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伦理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技术伦理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技术伦理学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3页。
②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5页。
③[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④参见王前，杨慧民：《科技伦理案例解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38页。
参考文献：
[1]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技术伦理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命伦理；治理；
Abstract: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have brought a lot of serious ethical， social and legal Issues （ELSI）while it brings benefits for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open discussions and hot debatea among stakeholders related to bioethical issues， governance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ontents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examines the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Bioethics and biopolitics in China. Finally， the authors provid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bioethical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concerning th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Bioethics; governance.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下简称生命科学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之一，它们的发展将会给医学、制药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改善生活质量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引起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是负面效应，带来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技术前沿的研究引发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控制和减少其负面效果，需要解决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政策和法规。自20世纪50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机制。随着生命伦理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显著，许多国家不仅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建立了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例如，世界上约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政府一级的生命伦理委员会[1]，并且形成了各种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命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应的法规与准则也不断完善，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需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政策协调。由于生命伦理问题包含的领域广泛，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生命伦理问题已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上把生命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本文在分析生命伦理问题本质的基础上，以伦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这一新概念为核心，分析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伦理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一）生命伦理问题的本质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一系列非技术问题，包括伦理的、法律和社会的问题（ELSI），这些问题主要有：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有关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家庭伦理问题；由基因歧视、商业机密泄漏和利益冲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有关“扮演上帝”等议题的宗教问题；涉及到基因决定论、医学目的等的哲学问题；涉及到R&D资源分配、伦理审查制度的政策管理问题；涉及到生命科技立法和执法的法律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争夺与合作问题；生命科学研究和评价中的伦理学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是相互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堆积，其中伦理问题处于核心地位。国际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及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所谓生命伦理问题是指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医疗保健中的治疗和预防决策都涉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2] “应该做什么”或“该不该做”为实质性伦理问题，“该如何做”为程序伦理问题。其中，前者是生命伦理的根本问题，在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中，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做”。例如：是否应该开展生殖性克隆技术研究？是否允许人与动物的嵌合体？该不该为了达到增强后代的记忆力（或身高）的目的而干预生殖细胞系的基因呢？人类是否应该为了科学研究而在14天内毁掉一个胚胎呢？该不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强行采集珍贵的人类遗传样本呢？对于这些实质性伦理问题认识和解决的好坏直接关乎到对程序伦理问题及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应当如何做”是主要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措施，例如，在基因治疗中怎样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如何预防不良的事件，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应该通过什么样方式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如何权衡人体试验中的“风险”与“受益”，应该如何符合伦理地开展“治疗性克隆研究”。“该不该做”与“如何做”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反对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达到此目的；而当赞成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上如何做好的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触及关于生命、人和社会之间的根本价值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生命观、安全观和公平公正观。
1.生命观：生命科学技术使人干预和改变生物体与生命的自然本性，触及到生命观的核心。例如，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提出的重要伦理问题是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一个人何时成为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那么简单，不同宗教、文化价值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的反对者认为，胚胎干细胞来自早期胚胎，而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必定会损毁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甚至无异于“杀人”。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就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立足于他们的生命观。在他们看来，卵子受精的一刹那，就是生命的开始。而赞成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则认为，胚胎干细胞只是胚泡中的内细胞群，没有滋养层的支持，不可能独立发育成胎儿，所以它们并不是胚胎。与生命观紧密联系的是人的尊严问题。生命是神圣的，敬畏人的生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尊重。例如，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天主教人士就认为，为了销毁人类胚胎而制造人类胚胎，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2.安全观：这是贯穿于生命伦理各个领域的一个问题，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基因治疗、干细胞的安全性问题等。安全性是由于技术的不完善或可能的负面效果带来的，但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该不该应用、如何应用技术还是一个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与天然食品同样安全，但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安全隐患，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如何对待和使用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不同国家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起作用的就是伦理态度。对于安全性问题，需要根据“不伤害”的伦理原则制定技术安全性标准、安全性规程。
3.公平和公正观：生命科学的发展对公平和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在研究资源的分配、研究受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带来了面向大众还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等尖锐的问题以及各国怎样分享利益等复杂问题。
其他重要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还包括对生物技术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生物技术应用中的隐私和歧视问题、生物技术对专利权的挑战问题等。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做出伦理上的辩护，常常需要多学科的辩护，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法律。
（二）治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现代生命伦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人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等），而且每一个领域中，伦理问题与社会和法律问题缠绕在一起，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界、医疗界、学术界（哲学、法学等）、政府、私人团体、公司、公众等，各方在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随着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发展，生命伦理问题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
根据国际趋势，解决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影响到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是采取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通过各种相关利益者参与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英文中“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90年代以来，学者们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一词明显不同。罗茨（R.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3]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强调非正式的合作、协调，同行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方式。
科学与治理议题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兴起[5]，出现了一系列著作，[6]［7］[8]它指的是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者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9]
在治理的思想下，对于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生命伦理问题可以采取“伦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的解决方式[10]，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带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根据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看，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治理机制包括：（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2）制定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3）加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4）设立伦理审查；（5）促进公众参与。
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
生命伦理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全球对话，使国际社会建立一些共同的认识基础和评价标准。事实上，国际上形成的一些伦理准则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准则。例如，1948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典》为“二战”后人体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伦理指南。1963年由世界医学协会的《赫尔辛基宣言》更是将《纽伦堡法典》细则化，此后不断更新的《赫尔辛基宣言》反映了新时期国际社会对医学研究的伦理要求。1978年，由美国政府发表的《贝尔蒙报告》所倡导的“尊重”、“有利/不伤害”和“公正”原则被多数国家采纳。1993年世界医学理事会（CIOMS）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2年修订）成为指导各国制定相关伦理审查办法的指南。虽然对一些复杂问题，各国并不能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如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就“治疗性克隆”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各国对话和相互理解。
2．确定伦理准则和监管
通过制定具体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1）明确科学家的责任，使生命科学界和医学界有章可循，保证负责任的科学研究，预防科学界的不端行为；(2)保证生命科技发展中的安全，降低研发中的风险；（3）保证研究参与者和公众的权益，促进公众对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理解；（4）促进生命科技发展与国际规范接轨。
有了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行。发达国家在生命伦理领域都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主要的特点是：（1）在政府机构设立新的专门机构，或者明确、调整现有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分工。例如，对于基因治疗，美国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OHRP）和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等3个联邦机构共同实施监管。NIH下属的重组DNA咨询委员会（RAC）和生物安全委员会（IBC）分别负责对基因治疗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和政策咨询、风险评价和研究监控，FDA也负责对基因治疗的监督和审查，OHRP侧重于对受试者的保护；（2）在现有伦理准则或法律框架下出台针对基因治疗的实施细则。在基因治疗进入临床研究前的1985年，美国的RAC就针对体细胞基因治疗制订了指导准则——《考虑要点》（Points to Consider），并探讨审查此类研究方案的细则。
3．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
伦理规范、政策和法律法规是规范和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咨询是这些手段的重要基础。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和法规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生命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都设有专门的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咨询。例如，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当下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行政当局，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1997年英国多莉羊诞生后，美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是依靠国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建议。
4．伦理审查
为了把伦理指导原则和准则落在实处，把有效处理与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有效地保护受试者，必须建立一种正式的伦理审查机制。国际上普遍上采用的机制就是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是设在政府、研究机构、医疗协会、医院的决策咨询组织。为政府服务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依据公认的国际伦理准则和国家制定的伦理准则，从伦理学角度审查人体试验研究，保护受试者权益。
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它涉及不同的观点和学科，以便在科学研究自由、专业知识以及人权和公众利益直接之间做出调和。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例如生物学、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政府管理学等学科，在许多国家，通常还会有宗教学专家。另外，往往还会有一名非专业人士，如患者代表和社区代表等。生命伦理委员会可以给这些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人士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协商的平台，运用各种知识来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5．公众参与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相关的生命科学技术决策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意义不单单是从专家获得科学技术信息，而且科学家应该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形成真正的对话，这不仅可以充分反映民意，也可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
公众参与生命科学技术决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 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
二、 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我国第一部《生命伦理学》专著的出版（邱仁宗，1987年），有关安乐死和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全国研讨会的召开（1988年）以及对汉中安乐死案件和上海人工授精案件的公开辩论（1988年）。20多年来，我国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成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建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教材和专著。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卫生部，1998年，2007年），《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科技部、卫生部，1998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卫生部，2003年12月）；（3）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初见成效。1998年，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该组织在2000年改称“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也初见成效，包括医疗行业协会委员会（如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医疗/医院伦理委员会（如很多三甲医院都有医院伦理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如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药品生产的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4）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标志性的事件是， 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二）我国生命伦理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宏观管理机制缺乏
生命科学伦理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政部门。在我国，与生命伦理问题有关的行政部门（卫生部、科技部等）分立，很难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法规与管理办法，而在解决一些涉及范围广的生命伦理问题时，如基因资源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种全面的决策和咨询机构。
2．对政策法规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
近十多年来，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规范我国相关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例如，卫生部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1993年）、原国家药监局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1999年）和《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2003年），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在伦理规范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反对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但没有任何论证。
3. 伦理审查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的伦理审查体系已经初建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为国家生命伦理议题提供全面咨询和审查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如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其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审查制度无法真正贯彻落实，有时只是走过场；（2）科学家保护受试者权益的意识较差，保护受试者权益的防范措施有限；（3）对于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在生命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训还不普及；（4）相当多的伦理委员会委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伦理审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对自己的定位不清，对国内外伦理准则和管理法规了解程度也不够；（5）相关人员对伦理审查活动职责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伦理审查时有较强的抵触情绪等。
4．伦理意识有待于提高
在我国，与生命伦理相关的领域，伦理意识还比较淡薄。例如，在基因治疗伦理审查方面，国内有两种观点：（1）只要不违反科学原理和相关法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伦理审查；（2）既然西方已经充分讨论了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有较成熟的伦理审查制度，直接“拿来”，或略加修改即可，没有必要在小题大做。
赛百诺公司“重组Ad-p53腺病毒注射液”（英文名为Gendicine）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上述两种认识的片面性和严格监管的必要性。当国内媒体为之欢呼雀跃时，国际科学界却意见不一，一些科学家质疑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监管的严格性。[11]
5．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培训不够。
许多医院在医学伦理管理方面为保护患者的权益，把患者代表引进伦理管理委员会，但是多数情况并不成功，许多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说话，基本不发挥作用。
三、 加强我国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建设的设想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把生命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研究领域，大力推进，并利用其成果为国人造福。同样，我国也面临着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前沿进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应该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从“伦理治理”这一观念出发，建设和完善中国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伦理治理”一词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第一次由2006年启动的中欧合作项目BIONET引入中国生命伦理学界，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此项目由欧盟第六框架计划资助，英文名为Ethical Governance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Chinese - European Co-operation，中方把这一项目的名称翻译为“生物学和生命医学的伦理管理：中欧合作”。中方专家与欧方专家在对governance一词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方专家把governance解释为“管治”，认为好的管治应该有：好的管理条例，包括伦理上可以辩护的规范、条例的实施是可行的；条例的实施、贯彻，包括教育和培训；监督／督察；奖惩制度；管理机构；专项预算。欧方专家强调governance指的是非等级分层管理的术语，指相互合作、协调和商议，不仅仅在国家组织（例如政府部门、市政、法院等）之间，还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医疗机构、律师、学术杂志、病人团体等），不仅包括写下来的规则，而且包括非正式的工作惯例、同行间相互监督等。[12]中欧双方专家对governance的不同理解，客观上反映了双方实际所处的伦理制度环境不同，相比于欧盟各国，我国在规范制定及管理上比较落后，且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不过，也存在着认识问题。把governance解释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理”，没有充分地把握这一概念的意义。中国生命伦理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好的管治或管理，而且还应该加强，但同时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角色参与，并建立和发展更丰富的机制使不同参与者充分互动和合作，因此用崭新的“治理”或“协同治理”[13]更能表达governance含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政府、科学团体、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公众等各个角色共同参与的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开展前瞻性的生命伦理研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参与制定国际伦理准则，大力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建立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机制，主动、及时地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咨询
1.建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的协调机制。
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其职责是为国家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方面的政策咨询，规范和统一国家各个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准则，制定地方及机构伦理委员会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指导具体工作，培训人员。委员会可以在原卫生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组成。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建立和完善由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协调机制。
2.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生命伦理问题涉及不同的利益者，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利益不同，政策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地汲取不同利益者的意见，特别是公众的意见。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新情况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察新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例如，对于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应该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增加审查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方面的具体规定。
（二）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沟通科学与公众
国家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团体应该发挥团结、统一科学界的凝聚作用，发挥沟通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制定科学家的研究伦理准则，以各种形式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积极开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活动，例如，就生命伦理的某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开展科学界与公众界的对话，并吸取各种媒体参与。
（三）加强伦理审查
伦理治理的核心是加强伦理审查，促进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除了上面所建议的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伦理审查：
1.发展和完善各级伦理委员会。建立省级医院伦理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并给下属医院及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供指导、培训、咨询。机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本机构内研究方案进行独立、公正、及时的伦理审查，而且要对研究进行后续伦理监督和评价。有条件的医院和研究机构，应该单独或联合建立伦理委员会，条件不成熟的单位则可以通过已建立的单位进行审查。
2.明确并完善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能：（1）制订严格的入选和排除标准，以保护受试者和保证人体试验顺利进行；（2）伦理审查委员会应独立地从伦理和科学技术上把关，对方案做出同意、否定或暂缓的决定；（3）组织专家开展对研究者、资助者、各级伦理委员会成员、媒体和其他相关团体及个人进行伦理学培训，定期组织专家进行专题学术研讨会；（4）伦理委员会要建立网站，公布联系方式，广泛征求各界的反馈信息，并在网站上。
3.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各种的因素。委员会的成员在学科、年龄、性别方面的分布要合理，既要有生命科学、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应有法律、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既要有专业人员，也应有能代表社区利益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公众；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应多吸收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同时男女委员比例要适当，还应该考虑委员的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委员们应能胜任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时间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有明显利益倾向的人参与，以保证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4.加强生命伦理知识培训。由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类生命伦理机构（如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等）合作，对医护人员、机构伦理委员会委员进行有争对性、有步骤的培训，并针对具体伦理案例举办讲座、讨论会等，在医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普及生命伦理学知识及相关规范。
（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
加强对公众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促进公众参与决策。通过多种途径，使公众、尤其是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获取相关科学前沿领域的知识：（1） 医学广告；（2）科普读物（如、报纸、网络，等）；（3） 公开辩论（如口头交流、课堂教学、短期培训、民间论坛等；（4）专门的教育培训；（5) 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规、不良事件处理意见）；（6) 专业期刊和学术交流。在拥有了必备的科学知识后，公众参与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决策的程度和深度将会大大加强。
国家要确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促进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重大科学决策。公众提出的问题、建议应通过适当的途径为科学决策者采用，公众能对重大科学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追踪监督和评价。
(五) 加强生命伦理学研究
1. 加强中国生命伦理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情况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为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立法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消化吸收。消化吸收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最新成果，对我国制订生命科技前沿领域中的伦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以及解决重要的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增强，生命伦理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产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交流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4.向公众传播相关的生命科学伦理知识。生命科学伦理学界应该担负起向公众传播生命伦理知识的责任，提高公众的认识，使他们正确地了解生命高新技术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与技术伦理司，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指南1）[R]．法国巴黎，2005.68-71.
[2] 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3.
[3]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6-87.
[4]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5] S .Funtowicez. et al. Science and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R].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October 2000.
[6] Dimitris Kyriakou and Giorgio di Pietro ， EDITORIAL. The IPTS Report on Science & Governance [J]. june 2000. 6.
[7] S.Glynn，etc. Science and Governance :Describing and Typifying Scientific Advice Structures [R]. IPTS Report 2001. 13-16;24.
[8] John de la Mothe. Science，Tehnology and Governance[M]. Continuum.2001.
[9] 樊春良.科学与治理的兴起及其意义.科学学研究[J].2005，(1):9.
[10] Ethical Governance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Chinese-European Co-operation：2nd workshopReport[R]. Oct.2007. bionet-china.org.
[11] J.Wilsdon. and J. Keeley. China: The next science superpower?[R]. Demos.6.
技术伦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 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1］王文娟，李宏英.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j］.山西科技，2009，（3）.
［2］岳磊，蒋富强.略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j］.科学之友，2008，（12）.
［3］曹惠芳.科技行为的伦理思考［j］.沧桑，2010，（1）.
技术伦理学范文第4篇
徐礼平（1985—），男，江西新建人，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
项目简介：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编号：C-593）。
摘要：针对我国现代医学信息技术起步较晚，其伦理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的现况，文章分析现代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研究的意义，厘清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脉络，初步提出现代医学信息技术伦理问题破解方向。
关键词：现代医学信息技术；发展；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R-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7—0147—02
一、现代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研究的意义
（一）对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可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角度，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延伸、拓展。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目的主要是将伦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运用到医学领域中，以指导医疗系统的道德建设。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将可以促使医学伦理学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针对信息技术应用中的医学道德现象、道德关系、道德问题等进行分析，赋之以时代新气息，用新的视角来诠释医学信息化道德伦理理论体系，并更加广泛、深刻地剖析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为将来的医学理论研究提供依据。
（二）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在拓展医学伦理学研究范围的同时，还可应用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制定该技术的伦理规范。这对医疗界形成良好的行医风尚以及医疗工作者正确伦理观的树立有着积极规范作用。要使医疗工作者在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除了其人员本身所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外，良好的制度规范是其职业道德形成的先决条件。统一规范的制度与行为准则，可以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心理与行为的导向，使其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能有效改善不良的医患关系，强化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增强社会大众对医学界的了解与认可。自古以来，医务人员就肩负着救死扶伤、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使命。医德不仅关系着医务工作者本身的职业操守，更关乎着患者的切身利益。医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在新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这需要医务工作者在不断学习与完善提升自我医学伦理知识过程中，加强患者及社会大众对医务工作者的认可与信任。
（四）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可以为医务工作者提供相关的监督管理依据，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可据此制定出科学的监督管理政策。任何的伦理道德都需要规章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任何的规章制度都需要有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研究综合客观因素及实际情况，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制定出针对性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从而完善巩固医疗卫生系统中的伦理体系。
二、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一）国外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历程。2007年，欧盟开发出一整套新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该系统的优越性在于可精确检测疾病暴况和其他事故的潜在威胁，从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相比传统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功能来说，“新系统能够长期自动搜集和筛选1000多个新闻网站和120个公共健康网站上32种语言的信息，不仅大大拓宽了信息搜集的范围，其综合、整理信息的效率也有所提高。”2008年6月，日本政府了《经济财政改革基本方针2008》，正式提出该年度创立“尖端医疗开发特区”规划，此法规支持IPS细胞应用、再生医疗、创新型医疗仪器与药品的开发，标志着日本“尖端医疗开发特区”工程的正式启动。2009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7870亿美元资金“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90亿美元投资于医疗信息技术领域，用于使医院的医疗信息计算机化。以此为发端，美政府开始推出一种新型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放射学信息系统（RIS），以加入各种现有信息为基础，医院在随时随地获取病人信息报告的同时，安全性也大幅提高。2010年，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搭建N3网络，解决了医学资料传输的宽带限制，让电子病历可以在不同的医院之间相互转移，完成图像资料的动态传输，“并可以通过对全国的网络收集汇总的群体数据进行理解和数据挖掘，得出很多对公共卫生有帮助的信息。”N3网络覆盖英国的整个医疗网络，为构建全国性区域医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加强远程医疗网络系统建设，通过采用通讯网络来交换医疗资讯，为临床护理提供援助。借移动WiMAX网络，了解患者信息，使其跨域就医。医生也可以通过WiMAX网络快速获取患者的病史，危急时还可通过视频指示他人对患者进行急救，同时，远程门诊挂号对于有效防治病情、提高就医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历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及系统建设发展历程不长，主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计算机信息设备相对落后，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医疗的方式局限太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的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开始利用信息技术对药品采购进行集中招标，此举大大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自此我国医学信息技术应用进程开始加快。截至21世纪，我国一些国家级、省级医院开始将信息技术普遍应用于医疗领域，但其应用重点多以财务核算为主，真正用到医疗技术方面的信息技术还是跟不上医疗发展的需求。当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国医学发展带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的医学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2003年初，随着我国广东省首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发生，非典开始向我国各个省市地区蔓延。在这场灾难的面前，中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医疗中，并加大了对医疗的投入与医疗信息技术应用的支持。自抗击非典取得胜利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加大，公共卫生、农村医疗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2006年4月，我国医药信息学会在北京举办了“2006环太平洋医药卫生信息化峰会”。会议指出，我国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已有了明显进步，电子病历、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信息技术已基本普及到医学实践领域中，其技术也在不断地革新。会议还针对当时的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建设对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将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作为规范医学界科学管理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展望我国未来医学发展的前景。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其总体目标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
三、现代医学信息化伦理问题的破解方向
第一，医学院校或医疗机构应不断加强对医学生或医护人员信息技术的使用的培训工作，积极引导和规范医疗行业有关人员科学地运用现代医学信息技术，从而不断培养从业人员正确的道德伦理观。第二，不断增强医护人员的媒介素养，医学信息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需要医护人员对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具备分辨、获取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以避免因误差和信息分辨不清、技术使用不当而产生相关伦理问题。第三，不断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确保医学信息技术应用在应用前、应用中以及应用之后监督到位，以规避医学信息技术应用伦理问题的产生。第四，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确保出现伦理问题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而不断规范医护人员对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
[参考文献]
[1]俞梦孙.关于我国医学信息技术的发展[J].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08（02）.
[2]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陈苒，马莉.浅谈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对医学伦理行为的影响[J].中国医院管理，2008（08）.
技术伦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育；意识；教育技术
一、教育的本质
裴斯泰洛奇提倡自然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完美无缺之人[1]。斯宾塞的教育观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2]。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即交往，“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3]这些理解都有道理，但并未完全解答教育的本质。国内亦有诸多理解。比如教育的“生产说”“培养说”“个体社会化说”“交往说”“自我建构说”“生命说”“指导学习说”“自由说”“存在方式说”“文化传承说”“教育就是教育说”等[4]。这些理解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出发对教育进行阐释，仅仅描述了教育的某个侧面，并未揭示教育的本质。要揭示教育的本质，首先要看到教育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多种多样，比如科研、工业、商业等等。教育仅是其中一种而已。只是若无教育这种实践活动，人类自身再生产将被停止掉，社会本身就丧失了生产与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最后会导致人类衰落和社会倒退。要揭示教育的本质，还要看到其关涉人之生成。人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教育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要为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能够朝着特定方向成长与发展。这就是教育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区别。此种教育实践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教育实践，有着教育自身所独具的方式，比如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等。需要追问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究竟指什么？人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其自我建构和成长都是自主的和自由的。马斯洛和马克思的观点都表明，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的核心是意识目标的实现。意识实现其目标之后，结果反馈于意识自身，会使得意识处于一种新的状态和水平。这就是意识生长，它是教育学最根本之原理。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为意识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是教育之根本特征。“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这一判断或命题能够从已有学者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杜威说，教育即生长。其观点是对的，但没说透，因为教育是意识的生长。雅思贝尔斯说，教育即交往。其实教育不仅是客观的人际交往，更深层的是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个体社会化说”“培养说”“自我建构说”“文化传承说”等等对于教育的理解都能够从某一侧面或角度印证笔者关于教育的本质的判断。既然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人的意识的生长之内涵是什么？
二、意识生长的内涵
阿伦特将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思维指一种心智活动。其反面是“无思”。可将思维理解为思考。意志代表着人的一种精神能力，在这种能力中“意愿”与“不意愿”同时发生，象征着人的自由。判断指的是意识的反思能力。笔者认为，思维、意志、判断构成了意识的三种功能，或曰意识功能的三个维度。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从图中能够看出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意识指向外部世界。它可被划分为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此划分对应着哲学所谈及的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如此，我们就得到了意识内容的三个维度。将客观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科学思维、科学意志、科学判断。科学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静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指的是科学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思维。科学思维的目标是指向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体及其关系[5]。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是指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此种思考和认识的过程显然是一种意识活动。从意向性来说，科学意志体现着意识对科学的追求。我们能从许多科学家身上看到科学意志。比如诺贝尔为了研制炸药而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上百次实验，艾迪生为了发明电灯而不懈探索地做了上千次实验，居里夫人为了研究放射性物质而身患癌症。科学判断是对科学的反思。科学反思，就是对科学发生发展的历程、科学活动所带来的成就与危害、科学研究自身的逻辑等进行思考。科学反思与科学思维不同。如果客观世界是A，那么科学思维是思考A；如果科学思维是B，那么科学反思是思考B及B的结果。科学反思决定着科学意志的走向。将伦理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伦理思维、伦理意志、伦理判断。伦理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静态来理解。这是指伦理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伦理现象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它需要一定的伦理学知识做支撑。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伦理思维是指一种心智活动，此种心智活动表现为对伦理世界进行思考。伦理意志是对伦理的欲求。它体现着伦理精神。关于伦理意志，胡塞尔提出了意志真理。这指将伦理意志作为表征生命的整体意志。意志真理追求的是可能最好的生活，它是最高善的实现方式[6]。伦理判断是对伦理的反思。伦理反思不仅仅是对伦理思维及其结果，也对伦理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伦理相关的，都能够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甚至伦理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是伦理反思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判断是意识三种功能中最高位的，可以称之为意识元能力。伦理反思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其学术结果是元伦理学。将审美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审美思维、审美意志、审美判断。审美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从静态来理解。这指审美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美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审美思维指的是审美这样一种意识活动，或曰对美或艺术的思考。审美意志表现为追求审美精神。或者说，审美意志是对审美的欲求。它是意识对审美的倾向性。对艺术家而言，它是其“灵魂”。人们的审美意志不同，表现为对美之追求各异。审美判断也称鉴赏力判断。我们将其理解为审美反思。它不仅仅是对审美思维及其结果，也对审美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审美相关的，都能够成为审美反思的对象，甚至审美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能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以上九种意识活动整体表征着意识的内涵。理解了意识的内涵，就能来讨论意识生长之内涵。从意识功能与意识内容的3x3模型出发，可以将意识生长的内涵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功能在能力向度上的增长，即思维、意志和判断能力的增长。第二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不断丰富。通过九种意识活动的开展，意识的三种功能即思维、意志和判断以及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就会不断地生长。意识生长的条件是，需要为意识的三种功能提供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意识内容就是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中存在的能够被意识所加工的原材料。何谓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问题可从心理学出发来解答。维果茨基的“邻近发展区”概念可以用来判定哪些意识内容是“合适”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能够为意识内容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可以被用来做选择“合适”的意识材料的依据。厘清意识生长的内涵有助于深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从意识生长的内涵来看，这意味着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于促进人的意识在思维、意志、判断三个层面作用于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能力之生长。此种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符合哲学论的意识本质观。人的意识的生长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既然如此，教育实践就应为个体的意识的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样一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的意识能够朝着特定方向生长。人的意识是生成的，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教育不能直接干预人的意识的生长，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影响人的意识的生长。这种间接的影响方式表现在教育为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外部文化环境。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该如何被提供？这是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与教育技术学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