外包企业的需求相差很大。通过对在服务外包企业实习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发现:首先,学生知识面窄,专业英语词汇了解少;其次,知识运用能力差,处理的文件语法错误百出;经过一段时间的企业培训和实践后,能与客户进行基本信息的交流,处理和完成服务外包业务中一般性的工作,如对一些基础的资料进行翻译,读懂简单的客户信函并回复,书写基础的技术材料等,能达到外包企业低端岗位的要求,而诸如随时与发包方进行业务沟通,正确理解项目中的英语资料,并根据业务发展情况撰写英文报告等中级层次的要求差距较大。
三、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与服务外包职业标准对接实现途径
(一)开拓多种渠道,递进开展人才培养,建立健全校企合作机制第一,建立长期稳定的服务外包校外实训基地,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搭建平台,及时了解行业企业需求,校企统筹协调,组织学生参加培训,为深度合作奠定坚实基础。第二,通过顶岗实习、工学交替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做中学、学中做,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综合素质及就业竞争力。校企共同制定培训和工作计划,确保工作与教学安排的目的效果统一。第三,通过订单培养模式,组建企业订单班,校企共同制定教学计划,企业主要负责企业文化和业务技能讲授,实现校企共育共教,学生技能培养和就业目标明确,达到在校学习和岗位工作的无缝对接。第四,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聘任企业负责人作为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建立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根据合作的不同阶段和企业需求采取了顶岗实习、工学交替、订单培养、勤工俭学等合作模式,制定校企合作管理制度文件,明确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分别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实现校企生有意愿、有保障、有效果,三方共赢。
(二)培养目标对接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产业发展课程设置对接岗位能力立足外贸转型升级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将培养服务外包技术技能人才增设为商务英语的培养目标之一,通过服务外包行业企业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根据课程设置对接岗位能力,夯实服务外包基础技能培养,并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增设服务外包理论与实务、服务外包英语、英文数据处理、BPO岗位技能训练等相关专业课程。校企分析归纳服务外包岗位技能点,确定或调整服务外包相关课程教学内容和模式,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做一体化等工学结合教学模式,重点打造“4+1”职业能力:英语应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数据录入能力、沟通表达能力+服务外包业务能力,不断缩小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的差距,提升学生行业就业竞争力。
(三)引企入校,实践教学对接企业生产,搭建教学做一体化平台学院或专业可与当地服务外包公司创新开展“引企入校”合作模式,双方共建服务外包生产性实训基地。双方签署协议后,企业可提供设备、项目、业务培训等方面资源,学校提供场地、设施、人员等,双方成立管理小组,共同制定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并由校企双方各自安排指导教师对基地运营和教学安排进行管理,共同协商制定基地业务安排和计划。如此操作,生产性实训基地可兼具公司交付中心和实训基地职能,并能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教学做一体化、业务技能训练问题,解决工学交替中教学与工作协调的矛盾,为学院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提供真实业务的实训环境,实现企业真实职业环境和真实工作项目,提高人才培养的职业化水平。
(四)校企共育师资,优化双元师资结构教师定期到服务外包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的具体工作项目,有效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在实践教学环节,可聘请外包企业骨干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实践教学环节,将最为真实优秀的工作理念、职业态度、业务技能传授给学生,优化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结构,建立一支富有实际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五)校企共建资源,服务行业企业培训建立校企智力合作,学院与服务外包企业可共同组建一支工学结合教材开发团队,在双方通过研讨确定方案框架之后,按照各自分工进行完成,企业更侧重实际案例、任务项目、行业前沿知识的选取,学校更侧重职业知识、能力、素质的归纳提炼,校企共同开发教材解决教无所依、教材不切合实际、不利于学生掌握实际业务技能等问题,为企业培训和学生服务外包课程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仅要从知识和能力方面充实,更要从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上出发,全方面多角度加强。因此,学校、企业、教师和学生应共同协作,为达到此目标进行努力。
【关键词】医疗服务业 并购 指标
在并购的各个阶段均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且此不确定性所构成的风险最终大部分能够通过财务数据显示。另外,我国社会医疗服务业市场初具规模,可以采用指标对比分析法对医疗服务业并购案例的各个时期的财务风险分别进行研究和评估。
1、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评估指标
医疗服务业收购定价方法包括成本法、市场比较法和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成本法以目标公司连续经营为基准,在此前提下,对被并方设备或资产进行评估。市场比较法包括可比公司分析法、可比交易分析法和收益法。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即对合营企业投资或对联营企业的投资,股权占比20%-50%左右时,可以采用权益法核算,此种方法有利于体现投资公司在公平市场上所拥有的基本权益。
医疗服务业收购活动中面临的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主要来源于目标企业内在价值衡量以及并购环境两个方面。首先就内在价值衡量风险而言,可将评估指标分解为:1)被并方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和技术,即被并方企业价值如何制定,评估方法包含何种风险;2)评估机构及专家,即参与价值评估的机构和专家在类似并购方面的经验和能力;3)知识与创新风险,企业中知识与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组织层次(顾客价值效果、生产性成本削减效果)、产品和服务层次(产品和服务的革新效果和知识化)、企业和事业层次(市场对企业只是资产、知识战略的评价)。在评价医院的并购风险,主要的评价指标为治疗技术和方法。就医院并购环境风险,主要的评价指标包括并购市场的繁荣程度,医疗服务业企业自身的并购能力以及竞价能力。
2、融资风险评估指标
医疗服务业在并购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融资风险主要包括融资环境风险、融资结构风险以及融资方案法律风险。就融资环境风险而言,医疗服务业除了受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外,还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由于医院在国家传统框架内属于公共事业资源,在供给方面具有公共性特点,但是营利性医院又赋予它稀缺性特点。所以,医疗服务业作为一家医疗服务业在吸收外部资金时往往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和约束。因此,医疗服务业在评价融资风险时,应考虑政府对该类行业融资的政策,包括优惠政策和限制规定。从融资结构风险视角来考虑,医疗服务业可以按照资本结构和成本两个方面考虑。由于医疗服务业投资回收期较长、时滞性强,并且占地运营费用、医疗设备的采购和安装、医疗人才费用。劳务费以及其他各种运营费用等涉及金额相对比较高。因此,良好的资本结构和较低的资本成本有利于吸引投资者。由于民营医疗服务业利润率普遍较低,融资成本较高,现金流能力较强,因此本文拟通过评价融资方的负债率水平、权益乘数、资本成本率以及盈利能力对医疗服务业并购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其风险评价指标如表所示。资本结构分析要用股东权益比率、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等分析,比值越低,融资风险越小,但其比值并不是越低越好,较低的比值意味着企业未能充分利用现有资产。资本成本分析要用资本成本率分析,资本成本与融资风险成正比。盈利能力要用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率和成本费用率来分析,其比值越高,融资风险越低。
就融资方案法律而言,主要存在的风险包括以下几项:①融资双方当事人是否能具有相对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就融资方而言,其应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且己是合法的医院开办资质。而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外都可以是投资人。②融资方案是否合法。医疗服务业在并购融资过程中,根据自身状况和并购需求设计一套适合自己的融资方案。不论采取哪种融资方案,都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3、支付风险评价指标
支付风险主要包含现金支付风险、股权支付风险、杠杆支付风险以及混合支付四类。目前国内医疗服务业主要是现金支付,就其风险而言,医疗服务业可以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预先设定一个现金存量下限,再计算实际库存现金与现金存量下限之间的差额,比较该差额与现金支付额之间的大小以衡量现金支付风险的大小。如果该差额高于现金支付额,则医疗服务业面临的支付风险较低;相反,如果该差额低于现金支付额,则医疗服务业企业面临的支付风险较高。
4、财务整合风险评价指标
一、高度重视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一)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
20*年3月份,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7号)明确要求“细化深化专业分工,鼓励生产制造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程,推进业务外包,加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分离发展生产业。今年年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吕祖善省长要求突出抓好“两个结合”:一是将保增长与调结构、促转型相结合;二是将保增长与保民生、促稳定相结合,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积极应对国内外宏观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战略抉择。今年3月5日,陈敏尔常务副省长在宁波主持召开了全省11个市常务副市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分离发展服务业。前些天,吕祖善省长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坚定信心,把着力点放在经济转型上。因此,大家要高度重视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对转型升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句话,加快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既事关当前,又事关长远;既是立足当前、保增促调的现实选择,又是着眼长远、抓住机遇促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有助于产业提升发展
服务业大体分为:生产业、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我市的消费业,比如休闲旅游、传统的商贸流通,以及一般的社区服务业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而生产业发展相对有些滞后,生产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总量的比重偏低(仅为39%左右),生产业主体不多,企业规模偏小,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较低,水平和功能远不能适应制造业企业提升能级的需要,也就是说我市的服务业还是比较传统的,现代性的、生产性的、技术含量高、创新示范性强的服务业还比较薄弱。但同时,我市拥有超万亿元产值的工业经济体,而且以中小企业居多,当前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迫切需要从产业价值链低端走向高端,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从而催生了对科技信息、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生产业的巨大需求。只有积极引导和鼓励传统制造业将一般加工环节有序转移出去,把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做强,形成现代产业链,促进制造业高端发展,才能迅速壮大企业,才能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分工、互动发展。
(三)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有助于应对金融危机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要保增促调,就是眼前要保增,长远要促调,其根本在于经济转型升级,越是经济形势从紧,越是遇到挑战和困难,越是要坚定信心,搞转型升级。从今年前5个月全市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工业和服务业部分行业仍深受危机影响,虽有回稳态势,但增速缓慢,形势不容乐观。一季度,全市服务业仅增长7.2%,比全省平均增速还低4.2个百分点。我市制造业基础比较好,但整体竞争力不强,分析原因,主要是自主创新能力相对缺乏,研发设计、技术监测、营销物流等许多生产业发展水平还很低,产业链不长,产品附加值不高,制约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影响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对工业企业来说,主要是做强中间,做大两端,提升制造业生产水平和产品的竞争力,增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能力,有助于企业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已具备一定条件和基础
一是多数大型企业内部已具备分业经营的经济规模。这些企业通常具有多座工厂、多种品牌、多种业态,具备分离的内部经济性,把分设在各个工厂的服务业分离出来,统一由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法人企业来承担,形成大企业内部的分业经营。比如宁波博洋集团是较为典型的一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企业自己成立了专门从事设计、销售等服务业务的公司。目前集团已经成功经营了旗下博洋、唐狮等多个知名品牌。
二是我市服务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已具备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应生产服务的能力。服务业产业基地加快建设,港口物流、国际贸易、信息科技等优势服务业发展迅速,工业设计、检验测试、融资担保平台逐步形成。
三是制造业在空间上已具备一定的集聚。服务企业在制造企业的身边,非常有利于制造企业服务外部化。开发区、园区已经成为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平台,产业基地正在完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把服务外包或分离,不仅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且还能提高资源共享,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四是政策的支持。我市已经出台了推进制造企业二三产分离的实施意见,制订了相关的扶持政策。而目前企业受内外环境影响,市场倒逼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时候,如果适当引导,给点政策支持,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就会很好推广开来。
总之,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是件多赢的事情。对于政府来说,既可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细化社会分工,又能够培育地方税源、优化税收结构、壮大地方财力。对于企业来说,让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有利于两头做大、中间做强,提升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对于服务业企业来说,可以充分利用工业经济多年积累的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资源,提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进出口业务规模大的工业企业,可以积极发展进出口企业,不仅解决自身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问题,同时还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国际贸易服务。
当然,在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困难:一是发展不平衡。分离工作做得相对较好的是北仑区、鄞州区和余姚市;二是工作合力还不够。行业主管部门、街道、乡镇尚未真正发动起来,工作联动机制尚未形成;三是企业意愿不强。受经济形势影响,很多制造企业面临经济困难,企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应对当前困境;四是企业对政策尚有疑虑。企业对分离后实际能得到多少实惠、奖励扶持政策能否兑现存在疑虑。针对这些问题,希望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紧迫意识、责任意识,及时研究,抓紧制订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办法。
二、充分肯定前阶段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加快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向纵深推进
省委、省政府做出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战略决策,把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作为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市地税、国税、发改、经委等部门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在各地、各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全市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被分离企业53家,分离后新设立企业59家,具有分离意向的企业116家,正在分离的企业有5家,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已经出现了较好的势头。对此,市委、市政府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今年省政府对我市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300户的目标已明确,为了确保300户,力争400户这一目标圆满完成,我再提以下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协调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
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大、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对此,应强化政府推动和部门联动的作用。一是政府推动。各县(市)区政府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真正把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创新服务业发展机制,创新服务业发展环境,充分发挥组织、引导、协调、规范的作用,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部门联动。在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过程中,发改、外经贸、国税、地税、工商、统计等部门要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牵头作用,统筹协调包括土地、科技、水电、收费等方面政策;市国税、地税部门要做好涉税政策的制订、宣传、辅导和服务工作,做好企业分离服务业的指导、认定和税收政策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提高企业实施主辅分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市外经贸、经合办要将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与对外招商、国内合作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市经委要结合工业经济运行调控职能做好相关协调服务工作;市规划、国土资源、工商等部门要为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开辟绿色通道,帮助解决分离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市统计部门要负责做好分离后企业的数据统计及相关工作;其他部门也要结合各自职能,主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二)突破重点,创新推动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
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分离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关键要分得好,有效益,可持续。在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过程中,要从分离对象、分离形式、综合服务等方面寻求突破,以促进全市服务业加快发展。一是分离对象上求突破。在分离对象选择上,起初可以把制造业企业中的行业龙头企业作为重点,然后在商贸企业、建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中寻求突破;二是分离形式上求突破。各地在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过程中,不要简单地将企业“一分为二”,家家户户都成立服务业企业,而是通过资源有效整合,在不影响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前提下,将企业的服务职能或业务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有条件的自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或非法人资格的分公司自主经营;无条件的将企业分离出来的服务职能或业务提供给专业服务业企业去经营,服务外包,从而发展壮大当地的服务业;三是综合服务上求突破。在税收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一方面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现行的各项税收扶持措施,依法执行有关结构性减税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以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为突破口,为现代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把握原则,科学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
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应以服务大局、顺应大势为目标,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优化服务、落实政策为抓手。一是坚持依法推进、创新推动的原则。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公司法、会计法、税收法律法规,在法律政策范围内有所作为、规范操作,同时,要积极创新,探索各具特色的分离模式;二是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原则。分离发展服务业,企业是主体,要尊重企业的意愿,政府要加强政策的引导,主要工作是把政策设计好、引导好、服务好;三是坚持典型示范、重点突破的原则。在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过程中,要按照“典型示范、重点突破、统筹兼顾、分步推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试点后推广,先重点后一般”的工作思路,稳步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稳步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
(四)完善政策,有序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
在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过程中,企业最关心的是税负变化问题。为了激发企业分离发展的积极性,使企业通过分离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下步要抓紧梳理已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细化工作。税费方面,要深化细化支持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具体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土地政策方面,要加强服务业的用地保障,支持和鼓励工业企业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发展高端服务业;水电等要素方面,要尽快实现与一般工业同价;市场准入方面,适当降低生产业工商登记、资质标准等门槛。这项工作,请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做好梳理、深化、细化工作,研究制订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科技新城,城市特征,规划指标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Abstract: The planning motivation, development stages, city characters and city demands of the new Chinese Science-technology town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n the key points of planning for the new Chinese Science-technology towns are summarizedvia different case studies. In the last, the planning trend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planning procedures are outlinedfor this kind of new towns.
Key Words: new science-technology towns,city characters, planning index
科技新城规划的动因
为推动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新城建设成为大多数城市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战略手段。而培育产业生长发育、形成科技产业的积聚规模、发挥产业链的功能效应需要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载体,并配以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因此,以科技新城为载体,带动城市空间拓展,加速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近年来不断涌现科技新城规划的主要动因。
我国科技新城发展的三个阶段
由于城市发展阶段和政体的差异,相对于西方的新城规划,我国的科技新城规划有着独特的发展阶段和内涵特征。建国以后,我国的科技新城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初期的新工业城市;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世纪以来的科技新城[1]。
2.1 建国初期的新工业城市
建国后,为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我国借鉴前苏联模式,大规模的兴建了一批工业卫星城镇。这一时期的新工业城市大都由企业运营,功能结构较为单一,注重产业方面的空间需求,忽视社会居住与之平衡等特点,使得这些卫星城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心城市。因此也为后来城市进一步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导致一些资源匮乏型工业城市的后续发展动力不足。
2.2 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借鉴西方新兴经济体的开发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规划了各类经济开发区,并逐渐推广至全国。这类开发区往往以崭新的城市组团形式出现,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于这一时期的产业多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经济功能和创新活力不够,从而影响了新城的可持续发展。
2.3 新世纪以来的科技新城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的许多城市开始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的发展阶段,一批功能性新城向城市副中心转变。地方政府为了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开始打造相互关联、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发展基地,形成一系列规模较大、相对独立的创意产业新城、软件新城等一系列科技新城。这时的科技新城往往具有较为综合的城市功能,游离于主城之外,成为疏散主城区人口的重要磁极。苏州工业园区、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深圳高新科技园区、广州生物岛等、广州科学城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科技新城的城市特征
目前,我国科技新城表现出以下特征:
3.1 以生产企业、教育、研发三者为核心,兼具综合城市功能
一般来讲,科技新城的建立必须要有固定的学术平台和技术中心,并由生产企业作为支撑,辅以相关的教育培训机构。因此,生产企业、教育和研发共同构成了科技新城最具特征的部分。同时,科技新城作为我国大中城市多核化发展的战略手段,已由原来的功能性城市逐步向城市副中心转变,即由单一的生产功能转向具有一定居住功能的产业社区,继而转向“社区+城区”的综合服务城区。因此,以生产企业、教育、研发三者为核心,具备社区和城区等综合功能,满足新城居住人口的各项需求,成为目前科技新城的一般特征。
3.2高科技企业集群化和产业链完善化
目前,我国科技新城发展产业的选择一般主要集中于科技研发、高新技术制造业、生产业、科技服务业、创新型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企业集团总部等;起步阶段则以生产业、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这种相关联的企业集群化有助于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广州天河软件园位居我国软件产业基地综合规模第二位,是广东三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积聚了相关产业的众多大中小型企业,成为广州软件产业中的龙头。在产业链的选择上除了软件产品链和软件服务链之外,还包括上下游的相关产业,如:软件外包产业链、通信信息服务链、数字内容创意产业链、金融创新服务产业链和电子商务产业链等。
3.3 企业布局差异化
根据科技新城的发展阶段和企业类型,可将科技新城的产业形式分为研究型和生产制造型两类。两种类型在业态和用地构成上具有较大差别。一般来讲,研究型以人力资源为主,工作方式是研究人员的科研实验和办公,以信息流动和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为特征,功能包括科研活动、管理办公、国际交流、商务谈判、培训教育、会议展览等,与休闲居住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建筑形式以写字楼为主,对于环境和服务设施的要求最高,一般靠近知识密集区。
而生产制造型主要指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场地和设备,部分生产制造还会同少量科技研发相结合,因此该类型一般位于城市,获取土地较为容易,并与知识密集型地区具有便捷的联系,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较高。
3.4 优美的城市景观
科技新城越来越注重人居环境水平的质量,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为新城人口提供日常生活、生产游憩的同时,还会成为观光旅游和休憩的良好场所。与环境协调发展,营造景观怡人的人居环境,才会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人才,从而促进科技新城的良性发展。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广州生物岛、唐山曹妃甸等都是成功的案例。
4 科技新城规划的一般特征
依据科技新城的城市特征,其规划布局也表现出相应的特点:
用地构成
相对于一般城区,科技新城除了居住、商业、服务、文化、娱乐等生活功能外,还具有科研、生产、教育培训、商务等产业功能。为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科技新城通常以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研发为核心,其他综合功能为辅,为新城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服务配套。但在用地布局上,依据新城规模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一般规模的产业园区,产业和生活相分离;对于较大规模的科技新城,产业与居住适当平衡,形成兼具生产和居住配套的产业社区,进而由多个产业社区组团结合中心综合服务区形成城市副中心。
4.2 用地开发强度
开发强度的制定一般从产业规模和就业人口规模两个层面考虑。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科技产业还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企业多以中试和研发为主要形式,因此科技新城中的产业用地指标制定也还在探索中。为了快速吸引相关企业的落户,鼓励企业的自主升级,应考虑到企业入住和产品研发中试等实际需求,需制定具有一定弹性的建设控制指标。例如,在用地性质上采取科技研发兼容一类工业的形式。由于科技研发和一类工业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开发强度的控制也应参照两类用地的需求作出相应的弹性控制范围。
4.3 公共服务中心
科技新城在公共服务中心方面也与一般的城区具有较大的差异。科技新城的公共服务中心一般分为生产中心和生活中心两大类。生产中心一般包括政府服务、人才培训与教育、投融资、技术支持、质量保障、中介服务、会展会议等,服务的对象面向各企业;而生活中心包括商业餐饮、健身购物、休闲娱乐等设施,服务对象为新城内的居住人群[2]。二者在服务对象、功能内涵等方面不同,在规划中应充分考虑科技新城中产业类型的特点,针对企业和居住人口的需求,采用生产及生活配套设施的高标准要求。由于生产设施主要用于工作时间,在使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满足服务半径的前提下,部分具有相似功能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予以合并,减少设施的重复设置,提高设施利用率[3]。
4.4 道路交通
加快科技新城与中心城区之间的综合交通走廊建设,对疏散老城区人口,培育新城功能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新城一般要求与主城区具有便捷快速的现代化交通联系,依托轨道交通、高铁、BRT等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加强科技新城与主城区和周边各区的有机联系,从而吸引企业的落户,带动周边居住、商务办公的快速发展。按照公交优先的原则,建立以人为本的节能、环保、便捷的绿色公交体系。同时,针对科技新城的人居环境特点和需求,还要针对轨道交通、BRT等重要节点配套建设与慢行交通的接驳方式,鼓励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方式。
4.5 人居环境
科技新城注重保护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划理念,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与景观空间吸引具有较高素质的高技术人才。因此,环境优美、品位较高、包容性强、现代时尚的人居环境是科技新城的首选。规划中应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强调生态环境建设与资源合理利用在经济产出、产业构成、用地布局、开发强度等方面的优先地位,籍此来引导社会经济活动。
5 科技新城的规划趋势
近年来,科技新城规划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伴随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科技新城的规划也处于新旧交互的时期。但由于我国各类新型产业园区的不断涌现,各种新的需求和理念都在不断创新和实践。新型的科技新城规划方法应注重现实的经济模式,了解科技新城的实际发展需求,注重低碳理念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最终将功能细分的产业映射到地块和建筑形态上。因此,科技新城规划还表现出以下趋势:
(1)生活性配套设施与生产性配套设施的共享与分异
“产——学——研——住”已经成为科技新城发展的必然趋势,居住等综合城市功能在科技新城中占据越来越为重要的位置,公共服务设施也表现出生活性与生产性配套设施分异的特征。由于产业社区中产业和居住的并存,这两类服务设施在服务半径和服务项目上存在重叠,但在服务时间上又存在互补。因此,两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与分异成为未来科技新城规划研究的重点。
(2)提高规划指标的弹性和应变能力
为适应科技研发企业在起步阶段的低成本发展需求,部分产业用地采用以一类工业用地的供地方式,以建设相对低成本的科研办公设施,进而吸引科技研发企业的落户。目前国内同类园区的企业多以中试和研发为主要形式,该模式兼具一类工业厂房和商务办公楼的建筑需求,能够较为灵活的应对市场需求,迅速吸引企业落户科技新城,实现园内企业的自主升级。因此,科技新城的规划指标常采用用地性质兼容和具有一定弹性的土地开发强度指标,在建设时序上也注重分期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城建设的实际需求。
(3)低碳理念在科技新城规划中的应用
低碳理念已经深入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科技新城作为新规划理念的践行者,更积极的表现出低碳理念在规划中的应用。从土地利用、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产业与能源、到清洁能源和市政设施,节能减耗的规划理念与方法为科技新城规划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蔡靓,高科技园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7.
[2]. 刘灿华,高科技新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