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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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第1篇

个人或家庭，过去是挣多少花多少，没特殊情况不借债，现在全变了，衣食住行几乎都要借钱消费。买房钱不够，可以跟银行借，当然背了房贷后，你也就成了房奴。买车也有车贷，但加入车贷一族，你就又成了车奴。日常消费可以办一张信用卡，钱不够了就透支，这叫信用消费，其实也是借钱消费。据说，现在中国人持卡量已超过3.3亿，信用卡每年以将近20%的速度增长。年轻人更时髦，都开始使用移动支付了，就是用智能手机支付。

企业现在非常流行负债经营，其实就是借钱经营。可能是中国的市场太大，赚钱的机会太多，企业家总想把自己企业的规模搞得很大，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就需要很多投入，自有资金不够，他们就去借。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没太大问题，国有对国有都是一家人。民营企业就不行了，银行不愿意把钱借给民营企业，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只好在民间借钱。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没啥问题，经济形势一旦不好，民营企业就惨了，这个时候谁都不愿再把钱借给他们，借不到钱，资金链一断，他们就只好破产跑路了。

过去，政府财政都讲量入为出，平衡预算，这些年政府也变了，学会了“赤字”，就是借钱过日子。政府说要为大家多做点事，税收不够使，加上土地收入也不够，只好借钱，就是财政赤字，国债就是这么弄出来的。不过，我国财政收支现在有点问题，收税不征求纳税人意见，怎么花的也不是很清楚。纳税人纳闷：这有什么不能透明的呢？你不透明，又有大量腐败现象存在，纳税人就觉得自己交的税被乱花了，赤字再越来越大，大家就很有意见，因为财政赤字，说到底还是要由纳税人来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有位叫刘煜辉的研究人员对我国的总债务做过测算。根据他的测算，2012年底，我国居民债务18万亿元，占GDP的34.7%；政府债务30.8-33.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59.34-65.12%；非金融企业债务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高出目前OECD国家的最高水平。据高盛测算，2013年中国信贷总规模预计将增至GDP的240%，而且还在加速增加。

可见，不光是个人和企业债务累累，政府债务也越来越多。针对政府债务，胡祖六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悲观地说：“我觉得下一个危机的爆发点可能在我的祖国——中国。”胡祖六分析说，政府负债总额虽然不至于马上就会发生债务危机，但若加上福利方面如社保、医保等欠账，未来很有可能发生债务风险。刘煜辉也认为，政府部门的负债率可能显著超出60%的国际安全线。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第2篇

新一轮的“救市”措施呼之欲出。在中国，在保增长、抑通胀、调结构的议题平衡上，形势并没有变得明朗，反趋复杂。

2011年，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非但没有出现结束的曙光，反而正在政府债务危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欧美的政客们在互相扯皮，工人罢工、社会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一而足。

3年前，为了应对那场危机，中国政府祭出的4万亿救市计划正在暴露出负面的效果，2011年来通货膨胀高企，资产泡沫飙升，民众财富缩水，民企资金链紧张，资源分配格局被进一步扭曲。

后危机时期的问题正在持续浮出水面，这是混乱而又困顿的一年。

救与不救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政府的经济决策者总企图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快速熨平周期，保持持续的增长，然而在事实上，经济问题总是两难，繁荣时期政府权力的扩张为下一个萧条埋入错误的种子，而为了弥补错误，他们不惜以更大的错误行为去进行掩盖和矫正，结果便是错误的累积，直至积重难返，引发政治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1年的世界正在为这样的错误埋单。

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贪婪的金融家们过度使用高杠杆的财务运作导致的金融体系信用破产，更是政府货币发行权和举债权犯下了错误。

当有朝一日这样的泡沫繁荣难以维持时，问题便显现无遗。泡沫破灭导致经济萧条，为挽救经济和社会信心，政客们继续启动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政府救市，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重新进行“国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带来了政府债务危机。

2011年，欧美债务危机成为贯穿整年的头号世界经济难题，美国债务等级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危机深重，整个欧洲经济一片低迷。

经济萧条也使得高福利国家的弊病显现出来，懒惰的欧洲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事实，他们选择了罢工和骚乱；美国人则大印钞票，进行全球性的通胀输出；整个欧美发达经济体变得保守起来，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他们正在维护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去杠杆化，削减政府债务，抑制高福利，调整制造业结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经济危机何时能够过去，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手握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被焦头烂额的西方政客们吹捧为“救世主”，成为座上宾。救与不救的争议，持续了2011年的后半年。

中国问题

相对于中国极有限度开放的金融体系而言，经济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

对出口贸易的恐慌，导致中国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但这些巨量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货币并没有投向支持出口贸易和制造业转型，而是大量的投向能够短期带来增长效应的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为了“扩大内需”。

在一拥而上的项目争夺战中，中国国有体制的弊病大发作，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比的大项目、大工程纷纷上马，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投资模式再一次得以固化。也因此，相对应于欧美国家出现的政府债务危机，2011年，中国迎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危机。

“高铁”之后，截至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最保守估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共4.97万亿元。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随时可能会引爆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定时炸弹。

为救市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自2010年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期，从“豆你玩”、“蒜你狠”到2011年的猪肉、鸡蛋等轮番而动，整年CPI在高位运行，在今年7月达到高峰的6.5%。

商品房价格也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再获高杠杆动作，并在整体通胀形势中不断飙升。

2010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为纠正之前宽松货币政策错误，控制通货膨胀，转向紧缩政策，回收流动性，并不惜在2011年采用各种行政管制手段，包括限贷、限购、限价。这一年，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为严厉的房地产限购令，对投资需求进行严格控制，并先后约谈各类型企业，要求产品不得涨价。

大放之后的大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政行为扭曲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信号，实质是政府之过由市场来承担。

倒退与争论

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都必然是矛盾的长期积累，随经济萧条相伴而来的，则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面临的信仰危机。旧体系光环不复，新体系仍未稳定成型，这样的时期注定充满浮躁、困顿和迷茫，人们满腹狐疑。

当失业人群和持保守思想的人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之时，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再度喧嚣。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太多新意，支持华尔街与反对华尔街的人们在纠缠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时，却面临着一个模糊的命题：今日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权力扩张造成的，还是万恶的自由资本扩张所造成的？

正所谓“没有人会喊着‘自由主义万岁’的口号就义”，人们认知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体的生活感受。是的，或许并没有一种万能的制度能够解决这个复杂世界里所发生的问题，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虽然早已被证明失败，但新自由主义者的论说同样也不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当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时，从现实和逻辑的层面，却无法总结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有着什么样的中国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如果指向的是集权和计划，无疑又和现实南辕北辙。

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某些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方面又是在某些领域里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低效、腐败和不公平，看到的是个人财产被无端地侵害和掠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劣，整个国家的创新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

2011年，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以危机促变革的动力，在某些领域还正在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比如，救市资金并没有投向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危机的制造业，大部分却投向了那些同时生产着大量无效GDP数字和有利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强力推动和规划的新能源产业，正面临着泡沫的破灭。

在救市资金的分配上，这些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比如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手握巨额资金在相关领域里攻城略地，进行大肆的收购，地方国企和民企也纷纷傍央企，以寻求政策与资金上的庇护，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反复。

权力与市场

大热之后大冷，中央人民银行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准不加息的货币操作方式再次加剧了资金分配上的不公平―这即是在扩张时期，国企和国有部门获利最大，在收缩时期，受伤害最大的也就是民营企业和长期在银行信贷上杯水车薪的中小企业。

2011年，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比往年更甚，这并非完全如官方所宣称的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自然淘汰现象，而是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具有莫大的关系。外需的下滑，投资热情的下降，货币和财税政策的不公平，共同造成了这种“倒闭潮”现象。

在紧缩政策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放贷数量减少，导致民间借贷比往年更高涨，2011年可以称之为“全民借贷年”，信托、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地下钱庄、网络借贷等影子银行大行其道。

在这其中，一些手握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公务员、信贷机构人员纷纷从事高利贷，成为隐性的“放贷机构”，进一步扭曲了金融权力网络，加大金融行业的权力寻租行为。

信贷资金大量的投向了获利更快更方便的房地产业，但在房地产调控令的严格限制下，房产投资渠道被压缩，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玩不转了，造成民间信贷的断裂，引发了“跑路潮”。

竞争环境的恶化，对身份和财产的不安全感，也导致部分富人采取了移民的“跑路”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环保和人工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低福利保障或零福利保障的状况在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已然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完全自由竞争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新的商业文明仍然没有建立。受权力的制约，又主动向权力靠拢，形成了权贵资本的滥觞，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从“温州模式”到“温州跑路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间实业精神的弱化。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第3篇

2013年1月4日，中达股份（600074.SH）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瀛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2.74%的股份）将破产重整，已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交了破产重整申请及相关材料。

同日，中达股份收到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函。函称申达置业也将进行破产重整，并已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交了破产重整申请及相关材料。申达置业均控股51%的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为中达股份的参股公司，中达股份分别持有三家公司49%、39%和37.46%的股权。

而在此之前，中达股份的控股股东申达集团业已宣布将要进行整体破产重组。这家创立于1986年的大型民企由盛而衰的嬗变经历，令人扼腕，其失败的教训，值得民营企业汲取。

盛极而衰

时至今日，申达集团的官网上依然有着这样的描述：“目前申达集团拥有总资产近百亿元，集团下属20余家骨干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江苏中达，拥有一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一个博士后工作站。”，而实际上，这家依靠软塑包装起家的大型民营企业即将进入破产重整的尴尬境地。

2012年9月27日，江苏省政府主持召开了银团协调会议，研究申达企业集团银团贷款风险化解工作。与会银行原则上同意对申达企业集团进行整体破产重整。协调会议还指出，在申达银团各债权银行同意的基础上，向地方法院提出对申达企业集团相关企业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由法院依法受理，指定管理人进行资产审计、评估，确定偿债能力，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各债权银行要最大程度争取总行理解和支持。申达银团牵头行要尽快组织召开银团会议，形成相关决议，启动破产重整工作。

对刚过花甲之年的申达集团创始人张国平来说，这样的结果难言体面。

1986年，时任江阴县申港乡宋家圩村生产队长的张国平带领42名子弟兵，出资28万元在宋家圩村买下12.4亩土地建起申港装璜彩印厂，依靠电烙铁等简陋工具生产低档塑料包装袋，这就是申达集团的前身。

18年后的2004年10月，申达集团被评选为“首届中国优秀民营企业”，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即中达股份和江苏申龙（600401.SH，现被海润光伏借壳上市），进入中国企业500强。集团总资产一度达到近百亿元，拥有年产各类软塑新材料25万吨的规模，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达到了企业创立以来的巅峰。

谁知好景不长，这家“明星级”民企2005年之后旋即陷入债务危机。自2005年始，申达集团与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建立互保关系；2006年9月，太平洋建设资金链断裂，相关债权银行追究申达集团的连带担保责任。短时间内，相关债权银行抽走了申达集团的大量流动资金，对其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了严重威胁，申达集团债务危机爆发。

尽管2008年申达集团获得相关债权银行的支持，签订《银团贷款协议》，但三年后债务危机依旧没有解除。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上市公司中达股份江苏银团贷款余额为18.1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本金7.6亿元及相应利息已经逾期，固定资产贷款金额为10.5亿元，将于2013年4月27日到期。破产重整成为申达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目前的唯一出路。

战略失误

按照张国平的设想，“十一五”期间，申达系累计实现工业增加值要超过80亿元，利税总额超过50亿元，“十一五”末要培育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1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企业2家。如今，这一战略宏愿无疑几成泡影。

缘何一家曾经辉煌的民营企业会如此迅速走到破产重组的境地呢？究其原因，有四大决策失误之处。

一是短贷长投的情况非常严重。申达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贷款中绝大部分是短期贷款，但是申达集团却把很多资金用在长期项目上，导致资金无法及时回收。以中达股份为例，其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短期贷款金额为24.454亿元，而长期贷款金额只有2.09亿元，两者相差10.7倍。

二是盲目扩张产能。在软塑包装行业景气时期，盲目大上项目，扩大产量；行业萧条的时候，设备利用不足，无法达到盈利预期。目前，申达集团坐拥江阴“中国软塑材料生产基地”中心园区、申达沿江新材料工业园以及常州、成都四大工业园。

三是脱离主业加大对外投资，涉足资金需求量大的房地产和准金融行业，其中房地产项目前期投入大，尚未形成有效产出，沉淀了大量资金。2004年成立的瀛寰实业已成为申达集团房地产业务的重要平台，在成都、无锡、常州等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如今也不得不走向破产重整。

四是对外担保不谨慎。申达系不仅存在大量的体系内担保，而且还有较大数量的对外担保，对被担保对象选择不谨慎导致风险加大。正是因为当初和太平洋建设建立了互保协议，才因后者资金链的断裂被牵连其中，最终导致自身发展受到毁灭性冲击。

重整生机？

实际上，中达股份上市后近16年的发展轨迹，不仅是申达集团发展的一个缩影，亦折射出软塑包装行业的历史变迁。

据悉，中达股份1997年的营业总收入1.92亿元、净利润2950.57万元，到2003年净利达到11547万元；此后的2007年亏损1.6亿元，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更是合计亏损5.7亿元。

此间，我国软塑包装材料经过多年发展，已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一定规模的行业，在包装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十五”期间，其产出增速仍然保持“九五”时期年均 15% 的水平；与之对应，国内市场对塑料薄膜的需求量以每年 9%的速度增长。

中达股份上市早期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行业高速成长期的契机，迅速实现了产能的扩张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如2001年底合并江阴申鹏、2003年收购江阴美达两条共6万吨的生产线，还有募集资金项目的逐步投产，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公司产量和收入的高速增长。

但是，行业投资热潮带来的产能急剧扩张导致供需严重失衡，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幅削弱了企业的利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软塑包装行业更是雪上加霜，各种软塑包装基材和原材料粒子价格在飙涨到最高点后，一路狂跌，全行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寒意。2009年至今，软塑包装行业一直处于恢复期，行业内出现了新一轮残酷的升级换代和洗牌，企业深切感受到市场运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尽管中达股份2011年财报净利润1246.87万元，但扣非后实际亏损6094万元。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该企业相关子公司2011年收到政府财政贴、补偿款等。

到了2012年前三季度，中达股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亿元，经营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此外，由于经济危机及债务危机的影响，中达股份近年来的投入创新能力受限，尽管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做了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目前公司大多数产品盈利和竞争能力较弱。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第4篇

从2012年看，推动经济增长有四大有利因素：一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二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谋划的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进入开工建设阶段，这将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比如2011年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和2012年再开工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还有，各地为了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城镇化，所规划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将相继开工，这些都将对2012年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规划及其支持政策陆续出台，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在有关规划和支持政策的推动下，各级政府会积极发展战略性产业，为经济增长添加新动力；三是在区域产业梯级转移作用下，中西部地区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加快，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四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效应进一步显现，有利于经济增长。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调高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1个省市区再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全国各地纷纷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标准；2011年9月1日还调整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由此使纳税人少交1600亿个人所得税；还有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都有利于从降低消费成本和提高购买能力两方面刺激消费。

但是，2012年国内外环境变化还存在着几个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减弱，发达国家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加，我国的外需增长环境将会恶化。一方面，受欧洲债务危机冲击和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压力下，发达国家政府公共需求萎缩，政府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导致私人需求不足。公共需求萎缩和私人需求不足，都会进一步减弱外部需求。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在美欧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替代效应。因此，在对我国的需求萎缩和供给替代压力下，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二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2010年2月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上调利率，另外加上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货币掉期等金融措施，已使货币供给环境由过去的适度宽松转向从紧。这使得向上的经济增长遇到了货币笼头的约束。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6月8日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同年6月26日央行又在公开市场开展的950亿元的逆回购，这些都是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开始。今后，如果货币政策不继续转向宽松，我国经济增长幅度仍可能会继续下行。

三是继续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通过投资和需求两方面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自2010年1月以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以说这些政策已明显见效，2011年9、10月份全国70个城市商品房交易连续量价双降。为了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国务院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各地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继续严格实行政策。可以预见2012年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延续，限购政策短期内不会取消。因此，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增长将会继续受到制约，由此将使经济增速放缓。

四是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抑制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将制约粗放型经济增长。2011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并对各地、各行业下达了任务分解目标。可以预见，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2012年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势必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由此经济运行中粗放型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会低于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缓慢回落，社会消费品保持平稳增长，出口增长幅度可能会明显下滑，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在8～9%之间。2012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也是在高位缓慢回落，不会出现硬着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经济体。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宏观调控一松经济就过热和通货膨胀；而欧美日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经济停滞和萎缩。因此，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下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反应过度。

二、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第5篇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显著特征和突出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必须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为浙江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创造强省转变，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发展，由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向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跨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键词】

民营经济；机遇挑战；发展思路

一、新形势下浙江民营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浙江进入了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民营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从有利条件看：

一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持续多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一些知名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这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并购企业、收购品牌、招揽人才、建立营销网络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发达国家为防止经济萧条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宽高技术出口限制，一些一流人才也会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这为民营企业承接新兴产业转移，引进高端技术、高端装备和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趋于同步、快速推进的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入了全面提升的时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都将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这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也为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创造了新的商机。

三是实施“四大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浙江谋划和争取国家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和义乌国际贸易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先后得到国务院批复。去年3月28日，国务院又批准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一年的时间里，浙江拿到了“四大国家战略”，这是中央基于全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十二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这些战略举措的深入实施，将为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四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带来的机遇。国务院2005年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基本构成了促进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同时，浙江也先后制定出台了扶持中小微企业、支持浙商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意见和实施办法。这些导向明确、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浙江在抓住民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是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当前，国际市场低迷，贸易摩擦加剧，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加深，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特别是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将长期并存。这使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二是各种经济资源和劳工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强化，民营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遇到了用地难、用电难、用工难、融资难以及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和工资成本快速上升等问题，使那些靠“拼资源、拼环境、拼价格”的民营企业面临生存的考验，迫切要求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求生存、谋发展。

三是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全国许多省市都十分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政策举措，在一些领域抢占民营经济发展先机，特别是在大力扶持本省市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积极的举措吸引一大批浙商落户当地投资兴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浙江民营经济的领先优势已相对弱化。

四是民营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带来的挑战。从产业层次看，多数民营企业从事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8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从企业结构看，民营企业中大企业数量偏少，体量偏轻，对广大中小企业带动性不强。从治理结构看，不少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管理模式、营销方式、激励机制等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相适应，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二、促进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一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产业结构，更加注重运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制造业高端化，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民营骨干企业，引导其走高端化、品牌化和国际化之路，形成一批带动力大、辐射面广、国际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大力扶持和发展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突出困难和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做精做强，尽快形成大中小企业梯次结构、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是增强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高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参与组织实施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关键领域联合攻关，建立企业技术中心。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实验室和检测中心向民营企业开放，推动民营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共同建立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三是鼓励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高层次技术和人才。要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走出去”步伐。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内区域交流与合作，有序“走出去”到省外建设经贸合作区和产业园区，并鼓励把研发机构、高端制造、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留在省内。要进一步加强“引进来”工作，大力引进浙江亟需的新兴产业项目、高端技术和装备以及高层次人才。

四是促进节约集约和节能减排，推动民营经济集约发展。要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按照高水平开发、高强度投入、高密度产出的要求规划建设好各类园区，使之成为现代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区。大力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加强专业化配套协作，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提升集群品牌竞争力。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鼓励应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绿色企业创建行动，继续深化结构减排、科技减排等措施，有序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整治，加快解决行业性、结构性的突出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