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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例研究;概念形成;概念获得;问卷调查;最近发展区
基本概念:概念形成是指学生知道某些东西属于这一类别,其他东西不属于这一类别;概念获得则是指学生能够发现可用来区别某一类别的成员与非同一类别的事物的各种属性。“课例研究”(Lesson Study),是一种教师联合起来计划、观察、分析和提炼真实课堂教学的过程,被广泛认为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师研究方式。
课例研究:本次我们教研组选择了浙教版八年级科学上《水的浮力》第一课时为课例研究内容,以八年级两个平行班为研究对象。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是:浮力概念、阿基米德原理。其中阿基米德原理是初中阶段学生最难掌握的知识点,并且都以对浮力的理解为基础。讨论后,大家决定将这次研究的目标初步定位为:概念课的有效教学策略。活动安排确定为研究课(一)由组内杨老师单独备课、上课,课后研讨课中暴露出的问题,修改教学设计后再由我来上研究课(二),最后比对教学发现问题、反思。
研究课(一)片段:教师用手托起空矿泉水瓶。问:“瓶子为什么会静止不动?”学生答:“因为有手托着它。”“对,手给空矿泉水瓶一个向上的托力。”“这个力与空矿泉水瓶的重力平衡,所以瓶子静止不动。”引出二力平衡,回忆二力平衡的条件、平衡力条件下物体运动状态。“现在我将瓶子放在水面上它也保持静止,是什么原因?”学生并没有出现先前争先发言的情况,教室里安静下来了。“这是因为什么?”老师再三追问,“因为水有一个向上的托力”终于有个学生犹豫地轻声回答。老师接着说:“这个力就叫浮力”。
课后反思:课后这段教学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杨老师解释他的教学策略是:引导学生先复习、回忆“受到一对平衡力时,物体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再得出矿泉水瓶静止在水面时,竖直方向上一定有一个力与重力平衡,找出这个力——浮力。可是实际教学中,学生并没有沿着教师课前的预设思考,而是迷失了方向。为什么老师非常有条理的设计并没有让学生很好地参与其中呢?我们决定将研究的问题具体化——就研究在这一段教学中,学生为什么没有按老师的预设思考?学生的学习情绪为什么会由高涨转向抑制?
通过询问部分学生,我们得到反馈:“浮力”学生是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老师要我们回答什么?”学生说。看来学生的问题不在“浮力”而在于“受力分析”。学生困惑于受力分析并且这种不良情绪迁移到后续学习中。为检验这个结论,在开始第二节研究课前,我们以上课班级为样本做了一个前测,现择前测中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问卷:
1.物体放在水中将会受到______力的作用,它的方向_____;
2.热气球能升空是因为_____;
3.金鱼上浮是因为_____。
调查对象:八(1)班部分学生 样本数:25人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绝大多数(24人)知道“浮力”一词,但是对方向不明确(14人知道);对于“气体浮力”,学生的表述为“空气的力”(12人),但又与“风”混同,即“吹动气球”只有10人知道是“托着气球上升”;问题3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浮力”与重力受力分析基本无从下手,这是中学起始阶段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调查发现:学生对“浮力”并非完全不知道,学生的生活经验加上小学的科学课上的知识积累,对浮力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不清楚浮力的性质。这与直接询问结果一致。看来课堂教学起点应当调整。
按照我的理解调整了教学设计后,由我来上第二节研究课。
研究课(二)片段:将一只空玻璃瓶拧紧瓶盖按入水中,“当我松手后瓶子会是什么状态?”“不动”“浮起来”学生在猜想。“让瓶子自己来告诉我们”,松手释放玻璃瓶,玻璃瓶上浮。“哦!”(有高兴也有失落)“玻璃瓶为什么会上浮?”“因为有浮力。”
课后反思:本段教学中老师没有复习“二力平衡”知识,而是通过小实验(选用学生不熟悉材料)要求学生猜测实验结果,激发学生兴趣,主动回忆生活经验,回忆起“浮力”名词。教学中因为没有涉及难点知识,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热情被激发,没有被抑制。当然,学生讲出“浮力”不等于他们就真懂得了这一概念,“说出不等于知道,不说不等于不知道”。但是,显而易见,学生能正确说出“浮力”,他们思维活跃,学习情绪被调动起来。原因是学生的响应得到了肯定评价,收获积极的情绪,良好的情绪迁移到后面的学习中。因此,第二次课堂上学生的学习状态有很大改进——兴趣盎然。
课后学习:“为学习设计教学”,这是当代杰出的教学设计理论家加涅的系统设计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教学应努力将外部的教学事件与内部的学习条件联系起来,旨在为学习者提供一组精心安排的外部活动,用以激发、支持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学设计应当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成功的教学设计要能激发、支持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
本节课的核心目标是“浮力”概念获得。根据布鲁纳提出的概念假设—检验理论,概念学习可分成概念形成和概念获得两阶段。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学生对“浮力”已经形成概念,但还没有到概念获得阶段。
维果斯基有关心理发展的理论揭示: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注意到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儿童的现有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称为“最近发展区”。从最近发展区入手展开教学将会大大促进教学。
本节课学生最近发展区准确定位应该是:“浮力”名词与教学目标“知道浮力的概念”间的认知差距。所以本节课教学就应该从“浮力的方向竖直向上;固体、液体、气体对浸入其中的物体有浮力”,从这些“浮力属性”出发引导学生向教学目标“知道浮力的概念”发展。从受力分析开始教学,其中的分析、推论方法充分展示了科学美。可是,由于没有准确把握学生的前概念,再好的设计不为学生接受,也是于教学无益的。
这节教学中,学生的发展水平基于日常教学对学生的观察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在备课过程中老师没有认识到吗?同一层次的学生为什么会习惯于教学情境二中的方式——从生活经验出发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更高层面上由理论分析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呢?要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一同来看看人的思维分类,人的思维种类可分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动作思维又叫直觉思维、操作思维、实践思维,以实际操作来解决问题,是以动作作为支柱的;形象思维又叫直观形象思维,依靠事物的形象和表象来解决问题,思维过程以具体形象为支柱;抽象思维是依赖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解决问题的。对应这一分类可以知道教学情境一中贯穿的是抽象思维;情境二中以形象思维为主。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可以根据所凭借的任务,以某种思维为主解决问题。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当问题比较复杂或是一些新问题时,我们会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运用推理的形式提出假设,而当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简单时,那么这种抽象思维过程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自然不用进行下去了。更何况是刚进入八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抽象思维远未发展成熟。这才是老师又是类比实验、又是铺陈引导,学生反倒越来越迷惑的真正原因。
高中化学新课程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强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提倡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在必修和选修模块化学概念教学中,由于课程目标的不同,前者重视情境创设下概念形成的推动,后者重视逻辑推理中概念形成的引导。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化学概念教学,精心创设情境,重视概念引入;转变教学观念,关注概念形成;利用认知冲突,引导概念修正;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概念应用,帮助学生实现对概念的主动建构。
关键词:建构主义;化学新课程;概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8
化学概念教学是将大量的化学现象、化学事实经过比较、综合、分析、归纳、类比等方法抽象出来的理性知识在教学中以概念的形式体现出来,指导学生认识、理解并学会应用,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教学。高中化学新课程概念教学,要改变原来概念原理教学中存在的过多关注具体概念辨析和概念的识记,忽视概念理论的认识功能和指导作用,导致学生只记得具体的概念知识,不会应用概念分析、解决问题和现象的误区,即强调观念的建构。因此,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化学概念教学设计,重视从具体知识的教学转化为以观念建构为核心的教学,强调概念在学生认识中的作用,并选择合适教学策略的实践过程。
一、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化学概念教学的设计策略
建构主义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化学概念教学中,为了实现有意义的建构,必须要关注情境的创设、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应用。
1.情境创设策略。
概念的建构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而学生的主动参与取决于教学设计过程中对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激发。这就对概念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并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有效的教学情境,首先应该和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相结合,这种建立在学生已有认知和经验的情境,使学生“能参与,能建构”;其次是能够引发认知冲突的情境的创设,使得学生“想参与,想建构”;三是应用概念于生产生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境创设,使得学生“乐于参与,乐于建构”。
2.概念形成策略。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新课程化学概念教学中,要关注学生概念形成过程,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形成和建立概念,并在活动中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应用概念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利用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的基本方法。概念的形成,不仅需要明确学生需要建立的核心概念,弄清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确定教学内容的深广度,更要准确探查和研究学生认识发展的障碍点,制造有效的认知冲突,运用直观手段,创设良好的学习情景,运用逻辑推理,凸显概念形成过程。
3.概念应用策略。
概念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告诉学生概念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告诉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这个概念,应用这个概念能解决的什么样的实际问题,体现化学概念的学习价值。在教学中如果忽视概念和实际的联系,陷入到概念字面的剖析和辨析的误区中,就会导致学生逐渐丧失学习化学的兴趣,不利于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的培养。因此在教学设计中,要重视所学概念对学生认识中的指导作用,在解决具体问题和现象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固化对概念的认识,理解基础上灵活运用概念,而不是对概念死记硬背。
二、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概念教学设计实践
在高中化学新课程中,概念教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分布在必修和选修的各个课程模块的教学中。由于必修和选修模块教学要求的不同,不同模块概念教学设计模式的侧重点也不相同。
1.基于情境包装的必修模块概念教学
必修模块教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奠定必要的基础,因此,其课程目标是多元的,既要求核心的化学知识,研究物质与建构化学概念的过程与方法,又要求应用化学知识和技能解释、分析实际问题的意识和情感,因此在教学设计中要注意以情境的创设推动概念的形成。
以必修2第二章第三节化学反应速率与限度第1课时――化学反应速率的教学设计为例:在概念引入环节,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院士的研究领域,催化剂能加快石油炼制过程中的反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事实为情境,激发了学生探究的欲望,引发学生对化学反应快慢的思考;
在概念体验环节,以生活经验的回忆和探究实验的体验为情境,引导学生总结归纳出影响化学反应快慢的因素;
在概念形成环节,根据对学生前认知的准确探查和研究,预测学生在定量描述时,学生容易直接迁移物理学上对速率的定义,用相同时间内物质的量的变化来定量描述反应速率,因此利用镁和铝与相盐酸反应为情境,突出由于体系体积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冲突,引导修正概念,并形成正确的概念;
在概念应用环节中,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情境,引导概念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让学生感受到化学知识的实用价值。
2.基于逻辑推理的选修模块概念教学
选修模块概念教学,旨在促进学生的化学反应知识系统化,结构化,帮助学生发展逻辑推理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因此更重视逻辑推理,凸显概念形成过程。
以必修4第三章第三节盐类的水解第1课时的教学设计为例:
在概念引入环节,设计汽车自燃情境,引出泡沫灭火器,引起学生对泡沫灭火器原理的猜测和实验验证盐溶液酸碱性,初步建立起盐溶液酸碱性和原有认知中“盐溶液是中性”之间的认知冲突;
在形成概念环节,从已经实验验证的饱和碳酸氢钠溶液呈碱性和饱和硫酸铝溶液呈酸性引发学生思考,采用“问题链”的方法进行思维程序的点拨,进行逻辑推理:
问题1:碳酸氢钠溶液和硫酸铝溶液中有哪些离子存在?用电离方程式表示出来。
问题2:明确了两种溶液中微粒的来源、种类和相对数量。思考:能否直接借鉴酸碱对水电离平衡影响判断溶液酸碱性的方法分析盐溶液酸碱性?
问题3:既然单纯从溶质电离离子对水的电离平衡影响不能解释实验事实,而电解质之间的反应主要是离子之间的反应。这说明这些离子间必然存在某种相互作用。寻找一下,这种相互作用可能是什么?能解释实验事实么?
问题4:从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角度考虑,这种相互作用可以存在么?
问题5:盐和水的离子间的相互作用既有存在的可能性,又有存在的必然性,而这个过程就是盐类的水解。那么,盐类的水解是什么?
由此,溶质、溶剂电离的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浮出水面,水和盐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质凸显出来,溶液分析的科学有序思维方法自然形成。
在概念应用环节,主要设计方法应用,应用新方法推测其它常见盐溶液的酸碱性,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强化了多平衡共存体系中综合分析各因素间相互影响的思维意识;再在理论推测后的实验验证,帮助学生体会科学结论的形成过程。
三、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概念教学设计思路
虽然由于必修和选修模块教学目标的不同,使得必修模块教学中概念的形成主要以情境的创设为推动,而选修模块教学中概念的形成主要以逻辑推理做引导,但在整体设计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都会在尊重学生已有认知和经验的基础上上,考虑概念引入、概念形成、概念修正和概念应用几个环节。
1.精心创设情境,重视概念引入。
建构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为背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知识意义的理解。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倡教师要创造科学合理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与学习环境的有意义的建构。概念课的教学设计,也要利用好各种情境:如引入情境、实验探究、认知冲突的创设、知识应用等等环节,帮助学生建立抽象的认知内容和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进入到概念研究的情境中来。使学生学习化学概念的过程是一个从对化学变化的感性认识出发,经过抽象、概括而达到对化学现象理性认识的过程。
2.转变教学观念,关注概念形成。
国际学习科学研究领域有句名言:听来的忘得快,看到的记得住,动手做更能学得好。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学生亲自体验形成知识的重要性。教师转变教学观念,认识到概念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体会到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意义所在,而不能单纯地为了教概念而教概念,关注概念本身而忽略概念的形成过程是错误的,是忽略学生思维发展的做法,是一种不科学的教学设计过程。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引导学生自主形成的概念,才会被学生真正地理解和掌握,才能在应用实践环节经得起推敲和检验。否则,学生获得的概念只能靠记忆来维持。
3.利用认知冲突,引导概念修正。
学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有质疑,才能有长进。概念形成过程是学生思维发展的过程。而思维发展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难免有疑问、有质疑。因此,在概念教学中教师要特别关注学生思维困难点,适时的点拨和技巧性的提示,都有利于学生对概念的适时修正,获得和生成准确的概念,避免错误印象对思维的干扰。
4.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概念应用。
运用概念解决生活生产实际问题是对学生概念理解程度的真正考查和检验。学生在学校中学到的东西,只有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变得鲜活起来;只有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知识才能变得丰富、深刻。高中化学新课程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化学现象,解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初步树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所以,在概念的应用环节,除了能利用概念解决一些应试的试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自觉地把所学知识和具体生活生产实际联系起来,从而认识到概念在化学学习和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全文共3674字)
参考文献
[1]王磊.《普通高中化学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胡久华.《化学课程与学生认识素养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陈越.《建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综述》,2002
[4]2010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领导小组.《北京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化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和模块学习要求(试行)》,2007
〔关键词〕理性;博弈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5001006
一、引言
理性是经济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识中能以数理逻辑表达的思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体地说,理性是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1]。
自从经济理论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2]。在古典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角度,进一步完善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分支,分析视角逐渐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领域,并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其他科学相互交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博弈论不仅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且进一步要求“目标—手段”之间的一致性,即过程理性。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概念将现实世界中人类复杂的互动行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分析人类冲突与合作行为达到的均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领域,逐渐放宽传统博弈理论中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转而研究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动行为。理性概念不仅构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础,而且根据理性假设的不同限制产生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学科诞生以来,许多著名的博弈论学者如纳什、海萨尼和奥曼等人,在各个博弈论分支领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人类互动行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第三节分别剖析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第四节分别从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论分支的基本假设等角度,论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概念包含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的、批判的考察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途径只有两种:实证法和演绎法,“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现实是可知的。因为现实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人类从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结构。该原则将理性与命运说和不可知论等哲学观点分开。第三,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实践理性,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正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构成了传统博弈理论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为主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给定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报酬。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
1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开端于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反省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即为理性。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数学证明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有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争议上,理性主义的“自明原则+演绎”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公理方法密切相关,而经验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密切相关[4]。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是西欧近性主义演绎法的奠基者,他认为对真理的认识不用靠实践来证实,而是要看我的思想、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他还认为真理存在于理性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近代经验科学奠基人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他看到了经验科学(知识)的蓬勃生命力,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也认为,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加以解释的。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 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 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 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 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 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 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 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 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 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 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 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 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 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 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 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 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 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 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 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 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 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 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 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 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 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 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 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 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 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 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 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 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 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 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 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 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 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 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 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 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 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 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 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 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 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 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 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 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 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 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 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 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 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 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1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 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 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 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 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 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 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 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 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 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 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 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 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 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 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 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 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 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 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 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 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 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 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 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 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 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 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 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 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 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 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 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 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 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 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 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 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 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 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 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 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 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 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 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 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 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 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 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 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 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 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 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 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 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 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 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 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
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 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 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 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 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 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 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 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 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 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 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 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 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 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 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 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 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 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 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 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 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 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 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 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 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 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 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 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 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 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 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 ‘‘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 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 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 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 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 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 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 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 难题和问题上来。1 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 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 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 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 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 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 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 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 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 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 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 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 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 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 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 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 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 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 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 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 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 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 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 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 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 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 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 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 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 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 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 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 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 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 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 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 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 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 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 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 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 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 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 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 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 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 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 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 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 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 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 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 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 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 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 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 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 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 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 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 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 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 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 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 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 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 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 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 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 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 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 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 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 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 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 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 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 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