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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总部经济;集聚;“Dixit-Stiglitz”模型
一、总部集聚原因
企业总部逐渐与生产部门分离,并聚集于大都市。首先,大都市有充足、多样的商务服务供应商,总部需要法律、广告、管理、市场及金融等专业的生产业支撑,要获取这些信息和服务需要买卖双方不断反复地面对面交流和尽可能高的空间临近性。因此,生产业和总部都会倾向集聚在大都市区,从而企业总部从原来的工业城市迁往商务服务丰富且多样的大都市,而将生产部门留在原地或迁往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小的城镇,总部因多样的服务供应商、知识溢出和区位条件而受益,生产部门则因成本降低而利润上升;其次,总部集聚使得总部之间的信息交换更加频繁和便捷,更易获得整个市场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有助于总部对生产、投入和技术的选择或决策。因此,总部集聚的形成原因可归结为两种规模经济,即多样性中间投入服务业集聚和总部自身集聚的规模外部性。这些解释暗示了如何模型化总部集聚经济。在“Dixit-Stiglitz”模型框架下,Henderson(2004)构建了一个总部集聚模型,将有助于量化总部经济并提升我们对总部集聚于大都市的理解。
二、总部经济模型
A(·)是总部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是当地总部规模经济的函数,假设可以用该企业总部附近其他总部机构的数量来表示本地的知识溢出来源,用以反映本地的总部规模外部性。L1是总部的劳动力,w是工资水平。下标j表示(m-1)个独立的服务业。一个总部机构从服务业j的公司i中购买中间服务Xji,nj是服务业j中的公司数量。αj是弹性系数。qji是服务业j中i公司所收取的费用。参数ρj表示本地服务供应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总部机构生产率的好处,其中0
由于每一种服务均是有差异的,nj表示本地服务业j对总部所提供的服务业的多样性程度。多样性将提升买方(总部)和卖方(差异化的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匹配程度,提升总部的生产效率。当其他条件不变,总部更偏好多样性的中间服务产品供应(njαj/ρj,αj
根据式(1)和(2),可得总部的利润函数π=pY-C。p是不可观测的价格或者说是总部经济活动对于整个企业的单位价值。利用服务业π=pY-C,可以得出总部利润为pY(1-α1-Σjαj)。因此要使总部经济存在利润,需满足(1-α1-Σjαj)>0。我们可以定义α为总部“所有将式(4)、(5)带入式(1),得到Y然后得出利润π的表达式(假设总部控制着整个企业的运营,且总部作为成本控制中心,其自身成本最小化的动机来源于整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当考虑到本地外部性(作为一种中性希克斯转移,即保持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不变三、总部区位选择
假设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在任意区域设立总部机构,那么企业将根据利润函数式(8)决定是否迁移总部,如果迁出总部到另一城市会使得利润增加,那么企业将作出迁移决策。当然,总部的迁入和迁出过程并不是相对应的,由于企业总部的迁出大部分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最终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是一个辅助机构变成了一个总部,或不再执行总部的职能。因此,一般主要关注新迁入或新设立了总部的区域。一种方法是考察资产或资产净变化的位置,资产大反映了总部的迁移成本会比较高,同时企业总部在一个地方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资产的净变化量涵盖了总部在一个地方的迁出和在另一个地方的迁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总部的区域分布也随之改变。这些经济环境的转变大部分对于企业总部而言是外生的,由于本地突发的经济冲击影响了本地的服务部门,基础设施等因素,或者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受到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不同城市区域对于总部机构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考察区域经济情况的转变对总部机构设立的影响,使得总部经济成为经济环境好坏的风向标,能够吸引总部的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越高。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具备吸引总部的优势,企业总部大多是迁入这类在城市等级体系中处于顶端的城市。
参 考 文 献
[1]Henderson J V,Davis J.The agglomeration of headquarters[R].2004
[2]史忠良,沈红兵.中国总部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5)
最近,强调中小城镇发展又成为社会上时髦的说法。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要明确地提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应该是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即使是要发展中小城镇,也仍然要以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为前提。
发展大城市有何好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城市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有争论,到底应该发展大城市,还是应该发展中小城市?这场争论最后是以发展大城市的一派占据了上风。在地理、规划学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共识,发展大城市是更加有利于节约用地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城市的容积率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多地少的国家,发展大城市对节约用地的作用更加明显。
发展大城市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规模经济,人均的提供成本更低。教育、医疗等事业也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举个简单例子,在发展学校的时候,如果要是班级的规模有20个人,需要―个老师,而一个班级需要40个学生,也是需要一个老师。此外,大城市的消费品多样性比较明显,可以更加满足消费者对多种多样的消费品的需求。在大城市里,人们还可以借助市场大规模需求而专业化于某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或者职业,从而提高自己的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由此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的确发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平均快乐感更高,所以,我们不应该阻止人们通过发展大城市来生活得更好。
服务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城市的规模。很多人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将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主要是依赖内需,这样的话,沿海地区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发展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这样的看法不对。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是,必须要经过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服务业发展才获得它的动力。从这个意义讲,服务业的发展是跟着制造业走的。最近我们研究也发现,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越是靠近大港口的地方,越是靠近大城市的地方,它的服务业发展也越快,服务业发展水平也越高。
最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等城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就业的能力更强,所以,应该发展中等城市。这是不对的。全世界的普遍规律是劳动生产率通常是在大城市更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度量就是劳均的GDP产出,这个指标越高,反过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对于就业的创造能力低,但是,从就业增长的角度来讲,一个城市的就业增长量既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取决于同样的经济发展可以创造多少就业。应该看到一个城市的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就是比较低,但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快,就可以在总量上创造更多的就业。
中小城镇能否脱离大城市而发展
中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发展是不能相互脱离的,不同规模的城市实际上是有比较合理的分工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功能主要是发展现代的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比如设计、教育等。中小城市的功能其实主要是和大城市进行相互的配套。
比如说,当大城市从事设计行业的时候,中小城市可能从事的是相关的制造业。在服装行业中,服装的设计、是在大城市完成的,与之相配套的服装制造可能是中小城市完成的。
再比如,当大城市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问题的时候,周边的中小城市却可能提供休闲活动。大城市的很多从业人员也可能是住在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的。再比如,世界上的任何大城市都对农产品有相应的需求,中小城市也具有连接大城市和农村的功能,于是在中小城市可以发展起来和农业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育种、加工、包装、销售,等等。
在一个都市圈里,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可能会对一个城市体系的形态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在基础设施趋向完善的阶段里,一开始往往是使得经济活动和人口更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只有当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到特别完善的阶段,才会出现大城市的人口逐渐向周围中小城市扩散的过程。截止到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的扩散趋势。
“城市病”不是停止大城市发展的理由
现在有很多人主张要优先发展中小城市,似乎大城市已经面临着很多所谓的“城市病”,他们认为,发展大城市会出现很多所谓的“城市病”,比如说,拥挤、污染、日益上升的犯罪率,但是,这都不是停止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来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因为大城市具有的规模经济,有时反而有利于解决拥挤、污染的问题。
比如说,只有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当大规模的地铁网络建成以后,人们的出行就会减少开车的数量,而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量,这个时候生活上的排污就会减少,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的拥挤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再从污染方面来看,越大的城市,其产业结构越是以服务业为主,当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时,由工业发展造成的排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从拥挤和污染两个方面来讲,都是通过人口的集聚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在大城市发展当中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而这一点,却需要通过和谐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来解决,而不是简单通过限制城市规模来缓解。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当下中国,制造业的污染往往不是发生在大城市,也不是发生在东部沿海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今天在中国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很多是内地欠发达的地区。由于中国的人口没有充分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集聚,对于欠发达地区,他们也需要发展一些制造业提高人的收入水平和政府的财政税收,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内地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区位优势,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往往更加倾向于吸引那些污染程度比较高的产业,而这些又是东部已经在淘汰的企业。所以,人口不集聚,可能反而在总体上使污染变得更严重,而不是得以缓解。
有很多人认为,城市变得更大以后,就会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就会加剧就业竞争,对原来城市里的居民不利。这个认识也是非常片面的。流动人口与原有居民之间的就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是,流动人口和原有居民从事的职业是不同的,互补大于竞争。此外还必须看到,在规模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路径中,经济集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在就业竞争和规模经济两者之间,是后者占有了主导地位,而不是前者。我们不妨试想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把现在在大城市里的外来人口全部清除出去,对原有居民来讲是增加收入的机会更多,还是更少?显然是更少。
还有人认为,现在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地价上涨,所以大城市的发展也走到了尽头。这种看法又错!在东部地价上涨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东部地区受到了更为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如果土地的供给被控制住了,而东部土地的需求更加旺盛,当然地价会上升更快,这种因素造成的地价上涨并不是真正的拥挤效应。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东部
从上述的一些原因来看,中国目前城镇发展的路径应该是进一步发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来提高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而不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做到以下两个效应的双赢:第一,在经济的集聚过程中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第二,使得中国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趋于合理,因为有充分的经验研究证明,中国城市间的规模差距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
一、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机制
“集群”源于生态学,原意是指以“共生”关系生活在同一栖所中的不同族群,把它应用到产业系统中,即指在一个集群中的不同企业组织因“共生”关系而聚集。产业集群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和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这种产业发展的形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在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乃至全球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比如,浙江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为主,包括领带、袜子、鞋、帽、羊毛衫、打火机、五金制品等。据统计,截至 1999年,浙江已经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在浙江省,产业集群叫做“块状经济”,浙江 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州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 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织布厂,年产量上亿米布。浙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这一增长模式,全省的GDP、人均 GDP都从1978年的全国第12位,上升到1999年的第4位。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深圳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集中了330家,产值1,57343亿元,产值在各大中城市中名列首位。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群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是适应市场经济最有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提高地区竞争力的源泉。
2.在产业集聚区内,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从而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比如,彩电、复印机的生产,几个主机厂(总装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有若干家。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以选择,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在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其生产和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原因,从理论上说,在于规模经济和
外部经济效应。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在产业集群过程中,促进企业在地理上集中的动力是行业规模扩大给单个企业带来的好处,即企业外部经济效应,具体表现在:在产业集群区,企业容易获得各种技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 中间产品等;产业集群提高了生产地点的知名度也使集群内每个企业都能受益。产业集群也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比如,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的就地流动也比较方便。并且,当一个地方形成某种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管理相关产业的专业知识。另外,产业集群区企业之间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各企业生产的产品存在着花色、品种、外观等方面的差别,不能进行完全替代,因此,生产差别产品的企业的聚集可以扩大产品差异化的程度,增强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的能力,从而引致大规模的需求聚集,这样,产业集群使每个企业都能获得行业产品多样化带来的外部范围经济。产业集群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因为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使相应的服务业和配套设施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必然产生“地理锁定”, 因为只有当企业位于产业集群区内时才能够享受到功能齐全的配套服务,包括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专业销售公司、展览业、信息咨询业等。这些配套服务业形成了完善的专业服务市场,促进了产业集群。同时,不同产业间配套生产,即一个产业为另一个产业提供配件、辅助材料或包装等,使配套产业之间具有同向促进作用。在产业集群地区,产业细分和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平台。
二、产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从而促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1.产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
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0提供的资料,产业集群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扩大产业规模(增加产业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促进新企业的衍生,降低产业的进入壁垒,构建有竞争力的价值链环节,保证产业的持续创新,克服产业衰退,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
产业集群通过两个方面提高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一是整个集群专注于一个产业,有利于把这个产业做出品牌,达到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价格;二是集群内企业间出于分工协作的需要而对生产链进行细分。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效率。在由不同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中,市场交易关系取代了内部管理关系,使得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都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因而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和经营都是在根据效率和经济原则而非其他关系进行广泛的分工协作,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而且,集群内的交易比大公司内部的垂直融合更有效率。
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互动还有利于创新,因为在产业群中,新工艺、新技术能够迅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易于被接受,这就为创新营造出适宜的外部环境,并降低创新的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规模正相关,因而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处于劣势。而大量事实证明,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其规模小,而是因为他们孤立和分散所致。中小企业通过空间集群,可以获得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技术创新的好处。因为集群内企业之间、企业与相关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以及各种方式的交流、沟通和接触,都有利于新思想的形成、新技术的使用和传播。因此, 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产生了一种内生创新力。同种产业或相关产业在一个地区集聚,通过不断创新而赢得竞争优势。例如,美国的硅谷和1 28公路的电子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群;德国的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业群、纽伦堡的制笔业群。在我国珠江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比如,建陶产业主要集聚在佛山市,IT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家电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等。实践证明,集群发展是提升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世界竞争力理论大师、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体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群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群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形成稳固的竞争优势。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从国家层级上揭示了由产业竞争力决定的国家竞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关联与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竞争与战略。这四个要素互动构成了钻石架构,影响企业在某个地理环境下能否获得持续创新、不断发展的能力。在基础科技迅速扩散、交通和传播成本降低的情况下,单单;降生产活动迁移到廉价地区已经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唯一方式就是创新。波特指出,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应起的作用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协助产业在某个地区发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级。
2.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主要表现在:通过产业集群形成地方产业分工,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创造更好的内生增长机制,打造区位品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基于本地资源基础、走区域特色发展道路,形成生产和工发的基础结构,从而提高城市竞争力。比如,我国产业集群比较显著的几个代表性城市,其竞争力在全国排名都较靠前,下表是浙江省和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城市1999年的情况。并且,1999年以来,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因而其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城市竞争力的提高过程也是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一方面,城市发展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必将带动城市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经济增长必然增强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产业集群是我国目前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3.产业集群对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进;城镇化;互动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樊千(196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学院教授,副校长,研究方向:会计学;
邱晖(1981-),男,江苏灌云人,哈尔滨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31-02
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城镇化的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业结构的演进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发展又能够有效支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演进。因此,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发展的关系。事实上,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要素的流动与集聚。产业结构演进导致了要素的流动并直接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城镇化则通过要素的集聚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有力地支撑了产业结构的演进。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表征是不同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由此导致了要素不断地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再加上产业结构的演进增强了城镇的功能,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推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需求不断扩大的过程,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城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适度的协调,如果其中一方过于超前或过于滞后,反而会出现相互制约的局面。因此,保持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这二者之间的良好互动,或者说,实现二者良好互动的路径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演进通过影响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
(一)产业结构演进推动要素的流动
产业结构的演进必然会带来要素的流动。产业结构演进对要素流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的演进推动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往往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使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夕阳产业逐步释放出劳动力,而朝阳产业则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力量。生产要素是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必须要与生产的结构和生产过程相匹配。当生产的结构因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发生了改变,就意味着生产要素需要随之而进行重新配置。拥有更高生产率的产业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吸引着更优秀的生产要素向这些产业集中,带动了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第二,产业结构演进推动要素在不同的区域间进行流动。由于企业试图获得外在经济的好处,因此,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布局往往相对第一产业更加集中。而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够提供比第一产业更高的工资,就吸引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实行地域上的迁移,引发人口的集聚并进而推进了城镇化的建设。因此,产业结构的演进既推动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也推动要素在不同区域间流转,而这二者往往统一在城市这个载体之上。城镇化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来形成其人口基础,也需要一定的产业来构筑其经济基础,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口和产业的基础。
(二)要素的流动与城镇化发展
根据波特的理论,要素自身分为不同的层次。在产业结构演进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要素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在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入轻工业占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由于轻工业对低层次的劳动有很强的吸纳力,所以轻工业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城镇化的飞速扩张。而重工业则不同,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其对劳动的吸纳力有限。也就是说,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城镇集聚人口的能力会有所减弱。但是,事实上,产业结构的演进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征,伴随着重工业化的来临,第三产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远远超过重工业。伴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开始集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产业结构演进通过促进城市功能转型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
(一)产业结构演进推动城市功能的转型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城市的功能也处于不断的完善和更替之中。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的过程也是城市功能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变的过程。城市的功能虽然多样,但只有一个或数个主导性的功能。而城市的主导功能事实上取决于其主导产业。这是因为主导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主导功能以期与之相适应,一个城市必然会体现出由主导产业所决定的主导功能的性质。而且,城市的主导产业也影响着城市功能的服务范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城市的产业部门会发生改变并进而由此推进城市功能的演变。
从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农业社会,城市的经济功能并不显著。随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城市的经济功能就逐渐演变为主导功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规模急速扩张、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而随着工业经济逐步向服务经济转变,城市的功能逐步转向服务化,其在组织管理上功能日益凸显。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开始衰落,而服务业的比重则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白领阶层比蓝领阶层以更快速度向大城市集聚的现象。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信息化,城市成为信息网络的重要节点,信息中心功能成为城市的一个主要功能。
(二)城市功能转型与城镇化的发展
城市功能的转变与优化推动了城市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在内涵意义上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产业结构演进所带来的城市功能的转变,使得城市获得了发展,规模扩大,而服务业的发展则使城市突破了工业增长的瓶颈和极限,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大了资本的内涵,突破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城市的发展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城市功能的转变使城镇化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三、城镇化发展通过集聚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
(一)城镇化发展与集聚效应
前文中介绍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如何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但二者之间是互为因果,互动发展的。城镇化的发展同样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这是通过集聚效应来完成的。当然,前文已经指出,经济集聚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带来的。集聚效应的发生使得经济增长会出现非均衡的状态。城市本身就是空间上不均衡的表现。人口在空间上的非均匀分布就是集聚效应的结果。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能够给企业带来外在经济,从而使得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往往都会选择在城市,从而吸纳了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增强集聚经济。适度的人口规模、精细的产业分工、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会对于集聚效应产生正面的影响。
(二)集聚效应与产业结构的演进
城镇化的发展通过集聚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第一,城镇化的发展增强了投入品的共享,拓展了当地市场,使得城市在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从而能够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有力的支撑。也就是说,城镇化通过增强投入品的共享,为产业结构演进提供了要素支撑。同时,城镇化拓展了当时市场的规模,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了需求支撑,同时又通过收入效应促进了需求结构的升级,进而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演进。第二,城镇化的发展推动了分工的深化,营造出了促进知识外溢的环境,进而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使得城市成为了技术创新的孵化器,从而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了动力的源泉。也就是说,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并进而增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具体地讲,城镇化的发展带来的地理上的邻近,产生了集聚效应,从而有助于知识外溢,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另外,城镇化的发展加强了分工的深化,而分工的专业化则加速了知识的积累。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发展的关系,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产业结构演进通过促进要素的流动并进而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第二条,产业结构演进通过促进城市功能的转变并进而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第三条,城镇化的发展通过集聚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参考文献:
[1] 尚娟.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 简新华、何志扬、黄锟.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 李铁.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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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技术溢出;软件行业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5-0003-07
一、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及IT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孕育了巨大的机会。在以服务业转移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服务外包产业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并竞相进入该领域。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中,软件外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在2002年以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截至2007年12月我国已认定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在内共14个,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在市场开拓、人才培养、公共服务平台运营、品牌塑造等方面获得了相当的进展。在全球新国际贸易与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外包工作参与到全球性的出口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企业接触到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研发与管理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与经济增长。各国依据自身优势参与不同环节的国际产业分工,承接相应的外包项目,可以获得就业、收入和技术方面的收益(WorldBank,1997)。中国作为承接国能否从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中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如果这种技术外溢效应的确存在,那么其溢出的渠道有哪些?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以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南京、西安、武汉、长沙、济南、合肥、深圳、杭州、成都、天津等14个分别处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软件行业为样本,利用2006~2008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文秫回顾
技术外溢通常被解释为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管理经验、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通过技术提供、设立子公司等途径向东道国进行非自愿的扩散,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但跨国公司却无法获得任何回报或全部收益的行为(Dougall,1960)。早期关于制造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国际外包技术外溢效应的关注,源于中间产品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的重要作用。理论上而言,国际外包将在短期和长期内对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短期内,企业通过跨国外包,进口价格更低且质量更高的中间投入品,导致生产力的膨胀从而使企业的生产函数外移;长期内,国际外包将通过改变最终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关系进而影响生产力(Gorgeta1.,2004)。已有研究对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在承接国际外包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获取低成本学习途径,可以获取来自发包方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承接国际外包的企业逐步积累起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组织能力。Asish Arora和Alfonso Gamhardella(2004)在研究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中发现,在印度、爱尔兰等国软件业开始时,跨国公司投资发挥着积极的首创作用。跨国公司提供的软件产品对行业发展和技术升级起着主要作用。高磊(2009)指出,IT月艮务外包可以通过示范和竞争效应、需求拉动效应、发包方的拉动效应产生知识溢出。黄烨菁(2009)认为基于外包合同技术要求和流程管理的知识系统内部转化是接包方获得技术效应的源泉,并受到接包方自有技术能力和学习机制影响的知识管理战略的影响。其中,对制造外包而言,价值链“模块化”以及产业网络形态的动态趋势是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而对服务外包而言,用户导向的属性则决定了接包方在技术获取和自主创新空间中具备更加主动的地位。在经验研究方面,王晓红(2008)对中国设计行业的实证研究,刘绍坚(2008)、阚澄宇、郑继忠(2010)对我国软件行业的实证分析的结论都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的论断。
第二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低层次的国际外包不利于技术的外溢与创新能力的提高,相反,国际外包将有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的可能。在国际外包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作为承包方常常承担低附加值的活动,这将对国内的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阻碍作用。虽然加入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符合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的趋势,但如果单纯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而缺乏设计、延展全球要素分工的能力和主动性,未来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也只能局限于“量”的累积,而不是“质”的改善(杨丹辉,2005;王俊,2008)。
在国际外包实践中,一些国家已通过承接国际外包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另一些国家(地区)如果在国际外包中不能有效“吸收”技术外溢实现技术升级,将使长期所获得的国际分工利益受损。所以,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是否能获得技术溢出的好处,需要实证研究予以回答。本文以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软件外包行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其在承接国际外包过程中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其溢出渠道。
三、模型设定
为研究国际服务外包的接包能力、技术外溢渠道及技术外溢效应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分4个步骤设定相应的实证模型:
步骤一:首先检验软件行业承接服务外包是否存在技术外溢效应。我们以软件行业人均销售额为因变量,以行业承接外包产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lnpropc=a0+a1lnout+ε (1)
其中,propc:软件行业人均销售额,即软件行业总销售额与年末行业就业人数之比,代表软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单位:万元人民币;out:软件行业的外包及软件出口额,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为本国货币值,单位:万元人民币。如果承接外包的回归系数大于0,则表明承接国际外包能够提升软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即承接国际外包具有技术外溢效应。
步骤二:检验不同技术溢出渠道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为此我们以软件行业的人均销售额为因变量,以“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方程:
lnpropc=Y0+Y1lnM+Y2lnHc+Y33lnC+μ (2)
其中,M为“示范效应”以入驻世界500强外资厂商数目表示;H。为“人力资本效应”,以软件行业就业人数表示;同时,我们分别以样本城市居民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样本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分别进行回归,检验哪种
指标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更具有显著性;C为“产业集聚效应”以样本城市软件企业家数占全国软件企业家数的比例(%)。
步骤三:检验影响技术外溢因素的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如果存在一个门槛水平t,使得对于Xi>t与Xi≤t时,承接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设虚拟变量D满足:
该模型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针对承接国际外包技术外溢系数e的分段函数模型。当xi≤t时,承接国际外包通过xi渠道的技术外溢系数为θ2,而当Xi>t时i承接国际外包通过xi渠道的技术外溢系数则为θ1。
步骤四:检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各技术外溢渠道的影响。为此,以影响技术外溢的3个基本渠道――“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为因变量,以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力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
其中,变量M,Hc,C及out分别表示“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外包能力”;νi(i=1,2,3)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祈本文实证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软件自主创新报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期。(一)承接外包能力对软件行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承接外包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0.24),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承接外包能力的提升对国内软件行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软件行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成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行业劳动生产率将提升0.24个百分点。同时,回归方程的F值为12.099,整体回归方程显著(P值为0.004),调整后R平方值为0.46。回归结果表明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对本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
我们以不同指标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中只有软件行业就业人员数具有显著性,而样本城市接受大专以上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在校大学生人数这两个指标都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我们选择软件行业就业人数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回归结果如下(表1):
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的3个渠道中“跨国公司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回归系数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具有显著性。“产业集聚效应”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产业集聚效应”并未在服务外包中促进技术外溢,且“产业集聚”反而限制了技术的外溢。因此,现阶段还难以证明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实现技术外溢。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软件外包在国内发展时间还比较短,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尽管软件企业在空间上开始集聚,企业间的分工也逐渐细化,但是产业集聚度与先进软件外包国家相比(如印度平均在70%以上)还比较低。因此,难以实现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技术外溢的好处。同时,许多企业承接的大都是低技术水平外包项目,难以从中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知识来为本土软件应用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并实现技术在行业内的外溢、扩散。
(三)影响软件行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技术溢出各因素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我们通过上述方法判断影响承接国际外包技术外溢的“示范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是否存在一个明显的门槛值。通过这一方法的处理,我们发现,
“示范效应”和“产业集聚”不存在一个明显的门槛值,而“人力资本”明显存在门槛值。因此,我们利用门槛效应方法对(4)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2):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当样本城市以软件行业从业人员数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达到1.26万人时,通过人力资本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为0.36,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当样本城市软件行业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槛值时,通过人力资本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为0.17,且不具有显著性。Wald检验显示,模型中θ1与θ2存在显著的差异,即样本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四)承接外包能力对技术溢出渠道的影响回归方程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的F值为13.76,整体回归方程显著(p值为0.002),调整R平方为0.50。承接服务外包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51,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而言,承接服务外包能力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技术溢出渠道“示范效应”的技术溢出能力将提升0.51个百分点。但承接外包能力对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度的回归结果显示,承接国际外包对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度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回归系数及回归方程整体均不具有显著性。即承接国际外包对本土软件行业的人力资本积累、产业集聚度的提升均未显示出积极的影响。
五、结语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城市的软件行业通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2)在技术外溢的各种途径中,人力资本效应和跨国公司示范效应显著。人力资本的积累对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积极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行业从业人员的流动、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等形式促进了技术的扩散;同时,本土软件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竞争中很容易获取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理论上而言,技术外溢还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实现,但产业集聚效应的作用目前还不明显,原因可能是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发展历程还比较短,产业集聚的程度还不够高,产业发展环境还有待改善;(3)以行业就业人员数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当样本城市软件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越过门槛值后,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渠道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4)承接外包能力的提升对跨国公司示范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即承接外包能力的提升可以间接地对我国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其对人力资本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应当坚持软件产业的对外开放,引进并创造条件促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技术含量高的分支机构,并促使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对我国软件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加大软件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力度,加速软件行业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能够促进软件行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三,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软件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使产业集聚效应得以加强,更大程度地促进国际服务外包过程中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软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黄烨菁.国际外包对承接方的技术效应――基于微观机制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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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磊.承接IT服务外包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J].商业经济,2009,(7).
[4]刘绍坚.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8,(5).
[5]王俊.跨国外包生产体系下技术后进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困境及对策[J].管理现代化,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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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丹辉.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现状及动向[J].中国经贸导刊,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