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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
同年,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在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跨学科研究”至今还是一个配角。尽管作为三大研究途径之一,“跨学科研究”拥有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实到教学环节中,“跨学科研究”则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性角色。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见一斑。最早的“跨学科”内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现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随后的“跨学科”内容,或以“科际整合”,或以“跨学科研究”为题,正式出现在教材的章节中,范畴和篇幅也有所扩充。日后及今的比较文学教材,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章节的内容加以介绍,范畴相对稳定。然而,一旦进入到具体的教学,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关注度,就远远大于“跨学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留给“跨学科研究”的寥寥无几,其“附属”的配角地位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论建构的不足。自雷马克提出这一理念起,“跨学科研究”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没有产生“影响研究”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题学”、“题材学”、“文学类”、“比较诗学”以及由此变异而生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等理论范畴。缺少了理论根基,就缺少了底气,教学上自然会产生无话可讲的感觉。其次是知识结构的陌生。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学本身,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对所“跨越”到的学科领域或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在文学与这些学科之关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这种知识结构上的陌生感就导致人们或被迫放弃,或敬而远之,至今尚无成型的理论体系,在课堂上沦为配角就不足为怪。而理论建构的不足和知识结构的陌生,势必导致“跨学科研究”在个案研究上的缺憾。缺少了实践个案的支撑,教学上就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可讲可不讲,可有可无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只重视语文本身的组成如语法、含义、作用、推敲词句、体会感情、分析道理、探讨结构、研究写作方法等,都快发展形成为模式了,将语文这种学科与其所包含反映的内容割裂开了,走进“咬文嚼字”的死胡同当中了。这样禁锢了师生思维的拓展,妨碍了师生素养的提高和涵养。
长期这样下去,危害是很大的。
那么如何认识语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呢?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这是语文学科的最基本特征,同时,语文作为工具学科,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在终生教育的背景下,语文素养更是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如果语文课没有学好,要想学好其它学科,谈何容易,语文科的这种性质与地位,决定了其不能置于其他课程之外而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课程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语文课中蕴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思想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容易做到寓教育于教学之中了,因此应充分重视语文课程的熏陶作用,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因素,从而把语文知识教学与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传授语文基础知识,训练语文基本技能和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爱国主义思想意识。从这点出发,语文课程与政治课程的结合,不但发挥了语文教材中自身的育人功能,还能克服政治课的抽象和枯燥。比如,在学习课文的同时,都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真正做到寓教育于教学之中。
语文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和包容性。其他学科的表达要靠语文,这就决定了语文的工具性,这一点不言自明。反过来,其他学科都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要靠语文来表现或表达,这就决定了语文的渗透性和包容性。可以说,语文无所不包: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古今中外、艺术科研,大至宇宙,小至芥茉……
语文的这种包容性和渗透性直接决定了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
思维的联系。语文中不管何种体裁的文章,不管何种形式的讲解,不管何种形式的练习,都有思维按一定顺序在体现着:直线思维体现着时间顺序,逻辑思维,体现着文体的严密,发现思维爆发着思想的火花,多维思维构勒着立体空间……
情感的联系。语文要表达情感,“言为心声”,诗言志等早有定论。其他学科了有吗?有。不说表现深邃人文的文艺作品,也不说发愤而著的史海钩沉,就说那表面上看似冷冰冰,毫无生气的自然科学,有哪一点发现不是人类激情的认识?有哪一点进步不是一代又一代中的一群人甚至几群人历经皓首、焚膏燃血的结果?也就是,各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结果,无一不倾注了人的感情。而感情不正是语文要表现的中心吗?
教育作用的联系。不论何种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既教育人,启智明理动情,形象的训练,丰富情感,抽象的训练严密思维;自然的开阔视野提高认识,人文的培养意识陶冶品性,理论的说理明智,实用的造福于民……无一不是在人类前进中对人起着“雕刻家”的作用。
表现形式的联系。语文是用声音文字和不同的体裁来表现的。其他学科也各有各的表现形式:音乐以音符和旋律给人以洗礼,绘画以线条和色彩给人以美丽,文学以语言和文字给人以睿智,哲学以严密和思辨给人以启迪,雕塑以刻刀和泥土给人以永恒,数学则将神秘的空间用点、线、面和公式符号展现于前,理化则揭示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和自身的奥秘……无一不是人的个性、人的力量、人的智慧的展现。记录、反映、表现这些,不正是语文的使命吗?
俗话说,“文史不分家“,语文课也离不开历史,要了解人类文化并吸取其精华,必然要了解人类文明史。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文史结合就更加紧密了,只有让学生理清历史脉络,掌握相关历史知识,才能深刻理解文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比如,教学《君子于役》时,介绍它的出处《诗经》就必然要讲到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奴隶的生活,是奴隶社会的真实写照,宣传了反对剥削、反对战争等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了解这些常识的基础上,来讲授诗歌的内容,学生易于理解,利于古诗词的教学,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在语文学课本中,地理学科知识的渗透比例不小,尤其是初中课本,如:《大自然的语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向沙漠进军》、《科学探险的壮举》、《天气陛下》、《卧看牵牛织女星》、《月亮上的足迹》等等,在分析这些课文时,教师借助一些挂图,通过地理知识的渗透来促进语文教学,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
关键词:比较文学;总体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概念分析
十九世纪随着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交流日益加强,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亨利雷马克(HENREH.H.REMAK)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类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亨利雷马克将比较文学的定义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比较文学是超国界的文学研究,第二部分强调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对于定义的第一部分即“比较文学是超国界的文学研究”,西方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都表示赞同,但法国学派重事实依据却把文学批评排斥在比较文学领域之外。对于定义的第二部分,雷马克认为这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梵第根和基亚的著作都没有讨论甚至提过文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巴尔登斯贝格(Baldensperger)和阿扎尔(Hazard)主编的《比较文学评论》的许多年里,这份杂志的季刊书目根本就不包括这类研究项目。在美国却恰恰相反,比较文学课程以及出版物一般都包括这一类研究领域。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界还提出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等学科术语,这几种领域和术语与比较文学很接近甚至重合。
二、总体文学的概念分析
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诸多概念中,“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这一术语经常被学者们使用,但西方比较文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比较模糊,通常用来指与译成英文的外国文学有关的课程或出版物,或更广泛一些,指不能方便的归入某一类的东西和似乎使研究某一民族文学以外作品的人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它是指“总”的文流、问题和理论,或者是指美学。中国学者杨乃乔提出总体文学这个概念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在同时使用。第一个意义层面即“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的”。总体文学强调国际上对波及多种民族或多种国家一种文学现象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强调历史的历时性,就像梵第根所例举的种种“主义”就是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同时发生于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地理空间中的共同文学思潮。在梵第根之后,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就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曾给予补充,认为总体文学是指称诗学或文学理论,所以杨乃乔认为在第二个意义层面上:总体文学又指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或美学。因此杨乃乔先生回答了“什么是总体文学?”他认为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便是总体文学。
2011年是艺术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今年3月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因此作为独立门类的艺术学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性,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和紧迫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艺术理论在高校教育中的现状为立足点,将其引入人文学视野中进行观照,并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艺术学理论教学方法。
中国高校的艺术理论教学陷入某种尴尬境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艺术教育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使得我们的学生青睐于单纯的技巧训练,而忽视了他们在文化素养上的塑造与积累,因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艺术家,而往往只能沦为所谓的“艺匠”。而在我们的教学体系中,艺术理论教育由于理论性强,要求学生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既枯燥又“无用”,因此唯恐避之不及。身为教授艺术理论的一线教师,笔者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在课堂上,教师言之谆谆,学生听之藐藐,教学效果之差可想而知。试问破解这种困境的出路何在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从国外的艺术理论基础教材寻找破困之路。教材是教育者对本学科现有知识与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阐释的产物。它往往反映了教育者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国内引进了几种国外艺术理论通用教材,如加纳罗、阿特休勒的《艺术:让人成为人》(第7版)、大卫•马丁的《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第6版)。它们都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艺术理论教材,其共同特点是在人文学的视野下观照艺术,以此向学生系统阐述关于艺术的基本理论。我们现有的艺术理论教材是造成学生疏离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教材虽曰概论,其实都是动辄四、五十万字,醉心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理论体系,试图灌输给学生所谓对艺术的全面认识,结果却是“看来很像一本‘教科书’,结果也可能使一般学生完全丧失了对艺术的兴趣,也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借艺术来启发自我生命的可能。”
1究其原因是教材的编撰者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来看待,常常自说自话,并不理会接受效果。如以人文学立场来调整编撰思路,我们的教材就应当尽量深入浅出地介绍艺术相关知识,并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选取的实例应以当下鲜活的艺术现象为主,或者赋予经典的艺术形象以新鲜活泼的理解,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理想的艺术理论教材,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在《艺术:让人成为人》、《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等通行教材中,作者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当下的艺术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讲解。在许多问题上不是首先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设置某个讨论情境,让学生进入一个主动参与的状态,从而激发他的主体性:“幸福是否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状态?或者,它是不是绝对的?要么我们会完全拥有,要么我们就完全得不到?”
2加上教材图文并茂、语言活泼,所列举的实例又能够贴近现实生活,这样做大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如蒋勋所言:“一本教科书,若不沦为‘照本宣科’的形式,是需要教授者和阅读者双方大量的介入的”。
关键词: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6-0218-02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
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
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
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
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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