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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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第1篇
【关键词】思想品德课 学生创新素质 培养途径
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引发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的心理素质，就是学生的创新素质，这包括学生创新的兴趣、创新的欲望、创新的胆魄、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等，其中最核心的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学生的创新素质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为善于发现问题，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积极寻求问题解决方法的心理趋向。学生的创新素质引导学生在创新的过程中，突破常规，形成想象力、创造力和把握机会的能力等，从而使思维具有超前性和变通性。
一、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依据和必要性
在目前我国推行素质教育，进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成为思想品德教学的重点内容。传统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教师只是单边传授知识，忽略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的培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则需要优化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根据中学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师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应当与时俱进，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给学生讲授与有关的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进一步提高了对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的要求。
思想品德课的课堂教学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课堂教学主要包括老师、学生、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这些方面的内容，其中教学的方法对于课堂教学目标的完成、老师教学内容的传授，以及学生积极性的发挥，创新素质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思想品德课教学方法是思想品德课老师为了达到课堂的教学目标，根据课堂的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与学生进行一系列互动的方式。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教学方式才能使课堂教学达到预期目的，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素质。接下来根据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实践过程，探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二、培养学生进行创新素质培养的途径
（一）更新教学观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传统的思想品德课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学习知识为辅，只重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要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思想品德课教师必须首先依据新课程改革标准从以下几方面革新教学观念。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转变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意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学习意识和创新意识。第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创新。第三，思想品德课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应当转变只局限于课本知识传授的陈旧教学观念，注重开放式教学，充分运用讨论、演讲等教学方式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求新求变的创新意识。总之，教师的教学观念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师只有在教学过程中与时俱进地更新和转变教学观念，才能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意识。
（二）创新教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重教法轻学法的教学方式以及重说教轻情感激发的的教学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要创新教学方法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敏锐地察觉到学生认知的疑难点，设置问题的情景，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鼓励学生在探究中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质疑问难，从而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二，教师在改善思想品德课教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学生学法的指导，激励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当通过讨论法、社会调查法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和探究，这样不断才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三，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教师应改变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运用设置情景法、多媒体教学法、课堂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充分感受到课堂学习的乐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发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总之，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有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才能实现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优化教学资源，培养学生创新素质。
随社会教学资源的增多，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地选择最先进的、最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优质教学资源， 以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师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首先应当选择优质的教学资源，然后在此基础上筛选出学生感兴趣的资源，把这些资源有机结合应用到教学情境中，在师生富有生趣的互动中，引发学生积极思考出新问题，最后教师应将这些动态生成性资源善加利用，进一步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出学生创新潜质，从而达到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已经成为了当今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在新课程理念下，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思维能力。在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教师就必须认真钻研，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以及优化教学资源，并能够积极把握时代的要求，做到与时俱进，融会贯通，因材施教，就可以达到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流程匹配；影响因素；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C9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6-0060-04
0 引言
流程匹配是指企业为了提高绩效而有意识地、始终如一地协调企业管理平台和信息平台关系中的所有要素，使信息系统（IS）与业务流程在功能结构上达成一致。企业业务流程匹配程度越高，则企业绩效就越好，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业务流程匹配进行研究。Henderson在提出的“战略一致模型”（SAM）中指出，企业不仅要战略一致，还要做到业务流程与IS流程的匹配[1]，Soh从数据、流程和产出的角度研究ERP的匹配度[2]，Hong则从数据、流程和用户等角度衡量ERP的匹配度[3]。Gattiker指出企业部门的过度区分会降低ERP与企业运营的匹配度[4]。我国学者陈蔚珠也指出IT只有与业务流程有效的匹配，才能为组织带来绩效[5]。王慧明则对ERP平台与管理平台匹配度进行了研究[6]。但已有研究对业务流程匹配度的测度研究较多，对流程匹配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实证研究很少。
因此，本文从组织内部管理视角出发，研究企业实施IS后业务流程匹配的影响因素，分析各因素间的关系，构建流程匹配影响因素模型，并对模型及假设进行验证，以期丰富当前流程匹配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为企业提高企业流程匹配水平提供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1 理论模型与假设
本文从业务流程再造，高层领导者支持，创新意识，组织沟通和员工参与五个方面考察IS实施后流程匹配的影响因素。
1.1 业务流程再造 业务流程再造就是为了让企业的目标能够顺利的实现，并根据企业发展，以及客户的需求，对企业现有的流程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重新构建出新的，对企业发展，对客户的需求更有利的流程[7]。流程匹配的基本前提就是对业务流程的改进和优化以及再造。于是，提出：
假设H1：业务流程再造对企业业务流程匹配有正向影响。
1.2 高层领导支持 高层领导支持是指企业的高层领导为促进其信息化项目成功提供必要资源和权威的意愿[8]。高层领导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层领导对IS方案的认同，二是高层领导对IS实施的参与程度[9]。高层领导是企业组织变革推动力量[10]，业务流程再造本质是一种组织变革，因此，高层领导支持是业务流程再造成功的前提条件。
同时，流程匹配也是一种组织变革，它不仅要调整业务流程，还要优化IS架构，会遭受到企业各部门的阻力，也需要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即只有高层领导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启动并保证流程匹配成功。于是，本文提出
假设H2：高层领导支持对企业业务流程再造有正向影响。
假设H3：高层领导支持对企业业务流程匹配有正向影响。
1.3 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指的是企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自身采取的一些内部经营管理的措施，并不断的创新思维，采取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企业管理者的创新意识对于企业的IS使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1]。
本文提出：
假设H4：创新意识对业务流程再造有正向影响。
1.4 组织沟通 组织内充分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是企业信息化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12]。较好的内部沟通可以增强企业内部的社会整合机制，降低企业内不同部门和人员间信息共享的壁垒，提高企业消化知识和转化能力的效率[13]。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的推行过程中会遭受各方员工的阻力。充分的组织沟通，可以让员工了解新流程的优越性和流程再造的必要性，减少阻力；还可以让员工了解流程再造的新要求，增强工作的方向感和积极性。
另一方面，企业内充分的沟通，不仅可以帮助相关人员明确IS功能和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为二者的匹配打好基础，还可以让员工了解IS的功能和作用，弥补IT人员业务知识的不足，及时解决流程匹配中的各种问题，促进其成功。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H5：组织沟通对业务流程再造有正向影响。
假设H6：组织沟通对业务流程匹配有正向影响。
1.5 员工参与 员工参与是指员工在IS实施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14]。业务流程再造最终是要由企业各级人员来实施的，每位员工的参与和配合关系到它的成败，在企业内部必须获得员工对流程再造的广泛参与。同样，业务流程匹配也需要企业各部门员工的共同参与和配合，流程匹配的效果取决于业务部门和IT部门对二者的了解程度和认同度，员工的充分参与能够弥补双方人员的知识缺乏，帮助解决匹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于是，本文提出：
假设H7：员工参与对企业业务流程再造有正向影响。
假设H8：员工参与对企业业务流程匹配有正向影响。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大部分变量的测度题项都依据现有文献进行适应性改进。其中高层领导支持参考文献[9，15]、业务流程再造借鉴文献[7]、员工参与参考文献[16]、组织沟通借鉴文献[15，17]、创新意识借鉴文献[18]、流程匹配借鉴文献[19]。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
2.2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和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得到流程匹配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有五个因子被识别出来，与预先设计的相符，且表中各分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因此流程匹配各影响因素的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2.3 测量结果分析 首先对流程匹配与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初步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流程匹配与各组织影响因素显著相关。
之后利用AMOS软件验证研究模型及假设，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知，模型中假设都得到数据支持。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基本符合所建议的标准值，说明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依据各路径系数的估计值计算各变量对流程匹配和业务流程再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得到表5。
3 结果讨论
从图2可知，模型中所提假设都得到数据较好支持。
①本研究提出的第一个假设成立，业务流程再造对流程匹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图2和表5可知，业务流程再造对流程匹配的直接效应最大为0.245，这表明业务流程再造对流程匹配有重要影响作用，提高它的水平对于改善企业流程匹配水平有显著效果。
②本研究提出的第二组假设成立，高层领导支持对流程匹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图2和表5可知，高层领导支持直接影响流程匹配，直接影响效应为0.166，并通过业务流程再造的中介作用，产生0.08的间接效应。它对流程匹配的总效应最大为0.246，因此，对于流程匹配而言，高层领导支持最重要。
③本研究提出的第三组假设全部成立。从图2和表5可知，创新意识通过业务流程再造的中介作用对流程匹配产生间接影响，但其影响效应最小为0.047。
④本研究提出的第四组假设全部成立。从图2和表5可知，组织沟通对流程匹配有直接效应0.168，并通过业务流程再造的中介作用，产生0.046的间接影响效应，其总效应为0.214。这表明，组织沟通对于流程匹配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提高它对于改善企业流程匹配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⑤本研究提出的第五组假设成立。从图2和表5可知，员工参与对流程匹配有直接影响效应0.139，并通过业务流程再造的中介作用，产生0.039的间接影响效应，其总效应为0.178。这表明，员工参与对于流程匹配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总之，从图2和表5可知，对于流程匹配而言，模型中各变量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高层领导支持、业务流程再造、组织沟通、员工参与、创新意识。其中业务流程再造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实施IT后，促进流程匹配的企业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①必须要取得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企业领导的支持，这是推动整个进程以及最终成功的重要的一方面，领导的重视能够为整个活动的开展提供更多的便利。②重视业务流程再造，为使两个存在冲突的流程相互支持、达成一致，实现匹配，企业要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和优化。③企业要不断的培养创新思维，积极的使用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为企业业务流程再造创造积极的氛围。
4 结束语
本文从组织内部管理视角出发，构建企业业务流程匹配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层领导支持、业务流程再造、组织沟通、员工参与、创新意识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业务流程匹配。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企业流程匹配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研究者而言，本文从组织内部管理视角出发，并对我国企业流程匹配的组织内部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作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影响流程匹配的其他组织内部因素。对于实施IT的企业而言，企业业务与IS流程匹配是提高企业信息化绩效的重要手段，本文为其指出了促进流程匹配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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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教师的课程意识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教师的课程意识是指教师对课程本质属性、课程价值、课程内容、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它主要包括教师课程决策的自主权、教师的课程创新能力、教师在问题解决中的批判与创新意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保障教师课程权力、提高教师课程实施能力、提升教师课程反思效力是促进教师课程意识向课程行为转化的必要举措。
关键词 教师；课程意识；课程行为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6-0042-02
随着21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师在课程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不再仅仅囿于教材“忠实的执行者”，而是越来越向课程的“创生者”迈进。在新课程理念的引领下，一名优秀的教师既需要具备课程意识，同时也应兼备将自我课程意识转化为课程行为的能力，并以此对学生发展产生积极的教育影响，促进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拟在论述教师课程意识内涵及其构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如何有效地促进教师课程意识向课程行为转化，以期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改进有所裨益。
一、教师课程意识的内涵及其构成
1.教师课程意识的内涵。教师作为课程实施的主体，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课程的发展。”一般而言，教师对于自身课程意识的觉解程度切实地影响着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教师的课程意识所赋予教师的课程决策自主权逐渐得到彰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作为一种特定形态的社会意识，课程意识是教师对课程系统的基本认识，是对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基本反映。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课程意识并不只是某一整体框架下的一部分，或者是从属于课程的基本内容，而是人们对于涵盖整个课程体系的观念性的综合反映。教师的课程意识包括其对于课程本质属性、课程价值、课程内容、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的基本看法。
“课程意识”一词本身指的是一种心理现象，教师的课程意识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心理状态。当不同类型或不同风格的教师在面对同一课程时，彼此之间的意识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也是无可置喙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课程意识的存在，即每个教师的头脑中都有自己的课程意识。其次，教师的课程意识对于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是否有所裨益，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判断；再次，将教师合理的课程意识化为实际的课程行为，贯穿于课堂教学及其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之中，从而使教师的课程意识能够与学生的生活、教师的生活交互、融合。
2.教师课程意识的构成要素。
（1）教师课程决策的自主权。在教师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当着主导的角色，他总是依据自己的课程观、价值观来设计课堂教学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施瓦布曾提出“教师即课程”，意味着教师不再孤立于课程之外，而是成为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课程的创造者、课程的主体，这是对教师课程决策自主权最为恰当的诠释。教师的课程意识构成中的第一要素主体意识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是课程实施中的主体。传统的教师往往忠于权威，由于升学、考试制度等原因被迫依赖教材和课程标准。如此“应试教育”的结果是课程内容结构僵化、死板，长期得不到更新，老师面对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空中重复相同的工作，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在追求素质教育的当下，学生的全面发展被摆在了首位，教育不应该只是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单向传授，更多的则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教师须认识到自己是课程实施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跑道”上的领跑者。正如多尔所言，“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二是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树立“以生为本”的课程意识。确立教师自身的主导地位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是为了学习者身心全面发展的达成。教师要主动了解教育对象所能接受的和能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容量，将他们置于教育活动的中心，并主动地设计出适应于不同学生的教学内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这也是对教师这一角色更深层次地理解。
（2）教师的课程创新能力。课程不是固定静态的“文本”，而是由师生在具体教育情境中持续创造而不断生成新课程的过程，教师在这个生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每个教师在对待课程标准的态度上及其处理教材等课程资源的方式上各有不同，其需要根据自身教学“需求”和课程的“供给”之间做出选择，并适时、适量地依据课程内容、课程类型、学生状况等不断调整课堂教学目标，而不至于简单地停留在过去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之中，形成某种“惯性思维”，这种惯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教师对于教学的“得心应手”，但这种惯性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易使教师拘泥于已有的课程环境，从而缺乏接受新课程理解与感悟的敏感性与热情。创新意识是一名优秀教师课程意识的灵魂，因为“创生型”教师首先能够激发自身对课程创新的动机，而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人的行为的直接原因，也就为课程的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创新意识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激活新的思维方式，为教师提供创新的机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创新型教师提出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整个教师群体真正进步的过程。
（3）教师在问题解决中的批判与创新意识。诚如保罗·弗莱雷曾经指出：“如果没有逐渐提升的批判意识，人将无法融入急剧变革与极多争议的转型社会”。教师的课程批判意识主要表现为对课堂教学生活领域中所发生的课程现象进行反思，依据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课程文本所蕴含的课程价值观、课程哲学以及课程运作方式做出价值判断，并根据教学实践予以必要调整和改进。也就是说，教师课程批判意识的核心是课程分析与反思能力，课程实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思性实践。教师对课程的体验、反思、感悟往往是在一段教学内容结束和另一段教学内容开始的过渡环节之中产生的，需要教师结合实际情况思考的问题更多地贯穿于教学过程之中。教师主要在考核局部课程任务完成程度的同时把握“大局”的走向，使得课程计划既遵照了原有课程设计的旨归，又有所创新和突破。这种反思批判式的专业成长方式也正是教师寻求问题解决与精神超越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课程意识向课程行为的转化
实现课程意识向课程行为的转化，是对新一轮课程改革对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与教学能力提供的现实要求。至于如何促进教师的课程意识向课程行为转化，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保障教师的课程权力。所谓教师课程权力，是指教育法规和国家课程政策赋予教师个人实施课程实践的各种具体权力。要想促进教师的课程意识向课程行为转化，必须保障教师的课程权利及其意识。一方面，只有教师拥有课程权利意识，才不会由于升学压力、家长要求或者学校限制等外界原因放弃自己的专业权利。只有在教学实践中真正提高教师的课程专业自主地位，让权利回归到真正懂得教育的教师手上，教师才不至于失去教师这个职业以及课程标准所赋予的课程权利；另一方面，教师要主动争取自己的课程权力。如果教师过多的因为家长要求、社会需求等外界因素而发挥不了自己作为教师真正的作用，这本就是一种教育的低效运行。所以教师除了要有课程开发的意识，更要在实践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被“权力”牵着走。
2.提高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切实的提高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第一，要完善教师课程知识。作为教师，学科知识、教学知识、课程知识都是需要同时具备的。长久以来，由于课堂教学模式的需要，教师较为重视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相应的课程知识则成为很多教师的“短板”。缺乏对课程发展趋势的认知和对教科书设计意图的领会，就会难以把握新课程教学行为特点。课程知识的匮乏是教师实施能力欠缺的重要缘由之一，所以要鼓励教师在实践中多学习，掌握丰富的课程知识；第二，要鼓励教师课程创新。从实践的维度看，创新意识应该渗透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教师课程四级课程之中。教师对于课程的吸收与“再生产”能力不仅是教师理解的重要步骤，更是提高教师实践能力的中间环节。而要做到课程创新，教师首先需要有课程意识和课程理想。一个没有成就动机的教师是缺乏创造力的，教师要有自己个人的课程目标，有了目标理想则更有行动力；第三，教师要不断学习，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尤其是课程知识储备，如此才能提高课程创造的可能性。
3.提升教师的课程反思效力。于教师而言，有计划和有效的教学反思不仅仅是对已有教育成果的审视与深入研究，更是唤醒对课程理念固化的意识。教学反思不只是要在课程结束之后，而应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教师课程反思效力不仅依托于教师的课程意识水平，并且关乎于教师本身对于自我的了解以及对学生、课程乃至整个教育的理解。提升教师的课程反思效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自我审视。教师要有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心态，而不是以一种满足感混迹于教学过程之中，时常给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心理暗示，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涯中的不足与闪光点，就像照镜子一样，学会自己当自己的镜子，并且将其作为一种习惯，如此才能不断趋向完美；第二，开展对话。教师在与学生的课堂对话中可以发现自己教学设计的优劣与课堂氛围的把控程度，在与同行的对话中可以分享彼此的教学心得，在与教育家的对话中可以体会课程理论的深意，并选择性地融入课堂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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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第4篇
［关键词］艺术教育;审美素养;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2.0;J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120(2015)11－0062－04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使之具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感受和创造美的能力与自觉意识，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和精神境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艺术教育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富有吸引力的学科魅力成为高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艺术教育所具有的多元性满足了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另一方面，艺术教育有利于完善学生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符合人类精神的价值观，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大学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应注重营造富有启迪性的精神家园，使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成为教育的最佳境界。通过公共艺术教育在高校的有力推进，不断强化大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继而彰显艺术教育在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公共艺术教育在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中的重要作用
《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不仅在于让学生通晓“德”的真正内涵，还在于通过修德使心中的德性敞亮、弘扬、彰显，使人弃旧图新，达到完善的境界，从而完成人伦之道。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呈现，以掌握世界的特殊形式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心理和文化支持，自然在至善的过程中向人们展示着五彩缤纷的艺术表象世界，以其特有的促进心理健康、完善道德认知、催感体验等功能在受教育者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
(一)完善道德认知的作用
国家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通过实施艺术教育，让我国学生对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以及对我国历史悠久的优秀民族艺术文化传统有所了解，从而提高其文化艺术素养，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加强培养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各种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接受优秀文化熏陶，坚决抵制不良文化影响。”这恰恰体现了艺术教育具有的完善道德认知的功能。美国哲学家克利乌•贝克指出:“教育针对的是生命，教育应该被理解为针对人的整体生命。”［1］显然，教育决不仅仅囿于传播知识，还包括最丰富、最有活力的艺术教育，即不仅培养学生“知道什么”，还要培养学生“追求什么”。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确实，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内容，在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使人具有良好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现出对道德的完善和精神价值的自觉追求。以音乐的道德认知为例:孔子“以礼乐正天下”，倡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乐教思想成为儒家教育的核心;柏拉图在谈到音乐教育时也认为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的多;卢梭在其名作《爱弥尔》中也说“美既是道德人生完成的手段，又是道德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2］。艺术教育是人格教育，是关涉灵魂的教育。“艺术教育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文明教育，或者简单地说，是‘修养’的教育，是‘灵魂’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3］尤其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教育更能防止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席勒认为，人的理性与感性处在对立的冲突之中，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的感觉、冲动和欲念成为理性的，即调和理性与感性。这无疑有力地说明了艺术教育在完善道德修养、培养健全心理素质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催感体验的作用
研究显示，人的成功大致依靠“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主要指人的记忆力、观察力等认识能力。“非智力因素”指情感、意志、兴趣等内容。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自身都是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重要途径，其中，学校教育和学生自身因素的作用会更大些。因此，适时开展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催发学生内心情感的体验，对于培育学生情感，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艺术是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的结晶，以审美为基础，无论是审美创造还是审美接受、审美欣赏都带有浓厚的情感因素。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便强调了一定的艺术审美对象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感觉能力和体验能力，而美感又与情感、想象、理解密切联系着。艺术借助于想象能激发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直觉思维，常常使人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中受到强烈的情绪感染，进而产生对真善美的向往之情。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是这种艺术催感的高峰体验状态。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客体与主体之间若即若离，若有若无，进入我国古代严羽所言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诗辨》)之空灵境地。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美术，都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激情，使情感体验贯穿始终。如音乐作为情感的艺术，“充分利用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和声、美妙的音色来表情达意，拨动个体心灵中的琴弦，使之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对个体的情感世界、思想情操、道德观念发生影响”［4］。因此，应发挥音乐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生获得较高的审美情趣和深厚的人文素养。
(三)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
科学旨在认识客观世界，以求“知”;艺术则以具体生动、栩栩如生、直接诉诸心灵的形式阐述现象世界，以求“美”。“美”是艺术的特质。真正的艺术浸透着艺术家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知灼见与深刻洞悟，对美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蕴涵着丰富的人生知识和较大的心理阐释空间。而艺术熏陶的过程就是知识增长与认知心理同时开发的过程，通过艺术活动可以使人的心理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潜在的创造性被唤醒与激发，达到净化心灵、释放潜能、平和身心、宣泄郁闷的目的。尤其在当下，校园自杀、暴力事件屡见不鲜，部分大学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动辄成为“愤青”一族，心理现状令人担忧。这就更需要利用艺术教育这个“调节剂”帮助学生荡涤心灵杂念，培养健康的心理基调和豁达乐观的情绪氛围，让学生在艺术的海洋中，在自由的“游戏”中“存储”理性和责任，做一个快乐、健康的学习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和席勒都把艺术视为一种自由的游戏，不无道理。在这种自由愉悦的精神游戏中，人挣脱了各种现实的羁绊和生活的束缚，获得真正的畅达与自由。其中，音乐在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那美妙的旋律、流畅的节奏给人以愉悦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音乐在调适不良情绪、缓解心理焦虑、消除人际障碍、促进良好睡眠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音乐治疗已成为心理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我国民间乐曲《步步高》、《喜洋洋》以及外国音乐《蓝色狂想曲》、《春之声》等可以克服人的性格缺陷，使人精神振奋，开朗、活泼，进而眷恋生命的可贵。
二、以公共艺术教育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的途径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艺术教育通过人的理性意识自觉转化为思想观念、审美能力和审美理想时，就会发挥重要的导向功能，引导大学生自觉形成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而实施的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应通过突出艺术学科特色、分类设置，分层规划课程结构;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以生为本，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审美素养。
(一)优化课程结构，突出学科特色
高校艺术教育有专业和普通之分，作为普通教育的公共艺术教育，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技能要求等自然不同于专业艺术教育。这就要求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应明确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本着分类设置、分层规划、注重交叉的原则，优化课程结构，凸显学科特色，实现错位发展，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专业技能。1.分类设置艺术教育课门类众多，其多样性、复杂性使艺术教育的过程丰富多彩，也带来了如何建立适应实际需要的课程结构的问题。为此，可以按照分类设置的方法，即根据课程内容的侧重点的不同，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分为以讲授艺术理论知识为主的基础理论课、侧重艺术品鉴的作品鉴赏课、训练审美感知的艺术技能课和提高学生艺术理论和文化素质的文化类课程，此外还有创作实践、表演实践等等。这些分类设置课程充分体现出综合性与专门性、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这种分类设置遵循了艺术教育的客观规律和课程结构的合理利用原则，兼顾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生的审美需求，为学生提供多渠道、多角度的审美体验，体现出艺术教育作为一种创造具有的创新优势，也规避了专业课程设置过细、束缚学生创造力发挥的不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课程结构的优化。2.分层规划高校艺术门类课程涵盖了音乐、舞蹈、影视、书法、绘画、文学、建筑、雕塑等诸多方面。“大写的艺术是综合人的视、听、触、动以及言语等器官和感觉，与人进行较深层次的思想、情感以及文化表达方式相互交融，联系密切的综合艺术，是人性的绝妙体现。”［5］这种“大写的艺术”内涵与外延宽泛，涵盖各个门类的艺术教育，其课程设置的内容、层次、特色以及科学性、合理性等关系到艺术教育终极目标的实现。为此，应依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要求和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以主要艺术门类为载体，针对不同类别、不同专业的非艺术专业教育对象进行公共艺术课程的分层规划和模块设置。比如分必修课(侧重于文化知识教育)、选修课(限定性、任意性)和艺术专题讲座等层次，构建不同的艺术教育内容，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创新精神，形成一个完整有序、学科特色鲜明的知识体系。3.注重交叉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高校艺术教育往往流于形式，多年以来艺术教育的功能发挥尚滞留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低浅层次，模式极为单一，往往是教师疲于讲授、学生被动体验，很少延伸到艺术创造、文化反思与评价的价值层面。而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跨领域研究和学科交叉现象愈来愈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注重课程的交叉与互渗就尤为必要。苏轼认为“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说明了艺术的内在相通性。美国的艺术教育DBA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认为:“艺术教育就是以培养学生能够熟知各类艺术学科为目标，凭借艺术媒介阐释思想、能看懂并且评论艺术，对艺术史以及美学中的基本概念有所把握;对艺术品和世界潜意识作出某种反应，并进行创造。”［6］从艺术门类讲，艺术是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的综合体，通过艺术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多元联系，艺术教育进入到一个广泛的学科综合、交叉关系网中，成为情感、生活、文化的融合体。具体而言，交叉性的综合艺术课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一种艺术门类中综合多种类课程，如音乐作品赏析课程便融合了乐理基础知识、视唱练耳、和声与曲式分析、中外音乐史等相关课程内容……另一方面是指多种不同艺术门类课程的综合，如艺术概论课程就应涵盖文学、音乐、舞蹈、戏曲与戏剧、美术、影视、建筑、摄影、艺术设计等不同艺术门类的作品赏析，甚至包括哲学、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等相关理论。”［7］通过交叉与综合，学生不仅对本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更深刻，而且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与感悟更透彻，使艺术真正成为表达自我情感的一种综合方式。由此，艺术教育的学科特色才会更加鲜明。
(二)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中强调:“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质，促进高校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意见》进一步提出高校抓好此项工作的改革思路和目标，应采取有效办法加强软硬件建设、提升育人理念、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等一系列举措逐步推进艺术教育的改革试点工作。与此相关也就需要积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且与当代大学生审美心理特点相符合的艺术教学思路和方法，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和路径。在教学观念上，突出艺术教育课程的审美功能，使艺术的道德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利色彩隐于其后，即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功利的合功利性”。简言之，“艺术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审美教学目标，这是实现其他教学目标的前提和保证，进一步讲，艺术教育只有凸显其审美教育价值主体，绝非教育的附属物，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才能够得以彰显。”［8］但长期以来，艺术教学急功近利的思想一直使艺术教育课程偏离审美，艺术的鉴赏价值荡然无存，而艺术教育目标一旦失去了审美媒介，也就成为思想观念的图解物和直观教具。高校应通过艺术鉴赏课程、课外艺术实践活动(如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及审美亮点，让学生体会民俗风情，领略建筑之美等)注重课程内容的广泛性和针对性，强化审美欣赏过程，淡化技法技巧，真正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艺术探索能力。当然，要兼顾审美与非审美、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最终让艺术教育升华到全面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从而使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相得益彰。教育对个体智力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它有效地发挥审美感知和体验能力，因此，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品质，使其具有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和美好的心灵，关键在于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水平。这就要求教学方法的独特性。在这方面，可采用开放式、直观式教学方法，强化学生的艺术感知、鉴赏与体验能力，让学生近距离地接触艺术，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改变以往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架乐器的简单教学模式，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思维和辨析能力。“高校艺术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汲取艺术精华，辅以美学熏陶和指引，加强和训练学生视觉或听觉的艺术感知力，并在一定历史文化范畴内展开创造和创新性的知觉思维。”［8］比如使用多媒体技术介绍钢琴乐器时，可以通过形象生动的课件，展示各个时期的钢琴图片，并配以动听的钢琴曲、文字、乐谱资料等，集图像、声音、文字、实物于一体，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在歌唱教学方面，教师通过启发式的提问，调动学生的全部生活经验及其相应的文化素养、艺术潜力，启发学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能力阐释对音乐的理解，进行二度创作。此外，加强艺术理论教学，尤其是艺术史、艺术原理等内容传授，增强学生对审美理论的深刻理解。当然，还应该让学生更多接触西方的戏剧、美术、音乐、建筑等艺术精髓，并尽可能走出国门，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创新人才。总之，通过各种举措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培养过程的改革与创新，将创新精神贯穿艺术教育始终，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
(三)尊重个性差异，培养创新意识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艺术以一种充满感彩的劳作提升个体的精神世界。艺术贵在创新，贵在遵循美的规律进行开拓、创造。黑格尔说:“艺术的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从创造的主体性来的。”［9］艺术教育要把学生作为创新的主体，尊重个体差异，培养学生独特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科林伍德认为“我们所倾听的音乐并不是听到的声音，而是由听者的想象力用各种方式加以修补过的那种声音，其他艺术也是如此”［10］，强调了艺术审美的独特性。在这方面，构建主体间性艺术教育模式是艺术教育的最佳形式。主体间性是西方现象学的重要概念，在现象学家胡塞尔那里，主体性被发展为主体间性。主体间性认为主体与客体是一种交流和对话关系，自我与他人共同构成了为任何人存在着的“我”的世界，是一个有别于唯我性、单面性的共在性的共融世界。当我们用主体间性理论观照艺术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时，可以发现教学过程中，做到“以学生为本”，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让作为教师的“我”与学生主体处在同一高度上，彼此相互交流和对话，认同和尊重非常重要。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艺术教育要达到有效性目的，提升学生的审美境界，必须遵循主体间性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标准。即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在艺术教育中，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学生的主观需要和接受程度，只有这样，教学的内容才会被学生接受，产生共鸣。如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成为教师与另一个自我的关系。“在互为主体和互为客体的过程中实现了、达成了主体间性，促进了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由不平等的关系状态转化为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状态，达到了彼此的平等交流，和谐沟通，感情与认知上的传递、转移，知识与能力上的相互影响和提高，素质的提升，进而实现教育目标。”［11］教育艺术需要艺术的表达，这“艺术的表达”显然要关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如此，才能使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得以发挥，自觉形成对真善美的追求，艺术教育成为提高大学生素养教育的重要手段才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戴维•埃利奥特．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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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10］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理性思考 编辑 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2-0041-06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hat’s the Editor？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t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editing in 2016， the reflection and elaboration have been made on ed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edit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editors are those who have clear editing ideas， who have the spirit of creation and craftsman， who are the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in digital publication， who are the practitioners of publishing theories， who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ing practices and accumulating vivid cases， and who have created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Key words] Media integration Rational reflection Editing Retrospect of the study
“互联网+”如火如荼地发展让传统出版业和出版业中的编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网融合，出版业态多样化，电子出版方兴未艾，自出版直接登场。“有数据显示，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以自出版模式出版的；排行前50名的图书中，也有11种采用自出版模式”[1]，技术对传统出版行业进行了彻底革命。既然如此，还需要编辑吗？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果需要、存在合理，又该如何发挥好编辑的作用？过去的2016年让诸多出版人心存疑惑。
阅读不灭编辑就不会消失。《互联网环境下编辑的价值思考》[2]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自出版无法取代传统出版和编辑的作用，且将更加凸显“好编辑”的价值。它否定了技术派所持的“传统出版没有未来，编辑终究要被技术和机器替代”的观点。其中提到的“好编辑”一词意蕴深远。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的明确指引，清晰而鲜明的意识、理念在出版物的生产过程、热菪问缴系募中体现即编辑思想。并非所有编辑都有编辑思想，有人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平庸无为，得过且过，理念浅薄，难得建树。但优秀、杰出的编辑一定是有编辑思想的人，为达到目标付出的智慧、心血与顽强精神凝聚于出版物中。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编辑思想研究被大家所重视，并成为2016年的热点之一。
的编辑实践活动多集中在他的青年时代，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有零散文章对此予以关照，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专业性。2016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文邦的《青年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1918―1927）》[3]。作为编辑思想专题研究著作，它较之以往的论文更具系统性、深刻性与专业性。该书是对青年编辑思想的全面总结，具有史料积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外，《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及其现代价值研究》[4]系思想研究专项之“青年编辑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它从同志创办《湘江评论》《政治周刊》等编辑活动入手，概括其思想内涵，建构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对现代编辑出版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备鲜明编辑思想的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以及他们编辑的书籍都会让人久久记住。编辑中有一批这样的人。
创新是编辑出版业深入发展的源泉，如何策划出既有特色又具新意的作品，一直是编辑出版学界和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叶圣陶编辑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英语教辅书的创新性策划为例》[5]一文将叶圣陶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理论与当前英语教辅书籍出版有机结合，弘扬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编辑家崇尚质量的编辑理念，以编辑理论指导编辑实务，以案例诠释创新，以历史启示现实，起到了宣传优秀教辅图书、鼓励创新的作用。杨牧之曾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对编辑艺术体会深刻，见解独到。“是杨牧之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杨牧之编辑艺术的各个方面”[6]。杨牧之编辑艺术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新形势下的编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吴颖是高校学报界的知名编辑，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创办学报有声有色，提倡编辑向“学者化”“杂家化”方向发展，为留住优质稿源，求真务实。虽然他在编辑研究方面少有长篇大论，但因其思想有见地、实务有创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以《吴颖的编辑理论与实践述论》[7]为题进行了传播，希望供媒介融合时代的年青编辑们“认真研究”“发扬光大”。《游苏宁30年编辑思想述评》[8]同样展示了其作为优秀编辑的思想魅力。林穗芳是大家公认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他的研究成果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年第3期《中国编辑》刊登了刘杲四年前为《林穗芳自选集》所作的序文，无疑是想借林穗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之机，为媒介融合时代深化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优化编辑出版工作质量提供新动力。
编辑思想研究不限于现当代编辑家，还有名留史册的编辑家，他们是带给我们厚重历史的人，在媒介融合时代也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9]是编辑思想断代史总结。作者分析该时期编辑思想的社会基础，总结概括存在于总集别集、经书史书、佛教典籍及书目等各种类型出版物中的经世致用、垂训鉴戒、精剪别裁、以事分类、通融古今等多方面的编辑思想。史料丰富，条理清晰，有点有面，在收获编辑思想断代史研究重要成果的同时，展示了作者的文史功力。
戴震为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充任纂修官时曾亲手校订《仪礼集释》《大戴礼记》《水经注》等近二十部书籍，《清史稿》曰：“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10]戴震编校之功与其编辑思想密不可分。《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11]一文将戴震“及物求理”“因物求则”的哲学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赞扬他灵活调整、删削处理旧志体例的方法，推崇他重视校对、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保证书籍质量的举措。戴震为训诂者提供了推求本字的思路，为今人总结乾嘉学派书籍出版的编辑思想拓展了新径。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十分活跃，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实力派出版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外，各中小型书局对出版市场的充实作用也值得探讨。《在追随大势中找准势态：会文堂新记书局的出版特色和图书广告营销》[12]总结会文堂凝聚出版方向、明确设计理念、拓宽促销思路等方面的出版特色，为媒介融合变化中的编辑提供了学习启示的蓝本。
媒介融合是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解编辑之困惑从出版历史发展中可得其思想、析其优劣。上述研究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种社会状况，编辑都需要把握方向，认真思考，积极行动，以鲜明的编辑思想指导具体工作。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具有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人
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形态日益改变，原来的单一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整合形态，这个变化使传统编辑难以适应，但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编辑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创新意识是开放进取理念，工匠精神是专业技能素质。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中不乏类似的讨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13]一文认为，媒介融合带来编辑主体构成、地位、职责三方面的变化。主体，“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地位，“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职责，“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引领商业模式的改变，社会各行业正在“建构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引发“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同时不断分化，媒介生成的枢纽性强化了“整合者”的地位，因而，应注重发挥编辑的“整合功能”和“交易功能”，强化创新意识，从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正确面对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媒介关系，服务于出版。《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思考》[14]认为数字出版时代是推动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这个时代的编辑工作是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同样，《哲学视阈下的青年编辑职业道德：从尊重与责任谈起》[15]从辨析编辑道德概念入手，引入哲学层面的尊重、责任理论，探讨了青年编辑的职业道德精神。
媒介融合现状不仅使图书编辑感同身受，期刊编辑亦然。《从大数据时代看现代期刊编辑意识形态的转变》[16]论述现代期刊传播途径与印刷形式的革新，分析时代对现代期刊编辑的挑战，编辑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提升综合素质。文章认为“编辑本体意识一般在审稿中体现，编辑统筹意识是体现本体意识的关键”，现代期刊编辑应注意导向性统筹组稿，发展创新思维，推进期刊数据化迈向正确的轨道。《互联网+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的应用及问题分析》[17]根据自身办刊实践，总结在线投审稿系统、数字化校对工具、数字化出版的具体情况，对学会应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挥复合型网络编辑高级人才在科技期刊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目的是“实现科技期刊信息化管理和全自动办公”。这些是增强编辑创新意识、提高专业能力的一批研究成果的代表。
编辑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精神源于职业认同。《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研究现状》[18]一文，认为职业认同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影响编辑的职业行为、编辑自身的成长，也事关编辑活动的开展和出版物的质量。文章查阅了2003―2015年间关于职业认同的29篇文章，认为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专业、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对编辑职业认同关注得很少，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认同现状调研、职业认同与编辑行为相关性的研究更是鲜有论及，缺少具体量化指标，期望能够构建一个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体系。《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研究》[19]认为职业认同是“编辑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积极和肯定的评价，是对编辑职业基本性质、职业价值、职业规范、职业群体等要素的认可程度”。《科技期刊青年编辑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实践》[20]提出了青年编辑人才培养的原则、成长的途径与方法，确保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编书匠其实不简单》[21]，当编辑不容易，创新意识要在专业素养中体现，有工匠精神的编辑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他们至少要有“敬畏文字的精神”、“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和“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数字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
自从有了数字出版，出版物更加生动和丰富，但从业者却呈现出“有职务无职称”的“无政府”状态。被称之为数字出版主任、数字出版分社社长的出版人在职称序列中找不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只有出版编辑、副高级编辑的头衔。这种职务与职称不匹配或者不完全匹配的情况终于在数字编辑职称确立后被终止。数字编辑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媒介融合的重要人力资源。
2016年初，《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出台，正式启动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半年内，北京市分别完成了首次数字编辑初级（助理级）、中级、副高、正高职称的评审工作，组织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它“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从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整个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快速、科学地发展，也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22]。《我国数字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一文介绍了数字编辑职称制度从无到有、从一个整体到九个细分方向的相关内容。数字编辑职称首创“三横三纵”体系：“三横”指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三领域构成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核心；“三纵”指内容、技术、运维，贯穿数字传播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三横三纵”职称体系首次梳理和概括了我国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产业链，从业者的具体构成和业务环节由此也得到官方的认可。
数字编辑职称序列为：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高（主任编辑）、正高（高级编辑）。与传统编辑职称序列比较，数字编辑职称没有沿用编审、副编审的称谓。副高系列以“主任编辑”命名，命名初衷虽然无法知晓，但一定含有“对数字出版负责人多年来辛勤工作官方认可”的意义。数字编辑的职业化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23]，它既明确了数字出版部门主任、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等的职务属性和内容，也以法定化、公开性的政策文件确认了数字出版从业者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数字出版编辑发展先后经历了兼职、部门主任或分社社长、公司高管、高管后四个阶段，此四个阶段也是数字出版发展模式的反映。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辅导教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近年来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考评结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既重视助理编辑、中级编辑的数字传播能力与知识结构，又强调副高、正高级数字编辑应有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业务把控能力。相信该篇文章会引起诸多数字编辑和数字编辑研究者的兴趣。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社从单一出版领域向综合领域发展，逐渐建立了面向不同学科、领域的选题策划部门。新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带来编辑、部门之间的一些不良、无序竞争。《论公平理论视角下的出版社编辑部门内部竞争》[24]认为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出版社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它倡导依据公平理论，明确策划边界，避免领域重叠，建立健康、有序的竞争制度。
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有许多关于出版理论与编辑实践关系的探讨。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二者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不二选择。
一直以来，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当人们认为理论“不起作用”时，实际上是“它对编辑实践互联互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关注不够”。《论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调适》[25]明确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是以共生共荣为特征的互汲与互渗关系”。作者认为“编辑理论与实践间的深层内涵就在于它们的互汲与互渗关系”，明确提出“编辑理论依靠编辑实践生存”，“编辑理论只有汲入并融进编辑实践才有可能实现自身”，并指出“编辑理论与实践互汲的路径是自然配置和相互适应”，“互渗的有效方法”是“边缘渗入”。文章的实质是“在理性的编辑年代，要让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间的互渗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须对二者保持适度的观照，对二者的任何偏见都是不妥的”。
近年来关于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错位探讨：以报纸民生新闻的报道为例》[26]认为，报纸民生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出现“低俗化、琐碎化、媒介角色错位”现象，主要是快速发展的民生新闻实践与滞后的民生新闻理论引发的矛盾所致，民生新闻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容易偏离发展的轨道。文章提到“报纸民生新闻的文化价值”，并说明首先是政治价值，即舆论的监督与引导；其次是文化价值，即提升民众的精神理念。文章条理明晰，观点有新意。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分歧：兼论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27]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是新闻编辑工作的原理和规律，新闻编辑实践负重于工作方法，它们之间理想的关系应当是理论引导实践，实践检验和推进理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较为明显，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选择・浓缩・聚合：文摘期刊编辑工作的三大环节及其编辑学意蕴》[28]认为文摘是“期刊中的期刊”，高度体现了编辑工作的本质。“文摘期刊编辑活动主要包括发现稿件（选择）、加工稿件（浓缩）、组配稿件（聚合）三大环节”，作者选取国内《读者》《青年文摘》和国外《农业万用手册》《读者文摘》《连线》等著名杂志主编及编辑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指出文摘编辑“通过发现选择、浓缩加工和聚合组织等编辑手法”，不仅使文摘期刊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也补充、完善和丰富了经典编辑学理论。
出版业跨界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跨行业、跨媒体、跨国融合的发展态势初具规模”[29]。长江传媒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与山东水浒书业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山东长江水浒文化传媒公司，凤凰传媒投资影视业，时代出版社与安徽大学携手成立影视中心……在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者的初步融合中，读者由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变为信息传播者，传播内涵与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代的编辑应该有什么变化呢？《出版业变革时代传统出版社图书编辑的应对策略》一文，明确提出三网融合状态下的编辑应更加重视目标读者和内容资源。作者认为，“尽管传播媒介在更新，传播向度在变化，传播环节在缩减，但‘内容+传播’的规律没变”，因而，可对编辑实行项目管理制，发挥各自专长，让策划编辑提升策划效率，让文字编辑静心案头工作，提升编辑力。《基于科学化理念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实践》[30]也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提出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科学化理念，以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出版进入产品数字化、业态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编辑在“互联网+”转型中的变与不变》[31]提出，“在转型中，学术编辑需要面对读者需求的改变、编辑角色的改变、媒体元素的改变和编辑知识结构的改变”，不变的是学术编辑的价值追求、责任、读者群和作者群。传统出版业的教材编辑也需要创新实践，加强学习，重新定位编辑角色。《教材编辑的数字出版转型与实践》[32]主张教材编辑应成为“先进教学理念的引д摺薄澳谌葑试吹恼合与策划者”“优质教学内容的集成者”和“新兴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专业学术图书审读及编辑加工的三个能力：以社会学类图书为例》[33]一文作者为一线编辑，从工作经验出发，提出社会学类图书编辑审读和加工应注意提升“语言文字规范能力”“专业学术问题处理能力”“专业学术图书尺度的把握能力”，既有规律总结也有很强的实践性。
5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强化高校实践教学积累鲜活案例并带动自身发展的人
培养后备编辑队伍的编辑出版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深感压力与动力。作为应用性学科，实践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全媒体时代报刊编辑实践教学的“六个转变”》[34]提倡高校报刊编辑实践教学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实现教学目标、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平台、考核方式六个方面的转变。《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教改探索与实践》[35]一文作者工作于高校，给本科生上课，十分熟悉教学工作，制定了明确的“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目标，认为出版物“选题要兼具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成品要“兼具技术与艺术双重特征”。为了提高学生课程学习效果，作者所在专业引入了过程性评估与监督机制，修订了课程教学大纲，编制了《书刊编辑实训手册》、《书刊制作实务手册》及《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暨“四年一本书”教学项目学习与实训手册》，内容细致周全，操作性强，授课模式、考核方法有许多改革之举，相比一些大而空的研究来说此文应点若干个赞。
各高校也围绕编辑人才培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以新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为例》[36]讨论了实践教学的不稳定性，强调通过制度保障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编辑实践能力。学院配套建设了数字出版实验室，以实现培养目标。《全媒体时代新闻美术编辑如何转型创新：以湖北新闻美术实践为例》[37]提出转变理念、创新方法。《浅析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38]归纳了“课程内容体系不完善、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与新闻媒体实践脱节、教学实践不足、滞后于实务发展、教学方法蔚鳌⒋葱滦圆蛔恪钡任侍猓探讨有助于课程改革，有助于为新闻媒体提供优质的新闻编辑人的路径。《思维创新理念在电视编辑中的探索与实践》[39]认为创新思维因素应是每一个电视人着重把握的重点问题。
网络编辑专业办学历史不过四五年，有的学校是在编辑出版专业中设置数字出版或网络编辑方向，无论是否独立，都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编辑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40]的作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图，含实习、文献阅读、技能训练、创新设计、综合实践五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网络信息编辑教学方法实践探讨》[41]实地调查了陕西多家电子商务企业，了解到企业对网络信息编辑岗位的技能要求，提出“教学做教学法”，即“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以此方可提高网络信息编辑课的教学效果。《数字化时代〈报纸编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思考》[42]提出注重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增加实验设备，强化实践教学，改革课程考试方法等思路。现代汉语是许多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之对接》[43]认为当下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对学生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及编辑实践能力的提升，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对接的主要途径是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编辑是出版历史的创造者，通过编辑的书来“发声”，通过电子产品记录与传播人类知识，通过数字出版、网络传播显示自身的存在。从2016年综述类的专著、述评集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对我国1949―2009年的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展示了中国编辑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60年的发展历程。《编辑学研究的集成与创新：评〈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44]从“系统梳理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了编辑学学科史”“以创新理念为编辑学修史立传”三方面展开评价，认为该书“既凸显了中国编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发展历程，又具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取向”。该文既有书籍内容的介绍，也有为读者导读的指引，无论编辑学研究者还是初学者均可从中受益。
类似总结性的论文还有《近五年我国编辑学理论与实务研究述评》[45]、《长三角区域作者发表编辑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46]等。前者聚焦2011―2015年中的编辑学基本概念、原理、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肯定“大编辑”鲜明的时代性，显示编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实务研究集中在全媒体数字时代编辑工作的变革与创新、报刊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当前媒介融合、体制改革与编辑工作创新结合起来，且将编辑过程、编辑环节与数字出版技术紧密联系，呈现出务实的研究特点。后者反映长三角区域编辑学情况，发表文章多的期刊发展态势良好，说明“编辑人才的高素质和刊物的高影响力互为促进作用”。
2016，还有许多编辑学研究文章未能在此叙述，主要论点难免挂一漏万。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外在空间发生多大变化，编辑都将从自身与外界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动力，增强信心，让媒介融合为出版服务，为研究定重点，为自身拓展定位，为编辑角色注入时代气息。这就是编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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