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管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乡村旅游管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乡村旅游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网红乡村；乡村旅游；娱乐节目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不断提高，娱乐节目种类众多，节目录制的地点也成了大众旅游的“网红乡村”。但是网红乡村的旅游管理模式与治理结构也亟需创新与变革。传统的乡村旅游管理模式弊端丛生，已经不能为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和环境基础。如今的乡村旅游产生的经济效益，证实了乡村旅游现今的管理策略的发展存在优点，但是我国的乡村景点旅游管理方面经验尚浅，因此，乡村旅游的管理策略推进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系统设计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人员配置结构异化等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旅游管理学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管理进行了论证，拓宽了乡村旅游管理和建设的理论发展截面，丰富了乡村旅游管理的实践经验，具有较高的价值。

1现今网红乡村旅游管理存在问题

1.1管理模式陈旧

自娱乐节目热播乡村旅游兴起以来，大部分的旅游收入来源相对固定，主要是来源于景点产品门票收入和政府补贴，但目前乡村的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乡村旅游点的安全保卫、卫生保障、日常检查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多方限制，自乡村旅游热以来，业态几乎无大的变化，乡村旅游的突然兴起，管理者没有及时推出推陈出新的商业方案和模式，本地居民对乡村的商业氛围感到厌倦，本地人的人流量一直在下降，同时，因部分的乡村地处偏僻，周边的交通、停车等各方面制约因素较大，影响了外地客流，大大影响了乡村景点地的商业氛围。

1.2专业人才制约

目前，部分的乡村地点较小，管理团队人员较少，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一般，且大部分员工无专业技术职称，旅游地管理的负责人在之前一直为政府体制内人员（村委会成员），后调整为职业经理人模式，但乡村旅游的相关运营管理和企业管理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1.3考核激励不够

乡村旅游管理没有一个具体的绩效考核办法，对员工的管理侧重点还是放在日常业务是否有差错，年度工作目标和成果难以量化，运营重点长期放在日常管理，没有根据形势发展优化调整，尤其是对市场这一块的探索和投入不够，相关从业人员的争先意识不强，因为乡村的文化观念较之落后，导致员工有银饭碗的想法，在日常工作开展中只求无过，主要心思放在确保稳定运行上。

1.4战略发展重视不够

纵观乡村旅游管理的内部管理结构，基本围绕着节目的游戏做出安排，新业务、新活动开展不多，并且节目的不断录制，开发的网红乡村越来越多，许多的网红乡村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同时，乡村旅游开发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目前对乡村旅游的开发和管理没有最新的一个政策导向，如何在同质化中发挥本地的特色，如何在全国这么多的乡村中发挥各自特色的发展战略还不够多，制约了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和经营收入。

2提出建议

2.1优化组织构架

建立明确的组织架构，进一步完善部门与岗位的责任，首先，依据组织架构与部门职能，进行实施业务流程管理，把乡村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责进一步明确，按照商业化模式运营。其次，要完善内部管理的标准，各个部门和岗位要职责清楚、职务分明、步调一致，可以大大提高乡村旅游负责机构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建议可以进一步优化部门的设置，设置市场部用于市场的开发，商旅部则侧重于与政府、旅行社的对接，增加旅游团队的收入；同时，进一步强化办公室的职能，主要是加强队伍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现打好基础。

2.2引进高端人才

首先，拓宽人才引进企业管理，紧密联系各大著名高校，在实际条件可以达到的情况下，与相关人才进行一对一对接。其次，优化人才引进程序，可以举办“招才引智”项目专题人才交流会，现场办公，现场办理相关调动、入编手续，为留住人才下真功夫，下真力气。

2.3优化考核机制

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首先，要建立系统化的考核工作体系，乡村旅游管理的管理和建设，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考核工作和相应绩效指标的确定是必不可少。同时，考核还能对乡村旅游管理推进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2.4升级发展战略

建议乡村旅游要重点放在长期的发展战略这一方面，继续发挥非遗传统特色，把运营的重点放到优化乡村旅游内产业结构，大量引进新的项目展现乡村的独有的特色，烘托人气，提升竞争力。

3结论

网红乡村旅游兴起以来，在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显现。主要是未来管理发展不清晰、人才引进力度不够、管理团队不够强大、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应该反思、总结、改进。立足于更宽广的视角，着力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优化组织结构，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建立有效的保障措施及奖惩机制，升级发展战略，提高乡村旅游管理的运行效率，以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良好发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

参考文献

[1]杨文华.基于城乡统筹的乡村旅游发展——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青莲镇城乡统筹实验区为例[J].经济论坛,2016(2):95-99.

乡村旅游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州环太湖地区 乡村旅游 区域合作旅游

乡村旅游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改革与建设，和乡村缓慢的改变进程相互对比作用下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讲，乡村旅游是与都市旅游相对应的旅游方式，是以各种具有乡村背景的旅游形式，以乡村田园、乡村生活、乡村文化、乡村节奏、农家餐饮等为旅游特色，以农业及农村特色资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的内涵及特征

旅游资源的乡村性。从我国旅游的发展策略来看，乡村旅游资源是指都市之外，包括郊区、城镇、及农村地区，但是不包含乡村题材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地。乡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就是提供以乡村景观、村庄生活、农耕农具、农家餐饮等为主要旅游资源的旅游产品，具体来讲，既包括乡村耕织生活，又包括乡村水土资源，乡村旅游的乡村资源化是都市中缺少的生活影像，是都市生活无法弥补的生活资源，乡村旅游的资源与都市的资源相比，具有自然化、天人化、手工化，人类的改造及设计活动较低，资源保持着原有的面貌。

旅游资源的文化性。从乡村本身来看，乡村并不具有旅游资源的文化性特征，真正包含文化的是乡村生活与民俗，乡村生活融入了特定的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的生活文化，这些生活习惯与特征没有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变革而变化，是一种悠久的民风民俗的传承，是关于道理与伦理、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真实继承。是原始的、古朴的、自然的、真实的人性与生活，尤其在当今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性与特色性更加突出。因此，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性是宝贵的，是在新型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急需包容与理解的。

旅游生态的自然化。从土地格局来看，乡村偏离都市，受其工业化污染影响较小，乡村从事传统农业较多，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农村耕织的生活习惯，保持了乡村的生态平衡与生态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就是建立在开发与保护乡村旅游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为游客提供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环境。因此，旅游生态的自然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旅游生活的体验性。乡村旅游产品最具吸引的特征就是具有体验性，使得游客能够远离城市喧嚣，体验乡村质朴生活、能够在小憩之中感受生活气息，能够在传统之中体验原味生活。因此，乡村旅游提供旅游生活的深入体验是深度开发乡村旅游，将生活融入旅游的具体体现。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自然条件与交通条件。从旅游地理划分来看，苏州地处华东旅游经济区，空间结构复杂，周边区域山水旅游资源众多，同时处于长江三角洲旅游景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多元化与多样化特征突出，最重要的是苏州处于环太湖旅游圈，使得苏州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产品开发优势。与此同时，苏州交通便利，是江苏通往浙江及上海的必由之路，沪宁高速、沪宁铁路横贯东西全境。苏嘉杭高速公路沟通了沿江高速、沪杭高速、沪宁高速及沪苏浙皖高速公路，对苏州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更为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苏州西部环太湖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该地区自然风光景色宜人，生态环境适宜居住，并且文化底蕴深厚。比如太湖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共计48种，是现有旅游资源的71%，尤其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区远离闹市区，受工业进程化污染少，城市规模化扩张影响少，乡村旅游景区树木葱郁、景色静怡、风光奇异、古街别致、古桥含蕴、古村落炊烟袅袅、古民居风情并茂，同时与湿地资源相连，是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发展最好的旅游胜地。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为明显，其处于沪宁杭大都市圈的中心，同时又是长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在整合无锡、苏州、上海旅游产业资源方面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和挖掘潜力。苏州环太湖地区交通条件便利，是众多国道、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枢纽之一。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劣势。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与公路交通的建设，一方面促进了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建设需要，影响着乡村生态环境的变化，尤其随着城市的发展所造成的工业废污水与重金属含量超标等污染物的排放，致使苏州环太湖水系的污染与富营养化现象日趋严重，一方面破坏了苏州环太湖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不利于苏州环太湖地区旅游景区的开发与保护。同时过度的旅游活动与景区接受旅游强度和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之间产生的不协调与不平衡，致使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景区产生的废物废水废气无法受到妥善处理，再加上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景区建设及废物处理能力有限、技术落后等，使得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区域合作模式下的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及策略

（一）苏州环太湖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的内涵

乡村旅游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权力关系； 社区空间； 旅游利益； 泰宁

作者简介： 景秀艳（1970-），女，博士，闽江学院旅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权力关系与空间发展。Timothy J.Tyrrell（1948-），男，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区资源与开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1序言社区的旅游获利是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Choi，Sirakaya，2005），而利益获取归根结底由旅游利益者间的权力关系决定（Murphy，1988；Tosun，2000；Sofield，2003）。因此，为确保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审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Cheong，Mille，2000）。Hall（2003）提出，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导致旅游社区空间内部的非均衡发展，除了需关注与外来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博弈外，还必须关注目的地内部的社区权力结构对社区参与旅游及居民利益获取的影响。Beritelli和Laesser（2011）等学者从层级权力、知识、过程权力、资产等4个维度来测度旅游目的地行为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决定着产业网络运作模式和利益分配（Ying，Zhou，2007），社区居民与当地政府关系的不对等使得旅游社区公共利益被当地政府、外来投资者和少数社区精英剥夺（Kols，2008；李文军，马雪蓉，2009；翁时秀，彭华，2010；王剑，赵媛，2009）。空间的控制权对旅游发展和社区利益获取有着很关键的影响（Raymond，Brown，2007；Jurowski，Gursoy，2004）。空间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获取有直接关联，接近旅游核心区的居民往往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设施福利（Hester，Randolph，1993；Jurowski，2004）。上述研究分别围绕权力与社区居民利益、空间与社区居民利益展开，鲜见有关空间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关联及其如何影响社区居民利益的研究。本文拟结合福建省泰宁县5个不同乡村旅游社区的实例，以旅游规划对社区空间的权力和利益影响、不同社区空间背景下政府的权力介入方式及其引发的社区利益分配为分析主线，通过探讨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在中国乡村引发的空间秩序和利益格局变动，检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在中国乡村场域的适用性；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的政府权力干预和介入机制对社区经济利益和空间权力产生的迥异影响，揭示创建和谐旅游乡村社区的政策立足点，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参考。2乡村空间的权力运行机制及旅游利益分配

2.1权力、空间与利益之关联在韦伯（1997）看来，权力代表着统治、镇压、规则，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与韦伯的宏观权力论相对应，Foucault（1980）的微观权力论认为，权力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权力与利益密不可分。布劳（1988）认为，权力行使的目的就是在交换中获得利益和报酬，由于各方所控制的用以交易的资源极不相称，所以可能生成不平等的、甚至是剥削的权力关系。空间富有“关系”内涵（Harvey，1982），空间渗透着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莱特，雷比诺，2001）。权力的产生和运行在一定的“场域”中实现，脱离不开对空间关系的依赖和控制（景秀艳，2008）。Henri（1991）提出，主导性空间对附属性空间具有支配力量，而对空间生产的规划和控制，就等于控制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进而控制了利益分配。Bamey（1993）提出空间结构是以权力为中心构建而成的，空间秩序是社会利益的体现，空间关系可被扭曲以服务权力。“社区”作为居民生活和生产的特定空间，交织着权力和利益的博弈（Waste，1986）。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

2.2乡村权力运行的空间和结构逻辑权力在生产实践中隐匿着一整套的空间策略和逻辑（何雪松，2005）。中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治理的等级制和其中的“制度化压力”代表了韦伯所提出的等级制法理型权威。政治和行政力量依据各自的“权力等级”分配内部资源，每一层级的重要性与它所能管辖的空间范围成正比。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社区居民对等级权力反应的理性化和灵活性程度逐渐提高（吴毅，2002），自身意愿遭遇强烈压制时，农民会选择以“上访”的形式跨越空间及行政等级向上一级政府寻求援助。在中国乡村的权力语境中，特定社会行动者不能回避面对亲戚、长辈、朋友、社区能人与民间权威等对象时自身角色的多重性，因此乡村社区作为特定的权力“场域”，存在着自身的微观运行机制。等级制法理型权威因而逐渐与多元化网络型的社区权力结合，治理行动策略则很可能跨越关系网络和行政等级制这两个社会活动领域（刘能，2004）。除去县政府—乡镇政府—村两委的三级等级制外，还常见到政府官员或农民动用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感情和面子、民间权威等非制度化资源进行“磋商和劝服”。在处理涉农利益纠纷过程中，常常需要各种权力共同作用，才可能顺利解决问题（赵旭东，2003）。统治有两种尖锐对立的类型：一方面是倚仗利益状况的统治，另一方面是依仗命令的统治（韦伯，1997）。行政村作为基层组织，往往由几个毗邻的自然村（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组成。由于人口、土地、宗族力量、凝聚力、经济水平、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等方面的非均衡性，各自然村的影响力存在差异，占据优势的自然村往往能出村干部。等级制法理型权威与多元化网络型社区权力相互借力，使得村干部所在的自然村往往成为空间权力关系的“中心村”，其他的则是依附于中心村的“边缘村”。中心村在利益获取上往往具有优先权，这种权力和利益合二为一的情况在中国乡村社区普遍存在（仝志辉，2000）。

2.3权力关系、乡村社区空间与旅游利益的关联旅游规划作为政府主导的一种开发工具，将乡村社区转变成旅游消费空间。地方政府通过旅游规划师和专家，引导或控制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乡村空间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与社区农民演绎权力关系、展开利益博弈的“场域”。依照国家相关法规，乡村社区通过自治组织——村民自治委会代表村民办理村内事务，维护村民权益。然而村长和村支书领导职位的双轨制实际上使得社区受社区权力和国家行政等级权力的交叠影响。现实情况下，许多农民认为村民委员会更多承担着隶属乡镇政府基层机构的角色，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刘刚，2008）。乡村社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从自然空间看，社区享有对集体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从此种意义上讲，乡村农民应当具有社区空间生产控制权及旅游收益的主动权。然而集体土地的管理机构——村委会受地方政府等级权力的辖制，在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政府行政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严重侵蚀（李建建，2007）。虽然地方政府借助行政力量的“征地、拆迁”等空间转移或置换方式获得了乡村社区的生产控制权，但最终可能造成乡村社区失去旅游收益权，形成空间权力“悖论”。从乡村空间的社会属性看，社区居民的网络关系资源、地方独特的乡规民约、强有力的社区凝聚力可构成独特有力的社区权力与政府的等级权力抗衡（李凡、金忠民，2002），尤其对那些拥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的特色社区而言，历史文化资源的民间根植性和自在性无疑赋予了社区居民不可剥夺的空间主导权和话语权（王维艳，等，2007；李强，2010）。为此，一些地方政府或为解决民生问题或出于缓解社会矛盾，做出了部分权力让渡，如默许村民以自己方式参与旅游，或为村民参与旅游积极创造机会。部分乡村社区因具有空间优势，搭上政府或旅游企业提供的“顺风车”，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此外，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资源审美价值的差异化、旅游产品开发及旅游设施布局的非均衡性重构了乡村的生产空间秩序，旅游利益的差别也可能强化或打破乡村社区内部权力结构的“中心”或“边缘”空间分布格局（见表1）。

表1权力、乡村社区空间与旅游利益关联类型权力来源空间关联社区利益影响等级权力社区权力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省—县—乡镇—村的等级治理，政府主导的旅游规划乡村自然旅游资源经营权，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乡规民约的约束性及社区凝聚力法律法规的地方适应性，旅游规划产生空间秩序（旅游设施布局、旅游核心景观空间分布）当政者生产生活关联的社区空间，旅游产品的空间非均衡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根植性，乡规民约的地方性、社区生产和消费中心重构引发的权力空间迁移或强化社区利益补偿和分享机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社区旅游参与机制）

3空间与权力关系下的泰宁县社区居民旅游利益获取

3.1调研区域概况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山区的泰宁县，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继厦门、武夷山之后福建三大重点旅游目的地之一，先后获得“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十佳魅力名镇”等称号。2009年，泰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旅游业发展模式——“泰宁路径”被中国旅游界推选为全国第五个县域旅游发展的典型模式。自2002年起，为增加旅游行业行政管理的高效性和权威性，泰宁县政府整合了与旅游事务相关的职能管理部门，将其统一归口到泰宁县旅游管理委员会，当时的常务副县长直接担任管委会主任。泰宁G旅游开发公司作为泰宁县旅游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实体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全县旅游开发相关事宜。泰宁风景名胜区目前共含8个景区，涉及杉城、上青、梅口和朱口4个乡镇、5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共1729人。经过走访，选取与旅游业发展关联最密切的寨下自然村和水际行政村（包括下坊、店上、瑶边坑、船树岭4个自然村）作为研究样本。

3.2调研对象及方法课题组于2010年3月下旬进行初步调研，2011年7月中旬开展深入调研。调研方式以深度面谈和实地观察为主。课题组走访了泰宁县旅游管理委员会、政府部门官员、相关村长以及代表性的旅游家庭旅馆、旅游商店、旅游商品加工厂、游船公司大股东及普通村民员工近50人。主要调研内容：（1）旅游规划空间与社区空间的关联；（2）旅游开发前社区对旅游资源的拥有量和利用方式；（3）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影响与作为；（4）自然村在所属行政村中的权力地位；（5）社区农户参与旅游的意愿及方式；（6）政府及社区等利益关联者的旅游收益分配等。

3.3调研内容

3.3.1寨下（自然）村（1） 寨下村社区空间及权益博弈寨下（自然）村位于泰宁县城西北15公里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丹霞类地质公园的榜样景区”，现为泰宁世界自然遗产、泰宁国家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原来寨下村除1户村民居住在现有停车场入口处外，其余32户居民全部居住在峡谷入口处（现核心景区内部）。大峡谷景区旅游空间与寨下村社区生产生活空间几乎重合。寨下大峡谷被规划成保护区和风景区后，对社区空间及权力造成的影响有：一方面，社区空间因拥有核心旅游资源，社区权力得到明显提升；另一方面，由于遗产保护要求和旅游开发需要，全村民房被要求整体搬迁，村民的农田、菜地、竹林地被征用，村民进入大峡谷景区伐木、采药等活动被禁止。社区原有空间价值被提升的同时，村民却面临着被迫转移居住权和生产权的局面。寨下自然村隶属际溪行政村，与行政村内的其他自然村相比，经济长期较为落后，该社区属行政“边缘”村。依照相关法规，农民承包的土地（水田、旱地、竹林）属（行政村）集体所有，村委会需出面维护村民权益，但村长和书记均不居住在此自然村，与旅游开发无直接利益关联，也不愿得罪具有深厚官办背景的G公司，因此G公司与村民发生纠纷时，村委会、镇政府以及县级其他相关政府部门集体“失语”。加之，实施了多年的承包责任制以及男性村民等外出打工，导致社区自身凝聚力较弱，最终使征地和补偿协商成为G公司与每个社区农户的谈判。由于在利益补偿及分享机制上缺乏共识，寨下大峡谷开发引发了G公司与部分社区居民的诸多矛盾。经过多番“讨价还价”，社区居民放弃原先入股分红的要求，以每年领取与旅游未开发时销售农产品所得基本相当的收益款为条件，出让寨下大峡谷的山林收益权等权利。然而在民房拆迁和补偿方面，大部分村民和G公司存在较大分歧。G公司在动用行政执法力量的同时曾采用“变通”办法，即，对一部分村民采用动员其亲朋好友出面说服的做法，但该做法又使其他村民怀疑这部分人可能比自己多得了“补偿款”，社区内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凝聚力进一步被削弱。一批住在景区内部（指售票入口以内）早期接受拆迁条件的几家农户由政府出面协调，在景区售票处外侧空地上盖起了新房。盖新房的农户通过开办农家旅馆成为旅游开发中社区最大的受益者，但由于几个家庭旅馆经营户没有联合经营，而是各自招徕客人，竞相压价，整体效益不够理想。旅游规划的法规性制约效力以及G公司的直接干预便拒绝签订拆迁协议的农户拿不到房屋翻盖许可证，而旧民房的条件又太差，无法开设农家旅馆，因此这些农户只能在自家门前或原村广场（景区内部）兜售土特产，虽然影响景区秩序，但G公司为了缓和与村民的矛盾，被迫默许。由于物价连年上涨，村民看到G公司经营寨下大峡谷的收益可观，加上先期签订协议的农户已占据了经营家庭旅馆的最佳位置，因此未签订协议的农户更加坚决地拒绝拆迁。村民的抵制拆迁行为迫使G公司中止景区后续开发计划。（2） 寨下村居民的旅游利益获取目前寨下村居民被动参与旅游的项目主要为家庭旅馆、农家餐馆、土特产销售等，社区总体旅游收入约为49万元。G公司目前在寨下景区经营项目仅为门票收入。2010年因泰宁突发洪灾，客源非正常减少，故以2009年正常年份计算，门票收入473万余元，寨下村居民旅游经济收益仅为G公司门票收入的10.32%（见表2）。

表22009年寨下村社区农民旅游经济收益参与项目家庭旅馆（含餐饮）农家饭菜土特产销售景区清扫户数810301收入（万元）36.339.72.420.36注：社区调查所得。收入按毛收入计算，下同。

3.3.2水际（行政）村水际村地处泰宁国家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大金湖之畔，共有下坊、店上、瑶边坑、船树岭4个（自然村）村民小组，共139户522人，全部属于库区移民村。旅游开发前是省定贫困村，村民多以捕鱼、耕种或外出打工为生。2000年，泰宁县政府将大金湖渔业养殖权进行整体拍卖，规定居住在大金湖湖畔的专业渔民拥有优先权，居于湖滨的下坊和店上两村的许多居民由此成为了大金湖渔业公司股东，为后来成立游船公司奠定了基础。（1） 水际村社区空间、权力关系与旅游参与2002年，新恒基集团作为外来投资商，与泰宁县政府签约开发大金湖景区，下坊自然村位于大金湖码头所在地，门前络绎不绝的游客让农民发现了商机，经历短时间的无序竞争后，由社区“能人”牵头，全村所有农家以“泰宁县下坊农家度假山庄”名义实行联营，统一对外招徕客人。近几年经过重新规划，大金湖码头升格为泰宁风景区的副管理中心，更带动了社区农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目前全村98%以上的村民从事旅游业。店上自然村虽位于大金湖湖畔，但由于距离大金湖码头尚有3000米左右的距离，居民早期除入股游船公司和渔业公司外，并未经营其他旅游项目。但随着大金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旺季时下坊村农家旅馆接待能力不足，于是店上村仿效下坊村，新建农家小别墅，联营开设家庭旅馆，目前95%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瑶边坑自然村距离旅游规划中的风洞码头（主码头之一，仍在建）仅600米左右，具有一定的空间优势。旅游开发之前，村民主要是外出打工，极少数村民依托原先拥有的专业渔民捕鱼权入股游船和渔业公司。随着大金湖旅游的快速发展，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逐渐返乡，进入下坊村的旅游企业。由于风洞码头建成后瑶边坑空间区位将明显改善，且大金湖客流逐年增多，因此，目前社区村民都在贷款建农家别墅，期待将来能够更多地分享大金湖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相比之下，船树岭自然村虽然距瑶边坑村仅500米，但已远离大金湖水域。村民也非专业渔民，在大金湖游船和渔业公司中没有股份。此外，处于泰宁风景区规划边界之外，制约了社区参与大金湖旅游开发。村民曾经想过迁往湖滨，但由于自然村之间存在利益分歧，村支书和村长分别在下坊和店上自然村，本村居民缺乏有影响力的社区“能人”，加上旅游规划和自然遗产保护客观要求逐步减少遗产区内常住人口，因此船树岭居民想迁入风景区湖滨地带的愿望无法实现。旅游规划后大金湖景区内的山林成了保育林，船树岭居民丧失了山林采伐权，经济收益受到影响。目前除十几人在下坊自然村担任船工、保洁员时，大多数村民家庭收入来源仍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社区内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与大金湖旅游空间关联最弱。同时，旅游业带来的物价上涨也对社区居民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与其他3个社区村民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社区权力也日渐衰微。（2） 水际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利益获取借助新恒基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大金湖自身的资源吸引力，大金湖的游客人数为泰宁各个景区之最。依照合同约定，船票收入（每人75元）由本地游船公司收取，门票收入归新恒基公司所得，但新恒基公司当年需向泰宁县政府缴纳资源有偿使用费、管理费、营业税等27%的门票收入。以下坊和店上村民为主体的股东们占游船公司50%的股份。2010年泰宁洪灾使旅游业非正常波动，故本文以2009年到访的游客人数计算。大金湖旅游门票收入中，新恒基旅游公司获利1560.7万，泰宁县政府获得577.3万，水际村获利1726万（见表3）。若考虑新恒基在大金湖景区投入的设施建设和营销及运营等相关成本，水际村尤其是下坊和店上2个自然村已成为泰宁大金湖旅游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

注：由于下坊和店上的家庭旅馆、商店多属家庭经营模式，工资收入一并计入家庭收入中；总收入中未计算投入成本。

3.4调研发现对泰宁5个乡村社区的对比研究发现，寨下自然村处于村一级基层行政组织权力的边缘村，土地集体产权的弱势加之自身社区凝聚力不强，在与强势地方政府博弈中丧失了先天优越的生产空间控制权，导致社区在旅游业利益分享上处于劣势。隶属水际行政村的下坊、店上、瑶边坑和船树岭4个自然村在旅游开发前社区经济方式和收入水平并无明显差异，但由于旅游规划对旅游空间等级的分割以及社区等级权力的影响，4个社区旅游利益获取出现明显分化：下坊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居住空间、旅游生产空间、社区权力中心和早年政府赋予的渔业经营权等优势，拥有了空间资源的生产控制权；区位条件稍次的店上村凭借社区基层权力的中心性以及资源主导权（渔业参股权）也获得了较好的旅游收益；下坊和店上的成功也反衬出丧失空间生产权对寨下村社区利益造成的直接负面影响；而水际行政村的瑶边坑和船树岭2个自然村处于旅游规划空间和社区权力空间的双重“边缘”，在旅游发展中获取的利益最少（见表4）。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1） 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决定了旅游产品、设施和游客人流的空间分布，进而决定了社区旅游产业的空间生产秩序，利益分配也围绕着核心旅游产品和设施在空间上次第展开，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得到印证。（2） 乡村旅游开发作为一种经济利益获取渠道，除受福柯式的“场域网络权力”影响之外，更多地被韦伯式的“政府等级权力”规制着。政府权力与社区权力之间、社区权力各主体内部之间在乡村空间展开博弈，引致社区权力空间和旅游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4.2政策建议（1） 政府单方面主导往往造成乡村目的地社区旅游规划参与权、旅游经营参与权缺失，进而激发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矛盾。为此，旅游发展需充分尊重社区权力，将乡村社区视为旅游发展的主体之一，建立社区参与旅游的政策机制，才能真正促使旅游业与乡村目的地社区和谐发展。（2） 旅游规划可能加剧社区权力和旅游利益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格局。在旅游规划开发之初，有必要创新管理方式，调节和引导乡村社区内部建立较均衡的旅游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构建和谐乡村社区。致谢：调研得到泰宁县旅游局局长江茂求、泰宁县旅游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宁璋、三明学院罗金华副教授等领导和朋友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shild Kols.Tourism and Tibetan culture in transition[M].Landon：Taylor & Francis Group，2008：2229.

[2]Cheong S M，Marc L M.Power and tourism：A foucauldian observ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2）：371390.

[3]Choi H S，Sirakaya E.Measuring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sustainable tourism：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05，43（4）：380394.

[4]Jurowski C，Gursoy D.Distance effects o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2）：296312.

[5]Harvey D.The Limits to capital[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2.

[6]Foucault M.Prison talk[A]Gordon C.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New York：Pantheon，1980：3754.

[7]Hall C M.Politics and place：An analysis of power in tourism communities[A].Singh S，Timothy D J & Dowling R K.Tourism i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C].Oxford，England：CAB International，2003：99114.

[8]Hester J，Randolph T.Sacred structures and everyday life：A return to Manteo，North Carolina.[A]Seamon D.Dwelling，Seeing，and designing：Toward a phenomenological ecology[C].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9]Henri L.Translated by Smith D N.The pr.oduction of space[M].Blackwell Ltd，1991.

[10]Murphy P munity driven tourism planning[J].Tourism Management，1988，9（2）：96104.

[11]Beritelli P，Laesser C.Power dimensions and influence reputation in tourist destin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network of actors and stakeholders[J].Tourism Management，2011，（In Press）：111.

[12]Raymond C M，Brown G.A spatial method for assessing resident and visitor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growth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07，15（5）：520540.

[13]Tosun C.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ourism Management，2000，21（6）：613633.

[14]Sofield T H B.Empowermen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M].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03：227258.

[15]Bamey W F.Review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3，33（1）：111112.

[16]Waste R munity power：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M].SAGE Publications，1986：20.

[17]Ying T Y，Zhou Y munity，governments and external capitals in China’s rural cultural tour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adjacent villages[J].Tourism Management，2007，28（1）：96107.

[18]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35146.

[19]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J].学海，2005（6）：4448.

[20]景秀艳.生产网络、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79.

[21]莱特，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陈志梧，译[C]∥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939.

[22]李凡，金忠民.旅游对皖南古村落影响的比较研究——以西递宏村和南屏为例[J].人文地理，2002（5）：1719.

[23]李建建.我国征地过程中集体产权残缺与制度改革[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00104.

[24]李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自主和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以云南泸沽湖与青海小庄村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0（2）：106112.

[25]李文军，马雪蓉.自然保护地旅游经营权转让中社区获益能力的变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46154.

[26]刘刚.纠纷中的乡村权力与权威——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查分析[J].东南学术，2008（6）：4247.

[27]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社会场域中的权力与交换关系[J].河南社会科学，2004（1）：2531.

[2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265.

[29]仝志辉.村落的二重化权力空间与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陕西毛村选举再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1421.

[30]王剑，赵媛.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与农村社区居民权益受损分析——以樟江风景名胜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9（2）：120124.

[31]王维艳，林锦屏，沈琼.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整合机制——以泸沽湖景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7（4）：673684.

[32]翁时秀，彭华.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J].旅游学刊，2010（9）：5157.

乡村旅游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 节庆活动 组织管理

一、引言

乡村旅游节庆是利用乡村田园地理环境、原生态劳作流程、以及特色农业规模效应，或者通过深入挖掘民间民俗文化、民族文化而开发的，吸引旅游者的乡村节庆事件。节庆活动所产生的活动效益，除了增加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包括社会文化及环境方面的效益。如：建立居民意识、增加居民的荣誉感、凝聚地方团体组织及民俗旅游与文化旅游活力、游客及居民的满意度、提供正当休闲活动、行销各行政管理部门的施政能力、提升地方知名度、教育宣传以及直接体验的游憩价值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类型节庆活动约5000余个。但近年来不少地方举办的节庆活动，大多昙花一现，且已呈现泛滥之势。很多节庆活动由于特色缺乏、活动持续时间不长，所获得的媒体报道规模、持续性、深度有限，导致关注度较低，往往达不到举办目的。因此，研究如何进行有效地组织与管理，放大节庆影响力，取得“三大效益”；节省运作成本，避免“三种浪费”（钱、时、空），让乡村节庆活动蓬勃发展、经久不衰就显得很迫切。然而，节庆活动的管理存在很多变数，不同的游客参与的目的不同、节庆活动本身的地域差异性以及管理人员和管理模式等，都会影响节庆活动的管理过程。同时，节庆活动所面临的环境却在朝着相似的方向变化：即竞争加剧、消费者更加成熟、流程和对象更加复杂 。

二、郫县乡村旅游节庆活动的现状及特点

郫县是四川省成都市下属的一个县，距成都市区10公里，全县幅员面积437.5 km2。郫县地处天府之国腹心地带，都江堰自流灌区上游，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国家级生态示范点，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郫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5.7℃，春早、夏长、秋雨、冬暖，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生态气候环境十分宜人，最适合开展各种乡村休闲旅游活动。

1、 郫县乡村旅游节庆概况

郫县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尤其注重节庆活动对旅游的拉动作用。近年来，郫县政府对全县的旅游节庆活动进行了统筹安排，并制定了“郫县旅游节庆文化活动方案”。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郫县下属各乡镇结合本地丰富的自然和乡村人文特色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大力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每年定期举办金秋古城柚子节、友爱海棠节、田园文化艺术节、葡萄采摘节、韭黄文化节等农业节会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0年，被农业部、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称号。近年郫县主要乡村节庆活动情况见下表：

2、郫县旅游节庆活动特点

（1）种类繁多，内容较为丰富

郫县的旅游节庆活动，种类繁多，内容较为丰富。有的是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而开展的节庆活动，如“金秋古城柚子节”、“田园时代葡萄采摘节”、“农科村海棠节”等；有的依托当地自然条件而开展的节庆活动，如三道堰镇的“亲水休闲旅游节”。三道堰镇素有古蜀水乡之称，近年，该镇以节日为载体，以系列活动为亮点，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亲水休闲的魅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挖掘本土风俗民情，已经连续举办了58届的龙舟会，以赛龙舟、抢鸭子、放河灯、歌舞表演、川剧座唱、书画展览等活动为主要内容，是郫县久负盛名的传统文化节日。此外，还有以艺术表演为特色的“府河源•乡村音乐节”、结合非遗节举办的“蜀绣艺术文化旅游节”等。

（2）主题明确，初具品牌优势

郫县在确立节庆主题时，各乡镇都以本地的标志性特色资源为基础，例如， 三道堰镇“亲水休闲旅游节暨三道堰龙舟会”、友爱镇“农科村海棠节”、新民场镇“西部花乡乡村旅游节”等已在一定区域内树立起品牌，部分节庆已成为四川省乃至全国旅游节庆的典型代表，例如，“望丛古蜀文化节”以“解蜀语、瞻蜀祭、观蜀舞、赏蜀景、品蜀味、展蜀史”为主题，不仅成为郫县及成都文化旅游的一大盛事，也成为全川蜀人乃至全国、全球蜀人的盛事。

（3）运作市场化，功能发挥较充分

郫县的旅游节庆活动采用的是“政府组织、企业运作、民众参与”的方式，即政府负责组织协调，以招标的方式由企业按市场化模式运作。一方面，通过面向社会征集旅游形象主题口号、节庆内容等方式开放办节；另一方面，以节养节，以节创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如2009安靖镇“绣•田园”蜀绣艺术文化旅游节，吸引游客达50万人次，其中入境游游客1万人次，实现收入7000万元（注：资料来源，郫县旅游局）。而安靖以此为契机，正在形成集刺绣艺术品、蜀绣用品、旅游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并将在此基础之上将安靖打造为具有浓郁田园色彩的现代田园蜀绣风情小镇。

事实证明，节庆活动具有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功能，不仅成为郫县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而且对提升郫县的区域形象、促进郫县经济贸易的全面快速持续的发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郫县乡村旅游节庆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思考

郫县乡村旅游节庆活动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有可能阻碍旅游节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应对乡村旅游节庆活动进行剖析，以便发现管理中的问题。

1、旅游节庆活动的设计与管理无法完全体现活动的核心价值

一般来说，节庆活动的设计与管理，首先应确定节庆活动的目标――“SMART”。SMART有利于节庆活动实现其目标以及活动后的评估工作，如确定活动的收入、利润、门票收入、广告收入、商品销售量、赞助收入、所获得的捐款、津贴、现金流、国际或当地游客的数量、投资水平等。其次是进行设计。它构成节庆活动成功的基本要素，并将影响到活动的每一层面。而设计的中心就是要体现活动的核心价值。

郫县旅游节庆活动己历经多年，积累了较多的经验，目标的确定尽管很明确，但其设计与管理还无法完全体现其核心价值。如：“亲水休闲旅游节”目的是为了把久居都市的游客吸引到古蜀水乡三道堰，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亲水休闲的魅力；它面对的顾客应是：成都市民及周边邻近地区的游客；为此，旅游节的时间安排不宜过长，时间过长会导致游客和观众的精神疲劳从而降低旅游节的兴趣点，同时有可能因影响工作而流失大批的观众。但是亲水休闲旅游节长达150多天，造成市民的旅游节疲劳战。

2、旅游节庆活动产品的主题设计应反映郫县的特征

节庆活动产品的主题设计应体现举办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潜在消费者的需要以及经济的承受力，并根据节庆活动的内在特征以及全面的预算来安排。主题必须鲜明、生动，具有时代气息。一旦确定节庆活动主题，就将成为这个节庆的主旋律，一切活动将围绕着它展开，最终形成整个节庆的大合唱。

郫县旅游节庆活动，多数都确定了相关的主题，这是非常明智与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节庆活动还没有主题，一些有主题的活动也并没有很好的突出郫县的特色。

纵观郫县的节庆活动，多数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主题，如美食节、花卉节、龙舟节、采摘节等。并且，郫县目前还没有旅游形象主题口号（郫县旅游形象主题口号已在征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内容如何彰显郫县特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Theobald (1994)认为,旅游节庆活动的本质是文化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是替代大众旅游的一种方式。郫县有三个响当当的文化名片，即：“古蜀文化的诞生地，中国农家乐旅游的发源地，川菜美食文化的繁荣地”。节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老瓶不断装新酒”，在常规项目不动的基础上更换一些更富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的项目，使每届的游客能获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烘托出浓烈的节庆气氛，不断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3、旅游节庆活动的层次有待提升

郫县的许多乡村节庆活动都冠有文化之名，但文化氛围并不浓郁，以致于许多以文化为名的活动被讥为只有吃的文化。过度重视实现经济效益的速度，导致节庆活动仅与餐饮业、摊贩密切结合，虽然增加了业者的收入，但却因此降低活动的品质。相应的休闲、游乐设施设置要与乡村特色贴近，娱乐方面要以各种民间表演形式为主，并尽量吸引游客参与其中，通过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突出乡村文化特色，加强对农耕文化、农业生产和民间习俗的展示等，增加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此外，部分地区服务质量较差。虽然郫县旅游局举办过多次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使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很大提高，但目前郫县旅游从业人员质量、数量、结构和布局方面，任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建议重视对普通话和外语能力的培训，重点培养他们掌握细微化、延伸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的能力，提高从业者的综合素质，使乡村旅游适应市场的需求，让游客得到更好的服务，及满意的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林铭昌：《节庆活动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M]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148~15

2、吴恒：《节庆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研究》 [M]，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论文集，277~279.

作者简介：

郑平（1965-），男，四川峨眉人，讲师，从事旅游经济教学与研究。

乡村旅游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问题；对策；荔波。

20 世纪80 年代，我国乡村旅游开始起步以来，经历了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以其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旅游效益的综合性，尤其是能促进城乡文化交流和统筹城乡发展而受到各地政府和百姓的普遍欢迎。它是在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等常规旅游基础上的提高，是对传统常规旅游形式的一种发展和深化，是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体进行开发的一种旅游类型。乡村旅游因其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已经成为推动城乡和谐建设、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1-3]。

1.荔波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情况。

乡村旅游以自然生态、农耕景象、农民生活、农家习俗、民族特色吸引于人。荔波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生态资源丰富，民族文化资源底蕴深厚，交通较便利，政府政策良好。近几年来，特别是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荔波旅游以来，我县依托绚丽多姿的自然生态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以“品农家菜、住农家屋、游农家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初步形成了自然生态游、水上娱乐游和文化休闲游。据旅游部门统计，目前全县农家乐有100 多家，床位800 多张，直接从业人员1000 多人，间接从业者1 万余人。

2.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缺乏整体规划。

在荔波开展乡村旅游的地方，基本上是自发组织，规划意识淡薄，各自为阵，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降低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2.2 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较差。

乡村卫生观念落后，饮水和厕所的卫生条件都比较差[4]；对乡村旅游突发事件的安全应急系统保障还不够完善， 缺少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医疗设施。

2.3娱乐模式缺少特色。

大多数都是简单的吃喝形式，比如几间房子、几张桌子、喝喝茶、打打牌、钓钓鱼、吃吃饭，项目较为单调，缺乏新意，民族娱乐文化不完善。

2.4 各种管理人才落后。

乡村旅游景点设施基本上都是村民自己建设管理，缺乏专业的策划、管理经营、营销、规划设计等方面的人才，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管理不规范。

2.5 宣传力度滞后。

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宣传力度上不够，宣传策略缺乏重点突出，宣传手段没能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等现代传媒。

3.发展对策。

3.1 政府主导，政策支持。

乡村旅游的发展，当地政府应该要起主导作用，要有明确的思路和具体设施，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软硬环境需要加强建设。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解决农村问题，推动农村持续全面进步的战略范畴[5]。

3.2 找准发展定位，围绕市场发展需求。

应利用自己的资源打造具有荔波特色的模式，发展一些游客感兴趣的观光果园、茶园、花园、植物园、森林游乐园、渔场、采摘、垂钓、民族特色文化等旅游产品。

3.3 科学合理制定规划。

乡村旅游必须要进行科学规划和精心指导[6]。既要鼓励发展、又要控制总量，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科学性，要全面分析当地的特色、优势和不足，综合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制定规划，明确各区域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3.4 加强人才的培训。

政府应组织相关管理者到外地学习成功的经验，引进专业的人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7]。加强对服务人员的旅游知识服务、本地风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促进农村旅游人才的培养。

3.5 强化宣传推广。

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宣传力度， 建立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参与的联合宣传机制。通过制定合作优惠政策，实现与旅行社的联姻，促进旅游景区和企业之间的交流，针对性地拓展客源市场，实现游客结构的合理化。

3.7 建立农户参与机制[8]。

乡村旅游的主体是农民，动力在农民。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依靠农民的智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是乡村旅游真正发展起来，这是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根本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国文。关于乡村旅游发展之思考[J].内蒙古水利，2011（4）179-180[2] 高优仙，刘文静，唐玲娣等。对农家乐的理性分析[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9）：302.

[3] 肖亚波。景区旅游安全问题的思考[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0，（7）：13.

[4] 张瑞，杨涟，何磊等。云南省宾川县寺前村农家乐发展研究[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0，（7）：17.

[5] 杜兴翠。茂兰保护区生态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意义[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5）：15483-18485.

[6] 于艳萍，王西峰，麻应大。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森林旅游活动反思[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9（4）：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