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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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第1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第2篇
一、本单元简介及设计总体思路
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本单元的内容量较大，且知识点较为松散，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大，如果单凭教师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这课主要采取教师点拨，学生主体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包括课前的预习、课中的合作探究、课后的总结等等。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点拨，这样，学生更容易消化，而一些较为简单的内容则要求学生通过主动学习的手段来掌握。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战国秦汉 国家 个体小农 授田制度 编户齐民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产生。前者促成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权力结构的形成，后者则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与集权国家直接联系的个体小农阶层。二者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传世文献及新出土文献资料，对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加以考察，以就正于方家。
一、集权化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选择与个体小农阶层的形成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关键时期。所谓“个体小农”，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五口百亩之家”。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小规模家庭(通常是一夫一妻为主的核心家庭单位)与小规模土地(通常是“百亩之田”)的紧密结合；二是农业生产上多采取“集约化”方式(主要表现为单位耕地面积的人力集中投入和“耕织”结合的生产模式)。
关于“个体小农”阶层的出现及小农经济的形成，学界已有长期研究，形成了若干重要成果。其中较有影响者，或以为是战国小土地私有制发展的结果；①或以为是农村公社组织解体，旧有宗法农民摆脱对公社依附关系后的产物；②还有学者将原因归结为人口压力③或气候环境压力④，等等。上述结论，对我们理解战国秦汉之际个体小农经济的性质及特点，颇有助益。但笔者以为，要深入解决个体小农形成的内在机制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放宽研究视野，从个体小农与国家政权的内在关系入手，进行细致考察。事实上，战国秦汉之际个体小农阶层的大量涌现，正是当时“大地域”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形成进程中制度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大地域”性质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形成与确立的关键时期。而战国兼并战争所带来的强大政治经济压力，则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诱因。战国之际，“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史记·六国年表序》)Lt益剧烈的侵伐兼并形势及战争规模的空前扩大，不仅对国家经济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还对各国政府的集权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战国策·楚策一》)，如何应对日益突出的“耕”(农业生产)、“战”(兼并战争)压力，成为决定各国在激烈兼并战争中胜负成败的关键。为此，各国先后展开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其实质是制度创新运动)，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催生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则大力改革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居民控制模式，催生出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阶层，最终促成个体小农与集权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的推行及确立
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能力，是战国权力变革的基本方向。⑤各国变法运动，基本上都以建立君主集权政治体制为核心，加强国君(中央权力)对全国的统治能力。这一权力结构的调整，全面瓦解了西周春秋时期的“领土分封”制和贵族“世卿世禄”制，形成了以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为单位的地方权力结构，这就使西周春秋的间接地域控制方式，转变为君主中央集权的直接管理模式，进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权力结构。
“垂直型”国家权力结构的确立，不仅维护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权威，而且确保了中央对地方政治事务及基层单位的直接管理和有效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令畅通和国家意志的顺利贯彻，防止地方势力及强宗大族坐大；同时也便于提高行政效率，以有效应对激烈兼并战争的严峻挑战。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大地域”国家的国土控制模式，为秦汉及后世王朝政权所继承。从而在政治体制上，为战国秦汉之际广泛的个体小农阶层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架构和有效的组织保障。
2．国家授田制的推行
战国授田制，是一种由国家掌握地权(“土地国有”)，并按一定标准(一般是“一夫百亩”)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户耕种，直接向农户征收赋役的土地分配形式。授田制的推行，是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者独立生产条件的成熟(铁制农具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国家政权和地权的集中(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之上，并围绕各国现实政治经济目标(解决“耕战”问题)而推行开来的，因而带有鲜明的“国家权力主导”色彩。国家推行授田制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既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便于国家直接管理的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以达到“驱民务农”和增加赋税收入的现实目的。
战国授田制的推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造就了人数众多的、与国家有着明确而直接联系的、从事分散农业生产的个体小农阶层。其中，授田之主体是国家，而受田的主体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户。国家政权将直接掌握的土地资源，分给个体农户耕作，使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一夫”)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土地资源(“百亩”)。民有“恒产”则有“恒心”，这样，既可以使之安心务农，又明确了农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与义务，使之成为直接隶属于国家的基本生产者。
战国授田制的实质，是一种“国家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⑥。这种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由原来的村社共同体成员共同劳动的“共耕制”(“耦耕”)，转化为个体农户的“责任分耕制”，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大大提高了耕作农业的生产率及产品积累率。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导致个体小农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赖，严重影响了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的具体关系走向。
3．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居民管制制度的推广
“编户齐民”制度，是一种以“户”为单位登记居民名籍，并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不分贵贱等级，统统隶属于国家权力的居民管制方式。《汉书·高帝纪》注引颜师古日：“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食货志》注引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其基本要点有二：一是“百亩”授田而立户，以户为单位而定籍，登记户内人口、土地、财产情况，作为国家立户授田、征收赋税、派发徭役兵役的基本依据；二是户与户的居民之间，按照居地相连的原则，组成“什伍”编制，并将之纳入以“里”“乡”为单位的基层行政组织，国家设置“里正”“乡官”，实施对居民的直接管理和有效控制。这一制度的推行，不但有利于国家授田制度的稳定，同时还体现出了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对基层居民单位及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
“编户齐民”还是一种有效的军事动员和社会动员手段。其中的“什伍”编制，本源于古代军队组织编制，将之用于居民管理系统，实有“寓兵于农”的考虑，可将居民按照战时军事编制，快速有效地组织起来，大大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人力、物力动员能力。这对于维护中央集权体制、实现兼并战争下的“耕”“战”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集权”、“国家授田”及“编户齐民”，都是战国时期各国迫于兼并战争的严峻形势，为缓解“耕战”压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目标，而推行的制度创新措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集权制的重点在于治官；国家授田制的重点在于治田；“编户齐民”制的重点，则以治民为主。它们各有侧重，又互为依托，均带有鲜明的“耕战”色彩及“权力主导”特征，但上述措施相互作用，却直接催生出了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共生互动关系。
具体而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形成了以专制国家为核心的垂直权力网络，为国家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提供了政治前提；授田制的推行，确立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组织形式，在为小农提供稳定基本生产资料的同时，也造成了小农对国家的高度依赖；同时也便于集权国家获得稳定的财政来源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是小农与国家问相互关系形成的制度基石；而“编户齐民”制的推行，则实现了国家对小农和土地的直接管理，既是维护授田制实施的保障措施，也是强化国家对基层控制力的重要手段。这三项制度变革措施，是战国变法的核心，它们催生出了“大地域”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和为数众多的直接隶属于国家权力的个体小农阶层，并最终造就了小农与国家问的共生互动关系，进而完成了战国—秦汉的社会转型。由此形成的强大“制度性惯性”，成为后世“大地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秦汉以后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与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加强，都与这些制度因素高度相关。
二、战国秦汉之际小农阶层的日常生活
战国秦汉之际个体小农阶层的大量生成，实质是特定生产力状况与社会局势下，国家政权围绕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性措施的产物。这对小农的日常生活状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小农的家庭规模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家庭，也就是文献所说的“五口百亩”之家(《汉书·食货志》)或“八口百亩”之家(《孟子·粱惠王上》)，通常属“小规模的个体家庭或简单扩展家庭”。⑦这类家庭，按其人口数量，可分为上、中、下三类。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守法守令十三篇》之“田法”中提到，“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周礼·地官·小司徒》提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有学者推测，这种个体家庭的人口通常在5～7口之间，也兼有多到八九口的。家庭成员中，除作为户主的夫妇二人，还包含夫之父母与子女，也可能包括其兄弟。⑧秦用商鞅变法，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则秦国小规模人口的个体小农家庭数量，可能较东方六国要多。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云梦睡虎地秦墓曾出土秦代从军士卒惊与黑夫兄弟二人写给其母及兄的两封家信，从信中可以知，惊与黑夫家中人口，除两兄弟从军出征外，家中尚有母、兄衷，以及惊的新婚妻子等人口组成。
另外，秦代某些个体小农家庭中，还可能有少量的家庭奴隶(“臣妾”)。云梦秦简出土法律文书《封诊式》中，曾记载“某里士伍甲”家中人口有：甲及其妻、一女、一男、一臣、一妾。同出另一件法律文书中，曾记载“某里士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日：丙，甲臣，骄悍，不田作。”则某些个体家庭尚有家庭奴隶从事劳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秦代推行军国主义的“农战”政策，用奖励臣妾的方式，鼓励士伍作战、务农有关。
汉代个体农户家庭的普遍规模，大致也维持在“五口”左右。⑨根据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汇集的资料，可知西汉(公元二年)有12233062户，59594978口，平均每户4．87口。而根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郑里廪籍”，曾记载了里内25户居民家庭的人口，最少者1口，最多者8口，大部分均在4～7口之间，平均为4．67人／户。⑩这两个数字，均与典籍中所记“五口之家”接近。
2．小农的生产经营状况
战国秦汉之际，小农家庭所占有的基本生产资料，通常是由国家按“一夫百亩”(“夫”指家庭中的男性户主)的基准授受耕地及若干宅地，但由于民爵等级制的实现，不同爵级的农户的法定占田数也不一样。《史记·商君列传》“(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依附以家次。”汉律中也有此类记载，可参看。⑾而且西汉时期，国家授田制有所松弛以后，还有不少小农家庭的实际受田不满“百亩”。前引凤凰山汉简“郑里廪籍”中所记载接受国家振贷的25户居民，户均耕地只合24．7亩，远低于国家规定授田亩数。⑿
多数个体小农都采取男耕女织的方式，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家庭畜牧、瓜果种植及布帛麻丝等家庭副业。
3．小农的社会交往状况
与前代农村公社村落共同体成员相比，战国秦汉个体小农问的血缘关系，更加稀薄。⒀小农的公共活动空问，通常以“里”为中心。里中居民的居住状态已日益复杂。《庄子·则阳》：“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显示里中居民已是不同亲族系统的杂居状态。即使是里中同巷之人，也多是无亲属关系的近邻。虽然也可能有血缘及姻亲关系同里而居，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封轸式》中提到“士伍丙”，除同里兄弟，其“外大母”也曾与之同里而居，但更多的里人之间，却没有血缘关系。⒁
里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景况，通常都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详下节)。“里”内居民的主要社会活动，除“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亲属邻里间的日常人际交往外，还包括“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等社区公共活动(《汉书·食货志》)。从文献所载小农此类活动的花费情况看，应该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项目之一。此外，小农接受国家授田的同时，也要承担诸多的国家义务，其主要者有：田租(如粟米、刍藁、布帛)、赋税(如算赋、口赋)、力役(如徭役、兵役、杂役)，等等。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也是当时小农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另外，各种文献资料表明，战国秦汉的小农生产，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市场交易活动。⒂虽然小农参与的市场，基本上限于“初级市场”，但市场原因对小农日常社会交往活动的渗透，则是可以肯定的。
上述小农阶层的普遍存在，构成了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广泛的根本基石。
三、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如前所述，战国秦汉之际“五口百亩之家”个体小农阶层的形成，是集权国家制度选择的结果；而小农阶层的广泛存在，则构成了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根本基石。国家政权与个体小农之间的直接互动，形成两者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的微妙共生关系，深刻影响了战国秦汉的传统社会结构。
1．国家农业政策的推行及小农与国家间“依附一”关系的确立
战国秦汉之际以“一夫百亩”为标准的国家授田制的推行，是小农生产方式形成的关键。这种以个体小农家庭为单位、以男耕女织“集约化生产”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模式。⒃其突出优点和致命缺点，几乎同时并存：
通常而言，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可充分调动小农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促其在有限耕地上投入更多劳力，从而有效提高单位面积的劳动生产率；另外，由于小农家庭的规模较小，与村社集体劳动相比，生产较为方便灵活；再加上“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便于家庭生产单位稳定性与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之具有顽强再生能力和延续能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有其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一方面，“一夫百亩”的生产规模，导致极低的产品积累率，不利于农民再生产能力的扩大；而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长周期性，容易遭受各种自然及人事因素的影响，小农生产抗风险能力弱，再生产过程容易中断。《汉书·食货志》引李悝所言“农夫所以常困”的结论，及贾谊上疏中提及小农“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的窘况，都是很好的例证。要保障小农生产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国家政权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由此决定了国家政权在农业生产中的基本角色。
要维护小农生产的稳定性，首先要巩固国家授田制度，以维持小农与土地的稳定关系。因此，除确保国家授田外，还要定期核查疆界、及时调整人户与土地的关系、打击侵夺小农利益的豪强势力、抑止土地兼并，以巩固小农与土地的有效结合。而此类任务的完成，全赖国家权力的介入。出土文献所见，战国秦汉国家在授田标准、立户管理及土地疆界管理等方面，均有细致规定及措施，显示出国家对其农业管理职能的高度重视。⒄
维持小农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还需要国家直接介入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制定细致全面的生产管理措施，协调生产过程，推广新的技术及生产手段，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土地的人力物力投入。⒅国家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接介入和有效组织，是小农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此外，由于小农生产本身的严重弱点，还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后备保障。特别是在应对水旱灾害、救助贫弱群体、加强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各种扶持救助措施，以帮助小农救灾抗灾，恢复生产及再生产能力。屡见于战国文献及《汉书》历代帝纪中的“贷民”“振困”、减免租赋、假田公田、贷民种食等方面的记载，均体现了国家对小农生产救助及保护职能。
小农社会中的国家权力，通常要集四种角色于一身，不但是“农业政策制定者”和“农业行政管理者”，同时更是“农业生产活动组织者”及“小农生产者保护人”。⒆由此造成小农对国家政权的直接依赖，国家成为小农的人，小农则成为国家的依附者，最终促成了小农与国家问的“—依附”关系的确立。
2．居民管制措施的强化及小农与国家间“服从—管制”关系的形成
战国秦汉国家对小农生产方式的青睐，不但有经济军事方面的考虑，更有维护集权统治的考虑。通过“编户齐民”制度的推行，国家确立了对居民的“垂直控制”体系，以最大限度保障国家的集权统治。因此，国家居民管制措施的强化，对小农与国家的关系走向，产生了强烈影响。
严格户籍制度，是强化居民管制的重要手段。户籍是实施居民管制的基本依据，为战国秦汉国家所严格控制。《商君书·境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据睡虎地出土秦律记载，秦代居民户籍登记的基本项目，包括名、事、里及爵等内容。⒇而根据张家山汉律，汉代居民户籍登记项目更为细致，包括民田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相关户籍资料，均要“谨副上县廷”，并严格封存，不许擅自增减；每年八月定期核查；居民的人口、田宅、奴婢、财物等情况的变动，要及时报告乡部啬夫并经过批准，违者要追究当事人和负责官吏的法律责任。[21]《秦律》规定，居民不能随意徙居，徙居者要经过官府更籍的手续，才能够获得承认。[22]《汉律》规定，如果有不服从身份管理，逃亡或避役等行为，则要追究责任。[23]这些严格的“编户”措施的推行，大大强化了国家对居民的管制能力。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居民，国家还彻底改造村社关系，建立以“里”为单位的基层居民组织，里设里正(里典)、啬夫等职，进行直接管理。《管子·立政》对战国“里”中管理情况，有详细记载：
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闱，慎筅键，筅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
汉代里中的管制情况，张家山出土汉律《户律》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口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
具体措施如此一致，可见制度延续性非常明显。这种“比地为伍”，以“什伍”编制为基础，人口控制与土地控制相衔接，可将属于国家“正籍”的普通编户民，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同时强化里中吏、典的管理职责，改造原有村社关系，实施乡里居民集体控制，无疑加强了国家对居民日常社会的强力控制。最终形成了小农与国家的“服从——管制”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双方的“直接对立”。
四、集权国家复杂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小农与国家关系的变异
如前所述，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的共生互动关系，是若干制度及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国家内的复杂政治生态，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制度及政策的现实运行过程，由此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最终埋下了导致双方共生互动关系变异的隐患。
1．土地兼并与授田制度的破坏
小农与国家共生互动关系的变异，首先从授田制度的破坏开始。授田制度的推行，是维系国家与小农关系的基石。就制度设计而言，国家按照“一夫百亩”标准，授田与民，将土地和小家庭农民紧密结合起来，的确适应了农业生产变革的要求。但这种立户授田、以人比地的做法，要求国家掌握大量的耕地，并根据人户立废情况及时调整，才能保持授田与立户的动态平衡。由于居民人户状况与国有耕地面积的变动并不完全一致。制度推行日久，“立户”与“授田”的矛盾，也日益显现。从张家山出土汉律看，授田不足及无田可授的现象，汉初即已普遍存在，国家不得不采取某些变通措施来加以勉强维持。
在这种背景下，集权国家复杂政治生态对国家授田制所造成的破坏，往往是致命的。以西汉为例，国家一方面严厉打击民间豪强势力，防止豪强控制小农；另一方面，却培养出了大量体制内政治权贵势力。国家不但给予政治权贵们各种特权，也从未认真限制他们的土地兼并行为。许多权贵大规模买卖田宅土地，汉丞相萧何曾“强买贱买民田宅数千人”(《汉书·萧何传》)；武帝时，丞相田虫分“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将军灌夫“家累数千万……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颖川。”(《汉书·窦田灌韩传》)，等等。而西汉皇帝赏赐宗室、权臣大量土地的做法，也是很常见的。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小农失地和土地向私人权贵的集中，国家可控耕地也日渐减少，最终出现了“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语)的现象。这种破坏对于授田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小农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来源，被迫大量破产与逃亡；国家也失去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及可动员的人力资源，统治基础受到极大削弱，最终导致国家与小农间直接联系的断裂，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汉后期，国家集权能力日削，国有土地日蹙，小农大量破产流亡，授田制已无法维系，国家的政治危机也最终爆发。
2．国家财经政策的诱导
小农与国家关系变异，通常还与国家的某些现实性财经政策的诱导有关。为了解决现实财政困局，西汉政府推行“入粟拜爵”的政策，允许居民人粟入钱得爵，而且允许民爵买卖。从短期效果看，这对于缓解政府财政危机，有所助益；但其长期后果，却极危险。因为汉律规定，爵在“五大夫”以上者可“复其身”(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入粟拜爵”措施推行后，大量享免役特权的居民的出现，导致国家可以承担徭役兵役的劳力日少，最终出现“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汉书·食货志》)的状况。进而造成国家直属小农负担的不断加重，严重影响了小农的日常生产生活。
再以商业政策为例。由于商业对国家集权体制和小农生产的双重潜在威胁，秦汉国家政策取向上，往往要刻意强调“抑商”。但实际操作中，非但不能“抑商”，最终却出现晁错所言“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反常现象。究其原因，国家的某些财政经济政策，难辞其咎。
前已指出，小农生产与市场经济具有某种内在关联：不但其日常生产生活的某些需要，如盐、铁农具等，通常要借助市场交易行为来实现；而政府出于方便行政的考虑，推行的某些财政税收营私，也往往刺激小农将其产品投入市场获取货币收入。如，汉律规定，不仅小农承担的算赋、口赋，通常是以“钱”来结算；国家对某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也要收取货币罚金；就连小农上交给政府的粟米、刍藁之类的实物负担，也需要部分折合成货币单位来收缴。[24]些规定，虽方便国家行政，实质却强化了小农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客观上为商贾盘剥小农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因此，国家的“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要求，必然会导致小农“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食货志》)困局的出现。这表明，在小农参与市场过程中，农产品供求关系并非全由市场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政策因素所起的负面作用，似乎更为关键。更有甚者，即便国家出于良好愿望，采取了某些减轻商人对小农盘剥的措施，如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最终结果也往往与初衷相违，而造成对小农的新盘剥。《汉书·食货志》：“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就是很好的例证。
3．管理成本加大与执行中的“政策变形”
小农与国家直接关系的正常维系，不但要依赖集权国家的系统制度建设，同样也要依赖国家的强大控制及管理能力。作为战时政策的产物，小农与国家问共生互动关系的确立，在制度初创时期，大大提高了小农生产效率和国家中央集权能力，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应对“耕战”压力下严峻挑战，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小农生产的严重分散性和高度依赖性，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其繁重的组织及管理任务，进而对国家行政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在“大地域”集权国家的背景下，国家的集权化程度越强，其对小农社会的渗透就越深；而国家所要承担的管理职责和任务也就越繁重；相应地，国家的官吏层级也日渐复杂，其行政环节也就越多，行政效率也就越低，导致制度及政策变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再加上，抽象的国家利益往往抵不过官吏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由此滋生出官吏执行国家政策不力，营私结党，假公济私，超强盘剥小农等严重问题，这对于小农与国家问脆弱共生关系的维持，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种现象，在汉代已相当普遍，其关键即在吏治问题。
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论，见于《汉书·鲍宣传》：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怨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冤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其中所列情形，显示汉代小农生存处境之恶劣，让人触目惊心。但仔细分析鲍宣所举各条，“七亡”、“七死”之中，各有三项与官吏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其余各项，虽具体原因不一，但也均与官吏执行国家政策不力有关。鲍宣将小农破产的最终原因，归结为官员“贪残化成”，真可谓一针见血!
小农与国家的共生互动关系，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对战国秦汉之际小农与国家关系的考察表明：小农经济的产生，以及小农与国家间直接的共生互动关系的确立，是中国古代国家集权化进程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小农阶层的繁荣，构成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根本基石；而集权国家对小农生活的全面介入，是小农经济得以维持的前提。但集权国家复杂政治生态的影响，又是小农经济招致破产的重要因缘之一。小农经济的全面破产之时，也就是集权国家统治基础彻底崩溃之日。小农与国家问共生互动关系，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远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载《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② 赵锡元：《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③ 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④ 孙达人：《中国农民史论纲》，中央编译局出版社，第72—79页。
⑤ 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⑥ 张金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⑦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⑧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⑨ 《汉书·食货志》引晁错疏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⑩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⑾[21]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户律》，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⑿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
第6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犊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收入《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
⒀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页。
⒁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轸式》，文物出版社。
⒂ 李根蟠：《从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⒃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⒄ 详参《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守法守令十三篇》、青川木牍及《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有关法律条文。
⒅⒆ 详参于凯：《从战国农业政策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小农之关系的确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⒇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22] 《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甲徙居，徙数谒吏，吏还，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第4篇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觻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鮆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①a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记·高祖本纪》。
②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 《后汉书·列女传》。
④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 《史记·商君列传》。
⑥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 《汉书·食货志》。
⑧d 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 《汉书·循吏传》。
⑩d 《汉书·循吏传》。
①①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 《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 《汉书·食货志》。
④e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 《晋书·食货志》。
①f 《汉书·昭帝纪》。
②f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 《汉书·食货志》。
②g 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 《汉书·食货志》。
④g 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汉书·贡禹传》。
②h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汉书·食货志》。
①i 《盐铁论·本议》。
②i 《史记·酷吏列传》。
①j 《史记·酷吏列传》。
②j 《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 《史记·货殖列传》。
④j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 《盐铁论·复古》。
②k 《汉书·货殖传》。
③k 《盐铁论·禁耕》。
①l 《汉书·食货志》。
②l 《盐铁论·散不足》。
③l 《盐铁论·散不足》。
①m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 《史记·货殖列传》。
③m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 《史记·货殖列传》。
①n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 《汉书·食货志》。
③n 《汉书·食货志》。
④n 《史记·货殖列传》。
⑤n 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家庭 法制 教育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69-01
在古代，教化子女是一项重要的家庭事务。为使家族世代繁荣昌盛，古人可谓煞费苦心。留下了许多经典家训，诸如《增广贤文》《颜氏家训》以及近代的《傅雷家书》等，这些体现了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剖析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与现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背景及特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论析当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一、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教育子女的重担主要落到了家庭。在长期的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摸索积累了丰硕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道德教育文化。孔子在《论语》中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则指出“远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要义；远耻辱，是贫家教子第一义；至于科第文章，剖民儿郎自家本事”。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我国古代关于“家训”“家范”一类的著述，公开印刷发行的就有120多种，那些家族谱牒中记载的相关家庭道德教育，更是不胜枚举。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之所以受到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的重视，是因为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家国一体
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注重“小家”与“大家”的结合。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不仅涵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了家庭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拉近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统一。如先秦儒家推行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思想，发展到后期出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论断。宋代更有“民胞物与”“仁者与物浑然同体”的学说。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认为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把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孝悌思想带入到社会中，使其得以推广，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认为“孝”是“德之本”“人伦之始”。它不仅指孝敬父母长辈，还上升到了“以孝治天下”的高度，甚至成为古代君主治理天下的重要凭证和基础。《大学》中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在首位，因为它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熏陶出一个人的优秀品质。“齐家”则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同时“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才学，才可以在社会上大展拳脚，在治国平天下的进程中一展所学，建功立业。
（二）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与宗教相结合
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中还夹杂着一丝宗教思想的痕迹，如“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子”，郭巨因为家里贫穷，为赡养年迈的母亲，他将自己的小孩子埋在土里。在挖土的时候，竟然挖到了金子……这个传说明显带有佛教的因果循环的思想。宗教思想在反映某种现象的时候非常形象化。因此，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的来说，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在家国一体的大环境下有着巨大的优势，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
二、当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只能由家庭承担。由于物质的匮乏、娱乐项目的缺失，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只能是读书学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诱惑也在增加，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归结起来主要受以下两大原因影响。
（一）诱惑陡增的外部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产业的繁荣，诸如夜店、酒吧、游乐场等娱乐场所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青少年一方面年龄尚小、见识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对新鲜事物充满新鲜，稍有放松管束便容易受外界不利因素影响而失足。
（二）失于管教的家庭氛围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肥沃土壤，而贫瘠的土壤是不可能结出好果实的。据调查，对吉林省190名`法犯罪学生的了解发现，近60%的学生犯罪是受其父母的影响。父母的一些不良行为，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样，在河北省对100名犯罪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有将近25%的学生家长有着犯罪前科或是犯罪倾向。由此可见，“问题父母”导致“问题少年”，家庭道德教育至关重要。
通过古今家庭道德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结构，家庭法制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大的作用。良好的道德法制教育，会培养出遵规守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倾向，是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黄教珍，唐斌.社会学视角中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 20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