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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当你观看日落时,通过旋转太阳镜上的偏光镜你就能看到这种情况。从以上论述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成像技术所制造木星知识的条件性和丰富性。如果用伽利略的望远镜来看,木星就是一片模糊,除了能看到木星具有卫星之外已经制造不出更多的知识来了。例如,由木星自身辐射的红外线即使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也无从知晓,因为对于光学望远镜来说,红外线“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就像人无法感知到空中有电波一样,只有当拿来收音机收到电台声音的时候才能感知到存有电波。而在以上所述关于木星的观测中,只有通过红外设备才能够发现和“捕捉”到红外线,再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性设计将红外线所反映的信息“翻译”成视觉图像,从而制造和推知出上述关于木星的众多知识来。很明显,木星的这些知识都是依赖于现代技术制造、建构、诠释或翻译的。对此,伊德说道,“这种新产生的科学知识比以前的例子更清楚和更明显地说明,这些科学知识只有通过技术为中介,它们对我们来说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层次上,科学的技术体现才彻底显明。”当然,对于简单的知识来说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来探知,尽管人们甚至不会觉知到运用了技术,如前面所举粉笔之类的简单例子。但是,不管简单技术还是复杂技术在制造知识的诠释的本质上都一样,只是简单技术制造的是简单一些的知识,复杂技术制造出来的是复杂一些的知识而已。总而言之,科学知识都是技术体现出来的,没有相应的技术就不会有相应的科学知识产生。
二、对技术所蕴含科学原理的理论解释
众所周知,任何技术总是蕴含一定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的,这是技术“有用”的基础。如果对技术中的科学原理追求一种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就可能逐渐形成科学理论。西方文明正是循着对生活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追求形而上本质解释的主线前进的,进而萌芽、发展与形成了现代科学。由此可见,执着追问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对于产生现代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研究伊德科学现象学中技术先于科学的存在论关系的重要源动力。对于技术蕴含科学,伊德阐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技术都蕴含着科学原理,这是技术能够被实施的根本性前提条件。只不过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其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事先就已明确的,而前科学的技术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不明确的。当然,即使是现代技术,技术的使用者对于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往往也是不明确的(如医生对于医疗仪器的科学原理往往就缺乏了解)。伊德说,技术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性,科学原理在人们技术性“操劳”的时候实际上在为技术服务。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实际上科学是技术的‘工具’或‘用具’的意思。二是,简单的技术蕴含着的科学原理较为简单,越复杂的技术越是包含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伊德选取了三代典型的技术来予以分析。首先来看弓箭技术的例子。不管是长弓、弩弓、骑射弓、“火箭”或“闭合箭”,这些弓箭技术虽然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实践中单独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所有的弓箭都是‘相同的’技术,在这种技术中,投掷物(箭)是由弓和弓弦的张力来推进的。”从力学原理来讲,不管哪种弓箭技术,都是弓和弦在弹性形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从而推动箭射出的。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1/2kx2=1/2mv2或冲量定律Ft=mv,就可以计算出弓箭的威力与箭的射程等。其中:k表示所用弓与弓弦的平均弹性系数;x表示弓弦离开零外力时位置的距离;F表示弓和弓弦共同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平均大小;t表示从张满弓松开手到箭离开弓弦的作用时间;m表示箭的质量大小;v表示箭离开弓弦时的初速度。这样来看时这些技术并没有本质差别,换句话说就是:它们都能用相同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来解释。尽管古人不知道这些科学原理,但并不影响他们制造和使用这些简单的弓箭技术。其次来看伽利略的望远镜的例子。伊德认为,望远镜技术是从古代最简单、最原始的技术到现代最复杂、最先进技术的转折点上的典型技术。伊德说,“在我所命名的技术-科学中所发生的第二步,是在成像技术中产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是随着光学透镜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而发生的。”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的确发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显然他并不是先知道望远镜技术的原理才去观察的,但是他在发现了望远镜的“好处”之后开始了思考光学原理而尝试改进该技术。尽管科学史家沃尔夫说伽利略在光学研究方面并无成果,但是对于光学原理的思考确实是后来光学技术进步的前提。科学史的事实证明,主动对技术之中的科学原理寻求理论解释,是现代科学诞生以及技术持续进步的必要条件。最后来看新天文学之类的后现代技术的例子。伊德引用了《新天文学》的话说,“新天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部分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偶然发现的来自地球之外的无线电波。”显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于以往天文学发展的全新例子。因为无线电波不同于可见光,无法通过“自然”技术“看到”,而是需要既有的“人工”①技术来诠释和体现出来。能够发现地外无线电波本来就是无线电技术在实践中“先在地”存在的结果。而对蕴含于感知无线电技术中的无线电波可翻译为声音或影像的原理进行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却是后来射电天文学迅猛发展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了承载新天文学的技术平台之后,再追求对“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作出理论解释,这时候人们才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开辟出“射电天文学”这门新科学来。由此看来,科学就是在对为技术服务的原理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解释之后形成的,越是复杂的技术越是蕴含庞大的、多学科的知识,越需要理性的参与和前期积累,也越难自发形成。因此,现代科学只在具有发达古希腊科学文化背景下的欧洲诞生。而望远镜技术由于蕴含较少的光学、物理学知识,在实践中“拼拼凑凑”还有成功的偶然性,所以望远镜可以见诸于多个文明当中。至于简单的弓箭技术只蕴含了一些基本的力学原理,因而不论文明程度如何,都能自发产生,所以才会如伊德说的那样:所有的古代文化都有弓箭技术。
三、科学与技术的“接力”关系
从以上“技术蕴含科学原理”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可以觉察到:古代技术和“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较为简单,较多地表现出了自发的特性,所以在没有严格概念体系和逻辑推演的社会中也能够产生和存在;“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后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庞大科学理论体系需要“第一次科学革命”理论产物的“人工”技术平台,而此较为复杂的“人工”技术平台又必定是在原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制造出来的,这完全只有在对概念化的科学体系达到自觉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所以,“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无法在科学处于“经验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也就是说,具有“第二次科学革命”特征的“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表现出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交互关系,这类技术完全不可能在科学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正因如此,伊德把当代科学称为技术-科学,他认为当代的技术与科学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他说,“技术-科学的秘密,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后现代的关系,都没有被发现。一种文字游戏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当代科学完全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而大部分当代技术也都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科学是科学和技术杂交后的产物,在同一个杂交体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类似体育比赛中的“接力”关系。根据科学史可知,若能将简单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与知识进行“提纯”,从而促进系统的科学理论产生的话,那么系统的科学理论又可以推动人们设计制造出较为复杂的技术性仪器设备,从而进一步又对复杂技术负载的、体现的、诠释的新的科学理论进行“提纯”,如此不断螺旋递进,表现出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接力”关系。但需注意,这里有一个“瓶颈”,那就是从自发的技术“跃迁”到自觉和自为的技术阶段时,有一个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科学原理的“提纯”工作要做。当人们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提纯”不出来时,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次”的科学阶段了,这时候也就无法产生现代的技术。而现代技术不能在实践中使用的话,所蕴含于其中的科学原理就“无从服务”、“无所依附”,进一步的科学“提纯”工作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也即科学就没有了发展的逻辑前提。打个化学上的比方,当人们纯粹只是根据经验从颜色、状态等层次来把握物质变化时,很难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出想要的物质,也不可能产生现代化学,如古代炼丹术。而只有追问理论本质,逐步地将各反应现象背后的规律、原理弄清楚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现代化学,从而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各种想要的化学物质来。这里经验层次的技术指的是自发的古代技术,而理论层次的技术则是自觉、自为的现代技术。是否能够从经验中进行理论的“提纯”决定了是否能够超越古代技术层次进入现代技术层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就是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含后现代技术)的分界线,在前已提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之间就是非常明显的。显然,这个“瓶颈”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那道跨不过去的“坎”。从技术中“提纯”出科学理论的能力就是突破“瓶颈”的能力,在越过了这个“瓶颈”之后的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就会表现出强强组合的“接力”关系,也就是“强者愈强”。这是欧美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持续进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这可以从古代中西方科技发展史的对比中得到印证。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在自发技术框架内发展的,缺乏从技术中“提纯”出概念系统的科学理论的过程,因而古代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对“瓶颈”的成功“跃迁”,从而只能停留在古代技术的经验科学水平,无法进入现代技术这一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更高技术的新阶段。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整个说来,中国和西方在科学上相互影响的程度似乎非常微小,以至使人感到这种富有成果的交流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至于技术方面,情况便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书中从几个地方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在15世纪以前,西欧的技术可以说落后于旧大陆的其它任何地区。从经院哲学中可以看到的过分严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不可能对亚洲思想家有任何吸引力;近代科学确实必须冲破这一外壳才能诞生。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确实是一项宝藏,甚至比虔诚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取的经典还要宝贵。但在13世纪时,这些科学作品对于西欧人来说,并不是全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文艺复兴和维萨留斯及伽利略的时代之前,其中没有一种著作被充分地吸收到欧洲人的思想之中。当然,这些著作可以从阿拉伯文译本中得到,中国本来可以比欧洲人更便利地得到这些著作,但是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得到它们,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而这些理论却补偿了欧洲在技术上的贫乏。”好一个“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所以,尽管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实际上有着长长的交流史,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其实中国都能够从阿拉伯国家得到,完全可以取西方人之长补己之短,但由于中国对理论不感兴趣而“没有得到它们”。反过来,中国的长处却恰恰被西方人“取”走了。李约瑟是这样说的,“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
于是特意找了本《李约瑟传》来看,于是知道了李约瑟的疑问:“为何近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科技与经济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
张开逊教授在《回望人类发明之路》中说: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发明和发现其实都肇始于中国,它们对世界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还这样定义中国古明:“中国古明是一种基础性发明。”他将中国重大的科学技术领先世界的时间定义为“上启春秋,下至南宋”。但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我们却成了“沉睡的巨龙”。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应归结于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以及“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中国古代不乏科学大家,如祖冲之、张衡、刘徽、秦九韶等,也有领先世界的著述,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甘石星经》《天工开物》等。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实行限制工商的政策,比如唐、宋、元时期政府就没有限制海外贸易。甚至在明朝,也没有强制执行禁海贸易。1740年,清朝的法律鼓励私人采煤。
有人讲,我们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只是博物学,我们的科学技术属于应用型科学。比如《九章算术》所陈列的都是与生活有关的问题:土地丈量、谷物兑损、房屋建筑的结构计算、分配方案设计等。星相学的领先也是源于朝廷的重视。等等。
其实,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原本就更多来自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即使作为西方科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基于对自然的观察而建立起了他的科学体系。13、14世纪中国的天文学家曾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在17世纪,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天文立法过时了之后,就把朝廷的天文事宜交由耶稣会去负责了)。
中国人在科学探索之路上有求索的精神,也有包容的胸襟,那我们为什么会落后了呢?
1.近现代科学影响与天主教自身变化
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被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现在约有15亿到21亿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总人口的25%-30%。在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中,天主教又被称为公教会、罗马正教,在基督教中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其他两大教派都是从其中分离出的。在基督教历史发展形成了诸多派别,它们与科学的关系在具有共性的基础上也存在着具体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专注于研究分析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且将时间定位于20世纪两者关系的演变,这既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天主教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与人的内心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保持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与东方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与现实基础之上,这与古希腊罗马所形成的西方人理性、质疑精神与思辨的思维方式有关。同时即使在中世纪发展过程中,神学也走过了从粗陋的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阶段。理性论证信仰,信仰因理性而深化,这使得天主教信仰不仅具有超验的特性,而且有可能为人的智识和内心体验所感受,这将能够更好的搭建基督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使得信仰本身不仅具有神的属性,亦潜含人的属性,这为天主教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能够不断发展,展现理性化、世俗化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天主教具有现代转向的内在潜质,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具有其他宗教所无法具备的时代特色。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对天主教的发展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就作为思想意识形式的神学来说,文艺复兴前,天主教即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思想基础和理性基础,作为现实表现形式的教会实体,天主教还具有政治、经济基础,神学及其在这一历史基础上表现出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近现代社会的变革、文艺复兴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动摇了天主教借以存在的这些历史基础,使得天主教自身甚至西方社会处在某种秩序失衡所带来的社会与人内心世界的"动荡"之中,如果说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与政教分离的国策,意大利的统一,教皇国的覆灭动摇与瓦解的是教会实体建制化政治、经济统治秩序,而宗教改革则是对天主教传统文化思想秩序的冲击与动摇,新教与清教是对文艺复兴新兴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适应,而与之相对性的同时期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试图对旧秩序的坚持与维护。中世纪建立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并经教父神学、经院哲学发展完善的理性基础遭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所导致的最为猛烈的冲击。自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到现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教会还是天主教神学都处于一种传统理性秩序备受冲击而新秩序不断形成的现代嬗变过程中。因此全面分析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既是对天主教,对科学的现展进行较为清晰的定位与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西方现代文明某一角度的较为准确分析。
20世纪以来,教会世俗权力丧失与教俗分离,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天主教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与渊源之上,天主教现代转向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别表现为:自然神论的护教思想、克尔凯戈尔信仰主义新正统神学的先声、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宗教解释尝试等等,这些思想的发展为20世纪天主教的现代转向做好了铺垫。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经历了现代派神学主观主义宗教观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回归传统的基要主义合一梦想的破灭以及新正统神学的出现,天主教必须结束自我囚禁的“罗马囚徒”,走出城堡思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与科学的关系上,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冲突模式基本结束,传统体制冲突模式基本被现代积极主动、参与建设性制衡所代替。
2.基于对科学与天主教关系模式的分析
就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天主教从产生开始就与科学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科学定义,科学则与人类的产生同步,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比天主教的产生要早得多。同时,天主教的教义与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由于哲学与科学的在其后历史中各自的发展,使得这一基础不可避免存在着与后世现实无法适应的问题。在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两者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可以将两者关系史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中世纪之前的相互独立与平行发展时期,中世纪的稳定发展时期,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的冲突时期,20世纪以来的对话时期。当然对上述不同时期的两者关系的概括对应每个时期并非只有上述一种模式,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存在,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主色调而已。
首先对于基督教产生后到文艺复兴之前这一段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基督教自身在初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变化与动荡是极其剧烈的,从古罗马下层被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动荡与冲突逐步成为为统治阶级所信奉和利用的宗教。但由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加上当时自然科学进展的相对缓慢,与此同时,宗教思想还处于弱小的萌芽发展时期,基督教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理论知识还在不断吸收运用,所以这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独立、平行发展和缺少冲突的。对于中世纪,传统观点一般称之为"千年黑夜"时期,对于黑夜的定义,似乎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科学沦为宗教的婢女 ,科学为论证基督教服务,从而导致中世纪科学发展的缓慢。的确在中世纪,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建制化逐步形成,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思想与社会统治力量,对科学起到了限制、约束和阻碍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稳固与平静,天主教对科学的压抑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具体来说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机制所导致科学发展缓慢,整个社会文明演进、社会经济进展对科学的需求缺乏。与此同时,教会在对科学制约的同时,教会或者整个社会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对科学发展促进的一面。如从天主教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发展也锤炼了人的理性思维与思辨能力,锻炼了人的心智,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中世纪将阿拉伯科学著作翻译成西欧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并在欧洲流传也对当时和未来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有中世纪西欧大学的产生、兴起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科学发展进行了思维训练与人才的储备。另一方面,在中世纪对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自由的空间,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神学家——自然哲学家’阶层。这通常是在大学内,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尽管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哲学家(所以对基督教的价值也有限),但他仍然被视为是进一步理解自然世界的一种资源,这样也就能够更多的理解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所以,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尼古拉斯·奥雷姆和朗格斯廷·亨利,他们全都是活跃的神学家,但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与对自然秩序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1]
3.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冲突与缓和
从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进入了冲突时期,冲突模式作为天主教与科学的时代主色调与关系模式并非伴随两者关系的始终,而只是阶段性的表现,这一时期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改变了过去思辨的形而上的特性,这就使得近代自然科学带有极强的dylw.net机械性与自我更新的特性,近代自然科学无论是研究基础还是结论都体现为对天主教传统理性与现实基础的一种颠覆,因此必然会导致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如16、17世纪的天文学进展,17、18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19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都曾带给天主教以轩然大波,使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上升到世纪论战烈度。之所以双方冲突如此激烈,除了上述内在逻辑冲突外,还在于双方外在的社会性建制冲突,近代社会科学的日渐强大并不仅在于科学知识与思想的爆炸式的增长,还在于科学被整个社会文明所需要,被世俗政权、工厂企业、航海运输以及军事战争所需要,科学可以带来革新与进步,因此科学获得了超越国界全球化的支持,自身的体制力量与建制化也在发展中羽翼渐丰,这使得天主教在冲突中充满焦虑,而科学体制在充当坚持真理的角色而被迫害的同时不断前进,在冲突中似乎节节胜利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迫害。
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事实上还意味着社会主流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思辨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对宗教取得胜利的同时,科学本身或者与科学相关的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使得现代社会陷入了理性的危机,科学或许并不是和宗教完全绝缘与对立,科学在现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和宗教面临着同样需要自我辩护的现状,在发展过程中,科学虽仍坚持其经验归纳的基础,但新物理学、现代天文学等等方面的进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借助思辨的方法,研究领域也在一定范围内与神学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方面或许科学在走向神学。另一方面,19世纪末到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表现暂时还算平静的时候,天主教也需要重新整理与思考如何走向现代社会,只有接受现实社会才能融入现代社会,才能重新争夺社会影响力与话语权,保持其地位,恢复影响力与发挥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于天主教还是科学,双方关系迎来了对话与整合的时代机遇。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现代社会,天主教与科学关系从冲突走向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生态问题;天人合一论;儒学;生态消费
一、中国的自然条件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自然条件基础
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国土为各种自然地理过程的空间基础,各个自然地理要素的表现以及各类自然资源的蕴藏提供了场所。我国主要为季风气候。季风在一年中的交替和进退,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形成和地域差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区面积广大,给交通运输和农业发展带来一定困难,但山区可提供林产、矿产、水能和旅游资源,为改变山区面貌、发展山区经济提供了资源保证。
(二)社会条件现状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GDP在2008年达到300670亿元。工业增值在2008年也达到了129112亿元。我国已经是世界上许多产品特别是粮食、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生产大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国民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工业中期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以基础产业为主,各项建设规模大,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人均消费等增长快。这就决定了这个阶段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量大,日益庞大的经济总量和以基础产业为主的增长导致大量的资源需求和环境负荷压力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管理工作的滞后,导致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大量的生活垃圾。
二、发展中的中国表现出的生态问题
(一)生态环境出现的新特点
由于我国发展基础弱,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近几十年来主要完成的是工业化准备阶段和工业化初期、中期的任务。而且,不同阶段的任务几乎是同时去做,使得我国发展带有多元性质,这种多元性质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发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以下主要特点:首先,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生活并存。其次,水体污染由工业污染到工业、农业复合污染。最后,生态和环境问题由局部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二)中国发展的趋势和对生态的压力
从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等指标衡量,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个阶段有的特点有:国民经济可以取得较高速增长;以基础产业为主,但是这个时期,需要大量的基础产业的产品。这些产业可以导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又是资源消耗量大,对环境和生态压力大的产业群体;由于消耗基础原料较多,生产过程排放出的废弃物就多,也就是对生态的压力就大。
三、从传统哲学出发,深思生态问题
(一)“天人合一论”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论”。“天”在这里不是宗教意义的神,也不是单纯的天文学意义的概念。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天已经从宗教神学的意义上转变为具有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天”也指自然规律。在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中,“人类中心论”是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其根本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信人是一切的中心,是一切的主宰。自然界要被人所用,为人服务。
(二)“仁”中体现的生态思想
从现代意义来说,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这既是人的感情需要也是自然赋予人的使命。仁的本质是爱,是关怀,是尊重。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自尊自爱,因为仁是我所具备的。其次,仁是对他人的爱与尊重,这是一种社会关怀,目的是和谐的社会发展,人人各得其所。但是除此之外,人的意义与使命还没有完整的体现出来,人最后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人要实现全部天赋,还必须尊重、关怀和爱护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包括无生命的山河大地。这既是自然界所有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能够生存的根本。
(三)儒学中的生态消费观
生态问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生态消费观。这个消费指的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指生活中的需求购买。关于消费,是人的修养境界和生活态度的问题。孔子不反对求富,但是他反对奢侈浪费,更反对统治者“聚敛”。孟子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费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讲就是如何使用自然资源.这是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包含了正确的资源消费观。人不仅要为自身的利益考虑,也要为自然界的发展打算。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增长了,但是奢侈浪费的现象到处可见,人只知道向自然界掠夺,却不知自然界赐予的一切,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人自掘坟墓的表现。回顾和反思儒学中的可贵思想,对现代人的观念是一剂治疗“设施消费观”的良药。
四、小结
中国的生态哲学要与时俱进的进入“现代化”,对现代的人发生作用就必须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我们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在生态系统中的关系,并且使前现代文明特别是生态文化成果为现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现代社会更健康,更加符合人性,这也就是恢复人类文化生命的连续性。中国哲学没有能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但是在维护生态系统,保持人和自然的统一上却有宝贵的价值资源。我们不能说农业社会就是绝对落后,工业社会只有先进的一面。现代文明更需要好好的继承农业文明的积极成果。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逐渐匮乏的自然资源和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在用理性工具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我们还要从人们内心精神层面拓展新途径,去反思我们的生活态度和德行修养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的积极正面的意义。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孙鸿烈. 中国生态问题与对策[M]. 科学出版社,2011.
[2]王国领. “天人合一”观的合理成分及正负效应[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8
[3]张燕婴. 论语――中华经典诵读[M]. 中华书局,2011.
[4]方勇. 李波.荀子[M]. 中华书局,2011.
[5]安小兰. 荀子[M]. 中华书局,2007.
[6]本书编写组. 十报告辅导读本[M]. 人民出版社,2012.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指出:对立与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质量互变规律是事物发展基本性质;否定之否定过程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与方向.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自然遵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高中物理教科书中自然渗透着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促进人们思维发展的唯物辩证思想.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一线教师教学方法的改变,在教学中有意识地、有倾向性地渗透唯物辩证的思想有利于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形成,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1对立与统一的高中物理知识
古之圣贤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形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世间万物总是相互依存,各以自己的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高中物理中关于运动的问题就体现出对立与统一的观点,运动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是不存在的.为了使研究的问题变得简单,通常我们选择地面、地面上静止的物体、相对于地面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或地球做为参考系来研究物体的运动情况.纵使物体相对于地面或地球是静止,由于地球自转或公转这些静止的物体也处于不停地运动过程中.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动,太阳-行星系统又在围绕银河系的中心转动.宇宙大爆炸理论指出:整个宇宙的形成是从一个星球的大爆炸开始,宇宙大爆炸中所分裂出来的各个星球就以爆炸中心向外运动.整个宇宙就在这种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中发展变化.
除相对运动以外,我们还可以在高中物理知识点中找到许多对立与统一规律的实证.作用与反作用、加速与减速、合成与分解、平衡与不平衡、正功与负功、守恒与不守恒、正电与负电、导体与绝缘体、电生磁与磁生电、引力与斥力、吸热与放热、热胀与冷缩、经典物理学理论与现代物理学理论.这些对立与统一的观点渗透于高中物理教材中对于促进学生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是毫无疑问的.
2高中物理知识中所呈现的质量互变规律
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讲的就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呈现于物理教材中的一个简单的物理计算公式、简捷的物理规律,并不像书写文本内容那样只要你有感而发你便可以挥洒笔墨一蹴而就.实际上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凝聚了无数科学家们的不迟辛劳与汗水.我们可以从力与物体的运动的关系的得出中体味到这份艰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322-384年)首先提出了“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观点”,这一观点统治人们思想近两千年.16世纪末,开科学实验之先河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其“理想斜面实验”的基础上,严厉的批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提出:物体的运动是不需要外力来维持的.17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简捷而明了的牛顿运动定律(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运动状态为止;牛顿第二定律:F=ma;牛顿第三定律:一对相互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从力与物体运动关系的探索的历史我们可以意识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是一部无数次的实验上的量变到理论上高度浓缩的质变的历史.
在高中物理知识中我们还可以见到质量互变规律的许多见证,如: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毕其一生星置观测到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提出;法拉第历经10余年的电学实验研究才得出电磁感应定律;焦耳400余次热功当量的实验测量到能量守恒定律的提出;赫兹21年的潜心实验到证明电磁波的存在等等.这些呈现于物理教科书中的物理史实对于学生树立量变到质变的人生价值观是极具价值的.
3否定之否定规律支配下的高中物理知识
恩格斯说:“事物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的是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从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高中物理知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规律在学生面前的展现.例如:关于光的本质的认识,17世纪牛顿提出“光的微粒说”――解释了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射等几何光学的问题.到了19世初,“微粒说”的观点不能解释光的干涉与衍射现象,惠更斯提出了“波动说”.19世纪60年代,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提出光是一种电磁波.此后,赫兹用实验证明了这种假说,至此光的“电磁说”使得光的波动理论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但是到了19世纪末,新的物理现象――光电效应,又不能用光的波动学说来解释,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光子说”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现象.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从关于光的本性的认识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肯定的、绝对的一个终结性的判定,而是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认识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认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证:亚里士多德越重物体下落越快――伽利略辩证性批驳;托勒密“地心说”――哥白尼“日心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热质说”――“分子动理论”――“近代物理理论下热质说”;经典物理学理论――近现代物理学理论等等.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否定之否定理论并不是全盘否定原有理论,而是我们应该随时具备这种批判的思想,敢于挑战所谓的“真理”.否定之否定规律渗透于高中物理知识中有利于学生敢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辩驳,有助于促进学生个性思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