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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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62-01

一个人智育不过关是次品，体育不过关是废品，德育不管过则是危险品。大学生担负着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健康、全面的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全面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如果能将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能够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能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逐渐滑坡，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诚信的缺失。大学生不诚信的行为到处可见：考试作弊、迟到早退、欺骗师友、伪造证书等等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

二是价值观出现偏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大学生出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倾向，对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心，而是热衷于追逐金钱和名利，价值观物质化、庸俗化现象严重。

三是心理素质薄弱。部分大学生心理素质差，遇到一些坎坷和挫折便容易想不开，甚至轻生。这种对生命的否定感是大学生思想意识中的大蛀虫。

二、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帮助学生重塑道德意识，提高其人文素质。

第二，有教无类的教学方式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思维。在与学生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第三，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教学思维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教育的实效性。儒家文化重视学生的个体性，强调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擅长启发学生、引导学生，通过学与思的辩证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儒家文化强调在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在学与思的循回往复中实现知识的渗透和精神的领悟。

三、探索儒家文化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现代教育理念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二者不谋而合。大学生思想政教育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的放矢、全面系统地对学生展开教育，才能真正做到继承传统、把握现代。

（一）引进儒家经典，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依然采用传统的课堂式教学，将中国传统文化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针对学生特点进行的一次课堂完善，能够在提高课堂吸引力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不仅是课堂和教学方法上的完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要将儒家经典融入思想政教育内容中，让学生领悟儒家文化价值，将儒家文化精髓内化在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二）注重知行合一，促进儒家文化从理论走向实践。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文化追求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要求学生不仅能领悟某一真理，更要在实际生活中践行。具体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举办经典文化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促进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播，学以致用，将内化于心的文化修养外化到行动中。

（三）营造校园文化，形成浓厚广泛的儒家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无形的，要想将儒家文化彻底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营造出深厚广泛的儒家校园文化，润物于无声，充分发挥文化渗透的作用，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标语、社团等方式，使学生每时每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另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如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平台，不遗余力地进行儒家文化传播，营造出真正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充分地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春晖.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J].中州大学学报.2014（4）：102-105

[2]周捷.将儒家文化精髓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4）

[3]王晔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J].黑龙江史志.2009（24）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2篇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 “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基督教；仁者爱人；爱人如己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对两千年前的儒家文化再次进行大力的宣传；而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的遵从却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是何原因两种文化能够在各自的土地上经久不衰，是何原因代表两种文化的经典典籍能够被人们反复研读。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儒家思想中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表达了“仁”对于人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仁者爱人”的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之中，一直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上至统治者、士大夫阶层，下至平民百姓，都奉行着基本的道德原则，使得中华文明一直流传至今。

在地球的另一端，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强大，另一种思想也被提升到了统治地位，霎时间《圣经》成了最普及的读物。在这之后的两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圣经・新约》使得这一思想更加具有普世精神。它教导人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要求他们要爱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使得他们在信奉宗教的同时，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净化自己的灵魂。

在两种文化或两种经典（《论语》与《圣经》）之中，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爱”。而这一思想在各自的领地上，对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得社会处于一种圆融的状态。从其自身的经久不衰，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具有其一定的科学性。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爱”之中，两者存在着共同点，同时也有着各自的差异。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的共同点――秩序性

在两种文化之中，都强调对人之爱，但在这种爱之前，它们都对人提出了各种要求，而这种要求简而言之，就是秩序性。不管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其实当中都有着对秩序的尊崇。

1.儒家的孝悌

儒家思想中除了“仁者爱人”之前，它最先强调的是对自己家中父母、兄长的爱，对父母的爱叫做“孝”，对兄长的爱则叫做“悌”。《论语・学而》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就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德的基础。可见仁者在对普通人的爱之前是对自己家中人的爱。同样是《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可见对父母兄长的爱是博爱众人的一种基础。为何儒家思想的“仁者爱人”要如此强调一个人对自己父母和兄长的爱呢？为何要把它当作博爱众人的一种基础呢？因为在孔子或者说在儒家的思想之中，一直有着一种“维护周礼”的思想，即保持一种秩序性。而这样一种秩序性，如何能够普及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呢？所谓国家，便是说国是由家组成。那么既然想让一个国家的民众遵守同一个秩序，那么这种秩序自然要从每一个小家做起。《论语・为政》中有云：“《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在家中遵循一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同时在《论语・颜渊》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君臣之礼同父子之礼比拟。可见儒家思想对这种秩序性思想的宣扬。儒家思想中建议统治者施行仁政，而确保这一仁政得以有效施行的基础便是每一家对自己父母、兄长的爱，即“孝悌”。一个仁德的人，应该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出则尊敬国君、效命于国君。如此之人再博爱众人，一国则当发达，便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愿望。

2.基督教的诫命

在西方的基督教之中，对人的约束也是十分严格的。基督教要求信徒对耶和华的绝对服从。我们在阅读《圣经・旧约》时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耶和华总是赐福于那些对他绝对服从的人，从亚当到摩西，那些虔诚的信徒一直得到耶和华的保佑。耶和华赐他们以土地、牛羊、食物、子嗣，将一切好的事物赐予他们。而与此相反，那些违抗耶和华的人则受到惩罚，将被“剪除”。无疑《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是严苛的，这一以色列的神在赐福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守他的诫命。在众多诫命之中，与儒家思想想切合的就是孝敬父母。这一点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是当作十诫所提出，足见基督教对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儒家思想对家庭礼节的看重是为了使一国之民都可以守礼节。而基督教对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孝敬父母的诫命之后有这样一句话“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就这样，无形之中将父母同耶和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他所生活居住的地区经常有比他强大的民族来对他进行侵袭。而耶和华则是这一民族的守护神，正是有耶和华的保佑，以色列民族才得以一直的存在。而让信徒们孝敬父母，即孝敬耶和华，是为了让这一民族之中的人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信仰，统一的思想，增强其民族自身的凝聚力，从而保持这一民族不至于被其他民族消灭于同化。

二、“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的不同点――明晰性

1.“仁者爱人”的背景与意义

在儒家思想诞生的时期，中国正处于诸侯混战的时代，这也此前华夏和谐统一的传统社会不同，每个有权势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将社会变回到从前的状况，却不得要领。此时的儒家思想就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主张便是“仁者爱人”，孔子拿舜禹二帝做比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就是舜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整年为百姓操劳，从来不考虑自己。所以说儒家思想最初，就是以统治者如何更好的治理国家为出发点来提出自己思想的。而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一个统治者想治理好国家，就应当善待百姓。而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统治者呢，就是那些仁德的人。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作为一个仁德的人，你要爱护你的百姓，你要在方方面面做出表率，正如《论语・泰伯》中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作为一国之君，你的德行好了，那你的民众的德行自然也就好了；你的民众德行好了，你的国家整体的德行也就好了。从而可以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使得其他国家臣服于你。所以说儒家思想中，所说“仁者爱人”其最主要的接受对象是统治者。因此“爱人”是爱的国民，不管国民的性格如何，你都应该去爱护；从而达到一种上行下效的结果。

2.“爱人如己”的背景与意义

《圣经・新约》的时代背景则不同，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是在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民众对耶和华的信仰也接近崩溃的边缘，民众生活在绝望之中，想要恢复自己原先的统治又不可能，听命于罗马人又诸多不悦。此时耶和华之子耶稣的降临就显得意义重大，他重新带给人们诫命， 要求他们继续爱他们的神耶和华，同时还要爱人如己。《圣经》本身就不像儒家思想那样，是要培养什么统治者，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养成一种民族性格。《旧约》中养成民众那种对耶和华的绝对虔诚，曾经使这个民族辉煌过。可是到了古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新约》更多要求民众的是消除他们心中的那种怨恨，使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下去。在《马太福音》6：14―15中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也就是说饶人等于饶己。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宗教，后者则是一种哲学思想。所以信奉基督教的人，他总是对死后的世界有一个期许。儒家思想则断绝了人们这种念头，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道理都还没弄懂，怎么能去考虑死后的事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如何在活得时候行善事，死后进天堂，才是最重要的。而耶稣的话无疑给他们指明了道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让他们按此诫命去做，是让他们成为全人，从而死后进入天堂。我们抛却宗教的真实与否不讲。单从这条诫命的现实意义来讲，它教导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包容，互相爱戴。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睦了，整个生活也就幸福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都强调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家庭宗族的秩序。以此为基础，培养民众的泛爱价值观，同时也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两种思想的出发点和理想的接受对象存在着差异，从而使得两种思想在对待“人”的范围的问题上存在着差异。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我想我们更了解两种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

[2]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

[3]李春华.基督教“博爱”与儒家“仁爱”之共同现实价值.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4篇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人们在表达情感时都是较为含蓄和内敛的，并且善于通过借景、借物等方式来抒感，激励自我。这种语言的含蓄内敛与艺术作品所表达的言外之意联系在一起容易使观赏者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情感交流。正如司空图《诗品》所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中国传统建筑木雕就是这一载体，它将各种不同题材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动物、植物等内容呈现在有限的图幅里，以此借物言志，借景抒情，意在画外，情在景中，许多不可言传的情感和愿望都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木雕作为传统建筑中的小木作，不仅具有功能性更有观赏性，尤其是它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更具有教化功能，它蛰伏了儒家思想的影子，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从各个不同角度表现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忠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伦理范畴，又是政治范畴。中国封建社会臣对君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忠义。作为臣子，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君王的权益，并以此作为人生追求。中国传统建筑木雕装饰中有许多表现忠义类的题材，如《赵子龙救孤》《三国英烈》《桃园三结义》《苏武牧羊》《杨家将》《关公千里送嫂》等。这些反映臣子如何守节，尽忠讲义的千古流传故事都十分清晰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崇人伦助教化的道德原则。

二、木雕中所蕴含的孝道思想

中国文字有六书之说，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形声；四是会意；五是转注；六是假借。其中指事与象形是造字的基础，也是很生活化的形容词与名词，形声与会意是文字的架构，转注与假借是文意的扩充。如我们常说的前后左右等就是由“指事”而造成；山河日月、猪狗牛羊是“象形”造成。而“形声”与“会意”则是为了表达多种事物与不同的抽象观念。“孝”就是个会意字，其意是年幼者搀扶着长者，可见孝道是自古有之，任何时代都视其为根本，它不仅是道德伦理条规，更是人性的根本。孝道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历代君王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道视为立身教民之本，建国安邦之基。中国传统建筑木雕装饰中反映孝道的题材也很多，如《扼虎救父》《怀橘遗亲》《鹿乳奉亲》《乳姑不怠》《啮指心痛》《刻木事亲》《单衣顺母》《亲尝汤药》《哭竹生笋》《扇枕温衾》《孝感动天》《恣蚊饱血》《为亲负米》等，这些戏曲故事都是反映父慈子孝等内容，不论这些故事是否属实，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体会出它的言外之意，人们对于孝道的态度，不只是挂在口头，更是深入到内心，成为一种道德标准。在中国封建社会，孝悌观念也是统治阶级善用的方式，为了更好的进行管理，他们推出“举孝廉”的制度，由此发生了很多愚孝的故事，如“割股馈羹，以愈父病”等。上述这些有关孝道的故事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能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部分对于现实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木雕中蕴含的忍让精神

“忍”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涵养与修为，它是克己爱人，是忠恕、是体谅、是舍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国语•周语下》说：“爱人能仁”，仁爱是以宽容，忍让之心去对待别人，是要人与人之间互相谦让。《论语•里仁》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忍让不仅体现在亲人间，它也体现在朋友，同事、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的处世方式，而这一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忍让、宽容、仁爱等思想，它起到的教化作用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稳定有序，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希望的景象。

四、木雕中所蕴涵的读书及第观念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和”“义”“信”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内容的精髓

（一）“仁”

“仁”是儒家思想德治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仁”即“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义所在，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础，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是爱之源，本质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能体现“仁”字为《论语》之精髓，《孟子》中提到百余次。“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爱人”中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管理理念体现在管理原则上，即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管理者既要“修己”或“内圣”，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又要用“仁”的原则去“安人”或“外王”。

（二）“和”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人的相处，而“和”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和谐，是儒家“仁”思想的延伸。“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无争”，“无讼”。“和”被视之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群体中，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在管理中做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和谐，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者的关系和谐。

（三）“义”

“义”是最为重要的“义利”经济观。儒家非常强调义，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要“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义”是指社会公利及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标准，“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对于“义”和“利”孔子有两层意思：一是二者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从这个层面上讲，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获得正当的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这种行为。二是一个人面临义和利的矛盾冲突时，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

（四）“信”

“信”是“诚实不欺”，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即人在人际交往中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为你办事。《论语》的各篇中指出，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因此，“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儒家思想向来讲求诚与信，这种诚信不仅应在言行中体现，更融入在人的血脉中，将诚与信融为一体，融于生命。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之道不仅是“立人之本”，更是“立政之本”“成事之本”。“儒商”，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集合。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仁”——人本管理思想——以人为本

企业的核心和主体就是人，在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形成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凝聚企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深远。1.“以民为贵”，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强调尊重人性，仁爱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潜力。只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重视人才”，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企业管理主要是对企业人、财、物的管理。企业的财和物都是由人支配的，从长久看来，最应关注的就是人才，人才创造企业的利润、财富，人才创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为政在人”，主要是建立德才兼备的管理层。《礼记•中庸》篇载“为政在人”。这里的“人”指的是“贤人”，是企业的管理者。将“为政在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着重强调领导层的德才兼备，强调领导应为“贤人”。在“贤人”的领导下，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可见，建立“贤人”的领导层对建立现代企业文化起到关键作用。

（二）“和”——企业团队管理——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在现代企业团队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协调人际关系，并指导企业的建设是一种“和”的理念，必将培养一支充满凝聚力的高效团队。在团队管理中提倡“人文关怀”，强调企业凝聚力。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人文关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观念，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爱和信任，促进企业内部组织和谐，使团队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团队精神培养中注重精诚合作，团队协作的培养，这种精神对企业的业绩、甚至是兴衰具有巨大作用。在企业管理中，主要培养“和为贵”的企业文化，利用文化熏陶企业员工，培养员工的团体协作“和”精神，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确立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将企业员工融为一体。同时，在团队培养中应注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战略，在企业内部主要注重企业团队培养，外部主要强调怎样去发展，这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谐应该是全方位的。

（三）“义”——企业价值观——以义取利

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将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融入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念中，企业要树立“以义取利”的现代管理价值观，强调义利并重，互惠互利。“义”和“利”不仅相互融合，而且还能良性的互动。即“义”和“利”是相互促进的，“利”能促进“义”的产生，“义”也能产生更多的“利”。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在“利他”中讲求“义”。只有以义取利，企业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提高企业的品牌。

（四）“信”——企业信誉管理——以信立业

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生命，有句古话：“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就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现代企业只有树立“契约意识、诚信意识”才能够维护企业形象，形成诚信品牌。重约守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在竞争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时要求企业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儒家的“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二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自身必须诚实。儒家思想倡导“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在其管理运营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思想指导现代企业管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