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学的专业认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法学的专业认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法学的专业认知范文第1篇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强、要求严格的职业，临床的实践教学是培养合格医师的重要途径。与美国相比我国还存在相当差距[1]。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专业化做事为主要目标的教育。这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所在，即培养具有专业化做事品格和能力的专门人才[2]。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成为临床、科研的主力军，是医学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我国试行医学专业学位虽然已有10多年，但是目前仍然没能正确把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内在要求[3]。本课题选择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主治医师对卫生法律认知的比较作为研究题目，依据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医患沟通技巧、医疗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从而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掌握卫生法的内容，相关规定、医院与科室的相关规定，提高相关的临床能力，确保患者安全。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某校在读临床研究生及某三级甲等医院主治医师，采用目的抽样，抽取研二专业学位研究生139名，主治医生146例。
入选标准：2014年5月二年级各二级学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认知正常。2014年5月具有主治医师资格，认知正常。
1.2方法
1.2.1量表的形成 在参考了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岗前培训模式的研究[4]，该问卷包括8个维度，分别是医德医风教育、医院规章制度学习、医患沟通技巧、病历书写、体格检查、心电图、内科系统基本操作、外科系统基本操作等八个方面对临床研究生期中考核要点进行调查，每个条目分三个等级选项，即很需要、需要和不需要。由于条目繁多，一次性完成研究有难度，故其抽出中医院规章制度学习、医患沟通技巧两个条目。再此基础上对两个维度的条目进行修改，邀请7位医院管理、教育和临床的专家对问卷进行咨询。最终形成《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卫生法律认知》问卷，它包括2部分，①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住院科室、工作年限。②卫生法规和沟通认知条目。抽取20例研究生和临床医生进行预调查。测得Cronbach`sα系数为0.890，内容效度指数（CVI）为0.864。
1.2.2调查方法 分别对泰山医学院在读临床专业研究生和和某三级甲等医院主治医师发放《临床研究生期中考核能力问卷》285份，收回283份，回收率99%，有效率98%。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2 结果
对研究生与临床医师调查结果的比较，通过χ2检验，研究生与主治医师对临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医患沟通认知存在差异。对各个条目的两两比较，发现8个条目中，有6个条目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医患沟通能力 研究生与主治医师医患沟通技巧认知方面有差异，P
3.2法律法规知识 医疗相关法律法规：必要性的条目，研究生和主治医师认知有统计学意义，P
3.3规章制度知识 医院与科室的相关规定研究中两者存在差异，P
4 结论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主治医师对医疗告知、临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认知方面，存在差异，说明临床的培养是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经之路，并随时间的增加法律法规的认知能力提高，此能力是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
参考文献：
[1]李奇志.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临床实践医疗安全的思考和管理[J].西北医学教育，2012.
[2]别敦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性及其质量标准的学理探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
[3]胡伟力，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双轨合一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
[4]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岗前培训模式的研究[EB/O].
[5]马凌.医学研究生导师评价量表的应用[J].医学教育探索，2008.
对法学的专业认知范文第2篇
(一)非法学专业“法学必修课”教育目标定位偏差1986年，中国高校开始开设《法律基础》课程，后、教育部先后于1998年、2005年两次对高校的“两课”进行改革，将原来的《法律基础》课程和《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合并成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所有高校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因此，里面所涉的“法律基础”部分也就是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必修课”。从静态的课程内容设置到动态的教学实践，“法学必修课”都表现出其教育目标的定位偏差，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目标的层次错位。将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编为一门课程，“这种教育首先是应对国家政治的需要”［5］，与此前的《法律基础》课程相比，其涉及法律的内容明显减少，而且位置靠后，2009年修订版的编排体系中“法律基础”内容被安排在最后两章，即只有第七、八两章涉及到浅显的法律知识。最新的2013年修订版国家统编教材安排在第五、六两章，并且第六章完全是政治色彩浓于法律知识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此种设置明显是将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将法治教育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组成部分，纳入到德育教育的范畴，法治教育服务于道德教育，使得法学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发生了层次错位，“道德规范内化的高层次目标取代了法律规范外化的低层次目标”［6］，法学教育的独立性淹没在道德教育的一般性之中。第二，对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目标的内涵定位偏差。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律部分，其教学目标应以法律的认知教育为主。“法律认知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法律文化、法律规范制度、法律现象本质的一种整体上的感受和知觉。”［7］也就是说，认知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与法律概念的简单解释与识记，而是一个包含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法律现象与本质的一个复杂的、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但在现实中，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实践中很少有法学专业的老师)多数将法律的认知教育停留在“知法”这一最浅层次上，并没有真正从整体上把握法律认知教育这一教学目标的内涵。这必然忽视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本质的理解以及法律意识的培养，忽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更完不成从法律认知到法律践行的转变，难以养成法律行为习惯。
(二)针对非法学专业的“普法教育”流于形式高校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进行的所谓“普法教育”，主要是在校级公选课平台开出的法律课程公选课以及在校园内部进行的其他形式的法治宣传。校级公选课是在文理科之间互选的一种课程学习模式，采用大课的授课方式，上课学生少则100余人，多则200来人。基于高校教师工作量的计算与选课人数密切相关，开设公选课在高校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中可谓备受青睐，但就笔者看来其实际效果可谓甚微，使得通过公选课形式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完全流于形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授课教师与选课学生态度不端。多数公选课教师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学工作量，而多数学生的选课目的在于拿到选修课的学分。由此上课教师并不注重课堂教学效果，有人上课即可，选课的学生也并不关注能学到什么知识，拿到学分就行。这种教师与学生双双“混迹”的现实，对整个公选课制度的破坏都是毁灭性的。第二，学校对公选课的监控机制过于弱化，对教师和学生均无法形成最基本的实质性约束。公选课程一般安排在周末或者晚上，基本上没有存在实质的监控，授课老师各行其道，授课水平参差不齐，授课老师也很少用有效的手段控制教学，最终使得公选课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成为学生偷懒与钻教育制度漏洞的罅隙。当然，也导致少数确实希望通过公选课学习到相应知识的学生对公选课制度颇有微词。除法学类公选课外，其他形式的普法教育也很难对非法学专业产生效果。比如每年的12•4普法宣传，基本上都是由法学专业的学生走出校门针对社会大众进行，很少有在校园内部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开展的，而且这种“拉条幅、喊口号”形式的所谓普法，本身也难以起到普法的真正效用。再者就是高校的“法律文化节”。就笔者的理解，高校的“法律文化节”应该定位于由法律院系组织，针对本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一种生动有效的普法教育。但就笔者所在学校来看，历届“法律文化节”都是邀请一到两位校外的专家，针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做一场专业报告，受众仍然是法学专业的学生，除此之外就是在法学院门口扯一条幅，放一版面，再无其他内容，也是形式大于实质。
(三)非法学专业“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效果欠佳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法律的作用也早已深入到经济管理、知识产权、信息、建筑、能源、生化等多个领域。实践证明，越是市场经济中的新兴行业，越是需要专门化甚至‘高、精、尖’的法律人才。”［5］因此，高校非法学专业根据教育主管部门所制定的专业设置指导文件及专业课程体系的要求安排了相应的法学课程。①但这些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法学”课程，并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造成该种现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情况:第一，多数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在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安排中是作为限选课或者任选课列出来的，由于师资等原因，部分该类课程甚至在整个培养方案的适用周期中从来就没有被“选中”过，只是静态地停留在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安排表而已。第二，由于缺乏对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深入研究与分析，该类课程缺乏明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由授课教师自由把握，在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上，不能将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缺乏对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很难真正起到培养法学素质与实务能力的效果。第三，由于师资有限，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通常由法律院系的老师担任，授课老师往往凭借其职业化的教学习惯，很少考虑到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与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某门专业法学课程的不同需求，不能按照“区分教育”的目标施教，缺乏法学一般理论基础的非法学专业学生往往感觉无所适从，而想更深入地学习又不得其门，最终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些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也更容易沦为学校法学教育的鸡肋。实践中个别工科专业在培养方案中取消以往所设置的该类“专业法学”课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高校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教育难以起到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的应有作用，甚至没有对非法学专业学生构建起最低层次的行为底线与心理防线。对于走上社会后，“技术型人才‘吃法律亏’或违法担责甚至锒铛入狱的现实，高校法学教育的先期缺位难辞其咎。”
二、完善高校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的对策思考
(一)凸显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的独立性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法从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但法一旦产生，就获得了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法的独立性表现在其内在属性与运行规律方面，它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制度组成相应部门法，以其确定性规范普遍地规制社会生活。法律虽然与道德有着天然的关系，但法律与道德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法律虽然也受到道德的指引并反映合理的道德诉求，但法律一旦建立，就与道德规则相分离并不受道德规则的干涉。道德强调通过舆论的评价规制个体的内心，而法律强调通过统治阶级的强制力量规制个体的外部行为。法律的功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是道德功能所不能取代的。法的相对性要求法学教育要相对独立于道德教育。法律仅仅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道德教育的目标位阶要远远高于法律的目标位阶，法律教育也有其相对独立的认知基础与路径选择，应当遵循法律教育从认知到情感、从意志到行为的递进过程这一教育规律。所以，应当把法学教育从对道德教育的依附性中独立出来，在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行为普遍弱化的情况下，更应该凸显法律的规范作用。［6］因此，从长远来看，目前对大学生，特别是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法学教育应当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单列出来，并充实法律教育的内容与分量，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与普及法律知识。
(二)强化非法学专业法学普及教育的实效性正如前文所述，高校内部针对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普及教育主要是公选课平台所开出的法学公共课。为了非法学专业学生能真正在法学公选课上获取必要的法律基础知识，并逐步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与法律情感，最终影响自己的行为习惯，必须要增强法学公选课的教学实效性。具体而言，首先要对开课老师的资质有所要求。现实的情况往往是:资历老、职称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评价好的老师，因感觉公选课缺乏师生的顺畅交流及思想的碰撞与共鸣，而不愿开设公选课，热衷于开设公选课的又往往是一些连小班专业课的课堂教学都不能很好控制的年轻老师。因此高校应该对开设公选课的教师在职称及教学能力上有一个宏观的控制，鼓励教授、副教授及教学效果评价好的教师多开公选课，禁止助教开设公选课程，严格控制讲师开设公选课。其次，教务管理要加强对公选课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整体设计的审查，实行层级责任制。一旦某一公选课教学效果反映差，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出现问题，不仅授课教师自己要负责，最初审批同意开出该课程的教研室主任、院系主管领导都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督过失责任，而不能仅仅在课程开设审批环节流程性地签上同意的字样和自己的名字。最后，要加强对公选课的监管。不能因为公选课在周末及晚上开课而放任自流，应当设有专人查纠公选课的教学秩序，坚决杜绝随意调课、空课及无故顺延，对于到课率过低的公选课及时通知授课教师采取相应措施，并在下一个教学周期限制、禁止其再开设公选课程或者禁止其开设同样的公选课程。对于无缘由不到课累积到一定数量的学生，要严格按照教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取消其资格，不能无原则地给予这些学生学分或者给予人情学分。只有这样才能对教师开设公选课的不良态度以及学生选择公选课的不良动机给予矫正，才能保证开出的公选课取得应有的实效。
(三)改进非法学专业“专业法学”课程的教育措施首先，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设置，要充分考察专业课与法学课的关系，根据专业课程与法学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安排教学计划，进行学时与学分的分配。在专业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应突出其应用性特征，同时，鉴于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学基础理论的欠缺，在对其进行专业法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始终将基本的法学理论基本原则贯穿于应用法学的教学之中。其次，要注重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养，并加强非法学教师与法学教师的沟通与协作。因为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实际上有很多的行业规范，大多是专业技能与法律法规的综合体，因此其要求授课教师必须兼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精深的法律背景。这就要求法学授课教师在法律知识之外也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鉴于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师大多来自法学院系，与学生所在院系的专业课老师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因此应该有意识地创造法学专业与非法学专业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机会，使专业法学课程与非法学专业课程相衔接，避免二者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与进度上相互脱节。［9］最后，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要改变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专业法学课程只能进行传统的讲授;二是专业法学教学就是对于具体法条内容的解释。相反，在对法学专业学生教学时所采用的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诊所教育等教学方法同样适用于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教学，除了解释具体的法条外，同样也应该将相应的立法背景、相应的社会热点问题等作为教学的内容。
对法学的专业认知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法律思维;法社会学思维方式;思维方式
何为法律思维？何为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对于这些涉及法律思维和逻辑方面的基本概念，人们知之甚少，学界也是近十几年才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些概念对于普通法科学生而言同样是比较陌生，况且也无相关课程的开设，即便是《法律逻辑》，讲授的多是形式逻辑方面的内容，并没有着重往法律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方面来开展，法科学生在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中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更谈不上主动地运用这种思维方法来解决法律问题。其实，在法科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讨论中已经或多或少用到了这种思维方式，但运用者大多是潜意识的，是与其他普通思维混沌或同步进行的。如何更好地认识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如何在课程学习中更好地运用这种思维来解决问题？这正是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为此需要了解广州高校法科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需要了解法科学生对法律思维以及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认知和实践的情况，为完善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在理论法的教学实践提供充实的数据资料。
一、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实证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限于时间和人力因素，本次调研选取了广州市大学城十所高校中部分学校的法科学生进行调查。学校方面选择了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分别体现了广州市属院校、广东省属偏文科的综合性大学、广东省属偏理科的综合性大学的特征。学生方面，主要以法学本科生为主，辅以部分法学硕士研究生、非法律专业辅修法学的本科生和大专生，学生参与调查面的扩大主要考虑到让调查对象更具基础性和广泛性。
调查方法主要包括走访调研和问卷调研。课题组成员利用课堂教学间隙发放问卷，并发动学生在本校和外校发放问卷，还利用电子网络发放问卷，收集调查数据。共计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300份，因课题调查所涉及的主题内容、调查对象的专业和层次、参与的人数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得出的调查数据和结论应该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二）调查提纲
这些提纲侧重调查的内容是广州高校法科学生的人文素养、法科学生对法律思维的认知情况以及在具体教学中的实施情况等：
1.您对法科学生的人文素质了解多少？（没听说过;不行;一般;还可以）
2.您对思维方式的了解有多少？（一般;很详细;一无所知）
3.您对法律思维的了解有多少？（一般;很详细;一无所知）
4.您对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了解有多少？（一般;很详细;一无所知）
5.您在法律课程学习中是否运用了法律思维和法社会学思维方式？（没有;不知道;有一点;有不少）
6.您学过的法学课程中有否提及或强调法社会学思维方式？（没有;很少;一般;经常）
7.您对目前的法学教学方法如何评价？（一般般;填鸭式无自主性;启发式很好）
8.哪些课程应该特别强调法律思维和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运用？（理论法;部门法;所有课程;大部分课程）
9.采用法社会学思维方式进行教学的课程效果如何？（没有明显效果;一般;很好;效果有待进一步确认）
10.您认为此类思维方式在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无所谓;有点用处;很有用处;关键是如何在教学中实施）
二、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实证调查的分析
（一）调查数据
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走访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发现法科学生对“思维方式”、“法律思维”了解不多，知之甚少，有些甚至觉得对思维方式的了解没有必要，认为应该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具体的课程学习上，只有少数同学对“法律思维”和“法学思维”有一定的认知。
调查数据得出的基本结论总结如下：
1.90%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关注此类问题，学好十四门法律核心课程即可。
2.5%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关注此问题，了解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有一些用处。
3.3%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关注此类问题，法科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非常重要，有助于提高思辨能力和深入理解法律问题。
4.2%的学生认为很重要，问题是如何来培养学生的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加以运用和体现。
（二）调查数据的分析
1.对“法律思维”的认知。调查数据表明，少数同学听过“法律思维”，但要说出其具体含义时就难以表达。其实，“法律思维”是与普通人的思维（Thinking like a person）相分开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概念内涵即便在美国本土的研究也是没有定论，可从多方面来理解，既可以简单理解为“法律人的思维”（Thinking like a lawyer），像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那样地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可宽泛地理解为从法律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习惯或潜意识，国内外学者对此研究不少，观点不一。“像法律人一样思维”被默认为美国法学院的教育目标，这种思维被美国学者表述为多种术语的组合系统，如“案例方法”、“学会专业范式和法律话语”、“批判性思维”、“洞察法律背后的道德原则”等，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观点，法律思维只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中的一种，“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以法律思维为核心，以法学思维为先导的思维习惯或思维定势，而法律思维就是以法律为坐标和工具，按照法律观念和逻辑来理性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能力” ，还有的侧重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角度来谈及，法律思维是“依据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包括法的价值层面和方法层面”。还有的认为法律思维包括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方式两方面内容，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因此，对普通国人不应有所要求，但对学习法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却是必须要了解的。即使对“法律思维”的概念说不出所以然来，也应该对此类术语有清醒的认知，意识到它是什么，何时应该运用此种思维，然后才是对其概念内涵的深度理解。或者说，法科学生应该在遇到法律问题时主动自觉地运用法律思维来分析思考，运用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解释等使法纠纷得以圆满解决，使法律问题朝着制度化的轨道运行而不是演变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来解决。
2.对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认知。课题实证调查数据反映出法科学生对思维方式和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认知非常有限。思维方式是一种职业群体所特有的标志或特征，并非短期可以学到，而是要靠长期的培养和训练，法律思维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日积月累而成型的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而作为法律思维方式所属的“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则是一种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独特的视角、立场与方法，强调从整体性思维角度出发，秉持社会立场，对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社会中的法律以及具有法律意义的其他社会现象进行经验研究与法益分析。
法社会学思维方式其实借鉴了法社会学的立场和研究方法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强调用一种外在、审视的态度来学习、理解和运用法律，带着一种社会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法律的运行，这种思维方式能够使学生尽快融入社会现实，提高其应变能力。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简单地套用传统的三段论“归纳-演绎-推理”来推导出常规的审判公式，而是前置式地嵌入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在传统的法律适用之外，更关注法律的社会实施效果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在理论法课程的教学中尤为重要，要求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课堂内容不限于理论讲授，而是将问题和案件置于社会现实中，要求学生多角度、多层次来分析看待。
三、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课程教学实践
（一）实施情况
目前专门和针对性的教学课程还没有，课题组成员在已经开设的课程中有意识注入此类方法，如《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宪法》、《法理学》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等课程。教学中明确告诉学生此类课程中要有意识运用到法律思维或法社会学思维方式，让学生带着法律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生活中的纠纷，运用法言法语来表达观点，找寻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分析，在法律、情理和乡俗之间寻找平衡点，而当不能很好地兼顾情理法时，则要有所取舍，并始终坚持依法处理的标准，而在面对这类难以处理的纠纷时，也会看到现行法律的不足、不够或不当之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很好地运用法社会学思维方式来分析处理的结果。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探究法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培养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关系，具体要处理好理论法与部门法、实证调研与理论学习、个案讨论和综合讨论、演示教学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尝试，再根据学生的反馈效果和老师的教学感受，以及定期的问卷调查和量化评分，初步取得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明显的效果有待长期的检验。
（二）教学实践的评价
一方面是广州高校法科学生人文素养的不足，重法学实践、轻法律理论的现状;另一方面是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满足于短期的学习效果，缺乏对专业学习的长期规划和专研法学理论的热情，这样培养出的法学人才即便是合格的但并非创新型人才，尤其是缺乏思辨性和发散性的思维能力，对处理社会转型期多发性和复杂性的案件缺乏足够的认识力和掌控力。
对法学的专业认知范文第4篇
“诊所式法律教育”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借鉴了医学中的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获得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相比之下，诊所式法律教育较传统法学教育更有利于法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理论性研究的理解及提升实践经验。
关键词:
诊所式法律教育;教育改革;实践;本科生
“诊所式法律教育”通常由课堂教学和案件两部分构成，课堂教学表现在学生通过讨论、模拟案件的形式来加深对法律专业知识的认识和能力提升。案件则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完成案件的任务，当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已然成为全球法学教育改革的一种新趋势，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新型法律教学模式。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必要性
(一)弥补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弊端与不足
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学，导致部分学生毕业后，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将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的工作中，在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是同样陷入窘境。“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门侧重于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弥补了司法实践的教学空白，让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实务案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解决案件过程中，学生可以提升传统法律教育模式以外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不足和弊端。
(二)有利于培养多维法学思维，全方位发展
法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不仅仅局限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等，只要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提供法律咨询、掌握法律技能的岗位都需要优秀的法律人才来担任，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适应各种法律工作方位，拥有多方位的法学思维。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模式将学生置于律师的位置，从而使学生增加实践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分析、自我批判、自我调整，还要对法律制度、社会以及政治范畴做出合理的认知和分析。学生在夯实专业基础的同时，也会逐步适应社会，提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觉性。对学生而言，其目标是为当事人谋取利益的最大化，用自己的观点和专业素质说服法官，进而不断培养起“律师思维”。
(三)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以真实案例为对象，在办理真实案件过程中，学生接待当事人、查阅资料、自主调查取证、思考个案、和解调解、参与庭审等。这些都是对学生各方面专业素质的锻炼和培养，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亲身体验正义、感受法律权威的同时，促使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综合素质的极大提高。在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学生通过接触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认识到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从而更能培养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增强学生的使命感。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的配套设施不健全
首先，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网络资源对于新兴行业的发展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各高校的法学院网站上，基本没有开设专门的法律诊所栏目，导致高校内对于诊所式法律模式的认知度较低;同时也没有建立专门办公地点和电话热线，导致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回复和解决。其次，对法律诊所的重视度不高、经费匮乏，导致社会认可度低。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与此同时，法律诊所的日常运行也需要经费支持。因此，配套设施的不健全也间接导致了法律诊所式教育的社会认知度较低。
(二)学生作为诉讼人的身份不受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三部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赋予了律师特有的诉讼权利和地位，但并没有赋予学生的诉讼权利和地位，没有健全的法律规定极其不利于法律诊所中学生案件的开展，对于当事人来说也具有较大的风险，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三、完善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方法和对策
(一)改善教学方式，完善学科设置
发展新型法律教育模式的重点就是将学习的侧重点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上来，将学科内容转为“实践为主，理论为辅”，将调查取证、思考个案、和解调解、参与庭审设为学科的必修课。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巩固和提高，不断改善传统教学方式，完善学科设置。
(二)加大政府、社会的扶持力度
通过法律诊所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不仅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增强专业技能，同时也能为政府法律援助事业注入新生力量。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和体系仍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法学教学质量的过程中，需要各部门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同样也需要学生和指导老师的共同努力，并采取可行的措施进行改善和完备，切实的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明确的法学教育目标，从而提高法学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在法学领域中的实践能力，并逐步走向法律职业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道路。
作者：王歆鹭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对法学的专业认知范文第5篇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充分反映出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随着法律职业化的全面展开，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宗旨的法学教育在法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法学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传授法律知识，更在于涵养职业道德精神，传承法律职业道德，解析正义成为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使命。然而，综观我国法学教育现状，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缺失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法学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一、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律从业人员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在从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各行各业都在遵循一定职业道德的约束，医生有医德，教师有师德，法律职业者也当然要受到法律职业道德的约束。在法治建设的时代，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治”和“德治”的共同要求。法律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涉及国家法律的实施，为社会活动提供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保障，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是否遵守和体现了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关涉到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公正解决、社会正义的弘扬。正如孙晓楼先生所指出的：“法律伦理的重要，大概是人所共知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危害社会。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2]
法律职业道德规范体现在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规范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法律职业者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所适用的道德要求当然也不同。如法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等，检察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律师有《律师法》《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虽然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各有不同，但是所有“法律人”必然需要遵守的一些最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是相同的，比如说公平、正义、忠诚、廉洁等是法律职业者需要遵守的首要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
二、现代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地位的忽视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高校作为法律人才的培养基地，一直没有重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因为人们常常持怀疑论，认为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教育，没有办法直接教，单纯在法学院校的学习经历和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课程无法对法科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发挥有效作用。而且持怀疑观点的人根据经验证据认为，“无论是第一学年的法律实践，还是一学期的、独立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价值观都没有影响。”[3]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缺少它，另一方面法学教育又没有恰当有效的途径将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道德素养。这就使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法学教育中被淡化或流于形式，使其在法学教育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二）课程设置的不足
目前，我国教育部确定的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但这其中没有“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纵使它不能跻身于“核心课程”，作为一般课程来设置也有困难。因为我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有600多所，但专门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却为数不多，如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院校，但这与庞大的基数不相符合。
（三）考核方式的教条化
目前，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院校，一般还是都采取传统的试卷考察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课程考核。大批的法科学生之所以学习这门课程，往往在于为了应付书面的考试，而机械性地识记一些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这有背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初衷。始于2002年的国家司法考试现已成为法科学生走向法律职业的必备选拔渠道，在国家允许在校毕业生参加司法考试后，大部分法科生在毕业前都加入了司法考试的大军。在司法考试四卷600分的考试中，除了16门法学专业课程外，还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统一的司法考试对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选拔法律精英都确有重大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准入”法律职业的一道“门槛”，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在选拔法律职业人员方面更多的是关注选拔对象对于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及理解应用的程度，却无从关注选拔对象的实际道德素养，因为仅仅通过几个选择题是无法真正考核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难道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选择试题都做对了，就是道德良好，都做错了就是道德不合格吗，显然这样的逻辑关系不成立。正如张文显教授所指出的：“司法考试再怎么考，只能考出知识和部分能力，但考不出人的信仰、人格、修养。”[4]因此，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很难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培养和考核出来。
三、现代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国家建设的建设离不开广大法律职业者的推进，那么法律职业者的道德素养直接决定着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进程。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人才必备的条件之一，系统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机制的形成有助于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形成。因此，以培养“法律人”为使命的法学教育必须实行改革，才能寻求长远的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德、智合格的法律职业者，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法治中国。
（一）更新法学教育关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理念
由于长期以来受“道德无法教” “教育无用”的观念影响，通常认为法律职业道德只是一系列的规范，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就是把这些规范的具体规定当作条文知识传授给法学专业学生，使法学专业学生了解什么是法律职业道德，记忆法律职业道德都包含哪些东西，便于应付国家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的考核性试题。但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更主要的是一种法律职业信仰的培养，它所要求的远非简单的知识传授，更是一种对学生将来从事的职业态度、观念的培养。因此，在现代法学教育中必须抛弃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无用论的观点。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要以培养法律职业道德认知为前提
在法学知识的教学中贯穿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律职业道德教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前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有一句名言：“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只有通过对法律职业道德知识本身的学习，才能使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认知更充分，才会对法律的正义、公正有更深的理解。人们常说：“知之深，则爱之切”，这句话很有道理。在心理学理论中，认识过程与情感过程是密切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产生情感的前提和基础，人只有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才能了解主客体之间的需求关系，从而产生情感；情感体验又随着认识的加强而增强。法学专业学生在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只有充分地认识和了解了法律职业道德，才会对法律职业者维护公平和正义这一使命有更深的理解和认同，才能增强法科学生对法律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才能培养法科学生“用法律拯救人们于苦难的情怀”，法律职业道德信念也更容易在他们内心形成和产生认同感。
（三）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的法律职业道德教学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而忽视了对“法律人”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缺少了一些对法律职业道德的终极关怀，仅仅是局限于讲授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还停留在教科书的“说教”层面。然而，作为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教学，主要应当考虑的是如何让学生感悟和相信所授内容，让他们形成情感体验。而不是教什么道德知识和学生学会什么道德知识的问题。所以，传统的讲授法对于阐释法律职业道德的原则、具体规则及要求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对于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向法律职业人格的转换可能作用就不会很明显。“讲演式教学法除对一些有限的教学目标会起作用外，在课堂上的这种苦心规劝不是培养律师对个人行为负责的责任感的一种方式。这种单纯说教的作用是有限的”[5]。
法律职业道德涉及的是法律职业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需要法律职业人员通过亲身经历的关系才能形成。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寻求一种能够让学生体验角色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场所，使学生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并最终促进学生道德人格养成。体验式职业道德训练方法多种多样。例如，通过组织学生提供法律咨询、观看案件审判、开展模拟审判、法律诊所等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不断提高职业道德认识，提炼职业道德标准，从而达到形成优良职业道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