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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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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关键词:双重劳动力市场 非正规就业 社会保障 互制 互促
一、问题的界定
(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整体上看被划分为二元双层的结构:一元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另一元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在这个二元市场中,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次级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1]。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分别对应着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正规部门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条件稳定、安全性好、生产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较多;非正规部门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安全性低、管理差、升迁机会少。从产业分布来看,这些非正规部门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传统服务业和建筑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个体、私营经济中;从企业技术水平来看,这些部门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2]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非正规就业称作“灵活就业”。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完全按照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上的就业规则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3]从我国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三是个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多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务活和建筑、装修、安装劳动,或保安、保洁、绿化管理、饮食摊点、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四是部分富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白领职位,如自由撰稿人、网站管理员等。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主要由前三类人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因为第四类人虽也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具有人数较少、经济收入较高、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及能力等特点,使得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处于劣势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技能就业的成员。
二、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所作的《关于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的统计分析》中指出: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总量约为4700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8%左右。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发展中,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另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资处的《北京市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查报告》显示:从被调查的349户非公有制企业的用工状况看,企业从业人员中属于企业正式城镇职工的只占50.46%,非正式职工占49.56%,具有临时工性质的人员,大致为正式工的95%。[4]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5]:
1.体制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始终游离于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保障制度以外,农民的身份制约着他们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只能以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雇佣形式较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就业。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体制性分割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延伸。
2.经济上的原因。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受雇于个体、私营企业,非正规就业发展迅速;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倾向使正规部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而我国非正规部门劳动密集的特点正好满足了技能水平相对低的劳动力的就业。
(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低,大多未纳入法定社会保险。根据中国统计公告,2001年城镇就业者为23940万人,而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063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4.4%,由于正规就业参保率高,由此说明在非正规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大多数人并未参加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就更少[6]。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一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正规部门就业与社会保障直接相连的就业政策,法律只对从业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从业于企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劳动者享有相关社会保障权益作出了规定,而忽略了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权益二是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灵活就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双方中明显居于弱势;三是由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载体所决定的,当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大部分是在个体和私营企业中进行的,用工规范并不健全;四是由于非正规就业者本身的维权意识较弱,他们在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时并不要求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同时就业的不稳定性使其对参加社会保障缺乏兴趣。此外外,从非正规部门的企业角度来看,社会保险费用的费率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偏高,使得它们没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
三、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制关系
我国目前双重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制的关系: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1.大量非正规就业者的存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基于正规单位和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费用的征缴、待遇的支付等各个方面都不适合非正规就业者;2.大量的下岗职工对社会保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批下岗职工离开再就业服务中心后从事灵活就业,面临着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对于这部分参保后又断保,而自身没有足够愿望或能力续保的人,如何对其社会保险权益进行维护,是社会保障的管理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状态和收入底数难以掌握,加大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调查的难度,为城市低保、失业保险和就业扶持等相关保障工作增加了难度;3.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给社会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缴费人数的减少加剧了现行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缺口,如果不适时将这些占就业人口相当比例的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基金在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浪潮面前将更易陷入危机;4.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不对等,损害了社会保
障制度的公平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无法实现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将加剧我国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制约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有效的缓解了城乡就业压力,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就业的市场导向机制的形成,适应了经济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平抑失业率、减轻经济周期的影响、保持就业局势稳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制约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和有序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性与歧视性有许多不良后果1.加剧了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和对立,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加困难,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导致劳动力一旦从正规就业转入非正规就业,就会失去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加大,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出现供给过剩和失业现象,从根本上说,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失业高峰就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增大的结果;3.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障权益,造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不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实际上无法进行公平竞争,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四、如何实现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
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的经验看来,社会保障制度与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应是一种良性的互促关系:一方面,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增加了就业人数,在社会保险缴费增加的同时,降低了失业保险金和低保的支出,减轻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都纳入了保障系统,保证了他们参与社会竞争机会的公平,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解除后顾之忧来维护劳动者竞争过程的公平,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着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流动,促进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之下,实现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使它们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发展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采用多管齐下的方针:
(一)转变观念:1.政府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非正规就业不仅是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劳动者就业的突出特点,也将是一种长远发展趋势,有效解决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其就业。改变传统的社会保险必须依托用人单位的观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解决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转变重生活保障、轻就业扶持的观念,改变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下岗职工的政策侧重于生活保障,而对于通过政府补贴(特别是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来扶持和促进他们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不到位的现象,2.用人单位方面。要转变由于缺乏硬性约束,就可以不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观念,转变单纯将为员工缴费看作是企业负担的观念,而应认识到这本是企业的应尽义务,另外,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员工免除了后顾之忧,更敢于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生产率,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广大灵活就业人员不再以储蓄作为防范风险的唯一方式,更加愿意当期消费,也促进了企业的生产。从长远看,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益的;3.员工个人方面。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过量,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只求有一份谋生的工作,而不敢提出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应享有的社会保险权益,这使得用人单位更不会主动提出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灵活就业人员自身要树立维权意识,在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积极寻求解决渠道。
(二)国家应尽快出台规范次级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硬性约束,保障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并颁发全国性的政策,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政府应制定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优惠扶持政策,对下岗职工和其他生活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采取政府补贴部分社会保险缴费的办法推动他们参保、续保,促进其就业;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优惠政策。
(三)在制度的制定上,要考虑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固定、工作岗位和地区不固定等特点,对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费率、缴费年限、缴费方式及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如非正规就业者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缴费基数,其缴费年限可以适当缩短一些,缴费费率可比正规就业部门的从业者低一些,在享受保险给付时,需达到规定的连续缴费年限(非全日制劳动者应按累计工作小时数计算并折合),该缴费年限可以低于正规就业的缴费年限,其享有的统筹部分可以是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统筹部分的一定比例。[7]另外,应对不同的社会保险险种作出不同的规定。
(四)改进管理方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能力 1.管理的方法要进一步改进完善。要充分考虑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和工资收入不稳定、很多劳动者无用人单位依托的情况,将过去管理服务只面向用人单位的做法改为既面向用人单位、也面向劳动者个人; 2.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为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技术的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日益增多、工作岗位变换日益频繁的情况给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的变动、接续和管理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尽快搭建社会保障的信息平台,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在地市间、省市间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联网与信息共享,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技术基础; 3.改进服务手段。在有条件的地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等都可作为社会保险的代办机构,为灵活就业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代办机构发展缓慢的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从优化服务的角度着眼,如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关键词:工作搜寻;均衡理论;匹配模型;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5—0096-06
引言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关系到政治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三类主要就业群体,即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以及下岗职工。其中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下岗职工有一定的经验和技能,而农民工由于在这几方面都相对欠缺,因此其就业情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一方面,由于低技能使得其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度较高,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餐饮等行业。而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不断减少,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沿海用工企业可提供的岗位数量大幅减少,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另一方面,规范且系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介没有完全建立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渠道缺乏专业指导,从而使其搜寻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据《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报告,21世纪前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达到1亿人左右,且农民工数量每年仍以7%的速率增长。目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转移难度进一步加大,制约农民工流动、就业和市民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自2004年闽东南地区在我国农民工就业市场频繁出现“民工潮”与“民工荒”现象并存的现象,使得农民工就业成为我国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
工作搜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深入研究工作搜寻与匹配问题是认知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和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阿罗
德布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而无摩擦的,即企业提供任何一个工资水平都能雇佣到其所需要的工人,同样,工人愿意付出什么努力水平就会得到相应满意的工资。这显然不符合真实的劳动力市场,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和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着异质性。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像瓦尔拉斯所假设的情况运行:在集中决策、就业和工资中,工人和企业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交点决定的市场上相见。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企业在整个匹配过程中将综合考虑各自不同的偏好、技能和需求,且由于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还有可能导致摩擦性失业。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看,一方面存在用工荒,即企业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大学生、失业者等就业难。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中职位空缺和就业人数没有得到高效率的配置。而20世纪80年代由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创立的以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的DMP模型为分析在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的求职策略、工作搜寻强度及影响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并且为空缺职位和就业人员之间如何形成匹配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搜寻理论与工作搜寻理论
搜寻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工作搜寻理论也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渐完善和成熟的。Stigler首先提出固定样本搜寻理论,并应用到商品市场的搜寻过程中,他认为,搜寻过程就是某消费者在购买物品之前,先确定拟搜寻卖家的数量,最终在一定的买家中选取最低价格的卖家以完成搜寻过程。Stigler假设信息不对称且价格离散,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不断搜寻尽可能多的商品,直到搜寻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并从报价最低的卖家那里购买所需物品,这一搜寻过程被称为固定样本搜寻。
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搜寻过程被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序列搜寻两种。固定样本搜寻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现实生活中,工作搜寻者寄希望于通过搜寻行为来改善福利,因此,搜寻者不会提前确定拟搜寻企业数量而会不断寻找工作直到满意,其持续时间取决于搜寻和被搜寻双方各自的偏好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全部特征。McCall建立了序列搜寻模型,并用以分析更贴近实际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行为。他认为,工作搜寻者在搜寻前先确定一个保留工资,也就是工作搜寻者所能够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以此作为搜寻时接受或拒绝工作机会的依据。若提供的工资条件高于或等于保留工资,则接受该份工作;反之,则拒绝。序列搜寻模型中的工作搜寻过程是从信息经济学中的序列统计决策理论演化而来,主要解释了工人在离散的劳动力市场中如何搜寻工作,其核心是实现期望收益最大化,并且考虑“知晓信息”与“采取行动”之间的时滞。这一理论更加贴近真实劳动力市场,因此被广泛运用于经验估计和提供政策建议。
考虑到固定样本搜寻和序列搜寻理论的缺陷,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和ChristopherPissarides从均衡搜寻理论的角度出发,引人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行为,将其行为内生化,进而考虑企业对搜寻者行为的影响,也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基础。以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提出的匹配搜寻理论及以他们三人姓氏第一个字母组合而命名的DMP模型即工作搜寻匹配模型,该模型对认知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失业、工资水平和工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发展
(一)基本工作搜寻匹配模型
工作搜寻匹配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性以提高工作匹配率、减少失业,并很好地解释了职位空缺和失业人口并存的现象。Peter Diamond等将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的内生化行为引入搜寻,综合考虑劳动者搜寻工作的行为、企业提供职位的行为以及搜寻者与职位之间的匹配,将劳动力供需双方、薪资决定机制纳入模型,清楚地解释了劳动力市场转换、均衡失业率、失业持续期、薪资水平的差异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摩擦性失业的认识,同时为解释自然失业率找到了微观理论基础。
Mortensen和Pissarides将工人和企业的双边搜寻引入模型,并指出匹配均衡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第一个分支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在随机匹配和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工人和职位的流动以及失业产生的原因;第二类分支主要研究了在企业提出工资报价工人搜寻最优工资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摩擦对工资的影响。
Mortensen拓展了对个体劳动者求职决策的研究,将失业解释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劳动者寻求最优工作的行为,强调了劳动者的异质性、可替代性和工作搜寻时间的长短。Burdett和Mortensen对工作搜寻和裁员失业的均衡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了劳动者工作搜寻的强度与失业持续时间的关系并引入雇主行为,把工资形成过程视为内生机制。劳动力市场中的搜寻行为具有双面性,在劳动者寻找满意工作的同时,企业也在寻找能够够胜任该岗位的员工,因此分析雇主与雇员匹配过程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十分重要。Pissarides>
Diamond分析了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为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异质性导致了商品市场的摩擦性,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搜寻成本的存在,商品市场才会出现同种商品不同价格分布的现象。另外,Diamond还根据搜寻技术和讨价还价理论,分析了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将谈判工资作为内生变量的决定机制及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问题。Blanchard和Diamond建立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来解释工作匹配过程。BD模型假设企业拥有私人信息,即掌握了工作搜寻者所能接受的最长的失业期并且按此信息对搜寻者进行排队,BD模型主要强调了雇佣方即企业的雇佣行为,讨论了雇佣率对失业期的影响。随后,Tony E.Smith和Yves Zenou在BD模型的基础上从搜寻者搜寻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假定搜寻者可以自由选择搜寻强度,对搜寻者和工作的匹配进行分析。
(二)拓展的搜寻匹配模型
在基本的工作搜寻匹配模型中,假设工人和企业提供的工作都是同质的且不允许在职搜寻。这与真实的劳动力市场有所偏离,在实际中,需要考虑工人技能和偏好,企业的生产率和职位需求,即需要考虑搜寻双方异质性的存在。Pissarides在其模型中允许在职搜寻并将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按劳动产出以好坏区分,另外,模型还假设只有失业工人才会与不好的工作进行匹配。Krause和Lubik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动态均衡模型理论。Acemoglu建立了一种匹配机制,即企业在填补职位空缺之前先决定工作的类型,然后再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工人进行匹配,若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或者企业提供的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生产率相当,则该企业将会提供一种类型的工作并且雇佣市场中所有的工人。Albrecht和Vroman则考虑了另一类劳动力市场,模型中考虑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均衡,在该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企业分别按照能力和所需要的职位技能进行区分,其中,工人的能力是外生的而企业对于职位的能力需求是内生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的生产率也要高于低技能的工作,而高技能工作则需要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因此该类工作的匹配成功率相对较低。
在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搜寻、匹配和工资定价三个模块中,工资定价的博弈与确定也极为关键。工作搜寻匹配理论指出工资的确定不仅与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别有关,还与企业有关,即使劳动者的能力无差别,雇主之间也可能提供不同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工资不平等而引起的职位空缺即失业现象的产生。均衡搜寻理论有效的研究了工资定价机制,除了一般的将工资定义为纳什(Nash)均衡解之外,Mortensen、Mortensen和Pissarides还提出了丁作匹配中工资定价的其他方式,包括市场出清时的工资定价,运用集体谈判模型、内部人一局外人模型以及效率工资模型所得到的工资定价。
一般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情况或者工资确定还取决于集体谈判协议。即通过建立工会或者实施集体谈判制度以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在该博弈过程中,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与雇主或雇主集团进行劳资谈判。首先,工会先提出一个工资议价,然后,雇主或雇主集团再对其雇佣行为进行决策。Pissarides研究表明,当工会代表失业劳动群体时,其设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额是社会最优值,工资议价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工会代表的仅仅是在职劳动者时,由于在职劳动者工会设定的工资水平比失业劳动者高,因此,其设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额就会高于社会最优值。Mortensen和Pissarides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由于集体谈判工资决定机制,欧洲比美国的失业持续时间更长和且失业发生率更低。
Lindbeck和Snower提出了“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替换的成本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替换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不可能也不愿意频繁地替换劳动力,从而导致内部职工的工资要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要求,结果是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些失业者愿意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失业。当失业率增加到一定水平之后,高失业率迫使局内人接受低工资而厂商有可能以低工资雇佣局外人从而取代一部分局内人。
Shapiro和Stiglitz提出了效率工资模型理论,该理论假设员工更倾向于选择休闲而不是付出更多的努力,企业提高工资效率将提高员工被解雇的机会成本,从而激励员工更努力工作。然而,Shapiro和Stiglitz讨论了由于高工资所引起的过度的搜寻努力会对其他工作搜寻者获得劳动机会产生负面外部影响,从而引起就业不足的现象。Ramey和Watson综合分析了工作搜寻均衡模型和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当高工资和解雇威胁共同作用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时,失业的劳动者由于较高的岗位破坏率而承担岗位破坏的成本。Tony E.Smith和Yves Zenou提出在Stackelberg模型中如何求解一个均衡的工资水平,其主要观点是将公司作为工人选择工作搜寻强度的信号,工资水平的高低与工作搜寻强度呈正相关,那么总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工资水平。Hall侧重于从企业的招聘和岗位设立中寻找工资粘性的依据,并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分析失业的波动性,其研究偏离了工作搜寻匹配模型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假设,而从粘性工资的角度进行解释。在粘性工资的非稳态假设条件下,存在劳动力供求双方由于议价而产生的工资范畴的集合,在这个集合当中的工资都可以实现有效的劳动匹配。工资粘性会影响工作搜寻过程本身,当产出减少或投入成本上升时,雇主支付工资而带来的剩余将会减少,工作搜寻者的激励效用会降低,因而雇主提供的空缺职位随之减少,失业率上升。实证分析后也得出结论,即工资粘性既不会影响工作匹配的有效形成,也不会导致无效率的工作岗位丧失。
三、搜寻匹配理论指导农民工就业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就业形式多以非正规且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根据农民T的特点,应用搜寻匹配理论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农民工就业特殊现象形成机理的认知,并且对如何提高求职率和劳动力市场均衡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工作搜寻匹配理论可以科学诠释并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导致农民工失业产生的原因,从供需情况看,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摩擦性失业,即求职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用人单位难以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人才。民工潮与用工荒就是摩擦性失业的具体表现。其次,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上升,使得其搜寻时间延长,更有部分搜寻者在一段时间的搜寻之后转而回到农村而减少外出打工的时间,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产生。另外,企业是否能够雇佣到工人也与应聘者的能力和技能有关。Postel—Vinay和Robin将求职者区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水平的人,并以法国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低技能岗位,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对工资差异没有影响,而市场摩擦对工资差异有着50%的解释力,表明工作搜寻强度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水平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我国,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属于低技能的求职者,如果再持有较高的工作搜寻期望,将大大增加失业率。搜寻匹配理论认为职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空岗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匹配机制,工作匹配效率低。对于农民工来说,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带来了双重的效率损失,一方面降低了均衡情况下的就业率,降低了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空岗率,降低了企业的产出效率。因此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考虑建立规范的劳动中介机构,加强对农民工就业的专业指导,同时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以减少失业率,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
结合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利用工作搜寻模型或工作搜寻匹配模型进行一些定量分析和研究,为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宏观决策和农民工理性搜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例如:工作搜寻过程是一个双边搜寻过程,可以从搜寻、匹配以及工资确定这三方面对农民工工作搜寻过程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考虑允许在职搜寻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行为的条件下,从劳动力供给方,即农民工的角度分析其工作搜寻的决策行为,综合考虑保留工资和搜寻强度对农民工搜寻决策的影响,得出在其搜寻过程中的最优停时。另外,可以将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的行为考虑在内,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均衡分析,以解释除了制度因素外导致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原因。通过分析企业与求职农民工博弈条件下的工资的形成机制,研究企业行为与农民工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双方在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工资报价分布、雇佣量、失业率等变量的特征。还可以结合针对该特殊群体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来分析如何提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降低失业率,并最终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市场均衡。因此,应用工作搜寻匹配理论能进一步研究农民工就业殊现象的形成机理,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地政策建议。
四、小结
随着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乃至世界的焦点,工作搜寻理论也备受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搜寻理论、工作搜寻理论以及均衡工作搜寻理论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同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殊群体——农民工中出现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应用措施:探究:总结
一、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含义的分析
所谓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进行第二、三产业结构的劳动力转移优化。随着国家城市化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城市范围的逐渐转移,这是我国市场经济运作的一种趋势。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常见的现象,这是社会经济体制不断优化的一种标志。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块的分析,可以保证当下的工业经济的稳定运行,这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优化的一种途径。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两个环节是相互协调的,是当代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目前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中东部地区、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良好,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经济待遇问题是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向城市的转移,在此过程中,应该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意义非凡,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其应对措施
1.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问题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日益成熟,但是目前来说我国的市场劳动力体制依旧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缺乏,难以满足现阶段的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有些城镇、城市并不能就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展开具体的就业体制的健全,难以确保农村劳动力的统一性、科学性的规划应用,正是这种城乡统筹策略的缺乏,才导致现阶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操作过程中的麻烦。我国城乡的劳动力中介组织体系也是不健全的,难以确保农民就业群体的自身利益的保护,难以就城镇转移问题及其农民收入问题展开剖析,影响了现阶段的农民劳动力环节的正常应用。由于确保必要的市场劳动力资源配置,农民外出务工转移工作不能得到科学的配置,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常开展。
受到我国社会就业市场性质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不平衡的,经常出现某些岗位的过度饱和,有些岗位过度缺乏的现象。这对于农民工不合理就业的影响非常大,当然这与农民工的自身技能环节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就业岗位对于技能要求比较严格,即使是建筑类型的岗位,也需要应聘者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这与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知识教育水平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农民工基础教育体系的缺乏,其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专业技能比较单一。其外出打工人员较多从事搬运工、建筑工等,难以满足现代化工作岗位的需要,比如需要一定的机械维修技能、电焊技能、车床技能等。
目前来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权益也是难以得到维护的,这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在就业过程中,农民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也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权益,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的应用,加剧了这种不公平性。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是非常不乐观的。比如社会上一些错误就业观念的影响,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歧视。随着时代得到发展,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应用,关于行业限制、工种限制等的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但是受到国家硬性制度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军在就业过程中依旧被歧视。随着农村劳动力生活成本的提升,如果依旧保持原有的工资,是很难满足农民的正常生活的,上述几个因素都影响了农民工流动性就业。
2.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对方案的优化
为了满足当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对体系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进行劳动力市场体系的优化,进行城乡市场劳动力体制的优化、统一,进行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健全。在劳动力市场应用过程中,要进行劳动力网络资源的共享,实现其统一规划,确保城乡区域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的健全,积极做好劳动力岗位供求信息的相关工作。通过对城乡劳动力资源信息共享体系的优化,确保城乡统筹模式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也要进行行政干预,确保一些劳动力资源配置政策的出台,要按照市场的具体需要,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在工作过程中,政府要明确好自身的角色,确保劳动力市场服务水平的提升,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就业服务网络的优化,确保农村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城乡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健全。
为了更好的进行市场劳动力结构的平衡,要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展开优化,比如进行农民工技能的培训,比如建筑工程、水利建设等技能培训工作的应用,确保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在培训过程中,也要积极进行新型技术模式的应用,确保符合市场的培训模式的应用。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自身性质、居住特点、流动特点,还可以展开夜校教育、函授教育等模式的开展,确保农民培训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解决过程中,也要进行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的保护,确保社会矛盾的协调,进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要针对城乡区域的市场工作模式,展开跨区域的合作机制的应用,进行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对劳动保障监察制度的应用,进行劳动力市场监察工作的强化,以有效解决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进行市场劳动法的有效落实。针对一些劳动环境差、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展开行政处罚模式及其经济制裁的应用。在劳动力市场体制健全过程中,也要进行企业社会保障模式的应用,进行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
三、结语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的剖析,可以更好的进行应对措施的优化,从而优化劳动力市场,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班)
参考文献
[1]张晓燕,白晓梅. 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