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海洋的案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污染海洋的案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污染海洋的案例范文第1篇
State of the World’s Oceans
2009
Hardback
ISBN 9781402091155
Michelle Allsopp等著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70%的面积,它是海洋生物的家园。曾经有一段时间人类认为海洋可提供无限的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资源。然而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人类以远远超过以前的速度消耗着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着人类的严重威胁,如过度捕捞、破坏性的捕鱼方法、海洋污染、商业养殖等。除此之外,环境变化也已经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本书主要讨论了海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并讲述了目前世界海洋的状况。
全书一共7章,1.生物多样性。主要通过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来讨论生物多样性,这些栖息地包括深海、远洋带、海岸带、珊瑚礁、红树礁和海草;2.目前的海洋渔业状况。首先概述了世界鱼类资源现状,接着分别讲述了鲸目类动物数目的锐减、大量鱼群的消失。最后讨论了如何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3.水产养殖对人类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作者提出应该逐步转向更具可持续性的水产养殖系统,并提出了几点建议;4.海洋污染物。选择了目前最引人关注的几类污染进行讨论。这些污染包括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营养盐污染、原油污染和塑料污染;5.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重点讲述了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表面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南极北极地区的冰川消融 、海洋酸化等问题;6.海洋开发的公平性。讲述了非法捕捞和海洋渔业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7.海洋自然保护区,包括定义、实施的好处以及如何实施等内容。
本书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绿色和平研究工作实验室的科学家依据最新公布的科学信息编写。除了提出目前海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外,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发展海洋保护全球监测网等。
本书参考了大量现有文献,给出了最新的海洋状况,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可作为关于海洋保护问题的最新文献综述。也适合对海洋现状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和一般读者阅读。
张永杰,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污染海洋的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探究式 地理教学 教学应用
Usage of exploring teaching in geography teaching
FENG Yu-hong
Abstract: Education reformation at present calls for innovative education. The last purpose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is to make every student be fully deveoped. In teaching we should treat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The article expatiates the usage of exploring teaching in geography teaching by guiding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exploring learning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questioning.
Key words: Exploring Geogoraphy teaching Teaching usage
探究式教学主要指教师指导学生通过自主参与多种形式的开放探究试学习活动，使学生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它是使学生置身于一定的问题情景中，借助一定的信息，利用图册等学习资料，围绕问题收集，加工，处理信息，可以独立思考，也可协作讨论，进而通过探究学习，最终得出有效结论，获得新的知识。它强调学生对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引用而不是机械的记忆和掌握，探究式教学并不神秘，但它要求教师要以新的教育理念、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一、学生探究式学习意识的引导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教师的责任在教育学生”。随着教育的发展，课程的改革，教师不再是单一把课本的知识和现成题目答案教给学生，而是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学习，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只有学生掌握了最佳的学习方法，才能使他们学习具有持续性，并能享受终身。为此在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① 地理学科教学渗透模式。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地理学科的学习方式进行积极的引导，即我们在传授地理知识的同时，把地理的认知与学习方式的引导有机结合起来。② 地理教学主动训练模式，即指导学生进行主动训练。其主要内容有：首先指导学生围绕学习的内容，运用自己最佳的提问方法进行提问，教师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提高主动学习的效果。其次是引导学生主动地自我反思。教师则指导学生对当天或某一阶段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如课堂笔记、社会调查、地理野外考察进行总结。通过回顾和反思，使学生对知识重点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化。
二、地理教学过程中的探究式教学方法
1．改变教师的提问方式
学习是围绕“发问”开始的。探究性提问有利于激发和维持学生主动探究学习，积极进行发散思维。在以往的地理教学中，老师的问题大多是记忆型的问题，或对具体事实只用“是”和“否”来回答，很少有探究性问题。如：地球上陆地、海洋面积各占多少？等等。探究性提问能引起学生的积极参与和独立思考，他需要学生改变信息的形式和结构，通过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等思维才能得出答案。如：世界上哪个大洲跨的经度最多？山地、山脉和山系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等等，这就是探究性提问，在课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教师只有在引导学生了解了经度的概念及了解南极洲的位置和地域分布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回答。所以教师通过改变原有的提问方式，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以提高。
2．培养学生提问能力
在传统的地理教学中，“问”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只是地理老师的专利。报载，有个美国教学代表团到上海参观访问，上海市一位优秀教师为他们上了一节公开课。课堂上，这为教师向学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学生都能答对，在座的中国同行无不称赞执教老师的水平很高，公开课上得非常成功，但美国客人却不以为然，临别抛下一句话：“既然学生都懂了，那么还要提这些问题干什么? 上这节课还有什么意义?”客人的话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有老师问学生，而没有学生问老师? 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师生角色错位。因此，解决学生不会、不敢、也不能提问的现状，关键在于教师要转变自己在课堂上扮演的角色，把提问的权利还给学生。
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不是生来就具备的，它有自生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当遵循能力发展的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而不可违背规律、操之过急，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引导学生循着概念、定义、规律、知识联系、联系实际的思路大胆思考，大胆提出问题和自己的看法。现行地理教材虽经千锤百炼，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只有我们引导学生将思路大开，把问题和答案变成开发式的，学生就会产生耀眼的思维火花。
3．探究式教学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
探究式教学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学习地理好途径。步骤为：提出案例―引导学生确定研究主题―讨论解决问题―拓展、培育地理能力。现以赤潮的案例介绍有关海洋环境的内容。
第一步：提出案例。海洋对有害物质有自净能力，但污染物浓度超过了海洋环境的自净能力，会使海洋环境遭到污染。赤潮是海洋生态环境的“晴雨表”。1989年8月，渤海湾发生罕见的赤潮，面积达1300平方千米，造成经济损失1.8亿元；1998年9月，赤潮面积更大，达3000平方千米，至10月初天津市的虾产量比上半年同期减少91.8%。渤海湾的生态环境，以成为京津塘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第二步：引导、确定主题。启发学生思考：材料涉及那些地理知识? 有那些值得探讨?
讨论确定如下探究主题：①海洋形成已经有上亿年了，人类利用海洋也有上千年历史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却从未发生过严重的污染问题，为什么? ②赤潮是如何产生的? 它为什么会不断扩大? ③如何控制赤潮?
第三步：讨论、解决地理问题。学生个别思考，也可以相互讨论，相互补充完善。如对问题由学生讨论后得出：赤潮的发生，主要上由于人类的无限制地向海洋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废弃物，使沿岸海域受到污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导致浮游生物的过量繁殖，有害藻类得以迅速生长，从而造成赤潮的发生。
第四步：拓展、培养地理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海洋污染问题：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随雨水排入海洋：偶然发生的海上油轮泄漏；沿岸工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核电站排出的冷却水使海水增温等。引导学生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治理方案，进而培养其创新思维及综合能力。
污染海洋的案例范文第3篇
案例一：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期间，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某、生产厂长兼车间主任丁某，在明知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为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明知在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然将大量钾盐废水排入到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污染市区自来水厂取水口，并致使该市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达66小时40分，直接造成经济损失543.21万元。后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被告人胡某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某执行有期徒刑11年;以同罪判处被告人丁某有期徒刑6年。
案例二：2009年6 月，曹某谎称自己为上海某环保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他人与上海某香料厂法定代表人黄某联系为该厂处理工业废水。之后曹某又将废水处理事宜转给无工业废水处理资质的陈某，让其自行处理该厂工业废水。6月某日和6月某日，陈某将该厂工业废水倾倒在某区一泥浆塘内，致使刺激性气体蔓延，周边土地污染，200多人紧急疏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达71万余元。事故发生后，香料厂承担了受污染土地修复费用等全部经济损失。最终曹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罚金15万，陈某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10万元，黄某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而未被起诉。
案例三：2011年4月某日，顾某某于将废油残液通过下水道排入公司旁的河流内，造成河流污染、某水厂紧急停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鉴定，该次事故共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计人民币38万余元。顾某某因有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这样的刑罚处罚显然无法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二、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
(一)罚金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在污染环境的行为中，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罚金刑作为财产刑，在污染环境罪中不仅可以惩治犯罪，还能对尚未作出违法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产生威慑，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然而实践中，由于刑法未对罚金的数额进行明确的规定，罚金刑的判决具有随意性且处罚数额普遍偏低，如案例一“投放危险物质罪”中无法通过罚金刑对受利益驱使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案例二、三中罚金数额仅为损失的三分之一，违法成本的过于低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环境行为的泛滥。
(二)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罪责刑不相适应
由于我国立法中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案例二、三中，法院仅能以现有法律为依据对行为人处以这两种刑罚，不免显得单一。此外，实践中环境污染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会导致环境的破坏、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严重的还会危及人类的健康，如1931年日本富山平原神道川河附近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居民患骨骼疼痛病，重者全身多处骨折，甚至在痛苦中死亡。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我国刑法中的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惩治行为人难以发挥刑罚的威慑力，达到预想的效果，对于环境的保护，也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不利于有针对性地惩治不同环境犯罪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第338条已经删去了“向土地、水体、大气”这一限定性的前缀，并将“危险废物”改为“有害物质”，扩大了适用范围，但是却忽略了不同的犯罪对象会带来不同的环境风险，如海洋污染具有扩散范围广、持续性强，对鸟类、鱼类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却将海洋污染的治理等同于内水污染，不利于有针对性地惩治此类犯罪。
(四)事后惩治的不足
将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针对的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犯、结果犯。而我们知道，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往往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日本的镉污染从最初的病状出现到最后判明是工厂废液中的镉中毒所致，前后经过了20 年的时间)。刑法的这种事后惩治不利于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三、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完善
(一)转变立法理念，确立污染环境罪独立的犯罪客体
污染环境犯罪在刑法中位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其所属章节就可看出，我国在立法时更加注重的不是环境法益本身，而是国家的监管秩序、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安全，即关注的重点是人本主义而非生态环境法益。在这样的立法理念驱使下，必然无法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足够重视。时至今日，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越来越多的学者亦认为污染环境罪应有自己独立的犯罪客体，即环境法益。只有立法理念的彻底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污染环境的现状，凸显环境生态的重要性。
(二)细化罪名，进一步降低入罪门槛
如前所述，不同的污染物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不一样的。完善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就应在污染环境罪的基础上析离出如水污染罪、土地污染罪、海洋污染罪等罪名。同时对于我国已有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噪声污染、光污染等也应有相应地刑法予以规制，罪名的进一步细化，能够使刑法对环境保护更具针对性。
此外，还应将故意犯和危险犯纳入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中。实践中，行为人往往被高额利益所惑，置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环境的破坏于不顾，在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故意的驱使下去污染环境。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根据过错大小，故意犯本罪的，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按法定刑定罪处罚;而过失犯，则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增设“危险犯”，学界中历来呼声很高，主张行为人的污染行为一旦具有造成严重损害的危险，若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可成立污染环境罪，进一步降低了入罪门槛。虽然这样更有利于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但应注意不能盲目扩大该罪的认定范围。只有当污染行为导致危害结果或者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具有高度盖然性时，才可认定该行为与损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从而认定为污染环境罪。
(三)适度引入严格责任原则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激化，有学者提出引入英美刑法的严格责任来增强刑罚的威慑力，然而有些学者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不问过错，一概认定污染环境行为即构成犯罪，会使企业因惧怕犯罪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同时也会有客观归罪之嫌，并且现阶段我国刑法并不承认严格责任原则，盲目引入可能会适得其反。对此，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在本质上是免除举证方证明被告人过错的举证责任，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实际具有过错无关。持反对观点的学者显然是将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绝对责任相混淆。同时，为保障严格责任适用的准确性，建议适度引入严格责任。即适用严格责任时，控诉方仍要搜集足够的证据，提供该污染行为必然会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科学证据，避免仅凭犯罪人的一家之言;也要允许行为人以自己无过错或该污染行为系第三人所谓为由进行申辩，防止无辜的人遭受刑罚处罚。
(四)加大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处罚力度
污染海洋的案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洋垃圾；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信托基金； 国际合作
海洋垃圾来自多重原因，有陆地来源的，也有海上来源的。在一些特定的海上活动中，如捕鱼、货运、娱乐活动和客运等，将产生相当数量的海洋垃圾。其中，基于海上活动来源的诸如被抛弃的渔网、电线、绳索和塑料袋将可能存在于海底、海水中和漂浮在海面上。这些垃圾也可随洋流或海风输送到其它地方，所以也可在海滩上、海岸边看到这些垃圾。近年来，我国附近海域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加之受到环太平洋洋流的影响，大量垃圾沿着中、韩、日三国海岸沿线任意飘散，由此造成一系列国际环境纠纷。日本向韩国索要海洋垃圾处理费，而韩国则以“有很多垃圾都是从中国漂来的”为由拒绝，并称“只有当中国支付韩国垃圾处理费的时候，韩国才能支付日本这一费用”①。从法律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之间关于收取海洋垃圾处理费的纠纷本质上是跨界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争端问题。
一、海洋垃圾污染的国际法定位
海洋的地理属性决定了海洋是一个互相贯通的整体，虽然国家管辖或控制的位置和范围是固定的，但其海洋水体是流动的，一国在其范围内的活动常常会对其管控范围之外的别国海域造成影响②。根据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对跨界损害所作的定义是：“跨界损害”是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它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有关各国是否有共同的边界③。根据这一草案，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有以下特征：
第一、损害必须是人类的行为所致，且其后果是物质的、数量的或是有形的。损害必须对一些方面有实际的破坏作用，如造成其他国家的国民健康、工业、财产、环境或农业的破坏。这些破坏作用必须能以实际和客观的标准衡量。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条中就强调了“跨界损害”的“有形后果”联合国大会第51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1/10）《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工作报告》，1996年，第208页。。
第二、行为的有形后果所造成的损害有重大性。国际法上的损害，不仅包括对人、财产和环境的损害，还包括为遏制或尽量减少跨界损害而采取的防范措施的费用以及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任何进一步损害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第42届会议工作报告》，1987年，第226页第2条。。在何种程度上禁止跨界损害，国际法律文书和法律意见大多倾向于“严重损害标准”。如，国际法协会在1966年《赫尔辛基国际水法规则》的注释中明确表示，所谓“损害”，其程度应当是严重的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协会第52次会议记录》，1966年，第500页。。此外，《管制南极矿产资源活动公约》、《关于评估跨界性环境影响的公约》、《关于跨界内陆水域意外污染的行为准则》等一些公约也都使用了“重大”、“严重”或者“显著”。关于“重大”的含义，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可以看到所谓的“重大”是指严重程度超过“察觉”，但不必达到“严重”或“显著”的程度《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2001年，第388页。。这种损害必须导致对其他国家诸如人的健康、公约、财产、环境或农业的真实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必须能够按照事实和客观的标准加以衡量。国家间的地理边界与政治上的边界不对应。各国在其境内开展合法活动的时候，会相互产生影响。这些相互影响只要尚未达到“重大”的水平，则被认为是可容忍的，不在该原则草案的范围之内。
第三、行为的有形后果具有明显的跨界性。即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有形后果已经超越行为所在国国界，给行为所在国领土以外的区域造成损害的情况李晓阳、刘一粟：《国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新秩序》，《社会科学》1992年第10期。。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和韩国、日本之间关于海洋垃圾污染的纠纷虽然符合“跨界性”特点，但却不满足跨界责任的其他标准：
首先，无法确认责任主体。虽然韩国国土海洋部对仁川、江华等20个沿海地方的海洋垃圾情况进行了调查取样分析，但仅凭塑料袋和塑料瓶上的商标不能认定污染者的身份。按照洋流运动的规律，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漂过来的垃圾也有可能到达韩国。因此，污染者（责任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韩国向中国索赔从根本上无法得到支持。
其次，承担责任的比例也不能确定。即便随洋流和季风漂浮到韩国的海洋垃圾中有来自中国的部分，但依据目前的垃圾分类和检测技术也不能确定中国垃圾所占的比例，即承担多少责任无法确定。
最后，海洋垃圾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并非是有形且可确定的，无法衡量海洋垃圾污染带来的有形损失。
总之，中日韩之间海洋垃圾纠纷无法通过追究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责任来解决。因此，中国不应接受韩国对海洋垃圾处理费的索赔。
二、中日韩海洋垃圾纠纷解决应遵循的原则
海洋垃圾严重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物最终将进入食物链，从而危害到人类健康。此外，海洋垃圾还可能威胁航行安全。废弃塑料会缠住船只的螺旋桨，特别是各种塑料瓶，它们会毫不留情地损坏船身和机器，引起事故和停驶，给航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海洋垃圾已经成为主要的海洋污染物之一，它将损害海洋和沿岸地区的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虽然中日韩之间的海洋垃圾纠纷无法通过跨界损害赔偿解决，但海洋垃圾确实造成诸多环境问题，而且各国应该遵守海洋保护义务，即不管从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都应遵循国际海洋环境义务的要求，根据以下原则解决中日韩间海洋垃圾纠纷问题。
1．善邻原则和限制滥用权利原则
善邻原则和限制滥用权利原则是国家环境义务的重要依据。善邻原则(principle of good neighborhood）即“善意使用自己的财产”Dupuy,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of States for Damages Caused by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in OECD, Legal Aspects of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345, 1977, p350 。任何国家都需要对其境内的活动所造成的跨国界环境危害以及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承担防治或预防的责任。联合国《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声明》和《联合国》第74条充分考虑“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和商业利益和秩序”以及“各国、企业以及个人应当尊重其他主体享有的共同权利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中体现了该项原则。但是，该项原则在国际纠纷中还不能独立的作为判断国际不法行为是否成立的准则，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
与善邻原则紧密联系的是限制滥用权利原则，善邻原则可看作是限制滥用权利原则的说明，后者可认为是前者的补充。限制滥用权利原则的法律有效性更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刘璐、缪宇：《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与举证责任的分配——第8章“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与适用》，《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6年的《国际法未加禁止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3条中提到了对国家活动进行限制的问题，“国家在其领土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区域内实施活动或许可进行活动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它服从于预防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或将其减至最小程度的一般义务”。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21条也规定：“按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并且有责任保证在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除上述国际环境文件中体现了该原则外，一些国际法案例也确认和重申了该原则。如，在“特雷尔冶炼厂案”中，仲裁庭指出：“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责任防止在其管辖下的人的损害行为侵害别的国家”。在此案的最终裁决中，法庭进一步得出结论：“根据国际法以及美国法律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这样地利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以致让其烟雾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生命造成损害”陈致中：《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2．预防和减轻海洋环境损害的义务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7也表明：“各国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海洋受到那些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损害生物资源和破坏海洋生物舒适环境的或妨害对海洋进行其他合法利用的物质的污染。”国家对下列其领土外发生的行为负有预防污染的义务：国家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行为；国家所属船舶或飞行器上的行为；本国国民的行为蔡守秋、何卫东：《当代海洋环境资源法》，煤炭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国家除了采取预防措施方式跨界海洋环境损害外，当跨界海洋环境损害发生后，还有义务采取迅速、完全和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减轻跨界海洋环境损害。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公约》第15条规定：“无论突发事件的起因如何，各缔约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处理区域的突发污染事件，并防止、减少、控制污染或由此产生污染的威胁。为此目的，各缔约方应发展促进旨在对区域内偶发事故引起的污染及其威胁做出反应的单独或联合应急计划；当任何缔约方意识到在任何事件中，区域正被污染或已被污染时，它应立即通报可能受到该污染影响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三、中日韩海洋垃圾纠纷解决的法律依据
（一）有关海洋垃圾管理的国际公约
现有的关于海洋垃圾问题的国际公约有三个：《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1978年议定书》、《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这三个公约又分别被简称为《防污公约》、《伦敦倾废公约》和《巴塞尔公约》。
《防污公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规定船舶向海洋倾倒废物的种类和数量来控制船舶对海洋的污染。其附件5关于“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在1988年生效。根据该附件，“垃圾”（garbage）是指产生于船舶通常的营运期间并要不断地或定期的予以处理的各种食品的、日常用品的和工作用品的废弃物（不包括鲜鱼及其各部分）。一切塑料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合成缆绳、合成渔网及塑料垃圾袋）均不得处理入海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Annex v, Regulation 1 and 3。在离岸25海里以内禁止抛扔漂浮垃圾，食品废弃物和其他垃圾必须在离岸12海里以外倾倒，但若经粉碎后能通过筛孔不大于25毫的网筛，则允许在离岸3海里外处理入海。海上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以及泊岸平台或在距离平台500米以内的船舶只有在离岸12海里以外，并且经过粉碎能通过筛孔25毫米的筛网的食品废物才可以处理入海。各缔约国港口和装卸站还应设置足够的垃圾接收设施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Annex v, Regulation 6。国际海事组织（IMO）一直积极地鼓励各国政府改善垃圾接收设备。附件5的修正案正在接受国际海洋组织的审核，预计今年7月份将通过。
《伦敦倾废公约》的内容也涵盖了对产生于陆地的垃圾倾倒入海洋的控制。《伦敦倾废公约》把废弃物分为三类：即一类为“黑名单” 、二类为“灰名单”、三类为“白名单”废弃物。“黑名单”的内容包括含汞、镉和有机氯化合物的废弃物，强放射性废弃物，原油和石油产品，具有持久性的固体塑料以及其他不可进行生物降解的物质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s, Annex 1。这一类是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此外，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国际海洋法律框架，在海洋中的所有活动都必须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其中，公约的第12部分（192条-237条）特别关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规定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包括河流、河口、管道和排水口对海洋环境的污染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s, Article 207。
《巴塞尔公约》于1989年订于瑞士巴塞尔，1992年该公约生效，是世界上最全面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环境协定。公约还制定了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环境无害管理”准则。任何来自陆地的危险海洋垃圾就属于该公约的范围，一些非危险海洋垃圾可被视为需要特别考虑的废物。
中国、韩国、日本都是《伦敦倾废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污公约》和《巴塞尔公约》的签字国。然而，尽管上述公约规定了限制倾倒废物的种类和倾倒距离，但是海洋垃圾的污染仍在继续。这些公约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公约的执行力和强制力还有待加强。
（二）区域文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联合国环境署于1974年发起区域海洋计划（RSP）。区域海洋计划旨在通过对海洋和海岸的可持续管理与利用，防止全球海洋及海岸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使海域相邻国家共同参与综合及专项行动以保护其共享的海洋环境。迄今为止，已有140多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环境署支持的13个区域海洋计划。另外5个伙伴计划也成为了区域海洋计划的成员。为此，区域海洋计划已成为覆盖全球18个海区的最广泛的保护海洋和海岸环境的倡议。“西北太平洋海洋和沿岸地区环境保护、管理和开发的行动计划”（The Action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Region），简称为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项目（UNEP Regional Seas Program）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由四个成员国组成：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组成，四国于1994年通过了该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实施主要由成员国的捐款支持。政府间会议（IGM）是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高层议事机制，它提供政策指导和决策。政府间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由各国高级别代表参加。
目前，直接涉及中日韩附近海域海洋垃圾问题的国际性文件就是“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子项目——“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该子项目成立于2005年11月，由第十一次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政府间会议通过。西北太平洋海洋垃圾行动计划是联合国环境署关于海洋垃圾全球倡议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10个独立的区域性海洋方案。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的主要成果有：（1）2006年建立NOWPAP海洋垃圾数据库；（2）关于海洋垃圾的区域概况；（3）出台关于沙滩和海岸线和海底的海洋垃圾的监测指南；（4）编制海洋垃圾管理行业指南（捕鱼、商业航运、娱乐活动、客运船舶、旅游），以及港口垃圾接收设施的指南；（5）通过制作海洋塑料垃圾回收宣传册、传单和海报等方式提高公众对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的关注；（6）开展一系列海洋垃圾行动研讨会，促进成员国间海洋垃圾数据信息的交流并且促使各国在海洋垃圾处理问题上达成共识；（7）在四个成员国间开展海洋垃圾清理活动（ICC）；（8）在第12次政府间会议上提出实施海洋垃圾项目的第二阶段——海洋垃圾区域行动计划（RAP MALI）。经四个成员国同意后，RAP MALI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该行动包含三项重要任务：第一、防止垃圾输入到海洋和沿海环境；第二、监测海洋垃圾的数量和分布；第三、清理和处置现有的海洋垃圾。从2008年到2011年，该计划已经进行了多次国际海岸清洁活动（ICC）2008年9月在中国大连和俄罗斯的海参崴，2010年3月在日本平户，2010年10月在韩国济州。 和海洋垃圾管理专题研讨会。
四、中日韩之间海洋垃圾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探索
由于无法确认责任主体和责任分担比例，韩国向中国索要垃圾处理费是于法无据的，中国政府不应负担这项费用。然而，海洋垃圾严重污染中日韩三国附近的海域，危及海洋生物的生存繁衍，并且威胁船舶的航行安全，因此着实有必要处理这一国际纠纷。笔者认为，治理海洋垃圾应该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建立一个致力于海洋垃圾处理的共同基金，由基金按照各国的经济能力和可能造成的污染比例拨付资金，从而真正解决海洋垃圾纠纷问题。目前，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下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信托基金（NOWPAP Trust Fund），该基金成立于1999年NOWPAP第四次政府间会议，主要为保护、管理和开发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和沿岸环境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的管理应遵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其资金来源于四个成员国的捐赠，基金的支出由NOWPAP政府间会议决定，并应当接受联合国内部审计服务。联合国环境署的执行主任应向NOWPAP政府间会议报告该信托基金的使用状况ACTION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REGION,§43。
（一）对现行的海洋垃圾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客观来讲，不论是第一阶段的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还是第二阶段的海洋垃圾区域行动计划（RAP MALI）在中日韩三国海洋垃圾处理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 不可否认，也存在诸多实际操作问题亟待解决。2011年4月韩国向中国主张海洋垃圾处理费就暴露出了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关于海洋垃圾管理的不足之处：
1．经费不足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会议（IGM），下设四个活动中心（中国北京、韩国大田、日本富山、俄罗斯海参崴），两个区域协调处（日本富山、韩国釜山）。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由NOWPAP信托基金支持，基金来源于成员国的贡献。根据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第10次政府间会议通过的2006-2007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报告，可以看到用于MALITA的预算为70,000美元，占总经费的59%Report of the Ten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Annex 1, Resolution 1, Japan, 2005, p24 ；第12次政府间会议通过的2008-2009年度和预算报告表明用于RAP MALI的预算为50000美元，占总经费的5%Report of the Twelf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Annex 1, Resolution 1, China, 2007, p28；第14次政府间会议通过的2010-2011年度和预算报告中用于RAP MALI的预算为40000美元，占总经费的51%Report of the Fourteen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Annex 1, Resolution 1, Japan, 2009, pp17-18。可见，总的来说NOWPAP用于海洋垃圾的经费比例不高，且费用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然而治理海洋垃圾需要的费用却没有逐年减少。以韩国为例，每年漂流到韩国新安郡内1004个岛屿的垃圾有5000吨之多。然而，由于韩国每年分配给新安郡用于处理海洋垃圾的预算不到2亿韩元（约185202美元），这笔钱只够清理500-700吨垃圾，导致海洋垃圾清理工作面临难题。
2．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如上文所述，NOWPAP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四个成员国，政府间会议只能起到督促作用，成员国能否如期足额缴纳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如俄罗斯2010-2011年度就曾拖欠125000美元，影响了NOWPAP的正常工作安排。
3．缺乏争议解决机制
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作为联合国环境署的海洋计划的组成部分，其中并未有独立的成员国争端解决机制。
（二）完善海洋垃圾纠纷机制
笔者认为，处理中日韩之间海洋垃圾污染的国际纠纷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是解决环境争端的根本保障；其次，要建构成员国间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从而保证成员国在国际法架构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完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信托基金
第一，加大成员国的资金投入力度。海洋垃圾问题急需解决，尤其是在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为避免各国互相推诿承担环境责任，应当由基金对受到污染的成员按一定比例提供补偿。从中、日、韩三国的海洋垃圾处理费纠纷来看，显然基金用于海洋垃圾处理的支出是不足的，因此，应该加大成员国对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除了事后清除海洋垃圾的费用外，该基金还要增加海洋环保的宣传资金支出，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人们认识到海洋垃圾这一国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消除海洋垃圾的产生源头。
第二，拓展其他资金来源。除了成员国出资外，还可以寻找外部资金渠道：其一，向全球环境基金的执行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寻求资金支持；其二，向国际环保组织和NGO寻求捐款；其三，成员国可以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号召各种营利组织向基金捐赠。
第三，完善NOWPAP信托基金的监督机制。为督促各成员国按时、足额地缴纳资金和保证基金的年度预算得到切实地贯彻，应当加强对该信托基金的监督。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领导机构是政府间会议，而该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主要提供政策指导和决策，且会期短，无法真正起到监督信托基金的缴纳和落实的作用。两个区域协调处分别设在韩国和日本，是NOWPAP活动的协调中枢，区域协调处的主要作用是促进NOWPAP的对外联络，并全面负责实施NOWPAP成员国针对落实行动计划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协调处可以作为基金的监督机构。然而，虽然两个区域协调处在成立之初，即第7次政府间会议上就富山和釜山办公室工作职责分工成达一致，但是机构和人员安排上不免有重叠之处。在第15次政府间会议上，韩国代表多次提出建议“精简RCU人员、改变RCU现状、合并两个区域协调处”。笔者认为，由于资金的有限性，可以通过开源和节流两个方向解决这一问题，而将两个区域协调处合并不仅可以起到“节流”作用，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合并之后的RCU可以承担监督NOWPAP信托基金的缴纳以及实施的职责。
对于不按时足额缴纳资金义务的成员国还应预先设定制裁机制，以保证信托基金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来源。笔者认为当成员国迟延缴纳资金时，应向区域协调处提交书面的解释报告，由协调处审议。报告通过时可以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如果仍不能足额缴纳，则按一定比例收取滞纳金。如还不能解决，则提交NOWPAP纠纷解决机构处理。海洋生态环境系统脆弱，其生态风险涉及范围广泛、后果发生间隔性强、技术性高，对海洋生态风险和危机的防范和补救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和很长时间，因此必须将制裁机制程序化和法定化才能保证NOWPAP信托基金真正落实。
2．实施海洋污染生态保险
生态保险是运用保险的机制和性能将个人的或群体的生态风险以保险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予以分散，稀释某一生态风险带来的损失，并对被保险人予以补偿。这一形式对中日韩海洋生态保护既有很好的风险防范作用，又能够实现对该区域生态的救济UNESCO, Financial Regul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Fund。
目前，国际法范围内对生态责任保险进行明确规定的条约主要有：《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财务保证，如银行保证或国际赔偿基金出具的证书等。保证数据按第5条第1款中规定的责任限度决定，以便按本公约规定承担其对油污损害所应付的责任。、《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1997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了对污染海洋环境造成的一切损害保证迅速而适当地给予补偿，各国应进行合作，以便就估量和补偿损害的责任以及解决有关的争端，实施现行国际法和进一步发展国际法，并在适当的情形下，拟定诸如强制保险或补偿基金等关于给付适当补偿的标准和程序。。在学理上，生态保险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生态自然险和生态责任保险制度。前者是对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补偿，目的在于将对大规模的自然生态破坏或危机带来的损失和救济的成本分散到国际社会；后者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而应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由于现行的保险法律将保险当事人限定为自然人而不包括生态，生态自然险的设定在法律上尚须时日。因此，笔者认为中日韩之间的区域海洋垃圾污染问题可以通过生态责任保险得到有效的解决。
3．组建常设机构处理成员国之间的环境纠纷
在完善基金机制和实施生态保险的基础上，还应建构成员国间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国际环境争端的解决方法包括谈判、斡旋、调停、和解、国际调查、国际仲裁、国际司法《联合国》第33条第1款。。前五种是外交方法，后两种是法律方法。笔者认为，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框架下应该由一个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成员国的海洋环境污染争端。而该机构的作用在于为成员国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即通过外交方法来解决争端，并且作为法律解决途径的前置程序。
构建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外交途径解决国际环境争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不必限于严格的规则，并且可以对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另一方面，法律解决方法不论是国际仲裁还是国际司法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而且已经存在独立的仲裁庭（如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和海洋法庭（如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没有必要在区域范围内再行设立。
如上文所述，区域协调处是NOWPAP常设的联络机构，其工作任务不仅包括与其它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还包括与四个区域活动中心（RACs）保持紧密联系并对其提供工作支持。因此，可以让改组之后的区域协调处承担调解成员国之间环境纠纷的职能，并成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当调解失败时，再由委员会提交政府间会议或者由成员国依据国际法提讼或者仲裁。调解委员会应由四个成员国和联合国环境署的代表组成。
通过整合区域协调处的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使其不仅成为NOWPAP信托基金的监督机构，同时也承担起调解成员国海洋环境争端的职能，从而既有利于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率，又可以发挥信托基金对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洋环境的维护作用。
污染海洋的案例范文第5篇
随着陆地大型油气田被发现概率下降，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就成为西方石油公司谋求暴利的重要战场。尽管各国政府煞费苦心试图通过立法、监管、技术监控、技术能力评估与准入、环境侵害处罚等手段维护在利用海洋油气资源时海洋生物及环境的安全，但海洋生物及环境依旧难逃被侵害的宿命，使得对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中的行为能力和行为结果的评估变得越来越奢侈。
悲催的墨西哥湾
美国能源信息局（EIA）3月3日报告称，2015以及2016年，美国墨西哥湾的原油日产量预估将分别为152万桶与161万桶，分别占当年度预估美国原油总产量的16%与17%。仅2014年投产的5座深水采油平台预计至2015年底可以令墨西哥湾的原油日产量增加26.5万桶。在油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墨西哥湾深海油气产区却逆势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油气主产区之一，因此备受关注。
2015年5月19日上午，不幸事件再次发生，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县附近的一条输油管破裂。尽管在原油泄露约半小时后由人工手动关闭了输油管道，但还是导致超过10.5万桶原油泄漏流入大海，油污带长度达14公里，大量海鸟、鱼虾受到污染，并有部分原油冲上海滩，污染侵害还在随时间推移继续扩大，成为当地自1969年以来最严重的漏油事故之一。尽管加州州长立即宣布圣巴巴拉县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并承诺全力清理油污，但都无法终止墨西哥湾油气泄露对其海洋及沿岸生物和环境的侵害，漏油事故犹如看不见“The End”的电影，永无止境地续演。
早在2010年4月20日晚，BP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超深水区MC252区块马康多井（MC252-#1-01）租用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燃起熊熊大火，致使平台上11名工程技术人员殉职，17人受伤。大火持续燃烧到4月22日上午10点22分钻井平台发生第二次爆炸并沉入海底。4月24日，事故油井开始漏油，并一直持续了82天，约有490万桶原油流入墨西哥湾，污染波及沿岸5个州。
无独有偶，2011年9月13日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能源公司雪佛龙称，位于Main Pass地区的一根负责把海底原油输送到生产平台的竖管发生泄漏，不得不关闭了两条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海上输油管道。
随后，2013年3月1日美国墨西哥湾一艘海员船撞上位于密西西比河河口附近的萨尔弗港的一座（因低产）闲置的钻井平台，造成少量原油和天然气泄露。7月初墨西哥湾能源科技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海上的一座油气平台在发生了天然气泄漏事故，经过几天的努力才得以控制；7月23日该州南部墨西哥湾的大力神海上油气公司（Hercules Offshore Inc.）一座天然气钻井平台突然井喷起火，部分平台坍塌。
进入21世纪，美国墨西哥湾海上每年发生1至2起漏油事故似乎已不是什么罕事，使生活在墨西哥湾中的海洋生物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含有大量油气的生存环境，并以自身拥有高含量的有毒有机残留物无声地向人类做着抗争。
史上不可谓不严的处罚
2010年4月20日马康多井（MC252-#1-01）爆炸后，随漏油总量增加和海洋污染面积持续扩大，6月30日，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事务委员会（Senat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通过了取消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损害赔偿上限的决议，突破了1990年《石油污染法》（Oil Pollution Act of 1990）对肇事企业起保护作用的最高7500万美元赔偿上限的规定，打碎了对环境侵害者罚款的天花板。
12月13日，美国内政部海上钻探监管新法规，进一步严格了市场准入、开工许可等制度安排。新法规还列举了要求钻井公司如何必须遵守内政部新近出台的原油泄漏应急计划、井喷防喷器测试和为难控溢流计算最坏情况下的泵排量图。一方面，美国政府执法部门有了更加细化、严格和可操作的市场准入法规，封闭了技术、装备能力弱的企业进入墨西哥湾海上油气开发市场，即使可以进入也会大大增加企业在海上石油开发项目的营运成本，并同时削薄预期的利润；另一方面，研发、补充了的相关水下检测设备，提高了监管效率，并努力确保监管证据链的完整性。
5月22日奥巴马总统宣布成立独立的总统委员会调查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2011年1月11日该委员会最终报告认定：MC252-#1-01原油泄漏事故是“可以预见”、“可以避免”的。它不仅为“狮子”大张口提供了依据，即依《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将漏油罚款金额从每桶1100美元增至4300美元，而且为将来恢复墨西哥湾原貌能筹得更多的资金。
至2015年2月2日美国联邦法官卡尔・巴比尔宣布长达两年的英国石油公司（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民事诉讼案最后一阶段的审理工作结束，但对漏油事故赔偿金未做最终裁决。但至6月10日，英国石油公司已为这起漏油事故的污染受害者支付赔偿费、清理费和罚款等各项费用总计达450亿美元。但是，BP公司在墨西哥湾勘探的前副总裁戴维・雷尼因被指控谎报泄露的油量，因此还将有可能面临五年的牢狱之灾。
客观地讲，美国政府对马康多井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故的处罚力度之大，以及用于弥补和防范事故再次发生新规之严苛，都可称得上史无前例，尽管如此，也都无法有效阻止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再次发生，使对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与监管的行为能力和结果产生了质疑。
行为能力和结果再评估
如果MC252-#1-01爆炸漏油事故是人为的责任事故，理应受到重罚，但经过近6年在立法、监管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提升，以及在天量罚单处罚的震慑下，墨西哥湾的海洋理应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但事实并非如此，6年后的加州圣巴巴拉县输油管依旧发生了破裂漏油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