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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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1篇

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及传统医学思想教育的困境

1．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

医学名著《千金方•大医精诚》中系统的阐述了为“医大者”应具备的素质要求和职业操守。《大医精诚》在要求医者具有精湛医术的同时特别强调“医乃仁术”的观点和要求。儒、释、道诸家道德观在《大医精诚》中均有体现:儒家———“医乃仁术”、佛家———“大慈大悲”、道家———“无欲无求”，为行医者树立了可谓“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的美德风范。“大医精诚”对医生群体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医生的要求过高甚至太过苛刻。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环境下，医生作为职业人，也有形形恰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阐述的各类现实需求。一味地强调为医者必须“大慈大悲”“无欲无求”，并且会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凡是医生就必须看好患者的病，且必须‘无欲无求’，不计付出和回报”的不良氛围。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应用和保健服务不断更新升级面临种种全新的、现实伦理问题需要应答，而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多元化让我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层面陷入困局。

1．2传统医学伦理学“译介－嫁接”方式在本土医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困境的探源

中国的医学伦理最先引介于西医，是一种“译介－嫁接”的舶来品。这种“翻译－引介－消化－推广”的方式，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水土不服”:西方崇尚“自由”“实现个人价值”，医学伦理学也充斥着职业人观念，互利互惠;而我国传统医学道德观———“大医精诚”要求行医者“无欲无求”“大慈大悲”“精诚仁朴”，两种观念有一定的冲突，在实践过程中让医生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翻译－引介－推广”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造成观念滞后于社会现实。在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材范式层面，现行诸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概念欠规范，内容不准确”“内容较为雷同，目的性不强”“重知识，缺能力培养”。目前大致有三类范式的教材:其一，罗国杰教授将理论与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之范式;其二，在美德伦理框架下，强调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范式，该种范式以廖申白教授相关作品为代表;其三，王海明教授将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规范伦理学在个人和社会视角下相结合的范式。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习惯采用“4+1”，即四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一门形式与政策课，以教师讲述为主，多为大班教学，缺乏师生互动和社会实践。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思想教育”的培养方式，更让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为薄弱环节。早在1983年，一些医学伦理学家就呼吁将医学伦理学引入大学课堂，帮助医学生确认并澄清生物、医疗过程中的相关道德问题。尽管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但其教学成效欠佳。

2“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2．1协同教育是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效途径

生命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及其各自的传统伦理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视“舍生取义”“重集体协调、轻个人理想”，形成了极端重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的内在修养提高。而西方文化重视自由、平等以及效率，追求个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个性自由。西方社会在宗教的长期影响下，强调社会成员享有在一定约束下的最大个体自由。相应的医学伦理学是一种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约束，医生享有在约束下的最大自由。但是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文化上的各自封闭和相互独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提倡尊重、宽容、合作以及相互消融，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理想追求。

2．2有利于重构医患和谐的良好局面

医患矛盾突出已成为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不争的事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约为7万件左右，每一起事件都会令眼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患矛盾突出在溶蚀医(护)患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关系的同时，也招致社会舆情对医生职业群体的污名，并摧毁着医生“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医生职业群体形象的塌陷除了个别媒体不良渲染和推波助澜外，与医生的道德素质滑坡有着极大的联系，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失败。“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为学校开展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出便捷、可行的教学范式，为医学生提供出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为政府和社会营造出和谐的医疗环境。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等诸多利益主体相互协调，寻求达成各方互惠互益的共识条件。

2．3协同教育是对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医精诚”医学人文精神的至高要求，是对历代医家医术医德的高度概括，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的具体体现。“大医精诚”既要求医生要有精湛的医术，又要求行医者有高尚的医德。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是医务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准则，也是对医师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要求的经典概括。大医精诚精神的重塑和重视，极大地传承和发扬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文明薪火传承的可贵写照。在“协同创新”被提出的当今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不仅是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必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批判吸收先进文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资源平台，实现知识共享，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多样化的协作，促成文化的跃升。在吸收西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教学经验的同时，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将中医文化精髓之“大医精诚”精神融入生命伦理学，是做好我国本土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明智之举。

3协同中西医人文精神并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

3．1合理引导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以营造良好的氛围

信息时代，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影响公众价值判断、触发社会焦点事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积极引导、合理动员、正确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中西医文化协同发展，并充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例如，一些医学伦理学科研组织或机构，利用网络平台，普及“大医精诚”和生命伦理学知识，关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针砭时弊，提出促成“大医精诚”与生命伦理学协同创新，共同作用于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

3．2重视生命伦理学科研的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的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不佳，学校重视不够。在国家“政策之窗”尚未打开———问题源流(ProblemStream)尚未形成、政策溪流(PolicyStream)尚未面世、政治源流(PoliticalStream)尚未萌发的状况下，仅仅呼吁政府为“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应该致力于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探索，并促成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例如，相关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组织可以召开主题研讨会，通过广泛参与、多方讨论、集思广益，促成中国医学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协同发展，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参考样本。又如，相关科研平台可以公开招标，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目前处于研究薄弱环节但亟待改善的医学生思想教育相关问题。

3．3利用MOOC、“翻转课堂”等革新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模式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能力是在医学教育实践临床过程中医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和孕育。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已经成为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学生克服只见病不见人，忽视人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制约因素的影响，从而达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善与和谐。这一执业技能的掌握不只与医学生――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个人发展相关，更与我国医学教育的实践发展、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医院的发展密切相关。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模块建设

人文医学的概念有很多种词义理解，笔者比较赞同贺达仁教授的观点。他将医学分成四个部分：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与人文医学。他认为人文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医学是考察医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提高医学活动主体的素质和社会功能的学科群。①医学生医学人文执业技能培养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技能培养的实践性特征，医学人文执业课程在医学人文学科群的基础上又必须增加与执业相关的技能，因此在医学生医学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教育阶段的核心问题都必须始终围绕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而展开。

“实用技能类”课程一般在临床实习阶段展开，但缺乏相应的课程体系。大多都是在临床教育阶段开设一些讲座，进行一些专题培训。笔者所在学院院主要结合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内容进行专题培训和讲授，主要有以下六大模块：医师概论；医师法律与法规；职业素养；医学道德；医护人员沟通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有效进行体势语言的交流。按照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概念特征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医学专业技能、职业价值、行为态度、伦理道德是对医学生的最基本的要求。人文医学实用技能类课程必须始终围绕这些基本要求展开。因此该教学模块必须强调实用性。要将“基础理论类”课程模块所学内容诸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通过该模块进行实践。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在学生临床见习、实习过程中向学生讲授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法律素质、医患沟通的重要性，使医学生认识到敬业精神和医学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内容，医务人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法律责任是医学职业的基本要素，如医患沟通能力是医学生临床实践阶段重要的人文医学执业能力之一。其他很多技能都要围绕医患沟通的培养展开。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我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要求：“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所以在临床实践阶段必须以医患沟通为主线在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加强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课程教育的序惯性和实践性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应渗透在整个教育阶段。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第一学期开设“中医发展史”课程，使学生了解掌握中医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了解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科学状况、意识形态与医学发展的关系，了解影响医学发展的主要因素。限定选修课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如中医哲学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了解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文化特色，理清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体用关系；从而为系统学习中医学打好基础并有助于体认华夏思维方式，为继承发扬中医学的精髓，为将来从事中医药学临床、科研做好前提的理论准备。在整个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培养中要结合专业基础课着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学生实施人文教育的意识、能力以及法律法规意识。

医学人文课程仅在医学教育的前期开展，同时学习的是医学基础课程。而当进入专业课和临床实习期后，并没有专门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这和国内的大部分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情况相符。笔者所在学院院在实习前一学期只开设《卫生法学》课程。而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包括多个方面，有认知的、也有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如果说专业学习有赖于专业实践，那么人文精神的塑造、综合素质的提高则有赖于积极的生活和行为养成。医学人文执业教育应贯穿医学教育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习阶段又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所提出的医学人文执业课程模式始终必须强调理论和实践教育的结合，必须结合医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笔者曾做过问卷调查“当你作为一名医生，类似SARS的传染病再次来临，你会怎么办？”大一学生选择“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冲上去”占80%，而大三学生大多选择“这种事百年不遇我不一定能碰上”，临床实习学生选择“轮着上则上，轮不上则不上，领导让上则上领导不让上则不上”占60%。这说明医学生在每个阶段对医学的职业认同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阶段的医学人文执业技能教育必须要有所区别。广州医学院就将医学人文教育的整体渗透分四个阶段进行：准备阶段――基础课教学使大一学生在教师讲授和部分临床见习过程中早期接触临床，接触病人，早期进入医生角色，树立终生为病人服务思想；渗透阶段――专业基础课程以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增强人文医学执业能力为导向；强化阶段――临床课程教学内容充分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的要求，实践教学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学生实施人文医学执业能力的意识；反思阶段――临床后期开设“医疗实践法律处理”、“医患沟通能力实践”等医学人文课程，使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反思临床问题，从而获得感悟与提高。

国外医学院校五年期间医学人文课程始终贯彻医学教育的始终，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贯穿医学教育四年时间。而在临床实践阶段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则注重与医技、职业道德相互融合，重视伦理学、法学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关注与社会有关的医学人文素质的养成并开设医学人文应用类课程。人文医学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医学实践教育必须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核心。近年已有很多国内医学院校包括我院已经借鉴国外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的方法开始提出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理论课程教育―临床实践教育―社区医疗实践――终身培训教育”的模式。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临床实践教育的多途径性

临床实践是培养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重要阶段，是医学生从教学走向临床的第一步。这一阶段对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大多落在了各教学实习医院身上，医学教育的实践性特征要求医院必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院和带教医生是医学生走向临床实践教育的第一任教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影响都特别大。在教给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要通过自身示范作用教会学生如何与病人沟通，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关心病人、尊重病人、爱护病人，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乐观的生活态度，树立高尚的医德。在实践中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为以后的和谐行医、依法行医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加强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临床实践教育可以从多个途径开展。2008 年教育部、卫生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指出：“医学院校必须依据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制订符合本校实际的课程计划。”目前，人们对医疗的需要已转向康复、心理治疗、健康教育、老年性疾病等医疗服务上。大多医学毕业生将成为社区医疗服务人员，社区医疗服务满足了人们对医学发展的需求。人文医学教育要结合基层卫生保健体系的需要，以社区为导向，确保人文知识的学习运用与医学、卫生保健的需要相结合。在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尤其在临床实践阶段可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社区，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使学生能够在耳闻目睹中亲身感受和体验医学人文精神，提高服务社区的医学执业工作能力，培养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在实践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来自社会实践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与校园中单向传输的教育效果相比较，前者更富深刻性、持久性和丰富性。（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本文系2008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教高〔2008〕498号）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3篇

摘要：现今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索取已经达到一个疯狂的程度，小到食品大到航天工程，无不体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但是否科学技术都能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呢？本文前半部分给出了答案，并在后半部分分析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重新审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关键词：科学技术 社会发展 疯牛病 原则 制度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的根本性问题。以上种种都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和人自身生存的一部分，已与人处于非常难堪的矛盾关系中。如何规范和控制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协调人与科技的矛盾，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下面就几点谈下如何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一、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二、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BR）；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 workshops）等。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三、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四、制度化的咨询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

最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规定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总要求时强调，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科学”，决非仅指作为一种物质手段或一门技艺的科学物质形式，而是突出地强调了以科学精神为重要内容的一种现代意识。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种种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本身并无止境，对科学的各种担忧和疑虑都可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呼吁：“请善待科学”。

参考文献：

[1]刘晓玉，童继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02期.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4篇

当代道德教育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重大论题。西方教育家在19世纪初提出了“生活教育”之名，陶行知作为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德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赋予了生活教育新的内容，形成了生活德育理论体系，并倡导开展生活教育运动，主张道德教育的根本不在书，而在生活。生活德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灵魂，也是学校教育的灵魂。生活德育论旨在培养“完满的人格”和“真人”，这也是生活德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1]。结合医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生活德育论中的诸多内在相关性，梳理了医学生道德教育中学习和实践生活教育论的几点启示。

一、医学道德教育的根基在生活

1.医学的特点决定的。医学作为人学，是人类探索生命的理性活动，以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为起点，是一种爱人之学和人道之学，同时，它与伦理学同源[2]。对于生活，经典作家这样理解：生活是属人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人是生活的主体。我们的世界不可能脱离人的日常生活而超乎其外，人则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其中。医学的特点和生活的本质的共通性，决定了医学道德教育要植根于生活。

2.医学生成长的需要。从医学生成长为医学人才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医学生的道德教育要充分体现“德”，就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在长期医学实践过程中，人人是患者，人人皆医生，这是医学的哲学关系。在医学生的成长中，教育者要使得他们的认知基础、情感反应和行为习惯都趋向真、善、美。成长中的道德追求是教育者的目标，更是医学生的学习过程。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医生要“医学操术精”“宅心仁”“持行廉”，这些都要回归生活。

3.医学教育实践的目的。医学教育是终身教育，它横跨教育和卫生。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医学生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培养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人文精神下的人文能力，最终目的都是使医学生在成长为医生的路上拥有一种人文自觉和文化自觉。最终实现解除病人痛苦的医学目的。

二、医学生道德教育要重视医学生的主体意识

1.主体性德育是重要的教育观。任何教育教学都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一项系统工程。传统教育教学中以教师为侧重，忽略了学生主体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和不得不服从的教育境地，将会对教育产生制约和阻碍。对医学生的道德教育，要以学生为本，重视他们的反应和需求，聚集他们的能量。重视医学生的主体意识在于改变一味灌输的教育方式，更加关注医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实际和情感需求，在教育主导的基础上，让不同学习阶段的医学生充分体现自身的特征和气质。不断关注他们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重视医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内在道德需求，医学人文行为的规范才能落地生根，才会培养出有知识、有人文情怀的医学生群体。重视医学生主体性意识，在医学生中实现医学宗旨：关爱病人和解除病人痛苦的过程中，才能呈现出求善、求美，主动关注患者的情感和关注人性、体现生命价值和彰显人之为人的切身感受。医学生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在于主体性德育观，在于认识和尊重医学生主体意识。

2.主体性德育是重要的方法论。重视医学生主体意识在于重视调动和挖掘医学生主观能动性。通过教育教学模式的改变，诸如启发式、互动式地激发医学生自觉地参与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诚信、友善、法治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和思考中。当医学生的自我能动效应不断凸显，师生的情感交流更多、更广、更自然，那么德育的认知认同的教育才能得到提升。医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知识的传递是容易做到的，不容易做到的是传递的知识能抵达学生的内心，触动其心灵。朱小曼教授认为，教育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认知的，感受到什么、体验到什么才是更重要的[3]。教和学的过程中，认知和体验是相互整合、相互支持的教育，这个完整的教育必须通过教育生活化来实现。对于医学规范价值、医学伦理基础，只有调动并挖掘出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接收后才会细心体会和认真琢磨，才会避免看到“我说你听”的独角戏。在医学生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就业思想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注重专业、外语学习的氛围、缺少关怀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的生物医学诊疗过程，被分解的科学整体、人文服务理念淡薄、人文教化作用缺乏等等，都体现着德育指导的缺位。

3.主体性德育重在实践。主体性德育实践，是生活教育的要求。对医学生而言，一方面，自由环境是实现“主体德育”的前提条件。对医学生的道德教育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在参与医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见习、实习的实践活动中，善于发现医学生的道德力量。日常生活的言行是检验教育的战场，更是培养道德的阵地。另一方面，开放教育是实现“主体德育”的基本保证。医学生的道德教育如果仅仅局限在课堂、讲坛、座谈等理论的追求和评价上，坐而论道地进行，而没有延伸到复杂多变、多样而平凡的日常活动中，那么日常言行的观察、道德行为、人文素质的评价和矫正就会缺位。与人沟通、待人处世、参与集体活动、临床实验、见习和实习阶段、志愿服务、就业等多个过程，都是医学生道德教育的阵地。医学生在摄取人文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实践中磨炼和检验人文知识的吸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经过反思和调适的过程。因此医学生道德教育应该向社会衍生，将各种社会场所都扩展为德育的场所和范围。医学生要在自由的环境、开放的空间中，一方面获取医学人文的观念，另一方面获得医学道德实践的方式。

三、医学生道德教育要挖掘生活化德育的模式

1.创设生活情境，追求德育生活化。医学生道德教育培养生活化，要从创设生活情境开始。可以从医学生的全部生活出发，寻找其中可能包含医学道德教育的因素和方面，注重引导创造和设置情境，开展生活德育，指导医学生把人文素质的培养回归到生活的世界，引导医学生“真用”“用心用”“习惯用”。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代表正面和积极的机制取向，其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道德意识一旦形成，就可以起到指导和制约道德活动的作用。医生享有道德权利和义务，道德的关键是启发内心的善良和同情，“德高医粹”是医者的根本追求和职业精神的精髓。《医学生誓言》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4]要在创设的生活情境中注重表达医学生道德理想，使得医学生的道德教育一方面有医德的支撑和约束，另一方面要有高尚的道德精神，来引导医学生对公正平等对待患者、诚实慎言守密、信任尊重爱护等医学道德内涵进行诠释。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心理学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思想；技术手段

心理学研究包括了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心理学的应用是通过技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涉及到心理学应用的技术基础、技术思想和技术手段。对于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来说，强化心理学的技术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目标，在心理学的方法论的探讨中，就包含了关于心理学应用技术的考察[1]。这涉及到心理学研究有关技术理念的生态学的方法论[2]，也涉及到心理学研究划分的类别与优先的顺序[3]。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有特定的理论、方案和领域的问题[4]，心理学的技术研究有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5]，心理学的技术应用有独特的途径和方式[6]，例如心理学研究中的体证和体验的方法[7]。

一、心理学应用的技术基础

科学是科学共同体采取经验理性的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技术也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一种由特殊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进行的特殊的社会活动。不过技术这种知识体系指的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各种人工事物与人工过程的知识、方法与技能的体系。

科学的目的与技术的目的不相同。科学的目的与价值在于探求真理，弄清自然界或现实世界的事实与规律，求得人类知识的增长；技术的目的与价值则在于通过设计与制造各种技术工具或人工事物，以达到控制自然、改造世界、增长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增加人类福祉的目的。

科学的对象与技术的对象不相同。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系统，包括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科学就是要研究它们的结构、性能与规律，理解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技术的对象则是人工的自然系统，即被人类加工过的、为人类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人工物理系统、人工化学系统、人工生物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等。

科学的语汇与技术的语汇不相同。科学与技术在处理问题和回答问题时所使用的语汇有很大的区别。在科学中只出现事实判断，从来不出现价值判断和规范判断，只出现因果解释、概率解释和规律解释，不出现目的论解释及其相关的功能解释。因而，科学只使用陈述逻辑，技术回答问题就不仅要使用事实判断，而且要进行价值判断和规范判断，不仅要用因果解释、概率解释和规律解释，而且要用目的论解释和相关的功能解释。

科学的规范与技术的规范不相同。科学与技术有不同的社会规范。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规范有普遍主义、知识公有、去除私利和怀疑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技术的发明在一定时期内却是私有的，属于个人或专利人。科学无专利，保密是不道德的，而技术有专利，有知识产权，泄漏技术秘密、侵犯他人专利、侵害知识产权等，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

有研究指出，技术哲学问题涉及下列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的定义和技术的本体论地位；二是技术认识的程序论；三是技术知识结构论；四是常规技术与技术革命；五是技术与文化；六是技术价值论与技术伦理学[8]。

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技术到底是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价值的，这是一直都没有厘清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技术本质的不同理解。换句话说，技术中性论者与技术价值论者眼中的技术可能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分裂”，这一点可能是造成技术中性论者与技术价值论者不能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在技术中性论者看来，技术即工具、手段。技术中性论者并不否认技术的应用和技术的应用后果是有善恶之分的，是存在价值判断的，但技术本身作为技术工具、手段却是价值中立的。中立的技术工具只有效率高低之分，而不应从善恶等价值尺度出发去衡量，即应该把技术本身同技术应用区别开。

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观点。从社会建构论者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出发，自然会得出技术是负载价值的结论。现代技术自主地控制着社会和人，决定着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技术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左右着人类的命运，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无须依赖人类的力量和社会的因素，技术有着自身独立的意志与目的，负载着独立于人的客观价值。

技术价值论主张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从过程论的观点来看，显示技术最初表现形态的技术发明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合目的的手段，手段承载了人的目的，因此也就承载了人的价值。体现在技术手段中的人的价值也是潜在的，是没有成为现实的价值，因此技术发明不仅体现了内在的客观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外在的社会价值。从技术发明到生产技术是技术形态的又一次转化，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过程，是技术的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即技术原理与技术发明中所承载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过程[9]。

二、心理学应用的技术思想

关于现代科学心理学的不同研究类别和研究类别的不同顺序，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设想和设计，这决定了心理学研究的定位和发展。当然，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中，原有的关于研究顺序的理解和认识曾经给心理学带来了影响和促进，但也给心理学带来了不利和阻碍。所以，重要的是了解原有的研究顺序，并且给出应有的研究顺序。

在心理学的演变中，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和技术研究的顺序曾经有过不同的变化。首先是理论、方法、技术的顺序。在这个顺序中，理论占有首要的位置或支配的地位。理论的范式、框架、假设、主张、观点等，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其次是方法、理论、技术的顺序。在这个顺序中，方法处于首要的位置。方法的性质、构成、设计、运用、评判等，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支配的部分。在这样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研究顺序中，技术都处在末位。显然，技术被认为具有附属的性质，具有从属的地位。这在心理学的当展中，是应该受到颠覆的。

心理学研究应有的顺序是技术、理论和方法，这是技术优先的思考。心理学研究的技术优先，重视的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定位、需求拉动、问题中心、效益为本。价值定位是指心理学研究者及其研究都应该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原有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主张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研究者必须在研究中持有客观的立场。但是，技术中心则必然要有价值取向。需求拉动是指心理学的研究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所拉动的，越是发达的社会，越是高质量的生活，就越是重视人的心理生活及其质量。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是心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问题中心是指，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以确定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核心。效益为本则是指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考虑怎样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在技术、理论、方法的顺序中，技术是由理论所支撑的，理论是由方法所支撑的。因此，所谓的技术优先并不是脱离了理论和方法的单纯的技术研究。

那么，心理学研究者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或者说心理学研究者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定位，就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根本转变，即从以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转向以心理生活为研究对象。心理现象是已成的存在，心理生活则是生成的存在。心理现象的研究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绝对分离，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官观察得到的就是心理现象。心理生活的研究则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相对统一，研究者就是生活者，生活者通过自己的心灵自觉来把握、体验和创造内心生活[10]。对于心理生活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生活规划、规划实施和实施评估。人的心理生活是创造性生成的过程，是人建构出来的结果，是人自主创造出来的。

其实，人的心理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遗传决定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的心理是后天形成的，是创造出来的，也是生成变化的。把人的心理看做是已成的存在与看做是生成的存在有着根本的区别，心理学研究应该着重于生成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心理意识不仅仅是已成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生成的存在，心理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着重于已经存在的心理意识，而更应该着重于创造生成的心理意识。在心理科学的推动下生成和创造出来的心理生活，才是合理的和优质的心理生活。

三、心理学应用的技术手段

有研究者认为，应该确立现代心理技术学的研究门类，即应用现代心理学原理及心理测验、测量、统计等技术手段，研究实际社会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问题。就个体来说，这是人员心理素质测评技术。人员心理素质测评是对人的心理属性的量化研究，就是运用心理测量、测验的方法对各类人员进行心理过程与特质的测量和评价。就群体来说，这是社会心理测查技术。社会心理测查是对群体的心理倾向性进行测量与调查。心理倾向主要包括社会需要心理、对人与事的态度、群体人际关系等。就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失常来说，这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商谈，使咨询对象的认知、情感、态度等有所变化，从而能适应环境并保持身心健康。心理治疗则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技术，矫治心理和行为障碍、精神（心理）疾病。就经济是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活动中心来说，这是经济心理技术[11]。

有研究者阐述了心理技术学的构成，认为心理技术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应该包括如下三个子系统：实验心理技术系统、心理测量技术系统和心理训练技术系统。实验心理技术系统的实验手段包括仪器、设备、器械、实验装置和相应的实验设计与数据统计方法，现代实验心理学除运用自身不断创造的先进仪器外，还广泛使用相关学科的先进仪器进行研究。心理测量技术体系包括智力测量体系、人格测量体系、非智力因素测量体系、能力倾向测量体系和神经心理测量体系等。心理训练技术系统又分为三个子系统：心理硬技术体系、心理软技术体系、心理技术经济体系。心理硬技术体系运用现代各种物质性技术手段，如物理、工程、生化、医学、生理、计算机等领域的物质手段，综合利用，构建心理学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物质化水平。心理软技术体系是将心理科学知识转化为应用的技能与技巧，不能是经验的东西，而是要建构成套的完整技术体系。心理技术经济体系是要进行心理技术的开发，培育心理技术的市场，增强心理学自身的应用功能，增进心理学自身的发展动力。同时，心理技术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会提高心理指导和训练的技术水平[11]。

人的心理不是已成的存在，而是生成的存在。所谓已成的存在是指，人的心理就如同自然天成的产物，是现成如此的存在，是客观不变的对象。所谓生成的存在是指，人的心理不过是后天建构的结果，是朝向未来的存在，是共同合成的结果，是不断变化的过程。那么，如果从生成的方面来看，人的心理生活与人的心理现象有着根本的不同，心理生活是人自主建构的，心理现象则是自然天成的。所以，心理现象是已成的。生成心理生活的根本方式就是人的心理体验，心理体验不是现成接受的结果，而是心理创造的建构。

实证与体证是相互对应的，实验与体验是相互对应的。这就是说，现代科学心理学中的实证的方法是与本土传统心理学中的体证的方法相对应的，现代科学心理学中的实验的方法是与本土传统心理学中的体验的方法相对应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实证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就成为了确立和保证心理学科学性的最为基本的准则[13]。这成为考察西方心理学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14]。实证和实验方法的运用也成为对文化心理进行研究和考察的核心。这体现在关于文化与自我的研究之中[15]，体现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质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中[16]，也体现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原则、基本理念和理论假设之中[17]。那么，除此之外的另类方法或内省方法则被列入非科学的范围之中。受到连带影响，传统心理学体验和体证的方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基。因此，发展中国心理学的重要任务是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扩展。

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倡导天人合一、心道一体，即强调不要在人之外或心之外去寻求所谓客观的存在。道就在人本身之中，就在人本心之中。那么，人就不应该到身外或心外去求取道，而应该返身内求。所以说，人是通过心灵自觉或意识自觉的方式，直接体验到并直接构筑了自身的心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所确立的是内省的方式，这种内省方式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了理解体证或体验方法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内圣与外王，修性与修命，渐修与顿悟，觉知与自觉，生成与构筑。

但是，体验的方法则有所不同。所谓的体验就是人的有意识心理把握心理对象的一种活动。这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认知，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理解，也包含关于对象的感受，包含关于对象的意向。体验的历程也是人的心理的自觉活动、自觉创造和自主生成，人通过心理体验把握心理自身时，可以是一种不去分离感知者与感知对象，不去分离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活动。在这样的心理活动中，人是感受者，也是体验者。

体证或体验的方法体现了如下特征。首先，体验是一体性的。体验就是人的自觉活动或心灵的自觉活动，因此，体验并没有分离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体验不同于早期西方心理学的内省。内省严格说来，仅仅是对内在心理的觉知活动。这是独立的心理主体对分离开的心理客体的所谓客观的把握，是把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活动转换成对心理世界的观察活动。因此，体验实际上就是心理的自觉活动，通过心理体验所把握的就是心理自身的活动。其次，体验是真实的。实证的科学心理学一直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强调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当作客观的对象，甚至不惜把人的心理物化。体验实际上强调的不是客观，而是真实，真实性在于反对以客观性来物化人的心理行为。当然，体验应该是客观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客观性是对虚构性和虚拟性的排斥，而真实性则是对还原性和物化性的排斥。体验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来达到普遍性。再次，体验是生成性的。实证心理学把人的心理看做是已成的存在，或看做是已经如此的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就是描述、揭示和解说已成的心理存在。实际上，人的心理也是生成的存在，是在创造和创新中变化的存在。那么，体验就不仅是对已成的心理进行的把握，而且也是促进创造性生成的活动过程，正是通过体验，人能够创生自己的心理生活。最后，体验是整体性的。人的心理直接以个体化的方式存在，个体的心理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这种个体化或个体性就变成了一种基本的原则，即个体主义的原则。这在很长的时间内支配着心理学的研究，包括对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研究。实际上，人的心理的存在内含着整体的存在。在中国本土的心性心理学看来，道就内含或隐含在个体的心中，这就是心道一体的学说，是心性的学说。那么，体验或体证就是体道，就是证道，就是弘道。这是心理生成、心理创造、心理建构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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