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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地的评论家来说,欧洲一流的先锋艺术的到来打破了意大利昏昏欲睡的现状,传统的建筑学迎来了新的设计美学。一场国际展览通常能凸显东道主的优势,但意大利当时却无力抓住这一表现机会。它的艺术进程似乎比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要落后。像威尼斯双年展和米兰三年展这样的当代艺术展,按照都灵1902国际博览会指导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的说法,是为了“唤醒社会对于艺术的自觉性”。他们希望整个社会中的人,都能欣赏新艺术运动的丰硕成果——艺术和工业的结合能引领一种现代的审美意识,指导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几年以后,未来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速度成为了未来主义的新价值:对速度的创新利用取代了对“过去”艺术品的欣赏和研究,它炫耀对时间掌控的能力,赋予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成就了未来主义视野中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物品——汽车。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 Marinetti)有一句关于汽车的名言:“一辆汽车要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要美丽。”这种交通工具并不仅仅是速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它具有运动、能量、噪音和危险,“它的四个车轮中包含了未来主义群体哲学中的所有基点”。
未来主义者在都灵找到一个对他们的哲学尚不熟悉的合作者,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菲亚特汽车公司(FIAT)的创始人,他也是技术和组织管理学的先驱,对于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现状极富洞察力。阿涅利起先从他的生意对手那里买来了厂房,到1906年时,他又开始重新思考生产车间的物理属性和位置。
阿涅利和他的驻场设计师们一起考察了美国的汽车生产车间的组织方式。他们引用了管理学家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制定的一种保证最大效率的“时间和动作”标准体系,借鉴了福特汽车(Henry Ford)的流水线作业方式。他委托手下的工程师GiacomoMatte-Trucco设计新的工厂。MatteTrucco此前设计过一些架设工厂和电站,他仔细阅读了他们带回来的研究报告。福特通过仔细安排厂区的布局让整个生产流程变得非常合理,按照不同机器的操作要求将生产过程区分开,将操作机器的工人往返于材料和器械之间的时间降至最低。阿涅利要求把这种管理逻辑直接植入他的工厂,在新工厂的空间上要反应出这种条理性。
Matte Trucco不负众望,他实现了阿涅利的预期。筹备工作始于1914年,1916年动工,位于都灵Lingotto区,距离新火车站4公里。新工厂总长500米,有5层楼高,采用汉尼比克(Fran oisHennebique)发明的整浇钢筋混凝土框架体系,这栋大楼是欧洲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之一,结构上的优势保证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MatteTrucco并没有鲜明的建筑语言,他擅长使用混凝土,但在外观上不做任何修饰,连早期混凝土基墩上残留的痕迹都在建造过程中被去掉了。从设计学的角度看,他的风格就是拒绝提供任何有关建筑的提示。在1919年,他还设计了菲亚特的办公大楼,这本是一个借建筑强调品牌形象以及展现建筑师自身特质的绝佳机会,但他最终仍然只是表达了“混凝土”本身,而不是混凝土的可塑性(柯布西耶),又或者是混凝土的质地(丹下健三)。最终,菲亚特工厂所反应的不是一种对新的建筑语言的艰苦探索,也不是为了追求诗意而刻意隐去风格,而是将工业化生产过程的空间和组织关系通过线条直观地表现出来——超长的尺度揭示了菲亚特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流水线生产的潜力。
菲亚特工厂的空间关系是十分新颖的:原材料通过铁路到达工厂;汽车重量最大的部分在一层压铸,这部分车间在建筑的南、北两侧,通过天窗采光;零配件生产集中在主楼,工人们围绕着工作台进行流水线作业,再送至5楼进行最后的组装。接下来,刚刚组装好的新车在顶楼的试车道上测试。这种由下往上的组装过程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只有在比利时南部曾经有一个类似的屋顶测试赛道。Matte Trucco仔细计算了弯道处的抗冲击能力,其流线型形式是根据车速每小时85公里的撞击强度来设计的。
新工厂在1923年落成的时候,非常轰动,甚至有皇室成员前来参加开幕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菲亚特也曾生产过飞机的发动机。菲亚特工厂很快就达到了一天生产两百辆汽车的生产速度,这使工厂内部的运输能力受到挑战,于是在1924年又增加了两个螺旋缓坡通道。这个设计极大地超越了原有楼体中基于汉尼比克制式的建造手法,螺旋通道的放射状横梁在解决工程难度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在它的时代,菲亚特工厂是极其前卫的。柯布西耶在1925年到访的时候,曾盛赞它是“工业社会中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景观之一……准时、清澈、透明”,他将屋顶试车道的照片收入《走向新建筑》第二版,令菲亚特工厂的声誉更甚。
菲亚特工厂的成功,并不是MatteTrucco因为随便翻了一本建筑杂志而灵光一现,也不是因为他在建筑师的圈子里受到高谈阔论的启发,又或者是受马奇(Virgilio Marchi)的未来主义建筑宣言的敦促,而是一种暗藏在工程师理性思维中的艺术直觉苏醒了。MatteTrucco的建筑没有隐喻。事实上,他也许并不认为他设计的是“建筑”,他的全部重心在于如何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这种设计哲学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对于那些第一次参观菲亚特工厂的人来说,它巨大的尺度更像一座城市,就像国家地理的纪录片名一样——《巨型结构》。柯布西耶称它是“城市规划的指南针”,路吉·巴·尼(LuigiBarzani)描写它是“一个展示工业力量的宫殿,流水线就像是殿堂里缓步前行的游行队伍……在教堂一般的空灵中,庄重又神秘。”与此同时,工厂里的沉闷也让很多参观者感到震惊:训练有素的工人们穿着特定颜色的制服,站在特定的工作区中,低着头,手部快速地运作着,按照菲亚特汽车的管理哲学——与速度和精度竞赛。人们相信,欧洲的现代化不再需要向美国取经了,菲亚特汽车向美国工业输出意大利式大胆而创新的生产理念的时候到了。
Lingotto的菲亚特工厂在1982年关闭,当时在公众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如何逆转工业城市的没落之势?菲亚特工厂接下来的命运又是如何,会把它直接拆掉就好像它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吗?结果,他们举行了一场建筑设计竞赛,最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的方案胜出:将老厂改建成一座综合大厦,有音乐厅、剧院、会议中心、购物商城和酒店,东侧作为都灵理工大学的汽车工程系。改建工程于1989年完成,屋顶试车道被保留了下来。
我一直很想去都灵看看。我和Marta约好,在火车站见面。我坐早班车从米兰到都灵,她从都灵附近的小镇赶过来。Marta是都灵人,她以前在都灵大学读书,曾经是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我们在一个朋友组织的聚会上结识,当时她隔天便要离开比利时,房东太太想使唤她做免费的清洁工,她拒绝了,便被赶了出来。我也曾被房东赶出门过,同病柑冷,就请她到我家暂住一晚,第二天我送她到车站。现在她来接我。
Marta领着我在都灵纵横垂直交错的街道上行走,她对这个城市的许多故事如数家珍:一年一度的都灵电影节刚刚结束,工人们正在拆除圣卡洛广场上三个红色的字母装置:TFF(TorinoFilm Festival);抽象派雕塑家马斯特罗雅尼(Umberto Mastroianni)的滑动门(Odissea Musicale);位于夫人宫(Palazzo Madama)里的参议院大厅不久将不再定期面向公众举办学术活动,她曾经数次坐在那里追忆百年以前的先贤们;维内托广场(PiazzaVittorio Veneto)是年轻人通宵达旦聚会的场所,商业街两侧宽敞的走廊设计源自旧时王室成员出行的通道,因为她们信奉“雪白的肌肤代表高贵”,为了免受烈日暴晒,这些走廊曾经一直通往郊外的行宫;裹尸布教堂(Cappella dellasanta Sindone)内曾经被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神秘、最复杂的穹顶”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仿佛也是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大多数建筑的宿命;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是苏佩加空难,都灵神之队在凯旋而归的时候,飞机撞上了苏佩加山上的一座教堂,全军覆没,意大利足坛的巨无霸从此一蹶不振……
Marta带我去她最喜欢的餐馆Fill la Cozza,她特意告诉我,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生前曾在那栋楼里住过。与那些去祭奠一块辨不清真伪的裹尸布的信徒不一样,历史系的Marta推崇那些确确实实改变过历史进程的智者。加富尔(CamilloBenso Cavour)在都灵出生,尼采在都灵疯掉
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事情更能让一个都灵人津津乐道了。
另一方面,她对于政治权利凌驾于文化和艺术之上的现状痛心疾首:贝卢斯科尼修改了教科书,删减了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内容。现在好了,他总算辞职了,但年轻人也许将不再理解甚至不再知道这场运动意味着什么。她又指着广场上最高的一座塔楼说,那是为讨好墨索里尼而修的——从1922年到1944年,一些象征着新一轮文艺复兴的纪念碑式建筑在墨索里尼的授意下完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坏的品味。只是,就像拿破仑时期一样,政治运动重新扛起了旗帜,穿上了制服,佩戴了徽章,从古代传统里拾起了代表权利的束棒(fasces)。一时间,那种封建君主如路德维希二世为了建造伟大的建筑而独断专行地选择建筑师的日子仿佛又回来了。
Marta又问我,你知道熳食运动吗?它的总部也在都灵。速度与狂热的反面是缓慢与平静,这是都灵的两面性。
社会活动家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Petrini)在他的家乡、位于都灵南部50公里的普拉(Bra)发起了慢食主义运动(Slow food movement)并在那儿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美食大学(UniversityOf Gastronomic Sciences),致力于研究食物和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起因是有一天佩特里尼经过罗马的西班牙广场,看到几十名学生坐在地上大嚼汉堡,那种享受垃圾食品的模样让他大为震惊。3年后,在佩特里尼的倡导下,来自1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共同发表了“慢食运动宣言”。慢食不仅仅是要吃得慢,而是提倡整个食物生产的链条回归自然的流程——在保证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从生产、到采购、到流通、到烹饪,再到食用方式,不过度消费每一个生产环节,从而保证食材的品质。
什么样的饮食方式称得上是“慢食”呢?佳肴(Meal)、菜单(Menu)、音乐(Music)、礼仪(Manner)、氛围(Mood)、聚会(Meeting),这六个M加在一起比一个M(McDonalds)要美妙一些吧。正是在这种生活哲学的影响下,Eataly超市应运而生了。Eataly超市的创办人法利·堤(Oscar Farinetti)家族代代经营手工意大利面坊,他的父亲将业务扩展到杂货铺,法利·堤又将其发展成意大利最大的电器连锁店UniEuro。2003年他售出股份重回食品业,想经营一家以持续性、责任感及分享为目标的模范超市。这个理想不但获得官方支持,他的老朋友——慢食协会主席佩特里尼也鼎力相助。佩特里尼写过—本书叫《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公平?》。法利·堤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吃是一种农业行为”。Eataly超市主要销售意大利的传统食材:意大利面、橄榄油、马苏里拉奶酪、帕尔玛火腿、果酱、当季的蔬菜。它直接面向900位生产者采购,并通过各种手段积极地推销这些小型生产者——位于都灵的Eataly老店是全世界最大的食材超市,一半以上的空间用作烹饪课、美食杂志阅览和名厨推介,还有用餐区——就这样,通过饮食教育拉近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
Eataly是一间超市,但它展示的视野和使命感已完全超越了商业的狭隘格局。法利·堤,和所有的意大利人_样,对传统引以为傲,“意大利食物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容易输出的。”现在,除了意大利境内的11家连锁店和日本的4家连锁店,法利·堤成功地将他的商业帝国拓展到纽约的第五大道,名厨巴塔利(Mario Batali)和合伙人巴斯提亚尼许(Joe Bastianich)是他的左臂右膀,曼哈顿的名流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