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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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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的实质

经济基础的实质范文第1篇

[ 关键词 ] 知识经济 会计变革

一、知识经济的涵义与特征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依托,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占有、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新型经济模式。知识经济的提出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1)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调“知识密集”有利于技术更新和企业发展;(2)强调知识自身也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有价值的产品,符合投入产出规律,可以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它不仅仅是经济的催化剂,同时还可以导致经济创新。具体而言,知识经济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知识和智力的运用。知识化特征首先反映在构成知识经济支柱的产业是高智力产业,即产业发展的知识技术化。新科学技术的共同特征包括高度的知识性、高度的增值性、高度的渗透扩散性、高度的风险性、极强的时效性。

2.知识经济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要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装备。一切发展都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本身。所以,知识就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知识已成为决定生产力、创造力、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3.知识经济是变资源依赖型为知识依赖型的技术产业经济。传统工业经济以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提炼、加工、制造为基础,以大量消耗原料和能源为特征。知识经济则是以高科技为其最重要的资源依托,通过高科技发展和创新来创造财富,因此,知识经济是一种能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

4.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一些走在前列的国家,向世界输出的是知识信息和发明创造。这就使企业投资无形化,要求管理和决策必须知识化,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和开放性,也迫切要求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来为决策活动服务。

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会计变革趋势

1.现行的会计基本假设需要重新设计

现行的会计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随着知识经济引领下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的企业组织模式和交易模式层出不穷,大量网络公司的出现,对会计假设的内涵提出新的挑战。首先,会计主体应逐渐转变为以信息需要者为目标,而不应局限在以企业为主体的会计假设上,即以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利益来界定会计计量范围,按国际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雇员、贷款人、供应商和其他的债权人、顾客、政府及其机构和公众。”只有这样的会计主体空间,才能使人力资源会计、增值会计、金融工具会计、商誉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等新兴会计学科能够脱颖而出,推动会计学的发展和会计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次,持续经营假设是将一系列会计方法、原则、程序建立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如历史成本原则、配比原则等。但网络公司具有即分即合的短期经营性,因此,确立清算会计即建立在企业面临解散的假设基础上,按公允价值和收付实现制解决财产的估价和费用的分配问题可能会更加具有相关性,更有利于风险控制。第三、在当今网球信息时代,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要求在网络上电子联机实时报告,对前瞻性信息需求迫切,而且网络公司通常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交易,在完成交易后还可能立即解散。因此,对网络公司而言,以其交易期间作为会计分期似乎更加合理,以此为基础编报的会计报表更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最后,由于“网上银行”、“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以观念中的货币作为计量基础成为可能,这对货币计量假设无疑是一个创新。另外,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性,使得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对于具有外币业务的会计主体来说,则加剧了其所面临界的货币风险,如汇率变动风险、记账本位币的可靠性等,所以应施行更有效的风险投资管理。

2.会计计量模式将逐渐向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过渡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通货膨胀的挑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即使物价不变,历史成本计量也无法体现居核心地位的知识资源的价值,若再联系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以及衍生资产的特征,知识经济时代较为理想的对各类资产计量基础是以“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具体代表是当前的市场价格、现行价值。按公允价值能够全面反映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各种资源,相对要比按历史成本计量更加可靠。

3.企业核算的重心逐渐向无形资产倾斜

传统的工业经济是有形资产的使用和消耗获取收益。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决定一个公司的生存不再是公司的厂房、设备、而更主要决定于公司无形资产的比重。在一些高新科学技术企业中,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所起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签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求企业核算时应以无形资产核算为重心,详细反映企业无形资产会计,以适应知识经济对会计的要求。传统会计对无形资产的计量以投入价值为基础,资产的投入价值是指为取得资产而支付的价格。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的计量应以重成本为基础。重置成本是在现时的技术和条件下,重新购置同样的资产所需的支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以投入价值为基础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财务状况的全貌。如,当某项无形资产被新技术所替代,或普遍推广而失去其垄断地位,该项无形资产价值也趋于零;与此同时,在技术进步的刺激下,为维护专有技术的先进性和垄断性,企业又不断加大物质与知识的投入、改进、更新其知识产权、又使得无形资产发生增值,因此,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大量无形资产表现出价值的不确定性,其历史成本难以客观地反映资产特定时点的实际价值,因而应采用重置成本代替投入价值来计量无形资产。

4.利润分配基础需作出相应变革

由于知识资本在企业中越来越重要,成为企业未来利润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应承认知识在创造财富中的地位,并赋予以相应的利润分配权。如:员工除得到工资、奖金等劳动报酬以外,还应根据其可持续性贡献、工作能力、职位价值、劳动态度和发展潜力等配股额,给予出资权或认股权;或者,在企业提取了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后,可以先按经过风险调整的资金报酬率向企业金融资金提供者分配利润,余下部分可根据知识资本所有者进行分配。

5.会计报表应有所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为满足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要求,应对会计报告适当创新。为适应会计报表的及时性的要求,企业应增加报表披露次数,缩短报表的时间间隔,如提供季报、日报、旬报、周报等,以保证信息的及时性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由于知识经济的高度增值性,企业要定期编制增值表以反映企业增值的形式及其在企业内外各个贡献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值表将取代损益表成为会计报表体系的中心。

6.会计信息网络的使用不断加强

电子计算机在会计中的应用目前已有初步成效,会计的通用软件已大量问世。但目前的普及程度还不够,今后更需要向提高方向努力。主要目的是:(1)开发会计软件,由会计核算为主转向以财务分析、预测、决策为主;(2)逐步开展计算机审计;(3)建立网络系统,实现各项管理数据共享、信息通用;(4)电子商务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商务模型。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会计要适应网络社会的要求,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变革。

7.会计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需要不断优化

知识经济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面对知识经济的要求,会计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应增加新的内容。主要包括:(1)加强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知识的教育;(2)在组织和商业知识中,应重视组织行为知识学习;(3)根据知识经济模式更新会计专业知识;(4)加强会计人员应具有创新能力。(5)提升自我学习能力。(6)强化人际交流与合作能力。

三、结束语

经济决定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经济发展决定着会计未来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会计作为经济信息的一个子系统,必然面临知识经济的冲击。但是,会计并非完全被动地扮演自己特殊的角色,中外会计历史证明,会计自身的建设、完善与创新对经济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会计只有主动地不断创新和不断解决新问题,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就应该有全新观念的会计学科为之服务,知识经济呼唤并促使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会计变革的到来和会计知识的诞生。

参考文献:

[1]陈宏:知识经济下的会计基本假设[J].财务与会计,2005年第2期

[2]程瑞川:知识经济时代:会计面临的挑战[J].财会月刊,2006年第2期

[3]李美琴: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挑战[J].会计之友,2006年第4期

经济基础的实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础设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1.1公共交通方面

临沂市第一产业比重较大,通过开展公共交通建设,开通城县客运和县际快运,初步形成了“内成网、外成环”的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实现了农副产品的便利销售,对于进一步加快构建“农-超联合”、“农-企联合”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2教育科技方面

教育事业和科技发展是提高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的动力来源。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青年劳动力流失现象严重,农村人口以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以及管理方式的影响,农村地区儿童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辍学率较高,这就更加凸显了开展农村科教事业建设的重要性。截至2015年年底,临沂市共有各类学校1781所,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生的入学率达到100%,有利推动了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完善和教育事业发展。

1.3环境卫生方面

由于环保意识淡薄、缺少必要的污染处理场所,农村地区的生态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临沂市积极开展农村环境专项治理工作,建立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点、沼气池等,大大改善了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医疗卫生方面,实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高效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残暴人数达到916万(201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升到85元。

2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瓶颈

2.1整体水平落后,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近年来临沂市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重视,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偏低的客观情况,基础设施的全面普及仍然面临巨大工作压力。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逐年上升,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仍然滞后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除此之外,农村地区需要发展的基础设施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提出了较高要求。

2.2缺失政策支持,资金管理困难

如何发挥有限财政资金的最大利用价值,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所必须考虑的焦点问题之一。客观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前期投资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乡镇企业,都更愿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产业经济发展中来,以便于在短时间内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建议

3.1适当增加投资,优化资源利用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政府增加必要的财政支持,也需要相关建设部门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以便于利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取得最高的建设成果。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除了中央财政部门划拨的专项资金外,还可以倡导地方企业进行融资,并给予地方企业一些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近年来,临沂市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采用"旅游反哺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协同进步。

3.2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管理体制

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增加了某些地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政策的失效,所以必须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应将政企分开,企业应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为农业生产提供的各种服务都要收费。所有农村基础设施要尽可能实行资本化和价值化管理,实现保值、增值。农村各类小型基础设施可改建成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明晰产权,按企业化原则经营。

参考文献:

[1]胡立凯,陈夏萍.绥阳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影响[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08):164-165.

[2]陈佳慧,张婷婷.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博览,2014(14):131-133.

经济基础的实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价值观 主体参与型教学 理论联系实际

《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课程是中职德育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的重要任务在于通过教学使学生认同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了解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积极投身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然而,中职学生文化基础普遍偏低,整体素质不高,思想不成熟,不很重视对这一门功课的学习,认为枯燥乏味,学习积极性不高,再加上该学科的抽象性等特点,使得一些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不愿听,不愿学。如何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教学手段的创新,从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呢?为此我不得不苦思冥索,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及时充电,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打铁先要自身硬”,要把一堂课上好,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专业知识不但要扎实还要不断更新,业务能力要不断提高;二是教师的言行修养、道德觉悟要不断提高。我特别强调的是第一种素质。所以,为了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必须每天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更新知识,多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努力使政治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学生,使自己的认识能适应变化发展的需要。

二、将课本知识与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机地结合

我认真钻研教材发现,教材在全面阐述经济与政治基本常识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细致独到的育人功能。抓住这个知识点与人生价值取向的结合点,可以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引导,强化课程效果。

比如,在讲第一章第二节“货币”时,我会告诉学生在经济教科书上,钱的定义是那么平淡,但一到现实生活中,它却变的那么生动。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思潮逐渐滋长和泛滥起来。有人说:“搞市场经济就要拜金,认钱不认人”、“钱为主,人为奴,钱是真善美的标志”、“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于是,“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为了捞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有了钱,就去花天酒地,腐化堕落,如此等等。并不反对金钱,只要商品经济存在一天,金钱就不会消失。对个人来说,钱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关键在于“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用之有度”。人生苦短,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多得很,例如精神、事业、情义、荣誉、智慧、健康等等,这些都不是金钱所能量化和买到的,我们岂可轻重倒置。人爱钱、赚钱和用钱,都是无可非议的,重要的是人要树立正确金钱观,做钱的主人,不能成为钱的奴仆;人爱财但不能贪财,且要取之有道,用之有益。也就是说要做到正确看钱,正道赚钱,正当用钱。

三、探索主体参与型课堂教学模式

在教学中要让学生亲自去体验去尝试,努力创设问题情境,制造矛盾,使学生有思维碰撞。学生在经历观察、操作、讨论、质疑,并富有个性发表见解的过程,不仅学会了知识,而且培养了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创新精神。比如:在讲“价值规律”时,课前先由同学们调查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的经济现象,然后自编出“卖大米”、“买大米”两个小品从不同角度反映在市场上,商品价格和价值不一致,主要是由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进行社会调查,班级集体讨论,然后编成小品,互相合作、互相启发,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功能,从而培养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成了学习的主人;在讲“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调控”时,先创设“海南种辣椒事件”的情景,落实角色驱动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兴趣,在生于生、生与师的争论中充分让学生在交流中展现自我。教师参与学生的探究活动,提供适当的支持,最后课堂小结,使教与学和谐开展。

四、 理论联系实际,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穿插运用

政治课是一门时代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这对于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也很重要。因为思想政治理论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尤其是要善于将当今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时政热点与书本中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生动、形象地结合起来。学生就会觉得,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就在我们身边,很实际,并不只是纯理论要求,它要解决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实际问题,学了之后有用,自然就能产生要学好思想政治课的动机与兴趣,从而接受所学的政治理论观点,加深对政治理论知识的理解:

(1)在阐明教材理论知识阶段,也就是新教材的教学,我通过实际材料使学生感知与理解教材.我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前提下,联系学生比较熟悉的,易于理解的,生动具体形象的,又能准确反映教材理论知识的实质的实际事例进行教学。例如:讲“经济结构调整”时我以“四个襄阳”为例讲我国经济调整大背景下的新襄阳建设规划。

(2)在运用理论分析说明实际问题阶段,即课本知识的应用.这时,我着重联系与教材内容有关的,学生关心和感兴趣的重大社会实际,以及学生中带有倾向性的思想行为问题应用知识,巩固深化所学理论知识.比如:用货币学的角度解读问题,从而引导学生理国;给学生讲讲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使学生了解今后有发展前景的行业;给学生普及一些理财的知识等等。

反思本学期的教学,我感触颇多。作为一名思政教师,必须认真研究教材,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时事热点,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才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课堂师生互动,提高教学质量。今后,我还要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解决课堂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教学的效果,促进教与学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基础的实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准入;退出;机制

一、经济适用房制度发展概况

经济适用房制度自1998年开始实施,到2007年趋于完善,并逐步建立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并行的保障房体系。2010年11月,住建部将2011年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提高到1000万套,预计未来5年内我国将新建保障房3600万套,保障房覆盖率要达到20%。解决城市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保障房建设将迈上新台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购买对象界定难,准入制度亟待完善。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是低收入家庭,要找出这些低收入家庭,首先必须界定低收入的标准,其次要对购买资格进行审核。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公开透明的收入体系,家庭收入很难精确计算;收入核定对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等群体,尤其显得缺乏操作性。

(二)日常监管存在漏洞,双轨制带动利益寻租。吸引部分中高收入者进入经济适用房市场的关键是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形成了明显的“价格双轨制”。在市场上,同地段同面积的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动辄相差几十万、上百万元。按照现行规定,经济适用房购买5年后便可上市流通,一经倒手就可轻易获取巨额差价。因此经济适用房便成为许多人不惜瞒报、假报而要获取的“谋利房”乃至“暴利房”。

(三)退出机制难以操作,造成既得福利固化。由于住房保障制度的退出机制不完善或难以执行,特别是以获得产权为主的保障形式容易产生福利固化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退出机制,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在收入提高后如不再符合资格条件,或由于家庭人口出现变化(如子女成人后单独居住或者结婚后另立门户),享受的经济适用房或者应退出或者应调整为其他保障类型,但由于目前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而无法操作。

三、相应的对策

(一)健全准入机制。建议加强房管部门与银行、证券、劳动保障、税务、交通、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多渠道核实保障性住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甄别出真正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根据低收入者的困难程度纳入不同的住房保障供给范围,根据不同地区居民收入状况制定出不同的保障标准。

(二)加强公示审核。地方政府部门和媒体在加大公示力度的同时,应增加信息透明度,公布保障房申请人的职务、收入、家庭资产等详细内容,在全社会形成一张广泛的监督网,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三)建立退出机制。退出机制的建立,将把市场化的住房供应体系与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区分开来,把推动经济适用房的政策目标由“政策性商品房”向“保障类住房”过渡,从而在制度上剥离现行住房政策中的经济特性,使经济适用房制度回归其社会政策目标,从根本上达到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性和社会公平性。

1、加强收入动态监管。由于住房保障对象的收入水平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对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状况、住房困难程度和住房保障面积等应进行动态跟踪。根据收入水平的变化调整低收入家庭的标准,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每隔两年或稍长时间对原保障对象进行重新认定,只有符合条件的方可继续享受经济适用房。

2、建立政府回购制度。目前经济适用房的退出主要是因为购房人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不再需要已购经济适用房,通常采取上市出售转换成商品房的形式,一方面不能实现经济适用房的循环利用,另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土地收益及各种补贴的流失。建议改为由政府回购,并将政府回购条款列入《经济适用房退出办法》,把回购作为购房者购买商品房的前置条件。让购房人心知肚明,自己决定是否购买经济适用房。

3、形成“租售并举”的格局。经济适用房应逐步实现“租售并举、售出回购”,并逐步过渡到以租为主。对经济租赁房,由政府向相关低收入群体提供租房补贴,等到居住者条件超过低收入,政府停止给予补贴,这不失为一个良性循环的途径,既有利于形成退出机制,同时有效避免了相关利益链的滋生,也有利于政府控制一定租赁房源。

4、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应在保障房体系内提供经济可行的退出选择,即:制定由廉租房向经济适用房再向商品房过渡的正反双向的具体操作程序,以使保障对象在家庭收入变化后能适时调整到所对应标准的住房,直到这个家庭具备购买商品房的能力以完全退出。

(四)完善惩罚措施。目前

我国已出台惩处标准的城市,最严厉的规定只是处以5000元的罚款,以及3年内不准申请保障房。当务之急,是要在各地立法探索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国家层面的住房保障法律,尽快出台《基本住房保障法》,既要明确各级政府在推进住房保障工程中的责任,又要规范保障房在分配、运营、流转环节中存在的种种混乱局面。尤其要加大对虚假申报、骗购骗租、转租转售、闲置浪费保障房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对骗购、骗租等行为“零容忍”,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经济基础的实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知识基础;创新表现;三重螺旋

中图分类号 F204, G6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2-013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28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识经济”成了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时尚名词。知识经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影响,而知识经济中 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 灵魂。但近年来,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问题突出,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已成为我 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障碍,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非常紧迫。关于知识经济和创新的关系, 简单说知识经济是创新的基础,而创新是知识经济的一个表现,但知识经济和创新之间的关 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或线性关系。体现知识经济的重要指标是经济知识基础,而体现创新的 一个重要指标是创新表现。关于创新表现,前人做了大量研究;关于经济知识基础也有一些 专家做了相关研究。但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却非常少,而现实实践却表明,有必要弄清楚二 者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因此,研究经济知识基础与创新表现之间的关系,寻找 其中的作用机制,不仅对于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 对弥补以往研究不足,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知识经济”一词最初来源于进化经济学家,自从1996年被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写入年 度报告后,就引起了各国政府、组织及学术机构的高度重视。关于知识经济中知识基础的测 度一直是一个难题[1],因为在全球水平上,经济的结构信息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 的效应,而且现有的GDP和其他多数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不适用于对它的测度。但OECD和一 些学者还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如OECD提出用工业部门知识密度的相关指标对一国的 知识基础进行测量[2];像技术和区域这样的创新系统指标的选择框架也被一些学 者所考虑[3-4]。我国学者如柳卸林、吴季松、孙敬水和蒋玉珉等人也在这方面进 行了一些研究,但主要是设计指标体系,并且这些指标和方法与OECD提出的较为类似[ 5-7]。

虽然OECD和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知识基础测量的研究做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 创新系统对知识基础的分析对测量问题来说仍然是不够的[8],因为在这些研究中 知识没有被作为一个社会协调的机制,而主要是一个公共或私有产品[9]。另外, 大部分对知识基础测量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是国家创新系统,这种理论强调事物本身和制度 设置、安排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对边界模糊组织的创新解释能力较差,而以知识为基础 的新经济中边界模糊性组织越来越多;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研究焦点也过于重视机构的组织 和经济增长,而对知识本身的配置研究不够[10]。

基于此原因,Leydesdorff等借鉴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交互动力机制和Storper的“三 位一体”理论提出了技术、组织和区域的三重螺旋模型来测度经济的知识基础。三重螺旋模 型认为大学、企业和政府的“交迭”(overlap)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联系是 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互相作用,从 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11]。“三位一体”理论认为技术、组织和地域相互缠绕、部 分重叠,由此产生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以关系密度出现,而且当关系的密度在区域内被彻 底的物化,就能发展出竞争优势[12]。之所以选择技术、组织和区域作为知识基础 分析的对象有如下原因:创新劳动的分工主要发生在国家或者区域水平上,知识主要在国家 或者区域水平上被积累[13,14],推动和约束知识交换的知识基础结构相当一部分 也为地理区域所约束[15];除地理分布外,技术水平对创新系统的增强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毕竟知识的积累、系统的创新主要通过技术水平来体现[16];除地理 分布、技术水平外,不同大小公司之间的劳动分工也被认为是影响知识基础的重要决定因素 [12]。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认为地理设置、技术在不同部门的配置 、以及工业制度的组织结构形成三个相互独立的变异来源[16],这三个来源在配置 中可以互相增强,以致系统水平的不确定性被减少,经济的知识基础就此形成。

根据这种思想,Leydesdorff等提出了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经 济知识基础 测量方法,简称TH算法[9]。用或然熵测度技术、组织和区域三个维度的相互信息 ,三维之间的信息流导致负的Shannon熵,或减少系统水平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局部 减少能被认为是系统自组织反应的结果。这种复杂的现象不是技术、组织和区域各子系统或 它们关系的结果,而是来自配置效应[17]。

在Leydesdorff等的实证研究中,他们用邮政编码代表地理区位,公司大小代表组织, 部门编码作为技术。利用此方法,Leydesdorff、Wilfred Dolfsma和Gerben Van der Panne 对荷兰经济的知识基础进行了测量[9],Leydesdorff、Fritsch对德国的知识基础 进行了测量[18],Lengyel、Leydesdorff对匈牙利的知识基础进行了测量[10 ]。但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正好相反――中技术比高技术更有利于经济知识基础的建设,即 通过中等技术的知识扩散比高技术的知识创造对区域经济更重要,原因是中等技术制造业是 镶入区域的,而高技术产业是设置在国家或者国际水平上,更趋向于分解区域内的知识基础 [9,18]。高?波等:基于省域的经济知识基础与创新表现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2期

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相对以往测度经济知识基础的理论不仅在方 法论上进行 了创新,提出与原来思路完全不同的分析工具,而且该方法能够解释知识的配置和系统进化 的动力问题,但Leydesdorff等却没有在他们原来理论基础上对经济的知识基础与创新的表 现进行研究,而这个问题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实 证角度研究经济的知识基础对创新表现是否具有显著效用。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H1:基于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经济知识基础是否对我国 的创新表现有显著影响?

在Leydesdorff 等的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中,“企业规模”被作为组织螺旋 的一个。而组织也能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划分,另外,“企业所有制”不仅是 划分组织的重要指标,而且还是区分官产学关系的重要方面关于官产学关系三重 螺旋模型有三种典型的类型――集权式、放任式和交叠式。这三种模式是根据政府作用的强 弱进行划分的,而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比重是衡量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国有企业 占绝对比例的国家,其模式基本属于集权式。。“企业所有制”能代替“企业规模 ”作为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的一个螺旋吗?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H2:“企业所有制”类型能否作为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中组织 的螺旋?“企业所有制”类型对创新表现是否有显著的影响?

在Leydesdorff等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技术比高技术更有利于经济知识基础的 积累。基于这个结论,我们是否能得出中低技术对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更大呢?这个问题需 要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H3:中技术对区域创新 表现的贡献是否比高技术更大?

2 模型设计和数据

2.1 模型设计

本文依据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观点设计计量模型。主要思路是区域R& D及 其他因素投入,和知识基础共同决定区域创新的表现。因此计量模型中,因变量是区域创新 的表现,以往很多学者用授予专利数或发表的SCI论文数作为创新表现的变量,由于SCI 论文数与经济联系较远,不太适合,这里选择年授予专利数作为因变量。因为OECD的知识经 济指标体系中就把专利作为知识产出的首选指标。但该指标的缺点是只能反映数量,不能反 映质量。Leydesdorff et al.的研究中,“技术、组织和区域”的三重螺旋结构被作为区域 经济知识基础,因此,自变量应该包括技术、组织和区域因素。但是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我国 各省市的截面数据,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地理的设置。

借鉴Leydesdorff et al.确定技术、组织变量的方法,我们用中、高技术企业数代表技术因 素,用大中小企业数来表示组织因素。模型中忽略低技术企业的原因除了低技术企业对知识 经济贡献小之外,还能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除了三重螺旋模型中技术、组织因素对知 识产出的影响之外,投入因素也是决定知识产出的重要因素,因此,研发投入也应该作为自 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人员的投入、人员的知识水平等也会影响 知识的产出,但这些因素的数据不容易获得,为了不使回归模型产生遗漏变量问题,我们把 因变量的前一期数据作为自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另外,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给出了一些关 于企业所有制的变量,这些变量是国有企业数、私有企业数和合资企业数。

为了能够把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的协同共生思想体现到模型中,笔者采用技术和 组织变量交叉的形式,虽然这样不能完全体现三重螺旋的协同共生思想,但也是本文的一个 尝试。

2.2 数据

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9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高技术统计年 鉴》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2009年统计年鉴中工业的相关数据。

本文的地理区域为我国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的行政区域,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有 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计31个样本。

产业技术方面,我们利用OECD关于产业技术水平的规定,对我国工业进行分级,如表1所示 。其中,为了简化计算,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合并为中技术产业,并统计各省市高、中技术 的企业数。由于在我国相关年鉴中,第三产业的相关数据不完全,所以,未能把与知识基础 联系紧密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考虑在内,这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除地理分布、产业结构外,不同大小公司之间的劳动分工也被认为是影响知识基础的重要因 素[12]。在统计年鉴中,我国关于大中小企业的划分如下表2所示。由于统计年鉴 中统计的企业都是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以上的企业,缺少500万元以下企业的统计,这样的 样本实际上减少了小型企业的数量,不利于对小型企业的分析。

3 计量分析结果和解释

通过计量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如下表3中的结果。其中,异方差的检验线性模型用BP test, 非线性模型用white test。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经检验是同方差的, 可以直接采用 OLS方法;而模型5、模型6经检验有异方差,所以,需要采用Robust方法。3.1 检验―1

首先,检验第一个问题――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的三重螺旋作为知识基础对我国创新表现 的影响是否显著。这个检验通过不带交叉项的模型1、2和带交叉项的模型 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5、6系数估计量显 著性的比较能够得出。在模型1、2中,自变量――中高技术企业系数估计量都不显著,只有 大中企业估计量统计意义显著,而在模型5、6中,绝大多数自变量系数的估计量统计意义非 常显著,而且像研发、中高技术企业、以及一些交叉项,其自变量经济意义也比较显著。可 见,以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存在的三重螺旋对我国创新表现的影响确实显著。

3.2 检验―2

这里我们对第二个假设进行检验,即组织的所有制类型是否能够代替组织大小成为技术、组 织和区域三重螺旋模型中的一个螺旋,组织的所有制类型对创新的影响是否显著。由一般经 济分析可知,大中型企业由于资金充足、人力资源雄厚,因此技术水平也较高,相反,中小 型企业的技术水平一般较低;而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中,对中高技术的偏好应该没有多少差异 。所以,一般经济分析是组织的大小比组织的所有制类型更适合三重螺旋模型。表3中,模 型1和模型2是没有三重螺旋思想的回归模型。比较这两个回归模型可知,在有所有制类型的 模型1中,中高技术产业、国企、私企和三资企业的系数估计量统计上都不显著;而在分企 业大小的模型2中,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系数估计量统计上非常显著,初步可以说明组织 的大小比组织的所有制类型更能够解释区域创新的表现。再看模型3和模型4,这两个模型是 尝试把组织所有制类型代替组织大小而建立的有三重螺旋思想的模型。由它们的统计显著性 可知,组织所有制类型不能代替组织大小作为三重螺旋的一个螺旋来解释经济的知识基础问 题。

虽然组织的所有制类型对创新表现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能代替组织大小作为三重螺旋的一个 螺旋,但它对区域创新的表现还是有间接影响的。通过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可以进行分 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大学都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创 新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确立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 济改革的主要方向,国家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来越少,我国的创新模式也逐渐向重叠交互 的创新模式过渡。三重螺旋模型创新模式类型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占的比例 ,在政府主导型创新模式中,国有企业占绝对比例,而在重叠交互的创新模式中,国有企业 不再占很大比例,企业间的运作主要是靠市场手段,政府的作用也不再是直接干预,而是间 接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之间以平等、独立的身份联合参与创新 ,这样能够增加三者之间系统交互的质量和密度。所以,由国企占主导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 改革标志着创新模式也从政府主导向重叠模式的过渡,实质上将有利于增进系统交互的密度 和质量,它对知识基础的积累及创新的表现作用是间接的。关于组织所有制类型对知识基础 作用的实证,可以考虑应用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以后继续深入。

3.3 检验―3

关于假设3――高技术和中技术对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是否有差异。这个问题的检验需要参 考模型2、模型5和模型6。在没有三重螺旋作用的模型2中,高技术的系数估计量要大于中技 术的估计量,尽管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这基本可以说明一般研究中得出的高技术产业对 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更大和更有利于知识基础的积累和创新表现的结论是在没有考虑系统交 互协同作用下得出的结论。模型5中,高技术系数估计量统计意义不显著;模型6中,中技术 对区域创新表现的效应为0.539 3,高技术的效应为0.112 3(各交叉项的系数分别乘以大中 小 企业数的平均数,求和),所以,可以得出中技术比高技术对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更大。总 结这两个分析可以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中技术比高技术更有利于区域知识基础的积累是 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在技术与组织、地理产生系统共生的系统自反应机制下,而在这种机制 作用较小的条件下,该结论不一定成立。得出这个结论的内在机制是――相对于区域的创新 扩散,高技术制造业更聚焦于国际生产和全球市场。

4 主要结论和局限

本文以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对我国经济 知识基础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的三重螺旋”作为经济知识基础,对我国各省市创新的表现 有显著影响。

第二,本文实证结果支持了相对组织所有制类型,组织大小才是组成“技术、组织和产业三 重螺旋模型”的一个螺旋,它更能与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相协同,对创新表现的影响更直接 。利用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分析可知,组织所有制类型对知识基础的影响是间接的,主 要通过促进创新向重叠模式的过渡来增进系统交互的密度和质量,以达到对经济知识基础的 推进。

第三,当技术与组织、地理产生系统共生的系统自组织机制作用发生时,中技术部门比高技 术部门对创新表现的影响更重要。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计量经济模型设计中,利用中高技术和大中小企业类型的交 叉项不能完全反应三重螺旋的协同共生理念,这方面有待日后继续深入研究。第二,自变量 设计中,中高技术企业数量、大中小企业数量虽然能够反映知识基础的数量,但在反映知识 基础质量上有一定局限。第三,数据和样本问题。由于缺少各地市的相关数据,仅能提供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样本数量少;另外统计年鉴数据不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以下的 小型企业,将给计量结果带来偏差。第四,回归方法可能忽略基于官产学关系和知识投入产 出关系过渡阶段带来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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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ncial Economic Knowl 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GAO Bo1 NIU Panqiang2,3 DONG Yifeng4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Media & Design, Shanghai Jiaoton 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3.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 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4. Department of Ec onomy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 0014,China)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easure economic knowledge ba setheory, the triple helix model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location relatio nshipis not only innovative in the aspect of methodology, but also brings fortha means of analys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idea. This model can exp lain the pr oblem of the motive power of knowledge configuration and system evolution whichis v ery significant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while Leydesdorff didn't st udythe economic knowl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