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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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管理学特质学科定位
许多人都认为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泰罗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管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学家则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管理学就其整体而言，其特质与定位到底是什么？
一、管理学的科学特质
从科学的基本特征出发，可以发现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特质的。
1.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的特质。目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管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分为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两个层面。人类的管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可以将其客体化和对象化的，对其研究的结果形成了一般性的管理原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这是管理学研究对象中具有科学特质的一面，而作为管理活动的管理，由于涉及了复杂而丰富的管理对象、管理情景和管理目标，所以无法将之完全对象化，对其进行研究的结果也不具有一般的适应性，这是管理学研究对象中不具有科学特质的一面。
2.管理学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管理的实质恰恰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革命。正是科学方法向管理学的渗透使管理学看起来像一门学科。从科学管理理论开始，寻求管理定量化、标准化、最优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在管理活动中有对物的管理，对技术的管理，所以在这些方面可以进行定量化研究，寻求最优化的努力是可能的。但是管理中的管理活动更多的却是涉及对人的管理，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却是难以定量化的，因而科学的方法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3.管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原则在实践中产生，并指导了实践的发展。这说明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并解释了世界。如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提出的一般管理的14条原则，至今仍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辉。管理学中存在着一些原则和规则，但他们不是永恒的，其适用性是有限制的，他们会因时代、社会条件、组织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管理学通过科学化的努力可能会越来越像科学，但却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管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光靠科学是无法解释的，它涉及了人文。
二、管理学的人文特质
1.管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管理活动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于管理活动中人的研究是很难量化的，而管理者的直觉和判断此时则可能比科学的理性有更好的效果。但管理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理要素，因此管理学也无法成为一门纯粹的人文学科。
2.管理活动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不论是“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还是“管理人”假设，一般都包括人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内容，都体现了一定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管理学探讨的人性，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人文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3．管理学离不开人的价值判断。管理活动不仅仅涉及可以将之完全客体化与对象化的“物”，更涉及对“人”的管理，而且后者构成了管理活动的主要方面。对后一领域的研究所适用的认识论应当是人文主义的。这意味着管理研究中曾一度追求的客观最优值，应让位给最终的主观判定的满意值，人的价值判断在管理决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学既具有一定的科学特质，又具有一定的人文特质。因此，单纯从科学特质出发强调管理学的科学性或单纯从人文特质强调管理学的人文性都是片面的。所以管理学必定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三、管理学的科学属性定位
管理学中具有科学特质的部分应该将其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而管理学中具有科学特质的部分则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这样，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
将管理学定位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其本质是“人”这一要素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比社会科学更加偏离自然科学，而更加靠近人文学科。从研究对象来看，如果我们把管理当作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对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管理”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获得关于管理现象的一般发展变化规律，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的“管理”的研究则与前者不同，因为“人”的因素在这一领域中被凸显出来了。管理学研究对象中的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是具有各自价值观念、感情和偏好的“思想的人”，并且都是个性化的人，这不仅是难以对象化、定量化的，而且研究者对这种管理活动的认知与研究是离不开“理解”与主观判断的，这实际上已经与科学方法相去甚远。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第2篇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中语文 阅读教学 价值观
阅读是高中语文知识结构的重点内容，综合体现出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功能。通过阅读学习，学生可以完善自我知识结构，拓宽视野，这是语文工具性的体现；高中语文选读的作品，不但有优美的文风，还蕴含丰富的情感和深厚的道理，极大地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体现其人文性的一面。因此，语文阅读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当前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学生健康发展规律的要求。
一、价值观及阅读教学中的价值观概念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观是指对整个世界的观点及看法，就通俗意义而言，“价值观是个体在以自身的内在需求基础上形成的、对外在客体的价值性做出判断需要时所持有的尺度，是独立的个体关于客体存在价值的看法和观点”[1]。对于个体而言，价值观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有了需求，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就会有主动的认知和选择，进而形成一种倾向或者是信念，即树立对该客体的价值观。价值观指导着客体的思维和行为，是个性构成的重要部分，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它可能随着主体个性或者经历的变化有新的认知之后而发生改变，继而使主体对事物的认识有新的判断。
在语文教学中的价值观即为一种价值观教育，它是“用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引导青少年用正确的价值标准来看待社会、人生以及自己的生活、生命，教育他们正确看待社会的作用和认识人生的意义，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懂得关注自己的灵魂，形成自己坚定的信仰，具有健全的人文精神，养成自己的关爱情怀，学会过现代文明生活”[2]。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阅读的主体，以积极主动的思维在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的思想时，有选择性地潜在吸收有价值的内容，无意识地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情怀的熏陶与培养，使其对人生价值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有正确的理解，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有端正的态度，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树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
价值观教育是将人的价值意识从人的内心深处唤醒，使个体以审慎的态度对自己存在的需要和人生的价值意义进行思考和审视，从而真正提高自己灵魂的高度。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培养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心理波动较大，容易被外界所诱。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对中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教育，对促进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阅读教学中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重要的意义，而多元的文化及价值融合决定了培养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必要性。
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健全的人格需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对中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指导和培养。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素养。每个主体的人格都有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积极的主体意识和消极的主体意识，只有当积极的主体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时，人才会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主体行为。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如何引导学生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高中语文阅读文章一般是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质进行选择的，包含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有效资源，能对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因此，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阅读教学资源。
2.在多元的引导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主流价值观。
各种思想激荡的现代社会，文化融合之下人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为个体的发展搭建了舞台。但是，学生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还处于初期养成阶段，必须在多元引导的基础上培养其主流价值观。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质，语文阅读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主旋律基础上的，立足培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下的主流价值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时，要以多元、开放的视野全面灌输、重点培育。将相互作用的各种文化有机整合，培养学生在跨文化范围中的适应能力和接受心理，在多元的选择中立足核心，唱响主旋律，为青少年学生的未来长期健康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教师要重视高中语文阅读训练，并且充分整合利用教学资源，以开放的阅读姿态引导学生进行课内外作品熟读精析，真正体现语文阅读教学的知识性、情感性，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第4篇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内涵着对理性精神、自由精神、主体精神、伦理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的追求。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铸造公民文化的基础。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与目的导向，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宽容、主体意识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所以，公葛文化与人文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内在一致性。但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既要继承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化内涵，又必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人文、人文主义、人文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逻辑序列中，“人文”当是与“天文”相对应的范畴。《周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天象的变化，可理解为自然;所谓“人文”是指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创立。是以人之所以异于万物者为价值支点、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建构，表征着人类作为类存在对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人的世界的理性审视和现实关切，以及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显现之实然与应然状态的最初自觉。其精神实质则是强调个体修养的内向式超越以达致全社会人伦和谐为主要价值目标的“人道”。
“人文主义”一词(德语hmnanismus)因温克尔曼、荷尔德林和席勒等人的倡导而在18世纪的德国首先出现并逐步流行，后被英译成hmnanism，用来指称人文主义者的一般思想倾向—人的美德、修养、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人文主义”是在“人学”与“神学”的对立中才获得了自己丰富的规定性:人居于世界和价值的中心，人以对自身的生存关切和对世俗生活的无限热情摆脱宗教神学的一元化专制侄桔，高扬人的理性、自由、价值和尊严。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人文”或“人文主义”虽然共同表达了人类对人自身、人类社会以及这个人的世界的文化、理、意义与价值关切，但二者的蕴涵各有侧重。“人文主义”因特定的宗教神学背景所致，其复兴的“human-ism”不仅有传统“三艺”，“四艺”，的内容，更包含通才教育所需要的一切世俗文化，以与神学相对抗，确立人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而中国的“人文”处于弱宗教文化和强世俗文化背景中，它们俱为世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分别具有鲜明的人生哲学意蕴和自然科学特征。
人文精神是“人文”或“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核和价值依托。从“人文”和“人文主义”的思想缘起与历史流变来看，人文精神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人文精神始终以人的关怀为主题，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格局和历史命运;其二，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性特征和理想性指向，立足和反思“实然”并不断地追问“应然”，是人文精神的价值目标之所在;其三，人文精神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hism)，其价值视域涵摄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
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以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为中心，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以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为终极价值指向，从人之价值、意义、目的、权利、义务、责任、良心、道德诸角度追问和探寻个体完整人格、完美人性(即人之应当如何)，追问和探询社会理想关系、理想状态(即社会之应当如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即世界之应当如何)的人类精神。
二、人文精神的哲学意蕴
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
人文精神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本质的外显，是人性中精神属性的体现。人性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为人所特有的普遍共同属性。它是由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构成的。人文精神根植于人性之中，并随着人性的变化而变化。当物质生产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人的精神需求就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人不是物，不仅有本能，而且有尊严、有思想、有情感、有理想、有追求、有道德、有创造。人不是物的奴隶，人追求的是要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人文精神关心神性和物性统一的整体的人，既熏视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也重视社会发展和精神享受，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成为人最高的理想。
人文精神以人为最高目标，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本质、价值、终极关怀和在世界之中的地位的根本看法和不懈追求。它把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视为价值世界的核心。人文世界及其建构和发展与世界观有紧密关系。世界观不同，人文追求和人文精神也不同。当代人文精神是以人本世界观为核心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当代精神的精华。人只有以人为本原才能以人为目的，只有以人为目的才能以人为本原。因此，人必须尊重自己，关心自己，以自己为终极关怀。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珍视人的生命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满足人的需要与愿望，保证人的幸福和发展。人文精神从而也就成为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法律、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导向。
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关系上，强调人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归宿，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强调人贵于物，精神重于物质，突出不以物而奴役人的人道主义原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当代人文精神强调共利精神和双赢精神。共利精神是公益精神，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实现每个人的价值，挖掘、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使每个人过上幸福生活的精神。共利既提倡利他和共同利益，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又尊重个人正当权利的保护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充分发挥个人潜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培育个人的创造性，为使每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
人文精神在文化的积淀、凝聚、孕育中形成，凝结成人们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人格品质、理想信念，同时，它又以人的精神品格铸造着人类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内在的灵魂。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也是人类文化中不朽的篇章。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属于知识论的范畴，真理是人类追求的第一个理想目标，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之一。“善”归于道德范畴，善是以真理为前提，是人的一种思想道德境界，善的极致之处就是爱。因此，善是主体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实现，是人性完善的境界。“美”具有艺术价值，美是在真和善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境界。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对人的自由的肯定，是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无论谁要追求人生的理想，都必须认真考察支撑着真、善、美这些价值的爱。爱是使这些价值得以实现的动力。它们的价值表现在既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调整人际关系，给人以偷悦和享受;又能够开阔人的眼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陶冶人的情操从而达到对外在自然和人性的超越。人类正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以摆脱自身的局限，实现真善美的统一，以求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公民文化建设
人文精神是人性精神本质的外显，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体现着对人是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是人类文化的内在灵魂，内涵着对理性精神、自由精神、主体精神、伦理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的追求。
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人，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概言之，公民文化的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关注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尤其是输人功能取向的具备;第二，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但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
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意识铺垫与风格基础。其实质体现为具有一国国籍的人们在宪法和法律的匡约下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概言之，公民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公民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较强的法律意识和监督意识，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宽容意识。
从公民文化的内容来看，其核心内容就是号召人们反对狭隘和专制，提倡民主、法制和科学，实质就是要唤醒每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尊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唤醒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改变人的非理性状态，成为理性主宰自我的人。也就是用人文精神构建人的精神世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铸造公民文化的基础。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与目的导向。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宽容、主体意识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所以，公民文化与人文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内在一致性。但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既要继承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化内涵，又必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铸造公民文化的基础。在人文精神的内涵中，民本思想十分丰富，它几乎贯穿于始终。以人为本，强调人在万事万物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有三层含义:在古希腊，人不是“自然物”，而是区别于植物、动物并高于它们的独特存在。人有智慧，有语言和思维，有技艺和发明才能。人从自然中凸现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不是上帝的奴仆，人生不是“赎罪”，而是获取幸福生活的过程。今天，人本精神意味着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机器的附庸。人不再是物的奴隶，人追求的是要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成为人最高的理想，作为创造力的基础，人自身的自由发展成为人性中的核心理念。人性的本质要求外化为人文精神，它彰显着人性的精神诉求，追求着人性完善和人格的完美。
在公民文化中，民本思想之民是指公民，是主体。现代民本思想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确定了公民之间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界定了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成为一种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伦理。首先，民本思想强调公民人人平等、人格的独立。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型的公民文化中，任何公民无论在社会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上都不存在依附关系，他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怀疑的权利，有理性判断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强调公民人人平等、人格的独立、个人就能更充分地挖掘自己的能力，整个公民文化就会充满生机。其次，民本思想强调公民有权利和自由，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社会生活各方面法律化、制度化。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型的公民文化中，公民共同制定法律，用以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同时每个人必须遵守法律，不侵犯和剥夺他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行动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才能自由，离开法律就没有自由。
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与目的导向。在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中，应构健不为外物所役使的主体精神。人的主体精神，确定人在外部宇宙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从而确立人的支配地位和价值，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的主体意识，充分培养、发展和利用人的主体能力，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原则，而且是人类主宰自己命运、不断求得发展所必须的环节。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丰厚的物质成果，而且也使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技能得到逐步提高，使人类的文明得到不断进步。可见，保持不为外物所奴役的主体精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是21世纪迈向成功之路的重要的精神动力。
公民文化塑造赋有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转型而言，虽然以经济现代化为契机，但人文精神所体现的对个体现实生活的自亩、幸福权利的尊重与宽容，对人的生命与价值的关怀与尊重，对真善美的文化精神的追求，是公民文化建设的内在灵魂。公民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公民的人文情怀、主体意识与现代性人格。因此新时期人文精神的重点在于凸显个性，拓展能力，培养以德性为根本，以能力为基础的具有主体人格和实践智慧为特性的现代公民。
以真善美为导向，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公民文化。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与他人都是相互依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每一个公民在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时，都应从社会伦理道德出发对自身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凡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就尽心尽力地去实施，凡是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就坚决地制止它。在这里也就产生了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善恶观念。一个不懂得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往往会随心所欲、不计后果，作出种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因此，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是一个能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社会。公民社会培育的公民文化是以真善美为导向，并以此为价值标准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价值的公民。
在公民文化中，科学的价值观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有在人的主体性得到解放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够追求真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科学的价值观下的义利观，是富有民族特色和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义利观，即利已与利他、富民与富国相统一的新型义利观;最后科学的价值观下人们的政治参与是作为独立的，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的个体参与。
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宽容、主体意识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不仅是人运用智力去理解和应付现实的能力，而且更是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以及人自身诸种复杂而对立的素质中的一股整合力量。公民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迈向文明的标准，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相契合的文化。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