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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媒介批评在我国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专业刊物的媒介批评专栏不断发表媒介批评文章,推进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与学术研究;新闻传播院系相继开设媒介批评课程,编写媒介批评教材,出版媒介批评专著。但是,由于媒介批评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基本的学理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
一、如何把握媒介批评的基本学理问题?
本次讨论所涉及的媒介批评基本学理问题,大体上可区分为四个问题:什么是媒介批评?谁来开展媒介批评?媒介批评要批评什么?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尽管这些问题已有不少探讨,但并未达成共识,所以大家仍有兴趣加以讨论。
国内自1995年兴起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一种倾向,强调批判性、认为否定的媒介批评才是真正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这其实是一种狭义的媒介批评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根据自身价值判断所进行的媒介评价活动,这个评价既包括指出媒介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分析媒介的优点和长处,批评不是只讲错误,讲好处也是大范畴的媒介批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认为,狭义的媒介批评观不利于媒介批评的长足发展。媒介批评可以是批判性、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赞扬性、肯定性的。形象地说,“浇花除草”才是全面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当然,不论是浇花,还是除草,批评者都必须独立地审视媒体,理性地反思媒体。
那么,由谁来开展媒介批评呢?一些论著将媒介批评的主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专家学者、社会公众、政府机构、媒体自身。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主体应当是社会和公众,政府机构对媒体的评价和媒体行业的自查自律,不应算作是媒介批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小元教授指出,媒介批评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关键在于第三方、独立、理性。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是一项公民的事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振祥教授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市场调查、新闻阅评是不是媒介批评,其实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顾名思义,媒介批评的对象自然是媒介。然而,媒介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因此,西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羽副教授强调,要搞清楚批评对象,媒介批评才能有的放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媒体产品的批评,二是对媒体从业者及其活动的批评,三是对媒体本身的批评,四是对媒介文化的批评。董天策教授指出,从中外已有的媒介批评实践来看,媒介批评可分为五个层面: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产品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现象层面的媒介现象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三是行为层面的媒介伦理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从业人员的传播行为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体制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文化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
至于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一些论著认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副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庞大的,对于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反思与批评,需要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持。即使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即对媒介行为的批评,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开展媒介批评,需要从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去寻求理论支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也强调,媒介批评的理论资源背景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局限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
二、如何区分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
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这是本次圆桌会议讨论比较深入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指出,媒介批评一出现就是个纠结的事物:理论和实践的定位模糊不清;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跨界和分界不明;公众的回应和学界的认同也有待拷问。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燕雄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不要搞成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要与媒介研究、文化研究划分边界。但是,究竟应当如何划清媒介批评与相关领域的边界,却颇费思量。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黄煜教授指出,媒介批评做得深入就成为媒介研究,做得浅显则成为社会批判。要将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社会批判区别开来,在实践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指出,研究是事实判断,批评是价值判断,好的批评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是有内在联系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存在着交叉关系,譬如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就彼此交叉、相互涵盖,很难截然分开。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陈怀林教授认为,从媒介素养到媒介批评,到社会批判,是一个巨大工程,有关研究理应区分层次,同时还应把握其切入点的区别。媒介批评是以价值观导向作为切入点的,媒介批评的本质在于价值评判,这与媒介素养着重媒介教育的本质有所区别。
究竟如何确定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杨保军教授的见解颇为深刻。他指出,学科划界永远不能一刀两断,关键的问题在于确立典型领域或核心领域。在他看来,媒介批评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反思,这是宏观层面的媒介批评,涉及到许多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因而这个层面的媒介批评必然是宽泛的,牵涉到哲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另一个层面的媒介批评,主要是对媒介行为的批评,包括对新闻行为、传播行为的批评,这个层面的媒介批评既可学术化,又可社会化,这是媒介批评的典型领域或核心领域。在操作策略上,我们可以设定媒介批评的核心区域与过渡区域。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应该是对媒介行为、新闻行为、传播行为的批评。当然,对于媒介批评的过渡领域,同样可以探讨。因此,没有必要强调学科领域之间的清楚划界。对杨保军教授区分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与过渡领域,胡泳副教授表示赞同,并认为对媒介行为的批评才是我国媒介批评目前应当着力的地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主要是针对文本,核心领域是对文本的批评,大多数传播理念都是通过文本来体现的,因此,重视对媒介文本的批评,不仅不会削弱媒介批评的品格,反而会使媒介批评具有坚实的基础。
正是考虑到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的关联性,董天策教授认为,在提出“媒介批评”概念、开展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之前,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早已寓存于理论探讨与业务探讨之中。媒介批评不同于业务研究的地方在于:对媒介实践的业务活动充满了理性的反思、剖析与诊断,而不是简单地总结业务经验与教训。媒介批评不同于理论研究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是对某些理论原则的捍卫与重申,从而维护媒介实践的专业伦理与专业价值;一方面又是对媒介实践中可能包含了某种理论因素或理论学说的某些问题的及时剖析与阐述,从而为提炼出理论学说奠定基础。因此,媒介批评是一种介于且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是沟通学界与业界、贯通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如何进一步开展媒介批评?
陆晔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立足点是公民素养、公民社会,在北美和欧洲,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一样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在我国,有些媒介批评的开展存在着悖论。媒介批评要依托媒介本身才能传达到公众,有时媒介批评一旦和媒介利益相冲突,那么,媒介批评就会被媒介扭曲,媒介会重新赋予其意义,而这很可能完全不是媒介批评者的初衷。不过,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培育,媒介批评已逐渐为社会、为媒体所接受。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本质上是话语实践活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建构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媒介批评理论也许只能形成一个知识框架,当然,这个知识框架反过来会对媒介批评实践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切实开展丰富多彩的媒介批评,应当是新闻传播学界的当务之急。
丁柏铨教授认为,目前在中国开展媒介批评,正当其时。一方面,媒介日益发达,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以及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媒介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确需要开展媒介批评来明辨是非,探讨得失,认清方向。从总体上看,媒介批评还相对薄弱,需要大力加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宏元教授指出,我们不可能剔除商业、政治力量对媒介的影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中加入第三方力量,那就是理性,这种理性主要来自公众,他们背后无利益的驱动,加进公众的力量,使之和商业等力量达成博弈局面。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西方传播学与信息观念的引入,我国新闻界开始从最基础的概念来修正、重构新时期的理论体系。概念准确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作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混乱,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①因此,本文欲从新闻定义的研究范畴开始,通过对新闻本体的探究,借鉴并分析学者给新闻下过的定义,试图给新闻一个较为完善的定义。
定义的范畴
新闻定义综述。新闻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有170种。国外更有学者声称有300多种,可谓众说纷纭。根据学者对新闻定义的研究,可以把目前的新闻定义整理为四大类。
一是“事实说”。如徐宝璜1919年在《新闻学》一书中称:“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二是“报道说”。如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三是“传播说”。如王中1981年在《论新闻》一文中指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布)。”
四是“信息说”。如宁树藩1984年在《论新闻的特性》一文中写道:“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
四类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新闻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闻学理论界虽然表现出空前的繁荣,但是对于新闻的定义这一基本概念的研究范畴尚未有明确的界定,多数学者大多从新闻的属性和新闻实践的具体要求出发,研究新闻的应有之义,却忽略了研究的范畴。
范畴(category),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②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新闻学理应有自己的研究范畴。
大众传播――默认的研究范畴。目前新闻学理论界所说的“新闻”,通常指的是在大众传媒环境下的新闻,研究的范畴主要是指大众传媒条件下的新闻实践,新闻指的是大众传播渠道中传递的事实或信息。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渠道的新闻,才是新闻事业所要研究的对象。在现代新闻实践过程中,传播者是播音员、报刊发行人、电视主持人等,传播渠道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四大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被称为第五媒体的网络,接收者是有普遍意义的“大众”,而新闻,是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介向“大众”传递的特殊信息。新闻的定义在这里是产生于新闻事业的实践中的,事实经传播者进入大众传播渠道,通过媒介进行报道被受众获知后,新闻就形成了。新闻是按照如下过程形成的:事实发生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③因此,“报道说”默认了这样的研究范畴:在大众传播的范畴之下研究新闻的定义,只有经过大众媒体报道了的才是新闻,但是这个定义范畴失之偏窄。
研究范畴是传播,而非大众传播――新闻本质属性的要求。现实生活中,新闻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大众媒介上,而且广泛存在于人际交往和各种社会关系中。能被称为“新闻”的事实信息应该具有新闻属性,比如重要性、显著性、时效性、趣味性等。我们把这些属性称为“新闻性”。没有新闻性,事实将永远是事实,不会成为新闻,更不会成为报道。
“报道说”认为,变动产生新闻,但是并非所有的变动都能成为新闻,只有媒体报道了的才是新闻。刘建明教授在《当代新闻理论》中说:报道与否不能决定事实是不是新闻。问题在于:是先有报道还是先有新闻?“报道说”认为新闻是后于报道的,只有报道了,新闻才随之产生,不被报道的事实信息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笔者认为,是先有新闻,然后才有报道。
客观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其中的一些事实千变万化、不同寻常,处在变动中,具有新闻的属性,我们称之为“新闻”,在这些“新闻”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被选择用于“报道”中。由此观之,新闻产生于事实中,报道是大众传媒对新闻的选择性传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说法,缩小了新闻定义的外延和研究范畴,时间上也颠倒了新闻和报道的出现顺序,因此是不尽合理的。
因此,只有厘清研究的范畴,才能给新闻以一个更完善的定义。而这个范畴,恰恰是传播,而非大众传播。这种传播,可以是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甚至可以是人的自我(内向)传播。新闻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传播是容易理解的。对于单个人来说,新闻的自我传播就是个体对“什么是新闻”、“这则新闻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种判断。
新闻的本体――信息
20世纪40年代“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创立和广泛应用,对我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是物质运动规律的总和。从哲学的角度说,信息是事物运动的存在或表达形式,是一切物质的普遍属性,实际上包括了一切物质运动的表征。传播学研究的信息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它是人的精神创造物。④新闻产生于事实之中,但不等同于事实,新闻的本体应该是信息而不是事实。
事实与信息的区别。信息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就新闻而言,就是对各种事物的变化和特征的最新反映。新闻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人们对物质现象的反映,是对事实的加工,不等同于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这种“加工”,可以是媒体的采、编、播、报;也可以是个体对于新闻的价值判断,通过自我的内向传播来实现。
事实与信息的区别在于:事实是从本体论,即“有”或“无”的角度提出问题,强调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实际过程,是一种客观存在,要求主体的认识与它完全符合。信息的概念则从认识论,特别是从人的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指的是能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的东西,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闻与信息的联系与区别。新闻既不是报道,也不是事实,它是一种信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最新变动的信息。信息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以及人类对它的认知或表述。⑤客观世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变化,当这种变化被人类感知、认识,进入了人类的认知系统,便转化为人类主观世界的认知信息,人类就会对它进行综合、加工、储存或传播。⑥新闻与信息的联系在于,它是万千世界诸多信息中的一种。它来自客观事实,但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认识和反映。
新闻与信息又是有区别的。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供给与需求同样庞大。与此对应的是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服务,比如广告信息、生活服务信息等。新闻则更偏重于在某一范围内尽可能地影响更多的受众,满足受众普遍的认同需求,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因此,新闻是一种时效性较强的、提供给普通受众群体的一种特殊的信息。
新闻――一种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什么是新闻价值?首先,价值是一种能够给人或社会带来积极意义的东西。刘建明先生认为,所谓新闻价值,是指受众接受新闻活动中满足其需要所表现出的效用。⑦新闻价值是客观的,它是新闻信息中固有的属性,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和承认,它都客观地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另一方面,新闻价值又是主观的。它必须经过受众的检验才能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新闻价值只有在新闻到达受众后才能实现。因此,新闻价值是一种新闻本身固有的能够给受众带来积极意义的特性。
如何正确定义新闻
定义有不同的方式,如词法定义、情境定义、内涵定义、外延定义、实质定义等。通常使用的定义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按照“属+种差”的定义公式,笔者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变动并对主体有意义的信息。新闻的属概念是“信息”;在“信息”这一属概念下,“新闻”和其他信息的差别是“新近发生变动并对主体有意义”。新闻的本体是信息前文已做了详细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新”是新闻的最鲜明特征,新闻失去了“新”,便难以成为新闻而将成为“旧闻”,其次,对主体的意义表明了新闻的价值。新闻总是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需要,才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注释:
①④⑥姚福申主编:《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杨鑫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百度百科,“信息”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527.html?wtp=tt。
⑦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本文由收集整理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
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全媒体下的传媒专业教育现状
全媒体是指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同时又融合了过去单一传播媒介所未能达到的领域,由单一的媒介运营方式衍生出诸多的媒体运作范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改变,源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冲击:一是整个传媒领域的准入门槛降低,当用手机便可以完成现场连线、网络直播报道时,技术层面的壁垒已经不复存在;二是媒介融合趋势不断加深,跨越多种媒介形式的传播方式已然成为新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对传统传媒教育领域形成冲击。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传媒教育改革应当且必须顺应媒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立足于新的媒介生态,从培养适用性强、专业层次高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出发,创新教育理念,调整课程体系,再造教学流程,革新人才培养的模式。
从人才培养规模来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闻传媒事业飞速发展而人才缺乏的背景下,我国大学开始扩招。只用了几年时间,综合类大学、理工类大学、师范类大学、艺术类院校、民办院校、独立院校等,都出现了类似于播音主持、广电编导、动漫设计等传媒类相关专业,因此,使得我国传媒专业的二级学院,从以往的几个院系变成数百个,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办学的混乱无序状态。短短几年之后,大量的传媒专业毕业生集中涌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正规的报刊、广播电台很快人员饱和。在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下,许多学校的传媒专业沦为“鸡肋专业”,更谈不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由于各地盲目开设传媒专业,而传媒行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加之中文、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律等专业的可替代性,导致传媒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新闻传播专业已出现在就业困难专业排行榜上。
从人才培养素质来看 由于大部分传媒专业学生是以艺考生的渠道入学的,其文化课分数要求相对较低,加之良莠不齐的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传媒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每到毕业求职季,传媒专业学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成绩普遍不及中文、历史、政治、金融、法律等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认为,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渐渐地背离了新闻学专业的实际价值。新闻专业或传播学专业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认识与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更关注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地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由于多数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没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他们在学识上没有准备好报道复杂的现实世界,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寻找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和知情人的区别。”这一现象,值得所有传媒教育工作者反思。
从人才培养教学来看 目前,国内开设传媒类专业的院校,多数仍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很难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程往往围绕某一媒体来设置,呈现“单一化”“理论化”特征。如:编辑出版专业主要以平面图书、杂志排版、编校、发行来设置课程;广播电视专业以电视艺术理论、纪录片理论等理论性课程为主干,缺乏学科交叉与创新,轻视主干课程与通识课程之间的联系,导致传媒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及技能操作上过于单一。当前,除了极个别国内顶尖的传媒学府可以依托自身地缘优势及媒体资源向学生提供较多的进入一线媒体的实践机会外,国内多数开设传媒类专业的高校,并不具备让学生进入真正的媒体、感知多样的媒体、理解什么是媒体的条件与环境。在全媒体形态不断深入的今天,传媒人才需求的领域、层次、类型皆发生巨变,5年前媒体所需要的人才,可能5年后就将面临淘汰或转型,但学校传媒教育依然远远跟不上媒体发展的速率。在媒体发展极其迅猛的今天,这种固步自封甚至停滞不前的媒体教育模式将是致命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传媒专业学科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培养模式,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分析研究国外大学成功经验并为己所用,是我国传媒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讲,国内传媒专业发展应对策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延展学科内容,完善知识结构
基于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市场对于传媒复合型人才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知识结构单一、仅具备本学科知识的人注定要被淘汰。比如,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众多新闻院系非常注重本科阶段学生的通识教育。学生进入校园的第一年,他们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通识教育;学生只有修满相应的学分之后,才能够进行专业课的学习,修取专业课学分;总学分的设置也偏向于通识课程。由此可看出通识教育在美国院校的重视程度。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的新闻系还推行了双学位教育,以纽约大学为例,学生除取得新闻类的学位之外,还需要取得另外的专业学位。例如,在本科应修满的128个学分中,新闻专业课程所要修取的分数和非新闻专业课程所要修取的学分各占一半。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类学生需要修取的127个学分中,人文社科等通识课程的学分更是占到了63%。专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人文底蕴的传媒类人才。新闻媒体、电视台、网媒的工作者往往需要具有五花八门的学科专业知识,他们的传媒技能,则可以在工作中、实践中培养和历练。
我国传媒专业的学生由于自身专业局限,知识面狭窄,反倒处于竞争劣势。这就需要传媒院校在学科内容设置上下功夫,将与一线媒体业务活动联系较紧密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法律、经济、历史等相关背景学科,贯穿于教学内容之中。在具体操作中,可以硬性规定传媒专业学生必须修一门“第二专业”,或者同时修几个学科的课程,在学分达标后才可以毕业;专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应当适当穿插其他学科内容,“宽口径、厚基础”将是传媒专业学生的理想知识结构。
跟踪媒体步伐,改革教学模式
传媒专业教育主要是以技能教育为主,这意味着,从事传媒教育的教师,并不一定需要有多么高的学历,但是一定要有非常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这样才能在授课的同时,可以因地制宜地为学生传道授业。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是新闻教育界的佼佼者,以硕士层次的新闻教育闻名于世,但是该校全职或兼职的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少之又少,大多是学士或硕士学位。不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美国的传媒教育大多都是“精品教学”。上课人数一般在20人以内,而授课的方式多以研讨的形式为主,教师们讲得比较少。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新闻写作、影视创作等,需要学生结合作品和素材来阐述自己的理解与认知。学生之间需要展开充分的讨论,任何一个想法都要展现在课堂上,授课教师再对其进行点评和引导。而一些理论性强的课程,如传播理论、电影批评等,学生就需要在课下花费精力,下功夫去图书馆、网络查阅资料。这样一来,课外阅读量非常大。而学校教师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准,是看学生自身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否有所提高。因此,像美国的这种传媒教育,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学生虽然较为辛苦,但这却能使每位学生得到充分关注,并且得到锻炼和成长。
全媒体时代传媒类学生的未来就业方向,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更大一部分择业空间在互联网、手机、新媒体平台等。目前,国内已经有高校逐步开设了“网络与新媒体”等新型专业。这类专业的自身定位,有别于传统的新闻传媒教育,着眼点放在未来的传媒空间,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硬件条件不充分的院校,可以从主观上改变现有的教学方式,采取更接近实战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得到充分锻炼。
增强校媒合作,提供实战平台
美国的传媒教育领域非常重视与媒体的联系。媒体中不乏有一些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全职教师的人数,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影视教育领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影视学院充分利用地处好莱坞这一优势,与大型电影公司加强合作,其电影制片专业的兼职教师都是好莱坞的大师级人物或者公司的CEO。美国电影公司的许多新决策,学生甚至先于公司内部人员知道。同样,许多传媒学院对业界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世界知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就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该奖项不仅为学院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也对新闻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设有密苏里新闻奖,为了增强与业界的联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近年来又成立了雷诺兹媒体智囊团,专门为媒体提供智力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高校成功经验,凡是开设传媒专业的国内高校,都应当加强同本地媒体之间的业务合作,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课堂教学一旦与前沿媒体形成多维度的合作,这将会有效促使学生从容地从校园迈向业界媒体,使传媒专业学生基本具备步入业界媒体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学校、媒体双方合作,根据媒体对学生在校所学知识的要求,将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将新课程进行改造与再开发,将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进行改正。同时,学校与媒体还可以建立双向考核机制。考核的轴心和桥梁是以专业教师为中心,媒体工作人员与学生建立双向的考核考评机制。大家可通过向学校反馈、双向互评的方式,对彼此工作提出建议与意见。这是一举两得的做法。媒体可结合自身的优势,将理论储备知识提供给媒体和学生,并给予指导性意见;教师在提升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可向媒体工作者讲述理论的建议;同时,双方可根据需求及意见,不断调整实习岗位,力求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业务技能。
结束语
在全媒体背景下,传媒教育必须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人才为根本,及时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教育体系,创建全真实践环境下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复合型传媒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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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希光.中国新闻教育走向何方[J].当代传播,2009(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