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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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学观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校公共政治课 教学 实效性
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四有”公民,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的实际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否有效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成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下称《基础》)课程是高校公共政治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哲学、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等多门学科,在培养学生的知性之外,培养学生德性的功能尤为突出。本文结合教学实际,以《基础》课为例,对如何增强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提出一些看法。
一、准确把握教材特点和学生心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以实现大学生成长成才成功的目标为逻辑归宿。教材的内容遵循思想行为发生的规律,由思想到行为、由自律的道德行为到他律的合法行为而依次展开,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有机融合、完整的逻辑结构体系。《基础》课的教学是为了帮助大学新生“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1],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然而现实中,包括《基础》课在内的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的实际效果及一般学生对其的印象与其所承担的使命是不相称的。大学生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前途和就业,对于《基础》课这样的高校公共政治课往往会有一些误解,其中主要包括:一是照本宣科、老生常谈,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二是本身就有逆反心理,觉得自己对道德和法律已经了解得足够透彻;三是公共政治课与专业无关,就认为对就业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大都忽视,甚至是无动于衷。很多大学毕业生缺少起码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不明白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这种人文素养的缺失必然导致他们一方面缺乏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必然追求个人至上,自私自利,在挫折和困难面前缺乏自信和顽强的意志,无法尽快,甚至是根本无法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增多,甚至自杀事件的频频发生,犯罪率增加无不反映出大学生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缺失。
高校公共政治课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固然有主客观各方面原因,但是关键在于教学。关于如何增强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实效性,教师们做了许多探索。笔者认为,为了增强教学的生命力,教师应做到如下几点。
1.突出理论重点,把握内容实质。高校公共政治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材体系完整严谨。如果面面俱到,可能有些问题就无法讲清讲透。教师应深刻挖掘每一章的理论重点,把握其内容实质,用逻辑的力量说服人。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要想增强实效,就要用“彻底”的理论征服人,使学生心悦诚服。
2.理论联系实践,解答学生疑问。“从教育的发生来看,受教育者(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没有受教育者的存在,不仅教育者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整个教育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教师也好,教育制度、教育措施也好,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人’。然而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教师成了主宰,而学生则成了‘工具’。学生完全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由‘人’变成了‘非人’,一种‘容器’,一种等待加工的‘产品’”[3]。因此,要增强高校公共政治课的实效性,首先要把握学生的心理动向。大学新生刚刚进入大学校园,兴奋和好奇之余,会感到茫然和疑惑,很多学生不能适应,甚至产生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因此教师应针对自己所掌握的学生情况,在选择教学内容时注意对学生特别关注的一系列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以大学生的‘生活逻辑’为基础,以‘理论逻辑’为支撑,做到‘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4],准确、灵活地进行讲授,及时、科学地解答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方面遇到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和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
在高校公共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只有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增强教学的实际效果。改变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当成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师的重要任务。
互动教学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在授课时,要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针对性的有机结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活动中先后采用了讨论法、案例分析、情景假设等多种启发式、参与式教学互动方法。
公共行政的科学观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基层央行 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E221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作为党的重大创新性理论研究成果，科学发展观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中央银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要做好新形势下基层央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金融中心工作，不断增强基层中央银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和主动性，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出发，在强化中改进，在继承上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研究新情况，摸索新方法，积累新经验，开辟新路子，解决新问题。
1立足实际，分析现状
1.1人本理念缺乏，教育流于表面
科学发展观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人是有思维的活跃的个体，而在基层教育中我们看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变成了没有思维的工具。灌输式教育多于启发式教育；说教多于讨论；形式多于实质；泛泛教育多于针对指导；反面批评多于正面表扬；理论分析多于实际帮教。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应付上，缺乏人本理念，忽视了人的思想能动性。
1.2割裂思想教育与业务联系，以教论教
思想政治工作是为业务服务的，它要与业务建立起互动效应。目前，基层央行的思想工作，更多的是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空洞教育，人为地割裂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实际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政治与业务之间的能动和互动效应。这样，势必犹如“行车无双轮，起飞缺两翼”，使思想政治工作缺少了研究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成了以教说教，就事论事。
1.3长效机制不完善
一些基层央行虽然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但与具体工作实际不能有机结合，特别是应对当前新形势、把握新规律和解决新问题上，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点对点的系统性差，针对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也削弱了有效执行。
1.4创新不足
科学发展观特别讲究创新发展。而随着金融体制发展和职能转变，有些基础央行的思想政治工作未能做到因势而动，仍停留在理念陈旧、视野狭隘、工作粗糙、方法简单的层面，表现为创新乏力，探索不够，思想政治工作陷入了因循守旧、简单死板的圈子里。
2强化建设，创新发展
从以上现状和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体制的深化和局面的复杂，基层央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已经摆到了迫切需要解决和提升的位置上来，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做一个粗浅的研究。
2.1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
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干部和职工的利益诉求，对于他们正当的利益需求要给予鼓励和引导。二是进一步完善基层央行竞聘上岗的机制，加大人事改革力度，建立起公平和公正，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良好用人机制，实现硬性思想政治工作下的软性人文关怀。
2.2坚持开拓创新，增强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在新的形势下，针对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坚持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切实增强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当前，新形势主要体现在：一是职工群众的思想更加活跃，观念不断更新，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且复杂多样，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二是职工群众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社会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三是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职工群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信息传播渠道发生了新的变化。四是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增多，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显现出来，思想政治工作任务日趋繁重，难度加大。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社会潮流发展，不断创新教育手段、形式和内容，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要紧扣当前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到每个工作环节，每个人的心坎上，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鼓励和疏导作用，保证干部队伍思想稳定，保证金融改革顺利发展，保证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2.3加强整体部署，推进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化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教育内容、方式方法、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机构队伍、阵地载体等许多方面，并与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这些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综合作用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加强和改进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和指引基层央行广大干部职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保证基层央行工作的正确方向。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置身于金融工作全局，服务于金融工作全局，因此，应当进行整体部署，不能单打独斗。既要发挥支行政工部门的作用，又要依靠支行各部门的力量，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既要更新教育内容，又要改进方式方法，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既要健全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又要完善载体和建设阵地。同时，要大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条件，切实提高基层央行干部职工的生活质量，打牢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整体效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2.4健全运行机制，推进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
当前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缺少规章制度作有力保证，未能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完善的制度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可靠保证。要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建立和完善在党组统一领导下，党政分工协作，支行领导和环节干部“一岗双责”的体制，建立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相结合，实现良性互动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一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健全检查考核制度，把工作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落实考核、监督和激励机制。二要改进思想教育机制，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联系会议制度、人员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工作效果反馈制度，定期研究工作部署，安排任务，实现单项施教与双向交流、各自为政与相互促进的对接。通过教育灌输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加以影响，实现自我约束与制度约束相结合，提高思想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将政治强、业务精的年轻同志充实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加强学习培训和岗位交流，改善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使政工干部成为讲政治、精业务、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加强和改进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2.5扩大网络覆盖，推进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化
面对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迫切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能够覆盖全方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要在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全体政工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注意发挥基层央行各部门的作用，依靠各部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针对不同部门的特点，不同人的思想，耐心疏导，具体帮助，消除疑虑，解决问题，振奋精神，形成优势互补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网络。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渗透到管理中，渗透到基层央行各项工作中，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工作载体，努力形成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格局。作为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辖区金融稳定的基层中央银行，要始终坚持以提高金融服务为中心，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民银行各项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服务于金融中心工作，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努力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突出央行工作特色，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要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树立赤诚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6运用科技成果，推进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现代化
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充实新的内容，采用新的手段，吸收新的科研成果，跟上时展的步伐。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充分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不断扩大和丰富工作手段，不断拓宽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注意吸收和借鉴各方面的科研成果，改进工作方法。在当前信息传播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基层央行要充分利用已有成熟的计算机网络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网络覆盖广，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建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的网页，采用文字、图片、动态反映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用科学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树立先进典型，用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感召人、塑造人；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3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静中有动、刚中带柔、严肃中不乏活泼的长期工作，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消除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空白点”，不断探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新途径、新变化。
3.1以干部职工的思想和需求为切入点
思想政治工作讲求虚实结合，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基层央行党支部的领导干部要急群众所急，想职工所想，从职工的实际需求出发，掌握思想和需求动态，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和利益需要为己任，努力做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
公共行政的科学观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效率；公共性；宏大叙事；变迁
自从有国家和政府以来，就离不开公共行政。从公共行政的产生到不断完善，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无不体现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在不断变化，以适应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发展需要。
一、管理主义理念下公共行政价值探求
管理是公共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私人管理获得了很大发展，如何提高企业效率使财富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于是，泰勒、法约尔等针对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科学管理理论产生并得以发展，科学管理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管理专业化的发展，提升了企业效率。同时，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也被提上日程。这时，一批行政学家开始借鉴科学管理方法来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管理意义下的公共行政得以重视和强化。应该说，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厘清了公共行政的领地［1］，公共行政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由统治行政跨入管理行政，管理行政成为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主流模式。“政治—行政二分法”使公共行政的天平倾向管理行政，公共行政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得以分离，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得以分离，在工业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公共行政理所当然地走向了一条在技术理性主导下追求效率的管理行政道路。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问题解决了公共行政沿高效率方向发展的问题，但还必须解决怎样获得公共行政效率的问题。正如威尔逊所言：“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政府能够适当且成功地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其次要弄清楚政府怎样才能够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金钱或人力上的消耗来完成这些专门的任务。”于是，寻求好的管理制度、技艺、技巧、方式、方法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效率就成为日后公共行政百年发展的主题，而最重要的是寻求制度，因为技术理性是与制度理性紧密相连的，寻求制度理性、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就成为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动力。受企业管理的影响，管理意义下的公共行政在追求效率的价值主导下进行了一场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建构。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为追求行政效率产生了人类在公共行政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制度：一是文官制度，二是官僚制。文官制度和官僚制组织为公共行政职业的专门化，为按管理理论提高行政效率奠定了制度和组织基础，使公共行政工作成为一门专门职业独立于政治领域。文官地位的确立使行政真正成为一门职业，达到选贤任能、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泰勒用职位分类代替了品位分级制度，为文官的身份独立和政治中立奠定了基础，加快了文官制度的建设［1］。英国进行吏制改革，通过两个枢密院令正式实行偏重公务员能力的考试任用制；美国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确立竞争择优的文官制度；至一战结束，西方各国已确立起了科学化的公务员制度，为选拔优秀行政人员奠定了制度基础。韦伯一直在探究如何使大型组织发挥效率，他认为，官僚制是最有效的一种组织结构，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按规办事的运行机制和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等，保证了组织效率的提高，为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组织框架。当然，官僚制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低效，一度成为组织低效的代名词，这另当别论，不论怎样，官僚制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奠定了组织运行的基本框架。从此，管理行政就在文官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的框架下运作，迄今为止的行政实践都表明，这是人类公共行政的基本制度和组织结构，各国的行政改革大都是在此制度和组织结构确立的基本框架下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从“政治—行政二分法”开始，管理行政一直以效率为价值追求，寻求提高效率的制度、组织和理念等。发展到20世纪末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成为管理行政追求效率的最高标志，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至此，管理主义理念下的管理行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建构起了完整的体系，科学管理理论、文官制度、官僚制组织、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从理论、制度、组织到理念的完整架构，完成了管理行政的全面建构，在行政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价值追求
公共行政最初是为了解决公共事务，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价值理性是公共行政最原初的意义，公共性应是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但公共性自公共行政产生伊始就被淹没在统治行政的权力关系之中，因为公共行政产生时是以统治行政的模式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权力关系，但权力的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在这里发生了改变。权力行使者即统治阶级不再对权力的委托者负责，来源于人民的权力发生了异化，公共利益被挤压，权力主要用来实现统治者利益，甚至不惜以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力保证统治者利益的实现，这无疑将公共性排斥在国家行政之外。公共行政基于解决公共问题而产生，但在农业社会，政府解决公共事务的职能主要是依附于其统治职能的，公共事务也是有限的，还没有真正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政治与行政也是不分的，国家的管理职能依附于统治职能，管理行政还没有真正分化出来，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效率与公平的区分，公共性无从产生。到了工业化时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有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划分，公共利益被突出，于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需要专门解决的问题，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除了维护统治职能外，维护和增加公共利益逐步成为政府及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2］。政府的统治职能服务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政府的管理职能则服务于公共利益，行政管理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公共行政，增加了公共性的特质，时展把公共行政带入一个按照公共性价值进行建构的阶段。但遗憾的是，工业化时代在企业管理的影响下，公共行政的管理意义被强化，管理行政成为主要的行政模式，在效率的追求下，忽视了公共价值追求，公共性也一度被弱化，只保有形式上的公共性，在行政实践中无法承载起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责任。政治是政府的生态和环境，虽然实行“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后，行政在管理的途径上获得了很大发展，但行政问题往往受到政治价值的干扰，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必须关注公共行政的政治背景与环境。公共行政问题的“纯粹政治因素背后是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的深层次的道德和伦理问题”［3］。公共行政人员“必须学会如何解释性地和批判性地评估他们将要置身其间的境况，并学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地方性叙述（利奥塔）或鉴赏系统（维克斯）或对话（罗蒂）行动”［3］。公共性是事关公共行政的性质和归属的一个政治价值问题。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解决的是公共问题，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而忽视公共性过分强调效率，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异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施政的理念沿着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到善治的路径变迁，当前公共性的回归越来越成为公共行政的一种强烈期盼。公共行政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在价值追求上表现出与私人行政本质的不同，公共性无疑成为其价值内涵。管理行政建立起科学的行政体系，保证了行政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发展，使公共行政抛开政治价值和公共性追求，专致于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满足了日益增长的行政需要［1］。而管理行政过度的技术理性无视人的主体性，无视公共性、人文性的价值追求，背离了政府行政的本质。公共事务成为纯技术问题，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带来诸多难题。公共性应是公共行政永恒的价值追求，“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4］。
三、公共行政未来的价值选择：宏大的科学理性
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以技术理性主导的追求效率的管理行政发展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为其发展提供了工具支撑，对科技理性的张扬，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管理社会的方式［5］。应该说，公共行政为提高效率进行的制度设计、技术开发、方法与工具选择，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快速发展。但技术理性主导的公共行政的价值诉求只专注于效率而忽视对公平的期待，导致现代性的困惑。“现性描述的是一幅非常狭隘的关于人们如何经济地、政治地、社会地和行政地行动图景，它并没有实现普遍真理、正义、善、繁荣或美好”［6］。如原本理想的官僚制组织，由理性走向非理性，“技术框架现在已经被人类意识完全物化了，这一框架以忽略伦理和人类意涵的方式在去人性化”［7］180。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不足，公共性丧失；行政权力入侵私人领域；在效率刺激下，社会过分追求物质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矛盾增多；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剧等。管理主义思维方式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缺乏回应性和有效性，管理主义的效率价值难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坚实的生活基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的主题已发生转换，这个主题向人们昭示：被技术主宰和绑架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8］。人们组建政府的初衷是为了更美好地生活，公共行政是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未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应不断调整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和政府的行政模式，使其朝着美好的社会前进而不至于迷失方向。以效率为导向的技术至上的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适应了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的公共行政必须走出现代性的困惑，实行与后工业化时代相符的公共行政发展路径。后现代公共行政模式还未确立，对此中外学者进行了探讨，解构原有公共行政的困境，从不同方面对公共行政进行民主的社会建构。如法默尔从语言方面探讨后现代公共行政，全钟燮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登哈特从批判理论视角分析当前公共行政，福克斯和米勒从话语理论建构后现代公共行政，张康之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建构后工业社会公共行政。张康之特别结合中国本土状况，谈到中国未来公共行政的建构，他认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从农业社会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工业社会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人类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行政将是未来主要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应持怎样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呢？服务行政应该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实质意义的公共性追求应成为服务行政价值诉求的主流。管理行政过分强调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技术关怀取代政治和伦理的关怀，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9］。管理行政只是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共性，真正的公共性难以生成。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以服务行政为主要模式的公共行政公共性生成的空间扩大，以服务为主导和以权力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三者统一为基础的服务行政大大提升了社会的动员能力，增强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公共利益成为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真正的共同利益，公共行政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性在后工业化时代服务行政模式下真正得以生成。服务行政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放在政府施政的重要地位，在致力于效率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更把关注点放到了公众需求的满足方面，使公共行政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和为人类谋福祉。公共行政是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事业。我们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反思公共行政的价值，必须从人类社会终极关怀的高度建构公共行政的未来理性。未来公共行政的发展应追求一种宏大叙事，在公共性与效率的整合中适应信息化时展的需要去探求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如何探求宏大的科学理性成为未来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方向，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需要从更宏大的背景下和更普遍的意义上追问公共行政的终极关怀问题，如公共行政的人文和价值关怀问题，即公共性、民主等政治价值问题和如何建立和谐世界这个人类共同的问题。公共行政“是人类不断探索公共资源，有效分配智慧、构建社会发展终极价值的心灵漫旅”，“我们应用心灵去感知、体验和诠释我们所面对的公共行政世界”［7］13。未来的公共行政是服务行政模式，政府应定位在服务的角色上，强调社会主体与政府合作，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推进多元协商社会共治。其理性形式是宏大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是一种普遍意义的理性制度和科学诉求，其基本内涵是正义、民主、平等、以人为本、交互主体性、对他人尊重等价值理念。未来公共行政应致力于公共性追求，致力于人的创造性发挥，致力于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培养，正如新公共行政学者弗雷德里克森所倡导的那样，公共行政应以入世精神、批评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对公民负责，公平地、乐善好施地服务于公民。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也已经提醒我们技术至上的管理行政模式必须转换。发达国家会陶醉在他们创造的工业社会发展成就中，维护既有的世界秩序和结构。人类正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创新的重任已经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身上。我们不能重复西方走过的路，必须根据全球化的现实、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立足自身问题，确立自身的发展策略，同时把自身问题的解决与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联系到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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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学观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行政文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07-02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解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工具理性是运用某种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顾及行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即所应有的道德价值考虑。工具理性又等同于盖伊・亚当斯与丹尼・巴尔弗所提出的“技术理性”，他们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某科学分析的心灵模式和一种被称为技术理性的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工具理性还等同于卡尔・曼海姆所描述的“功能理性”，他将功能理性看作是将人物逻辑地组成为较小的单元，目的是为了效率。工具理性剔除了价值因素，注重实然的，事实层面的认识，追求科学的规范化，具有工具性特征。价值理性是以对价值的追求为目的，是一种追求人的价值实现的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模式。价值理性超越了事实层面，追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具有目的性的特征，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并以主体为中心；其次，它是一种目的理性，价值理性追求要合乎人的目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最后，它是一种批判和建构的理性，价值理性作为批判理性，它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从而去建构一个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
综上所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不可分离的，价值理性内在地指导着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只有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和核心，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历了早期的自然合一阶段，到现代性阶段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再到后现代性阶段的对价值理性回归的强烈意愿，这三个阶段是从合到分再到要求合的一个过程。
二、公共行政现代性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主导，价值理性行政文化被奴役，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以推崇元叙事、基础主义、普遍主义为主要内容，崇尚事实与价值的分离，重视二元对立思想，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公共行政的规范化观念和思想是植根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现代性世界的”[1]，公共行政现代性是以“工具理性”的行政文化特点体现出来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并强调公共行政的专门化、法制化、官僚化、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职业化特征，由此导致了公共行政的功能化特征，即公共行政的功能性取向――追求单一的行政效率；公共行政的价值中立取向――公共行政是执行的工具；公共行政的规制化取向――层级节制与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及运行程序；公共行政的非人格化取向――公务员制度的非人性化管理；公共行政的内部化取向――行政主体的单一性及注重组织内部结构与制度的建设。总而言之，公共行政现代性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主导了公共行政领域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导致了许多问题，我们在不断地努力探索的过程中批判并总结着，例如民主行政主张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批判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等等，公共行政就是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发展并完善着，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理性的另一面，即价值理性的意义和作用。
三、公共行政后现代性中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功能
伴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弊端已显露无遗，公共行政现代性强调的主客二分、普遍主义以及元叙事已不再适合于现代世界，学者们纷纷为公共行政现代性划上句点，迎接我们的将是公共行政后现代性，而这一过程就是通过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来实现的。
（一）促进行政目标的合理化
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目的性特征，它关注行政目标的合理性。价值理性行政文化是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它区别于工具理性的明显特征就是更加关注努力的结果对人的需要的意义，人不再受制于机械化，所以行政目标内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因素的考量，工具理性行政文化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统治行政，它的合理性实现在于人的自愿服从，无论组织设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无论这个目标是否具有合理性，人们都同样的会去执行，而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带来的是一种德性行政，它的目标设定是充分考虑了人类主体的意愿和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也需要人的民主参与。在以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为基础，价值理性行政文化为核心的情况下，行政目标将更加关注人类的整体需要，服务于人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是促进行政目标合理化的必然选择。
（二）引导和规范行政行为
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可以引导和规范行政行为。官僚组织在追求效率的目标同时要求人们保持价值中立，“韦伯认为官僚制化和工具合理性的力量将产生技术专家而不是‘有教养’的人。他觉得头脑简单地强调教人如何做事，而不是教他们思考应该做什么或为什么应该做，将产生一批他称之为‘专家没有灵魂，享乐者没有心肝’的人。”[2]人们在组织中按照制度规范从事着自我的事业，分工明确，目的只是要完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应有的任务，他们不考虑这些任务的终极目标，不带个人色彩去判定目标的正确与否。“胜任而负责任的公共行政人员不仅仅需要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作为政策顾问和政策执行者，我们需要知道问题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问题影响到谁，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以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方式影响到谁，公共行政的未来后果可能是什么。”[2]价值理性行政文化为行政行为带来评判标准，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增强，带动了人类能动意识的觉醒。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可以使公共行政主体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行为的方向，调整和确立新的目标，从而实现对公共行政现实的重构和超越。
（三）促使以德行政得以实现
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可以产生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寻求的是一种心灵与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它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并把这些理念内化为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体系、道德理想与道德精神，并以此来指导人们设定目标。”[3]道德理性落实到主体身上，就要求当政者能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凡事能够以身作则，其言行堪为社会的楷模，才能把国家和社会治理好。这就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人来制定的，一个好的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认真的贯彻，关键在于人，尤其是那些最高的执法者和当权者，因此，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就更加重要，当价值理性的行政文化注入行政人员的日常工作中，道德主体理性地感受到道德规范、规则和原则的时候，并把他自己的行为主动符合这些规范作为自己的道德理想的时候，他就获得了行为的自主性，他们同样也会形成一套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以此作为行为准则，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德行政。
四、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
西方公共行政一直处于公共行政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在西方社会已处于公共行政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向后现代性的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回归的过度与转型阶段，而我国还尚处在行政现代性的阶段，所不同的是，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模式与社会整体文化的不同，我们不会走上与西方国家同样的道路，在参考西方公共行政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我国可以在行政现代性阶段，在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弊端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时，就认识到如何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因此，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文化的发展给我们提供的借鉴是不可小觑的，我们要扬长避短，取其精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用到我国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现阶段我国行政文化的主要问题依旧是在充分发挥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作用的基础上，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价值理性行政文化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实现的基础，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与价值理性行政文化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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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科学观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