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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总体定位与中长期目标
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和高校科技中长期发展纲要,明确了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总体定位。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明确了高校科技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总体定位。 高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因此,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科技服务、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目标。推动高校的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基本建立定位明确、层次清晰、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建立自由探索式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有组织重大科研相结合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成一批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基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充分发挥行业特色学校的学科优势,集中力量解决一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提升各类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形成高校全方位多层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格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
2020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目标。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建成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基地和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涌现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人才和创新成果,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的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生力军,形成高校全面支撑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与建设的新局面。高校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源泉。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定位、分类指导、自主创新、交叉集成、引领未来、促进发展”。其中科学定位、分类指导是前提,自主创新、交叉会聚是核心,引领未来、促进发展是目的。
科学定位。在宏观战略层面上要明确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纲要的精神,更好地发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力军,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生力军等作用。同时要明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功能,科学研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和环节,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分类指导。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具有不同的目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策导向,使不同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实现有序竞争和共同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国家通过制定普通高校分类标准,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将我国普通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博士型、硕士型、学士型和专科型五大类。将研究型大学定位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应该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在探索科技前沿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进行权衡和优化,实现错位发展。
自主创新。高校是原始性知识创新的重要力量,原创性研究往往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高校应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大力支持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和在国家需求与科学前沿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积极抢占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前沿高技术制高点。争取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交叉集成。发挥高校多学科综合优势和特色,建立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支持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和群体,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和交叉,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增强原始创新和集成能力。实施学科交叉会聚、综合集成的研发战略,克服资源分散、缺乏有效配置的弱点,促进跨学科集成、多学科合作和新学科开创,推动跨校跨系统的联合、协作,催生一批充满生命力的学科生长点,占领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内外吸引、会聚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逐渐形成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团队,成为我国攀登科技高峰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队。
引领未来。高校要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主要从事原始性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成果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由于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引领新的道路。高校要顺应当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不断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指出新方向、开辟新领域。高校应当前瞻未来发展和长远利益,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若干领域超前部署,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提高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使科学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促进发展。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与技术泾渭分明的传统界限已日趋模糊,科技竞争的焦点不断前移,使高校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校要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坚持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建立多种模式的产学研联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加大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的力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提供保障。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内涵
贯彻“科学定位、分类指导、自主创新、交叉集成、引领未来、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高校要重点建设六种科技创新能力。
引领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高校是知识创新的源泉,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力量,是原始性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是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各国未来能否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通过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重新整合国家基础研究的资源,优化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培养、引进、稳定一大批基础研究的杰出人才,使高校的基础研究水平有重大突破。通过重点建设一批以原始性知识创新为科研基本使命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建设各种模式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和项目,争取在重大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
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高校要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强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重点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高技术研究,为提高国家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做出贡献。将自由探索基础上产生的可能具有重大潜在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以及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等纳入高校创新规划,加快原始性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效地将高校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高校充分发挥其人才学科环境优势,利用其智力集成、创新思维,针对国家、地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对策,成为国家政府公共管理、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培养杰出创新型人才的能力。高校要建立能够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力争培养和汇聚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一大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重点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善于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具有崇高道德风尚和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批科技人才共同奋斗的战略科学家。高校要支持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团队,加速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培育创新文化的能力。高校要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科技进步观,树立开放协作的竞争观,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克服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构建和倡导创新文化的价值体系,通过建立有利于创新的评价体系,培育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文化。通过形成布局合理的人才结构,建立协调有效的激励机制,建设开放流动的工作平台,完善科研道德约束机制,确立创新机构的组织规范和文化风格。形成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氛围,提倡开展平等的学术争论,保障不同学术观点的公开发表和充分讨论;扩大研究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克服人为的学术壁垒,减少重复研究;大力推动不同学科、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派间的交流。
增强国际合作的能力。高校要通过对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贡献,不断提升国际学术声誉。积极参与国际科技计划和国际学术组织,努力扩大国际合作,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要支持我国科学家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通过设立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鼓励和支持我国科学家参加全球或区域性的多边科技合作计划;争取和支持在中国设立更多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和学术组织,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加速提高我国国际学术地位;鼓励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网络实验室,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研究基地。大力促进我国高校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实质性合作。最终我们要建成若干所能够与世界著名大学平等合作交流的世界一流大学。
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能力。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要深化高校校区、科技园区和社区“三区联动”的内涵,在政府主导下,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产学研联盟的形成。研究型大学既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也要成为所在区域的科技研发中心、自主创新的示范中心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培训中心,要与所在区域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支柱产业形成互动。地方性高校要成为地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尤其是一部分科研工作颇有特色的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工作,成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加快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加强科教整合,逐步实施科教合一的举国体制
加强高水平独立科研院所与研究型大学的合作,积极推进教育部与科技部的深度合作乃至合并,充分发挥有限科教资源的效益,确保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若干所名牌研究型大学的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基础,有选择地逐步将一批高水平科研机构并入研究型大学或有选择地将高水平科研院所整合成立研究型大学,组建一批能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世界科技前沿、致力于战略科技领域重大攻关和前沿基础研究、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创新基地。国家各部门(如农林、国防、卫生等国家级创新基地)要整合科研资源,使重大科技攻关和前沿基础研究项目与研究型大学紧密结合,以最高水平、最大效益、最快速度的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国家战略目标。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重建高校科研事业费制度
高度重视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到2020年,使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提高到10%。发挥高校在源头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对高校科研经费的资助采取重点扶持与择优资助,逐步从中央财政中单列高校科学事业经费,保证高校有持续稳定的科研投入,稳定一支精干的、潜心学术的专职研究队伍,切实提高高校的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高校科学事业费主要用于支持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使研究中心逐步实行部分财政预算拨款,通过提供基本的人员经费和交叉学科支持经费,保证研究中心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聚焦交叉学科,实现原始性创新的重大突破
建议国家设立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协调机构“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委员会”,提出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制定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激励政策。建立和完善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资助体系,在国家各类项目和计划中单列交叉学科研究项目部或交叉学科大类,对交叉学科进行重点支持。实施交叉学科专项计划,支持设立一批跨国、跨部门、跨行业、跨高校、跨院系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更新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研究型大学建立一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改革制约交叉学科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建立有利于交叉学科发展的学术支撑体系。
明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行分类指导
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功能明确、相互联系、高效运行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制定我国高校分类指标体系,明确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在整个高校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促进各高校理性地确定发展目标和特色化发展方向,促进高校的有序竞争和共同发展。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加强行业性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使其成为解决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生力军。加强地方高校的建设,通过省部共建的方式,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继续实施重点建设政策,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
集中有效资源重点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研究型大学,尽快缩小与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差距。到2020年,将若干所名牌研究型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以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为主要参照的研究型大学评估体系。下决心改善研究型大学教师学缘结构,提高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加强教师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可首先在“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率先打破沿袭多年的“近亲繁殖”的习俗,加快引进海外名校教师的步伐,特别强调高引用等原创性研究能力强的教师引进,重点改善这一层次高校的教师学缘结构,创造人员交叉、学科交叉的基本条件。
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
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深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真正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思想。聚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借鉴国外创新型国家的经验,对高等教育体制和学位授予制度进行改革,到2020年,使高校成为唯一的学位授予机构,并立法进行保障。鼓励科研机构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充分利用高校的优质高教资源,避免造成各机构间的不良竞争和重复性建设,优化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
完善科技评价制度,营造有利于产生创新思想的制度文化
以科技评价制度为突破口,推动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面向全国高校的科技评价机构,统筹考虑各类高校科技评估。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保证对高校科研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逐步建立基于效率的科技拨款新机制,引导高校关注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使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和不同性质的科技活动,构建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如对基础研究评估要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逐步建立规范的国际同行评议机制,应用开发研究更加注重效益评估等。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从根本上杜绝浮躁心理,营造有利于创新思想、创新人才、创新成果的制度文化。
优化高校区域分布,发挥高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
国家应从宏观战略上把高校的区域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重视高校分布和规划,进一步优化高校的区域分布;减小省会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促进地级区域的高校发展;扩展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区域,发挥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建、地方独立建设、地方高校与国内外名校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建设区域性研究型大学,提高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技术创新中的源头作用,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高自主技术科技创新能力。
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组织模式,加强创新团队建设
高校应通过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顶层设计和自发组织相结合,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组织模式和科学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适应自由探索研究,以及组织重大科学研究和重大工程技术攻关的需要。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尤其是结合国家的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改变资源的分散状况,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领军人才为核心,以平台建设为基础,从战略角度制定全国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的发展规划,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团队宏观布局。在高校内部构建学术与行政管理相协同的运行机制,通过制定科学合理、分类明晰的评价体系,进行科技团队的分类评价。在创新团队内部,建立灵活、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实施多层次、多目标的系统管理。
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提“中国梦”,而对于中航工业这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来讲,只有做好对未来的科学规划,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才能够更有力支撑实现“中国梦”。正如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在启动大会上所说,中航工业必须为实现“中国梦”有所担当,要制定并落实航空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这将必然为集团公司下一阶段的大发展提供支撑,也将是制胜未来的基础所在。
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此前长期的积累,才换来了最近几年中国航空工业新型号、新技术的“井喷”,让国人倍感振奋,同时,这也对中航工业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中航工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将会彻底改变军工行业长期以来的“重型号、轻预研”的历史惯性,由过去的型号牵引转而为技术牵引。届时,新型号和新技术的“井喷”将成为常态。
林左鸣之前在给《中国航空报》“科技前沿”专刊所写的创刊词中曾经提出:科学没有,科学不承认顶峰,科学宽容失败,科学不崇拜权威。而在战略和规划研究启动大会上,林左鸣再次提出,科技人员要敢于奇思妙想,敢于标新立异。在笔者看来,其宗旨就是在制定战略和研究规划时,要特别重视前沿理论和前沿技术的研究,科研人员要树立科技创新的自信心,敢于质疑并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总之,既然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就要彻底抛弃跟踪和模仿的心态,更加自信地在更高的起点上与国外同行展开竞争。
正是因为科学没有,科学不崇拜权威,将其推而广之,要做好中航工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就要重视来自民间与非航空工业领域的声音。近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使普通民众以及其他行业对航空工业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所谓兼听则明,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获取更多的声音,能够使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得更完善。再者,当前社会,跨界发展、跨界融合已经成为趋势,正如跨界融合成就了移动互联网这个巨大产业一样,航空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发展和融合也将会催生出新的产业。
关键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超效率DEA;Malmquist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6-0018-08
一、引言
“新常态”下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据统计,2014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2.4%,相当于GDP的2.09%,而技术合同成交金额高达8577亿元,同比增长14.8%。这说明“新常态”下的中国,创新环境正在持续优化,创新投入正在不断加大,创新成果的流动和转化正在为经济提供更强劲的增长动力。而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与科技对接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企业发展,确保中国经济的有效转型。随着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的力度逐年加大,优化科技创新中的金融资源配置,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进行评价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
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有关金融给予科技创新的支持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而对科技与金融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
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注意到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国外有关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某种金融形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例如,银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塔德塞(Tadesse,2000)研究发现,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明显不同。本弗拉泰洛(Benfratello,2008)等以意大利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地方性银行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詹内蒂(Giannetti,2012)的研究发现,银行对于高技术企业开展创新和引进新产品能力具有显著效果。又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卡拉汉和米格(John Callahan和Steven Muegge,2003)分析了风险投资在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描述了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过程及其机制路径。吉尔和塔贝尔(Gil Avnimelech和Morris Teubal,2006)指出风险投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促进高技术集群转化的重要因素。
在国内,虽然“科技金融”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但有关金融支持和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是从近年才受到关注的。从全国角度来看,王海和叶元煦(2003)利用经过层次分析法(AHP)加权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对科技金融结合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田霖(2005)选取31个地区作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法对各个区域的金融成长状况进行计量分析研究,通过分析得出科技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的解释力和贡献率很高,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卫刚(2014)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对2007―2012年我国科技与金融结合效益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配置下降是引起科技金融结合效益呈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从各地区角度来看,杨丽萍和赵兵(2010)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全国各地区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效益进行评价,并发现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结构不协调是造成广东科技金融结合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吕江林等(2012)利用DEA方法对中部地区6省份和东部地区发达省市的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已形成崛起之势。华玉燕(2013)运用DEA方法对安徽省科技金融结合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单纯依靠扩大金融投入难以提高科技产出,应优化科技金融内部结构,使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协调发展。陈凯(2013)利用AHP方法对江苏省科技金融结合的效益进行评价,结果发现由于金融资本投入的低效率导致对科技产出的助推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二者的结合效率不高。陈军梅(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宁夏科技金融结合效率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宁夏科技金融结合整体效率不高,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处于非均衡状态,资源没有实现最优配置。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主要就某种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国内学者也有相应的研究。但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科技创新提供的金融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提高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并且相关学者主要采用传统DEA模型对各地区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虽然已有的研究都具有针对性,但缺少全面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分析。本文将采用超效率DEA对2006―2012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的效率进行静态评价分析,并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我国科技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以及对三大区域的科技金融效率的差异进行分析,为促进我国金融有效支持科技发展提供参考。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模型选取
1. 超效率DEA模型。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Super Efficiency DEA,SE-DEA)是由安德森和彼得森(Andersen和Petersen,1993)根据传统DEA模型所提出的新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在对该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时,将其排除在决策单元的参考集之外。经典DEA模型如CCR模型和BCC模型只能区别出有效率与无效率的决策单元,无法进行比较和排序。而SE-DEA模型与CCR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评价某个决策单元时将其排除在决策单元集之外,这样SE-DEA模型将经典DEA模型中有效的决策单元(效率评价值为1)在生产前沿面进行了重新计算推移,使得最终计算出来的效率评价值大于经典CCR模型的效率值,即允许效率值大于1;而对于DEA无效的决策单元(效率评价值小于1),其生产前沿面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与CCR模型的评价结果一致。因此,SE-DEA模型能区分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差异,从而对各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比较和排序。其表达式为:
[Min[θ-ε(i=1ms-i+r=1ss+r)]s.t.j=1j≠j0nxijλj+s-i=θxij0 i=1,2,…,mj=1j≠j0nyrjλj-s+r=yrj0 r=1,2,…,sλj≥0, j=1,2,…,ns-i≥0,s+r≥0] (1)
其中,[θ]为第[j0]个决策单元的超效率值;[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n为决策单元(DMU)个数,每个决策单元均包括m个输入变量和s个输出变量;[s-i],[s+r]分别为输入和输出的松弛变量;[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在第i个输入(投入)指标上的值;[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在第r个输出(产出)指标上的值;[λj]为输入输出指标的权重系数;[θ],[λj],[s-i],[s+r]为未知参数,可由模型求解。
2. Malmquist指数模型。Malmquist指数模型是瑞典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曼奎斯特(Malmquist)在1953年分析消费过程中提出来的。凯夫斯等(Caves等,1982)受其启发,通过距离函数之比构造了生产率指数。法尔等(Fare等,1994)采用Caves等人的研究思路,在多投入产出的条件下结合DEA方法,建立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
根据法尔等的方法,我们以每个省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把每个省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效率同前沿面进行比较,以此来对各个省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变化进行测量。那么,从t时期到t+1时期的Malmquist指数分别表示为:
[Mt=Dt(xt,yt)Dt(xt+1,yt+1)] [Mt+1=Dt+1(xt,yt)Dt+1(xt+1,yt+1)] (2)
其中[(xt,yt)]和[(xt+1,yt+1)]分别为决策单元在t期和t+1期的投入产出向量,[Dt(xt,yt)]和[Dt(xt+1,yt+1)]则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决策单元与效率前沿面的距离。
为了避免时期选择的随意性可能导致的差异,法尔等人对不同时期技术条件下的两个Malmquist指数采取几何平均值,测算出效率的变化值,见下式:
[M(yt+1,xt+1,yt,xt)=Dt(xt,yt)Dt(xt+1,yt+1)×Dt+1(xt,yt)Dt+1(xt+1,yt+1)](3)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Malmquist指数(TFP)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Effch)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echnical change,Tech)的乘积,见式(4)和式(5):
[M(yt+1,xt+1,yt,xt)=Effch×Tech=Dt(xt,yt)Dt+1(xt+1,yt+1)×Dt+1(xt+1,yt+1)Dt(xt+1,yt+1)×Dt+1(xt,yt)Dt+1(xt,yt)] (4)
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技术效率变化(Effch)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cale Efficiency Change,Sech)的乘积,见式(5):
[TFP=Effch×Tech=(Pech×Sech)×Tech] (5)
上式(5)中,左边是Malmquist指数,该指标若大于1,则表明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效率上升;若小于1,则降低。右边第一项是纯技术效率指数,表示在科技金融的规模经济不变的条件下的金融投入在科技产出中的作用与前沿面的距离,该指标可能大于1、小于1或等于1,分别表示金融投入在科技产出中的作用有所提高、降低和无变化;第二项是规模效率指数,表明科技金融达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最后一项是技术进步指数,反映金融创新对科技产出的效率大小,该指数大于1表示起到进步作用,等于1表示无作用,小于1则为退步。
(二)变量的选取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评价指标必须真实反映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情况,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所选金融投入指标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金融机构科技贷款以及人均R&D经费支出。其中,R&D内部经费支出是指企事业单位用于内部开展 R&D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实际支出,是反映一个地区科技金融实力的重要指标;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指统计年度内由各级财政部门拨付的直接用于科技活动的款项,包括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科研基建费以及其他科研事业费,其反映地方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金融机构科技贷款是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金融机构贷款来表示,反映了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人均R&D经费支出是指R&D研究人员平均每人每年的R&D经费支出额,其反映一个地区R&D经费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强度。
在科技产出方面,选取了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以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其中,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和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是科技产出的直接成果,也是科技活动的重要产出形式;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是指在技术市场中各地区合同在一定时期内成交的数额,是检验R&D投入的一项重要产出指标;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产业化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技的总产出情况。本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见表1。
表1: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类别\&指标(单位)\&\&R&D经费内部支出(亿元)\&金融投入\&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亿元)\&\&金融机构科技贷款(亿元)\&\&人均R&D经费支出(亿元/万人/年)\&\&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项)\&科技产出\&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篇)\&\&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亿元)\&\&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亿元)\&]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7年。依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本文选取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的数据缺失,从样本数据中剔除)。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但是由于统计年鉴编制体系的调整,各省“金融机构科技贷款”指标数据从2008年以后不再列入统计年鉴中,因此,本文依据该指标以往年度的数据,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09―2012年的数据进行预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总效率值分析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本文运用MATLAB R2012b软件对2006―2012年的我国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其效率变动情况(如图1和表2所示),并对7年的均值进行排序。
从图1和表2可以看出,全国各省每年的超效率平均值分别为1.1588、1.0939、1.0583、1.0823、1.0793、1.0955和1.1768,分别上涨了15.88%、9.39%、5.83%、8.23%、7.93%、9.55%和17.68%。这说明自2006年以来,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为科技产出提供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并且以每年10.64%的增速上升。同时,从样本年限内看,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超效率均值呈现出U形的走势。
其中2012年的效率值达到了最高为1.1768,这可能是因为在2011年我国《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不断完善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机制,建立多渠道的科技融资体系,加快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新型金融服务机制,积极探索支持创新的融资方式,加上我国经济逐步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这都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方针政策和良好的宏观环境,以此促进金融与科技的对接、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而2008年的效率值为1.0583,为U型走势的谷底。究其原因,是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了系统性风险,为避免因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更大经济损失,金融机构纷纷对具有高风险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收紧了银根,使得这些企业面临融资难进而倒闭的局面,这就导致了当年科技产出力度不够,这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值也能得到印证。
从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超效率均值来看,有13个省区市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达到了有效前沿面,即效率值大于1,可以看出只有1/3的省区市为科技创新提供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有效的,而其中东部地区有6个省份,分别为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海南,占到有效省区市的一半且排名前十,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3个和4个。与全国平均效率值达到有效前沿面对比分析,说明提升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主要是依靠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这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各个省区市为促进科技创新提供的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很大,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差异最为明显,其中甘肃和陕西的效率值分别为1.9094和1.3508,而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和宁夏的效率值都在0.7以下,可见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极为不均衡。
通过对各个省区市进一步分析看出,带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主力依然是东部技术密集型的地区,由于这些地区集中了大量的技术储备,加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加大资金的投入固然会带来高质量的科技产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也就较高。而存在巨大差异的西部地区,效率值较高的省市其经济水平也相对较高,这说明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西部部分地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果较为明显,而处于低效率的区域则需要进一步加大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具体如何提高其效率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 Malmquist指数分析
无论是传统的DEA模型还是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科技金融效率的研究是基于静态的比较,即只对各省市在同一时期做横向的效率分析,无法评价各省市在不同时期的效率变化。本文运用DEAP2.1软件测算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科技金融的Malmquist指数(如表2所示),对2006―2012年全国各省的科技金融效率指数变化进行分解研究(如表3所示),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变化差异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样本研究年限内,我国科技金融Malmquist指数的平均效率变化为1.026,上涨了2.6%,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分解分析,技术效率指数平均变动为0.990,呈现出下降趋势;而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变动为1.036,上涨了3.6%。可以看出,推动我国科技金融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样本区间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增长。
从全国30个省区市来看,其中有20个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其科技金融效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只有10个省的TFP指数值小于1,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各省区市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配置的效果向好。具体来看,在20个科技金融效率呈现上升趋势的省份中,除江西外,其余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提高。而10个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的省份中,有6个是因为技术退步,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的高低也是决定各省区市科技金融全要素生产效率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
从各省区市技术效率的变化来看,全国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90,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分解分析看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0.994和0.996,均呈现低效状况,造成了科技与金融的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有效前沿面。具体到各省区市来看,我国11个西部地区的省份和10个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1的省份,其平均纯技术效率指数变化分别为0.991和0.976,而平均规模效率指数变化分别为0.989和0.982,说明西部地区是TFP低效的地区,不仅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低效而且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因此,这些地区需要在提高科技有效产出的同时还要促进行业形成规模效应,以此来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避免资源的浪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我国经济的有效转型。
从图2和表3可以看出,2006―2012年,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值每年以2.6%的速度增长,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的变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研究样本年限内变化趋于平稳,而技术进步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于一致,说明我国科技金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此外,科技金融的TFP值在样本年限内呈现出一个高峰一个低谷的波动性变化。
2008―2009年,科技金融的Malmquist指数值只有0.950,降低了5.0%,其中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动均小于1,共同造成科技金融效率的低效。其原因可能在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给金融创新带来巨大的风险,从而科技企业在金融资源配置时就受到限制。
2009―2010年,科技金融的TFP值达到1.144,上涨了14.4%,其中技术进步指数为1.145,上升了14.5%,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相对2008―2009年均有所增长。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提出的4万亿“救市”的方案,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活跃性,带动了金融行业的复苏,为科技企业增添了新的血液,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此提高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
2011―2012年的Malmquist指数达到了最高值,上升了15.8%,其中技术进步增长了10.9%,同时技术效率变化也提升了4.4%。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在《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提出不断完善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机制,要求建立多渠道的科技融资体系,加快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新型金融服务机制,积极探索支持创新的融资方式。这为提高科技有效产出、鼓励与金融创新相结合、扩大科技金融规模提供了方针和政策指导。
从表4可以看出,从区域的角度分析,我国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科技金融效率在样本年限内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从进一步分解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均值分别为1.045、1.069和1.058,均是促进各区域科技金融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中,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上升了6.9%,而西部地区增长了4.4%,高于东部地区的3.8%,呈现出“中部崛起”的态势。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的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已进入高速的成长期,使得东部地区受到了回弹效应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相应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但由于受到“中部崛起”政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以至于中西部的效率高于东部地区。而与超效率DEA模型分析后得到的东部地区是提高全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力量的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动态效率变化(即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增长变化)要高于东部地区,说明针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配置合理的金融资源,将极大地提升全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从而缩小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促进我国科技产业均衡发展。
从三大区域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三个区域的技术进步指数都大于1,说明它们的技术进步变化均呈现增长趋势,而且也是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的主要原因,这与全国全要素科技金融效率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从三大区域纯技术效率的角度分析,依然呈现出中部高于西部,而西部又高于东部的趋势,但西部和东部的纯技术效率均小于1,说明这两个地区金融的投入并没有带来科技的有效产出。但其原因可能有所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受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回弹效应影响,已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而西部地区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为科技创新配置的金融资源不够,固然不能得到有效的产出。
从三大区域规模效率的角度分析,中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已达到有效前沿面,表明中东部地区的科技金融产业已较为完善,规模效应已有所展现。与之相比,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小于1,说明西部地区科技金融行业规模偏小,为科技服务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资金量都不足,需要进一步提升营运规模。
五、结论
我国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以来,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金融投入体系是解决高风险科技产业融资难的重要措施。因此,为促进科技创新合理配置有限的金融资源就具有重要意义。文本应用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2年的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全国以及各省区市的科技金融效率呈现出U形趋势。通过超效率DEA模型的静态分析发现,在样本年限内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呈现U形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是带动这种U形趋势的主要力量。
第二,从全国各省区市的科技金融的TFP值来看,在样本年限内呈现上升趋势。通过Malmquist效率动态分解分析,技术进步(即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是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还是低效的,说明金融投入未能得到有效的科技产出以及尚未形成科技产业的规模经济,需要进一步改善。
第三,从时间序列的科技金融的TFP值来看,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TFP值在2006―2012年的变化呈现一个高峰一个低谷的波动性增长。其中,2009―2010年,受到国家“救市”方案的影响,促进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变化显著,形成了高峰;2011―2012年,受到国家战略部署以及方针政策指导,使得TFP值达到最大值。
第四,从区域角度的科技金融的TFP值来看,三大区域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呈现出“中部崛起”的态势,西部地区因“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以及东部地区受到回弹效应的影响,使得中西部的效率变化指数值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说明为中西部的科技创新配置合理的金融资源,将获得巨大显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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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通信;技术;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
1 电子通信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极大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到来,以互联网、个人计算机、便携式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工具已经得到了极大地普及和发展,并已成为广大普通百姓生活、生产和学习中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一部分,以其方便快捷、资源丰富、功能齐全等等优点极大地便利了群众生活、丰富了群众的精神世界,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在当今中国,由于产业升级换代和科技强国战略的提出,以电子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端科技和以电子通信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以电子通信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之中,科技创新不仅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和核心,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主要推动力量。遍观当前发展迅速、取得一定成功的企业,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共通点,那就是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一家经营电子通信产业的高科技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真正立足,也才有向其他市场和其他相关领域进行涉足的基本实力。而所有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和尖端成果的电子通信产业要么是在行业竞争和更新换代中因为产品落伍而惨遭淘汰,要么是在向其他领域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产业链过长、生产线过多等等原因科技创新无法跟上自身发展的脚步而沦为失败者和行业竞争的牺牲品,遍览电子通信技术领域曾经存在过的大量昙花一现的电子通信企业,这一点可以说无一例外。
考虑到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电子通信产业之中普遍存在着令人惊奇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要求广大电子通信企业时时追赶着行业发展步伐和科技进步的脚步,时时创新、时时进步,只有这样企业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电子通信企业来说,科技创新既不是空乏的宣传口号,也不是可以短暂使用解决一时危机和问题的手段,而是企业发展的命脉和核心,是企业所有员工必须牢记的指导思想,也是在企业的每一步发展和对未来的每一点计划之中必须放在首位的中心思想和实时战略。
对广大电子通信企业来说,科技是最大生产力、创新是发展原动力,对于整个行业和国家整体经济战略来说更是如此。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战略思想的新时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主要发展思想之一,也是推动中国产业换代升级的主要指导理念,这一战略理念在当前中国已经得到广泛承认,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
2 电子通信技术创新的方法
在学科细化、专业分工明显的当今社会,电子通信技术作为设计各行各业的重要技术和核心经济增长点,在加强电子通信技术的过程之中必须做好统筹规划和统一计划,协调各相关行业的发展步伐和更新速度,具体方面有以下几点:
2.1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在新时代的新形势下,人才是重要的战略储备资源和企业发展、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人才的价值和重要性必须得到广大企业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共识,而考虑到电子通信技术领域对科技创新的依赖和联系,对于人才的挖掘开发和保护在电子通信技术企业之中更为重要和关键。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之中,电子通信技术企业应该积极发展和各大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联系,将各大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优秀学生作为重要的人才储备资源,将各大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作为人才培养基地来看待。电子通信技术企业可以和各大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进行合作,通过人才的定向培养战略和签约培养、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奖助学金等等方式加强和未来人才的紧密联系和深厚的人才储备力量。
同时,电子通信技术企业也可以和各大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进行合作对已就职员工提供定期的专业培训,以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素养、加强员工对新兴技术的了解和掌握,深入挖掘已有员工的专业潜能和创新能力,在促进员工自身专业能力发展、为员工提供企业福利的同时为企业增强人才储备资源,也能够充分、合理地利用各大高校的教师资源和专业资源,为各大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提供重要的创收渠道和手段,实现企业、员工和高校之间的共赢和互相促进、共谋发展的良好循环。
2.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纵观世界各国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凡是科技能力强的地区和国家必然有着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严格的知识产权执法,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和推动力量已经得到非常之多的事例的证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应该成为国家层面推动科技创新特别是电子通信技术创新的主要战略和重要措施。近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已经得到长足进步,打击盗版的力度和准确度大幅增加,这不仅是中国法律界的可喜成果,也是科技界、文化界和企业界的重要利好消息,为广大电子通信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发展新形势。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只是在起步阶段,与世界各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仍然不够完备,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能力仍显薄弱,打击盗版的力度和准确度仍然无法得到保证,这一情况仍然有赖于广大法律界从业人员的努力和广大科技创新相关企业的推动。
3 结语
电子通信技术是信息时代下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互联网、计算机和智能手机普及以来的最新经济增长点。在产业升级换代不断加快的当下,以新技术为主导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拉动内需、减少对海外的依赖的重要方式,也是科技强国、科技富国的主要内容,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企业界、教育界、法律界等相关行业的进一步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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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可促进科技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行科技创新有一定风险,为缩短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投入产出周期,提高科技创新成功率,就要求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加强科技创新管理。科技创新会带来新工艺的运用或新产品的试制、生产,也要求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进行新的劳动组合,合理配置科研人员及科技资源,同时也要运用新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从而从诸多方面推动科技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新型科技管理体系带动科技健康发展。构建新型科技管理体系,一是要通过市场对科技资源进行分配,遵循价值规律以及供求关系的变化,快速有效地把资源投入到经济效益好的领域,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作机制,将应用和开发研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二是由于自发的市场力量具有一定弊端,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及重大工程攻关计划,一定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从而支持其健康发展。
2建立产学研一体新体系
科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柱,二者相互协作,共同发展。教育为科研活动培育人才,为科技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科研活动从探索自然中获得新认识,不断丰富教育内容,成为教育进步的源泉。科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分工,使科教进入发展新阶段。根据高校与研究机构各自特点,以及工作侧重和分工,形成了彼此优势互补又相得益彰的格局。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集中力量联合攻关,是一条惠及科技、教育、企业的正确道路,科技与经济结合,真正做到经济发展要依靠科技,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从宏观上制定能够调动科技人员与企业积极性的政策,深入解决科技与企业存在的结合难的现状。建立协调科技、高校、企业关系的机构,制定目标,抓好宏观政策调控,从而促进科技强国的目标早日实现。
3引导科研机构抓好三大基地建设
长期以来,科研机构最关注的是成果及人才,不容质疑,这在现阶段乃至将来都将是我们的目标,但仅此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还要特别注意高技术产业化。科研机构要从科技水平及社会效益两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既要求在科学前沿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多出科技成果,也要求科技成果要有应用价值,能够产业化。因此,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抓好三大基地建设,要理顺各方面关系,以构建新型科技管理体系促进产学研的一体化。
4注重市场导向,推动产学研健康发展
现代科学发展带动了学科的划分,也标志科技发展步入了新阶段。各学科的丰厚积累,高水平成果层出不穷,使得高水平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学科建设关系到对当代科教机构的发展,生产实践的需求带动学科前沿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态势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更要求重视学科建设导向。单纯从学术观点出发研究的成果会脱离实际,没有实际应用价值。而社会迫切需要的成果,却没有人去研究。学科建设要建立与国情和科技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学科布局和发展战略。在基础与应用、近期与远期、自由选题与重大项目选择及安排上,必须要协调发展,不能有任何偏颇,以免造成影响科技发展的不利后果。学科间交叉是科技发展的趋势。也是构建新型科技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要加强组织,因势利导,推动科研机构与学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产学研以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为基础,推动原始性创新。创新的发展、尤其是重大创新的实现需要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交流,互动与扩散,也就需要实现不同主体间协同。在此过程中,科技管理部门通过各具特色、功能各异的学术交流平台,增进科技共享与合作,促进知识从高校、科研机构向企业扩散,降低创新实践中科技成果转化成本,推动产学研健康发展。
5创新、超越是新型科技管理体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