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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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弱点范文第1篇

近日看了一本书，使我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使我陷入了思索且暂不能得其解，使我跌入了迷惘并自觉还未看透这世事，还需要时间来学习与思考……

这部书，便是《花堡》。

一

这是一部写农民的书，一部写农民在大时代中被迫自我更新的书。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渐渐富起来了，但要真正脱贫致富、走向现代化，还有艰辛困顿的长路要走。这困顿，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中国有不少作家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写出过不少揭示农民精神问题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张炜的《古船》、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包括刚出版的《高兴》）、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工文学（我称其为亚乡土小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其实，实的《白鹿原》即使是写50年代之前的农民，柳青的《创业史》即使是写合作化时期的农民，从根本上讲，它们所触及的问题与今天的农民仍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皆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农村的流变图、创业图、复兴图，透过这些图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复杂的精神矛盾。什么才是农村的现代化？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是什么在阻碍农村的发展？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许多作品里，农民企业家均面对难以迈过的一个高坎：保守。近来读了吉林作家杨廷玉的长篇小说《花堡》，这一问题又在我的脑际盘桓。

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中国有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都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即如何从家族式管理的阴影中走出来，向着大工业的现代化管理迈进。杨廷玉接触过很多农民企业家，对他们的心理可以说研究得透彻，但越是知道得多，他的心似乎越是沉重，《花堡》便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中诞生的。可以说，这是一部集中笔墨艺术地再现农民企业家心理难题的力作。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哪部作品像《花堡》这样不及其余、专攻取一处。其情可表，其良苦用心可感。

《花堡》取材于当下东北农村，描写了以孙天鹄为代表的一个家族村落为了本地经济发展而艰难组合最终意外失利的故事，是当代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典型的个案。杨廷玉在给我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要走。不只是因为小门小户的生产方式和小农意识，或以邻为壑的狭隘心态，或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的麻将心态；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干部在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的氛围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已经融入他们性格的底里，成为新的传统“惯性”，尽管动机好，却始终冲不出这“惯性”的束缚。我们看到，作为下花堡村的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孙天鹄要联合上花堡和中花堡共建高科技双高大豆良种基地，出发点很好，气魄也不小，但他的途径和套路仍然是把赌注押在三个村落的头头儿身上，忽略了最重要的经济元素――农户，致使整个计划胎死腹中。由于先前计划经济突出行政权威，现在好多农村干部和“农企”，仍然视长官意志为圭臬，殊不知经济关系已然改变，经济规律与旧领导方式、资本运转与人情世故之间发生了冲突，最终是规律取胜，但人们认识不到。在杨廷玉看来，从前的“花子堡”并没有因为改了名就变成美好的“花堡”，一切皆因精神上的牢笼。他说：“我接触过好多孙天鹄式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斗，试图冲出花堡而不能，但农村的未来就在这些躁动者身上。”

我不禁想起了实的《白鹿原》。在《白鹿原》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富于文化内涵的人物白嘉轩。这是一个复杂得难以说清的形象。一方面，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会认为他是落后、沉滞、腐朽的代表，另一方面，倡扬传统文化的学者又会认为他恰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在他身上，土地与其休戚与共。这是农民的根本。没有了土地，农民便不能称其为农民。也许我们会认为他是个悲剧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却是相对自足的，丰饶的，这种精神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面临的不再是白嘉轩的难题，而是孙天鹄的难题，即如何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面前，假如白嘉轩还活着，他该如何行动，是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假如把白嘉轩和孙天鹄加以对比，倒会发现一些不同。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是族长，他立《乡约》以教化乡民、团结族人，看重的是人的伦理、道德，他凭依的也是传统的儒家精神。他认为，这是生存与发展的看家本领，是精神支柱。与那个处处在历史潮流中投机钻营，终于一败涂地，甚至疯了的鹿子霖相比，白嘉轩是胜利者。那么要问，他胜在何处呢？应该说，胜在精神。

而在花堡，孙天鹄也是管理着一个村子。这个开着奥迪轿车行走于乡野和城市之间的农民企业家身上，流淌着土地赋予他的朴实气息和现代知识给予他的现代气息。他不是白嘉轩，似乎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既没有白嘉轩那种对土地的刻骨深情，也没有白嘉轩的“固执”。他没有完全脱离土地，还得以花堡的土地作为生存地。他为什么会失败呢？作为村支部书记，他没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即使有，也没有能力用其教化农民。农民没有他的觉悟、思想和开放的观念。作为个人，他也面临革新的难题。小说最后暗示，孙天鹄已经过渡到一个新型企业家的行列，但到底该怎样动作？这种革新的现代精神是什么？这种精神能否拿来感染农民？孙天鹄依旧茫然。

于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突现了出来：我们究竟拿什么来教化农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体落实到农民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伦理精神和道德追求？我们究竟要把农民带往何处？除了物质的富裕外，他们的精神呢？

二

于是《花堡》使我思索农民的精神走向问题，而且使我走得更远，甚至找不到回路。

自从有了阶级分析以来，农民的定义始终与“狭隘、保守、自私”相连，其文化上的缘故不外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年“臭老九”知识分子也不行，被指定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而，由于话语权最终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知识分子能够创造科技奇迹，后来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工人阶级行列，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在只留下农民，一群劬劳在大地上、与大地不离不弃的生灵。无论我们今天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无法否认，我们，或者我们的祖辈都是从大地上的农夫转型而来的。我们的前生或我们的祖辈真的那么令人厌弃吗？从文化源头来讲，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钱穆先生将人类文化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他以为，恰恰是农耕文化充满了和谐、美满、宽容和稳定的美德，而后两种文化则不无暴力、侵略、殖民和扩张的因素（《中国文化史导论》）。果真如此的话，农耕文化倒是值得珍视的，农民的这些“劣根性”是否只属于农民？这两种不同的观念――阶级的、文化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审度农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定义农民性或农耕文明呢？

事实上，在阅读《花堡》时，我的内心始终纠缠着一个问题：农民真的是狭隘、自私、保守的代表吗？其它的阶层有没有这些东西？这种贬损是一种价值贬损还是一种世俗偏见？这种询问是随着主人公孙天鹄的内心挣扎不断强烈的，甚至于我合上书本的好几天还不能平息。

孙天鹄本是一位孤儿，是由一位叫花子将其抚养成人。因为不知何所来，反正如同孙猴子出世，就让他姓孙了，取名天生；再后来的改名颇有意味，改叫天鹄，意思是要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要与农民割断脐带。谁知命运仍使他硬生生地成为一个农民，并成为叫花子满地的下花堡村的支部书记。在他带领下，下花堡成为全省有名的小康村。孙天鹄爱读书，自学成为一名大学生。应该说，这样一位农民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绝然不同。他不但应该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还应该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了。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疤痕，即作为农民的自卑情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种生存与文化上的疤痕。不仅他这样认识自己，就是他的红颜知己杜荔也挖苦他：“什么时候能改掉你那狭隘的小农意识？”这成了他永远的致命伤。他努力奋斗是为了超越它，他与情人杜荔、著名农业专家杜一樽、省农业厅长杨自如以及小舅子闫新强之间发生的一次次矛盾，他的一次次被伤害，都是因为这个。整部小说就是围绕孙天鹄怎样从一个有着“自卑、保守、狭隘、自私”的小农经济的代表转型为一个“开放、大度”的现代企业家而展开的。小说最后，他辞去了村支部书记职务，兴办了一家公司。这个时候，情人杜荔又来到了他身边，过去就因为他的“小农意识”而看不起他的杜一樽和他的小舅子闫新强也都“原谅”了他，与他合作。看到这儿时，我情不自禁地问：难道这样孙天鹄就不再是一个农民了？他身上就再也没有“狭隘、保守、自私”的心理障碍了吗？

实际上，孙天鹄的每一次与别人的交往都是以他牺牲自我人格为代价的，而他的每一次与别人的翻脸都是他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但是，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来，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那些维护是错误的。在小说中，有几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是意味深长的。代表知识分子的杜一樽口口声声不与小农孙天鹄合作，甚至都不愿意跟他多谈话，可是，当孙天鹄开口之间道出老子《道德经》中几句古话时，他就觉得孙天鹄与农民有了一段距离。有趣的是，无论老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都是农耕文化的思想代表。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与孔子的大同理想都是来自于“农民意识”，而偏偏是崇拜老子、孔子的杜教授看不起农民。他认为，那些会玩游戏的小孩子们将来才是真正的现代农民，他看不起当下的农民。这是否是一种本末倒置？杜荔代表的是什么？她在与苏来凤的较量中也意识到不仅仅农民的身上有狭隘、嫉妒、自私的一面，她自己的身上也有。这说明，这些特点并非农民所独有的，而是作为人的弱点而存在于每一个身上的。希伯来文化称它为人的原罪。只要是人，就免不了某些弱点。但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几乎没有意识到，似乎都认为只有农民是这样。于是，在孙天鹄与南方企业家代表（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苏来凤的争斗中，俩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他们身为农民子弟而特有的弱点。

小说最后写了一个基本脱贫的下花堡人王小适为了弄到更多的钱，居然跟着别人到南方去当叫花子了。这使他的祖母无法想通，她“分明感到这个不知世间羞耻的东西已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她心里一阵阵发冷，她感到极度羞愧……”整个小说原先在一种近乎喜剧的氛围中滑行，到结尾处，突然转换成悲剧，而且这悲剧如此地剧烈，仿佛地震。这才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它告诉人们，农民的脱贫问题固然重要，但农民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皈依更为重要。在整个花子堡变为花堡时，它似乎意味着叫花子不存在了，谁知王小适的出走表明新的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叫花子又产生了。最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叫花子，也就是王小适的祖母终于吞铁自尽！

小农经济的弱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产品 农业 共享经济 分享经济

一、共享经济模式及其特点

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2010年初，英国学者雷切尔・布茨曼出版专著《我的就是你的：“合作式”消费的兴起》指出共享经济将给人们的消费模式带来革命性影响。共享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陌生的个体之间通过第三方信息技术平台进行信息或物品的分享和交换（易），因此共享经济亦被称为分享经济。

传统商业模式的弱点在于产品和服务分配不均， 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商品“过剩”， 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从而阻断产销链。而共享经济中的消费方式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有效分配， 实现了商品价值的最大化利用， 同时形成新的供需产业链。

共享经济模式的几个要素是：第一，有闲置或过剩的资源，资源闲置或过剩是一切共享经济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都是无效的；第二，搭建共享经济平台，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把不同物理位置的资源集中展示出来；第三，按需分配资源的方法，即如何到寻找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并按他们的需要分配到其手里；第四，共享者获得相关回报，这种回报以经济回报为主，并伴随有人脉等非金钱的资源回报。

二、农产品行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产品行业出现的一个比较频繁且棘手的问题是农产品丰产却滞销，一边是农民守着大量农产品低价难销，一边是城市民众抱怨吃不上廉价果蔬。农产品“滞销、卖难、买贵”的怪圈一次又一次上演。农产品滞销只是一个表象，这个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农产品行业内的诸多问题：

（一）产销信息脱节

由于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通道闭塞，市场行情预判能力不高，农民在进行生产抉择时难免存在投机心理，容易受当前价格引导进行盲目种植或生产，造成供需脱节，供大于求。而同时，消费者对市场供应情况不明，对市场上价格高企的农产品望而却步，导致本来可以挖掘的潜在消费需求也因此丧失。

（二）经营方式落后

当前，我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以分散式经营为主，小农经济根源深厚，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经营，农产品的质量差异较大，农业产业化程度很低，农产品的价值挖掘仅限于初级生产程度，深加工、附加值挖掘远远落后，农产品进入市场后只能听天由命、销售困难。

（三）销售渠道单一

多数农户都是处于自产自销模式，农产品销售仅仅靠周边地区消化，更多的是靠每天把农产品拉到农贸市场或者等待中间商来收购后到批发市场进行销售，农产品在市场中辐射范围小，渠道对接过程中难免遇到信息失真现象，导致农产品滞销。

（四）物流成本偏高

农产品与其他产品的最大区别在其存储期上，农产品在流通环节别容易变质，这种脆弱性对物流环节的时效性要求极高；而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物流规划不合理，流通环节多，导致迂回运输，长距离运输，使得产品腐烂变质块，物流费用高，最终导致销售价格高。

三、农产品利用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策略

（一）完善基于电子商务的农产品供销平台

电子商务模式作为一种产销模式的创新，已被各个行业广泛应用，农产品领域内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在逐渐增加。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实时的信息平台，实现了产销信息的互通，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成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的新途径。当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覆盖比较分散，农产品信息整合不够全面，不同的运营模式导致交易方式差异大，容易造成信息混乱错位，同时支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也影响农产品的正常交易，因此，农产品供销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定位不同的电子商务平台需要针对性的收集行业、市场及产品资讯，做好数据的调查和分析，优化系统平台，完善平台的用户体验，保证平台的稳定性，为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提供依据和平台基础。

（二）建立农产品产业链资源共享机制

共享经济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各类资源的共享，从农产品产业链角度分析，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环节，可共享的资源如下表：

建立农产品产业链资源共享的机制，就是按需分配资源的方法，将产品及资源供应、市场需求在第三方平台展示，实现供需的共享。例如A企业具备生产食用油的优质原料，却不具备生产线和生产许可，而B企业正好具备这样的资源条件且有生产时间的空余，那么彼此均可在第三方信息平台上相关需求和供应信息，使得A企业能顺利的找到B企业，实现原料的有效利用，顺利生产，而B企业也能获得相关回报。这种共享方式使得产业链上不同的经营主体能彼此互通及互惠共利，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产品及市场，形成互为供应商，互为经销商，互为服务商等协同合作模式。企业间通过共享经济的模式，把资源做充分，把“蛋糕”做大。

（三）引导和主张市场进行分享型消费

当前市场环境下，信用危机频频出现，尤其在农产品行业，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消费者对目前的食品类商业组织及食品产品信任度越来越低，而分享型的消费理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分享型消费信息的发出往往是消费者信任的个体和组织，当分享的信息产生了消费者共鸣时，基于信任的消费行为自然发生。在移动互联时代的今天，大商圈开始变小分散进入各社区和圈层，消费平台出现大面积的碎片化，基于“分享型”的消费心态日益凸显，以消费者分享为驱动力的新型营销策略异军突起。农产品企业应抓住这种机遇和条件，贯彻分享型消费的理念，引导和主张现有市场进行分享型消费。这意味农产品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开发品质过硬的产品，建设与产品相关的有价值的内容和资讯，鼓励消费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分享产品及内容，并给予一定的分享回报，将营销的本质回归于人。在社会化媒体营销大趋势下，谁抓住了消费者，谁就能在这场全新的营销革命中赢得未来。

参考文献：

[1]杨书培.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及可持续发展性[J].经济观察，2015（5），16-18

小农经济的弱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赌博成份。还有的商贾携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

小农经济的弱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苔丝》;《秦腔》;女主人公;悲剧根源

《苔丝》(1891)和《秦腔》(2004 )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苔丝》又名《德伯家的苔丝》,是19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的一部悲剧性巨著。它讲述了单纯美丽、富有牺牲精神和责任心的苔丝迫于生计去认亲,遭恶少亚雷的,新婚之夜又被恋人克莱冷酷地抛弃,再次被迫落入亚雷之手,后又刺死亚雷,同回心转意的克莱逃生,却最终难逃法律制裁的故事。作品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又不甘于命运摆布,在邪恶的社会底层挣扎、反抗,甚至报复,但仍摆脱不了悲剧命运的乡村妇女形象;《秦腔》通过陕南村镇清风街近20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描写,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表达了对农民的沉重负担及农村文化失落所寄予的深层忧虑与深切同情。女主人公白雪是县秦腔剧团“台柱”“是为了演戏而生的” 。但由于市场化与时尚化的猛烈冲击,秦腔剧团的命运在短短的一年内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演员不再威风,只能到四邻八乡的红白喜事上去唱咏,更多的是到丧事上去歌唱。尽管有机会去省城工作,却依然艰难地坚持唱着秦腔的白雪,最终被认为秦腔土气的丈夫遗弃,她的遭遇也是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的失败写照。白雪与夏风的结合与分手一定意义上也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难以交融;他们结合之后白雪所生的那个没有的怪胎在很大的程度上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不相容或者说是交融下的畸形产物。[1]

两部作品都表达了作者对各自家乡的热爱和关怀以及对城市化进程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乡村传统文明的悲哀和惋叹,[2]它们相差近两个世纪,两位作家也有着各自的经历,当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它们都产生于农村经济衰退时期,因此都带有那个时期的特点;两位女主人公都是美的化身,但她们的爱情却具有悲剧性色彩;她们善良能干,但却成为社会道德的牺牲品。本文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从三个方面找出了她们相似的悲剧根源,为进一步鉴赏作品提供了新角度。

一、 社会悲剧:相似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相似,都描述的是农村经济的转型时期发生的故事。在这个时期,小土地所有者日益衰败,农村破产,相沿已久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趋于瓦解,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面临着社会危机,旧的自由农民阶层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随之消亡的还有他们传统的独立自主和朴素诚实的文化。[3]历史发展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他们一直引以为豪并深深扎根于生活中的生存方式也不得不为其让步。[4]53因此,生存方式被破坏并衰亡, 相似的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给主人公带来悲剧命运。

苔丝的故事正反映和代表着这种破坏和悲剧。在资本主义发展给英国偏远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带来深重灾难的背景下,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纯洁、善良、美丽、坚强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村姑娘短暂而悲惨的一生。女主人公苔丝由于失去了农民所依赖的土地,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去给同姓的地主德伯家打工,被主人家的亚雷•德伯怀孕生子,受世人鄙视。作者在小说结尾处讽刺地写道: “Justice” was done,and President of the Immortals had ended his sport with Tess(“典刑”明正了,永生不朽的神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5]384哈代将Justice (正义) 一词置于引号中,是在讽刺这个判决根本就不是正义的,这个社会是“有毛病”的。她是一个自强自立、积极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她是一个想凭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追求个人起码幸福权利的淳朴姑娘,可社会的强权势力连这样的弱女子也没能放过,最终酿成了她的悲剧。

《秦腔》被绝大部分评论家称为是 “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6]101在现代化城市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农村文化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解体。大量的农民被吸引流入城市,命运“难免是非死即伤”。其后果便是青壮年带走了村庄的活力,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夏天智去世、夏天义被大面积滑坡所埋没,都没有足够的人手帮忙,最后“权当是夏天义得到了厚葬”[7]466。乡村世界的凋敝过程也是农村传统文化秦腔日渐衰败的过程。《秦腔》中秦腔的衰落主要是围绕夏天智和白雪而充分展开的。夏天智听了一辈子秦腔,入棺时枕着他写的六本《秦腔脸谱集》,脸上盖的是画着秦腔脸谱的马勺而不是麻纸。他的儿媳白雪是秦腔的化身,象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夏天智丧葬时唱着秦腔,“唱得泪流满面,身子有些站不稳” 。她唱的是挽歌,既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唱,也是为乡村和秦腔的衰败命运而唱。秦腔的悲剧也决定了白雪命运的悲剧。但她又不甘命运的摆布,于是“开春后就开始联络剧团里的人……寻找在清风街邻村串乡的乐班,希望能入伙。”[7]525一种悲剧氛围在小说中弥漫,也是在整个乡村弥漫。

二、爱情悲剧:两位女主人公都经历了被抛弃的爱情悲剧

苔丝的悲剧首先是命运的悲剧。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和不负责任的父母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她善良、负责任,深夜主动为酗酒的父亲赶车送蜂蜜,却因困倦不小心被一辆邮车撞死了家中惟一一匹维持生计的马。高洁的苔丝因愧疚只好违心认亲,为所谓的德伯本家养鸡。却终因年少不谙世事,惨遭不幸,这是爱情悲剧的第一步。她恨亚雷,也抱怨不负责任的母亲: Why didnt you tell me there was danger in men-folk?Why didnt you warn me?(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男人都不安好心?你为什么不先警告我?)[5]87后来,苔丝在牛奶场做工与安吉尔•克莱相遇,他们彼此倾慕,相互吸引。在新婚之夜,她把失贞的遭遇告诉了他,这是爱情悲剧的第二步。失去理智与修养的克莱,把苔丝视为一个“堕落的女人”,弃她而去,这给苔丝带来更大的伤害。后来命运又一次把她推向亚雷。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苔丝杀死了亚雷,终于与克莱度过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但这都是以苔丝的生命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凄美的爱情悲剧。

夏风和白雪的结合是商州地区典型的才子佳人世俗型传统婚姻的代表,而作品中只有夏风对白雪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不喜欢秦腔” 的夏风一直想方设法要把白雪调往省城工作,却忽视了对妻子精神财富的热爱和保护。白雪是秦腔的忠实拥护者,坚决拒绝去省城工作,宁愿去乡下赶场子唱戏也不愿放弃对秦腔的热爱。终于,白雪先谈起了离婚的事:“过不成了就离婚么!”看着“夏风签字签得那么快,一股子眼泪刷地又流了下来,但再没哭出声” 。“大年三十的早上夏风走了” [7]450-504。对白雪如此冷漠、如此不尊重,都反映出夏风的薄情寡义、蛮横任性。白雪的爱情悲剧还体现在“疯子”引生对她的精神恋爱。夏天义说:“唉,世事实在说不清,咱夏风不珍贵白雪,引生却对白雪心重么。”[7]523暗恋白雪的引生是个“疯子”,他始终深信,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深爱白雪的男人。他为了爱白雪而自宫,戕害肉身,却保持了精神恋爱的纯粹性。在突然爆发的山体大滑坡中,他们相遇了:“白雪也真是菩萨一样的女人了。她没有动,微笑地看着我。”[7]556引生对白雪的精神恋爱终于升华为神圣,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实际上也是一种悲剧。

三、道德悲剧:依然残留的社会道德是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维多利亚时代,男人主宰着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苔丝的女性性别与低下的出身给这个纯洁而勇敢追求幸福的姑娘带来的只能是厄运。所以,她的“失贞”加上贫穷注定了她的悲剧。她因失身而自卑,后又被丈夫抛弃,她认定那都是自己罪有应得。克莱虽然有“先进的思想,善良的用意”,自身也并不“纯洁”,也曾有过与异性的“冒险经历”,但在新婚之夜听到苔丝的不幸之后,不宽恕反而将她遗弃。他甚至辱骂苔丝:“you are an unappre hending peasant woman,who has never been initiated into the proportions of social things.You donnt know what you say.”[8](你是个乡下女人,不懂什么叫体面,从来就没明白过世事人情。)克莱内心深处顽固的道德偏见、男女不平等思想暴露无遗。社会和法律都认为那些侮辱和迫害苔丝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她不能自卫。而当苔丝第一次自卫时,“一个纯洁的女人”就变成罪犯了。在当时的男权主义社会里,男人干了这种事并不认为有罪,只有女人――小市民宗法社会制度下的奴隶吃亏。[9]如果说苔丝受到亚雷的欺骗和是由于年幼无知、贫穷无依,那么第二次又被迫回到亚雷身边,则是由于克莱的冷酷无情加深了苔丝的不幸。

《秦腔》的主人公夏风代表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是大男子主义的忠实奉行者,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禁锢,主要表现在对白雪缺乏真爱、对女儿冷酷无情两方面:他轻而易举地娶了漂亮稳重、知书达理、孝敬父辈、心地善良、坚强自重、挚爱秦腔的白雪,却讥讽和挖苦说:“戏剧已没落成啥样了,还指望什么名堂吗?本身成了泥牛了,你能入江过海?”当夏风得知女儿没有的时候就从白雪怀里夺孩子:“撂了还可以再生么!全当她病死了!”而白雪不忍心抛弃女儿,同婆婆又把孩子捡了回来,夏风则更是理直气壮地说:“这弄的是啥事么!你们要养!你们养,那咱一家就准备着遭罪吧!”他对亲生女不冷不热的态度,以及毫不犹豫抛弃女婴的行为,都让人感觉到他骨子里落后的、自私自利的农民狭隘意识。[10]而和夏风相对的疯子引生“后悔了没能自己去寺庙里为孩子祈祷神灵。” [7]414白雪是夏风的妻子,怀的是夏风的孩子,但他并没有因为夏风抢了他心爱的人而嫉妒。他对白雪的爱是绝对的、单向的、不要回报的,他的爱超越了世俗功利,超越了肉体。而夏风更多的是残忍乃至残酷。他对传统文化的背叛与白雪的守望是水火不容的,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

其实导致两位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庭、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及自身的弱点等。以上只从三个方面探析了两部作品的悲剧根源,但我们不难看出: 两部作品虽然各有千秋,两位作家也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笔法,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悲剧,两部作品真正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 孙新峰.论商州重男轻女思想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5(06).

[2] 张玉洁,胡宗锋.乡土挽歌――读《秦腔》与《德伯家的苔丝》[J].小说评论,2008(06).

[3] 于红,胡宗锋.乡村守望者的悲歌[J].小说评论,83-86.

[4] 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5] Thomas Hardy.Tess Of The DUrberville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 孙新峰,席超.秦腔:贾平凹对前妻的追悔和思念[J].商洛学院学报,2007(02).

[7] 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8] 杨岂深.英国文学选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8.

[9] 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459.

小农经济的弱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社会价值；女性；欲望；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269-2

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世纪末”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差不多在每个世纪末，许多国家民族都要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在文化形态上，往往呈现出空前的嘈杂、混乱、不和谐、动荡不安。旧世纪临终前的衰朽、死气又猖狂挣扎，和新世纪分娩前的兴奋、冲动又苦苦熬煎，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道德风尚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心态情感失去了统一的准则和界线。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常规砝码不再是两极对立的态势，而是一种无规律的交叉换位、互通互补。世纪末的这种文化特征必然要体现在世界末的文艺创作当中。冥冥之中的注定，《废都》在1993年6月，上个世纪末出版了。小说洋洋洒洒初余万言，其中裸写到“性”的多达60余处，性描写大都围绕庄之蝶而展开，作者不惜笔墨着力渲染庄之蝶与他的四个女人的周旋，似乎企图告诉读者，尽管庄之蝶是为千万大众提供文化精神食粮的大作家，是文化升华的参照，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性能力看得重于他的文学创作，渴望在之中寻找到人性和生活的自然、本真与和谐。庄之蝶的女人们也果然以对性的沉醉和饥渴，接连使庄之蝶尝到了男人的幸福，但这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放纵，到头来主人公仍然鸡飞蛋打、身败名裂，挽救不了这个“废都人”，进而暗示挽救不了文明也挽救不了人类，而引发的生命灾难和罪孽不可避免地把人导向生命毁灭之渊。但事实就真的是这几个简单的暗示吗？作者似乎更深层地隐喻人类悲剧的意图等等。

情爱和叙事一旦结合，就不只是直观的社会人生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课题，优秀的情爱叙事小说往往能够超越具体的时代伦理命题，而指向一种更普泛的人类精神现象。此书作者贾平凹自称：“《废都》是我要表现世纪末的中国人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和情绪。”这是一种寂寞的情绪，一种守旧、享乐、颓废的情绪。废都，西京，这个城市以及城市里形形的灵魂都在静静地泣血，仿佛临近灭绝的狼群仰天抽泣，还掺杂着淅淅沥沥的血滴声……

一、欲望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惊，它那大胆，，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传统的儒家文化用“君子之道”，激活人们的“君子”之欲，调动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同时用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抑制“小人”之欲，让人们在“仁”的追求中施展才华。进入20世纪，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摧毁原有的世界秩序，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道路逐渐开始入侵已趋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在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搞活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释放了人们被传统儒家文化所禁锢的个体欲望。从“无奇不成书”到“无性不成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小说发展的道路。《废都》恰恰又是这一发展道路上的最为真实写照。从总体上讲，人的欲望分为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而“人的众多的、不同层次的欲望并不总是和谐并存的，它们更多的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废都》中的与庄之蝶有染的女性们，在物质欲望与情感欲望之间，此起彼伏，不能达到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状态，因此迷失在现代化的城市废墟中。中欲望的最大特征就是，永远不知道满足，而任何事物都有其矛盾统一的一面。当欲望和欲望之间发生选择冲突时，而伦理道德规范就是人们化解冲突，做出选择的某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理性，人的欲望完全失去理性的控制，最终会毁灭人自身的存在。庄之蝶和周敏一样，在物质欲望和情感欲望的纠结中不断迷失，失去一切。柳月在作品结尾时说，“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表明柳月最终意识到最初想象中的庄之蝶和现实中的庄之蝶是不相符的，或许她本来不希望借助肉体和美貌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庄之蝶的真实生活毁掉了她的想象。但庄之蝶本身也是欲望的受害者，在小农经济社会向商品消费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原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不再适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消费时代，而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人的欲望在毁灭的旧城废墟上被彻底释放出来，却没有相应的理性控制。因此，失去控制的欲望毁灭了《废都》所有人的生活。其次描写的普遍性，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当前的发展和泛滥，还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幻想、性宣泄是人的另一种原始本能心理。人类不同于动物，不仅是以繁衍后代为目标的生理行为，而且是一种释放紧张，解除焦虑，获得愉悦的心理过程。在性宣泄中得到满足，自觉享受生命的快乐，是人性与兽性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种满足。于是，欲望的性宣泄，就成为一条最有效也最安全的途径。《废都》能够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归根结底，乃是来自普遍人性的需求。承认人都有秘密的性兴趣，有压抑的性意识和潜在的望，有性幻想和性宣泄的正常心理，如同必须承认人之为人而非神一样，是一个朴素的客观真理。审美”和“审丑”在《废都》里的合二为一，最充分地体现在男女关系的情和欲的处理上。情和欲本是间题的两个基本点，若打一个比喻更象是两条边线两种极端，而夹合其间的充满拉力的“磁场”，正是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蝎的“爱”的源泉。一般地说，情属于精神范畴，欲属于物质范畴。情偏重于健康的理性，欲脱胎于感性和本能。这样在“爱”的展露描摹上，两者的取舍和量的比例自然就成为衡量其优劣美丑的分野和法度。

二、伦理

判断一本书中描写的好坏，其实就要看删除这一段是否会影响该书对人物的塑造及情感表达。最令人不解的，是《废都》全书共有46处性描写出现“口口口口”图样，作者并不厌其烦地注明了此处删去多少字。据粗略统计，最多一处删去995字，最少的为11字，总共删去7500余字。这似乎是《废都》的洁本，那么《废都》的足本呢？如何去揣测版本学角度上的《废都》足本价值呢？又如何去揣测删节后的洁本在诸如情节、结构、人物，乃至主题等等渗透到作品肌理里面的文本意义上的损失呢？肉感的文字一定会带来肉感的体验，但肉感的阅读感却不一定是文字的性感。优秀的性描写既是情绪的宣泄，又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美与色，是两个互为表里又相互区别的感觉，优秀的描写，不一定让人，却会带给人无献的。整部小说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小说中尼姑庵主持慧明打了胎；牛月洁和庄之蝶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为了不失名人妻子的虚荣，她甚至对庄之蝶的风流事听之任之；而唐宛儿和阿灿则分别对庄说：“是你给了我一点太阳，我才灿烂的。你能喜欢我，我太不敢相信了，我想即使和你干了那种事也是美丽的。”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当然是可以描写的，但关键是作家以什么心态来描写。周作人说过，“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把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问题恰恰在于此，作家根本没有把那些女人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来看待，在庄之蝶的心目中，女人只是而已，他从来不关心她们的感觉。而整部小说弥漫的那种玩弄的心态，也使得小说伦理发生了扭曲，看似这扭曲超乎常态，但实际又在情理之中。贾平凹在《废都》的创作答记者间中声明，“废都”二字起源于他对自己生活了20年的历史名城西安的认识，西安的古都――故都――废都的复杂悲衰的文化心态是他创作《废都》时主要考虑的问题，而且“扩而大之，西安在中国来说是废都，中国在地球上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此刻，这“废”好不吝啬的废在了伦理之中。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折射着这座古都的消亡，不仅是城市物质的消亡，更是城市文化的消亡，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对于小说中人物的评价不必刻意的去探讨，庄之蝶在道德层面就是个流氓，但是作者却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包括阿灿、唐宛儿、柳月她们就是当今社会的小三，所以个人认为此部小说是寄予了作者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反思，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沦落，更不是几个人的沦落……

三、反思

病态的性心理、产生于病态的社会，病态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个体意识（包括性意识）的自觉。“性”的个体生命意义冲破种种传统观念对个性的压抑日益显示出来。现代心理学对人的以为本原的潜意识的揭示，加强了这种冲击的力。“人”进一步发现和肯定了自我。小说对“人”的再现，对人的“内宇宙”的开掘，必然向无意识王国的底层――世界深化，而读者对小说人物的审美观照，也必然相应发生从表层向深层延伸的变化。这是社会和文学进步的表现。现实是残酷的，而人又有人性中的缺陷弱点――无法克服欲望的诱惑。但只要人拥有正确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人会走出废墟，走出精神困境。但问题在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既有其随时代变化的一面，也应该有其符合人性本质而不变的一面，变与不变的标准抉择，才是当今社会人们迷失的原因所在。当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之后，也就丧失人的价值感和尊严感，人们感到生活是一片空洞的混乱。失去判断是非的道德价值标准，也就意味着失去欲望满足的底线，人们只能期望通过自己被以他者为代表的外界群体的认同，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来判定自身的行为原则，但个体的自我就受到由多个不同个体组成的聚合体的压制，让人们陷入无所不在的生活焦虑之中。人类的群居本性告诉人们，个人不仅需要自我的肯定，也同样需要群体的认同。所以，能够达成群体一致的某种道德价值规范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行为指导原则。庄之蝶因为生活的焦虑而跟随自己的感觉，沉溺在的感官刺激之中，失控的欲望让他和众多人物都成为欲望的牺牲品。每个人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自我生活的主体，而不是依附于其他事物身上，在追求自己的快乐生活时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不能一味地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面对欲望的选择时，不能失去理性的控制，虽然在旧城的废墟上重建理想的新城，任重道远，但必须要勇敢地面对，而不是困守或逃避这片废墟。在以人为主体的小说叙事中，描写是不能回避的。但是，它不应该只是非理性生命活动的展示，它应该给人留下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伦理的，实证的，历史的，更应该是哲理的和审美的。现在的间题是，无论是创作还是接受，人们更热中于展示，而不注重思考。小说的结尾安排了夜幕时刻在西京车站庄之蝶与周敏的相遇场景，周敏是庄之蝶懦弱、世俗的部分，而庄之蝶则是代表着理想、浪漫的人格部分。最后庄之蝶的死亡代表着世俗世界中理想、浪漫的失败，而周敏使劲地拍打候车室的窗玻璃代表着对自己理想和浪漫的不舍和告别，周敏看到汪希眠的老婆则代表着他世俗的继续追求和幻想。总体来说，故事结束了，主人公的生命并未结束，但是浪漫与理想则被磨平了棱角，带着世俗的追求，继续存活于世上。这个结尾在给出一个有关理想和浪漫的颓废气息的同时，也给出了世俗的希望。《废都》再版，彰显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对人的尊重与宽容。映射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充分印证了贾平凹对现实社会深邃的洞见，前瞻的思维与敏锐的眼光。贾平凹是这样一个清醒的人。有着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清醒的认知、默默的隐忍，在压力和批评中信念坚定，坚持不懈的写作。我们清楚地看到，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光怪陆离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已经不同程度地应验了贾平凹当年《废都》预见的正确性。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与生活立此存照。知识分子为什么远离了精神故乡？他们为什么心灵荒芜？他们的精神出口又在哪里？通过耐人寻味的描写，以及事态进展的光怪陆离。通过对虚无、颓废、无聊等精神废墟景象的描写，反证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尤其是它在当时的精神预见性至今读起来还那么令人触目惊心。《废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机会。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内心，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此即《废都》。它的价值，在于文化写照而不在于文学自身。一部《废都》，一部地下的史诗。

参考文献：

[1]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3，（6）.

[2]邵宁宁.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