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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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父母影响；儿童影响；行为遗传学；亲子互动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1）10-0010-03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父母影响孩子的成长。在父母影响孩子的过程中，儿童就如同陶泥一般，被动地任由父母揉捏成各种形状。我们用父母影响这个概念来代表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具体来说是父母对孩子行为和发展的各种影响方式[1]。但直到不久前，人们才认识到这个影响过程的可逆性。儿童对父母也有影响，孩子的个性将影响父母对教养行为的选择，对这个孩子行得通的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孩子。即便是年龄很小的孩子，都是交往行为的主动参与者。我们把以上现象称为儿童影响，是指儿童因自身特质而对其养护人所造成的独特的影响[1]。

行为遗传学是指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的根本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基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2]。其实在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发展过程中，遗传与环境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遗传提供了生理上的基础，而环境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行为遗传学一方面强调遗传因素对行为有决定性影响，但它同时认为遗传并不直接决定行为，它只是行为产生的生理基础，而行为的发展则受环境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在孩子社会化过程中的父母影响和儿童影响，并结合行为遗传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探讨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以父母教养方式为主的父母影响和儿童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以期进一步了解儿童发展中的影响机制。

一、遗传因子的存在

随着行为遗传学的发展，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设计中证明带着遗传因子的儿童影响的存在。有些看起来是环境产生的影响却能够反映出遗传的影响，因为这种经验受到了个体遗传差异的影响，在用环境测量衡量双生子和收养研究的心理结果时，研究结果一致显示了某些遗传因素的影响 [3]。

研究表明，在家庭环境变量和孩子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上，亲生子女比抚养子女的这种联系要强 [4]。这些结果暗示的信息是遗传因素承载着一些可推测性的环境影响，如果忽略了遗传的影响，那么会高估了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例如，研究者广泛使用了一种结合观察和面谈的家庭环境测量，这种方法被称为“家庭观察之环境测量”，简称HOME，其评价的是家庭环境方面，主要是父母的养育行为，比如父母的应答性、对孩子发展进步的鼓励等。研究发现，同胞1岁和2岁时，HOME分数的相关高于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结果说明了HOME受到了遗传的影响，遗传因素能解释HOME分数方差的40%左右 [4]。

邓恩（Dunn）等人通过幼儿期母亲―婴儿互动的观察研究并采用了收养设计和双生子设计，发现了遗传的影响 [5]。

戴卡德（Deckard）等人考察了双生子和收养子女的一个研究设计，研究发现相同的母亲对她的两个孩子有不同的亲子互动水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相似性解释了大部分亲子互动中的相似性。更令人觉得惊讶的是，遗传上没有相关关系的养子女与他们相同的收养母亲有着不同的亲子互动的水平 [6]。这个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在亲子互动中，带着遗传特征的儿童自身的特性对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影响。

普洛明等人的一项研究命名为：非共享环境与青少年发展，简称NEAD，在这项研究中表明对应不同的教养方式，遗传因子是不同的，例如苛刻的教养方式、温柔的教养方式和监控的教养方式遗传因子有着很大的差异。NEAD显示了儿童遗传影响大约有50%的概率解释了母亲对其孩子苛刻的对待方式[7]。这就说明了父母的养育行为和孩子的行为发展中，不是纯粹的社会机制，还有遗传机制，孩子自身的影响也在其中起着作用。这也证明了孩子的行为发展中，由遗传因素带来的孩子自身特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儿童影响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以上的研究都证明了在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中，遗传因素的调节作用。不仅是父母通过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儿童由遗传因子带来的自身的特征也反过来影响父母。儿童不同的特征会引起父母不同的反应，因而使父母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父母是根据儿童的行为特点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的。

二、遗传因子具体作用机制

那么父母的教养方式是怎样部分地受到了遗传因子的调节作用的呢？

1.基因型―环境相关

基因型―环境相关指的是遗传在个体与环境接触中起的作用[4]。行为遗传学家普洛明提出了基因型―环境相关，这里他是指人的基因组成和所处环境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着不同的形式，见表一。

表一 基因型―环境相关的三种类型

按照表中所述，有三种基因型―环境相关：被动的、唤起的和主动的。涉及到儿童与父母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关系：被动关系，即父母不仅为孩子提供了基因特征，也提供了相应的经历，例如，继承了父母高智商的儿童很可能也同时享受着父母所给予的文化气息较浓的成长环境，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中渗透着这种文化因素，而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该儿童在学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唤醒关系，即儿童与生俱来的特质会诱发其父母作出不同的回应。与天性安静、严肃的孩子相比，天生外向、热爱社交的儿童更容易得到父母的积极回应。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是由于成人对待孩子的方式使孩子更愿意与人交往，但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对这种因果关系可能要有新的认知了，可能是孩子自身的特点使其获得了这样的对待方式[1]。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基因型―环境的相关并非指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环境受到遗传的影响，而是指个体经验卷入的程度或个体接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具有一定的遗传性。遗传的影响是通过被其作用的心理特质来传递的：遗传影响着个体的心理特质，心理特质影响着个体的环境[10]。

随着行为遗传学的发展以及以上三种关于基因型―环境相关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心理发展背后的遗传因素的作用。

2.基因型―环境的交互作用

基因型―环境的交互作用是指遗传对环境的敏感性或易感性。它是指基因型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环境反应不同[11]。

有两项收养研究发现了犯罪行为的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的例子。研究发现，对于一个被收养者，如果他的养父母和亲生父母都有犯罪记录的话，那么他出现犯罪行为的概率更高，也就是说，如果儿童的亲生父母被定过罪，那么养父母的定罪会使儿童更容易被定罪。

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气质的研究证明了这种相互影响。克堪斯卡的研究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的研究发现，父母温和的教导措施能有效地使胆小的孩子发展其道德感，但对于胆大的孩子则没有什么效果。

双生子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鉴别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为了探测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可以把双生子之一的表现型基因作为另外一个双生子的遗传风险的指标。采用这种方法分析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一般认知能力的遗传率（74%）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26%）。

大量的研究都在寻找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的证据，但是鲜获成功，原因之一可能是缺乏像动物实验那样高度的实验控制，比如制造出极端的环境操控，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要在具有合理统计效力的方差设计分析中检测到交互作用，所需的被试量则远远高于检测主效应所需的被试量。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中，要找到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设计。

总之，过去，我们习惯于将发展结果归因于环境，现在看来，基因对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基因和环境的相互影响是以双向方式进行的，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不能说究竟哪一个是发展的先决条件[1]。在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中，我们要看到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和儿童自身特性的双向互动作用。

三、研究趋势和展望

第一，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现在大量的研究都是从行为遗传学的角度证明了在父母的教养方式中遗传因子的存在，以后会从各个方面具体探讨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加深化。例如，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依恋的研究、与儿童学业的相关研究等，从这些方面探讨在父母教养方式中，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行为遗传学一般采用收养研究设计、双生子研究和混合研究设计，以后的研究可能深入发展这些研究设计，设计出更好的实验设计，更加巧妙地分离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现在研究设计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相结合，开发出一些心理学的统计应用软件，例如LISREL、EQS等统计软件的开发，大大提高了量化研究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分子遗传学在逐步发展，运用分子遗传技术去寻求对复杂心理特质产生影响的特定基因将是心理学研究最激动人心的方向之一[10]。分子遗传学的相关研究可以运用到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就可以找到影响儿童发展的基因，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基因的儿童适合什么教养方式，对儿童进行更好的指导，或是对一些不良儿童的基因进行改进，使得不良儿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设想随着行为遗传学的发展会成为现实。

第三，双向互动作用深入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针对父母对儿童的单向研究比较多，对亲子互动的研究很少[9]。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行为遗传学的发展，以后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双向互动的研究。特别是现在理论界提出的动力系统观，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行为遗传学所证明的双向互动的存在。动力系统观点认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动力系统，它是一个由两种亚系统组成的三级组织，两种亚系统分别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的整体特性不能由其成员的特点来推论，它包含一个极端复杂的循环影响的过程，任何部分的改变都会与其他部分以及系统整体形成循环往复的相互影响。因此，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并不适应于家庭情境。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别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中，父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孩子的影响也是有作用的，他们同属于家庭这个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作用，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1]。因此，从动力系统的观点看，我们发现在一个家庭中，儿童和父母同属于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和行为遗传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以后的研究会综合行为遗传学、动力系统等多种观点，在多种分支学科的基础上，更好地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机制。

第四，在实际运用上，如上所述，亲子互动中父母的教养方式的理念在实际运用中还不是很广，与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相比较，现代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的观念与实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这更加激励有关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11]。以后会进一步运用到社会、家庭和学校中去，理论和实际相互促进，才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H.Rudolph Schaffer.发展心理学的关键概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白云静,郑希耕等.行为遗传学：从宏观到微观的生命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2005,（3）:305~313.

[3] 夏明珠,刘文.儿童气质与父母教养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新进展[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4,(2):65~69.

[4] 普洛明等.行为遗传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 Dunn,Plomin.Determinants of masternal behavior toward three-year-old siblings.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 pmental Psychology[J],1986,(4):127~137.

[6] Kirby Deater-Deckard,Stephen A. Petrill. Parent child dyadic mutuality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an investigation of gene environ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J] , 2004,（6）：1171~1179.

[7] David Reiss. Social Processes and Genetic Influe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Novel Uses of Twin and Adoption Designs. 心理学报 [J] 2008,（10）：1099~1105.

[8] 张丽华,宋芳.人格研究中的行为遗传学取向的发展[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6,4(1):61～65.

[9] 张坤,李其维.遗传与环境的相关及交互作用分析[J].心理学探新,2006,(2):13~17.

[10] 陈陈.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透视[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95~103.

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20世纪70年代，Stephen Hsu在美国爱荷华州艾姆斯市大学城长大，他的周围有很多教授们早熟的儿女。2010年前后，在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研究了数年伦理物理学的Hsu，认为DNA测序技术最终可能帮助解释是什么让那些孩子如此聪明。

Hsu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智力遗传学的人，但是在中国华大基因的帮助下，他策划了一项大规模的相关研究，旨在测序2000人的DNA，而这些人智商大多超过150。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公众对此会有怎样的消极反应，直到有一天，研究的参与者之一、纽约大学心理学家Geoffrey Miller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评论。Hsu和同事发现，该项目成为被猛烈批评的标靶，几乎难以开展。

近日，《自然》杂志分析了行为遗传学几个有争议的领域，以查明为何每个领域都存在导火索，以及是否存在较科学的理由来继续追求这些研究？

智力（禁忌等级：高）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Francis Galton发起了优生主义运动。但是该运动导致了一些侮辱行为，例如强迫将不育的人视为智力上的次等人。“智力”这个词也变得不可靠。智力测试不会测量全部的天生才能，通过后天训练来提高个人的成绩是有可能的。

虽然如此，大约一半的智力变异性似乎是被遗传的，对一些研究人员而言，它摆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谜题。但是，没有一个基因能与智力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有微弱联系的基因也饱受质疑。

2013年早些时候，为了找出强有力的遗传相关性，Christopher Chabris和国际同行调查了超过12.5万人的基因，发现3种遗传变异，每种变异都会对个体的学校生涯的长度产生微弱影响。研究人员推断，这些变体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来自于它们对智力的影响。但是，这一结论同样引发了责难和担忧。其他研究者认为，这些研究把焦点和资金远离其他非基因因素，例如贫穷，它对社会流动性有更大的影响。

Chabris表示，这项研究实际上能够影响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例如，通过帮助对学龄前儿童进行鉴定，以甄别出哪些儿童能够给予更密集的儿童早期教育。“过去，人们能以某种方式解读这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应该重新被研究。”他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家Anne Buchanan在博客中写道，这些研究并非纯粹学术的和超脱的，而是“危险的不道德行为”。

对于Hsu研究的批评还指出，数据可能被滥用。对此，Hsu降低了数据可能被滥用的可能性。但在2011年，他曾表示：“我百分之百地确定，最终将有一种技术用于评估胚胎或受精卵的数量性状，例如身高和智力。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人种（禁忌等级：非常高）

在科学界中，人种可能是最沉重的禁忌议题之一。驱使这种研究的动力饱受质疑。从社会科学到生物科学，存在这样的广泛共识，被称为种族的人群，彼此间并未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与来自不同种族的个体相比，来自同一人种的两个个体可能有更多的遗产变异。大多数调查人遗传学变异的研究人员也指出，他们观察到的差异反映了这些人种的地理起源、生育史和迁移情况，但并不是一些人种间本质区别的标志。

但是，也有研究人员问及，人种遗传学中的禁忌是否变得过于严格，以至于阻碍了合法研究。例如，2005年，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Bruce Lahn发表的研究指出，两种可能与智力有关的脑发育基因的变体，在白种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进化。这激发了科学家对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研究的担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Collins也曾对此表示担忧。

但Lahn及其同事最终发现，挑选出的基因变种与提高智力并没有关系。有人认为，Lahn应当更加谨慎。“科学常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挥作用，你也需要考虑科学发挥作用可能产生的后果。”新闻工作者John Horgan说，“研究人种和智力更倾向于支持种族主义者有关下等种族的论调。”

最终，Lahn不再研究人种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员进行更加透明的讨论，以确定此类研究是否有继续进行的必要。“考虑到该国种族的历史之路，可能该研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这会触动太多的敏感神经。我同意。”他说，“但是我不同意遭到那些乔装成科学讨论的政治讨论的攻击。”

暴力（禁忌等级：轻微）

10年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医精神病学家Tracy Gunter致力于帮助人们克服行为和药物滥用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牵扯到刑事审判体系中。但是，她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种虐待犯罪螺旋里，就很难将他们带出来。

研究人员报告称，拥有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个特定版本的人们对儿童期虐待的影响有一些防护能力。其他一些由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水平较低的人，如果受到虐待，更可能犯罪。因此，Gunter改变了研究方向，开始分析行为基因，希望能够找到鉴定和提前干预高风险人群的方法。

Gunter很快发现，要将环境和先天影响分离是不可能的，并且新兴理论表示，行为是受许多小基因因素影响的。10年过去了，她说：“一开始我有关行为基因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并不是真实的。”尽管有这些警告——并且一些研究未能验证最初有关MAOA的发现，一些律师仍然使用MAOA基因测试，以及儿童期受虐待或生活压力的资料，以试图为委托人减轻刑罚。

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换句话说，有些长期困扰人类的医疗问题从“根儿”上就能解决——成功的基因疗法，有潜力校正导致很多疾病和健康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甚至有可能像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抗生素开发那样，引发一场深刻的医学革命。

破解遗传疾病宿命

人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医学革命或美好愿景，根植于我们势必越来越熟悉的两大技术手段：基因检测和基因疗法。它意味着，在行将到来的“基因医学时代”，医疗保健的基本方法将发生转变——从关注疾病的检测和治疗，转变为以预测和预防疾病为主，预防的意义将大大超出治疗。

由此，医生将有更强的能力诊断疾病、预测健康、判断疾病的发展和制定治疗方案；运用基因学信息研发和施用的药物将更具针对性（所谓“靶向治疗”），并能提前预知一种药物的效果，以及是否会对具体某个人产生不良作用或毒性，从而实现“个性化用药”。

回望数个世纪以来医学的进步，总体而言，我们主要在3个方向上有了攻克疾病的能力：公众健康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含麻醉的消毒手术及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抗生素、疫苗的发现和应用。今天，当我们迈进详实解读“人之书”的新时代、对人类基因的认识取得长足进步，并已开始从分子水平理解自身和思考疾病的起因时，可能便步入了攻克疾病之第4个方向的起始阶段：推进基因疗法。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获取了许多有关健康问题的基因规律，对基因在我们的生理机能调节、功能障碍和疾病的发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了大概的了解，并且已能在一定程度上精确地描述缺陷基因、测出它们的序列及其正常的成分。

相应的，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制造新药或进行治疗。而一旦识别出某种疾病是遗传性的，也可以就此预测其特定的发病风险、选择准确的诊断方法、通过定期检测建立起细致的监控，以及采取其他先期干预或治疗性措施。

不过，尽管基因疗法早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目前在治疗大多数遗传疾病上，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也就是说，现有的治疗能力远远落后于诊断水平。

还应看到，虽然基因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但也并不意味着它能包治百病。因为，有的疾病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还跟心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医学界人士认为，未来基因疗法将变成治疗基因疾病的一种选择。当初，单克隆抗体发展成常规疗法用了30年时间，骨髓移植也差不多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变成标准的治疗方式。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发展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每一步都会离目标更近。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在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断言：“看来基因疗法似乎还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创造基因革命开始时所预见的奇迹。”尽管如此，他仍旧认为，“这个技术破解遗传疾病宿命的潜力实在很大，医学界绝不能放弃它。”

“基因歧视”引发争议

3个年轻人参加广东省佛山市的公务员招考，顺利地闯过了笔试和面试关，不料却“折”在了体检上——他们均被诊断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因而遭到淘汰。为此，他们把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到了法院。这个广受瞩目的国内“基因歧视第一案”历时8个多月，于2010年9月3日尘埃落定——佛山中院维持一审判决，判原告败诉。

相较前时也曾引来诸多非议的“乙肝歧视”来说，“基因歧视”这个“新鲜”事儿恐怕更具典型意义，因为它有着更多的潜台词，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可以想见，随着基因检测的普及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乃至被滥用，基因歧视有可能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与之相关的纠纷和官司也会越来越多。

就拿发生在佛山的这件事情来说，已有医学专家提出怀疑：遗传检测收费不菲，地方上做该项检查或有利益驱使，更别提其决策考量及所设置的“门槛”非科学的因素太多，从医学上讲根本就站不住脚。试想，如果地贫基因携带者被禁止做公务员，那么，糖尿病、冠心病、癌症、高血压等的基因携带者又将如何？展望将来，现代人的慢性病可能越来越多，有家族病史的人也越来越多，难道也都要统统筛查一下他们的基因，再确定其是否“适合”做某项工作？

其实，地中海贫血包括地贫基因携带者在我国南方相对多见（后者约占广东人群的12%）。地贫基因携带者无贫血或是轻度贫血，从医学上说不会传染，不需治疗，不会发生成病，实际上与正常人无异（需注意的只是要避免“携带者”通婚生出重度地贫患儿，另外不宜长期从事剧烈运动或到高原地区活动）。

但是，“携带者”这一敏感的关键词，往往容易造成人们对疾病（基因）携带者概念和实际疾病确诊概念之间的混淆，乃至产生偏见。而强调某人是某个隐性遗传病基因的“携带者”，无形中还会给其遗传特征打上烙印，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一位专家说得好：“今天对他人缺陷的歧视，可能会造成明天别人对你缺陷的歧视。这样的规定不仅是医学的事实判断，还包含了价值判断……”

耐人寻味的教训

在遗传筛检史上有过不幸的前例，教训深刻，耐人寻味。

1972年5月16日，美国国会颁布国家镰状细胞贫血症控制法令，要求对所有“不是白人、印度人或东方人种族的”所有人做镰状细胞性状的强制性筛查。施行这个筛查计划的背景是：大约每600名美国黑人中就会有1人受到镰状细胞贫血症的侵袭。这种隐性遗传病与血红蛋白基因上的一个单一突变相关联，它会导致红细胞变形呈镰刀状，因而容易破裂，由此造成贫血和血管阻塞。

应该说，这个着眼于非洲裔美国人之健康需要的筛查计划，其初衷是好的（最早针对遗传疾病所作的诊断之一，就是为了检测镰状细胞贫血症发展出来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该计划施行不久就惹出了大麻烦，对非洲裔美国公民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有的州规定，非洲裔公民不做镰状细胞性状检查就不发给结婚证书；有的州把做镰状细胞性状检查当做孩子入学的条件；许多被确诊的镰状细胞基因携带者或失去了晋升机会，或丢掉了工作，或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

在不让镰状细胞性状传给后代的狂热之中，一位科学家甚至建议：“应该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前额上刺花，作为表明拥有镰状细胞基因的标记”，以阻止“他们互相恋爱”。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诸多“暴露”了身份的镰状细胞基因携带者遭到了非携带者的摈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彼此通婚，继续生儿育女，结果反倒“制造”了更多的镰状细胞贫血症患者（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如果“携带者”——携带同种疾病基因但并不显出病征的人——跟另一个“携带者”结婚，那么，这对夫妇每次妊娠生下一个患病孩子的概率都是1/4）。

真遗憾，这个立意良善的强制性筛查，造成的伤害却比带来的好处还多，最终竟成了遗传筛检的一个失败的典范！多年以后，詹姆斯·沃森就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悲哀而又讽刺的是，从纯粹医学观点来看，这个筛检运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当时尽管在治疗上已有进展，但镰状细胞贫血症仍是痛苦的慢性病。对这种预防胜于治疗的病，筛检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最初设计来根绝它的机制在执行时却有很大的缺失，反而激怒了许多原本想造福的对象。

但愿类似的事件不要在今天重演。

遗传“编序”的监狱

从现实情况看，恐怕没有哪个科学领域会比行为遗传学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基因认知极有可能会揭示出某种可怕的未来。比如，根据预测性遗传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被贴上标签，进而产生一个新的人群——“健康的病人”。他们没有病，但有理由怀疑他们在未来某个时候会发展出一种特定的病，同时也会在他们身上形成一个终身的心理监狱——遗传“编序”的监狱。

再如，人类也有可能亲手制造出许多“基因贱民”：基于求职者或雇员的基因型而剥夺他们未来的工作机会，将会导致在社会上出现遗传性失业大军；某些人可能会因其特定的合成基因被强化而获得生存优势，终使社会上分化出遗传基因优等人和遗传基因劣等人，遗传歧视之门由此打开，“遗传统治”顺“势”而为。而以基因纯洁性的名义所施行的流产、绝育乃至谋杀，恐怕也难以避免。

此外，基因疗法还有许多未知因素乃至危险因素，也引起了争议（比如担心携带新基因的载体被随机整合到基因组中存在诱发癌症的潜在风险、胚胎基因疗法可能会扩大对人类的生物结构的人为改变，等等），而人们对操控人类基因的危险性及被滥用的可能性也普遍存有恐惧心理。

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目前“生理心理学”课程教学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本课程的总学时为40学时，理论课程32学时，实验课程8学时，课程内容多、信息量大，很多学生反映“生理心理学”课程理论性强，枯燥难懂，尤其是对生物知识缺乏的文科生来说更加难懂。由于实验设备缺乏和实验学时少的原因，学生在具体实验的实际操作上能力较弱，不易掌握实验设计方法。同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很弱，原因是他们觉得本课程内容离现实生活很远，内容过于抽象，很难找到学习的意义，学习模式变成了机械背诵。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存在着不足。

（一）教学内容陈旧

目前“生理心理学”的教材为沈政主编的《生理心理学》［3］，内容翔实，但缺乏先进性和系统性，原来的课程大纲为如下内容：神经系统的形态学、神经细胞的生物电现象及产生机制、生物信号的传递机制、感觉的生理心理学、知觉的生理心理学、注意的生理心理学、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生物学、语言和思维的脑机制、情绪的生理心理学、睡眠与生物钟、性生理心理学、人格的生理心理学问题。教材内容很多、缺乏系统性，而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近一半是文科生，他们的生物基础相对较差，要求在32学时内理解和消化本课程的知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同时，实验内容也存在着问题：实验课为8学时，时间较短，加上实验受设备的限制（大脑最新的结构模型、生物实验条件的缺乏等），有些实验无法演示和进行，导致学生在实验操作技能上训练不够，很难让学生体验到实验的深度，从而影响了学生对实验的兴趣。

（二）教学模式有“三轻”

目前“生理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有“三轻”：第一，重讲授、轻研讨，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缺乏参与性的思考和讨论；第二，重知识、轻思考，教师授课侧重于各种心理过程的生理和脑机制的介绍，缺乏系统性、前沿性和逻辑性的思考，也缺乏与其他心理学课程的联结；第三，重机制、轻应用，教师侧重介绍心理活动的生理和脑机制，而缺乏用应用机制解释生活中的心理现象。

“生理心理学”的课程建设

（一）教学目标的定位

生理心理学在心理学体系中属于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着重研究心理现象和行为产生的生理过程，与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生物化学、精神药物学、神经病学及行为遗传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随着心理科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新技术的发展，本学科已超越了传统生理心理学方法，突显出其自身与多学科交叉的发展特点和趋势［4］。目前，生理心理学的目的在于整合临近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心理现象和行为而产生的大脑结构和大脑运作机制，随着研究技术的突破即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人们的心理活动过程中大脑功能的变换能够被直观地“看到”，这项技术的发展促成了新学科“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已渗透应用到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如认知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咨询与临床心理学等。本课程教学目标有3点。①理论知识的讲授：通过理论知识的讲授，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生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及最新的发展方向；通过生理心理学实验课的操作和观摩学习，使得学生理解生理心理学实验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技术。通过科研实践学习进一步巩固生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科学思维。②科学思维的培养：课程教授过程中，通过制作文献卡，讨论最新的研究成果报告，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批判和创新的精神。③科学素质的培养：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严肃的科研态度、严谨的科研思路以及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还要提倡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学生组成科研小组，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一起客观地对事物进行观察、讨论和分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建设的步骤

第一，应建立课程教学的内容模块。教师可以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教材，整合性地建构本课程的理论知识体系。第二，重新建立考试模式，更新现有的试题库，使得新的试题库既能满足本科教学，同时又能满足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需要。第三，要增加期中考核环节，因为理论知识的内容很多，分阶段考核对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增强知识的稳固性有所帮助。第四，可以运用网络教学的交流平台，增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细化与理解。第五，应增加文献卡制作和报告环节，要求学生查阅最新的生理心理学研究论文（尤其是脑成像技术的应用），按不同研究领域分成小组，做报告，从而提升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

（三）课程内容的改革

生理心理学理论知识模块的建构，应以系统性、应用性和前沿性为原则，逐步确定教学内容体系。教师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教材、更新教学内容。笔者在对比和参阅国内外优秀教材时，发现NeilR．Car－son教授主编的《生理心理学》第六版被美国众多高校采用，近几年也逐渐为国内高校所采用，是世界上最经典的生理心理学教材之一［5］。笔者参考该教材将课程内容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分为5个模块：第一部分为基础知识模块（神经系统和细胞的基础及功能、精神药理学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输入模块（感觉和知觉系统）；第三部分为“动机或本能”的生理机制（睡眠、生殖、情绪和摄食行为）；第四部分为学习和言语交流模块；第五部分为神经学和心理障碍模块。首先，模块间的逻辑关系是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描述心理现象和行为的生理机制，这保证了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其次，课程内容将整合神经科学和生理心理学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才能跟进国际最新的研究进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再次，课程内容应与生活实际联系紧密，每章内容都以案例形式导入，结束时给出相关障碍的生物学病因和研究成果，而且第五部分的模块涉及各类神经系统失调和心理障碍的生理因素，这对于学生来说具有实用性的意义，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教师应在教学中不断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并征求学生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再对内容体系进行修正和补充，将讲授者的教育方式与学习者的需要更好地进行整合。综上所述，重新建构后的教学内容在理论系统性、学科发展前沿性及实践应用性方面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林文娟曾对国内外生理心理学研究进展进行概述，反复提到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正密切关注21世纪最令人关注的心理卫生课题———各类心理疾病的基础研究［4］，其中涉及的心理应激、精神疾病、抑郁症、成瘾问题研究成果可以与第五部分教学模块相结合。认知、情绪、学习记忆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则可以与高级心理过程的模块相结合。而林文娟在概述中提出中国生理心理学发展方向应集中在行为与脑的关系和心身关系的研究上，关注心理行为因素影响健康的生理状态的机制，这将使得生理心理学与心身健康、与生活拉近了距离，使课程的理论知识教学变得更为人性化，从而使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论知识，也会对生理心理学更有兴趣。目前有许多生理心理学研究成果正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周芸将生理心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在人才选拔工作中［6］，以激素水平学说为依据，阐述了性激素对性格与能力的影响及激素知识在人才选拔中的具体应用。此类研究能激发学生对激素理论知识学习的兴趣，且了解自身激素水平对于认识自己的个性、规划今后的职业生涯更具有指导意义。此外，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广泛应用，如心理测试技术和脑电波心理测试技术在测谎技术中的应用，有学者将这两种技术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概述［7］。这部分的研究对于学生来说是理论知识在实验与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能加深学生对于生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理解与应用，从而增强学生的科研兴趣，在条件允许时便可开展研究活动。

“生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以往的“生理心理学”的授课手段只局限于黑板画或挂画等形式，对学生来说动态的生理机制显得抽象、枯燥而不容易理解，教师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却仍讲述不透彻。随着教学硬件的改善，多媒体教室的建设，课堂上的动画、声音等效果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心理学实验室也加强了建设，增添了如生物反馈仪、脑模型等仪器和模型，这些都是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直观教学的重要基础。王立新、李新旺两位学者的教学改革研究都十分重视直观教学，他们的做法有两种：①通过计算机powerpoint、大量图片演示使得大脑及工作原理图文并茂［2］，并在实验课中辅以教学录像；②将抽象的知识通过图片和归纳的表格呈现出来［1］。其目的一方面是使学生在理解和记忆课程内容上变得容易些，另一方面由于教学内容直观形象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参考这个思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首先是将直观教学的材料搜集起来（主要以Discovery和BBC系列节目的记录片为主），按照课程的5个模块进行归类，一一与教案对应。如：①基础模块有《裂脑人的行为实验》《爱因斯坦大脑结构解析》；②感知觉模块有《BBC人类感官系列：听觉、味觉、视觉、触觉》；③学习与语言模块有《BBC记忆的实现》《BBC语言机制》；④动机与本能的生理机制模块有BBC的《梦研究的最新发现》《犯罪与大脑结构关系》《神经递质与爱》；⑤心理障碍模块有《Discovery大脑迷思》《BBC多动症livingwithADHD》《BBC纪录片：恐惧症》。其次，重新整理知识讲授的思路，改变之前“重知识、轻思考”的模式，将各个知识点用图示的方式呈现其逻辑关系，并将生理心理学的知识点与其他心理学领域相联系。如教材内容呈现的思路是：以案例引出问题生理基础研究方法经典实验生理机制现实应用，这样就使得内容上直观而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对于学生理解抽象的大脑神经通路、大脑运作机制有很大帮助，不仅增加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也提高了教学效果。直观教学的方式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学时不足和教学内容更新的问题，因为该方式能呈现更大的信息量。再次，教师在有效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还需要关注教与学两个主体。以往的教学模式是重讲授、轻研讨，意味着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降低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因此，为了提升学生的参与性与主动性，需要加强研讨的环节，尤其在重点和难点的环节让学生也参与到心理活动的大脑运作机制系统直观图示的绘制中，增强学生对知识的接收与理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幸福；不幸；生存；繁衍；进化观点

分类号　B849：C91

幸福从哪里来是一个人类祖先乃至现代人都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现代人工作、学习与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获得幸福，几乎没有任何个体以不幸福或痛苦作为人生目标。古往今来，人们在意识或无意识中、长时间或短时间内、直接地或间接地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个体主观心理体验，很多研究都用主观幸福感来概括个体是否体验到幸福。然而，研究显示一些环境刺激，如可口食物、漂亮房子、真挚友谊与美满婚姻等，更能让人体验到幸福(Buss，2000；Grinde，2005；Kohler，Behrman，&Skytthe，2005；Lyubomirsky，Sheldon，&Schkade，2005)。同时，环境中也存在让人不幸福的因素，例如危险动物、失诺关系与破碎家庭等(Buss，2000；Grinde，2002；Nesse，2004)。幸福体验会增加人的免疫系统的生理机能(segerstrom & Sephton，2010)，这说明幸福体验可能与生物进化有关。幸福并不是任何特定文化或特定经济背景下人们所特有的心理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任何个体的大脑中都有幸福概念，也都在特定的日常行为活动中体验幸福。

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有助于个体体验幸福的一些活动(如吃甜食、食肉以及等)让他们获得一些生存与繁衍优势(Buss，2000；Grinde，2002；Nesse，2004)。然而，幸福体验是短暂的，人们反而经常会体验到痛苦。尽管摆脱痛苦或不幸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行为遗传学研究显示某些个体可能会比其他个体更能体验到痛苦，然而一些个体可能会比另外一些个体更能体验到幸福(Nes，2010)。幸福体验与遗传素质有关(stubbe，Posthuma，Boomsma，&Geus，2005；Weiss，King，& Enns，2002)，也与远古祖先的进化环境特点等有关(Nes，2010)。进化观点下的幸福研究指出现代人的幸福会遭遇一些障碍(Buss，2000；Grinde，2002，2005；Nesse，2004)，诸如；(1)在进化适应性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人类躯体(主要是大脑)的机能难于适应复杂的现代生活环境；(2)进化心理机制以适宜性为目标，也有出错的可能。如回避毒蛇与蜘蛛等刺激让人恐惧但有利于繁衍，人类也会把类似于毒蛇形状的弯曲木棍或绳子看成毒蛇，这些知觉或行为活动均不利于幸福；(3)进化适应性诱发个体围绕资源与求偶机会展开竞争，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差异性的繁衍成功，某些个体可能会比另一些个体获得更多资源，留下较多后代，体验较多幸福。

某些活动(例如性、食物、社会交往与地位等)为什么会比其他活动更让人体验到幸福?为什么人们过分夸大某些活动带来的幸福体验或不幸的体验?人们的幸福感觉为什么是相对的，或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幸福才有意义?进化观点指引下的幸福研究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好解答。幸福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在进化观点的框架下得到整合。进化观点引导下人们幸福感增加的策略与途径需要得到重视。

1　幸福的来源

幸福研究一般始于哪些因素更能够让人体验到幸福。一项研究通过拨打手机访谈人们如何感觉电话接通前的行为活动，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感到幸福的行为主要有：(1)性活动；(2)跟朋友饮酒；(3)工作。另外一项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1)食物；(2)畅饮；(3)；(4)友谊；(5)某一领域取得成功；(6)发明创造；(7)学习；(8)身体锻炼(Nettle，2005)。很多研究也发现结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有较多的幸福体验。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这些行为活动时就会体验到快乐与幸福。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让人意外。让人意外的是，一些研究者认为金钱等物质化因素与幸福体验有关(Boyce，Brown，& Moore，2010；Clark，Frijters，& Shields，2008)，但研究结果却发现幸福体验与金钱呈负相关(Clark et al.，2008)。不过从逻辑上来讲，金钱至少应该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比如说，上面与幸福生活有关的很多行为都以金钱为基础。金钱与幸福体验的负相关可能与其他变量有关，诸如社会比较、炫耀与社会权力等个体动机性因素以及阶层相对性等(Boyce et al.，2010)。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所认同的幸福有所不同。有些文化背景(例如个体主义占优文化)认为内在动机支配的愉悦活动能让人获得幸福体验，而有些文化背景(例如集体主义占优文化)认为外在动机支配下的满意度与遵守承诺才是幸福体验的一个重要标志(Brdar，Rijavec，& MiUkovie，2009)。

人类祖先趋近或回避的某些刺激有利于解决生存(食物来源与避免身体伤害)与繁衍有关的诸多问题(求偶问题)。幸福作为一种情绪体验并不能直接地增加繁衍适宜性，幸福体验伴随行为活动影响生存与繁衍。很多研究显示知觉活动在幸福体验影响行为活动的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如幸福体验(或不幸福体验)的一个重要机能是调节或提醒个体增加或减少接触某些环境刺激。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自我保护、建立真挚友谊(或寻找同盟者)、寻找配偶、守护配偶以及寻求社会地位等，人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信息尤其关注。人类成功解决这这五类问题就可能会获得幸福体验。从进化观点来看，单纯地追求幸福体验，有可能让个体体验不到幸福。

2　幸福的特性与机能

2.1相对性

个体的主观心理幸福感是以其他人为背景或比较标准的。一项研究中被试回答收入有关的问题时，被试大都希望自己比多数人收入高，比如，当地平均年收入是25000美元，那么人们可能挣到50000美元才会幸福。另外一项研究也显示，人们认为最低的生活花费应该随工资增加，而不是应该随物价变化。进一步说，人们对于收入高低的想法不取决于他们消费的多少或买什么商品，而是决定于其他人收入的高低。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感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有相对性

(Wilson，Meyers，& Gilbert，2003)。比如说，人们接触到高吸引力的模特照片后，相对于没有接触模特照片的其他个体来说，前者对配偶的满意度水平会降至较低(Kenrick & Gutierres，1980)。幸福体验的相对性可能与自我比较或反事实推理有关，有时人们的满意度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比如某一比赛中铜牌获得者会比银牌获得者有更高的心理幸福感，铜牌获得者的兴奋是相对于自己过去没有获得奖牌而言的：然而，银牌获得者会有不快，这是因为他们的体验是相对于金牌获得者来说的。因此，幸福研究获得的一项重要结论是很多人的幸福体验是以周围人的成功与行为为背景的，是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人们在跑步机上追求幸福(BUSS，2000)，例如人们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后，需要找一个漂亮的妻子组成家庭，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后他们会希望自己在工作上得到提拔。进一步说，人们希望享受的幸福与他们已经体验的幸福总会有差距，这会推动他们不断地在不同的行为活动中追求幸福。

现代社会中能够增加幸福体验的刺激也与金钱以及财富有紧密关系。如前所述，生活中很多人预期自己的最低生活开支随工资增加，而不随日常花费增加。实际上，如果我们仅关注生存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那么日常花费应该是最重要的(veenhoven，1991)。生活中人们不关注自己开支而关注工资增长，期望通过工资与财富的增加来标识成功。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财富与成功能够增加性吸引力(Li，Bailey，Kenriek，& Linsenmeier，2002)。对于女性来说，富有的男性(也包括较高地位)比收入低的男性更能够在经济社会中取得生存成功。如果男性比身边的人或邻居有较多的财富，那么他们就比其他人更有性吸引力，在繁衍后代问题上也更具有优势。人类进化出了一种与别人进行比较后相对地评价自己的机制。但是，人类在现代社会难于了解繁衍后代的最优条件与情景，以至于会把环境中的成功者作为目标，试图比这些人更成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别人比自己更成功，就会变得不高兴或痛苦。自然选择尤其偏爱让自己更成功的个体。让自己更成功的人获得的一个重要奖赏就是适宜性增加以及性吸引力增加。识别与发现比自己更成功的人，作为一种进化信号会让我们更努力地工作。

2.2过度性

幸福体验研究发现人们会过分夸大某一事件对幸福体验的积极影响或某一事件带来的不幸福体验(Gilbert，2006；Wilson et al.，2003)。彩票中奖者会比下肢瘫痪的人体验到较多的幸福吗?研究显示彩票中奖者一年以后的幸福体验与一年前相比没有提高。我们适应了改善的环境条件后，幸福体验就会恢复到从前。让人惊奇的是，人们如果适应了类似于瘫痪的身体障碍，他们也会在很多的情景中体验到幸福。可以看出，人类会高估彩票类似事件对幸福体验的积极影响，也会高估不良事件对幸福体验的消极影响。

前面关于幸福体验增加的影响因素也都与人类提高繁衍后代的几率有关。有研究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一种快乐系统(pleasure system)，这一系统对于增加生存与繁衍机会的刺激尤其敏感(Nesse，2004)。现代人从人类祖先那里继承来快乐系统，食物与社会交往等能够激活现代人的快乐系统。然而求偶问题是自然选择最为关注的。相对于其他问题，与婚姻问题更能够让人体验到幸福。大自然给人类设计了这些有生物学优势的偏好，促进了人类不断增加繁衍适宜性。具有适宜性意义的刺激可以增加人类幸福体验。

环境中存在一些有利于人类幸福体验增加的刺激，趋近或获得这些刺激可以增加人类的繁衍适宜性。然而，人类也会回避一些刺激(例如，动物吼叫、蜘蛛与毒蛇等)才能增加繁衍适宜性。过份地夸大一些负性刺激或过早地识别出负性刺激会避免身体受到伤害。一些负性刺激信息(例如感冒、瘟疫与毒蛇)很容易让个体感到末日来临，这会让他们免于感受痛苦。人类祖先自身的身体安全得到保证后，他们繁衍后代的几率就会增加。自然选择让人类大脑进化出了一种相信甚至过分夸大某些刺激能够带来优势或灾难的信息加工系统。

2.3目标性

人们对能够增加繁衍适宜性的刺激尤其敏感，比如食物与金钱等，尤其相信这些刺激得以满足是让人愉悦的事情。为此，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希望得到更多收益(例如更好吃的食物或更多金钱)，但是努力工作可能并没有让我们体验到更多幸福。目标相对于幸福体验。更育助于提高繁衍适宜性。一旦我们的收益达成了目标，我们便不在满意目标(Lueas。2007；Veenhoven，1991)。人类祖先如果认为目标不重要，或者认为某些刺激不重要性，他们就不可能具有相对的繁衍优势。进化来的一种大脑机制只是让我们相信预期目标实现后我们会体验到幸福作为奖赏，但实际上幸福体验的重要性远没有下一个目标重要(Wilson et al.，2003)。事实上，研究发现个体加薪以后，幸福体验会增加，可是几个月后，他们的幸福体验会恢复到从前没有加薪时的水平。随着幸福水平的再次降低，人们会继续进行其他活动以增加自己的幸福体验(Lucas，2007)。进化机制给人类设计了过份依赖下一个目标带来更多幸福的心理机制。

人类可以搭乘公共汽车，可以看液晶电视，可以浏览网络，也可以穿名牌衣服，然而这些物质刺激出现并没有让人更快乐。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物质刺激没有让人类感到快乐?为什么人类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却没有体验到长久幸福?为什么人类实现一个目标后会追求其他目标?从进化观点来看，个体实现一个有助于生存的目标后会体验到短暂快乐，适应了短暂的快乐后，紧接着就会感到不快乐(Lucas，2007)，从而需要追求其他行为目标以增加快乐(Nettle，2005)。因此，进化并没有赋予人类长期满足的优势，长期的心理满足或幸福体验尤其无助于个体生存。试想一下，如果个体吃一次美餐之后不想再吃次一次，或没有想吃更好美餐的愿望，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现在。进化尤其可能会让个体进行两种选择，其中一种选择是从来不满意或者至少是不会长久满意。另外，不管过去需求怎样，个体不断产生一个指向未来的新的需求基线，这个基线相对于他人来说是最好的。

幸福是安装在人们身体上的一只弹簧，人们不断地促使弹簧处于弹起状态。因此，人们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决策很少来自于个体真实的幸福体验，相反把很多努力集中在自己认为的能够获得幸福体验的目标活动中，但实际并没有真正体验到幸福。人类在追求幸福体验的过程中为什么会表现出上面三个特点?这可能与人类祖先体验幸福的进化适应性环境有关。

3　提高幸福的策略与方法

进化观点认为现代人与传统人相比遇到了很多障碍，人类克服这些障碍后才会体验到较多

幸福。进化机制对幸福体验的影响并非不可改变，只要改变环境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幸福体验与行为活动的关系(Buss，2000；Nes，2010；Nesse，2004)。远古时代大自然给人类设置了很多障碍(如猎食者、寄生虫与外侵者)，现代科技已经消除了很多进化时期大自然给人类幸福体验设置的障碍(例如，远离森林、使用杀虫剂与生产武器)(Buss，2000)。然而，人类追求幸福仍需要克服诸多障碍。

3.1认识不幸的适应性

幸福是人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然而生活不幸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大障碍。那么为什么人类还会反复地体验这些痛苦呢?为什么有些人对痛苦的投入要高于追求幸福的投入?为什么痛苦让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不幸福本身也是自然选择机制影响下人们解决生存与繁衍问题的重要结果(Keller & Nesse，2006；Nesse，2004)。进一步说，不幸福类似于幸福具有相同机能，它们都增加了人类繁衍后代的成功几率。例如，一些让人痛苦的情绪体验，诸如悲伤、厌恶、愤怒与嫉妒等，都会增加个体的痛苦或不幸福的体验。然而，每一种特定情绪体验都与特定进化问题解决有关。例如社会位置较低会诱发抑郁情绪，配偶不忠会引起嫉妒情绪，自尊受到威胁会激发愤怒情绪，看到不道德行为会体验到厌恶情绪。一些令人痛苦的信息或刺激有利于解决社会生活或交往问题。个体体验到朋友背叛、配偶离弃以及财产损失等行为活动带来的痛苦，更有可能反省与提高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进化适应性有关的刺激(尤其是负性刺激)可能会引起个体过分警觉刺激的潜在危险，这有可能让个体失去一些体验幸福的机会。

婚姻是幸福体验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何从婚姻初始就避免痛苦是一个重要问题。个体尤其要选择与自己兴趣相同，价值观以及人格特点类似的异性作为配偶(Buss，2000)。个体选择与自己有类似特质的异性作为配偶可以增加彼此信任，这会减低亲密关系威胁因素的消极影响，能够减少性嫉妒以及愤怒等情绪，也会减低离婚几率对幸福的影响。个体选择与自己类似的潜在配偶结婚也可以减少非亲生子女虐待事件发生，避免离婚对子女的不利影响。其次，对于性别差异问题来说，教育可以减少不利于幸福体验增加的心理机制的影响。比如，男性一般会高估女性的求偶兴趣，而女性一般会要求男性作出高的婚姻承诺。如果教育个体通过意识手段让两性控制这些偏见，个体就可以避免特定条件下不必要的认知偏见对幸福体验的不利影响。

3.2控制竞争结果

人类体验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选择让某些个体作为繁衍成功者有较多正性体验。自然选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差异性，某些个体会比另一些个体在解决生存与繁衍的问题上更有优势，而没有优势的个体尤其可能会体验到痛苦(Grinde，2005；Keller & Nesse，2006)。进化设计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些人的幸福体验会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基础上。群体间竞争以及群体内个体竞争会导致个体在财产以及求偶机会上出现差异。人类倾向认为社会地位高与财富多的个体是成功者，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相对较多的繁衍机会。相对来看，社会地位低与财富有限的个体具有较少的求偶机会。一些女性为地位高与财富多的男性进行激烈竞争。例如散布谣言与恶言中伤等，这些行为会让一些女性在求偶市场上失败。男性在求偶市场上也会面临激烈竞争，他们进行身体攻击与行为攻击降低对手的吸引力。社会结构的等级性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社会地位高的个体因成功会体验到较多幸福，而社会地位低的个体会因失败而体验痛苦(Keller & Nesse，2006)。

对于竞争导致失败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减低失败者体验。从进化角度来看，失败者与成功者并存。竞争获胜者一般会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失败者尤其会经历负性体验。从社会角度来看。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体验不均衡可以通过合作加以解决(Buss，2000)。个体加入某一个群体并与群体共同解决问题，可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如果群体个体都对成员合作前景有信心，他们合作的动力就会很大。群体可以教育成员合作。让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合作与分工，同时抑制相互剥削策略带给群体合作的负面影响。

3.3缩短环境差异

现代化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媒体信息泛滥，这与人类祖先所依存的进化适应性环境形成明显对比。进化研究者一般认为人类祖先多生活在小群体(大约50～200人)，人们彼此认识，也多有血缘关系(Dunbar，1993)。可是，现代都市人一般生活在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聚集的城市，人们彼此不熟悉。例如，在进化环境中人类祖先潜在的求偶对象是有限的，而现代人可能会在媒体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高吸引力的潜在求偶对象(Buss，2000；Nesse，2004)。因此，现代人可能会比人类祖先在求偶问题上有较高且不合理的心理预期。求偶问题上不合理的心理预期会让求偶失败几率增加，这是现代社会环境与人类进化环境存有差异的一个结果(Buss，2000)。

与求偶问题类似，现代人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也面临困难，人类祖先在小群体背景下可能会成为解决某一领域问题的专家，或者他们的技能至少会受到重视，然而现代人却需要与很多相同技能的人进行竞争。现代人遭遇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小群体状态下的人类祖先。因此，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越发达，人们抑郁水平越高。另外，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人们多生活在独立的家庭结构中，亲属交往受到物理距离限制，而进化小群体背景下亲属间有紧密的社会联系，相互提供支持(Buss，2000；Dunbar，1993)。可以看出，与大群体相比，小群体更可能让人体验到幸福。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会遇到一些不能靠进化适应性机制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会降低他们的心理幸福感与生活质量。

然而，主动地采取一些办法增进亲属联系以及形成真挚友谊可能就会增加幸福体验(Buss，2000)。亲属交往疏离与友谊关系可以借助于手机、电子邮件与网络聊天等新技术手段得以解决。亲朋交往有助于增加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促进社会联系也有其他重要的途径，如提高自己的独特性，尤其应该注意发展其他人看重的，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能力与技巧。个体也应该寻找能够看重自己技巧与能力的群体，回避不看重自己能力的群体，这些行为活动会增加个体的心理幸福体验(Bugs，2000；Nes，2010)。

对于某些进化欲望来说，满足他们就能获得快乐。求偶成功、事业成功，可口食物与社会地位提高等都有利于个体体验幸福。求偶与结婚就是进化欲望满足后体验到幸福的一个重要例证。此外，如果人们居住条件符合进化适应性环境中人类祖先的居住特点(如周围环境有较多的花草树木与有水池等)，他们尤其可能会体验到幸福(Buss，2000)。

4　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