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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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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

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范文第1篇

前的两三千年里,炎黄子孙在神州大陆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漫长的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关系及其亚种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各种经济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封建始终是建筑在综合经济基础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独立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出卖劳动力,充当短工,往往也是佃农收入来源之一;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特权,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特权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进行生产活动的全寄考消费经济单位。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独立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独立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经济单位的生产关系性质和它的经济类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无必然的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由此他们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发展自然经济。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他们选择哪种手工业,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原料来源、技术传统,更需考虑的是产品能否卖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如果进而想到这一系列劳动所需工具的来源,就更复杂了。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对本经济单位来说,不论是自给不足还是自给有余,都将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存在自然经济的经济单位。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的地区生产水平极低,特别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困难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极少,呈相对闭锁状态。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与商品经济联系很少的农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不掌握较高的生产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们只得以最坏的经济条件从事最供销水平的生产。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农的商品率较低,便断言商品经济仅仅是地主制经济与之略有联系的身外之物。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出于细胞生存的需要产生了地方小市场,在地方小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域镇商业(这里暂时舍象对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说,产业资本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是是商品生产,不论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中国农民的,印度农奴的、荷隶东印度的公社的、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或者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体货币和商品相对立,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跨国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它有经常性的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自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和规模,在交换中是买卖的一方。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其收入如果是来源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它就表现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独立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佃户所缴实物地租是地主的经济来源,但不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为整个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样,是封建经济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主、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将其根系盘曲交错、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经济这块沃土之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三条管道,尽情地吮吸一切养分以自肥自壮,资本主义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长,难矣哉!

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范文第2篇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硙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 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研究》1956年第2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韩国磐:《均田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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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杜甫.《全唐诗》卷218《后出塞诗五首》,P2293.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通典》卷2《食货·水利田》,p18.

[12]《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p235.

[1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p873.北京: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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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董诰.《全唐文》卷32《禁赁店干利诏》,p363.北京:中华书局,1983(下同).

[16]《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p1974.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3.北京:中华书局,1986(下同).

[18]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9]《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p4062.

[20](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p5929.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21]《全唐文》卷48《禁富民吞并敕》,p528.

[22]《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一)《云溪友议下》,p5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3](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p2854.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28]《通典》卷2《田制下》p15,p16.

[25]《古今图书集成·食贷典》卷116,p82689.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食货一》,p1345。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

[29]《旧唐书》卷118《杨炎传》,p3420.

[30]《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2.

[31]《全唐文》卷272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p2765.

[32]《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p2867.

[33]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p371.济南:齐鲁书社,1996.

[34]《太平广记》卷74《陈生》,p464.

[35]《太平广记》卷244《萧颖士》,p1887.

[36]《太平广记》卷346《马震》,p2741.

[37]《太平广记》 卷30《翟乾祐》,p194.

[38]吴曾祺主编:《旧小说》乙集四《仪光禅师》p38.上海:上海书店1985.

[39]韩昌黎.《昌黎全集》卷12 p190.北京:中国书店,1991.

[40]《太平广记》卷42《裴老》,p265.

[41]《太平广记》卷382《河南府史》,p3407.

[42]《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p1825.

[43]《旧唐书》卷123《第五琦》,p3517.

[44]《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08《关内诸州断屠酤诏》,p75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下同).

[4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p107.

[46]《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p6531.

[47]《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之四),p729.

[48]《太平广记》卷29《李卫公》,p190.

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近现代 报刊广告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0206 文献标识码 A

在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近现代报刊广告作为通俗文化的一个细流并不引人关注,然而正是这不起眼的细流,却道尽了老中国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从日益普及的西学、近代教育的普及到民族实业的发展,无一不有近现代报刊广告的鼎立相助。

一、近代报刊广告的兴起

之前,中国的自然经济体制尚未遭到西方列强的破坏,市场中只有叫卖、幌子、招牌等原始的广告形式,并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广告功能,更谈不上是行业。中国广告由原始到近现代的转型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贸易、市场的畸形繁荣、新兴媒体的日渐普及和新式消费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的。

1.贸易和市场的畸形繁荣催生了近现代广告

以前,中国以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有力的排斥了外国商品的“入侵”。战后,当时的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开放了五个对外通商口岸,还丧失了关税自治权,所有这一切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瓦解,外国廉价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人中国,从此中国日益成为外国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在屈辱的实体外却包裹着一层进出口畸形繁荣的虚假外衣。在市场中,这种畸形繁荣首先体现在进口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急遽上升。统计资料显示,1842年仅英国一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就达到96.9万英镑,第二年增加了55%,第三年又增加了58%。输入的商品有棉纺织品、烟草、西药、火柴、煤油、食品,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快速销售这些泊来品,外商还带来了一件东西即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广告。中国最早的近代广告就是出现在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上。1853年,英国人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增出附刊“布告篇”,专门登载船期、商情和广告并开始收费,这是我国最早的收费广告。1861年,英商在上海创办了当时唯一的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发刊词云:“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馆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一份报纸将商业贸易信息置于国政军情之前,可见其商业气息了。《上海新报》每周出刊一期,主要就是广告栏目,有土地房产的买卖租赁,商品的运输和拍卖,洋行的设置和经营,船期表和银洋鸦片比值表,也有为洋场淑女寻找宠物之类的广告。

2.报刊的日益普及为近现代广告的出觋、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早在以前,就有外籍人士创办中文报纸,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报刊数量急剧增加。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报刊就达到247种之多,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这样一些大城市。这些报刊大多都刊登广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近代广告形成于这些报刊之中。报刊广告也成为了近现代最具特色的广告形式。

3.新式消费观念的形成促进了广告的繁荣

新式消费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近代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始于之后。战后,中国出现城乡分离的趋势,表现在随着口岸的开放、租借的划定、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近代城市从行为到观念都呈现出了与乡村迥异的局面。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国内外因素合力作用之下,中国出现了若干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如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天津。伴随城市化进程产生的一个巨大群体就是市民阶层,他们有着与旧式截然不同的消费观念。广告一方面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新式消费观念,及时提供多样的消费信息,诸如何处新开了歌舞厅,哪里的咖啡馆价廉物美,电影院新近放映的是什么片子,百货公司里又到了什么新货等等;另一方面广告中琳琅满目的消费信息又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刺激了经济的运行。

二、中国近现代报刊广告的社会功能

1.搭建西学东渐的桥梁

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文化的接触是呈对立的姿态,在一系列与西方列强耻辱的败仗之后,国人产生了最直接的判断即东西方文化之间不仅有差异,更为致命的是两种文化之间有差距。于是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路径成为国人的当务之急。对“西学”的引进是循着从技术到到科学,从日常习惯到文化,从批判旧有制度到公民意识觉醒的顺序进行的。这一过程中,报刊广告作为信息的特殊形式也在历史的当口戏剧性的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广而告知西方科学技术。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机器广告了。机器的运用及发展程度是中国建立实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王儒年博士曾对《申报》刊发的广告做过细致的研究,王儒年博士的统计结果表明机器广告是早期《申报》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除了《申报》,当时上海的其它中文报纸如《上海新报》也刊登了大量的外国机器广告。这些机器使用范围很广从日常使用的灶机、缝纫机、灭火水龙到工业运用的织布机、挖泥机、汽机等,涉及了当时的所有实业部门。

其次,传播西式审美观念、生活习惯。随着文化落后观念的日渐稳固,已有的审美取向和生活习惯也开始被批判。从此,日常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开始了西化之旅。而这趟旅程的列车行启就有部分来自广告的推动。如中国传统的对于男性审美就遭到了来自西化的挑战,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已不再走俏,此时的男子应像报刊广告中所描绘的那般健硕、阳刚,否则“疾病缠身、精神疲弱、虚弱无力,虽有高尚的学问不能求,以至于失业;虽有伟大的事业不能兴,以至于失败;虽有发财的机会不能就,以至于失利”。此外,近代中国卫生习惯的倡导也有广告的功劳。众多有关卫生用品的报刊广告庄重的向国人传达了一种观念:在现今时代,人人应注重卫生,需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此事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关乎国家形象。广告时刻警醒人们“讲究卫生。时时洁齿,中外人士,天天如此”,不能“乱发蓬松,皮屑纷纷”、要“不生痰不吐痰”。

第三,批判旧有社会制度。无论是北方重镇天津的《大公报》还是南方重要商埠上海的《申报》都刊登过大量的社会广告。这些社会广告从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时下报刊所常见的“热点话题”、“社会广角镜”之类栏目。如《大公报》刊登一则名位“有冤难伸”的广告,具体内容如下:“沧州南乡有冯幼泉者身实微贱,然稍通洋文,与余相识有年。去冬伊父因殴毙邻庄崔姓被控,洲主将其杖责,罚钱百串。伊弟倩余作保回家措款,至期未交。余为洲主所比,将钱代伊垫出,延至今春。伊弟给余送一骡以抵此帐。孰料冯幼泉人面兽心,恩将仇报,见洲主自称系督署委员,控称余诓伊骡头,洲主被其蒙混,遂将余传案,一言未容分诉,辄摘去顶帽,杖责数百余。因冤极诉府道各宪亦未蒙伸理……”。从字字血泪的控诉中可以看到,广告主控诉的已不仅仅是与此案相关的官员而

是将控诉指向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这种批判性很强的社会广告在《申报》中也屡见不鲜。报刊中的社会广告作为新兴事物实际上给中国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呼吁、控诉旧制度的平台,在控诉中老百姓的公民意识也在不断觉醒。

2.辅助近代教育的普及

中国的近代教育始于。本身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传统的教育培养模式根本不适应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开办了一批学习“洋文”和“西艺”的新式学堂。在传统社会里,不少知识分子居住乡村,因此整个社会的知识资源和教育资源在城乡的分布是均匀的。学生毋须离开乡村接受教育,学堂也毋须广而告知开学信息。但新式教育则另立了一套以城镇为中心的学校管理体制和知识传授体制,没有有效的信息传播,生源就岌岌可危。于是新式学堂的招生广告开始出现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上,新式教育必须配备新式教材,不久介绍教材的广告也随之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我国新式学堂实行的是自主招生制度,考试的时间、内容由各校自行安排,没有统一规定,如果没有广告将招生和考试信息传达至考生处,招生工作即难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广告还弥补了我国近代教育管理体制的缺陷。

教育广告在传播招生信息的同时也宣传了新式的教育观念。一则名日《黄氏女子学社招生》的广告中说:“近世女子教育专务虚化不切实用,顽固者视为畏途,喜新者日趋浮泛,有心女子教育者每引以为深忧,倩仪等出自欧美归来。有鉴于此,奚发本学社,用最新式之教育法灌输,能切实用之学术而于女子人格及立身行性尤为注意,庶几学成之后,在社会能有立身之学术,在家庭不失为贤母良妻。”‘这一则广告先指出了当时众多女子教育的弊病所在,其后话语一转宣传既注重实用又关切素质的新式教育观念。

3.助推近代民族实业的发展

后,洋货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瓦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近代报刊广告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的市场竞争中起到重大的作用。

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范文第4篇

关于依附性佃农的发生和发展

主张汉代是封建制社会的学者与主张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的分歧,看来主要巳不在于奴隶在劳动者当中是否占大多数,而在于大多数劳动者是自由民还是具有依附性的身份。他们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把东汉末年以后依附性租佃农的出现作为封建化的主要标志,对租佃关系和依附性佃农产生的时间估计较晚。例如唐长孺先生认为,秦汉是亚洲型的奴隶社会,奴隶被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在生产领域并不占主要地位,自耕农在全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汉武帝以后从自耕农中分化出部分佃农,但他们的身份是自由的,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依附性的佃农。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到西晋最后完成,这也就是大量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封建化的过程。 [1]何兹全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汉代有自由民(编户齐民)五千万,奴隶则只有六七百万;他们通过奴隶的解放(主要发生在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以后)和自由民的投靠(主要发生在东汉末年战乱时期)的途径,到魏晋南北朝,大部分转化为豪族、寺院的依附民。 [2]在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是中国租佃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二是依附性佃农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一、租佃关系的产生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云: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颜注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租佃制是战国时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后,在土地私有、贫富分化的条件下,由庶民地主(所谓“豪民”)首先采用的一种封建性的剥削方式。

但不少学者对这一记载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条孤证;战国时仍然实行国家授田制,不可能产生租佃制,董仲舒只不过是在托古说今(汉武帝时代)而已。其实,不但是董仲舒,汉代许多政论家(如荀悦、仲长统等)都把以实行实物分成租为重要特点的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溯源于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董仲舒的说法是被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似乎仍然在维持,实际上已经残破,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土地不足或丧失土地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商鞅变法以前即已存在。例如,与商鞅同时代的孟子,曾痛陈“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商鞅也指出三晋不少农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并为此制定了“徕民”政策(《商君书徕民》)。在秦本土的农民中,也有“豪杰”和“要靡”的分化。《管子》谈到“贫富不訾”(《揆度》),“民有相百倍之生(产业)”(《国蓄》),不但有“无食”“无种”“无本”(《揆度》)的贫苦农民,而且有全无土地家财,因而不属纳税对象(“无赋”)的老百姓(《禁藏》)。当时人们用“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这一赤贫的阶层。 [3] “民”中的另一极是豪富,即庶民地主。“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正是对这种贫富分化中最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的一种概括,这并非董仲舒的杜撰。新兴的庶民地主没有原来贵族领主那种直接统治农民的权力,他们可能而且实际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使用奴隶、雇工直接经营和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而收取地租,这也是贫困破产的农民几条主要出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就是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一夫百亩”、亩产二石的水平,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他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庭人口食用一半就大致够了,还有一半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提供出来,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民食什五之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见税什五”的租佃制。而这一基础,战国时代确实已经具备。 [4]由此亦可见董仲舒所说决非虚言。出身农民的苏秦曾向往当一个拥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小地主,这二百亩田可视为当时取得地主资格的最低土地限额,而它是按照“见税什五”的标准计算的。因为至少拥有二百亩地,以“见税什五”的租率出租,才能获得相当于或超过一个“一夫百亩”的自耕农全年的粮食收入,过上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 [5]这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见税什五”的租率和实行“见税什五”租佃制的庶民地主。

在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三种土地经营方式中,租佃制是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的。《吕氏春秋审分》记载一个庶民地主 [6]比较了“众地”(雇工集体耕作)和“分地”优劣,得出“分地则速”的结论。所谓“分地”,即把土地分給农民包干,这是租佃制的先声,或者竟是掩盖在雇佣或伇属关系之下的一种租佃制。 [7]后世的租佃制或称为“分田”,如王莽所说的“分田劫假” [8],荀悦所说的“分田无限”,东汉黄香传所载魏郡公田的“与人分种”,曹魏屯田实行的“分田之术”,都是指租佃制,它们与《吕氏春秋审分》所说的“分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吕氏春秋审分》所作分析的正确性,在地主制经济的诸种经营方式中,租佃制表现了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而这种技术体系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奴隶缺乏生产积极性,难以精耕细作;雇工成本高、也难以监督;唯有分租最便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秦汉时代,私人和公家租赁土地还有一个名称——“假”。《汉书食货志》:“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颜师古注:“假,亦谓贫人赁富人田也。”西汉在京畿地区设“稻田使者”,又称“假稻田使者”,负责把政府掌管的稻田“假与民收其税入” [9]。李贤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说:“假,租赁也。”这种“假田”,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以前读《睡虎地秦简》,看到其中有官府向百姓“假”铁器的记载,如“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百姓叚(假)公器及有责(债)未赏(偿)者……”[10] 曾想,既然铁器可以“假”,土地是不是也可以“假”呢?后来在《龙岗秦简》果然发现有“假田”的记载:

诸以钱财物假田

黔首钱假田已 [11]

龙岗秦简的时代在秦统一前后,它所反映的国有土地租赁的情况应不晚于战国末年。这说明,在庶民地主中首先实行的租佃制,很快就推广到国有土地上去了。反观《睡虎地秦简》的有关记载,那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向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出借的,由于已经收取了地租,铁器损坏后就不必赔偿,其中包含了保证国有土地生产正常进行的意义。秦代假田似乎还推广到了边郡。《史记匈奴列传》载秦始皇派蒙恬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后,“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裴骃《集解》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据此,“北假”是由于秦在这里实行“假田”而得名的,后来成了地名,汉代仍然一直在这里设置田官,负责“假田”的事务。

总之,租佃关系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于租佃制的早期的直接记载确实不多,这大概是由于它往往隐藏在雇佣或役属关系之下,到汉代才逐渐显山露水。王莽篡汉后,在对汉朝政府的指责中指出: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荀悦《前汉纪》评论汉文帝三十税一诏时也指出: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这两条史料都是被人们征引得烂熟的。我之所以再次迻录于上,是因为他们是以权威者的身份(一个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讲述当代(汉代)的普遍情况,这是任何个案的例举所无法取代的。他们都指出了汉代豪强势力的膨胀和豪强地主普遍实行收取实物地租的租佃制剥削方式。与汉代其他文献相参证,不难看出,至迟汉武帝时代,庶民地主中的豪强势力已经坐大,租佃制已经成为地主制经济的主导经营方式。汉武帝时代,决不是部分佃农开始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时代。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中国中古时代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8月,天津。

[3] 《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无立锥之地,至贫也。”《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载曾经作过楚相的孙叔敖,“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陈胜、吴广这类雇农,就属于“无立锥之地”的范畴(《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当然不是秦末突然冒出来的。

[4] 参见拙著:《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的战国的亩产量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 参见拙著《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6] 《吕氏春秋审分》的作者是用“以众地”为例,来论证“分”的重要性。文中提到“臣主同地”,即主人与臣仆一同耕地,当然主要是为了监督,但也说明文中讲的不是国有土地和贵族土地的经营,看不出耕作者对土地所有者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也看不到主人对耕作者施加强制的手段;土地的主人应是一位庶民地主。

[7] 参见拙著《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8] 《汉书食货志王莽王田令》:“……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

[9] 《汉书》卷7及如淳注。

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范文第5篇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已没有后推的余地

在未来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仍属就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岗位的供不应求是一个长期现象。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我们都曾多次面临过相当严重的就业压力。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就业形势再次骤然 严峻。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的“下岗”问题之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构成了就业形势的新特征。

“十五”发展过程将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按照已经写入“ 十五”计划的数字,在此期间将有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这4000 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于 “十五”初期我国城镇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的18.87%和35.71% 。

事实上,从农村的发展需要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要求看,5年转出4000万剩余劳动力还 是远远不充分的。从城乡平衡发展的要求看,我们需要在未来5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每年 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才行。实现这样一个转出规模,我们才 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上国民经济扩张的速度、跟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 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不至激化。

上述估计是否太过夸张了呢?一个事实是,我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按 照世界平均的农业生产率大致推算,我国的种植业最多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就够了。而 2000年末我国乡村就业人数为4.99亿人!

我们能否推迟这样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进程呢?不能。在“九五”末期以来 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得出一个高度共识的结论: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只能是减少农 民。从时间上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后推的历史余地。不作好这件 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没有希望,工业化、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趋于激化

在“九五”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已经在不断增加 ,但那时城乡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市场基本上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因而前期城乡劳动力对劳 动岗位的直接竞争并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间,这种就业市场的分割状态将明显趋于瓦解。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市场 导向下的竞争就业已经成为“十五”期间就业岗位配置的基本原则,城乡户口壁垒已经明显 松动,歧视性的地方就业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另外一个明显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 方面城市劳动力正在不断降低选择就业岗位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正在通过 种种就业技能的学习途径努力提高自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 的直接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更为值得担心的是,这两部分劳动力群体中最先相互“碰撞” 的,很可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年轻力壮、流动性强、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群体和 城市劳动力中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文化素质较差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可以肯 定的是,未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护”将成为最明显 的呼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 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根本出路

“九五”末期,在对重大战略难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存在 一个明显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人们共识,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 史任务、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致实现 资源节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调整人类经济 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城市。

但“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突出这一意图,“十五 ”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现在看,我们的城市化战略需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孩子长多大就得作多大衣 服”还是“衣服能作多大就让孩子长多大”?

中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在工业化进程中,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由城市经济创 造出来的。城市经济对就业岗位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优化组合城市经济资 源,开拓新的产业领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需求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在社 会化大生产和城市社区的环境中,新产业发展的需求基础才能被不断创造出来。二是深化社 会分工,推动社会服务业不断发展。在现代经济中,就业岗位的增量部分主要来源于社会服 务业的发展。三是城市建设本身也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 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事实上,我国过去两年来的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的设想展开。2000年以来,各 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并非是小城镇,而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 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

大中型中心城市先于小城镇、小城市而出现加速扩张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小城镇、小城市应当发展。但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小城镇、小城市发展的前 提是社会化分工的广泛发展。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人们 主观想象中的“城镇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和 中国“入世”的推动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的能够直接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化“窗口”城 市。而且大中型中心城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重心,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 优化重组的要求要远比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改造更为迫切。“九五”中后期以来,我国地级以 上的230余座城市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如果不是过去两年大 、中城市的加速发展为新转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今天面临的就 业形势会比现在严峻得多。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些年中,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不仅仍将是国民 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最重要支持力量之一,而且也仍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

通过制造业发展把更多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来

现在看,制造业仍是提供就业岗位的最多产业之一。从现实出发,中国应当加快制造业 的发展步伐。事实上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当前,中国 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产量规模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第一次提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

在以家电、手机等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出现新一轮扩张的同时,作为工业化阶段制造业 典型代表的轿车工业也开始萌动。2001年以来,中国轿车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新品牌、新型号 层出不穷。其中不仅有一汽、二汽、上汽以及天汽等老牌轿车生产基地的新产品,而且很多 省区新厂家的产品也在“家庭车”概念上尽夺风头。2002年前半年,我国轿车的产量和销售 量的同比增长速度均在30%以上。

发展制造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我们要积极参与对有限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争取把更 多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来。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基本趋势是,在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 赶不上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扩张速度,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另一个趋势是, 发达国家在争取占据更有利分工领域、从高科技产业中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同时正在丧 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制造业,向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已 成明显趋势。

从现实情况看,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从我国的切身利 益出发,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态势。要积极参与而不是回避这一竞争。在世界经济增长放 缓的形势下,我们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各项战略措施,应当 有利于参与这一竞争。争取把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这应当成为我们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个新的战略目标。

“就业优先”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

从理论层次上看。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展历来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物的扩大再生产 优先,另一条是解决人的问题优先。但是,在我国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更需要正 视的是特殊性。

我国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占我国劳动人口主要比重的农民还远未完成从自然经济下的 小生产者蜕变为按照市场方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者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转移的正在开始。这个特殊性决定,缓解社会利益矛盾以及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就业状况的改善。这就需要我们把“就业优先”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

就业优先的基本含义是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优先。就战略思路看,就业优先原则应当重 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当前,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上有三 个需要澄清之处:首先,鼓励劳动者成为小商品经营者、股份合作制下的合伙人不是劳动力 市场发育的主要方向。强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内在经济联系是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条 件下调动积极性的有效方式;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恰恰是弱化劳动者与 生产资料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雇于资本的劳动者是大多数,他们才 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次,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歧视性政策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 良性发展。我国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逐步建立起符合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方向的非歧视性劳动 力市场 ,消除城乡、工农利益矛盾趋于激化的潜在威胁。三是无规则的自发状态不是合理 的市场竞争状态。由于不同劳动力群体自身的再生产费用不同,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影响程度 不同,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规则不但要协调竞争秩序,而且要协调不同群体之间对有限岗位的 竞争矛盾。

第二,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市场经济下劳动者利益的基本体现是通过就 业获取收益。集中化与规模经济、减人增效等都是提高资本收益的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劳 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就业和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国企改革、结构转换、企业 规模结构调整以及技术手段改进等方面政策需要与就业岗位的增加密切结合起来。

第三,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结构升级政策。从长远过程看,在我国的经济调 控政策中,对增长速度、信贷规模、货币发行、财政与外汇平衡、总量平衡等方面的控制应 当适度服从于降低失业率的要求。其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升级政策不应以不适度地牺 牲社会就业水平为代价。

第四,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 安排。城镇扶困、完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体制身份转换、社会培训成本、下 岗职工再就业工资补贴以及向衰退区域导入新产业等方面的政策成本应当在中央与地方政府 的财政支出中给以优先保证。对就业矛盾格外突出的局部区域还应采取特殊对策,要尽快制 定和出台衰退区域经济振兴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