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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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自古以来农业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关键，也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安定富庶的根本所在。重视农业和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萌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随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农业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居者有畜积。”帝尧“命羲和‘敬授民时’”，“民赖其庆”，“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周公作大诰……次归禾，次嘉禾……”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力主发展农业生产，其变法中重要的一条即“尽地力之教”，认为农业不仅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而且是创造财富的途径，“农伤则国贫”，农业更是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商鞅在秦国变法，进一步把农桑确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业”，重本而抑末，“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之后的苟况，也把农业视为“本业”，认为它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源泉，只要做到“强本而节用”，就能使国家富强。战国末年的韩非，则更明确提出了“富国以民”，也同李悝和商鞅一样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途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重农思想仍没有改变。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台刻石日：“……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代秦兴以来，进一步继承重农抑商的思想。特别在汉初残破的经济条件下，“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穰，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发展农业、与民休息就成为当务之急。顺应这一历史要求，汉初统治者，鼓励军民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减轻徭役，约法省禁，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以此来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汉文帝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为生也。”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晁错也认为农业是“政之本务”、“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衣则寒”。可见汉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政论家，都把农业视为立国的根本，把发展农业当作政务的中心。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西汉初年因“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所谓“令民铸钱”，即国家不再垄断，允许百姓自己经营铸钱。孝文帝时期，“令民纵得自铸钱”，特别是其宠臣“邓通钱满天下”。汉代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国家垄断铸币，到底有没有私人铸币我们不得而知，但《楚汉春秋》中曾记载秦朝末年项梁部下违法私铸钱币的事：这可以说明秦朝官方是垄断铸币权的，但汉初即打破这种垄断，任民自铸。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的很清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于农业劳动强度大而获利小，造币利大，因此汉初的放任民间铸币的政策诱使许多百姓弃农务工。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人口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从事“末业”的人多，则从事本业的人必然减少，从而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文帝时“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不可否认，国家不再垄断铸钱，使大批农民“背本而趋末”，是导致粮食困乏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初的几位政论家对这种情况也有初步的认识。贾谊认为汉初粮食储备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坐食粮食的人多，“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他曾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措施。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货币主张，其中重要的一条大旨即是：不准私人采铜铸钱，可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中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是较早认识到私铸货币危害农业生产的看法。晁错也认为汉初“蓄积不及”的原因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换言之，由于从事末作之业的人太多，生产发展不够。元帝时期，贡禹上书言得失：“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可见他对铸钱之害已认识相当透彻。

虽然汉初已有人认识到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会损害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已隐约认识到民间私铸钱币与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关系，但一直没有把禁止民间私自铸币问题提上日程。直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朝廷才开始收回铸币权，颁布私铸钱判弃市罪的法令，允许民间私人铸钱的阶段就此结束。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进一步控制了国家铸币大权，并颁布盗铸诸金钱罪皆死的严刑峻法，但受高额利润的诱使，从建元以来，“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虽然这样，据《平准书》对当时经济状况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禁铸私币的一些成果。汉武帝时期，“非遇水旱灾害，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汉初粮食匮乏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059-02

无论是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还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经济都是社会经济的根本，粮食丰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因此，在农本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仅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农业的发展，劳动人民也视农业为自己的命根子，便形成了农业管理思想。

一、政府宏观管理

早在古代时期就形成了最早的农官制度，夏、商均已设置官职管理农业。到周朝，一套比较严密的农业管理体系已建立，周天子以下的中央两大官属卿士寮、太史寮的长官们都得过问农事，亲自参加耕作。统治者为了促进官吏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的管理和服务，历朝都规定了农业官吏考核的法律制度。秦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为最、殿二级，获最者得到奖励擢升，获殿者处以笞罚；汉时专门颁布了《上计律》对官员进行考核；元代则把地方官吏置于司农司、劝农司与户部、提刑按察司等政府机构的监察之下，形成了一套赏罚皆由中央机构参与的严密管理系统。这种制度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依据，激发了地方官吏组织和指挥农业生产的热情，促使地方官吏传播农业知识、推行适合于当地农业经济政策、力劝农桑、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自宋代开始，国家也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转向宏观控制，具体各县如何兴修水利，应当“各述所见，具为图籍，申送本州。本州看祥，如有不尽事理，即别委官复检各县利害，送主管官”[1]。根据这一制度要求，县一级的水利主管部门，要对全县水利现状做一全面了解，并且“审视境内合兴修堤防沟洫，以利害大小急缓为先后具图状”[1]。使全县的水利有一个整体规划。与此同时，对上级机构也有要求，当上级接到县上报的图籍后，要认真审查，必须认真去考察这些水利工程是否应该修建或修复，开工时间是否恰当，征集劳役的方法是否合理，所需要的工程钱是否属实等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水利工程的成功，又能避免官员欺下瞒上，虚设工程，谎报成绩的现象。还有对兴办水利的官员“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筹奖”[1]。不仅如此，奖励的依据不但看兴办水利的次数或规模，而且还要看到功效，主要是根据受益田亩多少、扩大种植面积多少而定。对于那些失职者、虚冒者、扰民者进行惩罚。这样就提高了水利管理机构的效率，增强了农业防灾的能力。

二、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它可以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通过对农田的灌溉，不仅能能保证按时耕作，还能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和收获。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管理。

尧舜时代，中国已经开始兴修水利，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和利用水利来发展农业，灌溉田园，《尚书》中便记载有鲧和禹治水。经过禹平水土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农业时代，其后历经治理，使全国各地均享河渠灌溉之利。《周礼地官》记载说：“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遂注入沟，沟注入洫，洫注入浍，浍注入川。故田亩之水有所归焉。”这说明当时的灌溉排水系统发达，百姓得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管子》一书中强调主管农业的官吏必须承担起兴修水利的职责，“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早，有所粉获”。这时的人们也已经学会兴修大型的专门灌溉工程。根据史籍的记载，魏国的西门豹和史起的漳水渠，秦国的修建的郑国渠，都是当时的名渠，灌溉面积达数万顷。《水经注》记载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这里写的是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这项工程的建设，一方面减轻了岷江两岸的灾害，同时也灌溉了沱江水域成都平原十余县的田地五百万亩。汉代水利工程规模更大，渠道长达数百里，且兼收航运、灌溉、防洪多目标水利的效果，奠定了后代兴建水利的基础。宋代更是重视水利建设，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水利的发达，有助于土地效力的增加，也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农技创新和推广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开始用石木工具种植农业。唐尧时期，姬弃因为善于农耕，懂技术，尧即“举弃为农师”，弃亲自教人们耕种技术。到舜时，命弃主管农业生产，官名“后稷”。后稷之兴，推动了古代农业的推广。商和西周时，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石木工具明显改进，青铜工具开始用于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使用铁器农具并且得以推广，牛耕也普遍流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两汉时期，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有了更大的推广。从考古发掘看东北起辽东半岛，西北至甘肃、新疆，西南至云南、四川，南至广东，都有汉代铁农具的出土。此外，农具创新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从垦耕、播种、灌溉、加工和清洁等方面都有了很多改革和创造，如耦犁、耧车、翻车、水碓、风扇车等等。从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比较重视农业的推广工作。《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说》曰：“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在推广的过程中，赵过还创造出一套农业技术的推广程序。以代田法为例，赵过推广代田法用了三个步骤：第一，他亲自试验，验证代田法的优越性，以便于推广。第二，借用行政力量和生产骨干力量，建议“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使适合代田法耕作区的官吏和老农去京城学习方法。第三，他们回来后先在公田和“家田”上重点推广，其后全面推广。这样，赵过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将农业科技推广开来。赵过之后氾胜之又在关中一带推行区田法，区田法在耕作要求方面比代田法高，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农田丰产技术。

宋代的农技推广主要体现在种子方面。宋太宗时，何承矩主张在河北推广稻种，并亲自在雄莫、坝州、平戎、顺安等长达六百华里的地区内屯田种稻，使农民从种稻中获得增收，大获其利。宋代“占城稻”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量种植，这与宋真宗亲自过问推广有关。大中祥符四年，江、淮、两浙旱灾，水稻收成大减。五年，真宗派人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植，并公布种植的方法，号召人民种植。六年，真宗在玉宸殿上种植“占城稻”，稻熟之后，带领近臣参观，收割完毕，又运至朝堂，以示百官。他亲自过问推广，加快了占城稻的推广速度，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古人尚且如此，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四、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完善、农业硬件设施完备、技术先进这一切都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外在原因，最主要的是要想搞好农业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支撑。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能，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是关于水资源的保护，水是“万物之本源”，不单农业，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存亡。《史记·周本纪》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由此可见，水的重要性。儒家曾经提出通过加强对水利设施的管理从而合理农业用水。而古代司空管理水利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就是根据季节节律来决定蓄水和泻洪的问题。因此在对水的问题上不仅要做到“开源”，还要“节流”。其次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如果说水是农业的命脉，那么土就是农业的基础。土地问题，自古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国语·周语上》记载卿士召虎（穆公）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怎么样来保护土地呢？《管子》认为应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它指出，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农村相对狭小，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它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最后是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先秦时期，人们就反对滥砍滥伐，履行“时禁”，以保证树木的正常生长。《荀子·王制》记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但是当时仅仅是禁止在二三月间草木生长季节砍伐树木，目的是为了“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汉代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森林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巨大作用，《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曾提出“斩伐树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由）此也”，把对山林的滥垦乱伐，与水旱灾害的发生直接联系起来，对保护森林的意义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在民间则通常是通过设立“护林碑”和林（树）神崇拜等形式，对森林进行保护。

五、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经济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而且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首先，我们的政府可以借鉴古代农业宏观管理思想中的精华，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对农业进行宏观管理，加强政策确保对农业的持续投入。其次，我们仍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开发水能资源，水利灌溉仍然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该在吸取古代水利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对农村旧有的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水源工程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新技术。最后，要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布白”；思维过程

“布白”一词源于中国传统国画艺术，画家画画，总要留点空白，目的是留给欣赏者遐想的余地。一幅画，如果画面被全部填满，一点空隙不留，那一定不是上乘之作。“布白”是处理空间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也应用在许多艺术种类的表现手法上。同样，现在的课堂教学，总给人太“满”的感觉，时间也被占据得“满满”的，如果适当给学生一些“留白”，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教师的地位，犹如产婆，产婆也只是助产，而不是自己生产。布白便是激发学生的潜能，让学生“生产”的最佳方式。

一、在知识上“布白”，让学生自我构建和完善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面对一种不完全有缺陷或空白的格式塔（即“完形”）的刺激物，就会在知觉中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急于要改变它们并使之产生成为完美结构的倾向，从而形成积极主动地去“填补”“充实”的心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他们探究并解决问题的兴趣。例如学习经济全球化历程。根据史料笔者问学生，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从天而降吗？带着问题，开始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进行了回顾，以表格形式总结已经学过的与全球化有关的知识点，让学生思考它们与全球化趋势的关系。大多数学生用了十分钟完成，从思维角度，这种“留白”有利于思维的敏捷性，从记忆的角度，有利于学生巩固已经学过的知识点。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有经验的老师往往只是微微打开一扇通往一望无际的知识原野的窗子。”在课堂上，把某些知识有意识地留下不讲，给学生暂时性的知识“空白”，这就会使学生迫不及待地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去寻找，去发现。这种“填补”的意识会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使其高度集中注意力，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例如：中国历史上对于人物评价变化最大的当属孔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被推崇为圣人。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佛道两教逐渐融合，出现三教合流的趋势。宋元时期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改造的儒学思想为封建统治服务。至明清，儒学的主流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后为了当皇帝，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这些都是历史上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推崇的史实。也有对孔子批判和否定的，有哪些？为什么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对孔子的毁誉不一？笔者没有直接给出所有的回答，只是帮助学生搜集部分有效的学习资源，留出空白让学生去搜集、整理、归纳（比如否定孔子的有中，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在他们主张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学生搜集有关史料，通过独立思考，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通过知识的“留白”可以培养学生提高自己的历史分析能力，在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中，感悟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在运用抽象思维对史料进行辨析中，建立信实的论证体系，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二、在思考上“布白”，让学生的思维过程充分展现

“教师中心论”“教材中心论”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力。在此影响下，依赖教师，迷信教材成了不少学生的学习模式。上课“认真”地听讲，“勤奋”地做笔记，“苦苦”地背教材。从表面上看，学生在一系列行动中忙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学生的大脑始终处于“休眠”状态，未曾活跃起来，去积极面对知识和问题。一问题设置后，学生即在心理不平衡以致剧烈冲突而又积极渴求解决矛盾之时也正是孔子所谓的“愤”“悱”之时，对此，教师应及时相机诱导，使学生能领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点燃智慧火花，这就需要设计问题，给学生一段空白去思考，去探究，是布白恰如其分，与学同步，和谐统一。例如，在讲到“重农抑商”政策时，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学生对这个知识点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从“是什么”的角度，教学任务已经完成。笔者并不满足于此，进一步提出，既然重农抑商，那么宋朝的商业为什么空前繁荣，学生一楞，这一楞，“布白”的作用就大，学生表面凝神屏息，而头脑却翻滚奔腾、天马行空。这样通过创设疑难，把学生置于“探索者”的位置，让学生随着历史知识的展开，积极思考。紧接着笔者又提出，西欧的封建统治者不仅没有“重农抑商”，反而采取重商主义，积极发展工商业。为什么中西封建统治者对待商品经济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呢？这样的课堂提问，在思考上“布白”，使学生经历智力加工的过程，得到思维层次的升华，比教师“满堂灌”来得深刻。思索上的“布白”适时设置也可用在化解如何理解抽象的概念性知识的难题。例如，为了理解孔子“仁”的内涵时，笔者以一则故事情景切入:春秋时候，有一个鲁国人三次参加战斗都当了逃兵，当他第三次被抓回来时，将军问他为什么总是开小差，他说：“我家中只有一位老母，我要是战死了就没人养活她了。”这时，笔者问学生如果你是那位将军，你会如何处置？原因？在此，笔者没有马上将大将和逃兵的故事结局直接和盘托出，而是巧妙“布白”，赋予学生历史当事人的身份，让他们设身处地去思考“大将军将会怎么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学生）如果是那位大将军会怎么做？”由此，学生来了兴趣，表情兴奋，由“布白”带来的积极思索和角色体验使学生参与着学习活动，也就间接参与着“历史”，感受和体验着历史。随后，笔者因势利导，在说出将军的仁爱处理后引出孔子怎么看待此事，进而引出知识核心“仁”的概念，有了前面适时“布白”带来的积极思索和感性知识的铺垫，可以使学生由表及里，由历史现象到本质特征理解这一知识主题。

三、在情感上的“布白”，唤起学生积极的情绪体验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进行历史课堂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教学活动的材料。但并非学生只要通读教材就可以达到感情升华、情感内化。在教学中通过适当“布白”唤起学生内心积极的情绪体验。在讲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海峡两岸关系的进展这一目，对于统一是两岸人民的人心所向笔者没有简单的说教，而是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半斤香油》。教室异常安静，我适时展示余光中的诗《乡愁》，没有多余的话语，就在这短暂的半分钟，学生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乡愁——民族的心结，祖国统一是两岸人民的民心所向的认识和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涌动着，两岸一家亲油然而生。在情感体验的高峰中获取知识，其效果胜于空洞的说教。在讲到世界大战时，课本对大战的教条化叙述模式使得战争缺乏真实的矛盾冲突，部分学生甚至对战争表现为兴奋、刺激，这对情感态度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也没有构建作用。为了让学生感受到一个有真实人物的苦与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选择了《钢琴家》这部二战题材电影作为切入点。《钢琴家》并不是虚构作品，它是根据波兰钢琴家斯兹皮尔曼的纪实回忆录改编。笔者精心选取部分片段：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当看着族人、家人一个个被残酷的杀害；当每天躲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害怕被世界所遗忘，但唯独遗忘才能生存；当一条番薯甚至一粒米也成为生命延续的动力……看到画面，学生屏住呼吸，深深震惊于生活在那个战争年代的人，他们心理上到底承受着什么。我没有给学生什么固定的启示，在课堂上大胆“留白”，给学生尽可能多的思考时间，让学生在真实的历史细节中去自己感受和思考，给他们思维的起点，但没有限定他们思维的终点。从课后学生提交的感想，有的收获积极乐观的心态，有的收获珍惜和平的想法……产生很多人性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历史教学中的人文追求。教师课堂的“布白”，对学生而言，是其实实在在的思索、考虑的过程，是其实施信息内化、强化的过程，是充实头脑的时刻，同时无声引导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有些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节奏较快，学生没有喘息的机会，疲劳、注意力分散随之而来，教师累，学生也累，效果却不好。有时只须寥寥数语，加上足够的“布白”让学生思考片刻，顺应学生的思维走向，学生既能在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智慧和乐趣，又完成并超越原定目标，历史课就能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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