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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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1、反馈又称回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来讲，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即将输出量通过恰当的检测装置返回到输入端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的过程。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

2、在其他学科领域，反馈一词也被赋予了其他的含义，例如传播学中的反馈，无线电工程技术中的反馈等等。

（来源：文章屋网 ）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普；科学传播；5W模式；资源

【中图分类号】 G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1-0024-02

引言：

科普资源是科普事业发展中所需要的有用物质，是科普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提出了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工程、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以及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等一系列目标，“旨在全面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如何深入发掘和利用科普资源，以开展科普工作，是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于科普资源的分类体系，学界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有的学者立足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构建科普资源理论体系，有的学者则从科普具体实践的角度将科普资源界定在科普内容资源及相应的载体上。然而，在具体的科普活动设计中，如何流程化的整合资源，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科学传播学的角度，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研究工具，提出一种科普资源的分类方法，为具体科普活动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 科普的概念

本文所理解的“科普”是“科学传播”的一个分支。所谓“科学传播”（或曰“科技传播”、“科技传播与普及”等），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的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包括专业交流、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以及技术推广等一些基本的形式。本文所指的“科普”，是这四个部分中“科技普及”的简称，往往又被称为“科学普及”。科普是指“面向普通民众的一种科学传播过程，功能是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具备参与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政策讨论的知识基础[1]”。

二 科普的“5W模式”

从科学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引入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winght Lasswell）的“5W模式”分析科普活动。拉斯韦尔曾提出传播过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这五个要素构成了“5W模式”，奠定了研究人类传播现象的基础。它们可以表述成：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科普作为科学知识传播活动，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分支。在科学传播学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将“5W模式”引入到科普研究中，根据这个模式可以分析科普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要素。（见图1）根据“5W模式”中的五个要素，“可以展开科普主体（控制分析）、科普内容（内容分析）、科普媒介（媒介分析）、科普对象（受众分析）、科普效果（效果分析）的五项研究”。

图1 科普的5W传播模式

三 科普资源的内涵

关于“科普资源”概念的理解，关注的角度不同，对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广义的科普资源是指：“科普社会实践和科普事业发展中所需要的一切有用物质”。狭义的科普资源则是指“科普活动、科普实践过程中所需要的要素及组合资源”，主要指科普活动过程中的信息及相应的载体。如学者莫扬指出，“我国的科普资源主要是社会公共财政开发的公共科普资源，分散在不同的系统、行业、部门之中”，“我国科普资源包括网络化科普信息资源、非网络化科普信息资源、科普展品资源、科普活动综合资源四大类”。本文从科普活动的需求出发，采用广义的视角理解“科普资源”。科普资源是指科普活动所需要的一切有用物质。

四 科普资源的分类体系

根据科普资源的定义，结合科普的5W模式，我们可以将科普活动过程中具体发挥作用的科普资源分为科普主体资源、科普内容资源和科普媒介资源三个组成部分。此外，在构建科普资源的体系时，还要充分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对科普资源界定的要求。考虑到科普资源是一个系统，科普活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其它因素的支持，受到其它要素的影响，所以科普资源还应包括科普保障资源。

有学者曾提出，从科技传播学的视角可以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资源分为“内容与载体资源、传播渠道资源和保障条件资源”。“科普内容资源是呈现科技传播与普及工作中的科学技术内容要素以及表达和承载这些内容要素的作品、产品与载体；渠道资源包括被用来传播普及科学技术内容的各种渠道及媒介（如媒体传播、科学教育、基础设施传播、科普活动等），保障条件资源则包括政策环境、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种基础性的支撑要素”。从科普活动的过程分析，人力资源主要是指传播主体的资源，传播主体是科普活动的一个独立环节，因而可以作为一类单独的资源呈现。此外，“在传播过程的结构分析或要素分析中，还是用'媒介'为宜”，因此渠道资源可以称之为媒介资源。由于本文所理解的科普属于科学传播的一个分支，不包括科学教育的内容，因为传播媒介资源中也应排除科学教育的内容。

所以，科普资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科普主体资源、科普内容资源、科普媒介资源和科普保障资源。

1.科普主体资源。

科普主体资源是指在科普活动的发起者和传播者。包括科普工作者、专家学者、科普志愿者等资源以及组合形态的科普主体资源（如媒体组织）等。

2.科普内容资源。

科普内容资源主要指科学技术普及的内容以及相应的载体，包括：文字、声音、影像、展品、展板等以及它们的复合形态。它们在不同的科普媒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组合形态。

3.科普媒介资源。

科普媒介资源则是各科普内容传播的渠道中相应的媒介，根据传播渠道的不同可以分为媒体类、场馆类、画廊、橱窗以及流动设施类。媒体类科普资源主要指大众传媒组织所使用的传播媒介，包括网络、影视、广播、报纸等。场馆类科普资源主要指以固定场馆为特征的科普资源，它们藏有和维系着丰富的其它科普资源，不仅可以使许多科普资源的作用得以发挥（如：科普人才、科普挂图、科普展品等等），同时还可以使科普活动呈现真实性强、体验度高、内容丰富等特点。场馆类科普资源主要包括科技类博物馆、科技馆、天文台、动植物园、实验室、工程中心、专业陈列室、标本室等。画廊、橱窗及科普大篷车类科普资源是指活跃于固定场馆之外的科普设施，主要包括科普画廊、科普橱窗、科普大篷车、科普列车等。

图2 科普资源分类体系

4.科普保障资源。

科普保障资源则包括科普经费资源和科普政策资源。根据上述对科普资源分类的分析，可以构建科普资源的分类体系，见图2。

五 小结

科普作为科学传播的现象，与其它人类传播现象一样，都有一定的传播过程。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我们可以了解科普活动的基本过程，以及相关的要素。在具体科普活动设计中，可以以科普受众为核心，根据科普流程整合相应的要素（科普资源），以使科普活动发挥更好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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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D.Lasswell.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Harper and Brothers，New York，1948

[3] 潘启龙.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的一个科学传播评价框架[C]//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论坛暨第十八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2：20-26

[4] 尹霖，张平淡.科普资源的概念与内涵[J].科普研究，2007，5：34-63

[5] 上海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中心.上海科普资源状况（2008版）[R].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8

[6] 莫扬.我国科普资源共享发展战略研究[J].科普研究，2010，1：12-16

[7] 俞学慧.科技馆搭建科学传播交互平台的浅析[J].科协论坛，2011，5：45-47

[8] 任福君，翟杰全.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

[9] 张允若.对传播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辨析[J].杭州大学学报，1998，1：103-108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 变迁 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8-0069-02

《文化变迁》一书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克莱德·伍兹先生撰写，作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分科入门丛书”中的一册，本书系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西方文化人类学中变迁研究的理论、方法、现状，并结合理论方法描述了危地马拉高原的变迁情况，直观地给读者展示了这一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变迁的方方面面。且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一、文章结构

本书分别由以下五部分构成：

（一）人类学和变迁历史透视

本文第一章主要是介绍人类学对于变迁问题研究理论的总体情况，并评价出这些理论的贡献和弊端，为之后自己关于变迁研究做了铺垫，也算是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综述。

变迁的理论主要涉及了人类学的三个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新进化论学派。在作者看来，古典进化论学派把人类社会单线进化的理论建立在“人类心性的一致性”上的假设是不全面和不真实的，严重忽略了民族间接触导致文化特质的借用和传播情况；传播学派则把他们宏大的理论建立在借用的基础上，忽视了人类的创造性；新进化论中怀特的“普遍进化”将技术作为文化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过于简单化了，斯图尔德的“特殊进化”把文化变迁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内，探讨特殊事例的变迁规则。

（二）变迁的发生

变迁是所有社会文化体系中永恒不变的现象。作者提出，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包括文化长期的变异、发现、发明和传播借用。即当一个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发生改变时，人们就会做出一定的适应行动，于是变迁接踵而至。当然，反过来说，社会中发生了创新活动，也可以促使社会文化或自然环境的改变，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三）关于变迁的基本概念

借用（传播）：它是社会文化变迁最基本的形式，文化从某一时间某一地区的某一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中，这一文化特质不会被完全复制，而总是因为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很大差异，决定于这一文化特质与本地文化适应的程度、可鉴性、优越性、可行性等因素。例如：景教、基督教都曾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传播，但由于当时中原已有发达的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相比起来它们输于优越性和可行性。

而涵化则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在两个先前独立存在的文化传统进入持续接触，并且其接触的程度足以引起一个或两个文化产生广泛变迁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涵化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区的。

在文化借用的过程中，同时也发生了重新解释文化的现象。一种外来的文化特质不可能被按照原貌传递和接受，总会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纳入该民族的文化体系中。这一现象非常常见。

其次，当不发达的民族开始接受较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时，他们一般接受的是一系列技术方面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要素——即技术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连续变迁。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形成一种概念，变迁是一个不断发生的社会过程，它们被穿在时间的链条中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就如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体现在文化、经济、政治各个方面。

（四）方法论——指导变迁与参与式发展

在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发生持续接触时，一个较先进的民族会主动地和有目的地介入另一个民族的技术、社会和思想习俗，即指导变迁。作者也用了很多例子来强调，指导变迁一定要适应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考虑引入的技术是否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尊重被接受者的反应。那么，如果促使当地居民参与这一变迁过程，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新技术方法的优越性，指导变迁的行为就更加事半功倍。

同时，作者介绍了人类学在研究文化变迁中的四个基本方法：

1.历史复原法：依赖于文献记载的资料、考古的记录或当事人的回忆，复原过去的历史。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做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和回忆者精准的记忆。

2.剖面分析法：通过观察在时间上的某一点，社会中人们行为、信仰与态度的变化范围来推断变迁的进程。不过这属于个案研究，只能代表该社区的特殊变迁，而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3.研究——再研究：回到一个先前被研究过的社区重新研究。这种研究的方法有严重的局限性，不同的调查者由于其在理论方向、资料种类、偏向上的不同，研究出的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

4.纵向研究法：用历时态的视角精确地记录某一地区变迁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变迁以及如何变迁，但这种研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5.应用概念、理论和方法描述危地马拉变迁

由本书作者发起的“危地马拉研究计划”应用了社会文化变迁的概念和理论方法对这里做了一个纵向的变迁研究。

二、评价

（一）对变迁模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