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高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前一些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受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等西方腐朽思潮的侵蚀，其思想行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表现出一些不良倾向，这反映出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精神实质及现实指导意义，把其中先进性和积极性的内容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结合起来。

一、儒家批判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春秋时代，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士”的本性使得知识分子为探索美好的世界而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孔子提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就是号召读书人为了心中的“道”而拿起批判的武器，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找出一条通向伦理社会的道路。儒家奉行“知行合一”的修身准则，知识分子为了成就理想人格，向来“即知即行”，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态度，心中怀着对“道”的真诚，积极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去。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大量西方的价值观念涌入，不可避免地与原有正统思想发生激烈碰撞。面对多元世界，许多大学生感到无所适从，道德精神世界物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因此高校应该把践行儒家批判的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大学生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就必须保持批判意识，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即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儒家思想实际上是教导知识分子以匡正时弊、救世济民为己任，其民本主义思想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评判性认识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保持批判意识不能人云亦云，必须明辨是非。当今社会思潮纷涌，利益矛盾复杂，要引领社会的正确前进方向，必须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理所当然是担此重任的主体。所以，大学生应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对于各种西方思潮，应认真研究其形成历史和适用条件，分析其在什么条件下能对中国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不能盲目跟风。

二、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与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它是千百年逐渐形成与巩固起来的中国人民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表现为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

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极为动荡不安，面对时事沧桑，天怒人怨，当时的智者无不忧人如焚。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主张忧患应是君子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态度，他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里的“道”就是其济业救民的仁政主张。孔、孟所宣扬的兼济天下、博施于民，其间透现着一股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儒家以“修身”为根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充分表现出儒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如履薄冰的态度，反思时艰的忧患意识。践行济世救民的人生理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它的心系天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观所寄意的正是对社会命运与国家前途的关注。这种忧患意识既在古代社会造成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也凝聚了社会注意力于民族与国家的兴亡上。这种高度的主体关注，成为爱国热情永不枯竭的源泉。其次，儒家的济世救民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突出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充满了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充分地突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极大地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英勇奋斗，为国为民慷慨赴难。因此，儒家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非常生动鲜明的指导作用。

三、儒家荣辱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以重视和擅长道德教育为特色的传统儒家学说，十分强调荣辱观的价值地位和社会功能。儒家荣辱观内容丰厚、旨意宏远，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精华，通过批判改造，扬弃糟粕，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资源。

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知耻，求荣。儒家的知耻，亦即所谓羞恶之心、廉耻之心。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在儒家看来，人应该能够按照人的本性来行事，并能够为违背人的本性的言论和行为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人。儒家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

传统儒家荣辱观并不停留于对知耻的肯定上，而是进而倡导求荣，鼓励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学派的荣辱观是建立在人性和天命的基础上的。对于真正有道德的人来讲，“有恒产”并不是“有恒心”的必要条件，人的内在意志才是形成道德动机的根本动力与原因。

一个人要有内在意志力，就必须修身。怎样修身？修身的根本是知荣辱，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形成正确的日常处事原则。从手段和方法上看，一是要“反省内求”，通过反省，得到提高；二是“践行”，实实在在地去实践。通过践行，巩固和发展正确的道德行为动机。反省内求，首先就要知耻。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行己有耻”，也就是说要有羞耻之心。只有知耻，才能自觉地趋荣避辱。所以曾子说他：“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践行就是用行为实践去巩固道德信念，包括巩固正确的荣辱观念。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就是这个意思。

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表明，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均在于人。社会的现代化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不仅在于知识、技能的现代化，而且在于道德、人格、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因此，以儒家荣辱观和道德观为起点，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具有现代道德、现代人格、现代生活方式的现代人，不仅是社会教育的根本职责，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职能。

四、儒家教育思想与创新人才培养教育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索，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点”（《学记》）。高明的教师的教学，在于善于引导：引导学生，但决不牵着学生的鼻子；严格要求学生，但决不使学生感到压抑；在问题开头启发学生思考，但决不把最终结果端给学生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此举无疑有着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在《论语》中，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尤为重要。必须把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和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放在首要位置，创新教育要求学生学习的不是系统化知识本身，而是认知能力的掌握，即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前所述，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用现代的术语表示就是认知活动。重视学生的认知活动和学习主动性就是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孔子首创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就是指导和培养学生发展认知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方法。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择其善者而从之”，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儒学文化，积极发掘和弘扬儒家思想中积极的因素，把它贯穿于以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的始终，以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和无数先哲的传承、积淀，已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本文站在现代化角度，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现代化调适和创新，将其结构要素置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 调适 创新

问题的提出

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华伦理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主体构成，本身熔铸了几十代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它作为整个儒学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在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历史中积淀起了既稳定强固又灵活变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质，形成了既内在又超越、尊德性而道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风格。就其基本态势或性能而言，它既充满着历史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全民性；既有同封建主义道德相贯通的一面，亦有超越封建主义道德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一些当代的普遍化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精神。

实际上儒家经济伦理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自我超越和升华之中，因为儒家文化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变通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因此，它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与更新。所以，只要我们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儒家思想的特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科学处理好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就能使其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层面组成。一是在历史上是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历史评价问题；二是它现在能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现实需要问题。两者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说有联系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对现在仍有影响；之所以说不是一回事因为事物本身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经过适应现实需要的改造批判和转向。历史上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仍保持着它原来的本色，而今天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经过现实的批判改造和转向，其功能的发挥已判若两物。所以，必须从批判改造和转向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所起的作用。

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经济作用问题，既不是原来儒家思想的复归，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思想，也不是仅囿于过去，完全抛弃和否认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是一个批判诠释的创化过程，其真谛是站在现代化高度，以现代化为视角，按现代化需要，用现代化手段，批判扬弃其不合现代化要求的陈腐部分；另一方面，挖掘发展其合乎现代化要求的精华部分。

归根到底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吻合。它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是诠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是历史走向现代社会，传统是主动的；二是按照现代化要求去重塑造历史事物，是现代与历史的构合，传统是被动的。两者运作方向相反实质是一回事，其运作标准和价值取向都是现代化，其原型根据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其诱发机制都是改造批判，其根本旨要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确实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素质，因为它在构成传统文化主导方面、塑造民族心理沉淀层面、铺陈历史涵盖层面等都曾起着和现代仍然拥有更多的牵动性、更直接的认同性、更宽泛的普适性，具有内在形上层面的超越性，正是在这种内在的形上超越性指导下，儒家更积极关注和切入现实社会经济活动，注意研究经济和伦理的关系。

儒家最早认识到经济和伦理矛盾相悖现象，对社会经济活动始终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作为一种意识感受，说到底是“把某种神圣作为生活的真谛”，作为生活真谛的神圣常常是人们最高追求和理想，“神圣的本意，具有分割、限制之意”，它来自拉丁语；神圣“最初用来指不同于常规的东西与超出民众规范的东西”， 它是人们感受的极限，有充分的完美性、圆善性。儒家希望在终极关怀指导下进行经济行动，对经济活动引起伦理变化有所焦虑。就理论原型的内蕴素材而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更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伦理重要思想源泉的内在条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性调适与创新

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儒家经济伦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整个儒家文化体系正处在一个自我调试与创新时期，以期待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调适、改造与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分清精华与糟粕，把精华部分继承下来加以弘扬就算完事，而是在继承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其中改造的方面主要是应该根据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将儒家经济伦理中有可能适应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部分，升华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构成因素。

如对儒家“诚信”的重新认识，可以使其成为市场经济职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诚实守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经济领域，《孔子家语・相鲁》曾有“贾羊豚者不加饰” 语，意思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售假货劣货，不违反职业道德。儒家所以反对经销人员做假，从道德价值的评判上说，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德。儒家的“信”，本义就是“诚实不欺”。由此来看，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诚信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诚信的双重性，即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反过来，在利他的同时又利己，"有德则有财"。从儒家诚信观念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成分，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惩治造假售假的丑恶现象是有益的。

创新方面是指对儒家经济伦理要赋予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当然，传统伦理文化的创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更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而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并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世俗权利的基础上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这样，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传统伦理理念将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统帅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一）创新要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如义与利；个人与群体。传统的儒家伦理导向是重义轻利、轻个人重群体。但如今，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追求物质利益、注重实际功效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在个人与群体的利益中寻求新的平衡。肯定、鼓励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正当手段的自获性，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用法律、规章等形式规定下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建设的基础。

（二）要赋予儒家经济伦理新的思想理论

可以将儒家传统伦理的良心论，用来培养当今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人”， 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人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良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

（三）建立并健全规范、开放的制度伦理

所谓制度伦理，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它通过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准则、戒律等来规范、约束道德实践主体的行为和方向。社会规范伦理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的选择形成制度性的道德体系。而制度性道德体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它不会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偏好所左右，而且是对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追求起着规范、制约和矫正的作用，从而把他们纳入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儒家提倡的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也只有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如“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群体至上”和“互助合作”等伦理思想，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伦理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相反，在规范的制度伦理条件下，儒家所提倡的那些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可以融会于现行制度伦理中，而且这种思想的发扬将可以激发主体能动精神，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契合时代主流，做到与时俱进

为了使儒家伦理更好地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进程相结合，不断使其更换新鲜的血液，以焕发出新的活力来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与时展的主流相契合，做到与时俱进。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政治是时代的主题，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那些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

而在中国工业文明时期（或者市场经济时期），以及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经济也就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样儒家伦理“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也就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变为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把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就变成为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了，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了；同样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应该变成服务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同样相应地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儒家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将儒家伦理中服务于封建等级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变革为服务于市场契约的道德理想和规范。这样，儒家经济伦理也就契合了时代的主流，做到了与时俱进，那么，儒家经济论理也就变成了时代的新儒家，将以崭新的内容和浓厚的现代气息成为未来时代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提供奔向更高文明目标的精神动力。

总之，儒家经济伦理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伦理建构需要，通过改造与创新，才能有发展前途，才能以自己的特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为振兴中华民族、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周敦颐集[M].岳麓书社，2007

2.郭庆财译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 （上）[M].古籍出版社，2006

3.刘乐贤.孔子家语[M].燕山出版社，1995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传统管理 柔性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1.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2.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3.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4.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9.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邓志辉.浅谈当代管理新趋势：柔性管理[J].经济师，2006，(10A).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4篇

公元前800到200年间被称为轴心期文明年代，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他认为这个时段里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影响后世的思想，例如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其他传统道德观念，印度以佛陀思想为主，古希腊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思想都证明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第一次觉醒时代。轴心期文明成为在道德失落时候的参照物，人类把轴心期作为道德发展的精神支柱。当西方社会出现道德问题时，麦金太尔经过研究和分析，就主张用重建社群的方法回归到亚里士多德主张的道德伦理轨道。诚然，我们不能把麦金太尔的思想照搬到我们国家来，也不可能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中。我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些资源中最为持久和优越的当属儒家思想。然而近年来儒家思想也被搁浅，甚至被破坏和蚕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追求更多的利益，唯利至上。面对类似西方社会的道德环境，应该利用和开发我国的优秀道德资源，以维护我国道德秩序具有深远意义。我国固有的文化环境使道德资源都蕴藏在儒家思想里，这些潜质的资源应用到今天也有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个人道德修养丰富，我国是文明古国，古代中国非常注重个人的修养，而且道德没有阶级之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足可以证明君子的标志就是道德修养。尤其是儒家文化里特别注重自觉修养和内涵的储蓄。《论语》中大量的语句都在渗透着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内在超越是儒家的主要内涵。其二，孔子思想常见的就是推己及人的思想，由个体的善行、善言推广到他人和整体的善言善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的是自我道德修养臻于完善的同时也要由己及人。其三，儒家思想重义轻利，“君子重于义，小人重于利”和“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示我们尽可能为别人着想，运用人类思想的精华去约束经济利益之下人与人的私利道德问题，因为人类在功利心面前也注重尊严的存在［3］。要想使儒家文化的教育功能正常发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不要孤立孔子思想，用融合渠道向人们灌输儒家的道德风范。把儒家传统文化结合教材进行传承。其次，校园文化氛围要以道德思想为主，凸显特色，用儒雅之士的因发挥潜在的道德威力。再次，结合学生心理、生理特点进行道德思想教育活动，设立活动的主题，打造经典有意义的孔子思想作为道德文化的精髓。

二、在道德实践中树立道德行为标准

首先，实践和德行是紧密相关的，这是麦金太尔的主要观点。因为通过道德实践可以改变人的道德行为标准，可以改善人的德行，这也是道德培养的主要途径，道德发展必然要在道德实践中才能行进，道德教育不能孤立地进行，需要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别人、塑造别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活动的空间和集体，“学校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形成、实践并能在实践中不断改善自己的道德生活，在于使学生形成一种善善、恶恶的行为方式”［4］。可见道德教育是在活动和交往中进行的。其次，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道德教育强调的主要内容，这也就要求做人要表里如一。如今道德知识的掌握不是评价一个人道德素养的主要标准，而是要看他的道德行为。麦金太尔认为所谓的实践就应该获得内在利益，外在的功利性利益是次要的，真正的道德就是道德的实现，因此学校在开展道德教育的同时要关注道德的实效。其次，道德规范要求人应该自觉遵守行为标准，仅仅做到这一步也不够的，还要养成德性，这是由于品德不止拘泥于课本之中，而是德性生活，养成行为习惯，形成真正的道德品质。

三、社群生活重返道德生活领域

解决我国道德问题的切入点是麦金太尔的社群思想，这将预示着社群生活思想将要重新返回道德生活领域。从社群的生活特征和内涵来看，所谓的社群是宗教团体、部落、城邦，麦金太尔认为宗教团体对人类的道德规范影响最为重要。立足于传统立场，麦金太尔建议回归社群生活，他对道德思想重返社群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做了可信的论证。

1．追溯历史传统。追溯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还原历史中道德品质的面貌，从而为社群生活中道德思想的回归找到可信的依据。首先，看历史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孝字当先，此外就是忠诚的忠，这些内容是最能于无形中约束人的。其次，看传统的绅士社会里的思想道德，绅士靠着家族秩序维护道德文明，推行教化。我们追溯民国年间的社群组织，虽然盛行地方主义，民间的集体活动也十分活跃，然而这些都是在一定道德准则下进行的。回顾传统的社群组织，并不是要复古或者照本宣科地回归社群生活，一些迂腐、陈旧的理念必须予以摒弃，因为现代社会不再有曾经社群生活的土壤。传统社群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时空里长期存在，是因为当时的环境，适合当时的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2．现实中道德生活的需要。人是道德的对象，应该具有感性和理性的思维，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靠道德来规范，道德思想要回归社群生活必须要想方设法提高道德教育的时效性。基于此，教育学的有志之士提出了生活德育理念一说，他们认为只有儿童时期才是道德培养最佳时期，随着学校教育品德的深化和生活德育的不断深入研究，可以看到个人生活、制度生活、大众生活和道德生活互相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结合社会发展现状，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呼吁公民的道德教育归回社群生活本位。虽然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我国的道德思想却在明显地落后，国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浮出水面的社会矛盾阻碍了道德教育的发展，因此只有重新建立社会中间组织，才能为道德教育的回归奠定基础条件，才能确保中国社会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下可持续发展。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道德的实现不是短时间实现的，是个漫长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

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命题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态”一词强调对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伦理”与道德相关，指关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及道德的普遍性。布洛克（H.Gene Blocker）认为：“伦理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至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

[1]将“生态”与“伦理”结合起来理解，则是指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延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由此产生了两种学说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道德价值是针对人来说的，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生态伦理就是指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非人类中心者则认为，各种非人生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对它们应当负有直接义务，生态伦理就是强调自然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2]可见，无论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学说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则发端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一大难题――生态破坏，古老的中国哲学中早已蕴含着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所关注的。

（一）儒家生态伦理命题：参赞化育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离以至于对立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3]“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在于其主张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管子》最先指出人之来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

[4]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同”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儒家《中庸》的“天人合一”说突出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天人合一”说并不是消极地提倡人道合乎天道，以此证明自然界的伟大及其目的性。自然界的伟大说到底是由人类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功臣。所以，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其作用之特殊性就体现在“参赞化育”。

从生命存在之意义上看，人类不仅要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感谢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重自然界。这种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中体悟到的，也需要人类的智慧取得的。这是对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这种肯定使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进行“参赞化育”？儒家《中庸》对此进行了回答。

《中庸》认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因此，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是，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因为人与物又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说，特殊性高于普遍性，但是《中庸》所表达的则是通过特殊性来达到普遍性。实际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由此而知，参赞化育作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精炼是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意识，敬畏自然，以自然为友。这种伦理思想打破了人类因恐惧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顺应自然的思维，是根本意义上的，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生态伦理观。

（二）道家生态伦理命题：道法自然

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学者们认为道家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强烈热爱自然的倾向。就道家的环境保护观而言，它所包含的珍视生灵、关爱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因此，它注定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道法自然是道家中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之一。张继禹在其《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类因科技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大道，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到头来只是为自己挖下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陷阱。现代人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6]

作为道家思想和教义的“道法自然”原则，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是其应有之义。“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老子之“道”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阐述的，老子认为是道产生天地万物，道是宇宙本原、万物之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其次，老子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8]因此，老子之道是万物归宿之道，他将宇宙看作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它的统一性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能创万物。这个生命体即时道。在道论之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人，作为四域之一，源于道。既然是道所产生，就应当遵守自然法则，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即道法自然。由此观之，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主体，为了谋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必须法天则地，与自然共融。

（三）佛家生态伦理命题：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确立了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佛教认为世界是无量无边；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生命不但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永恒的。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止尽的掠夺也引起了地球的反扑，环境污染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其他如种族、政党、宗教等之间的歧见、冲突与日俱增。长期以来，人类往往忘记了其他生命的存在，为满足一时的私欲而滥杀无辜。《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生物，积极的戒杀应该是护育化导，防止疾言厉色的伤害。生命既是天地万物自然所共有，所以任何形式的自杀和他杀都是逆天行事，违反自然。广义而言，即使一草一木都是宇宙万物的力量所成，任意伤害，减少寿命，也是杀生的行为。如森林滥发、滥垦坡地，结果均导致山川大地受到伤害并予以还击。

说到“自然”，自然，则和；不自然，则乱。古德云：违顺相争，是为心病。贪欲搅动心湖，人就会烦恼，乃至误入歧途，千古遗恨。生活上的应事接物也是如此，不顾自然，不顺自然就不会天长地久；财富若是巧取豪夺，不顺自然，必有败坏之虞等。自然，则顺。过与不及，终将带来弊患。像久卧不起，久立不坐，久劳不息等等，都会引起生理上的四大不调，人就开始患病。自然也是一样。近几年来，人类因生产消费过多的物质，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速度和程度，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导致目前生态系统问题重重。凡此都确证了一旦忽视自然法则，就会恶果自食。

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必须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古代生态伦理观念，同时吸收外来先进的生态理念，共筑中国的生态蓝天。

（一） 传承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加强绿色道德建设

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以儒、道、佛三家为代表，向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并非相互独立的存在实体。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关系的必要举措。必须继承和发展儒家“参赞化育”的生态传统、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原则以及佛家“众生平等”的生态旨归，努力提升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文化软实力。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参赞化育的思想，道法自然的观念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能促进生态文明、绿色道德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梦提供抓手。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内化于每一位国人的心中，融入到伟大中国生态梦的实践中。弘扬以自然为友，万物平等的观念，使“绿色道德”成为社会的主题文化，履行对生命与自然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化，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

（二） 西学东鉴，博采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

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增强，激发了人类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在此背景下，西方涌现出许多生态伦理思潮，如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缪尔的国家公园理论以及史怀泽的生态伦理学等。在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广泛采纳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成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因此，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根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推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使生态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三）结合农业现代化，深化理解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机器化的农业生产代替了手工播种，大面积的家庭农场取代了小面积的散户种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皆来自于传统的农耕时代。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此目标，必须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再不以GDP 增长率论英雄”。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发展原则，牢记“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现实警示，不断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逐步形成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的产业模式，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展示大国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确保生态伦理思想符合中国实际、引领时展，实现中国农业的永续发展，实现中国永续的生态蓝。

[参考文献]

[1]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s，1988，p.10.

[2]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载《当代思潮》，2003年第4期

[4]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页

[5]张艳婴，《论语・阳货》，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4页

[6]张继禹等著：《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7]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8]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章，第327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