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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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浙江高考 文综卷 试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6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7（a）-0002-02

浙江省高考第38题，通三则新材料，设置一些问题，较好地考查了学生能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原题重现

38.（26分）阅读材料，加深对历史上江南经济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表1）

――摘编自明清史志资料

材料二

1840年后，长江三角洲的村镇无不受到开埠带来的影响。时人有诗：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上海）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摘编自清末史志资料

材料三

马克思在1853年就预言：“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程。”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暴力”一词，这无疑是侵略的同义词。但他并没有用侵略和被侵略来概括全部中外关系。……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的一个重要思想。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阅读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主要变化。（10分）

（2）仔细阅读材料二中的诗歌，结合时代大背景，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7分）

（3）阅读材料三，按照“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的思路，概括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9分）

2.命题立意及能力水平考查说明

今年浙江高考关注江南经济的历史变化，结合了地方发展主题。本题属于文字材料常规类型考题，提供的材料含有一定的古文，总体新颖。但不管材料多么新颖，总能在书上找到知识的依托，本题依托的是中国农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演化和相互影响的一些史实，以及中国江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突出事件，通创设新情境，新的设问角度，衍生出一道综合性试题，并最终上升到中国近代经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高度。

要想做好此题，学生除了具备考试说明中提出的获取解读材料、调动运用知识以及描述、阐释事物能力外，更应具备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此题的命题本意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要求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对历史知识进行认知和探究，按照“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的思路，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解答好本题学生还应掌握基本的史学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并能学以致用评判历史问题。

从设问和答案设置来看，本题难度属中下等，第3问要求按规定思路考查概括能力，有一定的区分度。

3.考点分析及史观渗透

历史课程标准要求：（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2）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3）简述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

浙江省2013年高考考试说明（历史）的具体规定：（1）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2）商业的发展。（3）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以上两种规定基本一致，考试说明删除了“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商业只笼统规定“商业的发展”。

本题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课内直观知识点：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古代商业与农业的关系、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等。一类是隐性知识点：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的运用和结合。

4.解题思路分析

本题是一道纯文字材料型综合题，由三则原始材料和多个设问两大部分组成，具有学术性、创造性、时间跨度大等特点。

解好此题的关键：（1）学生读懂设问。（2）时空背景定位准确。

具体思路是：对照设问仔细研读材料，提炼材料中的信息，结合必修二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关史实，综合思考，最后规范表述成文。

5.讲解试题，指导作答：

对于本题的解法，大体上可按以下几步操作：

5.1看设问

一般来说，考题难度并非由材料决定，而是由所设问题决定。设问能告诉我们材料的主题是什么。设问的角度不同、限定词隐蔽，答案的要求就不同。不要一头扎在材料中，读完了还不知道问的是什么意思。

三小题的设问主要有“概括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主要变化”、“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概括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通看设问，弄清楚问题指向、审清答题要求，带着问题去读材料，从而选择依据课本知识或者引用材料原文回答，抑或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再结合自己的看法回答。

5.2读材料、取信息

读材料，就是带着问题看材料，查找有效信息。要仔细阅读、理解材料，凡是属材料部分的内容都应读到、读懂，包括材料的标点符号、注释、材料出处、按语等，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取信息，就是结合所设问题，对研读出的信息进行全面有效的归纳提取，属于读材料之后的再处理环节。高考历史题的史料是非常新颖的，但是新材料所设的新情景再新也仍不会超出中学历史所学知识的范围，新材料和高中所学知识必有联系。

必须指导考生用定位分析法来解题。定位分析法就是把问题放在特定的空间、时间背景下进行分析。确定材料的时空特性，否则无法答题。背景定位则需要多角度分析材料反映的社会背景，弄清楚当时的阶段特征。

指导学生从新材料中搜寻“问题”信息，如：时间、地点、人物等线索，寻找解题的切入点，并归纳出材料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以及作者的立场如何。

提取有效信息时，一是注意分层提取有效信息，归纳三则材料各自的核心思想，并对其进行重组和提炼处理。二是从关键词中提取有效信息。

材料一，属于文言文材料，应结合古汉语知识及利用古代史相关内容，弄清材料意思，但不必像语文课那样斟字酌句，只要能提炼出有效信息即可。如材料一“计日受值”、南浔镇“烟火万家”、“明清史志材料”。

材料二，属于诗歌，较通俗易懂。明确要求结合时代大背景――“1840年后”。

材料三，现代文字材料，阅读障碍较少。但是要注意“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重要结论所蕴含的意思――客观影响分析。

提取信息是为运用信息服务的，在看了设问、新材料、提取了有效信息之后，接下来，就该运用所学知识组织答案了。这也是解题方法中的最重要一步。

5.3规范行文书写

（1）观点准确、全面

答题时应特别注意材料的主旨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变化，第一问“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需要结合文明史观，第二问“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和第三问“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注意结合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组织答案。另外，注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非只考查对江南经济的影响，需要处理好个别与整体的关系。

行文书写一定要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根据设问的限制条件作答。切忌脱离材料、不时空定位、不认真提取信息，就跟着感觉走，直接凭感觉答题。

（2）行文规范

行文规范，就是规范地描述、阐释事物，表明自己的观点。

一是设问中的学科术语解读准确。比如分清“基本特点、关系、主要变化”、“重大变动”、“概括”、“影响”这些限定词的含义。

二是答案行文要用历史专业术语作答。比如“小农户个体经营”，就不能随便写成“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也不能简单写成“自然经济解体”。“农产品商品化”、“资本主义萌芽”、“市镇经济”等等大量历史术语，都已约定俗成，行文时要注意用词精确。

三是要点化。避免杂乱无章，关键词突出，要依据设问、紧扣材料，简明扼要、高度概括地作答。文字语言运用要逻辑严谨且史论结合、详略有据。

四是条理化。条理化是行文最后要求。条理化包含层次化、序号化、段落化、导引词的合理运用等。

6.本题价值拓展与反思感悟

6.1本题不足之处及价值分析

本题在“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方面，材料和设问的设置较为欠缺。“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能力则几乎未涉及。还有一个不足是，第一设问“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基本与材料无关，导致设问与材料脱节明显。第三设问限定“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间跨度是“19世纪”，而参考答案却忽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对中国的影响，显然不够全面。

但是本题以小见大，以江南经济发展变化，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变化，进而涉及了国家的发展和命运。通新颖材料，设置新情境，考查了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描述和阐释事物”方面效度较好，仍具较高价值。

6.2反思感悟

总之，本题体现出在新课程之下的历史教学的方向和材料式解析题在能力测试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给日后的教学工作带来一些思考：

（1）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关键是以课标为“本”，从“点”、“线”、“面”三方面突破，达到对基础知识的记准、记全、记牢的基本要求。利用时间、导语、单元小结等把内容线索化。

（2）在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平时加强学生对史料处理能力的培养。重视材料解析题的训练方法指导，注意培养学生对材料（包括图片、文字、表格等）阅读、理解并从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指导定位分析法的运用和规范化行文书写。

（3）注意渗透新史观和结合热点问题，引导学生从关注身边的历史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用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来分析历史问题。这几种史观是最近几年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的新视角，结合复习可以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事物和事件的思维能力。

附本题参考答案：

38.（26分）

（1）特点：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2分）

关系：农业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2分）

变化：商品经济比较发达，（1分）纺织业显著发展，（2分）市镇经济繁荣，（1分），资本主义萌芽。（2分）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农民权利保护；现代化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权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民权益是指农村居民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利和应得的利益，包括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通过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将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在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方面也将获得更多实惠翻。尽管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影响了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的关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则会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使得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适应农村社会的积极因素却没有得到适当地引导而影响了农民的权益保护。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在我国法学界一直被热烈地讨论着，人们发现，将“文化”的概念引入法律领域，赋予了法律更加丰富深邃的内涵。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它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它表明在受历史传统制约的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等等之中，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法制运作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四。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受到了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当前法律文化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伦理主义型法律文化，它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上的宗法社会组织，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延续了几千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存在着有利的积极因素：如重视道德教化在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重视调解在解决一般纠纷中的作用等，同时也存在着阻碍法制建设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一，伦理化特点：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非指传统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只是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这种“情理法“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消极思想，使得法律依附于伦理人际关系，没有独立公正的法律调节模式。现代化的法律是在与封建和宗教专制的长期冲突中形成的，这一背景铸就了它的民主性格。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酷烈征战，许多法令是部族首领的军事命令，这使之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专制性。伦理化并未改变这种专制性，而是使之更隐蔽。传统的儒家伦理以阴阳为其哲学基础，将专制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神圣化、神秘化，使仁义／礼教与杀戮／刑罚一镜两面，融为一体。因此，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在社会中竭力确认并维护等级特权制度，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无法产生的。

第二，集团本位特点：自西周形成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为宗法制度的推行和宗法思想的流行，提供了丰润的土壤，中国法的形成过程，也是紧紧地沿着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运行逐渐形成传统法律文化“集团本位”的特点。从现代法学观念来判断，集团本位法实质上只是一种义务本位法。在这种法律构架下，普通民众的权力是微乎其微的，民众的公、私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基本的轻视，集团本位的结果不只是压制了人的本性，束缚了人的解放，还限制了法律(权利)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无讼的价值取向：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这个理想或者说价值取向称之为“无讼”，取自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导致了家庭内部成员身份的不平等，这种家庭关系进一步扩展，形成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西方的契约观念和法制机制导致司法黑暗等是无讼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无讼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同时为了追求无讼一味地调解，也打压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压抑了人们正当权利观念。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贱讼”和“厌讼”心理。这一切就使广大百姓视对簿公堂为畏途。“一场官司十年仇”，能私了便私了，不幸遭讼，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很多，我们只是摘其较为重要的特点作一论述。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以宗法为本位，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的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千年，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农民权益保护和新农村的建设。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理性 成本-收益分析 条件理性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很多农民对新技术的运用持观望态度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我国整体市场化进程和农业的市场化反差太大，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民更多按照自身需要而不是市场来决定生产决策。而且虽然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小部分，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不愿放弃土地，而是将土地抛荒。于是在市场化经济发展的年代，农民的非经济理的指责又开始了。

其实关于农民非经济理性的观点早就存在了，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三农”问题被关注后，农民似乎脱离了传统农节俭和勤劳的形象，如一方面土地的稀缺，另一方面却撂荒土地。因此根据我国农民的行为和市场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的研究来分析农民这种表面上非经济理十分必要。

二、经济理性的概念的提出

人们通常以更狭窄、更严格的方式来定义理性，理性选择可归纳为三种互相区别的规范含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是将选择与选择比较，而不是与目标、价值、偏好或其他非选择变量比较。自利最大化是能促进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方案，它和一般最大化一样涉及某些外在于选择行为的事物，如目标、目的和价值。在经济学中，亚当• 斯密提出了一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说，即理性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抽象出来的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大大简化了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只涉及了自利最大化的问题。但是其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自利最大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经济理性。

三、我国农民的非经济理性分析

本文分析了经济理性的含义后，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下来看看我国农民是否存在经济理性。以湖北仙桃某村修路事件为例，政府已经花钱将镇政府到乡村路口的公路建设完毕，该村的几户居民可以出钱把村口到村里的路修好，这样可以花很少的边际成本，但是居民却没有去修路。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经济人，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够被理解的。因为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花一个很小的边际成本可以得到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也就是交通的便利等。可是农民为什么没有去修路呢？是不是他们是非理性的？

实际上农民没有修路是存在着一个对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虽然在经济理论上修路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但是在农民看来修路的预期边际收益未必大于边际成本。影响其预期边际收益的因素有：

1.人口的流动性：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则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来自城市的工业开始大量吸收农业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口转移的可能性就影响了他们对收益的判断，这已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住所。如果有人选择修路，他如果转移到城市工业部分，他的边际收益则小于边际成本。

2.信息的不完全：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没有完全的信息化，农民的意识还没有增强。他们受固有观念的影响深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非农思想的引入可以改变那些生存理性战胜经济理性的农民。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农民更期望得到实在的收益，他们对预期收益不明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是由于人口流动性和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农民非经济理，也可以说是一种条件影响下的经济理性。又如贺雪峰因在荆门农村调查：一个村民组的农民只需每亩交10元钱到泵站抽水，就可以将全组的农田灌溉一遍，确保全年的稻谷丰收。然而，有个别农民拒不交纳抽水费。结果钱收不上来，水抽不成，庄稼等着旱死。这种不交抽水费使粮食减产，由成本―收益分析法，抽水的成本是10元，而不抽水减产的损失按照村民提供的减产20%的数据，按每亩1500斤来计算大概减少150元的收入。因此抽水的收益显然大于成本，但是农民却没有这样做。

根据调查，农民不交抽水费是因为个别水田在抽水渠旁边的搭便车行为。农民的这种不按照自己得到的好处来计算收益，而是不能让别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得到好处的行为显然不是理性经济人行为。但是村民利用减产的损失来惩罚搭便车行为，也是一种维护共同利益的公正。因为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这种不合作也是给搭便车人的一种约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理性。

同时由于土地长期的稳定关系，农民不能通过经常性的调整土地来解决农民在水利灌溉上的合作难题，这也是某些外在的制度安排、政策导致农民做出这样的反映，是外在因素干预下的非经济理性。

以上的两个事例都总结出农民的非经济理其实是条件影响下的经济理，它可能受人口流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以及文化观点和传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农民在特殊背景下的条件经济理。

四、我国农民的条件经济理

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面临这不成熟的要素投入和产出市场，这不符合舒尔茨提出的最大化行为假说的农民面临的市场和信息都是完全的前提条件，还有他们只是部分参与这个市场。因此农民行为只是一种条件最大化行为，也就是条件经济行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狭隘定义的自利最大化行为。

我国农民的市场环境影响因素有：

1.不完全信息

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比较落后，而且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信息化的程度也不高，这样就造成了市场信息的流通不畅和不完全信息市场环境的形成。因此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面对着很多不同价格的同一种生产要素，产生了价格的区域性差异。

2.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比较长和对自然环境依赖度比较高的特点，因为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果农民自行进行生产决策，没有很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提供融资和保险的情况下，农民会首先考虑满足自己基本生活保障，不敢冒险生产，规避可能造成的风险。

因此农民的最大化行为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收入不确定，为保证生活保障不追求自利最大化；农民面临市场的不完全和不稳定的风险又缺乏金融机制，所以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文化观点以及社会农村制度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的决策行为等等。只有考虑了农村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对农民行为造成的约束，对农民经济理性的分析才是有意义的。

五、结论

本文在讨论了中国农民经济理性，通过实证说明农民经济理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非经济理性，而是一种条件经济理性。关于中国农民理性的争论观点现在依然存在，本文的角度只是从农民的理和影响因素出发，但是还可以拓展。一方面从农民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解释农民经过外部刺激以后的经济理，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出现表明农民充分利用土地价值的经济理。对于影响这些农民经济理性的条件可能更多，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引导来消除一些，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A•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译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2]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经济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而且存在着体制落后与人的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在我国的旧体制下，个人的价值观被极度扭曲，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极度否定和压抑，人们在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极强的依赖性，主要是依赖外界标准调节自身行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举进人，使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并且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当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实践主体尚未形成时，面对社会的多元状态，个人难免无所适从，容易做出多元选择，甚至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首先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在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使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向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个人转化。然而转型时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致使人们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则面前，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寻求自我价值，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从过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此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的主动性变成了随意性，积极性变成了破坏性，“一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目标设定更偏重于经济的合理性而非社会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伦理目标的审视、规范和修正，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可能会使其内在的社会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标的反面。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使人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

因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人们还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对人们潜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强烈激发已超越了现有体制文化建设对其中消极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状况在总体水平上不会超越对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对功利的过分迷恋，反而成为支配个体行为的一种强大异已力量，于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成熟，且欠

缺必要理论准备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就是有了其历史特殊性。由此导致唯利是图，欺诈、腐败等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良知，无情践踏他人、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变成为部分经济主体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的盲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并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结构和道德结构，道德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反映，而且是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和重要因素。中国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法治、提倡个体创造的同时，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能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道德体系。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二十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虽然并非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驱动，促使人们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种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运作，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在其所从事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都应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修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就是每个经济主体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在论述市场机制作用时，就曾经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至少反映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还必须是某种程度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外，还需要有能实现公平竞争的道德环境作支持，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正常健康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亦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趋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也正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利动机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不应当限制人们的趋利动机，相反，应鼓励人们趋利动机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则应该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规范。如果说法律的规范是在特定场合对规范个体行为发挥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话，道德的规范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而保证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道德理想统一起来的自律因素。两者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则作用于无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维护市场正常有序健康运行的无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用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决定了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了人们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规范可以保证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前提下的趋利动机和行为。这有助于减少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确保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交易行为中产生的各种契约关系，其履行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不仅要依靠外在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要依靠当事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去维护。当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合同或契约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而带来的损失，对法律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节约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由此可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就我国目前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而言，最尖锐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们市场每个角落的大量假冒伪劣、偷漏骗税、骗汇、走私、商业欺诈、逃废债务、财务失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等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是缺乏诚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灭的结果，这不仅直接危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这种符合集体、社会利益的逐利行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这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前提。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无论“失信”行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有法不依”、钻现行体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都与道德建设的某些胭如和失误有关系。对一些已出现的消极现象，仅仅依靠法律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尚且不说有的问题是现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因此，当前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受到多元化的挑战，人们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来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或途径，也即市场经济在鼓励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存在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5篇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从而抓住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率先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与此相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众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就是这一类地区的主体。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区域发展失调的状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势必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均衡，进而制约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据传统农区的自身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选择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加快这类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上的全面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对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处于相对封闭、闭塞环境中的传统农区农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匮乏。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外向流动的农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径都是亲友、同乡等所谓“人带人”的传统信息机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及时将外界的有效信息传达给农民，并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加以适当的教育培训，从而保证前期流转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引导外出劳动力“智力回流、返乡创业”阶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适的回流时机，选择好合适的回流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在传统农区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创造最适宜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