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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控制;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扩展生产函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23-10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定量研究”(201006);济南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济南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201203);青岛市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青岛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李新运,男,山东菏泽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马俏俏,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吴学锰,男,山东滨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史纪慧,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人口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增长到2010年的89.30‰,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倍。一方面,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所造成的压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目前对这两个问题少有深入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为三个方面:①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Bloom等[1]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项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广海等[2]运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00-2010年的人口和GDP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通过不一致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划分;李新运等[3]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人口承载力进行估算,并对人口承载力的盈余情况进行分析;郑萌萌[4]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②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李建民等[5]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建立了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从人口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和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两方面入手,研究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周德禄等[6]又运用类似的方法,模拟得出人口控制条件下山东省宏观经济可能的发展状况,然后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相比较,判定了人口控制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③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蔡增正[7]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然后分别估计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具实质性;刘林等[8]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蔡P[9]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讨论了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从已有研究看出:①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联关系、因果关系、数量关系等进行了各种实证分析,而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②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表示出互动关系,但主要分析的是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动态模拟方面明显不足;③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往往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关于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为了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测算1978-1990,1978-2000、1978-2011三个时间段内,济南市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验证测算方法的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
系统动力学作为主要进行仿真预测的分析方法可以很好的模拟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时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把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推导出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生产函数模型往往被用来定量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各项人口素质指标加权求和求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带入生产函数模型,直观的测度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
1.人口―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图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涉及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虽然它们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各有其自身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各子系统及其内部众多变量之间连锁互动,具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可以抽象成具有多重反馈回路的机制,因果关系图正是表示系统反馈结构的重要工具。
建立系统的因果关系图,关键在于分析系统中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本课题主要是模拟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即不控制人口数量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人口发展子系统中,主要选取了能够影响并反映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指标,如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机械增长率等。经济发展子系统中,人口数量控制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前大多以GDP来作为描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通用指标,同时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也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资本投入和积累决定着经济规模,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块中主要选取GDP、人均消费支出、总消费、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存量以及GDP增长率等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变量。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具有比较复杂的因果关系:首先,人口数量本身同时受人口机械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人口控制主要通过控制总和生育率来降低出生率,从而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其次,人口可以分别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从人是消费者入手,人口数量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消费增加,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增加,投资就会减少,通过固定资产存量又会受到投资的制约,因此固定资产存量与人口数量呈反方向变化;另一方面从人是生产者入手,假设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则从业人员数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从业人员的增加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量呈同方向变化。最后,经济发展子系统内部固定资产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影响投资而影响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
四、结论及分析
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计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讲,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研究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本文所提贡献率测算模型均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相关书籍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确定的;以济南市为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济南市的实际发展状况,是比较合理的,这也验证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从济南市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呈增长的趋势。在现阶段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国情下,需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关注人口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应对未来时代的挑战。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的因素仍然不够全面,例如人口发展子系统中,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入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等因素,经济的增长也会相应受到环境、资源、科技和教育的影响;相关参数设置时的一些前提条件在实际中也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乐观,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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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与出生率、死亡率和医疗卫生设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采用北京、上海等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模型,运用Eviews软件,分析了医疗设施条件、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等变量对各地区人口数量的相关性影响。
关键词:
人口数量;出生率;死亡率;医疗机构
人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地域人口增长既来自初始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来自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的迁移流动)(LiGuoping,ChenXiuxin,2009)。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人口增减与迁移(王露,封志明等,2014)。医疗机构数量对人口数量变化有深远的影响。我国人口数量的总体分布是,东高西低,南稠北疏(柏中强,王卷乐等,2015)。医疗机构多、条件好的地区,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较好的医疗救治和保健服务,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降低死亡率,使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大于医疗条件较差地区。
一、建立模型
(一)数据收集整理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医疗条件以各地区医疗机构数量来表示。本文主要以2012年各地区人口数量和医疗机构数量为依据,分析医疗机构、出生率及死亡率对各地区人口数量的影响。
(二)变量设计其中Y表示各地区人口数,X1、X2、X3分别表示出生率、死亡率、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0表示不变情况下的人口数量。1表示出生率的权数,2表示死亡率的权数,3表示医疗卫生机构的权数。μ表示随机扰动项。通过上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各解释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口数会如何变化,从而进行相关预测,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与参考。
(三)模型的拟合检验1、经济意义检验(1)0=2398.986,表示在出生率、死亡率、医疗卫生机构保持原有规模,我国各地区平均人口数仍有2398.986万人。这种结果符合人口增长规律,合理。(2)1=-94.10499,表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出生率每增长千分之一,人口数量减少94.10499。在2012年,出生率小于死亡率,这种结果符合我国国情,合理。(3)2=-61.60816,表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死亡率每增长千分之一,人口数量减少61.60816。死亡率大于出生率,这种结果符合我国国情,合理。(4)3=0.110645,表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机构每平均增加一个,人口数量平均增加0.110645万人。合理。综上可知,该模型符合经济意义,经济意义检验通过。2、统计检验(1)拟合优度检验R2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好;反之,R2的值越接近0,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差。由回归参数估计结果可得,样本决定系数R2=0.719266,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688074,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不高。(2)F检验针对H0:β1=β2=β3=0,给定显著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2和n-k-1=27的理解值Fα=(3,27)=2.96。由OLS回归分析表得到F=23.05884,由于F=23.05884>Fα(3,27)=2.96,应拒绝原假设H0,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出生率、死亡率、医疗卫生机构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我国地区人口数量有显著影响。(3)t检验针对H0:βj=0(j=0,1,2,3),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27的tα/2(n-k-1)=2.052。由上表中数据可得,与β0,β1,β2,β3对应的t值分别为0.880478,-0.838065,-0.145195,7.109085,β0,β1,β2的t检验值小于tα/2(n-k-1)=2.052,其t检验不显著,但是F检验值明显显著,这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3、计量检验(1)多重共线性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证实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去检验和决绝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作Y对X1,X2,X3的一元回归。可见,地区人口数量相对而言受医疗卫生机构的影响最大,与经验相符合。因此,选X3为初始的回归模型。第一步,在初始模型中引入X1,模型拟合优度提高,且参数符号合理。变量也通过了t检验。第二步,引入X2,拟合优度有所提高,且参数符号合理,变量也通过了t检验。
二、模型评价
(一)模型的不足之处模型的主要不足表现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值太小,导致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够高,此时不能充分反映出生率、死亡率对各地区人口数量的影响。
(二)其他因素对人口数量的影响1、农业产量提高的原因。农业生产技术中,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技术,有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农业生产效率影响农业的生产成本,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决定人类生产食物的能力。2、医疗卫生的因素。医疗水平的提高。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3、经济社会环境。在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有充足的食物供应,人口是会迅速增长的。100年人口可以实现翻两番,接近饱和。后来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加大,加之政策上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自豪,使我国人口在50年内翻了一翻还要多,达到目前的13亿多人。4、其他因素。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在现代社会,有的夫妇不能生育,有的夫妇不愿生育,甚至不育文化理念(包括丁克家庭)也是影响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在了解影响人口数量的因素后,我们就可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人口适度和谐发展政策,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三、政策建议
(一)应尽快调整和完善现行人口政策“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基本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30多年,对我国人口总量控制以及促进优生优育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该政策在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对改善中国人口状况,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存环境,实现人口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无疑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口红利不断减少,以及哺育养育孩子的成本加大,人口出生率会不断下降,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达到零增长,甚至会变成负增长,使中国面临与上世纪70-80年代完全不同的人口发展形势。所以,事易时移,由于当前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老龄化加速到来,中国人口政策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如果政策与时俱进,可能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积累一批新的人口红利。中国急需尽快调整人口发展政策,实现从惩罚政策向激励政策转变。
(二)人口政策事关国家安全人口,不但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也是综合国力构成因素的重要载体。人口政策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也事关国家安全。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持续多年人口净流出,并且生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不仅是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确保一定的人口规模也是大国人口安全必须考量的基本因素。
(三)加大医疗机构投资建设一个老龄化社会,医疗机构设施建设对人口发展、迁徙意义重大。根据人口迁徙规律研究,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医疗机构多,设施健全发达,流动人口具有非常明显的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空间地理特点(雷光和、傅崇辉等,2013)。鉴于中国目前的人口现实,政府应加大对医疗设施投资,增加医疗机构,特别要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医疗投资,以及农村医疗投资,一方面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另一方面,指引人口合理迁徙分布,缓解城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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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地域人口数量与消费水平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1、城乡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我国城乡地区由于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人员的素质、劳动力的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以及人口数量存在着差异性。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而且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资源空间。农村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技术水平低的限制,维持着简单的生产。在整体上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对于原材料的应用效率较低、浪费严重,造成了农村的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的现状,农村的人口普遍较多,增加了资源环境的负担。
2、区域环境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我国的地理环境复杂,不同区域的人类限制消费观念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诸多的因素不同,必然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人口的消费水平层次不齐,差异性较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的自然资源优势比较明显,但是其技术发展不够发达,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不高。人们的消费水平较低,原有的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如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造成了这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东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自然资源承受负担自然不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性较大。
二、不同消费结构以及人口数量对环境资源的影响
由于现在社会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转变,受到了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的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多样化、享受性的发展状态,消费产品多样。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自然环境资源进行索取,以及医疗设备、保健、教育、文化等多种享受型、开发型消费,必然造成了资源环境上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当前,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资源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必然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后果,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同时,自然环境必然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水平,抑制社会经济的增长,这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然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资源流动速度较快,跨境电子商务经济发展模式承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期望,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大力开发和使用,对资源环境造成过重的负担,超负荷的环境资源压力,受到网络消费方式以及高新技术消费结构的影响,人们在享受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便利之时,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力在持续增长。加之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样造成了资源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生态平衡发展,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过重的经济负担,影响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
三、优化资源环境发展的对策
1、健康消费
消费方式以及消费观念都会对自然资源环境造成影响,而且为了进一步缓解人口增长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必须要从自身的价值观念入手,转变以往消费观念、消费方式过程当中,加大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创造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氛围。加强教育的宣传,树立良好的消费观念。强化健康消费观念,既能满足人们对于消费的需求,同时从思想上提高了消费的意识,使得人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質文明高度统一。反对享乐主义、过度浪费的高消费,提倡适度消费的健康消费观念,加强对于资源保护环境宣传的重要作用,强化对于消费者的健康消费认知。
2、合理消费
对于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的调整,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普及率消费在应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寻求健康消费的转变,合理的消费增长推动新技术、信息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在居民消费增长中的教育等多个方面的消费观念方式的转变,发展以人们消费服务社会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为目标,构建更加合理的消费政策,引起人们的关注。合理的消费,必然导致消费的持续发展,在我国制定了诸多的环境持续发展和消费的政策中,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同时,弥补人们消费的压力,倡导持续发展合理消费,并且提高了对废弃物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发展。
3、稳定人口增速
人口增长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虽然相比于消费情况来讲较小,但是其仍然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呈现正相关的发展趋势。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必然造成对于资源的快速消耗,而且处于资源紧张的自然环境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贫困的状态,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控制好人口的增速比例,稳定当前人口增速,缓解资源环境是人口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4、提高人口素质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对其消费观念进行严格的要求,在思想意识上构建绿色消费、健康发展的理念,避免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浪费,造成的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健康。政府加大对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人口素质提高方面做出积极的响应,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实现资源的更好配置,树立环境友好发展的观念,对于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在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的范围内,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增加环境的负担,但是环境资源的负担过重同样也会影响消费水平的下降,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消费水平以及资源环境利用的相关问题的共同协调发展。为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提供更加优质的生存环境。在自然环境有限的承载范围之内,积极的采取相关的政策行动,寻找与自然资源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又能逐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控制好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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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计量分析;灰色理论;煤电;GD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云南省是电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资源可发蕴藏量为九千多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煤炭保有储量246.5亿吨,居全国第八位。近年来,云南全力开拓华南电力市场,一直是“西电东送”南线的主要输出省。同时,在国家支持下,云南电力已将市场拓宽到毗邻的东南亚,逐步实现了“云电外送”。
本文对云南省GDP与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分析,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评估云南电力资源的价值,对云南省今后的电力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统计局的《云南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计量经济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
使用最直观的多元线性回归建立函数模型:
GDP=d+a*el+b*coal+c*po ①
其中,el代表发电量;coal代表原煤产量;po代表人口数量;a、b、c为三个外生变量系数;d为常数项。
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方程拟合优度约为0.99,方程对于样本拟合度良好。方程显著性检验值为191,显著性良好。而在电力、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中,发电量对于GDP的影响最大,而其他两项对于GDP影响甚微。总体来说,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和发电量、原煤产量及人口之间的关系。
由表2可以将式①写为:
GDP=5.11el+0.146coal-3.79po+16126.07 ②
②式说明,发电量每增加一万千瓦时,将导致GDP上升5.11亿元,每增加1万吨原煤产量,将导致GDP上升0.147亿元,人口每增加1万,将导致GDP下降3.79亿元。
发电量具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值得加大投资力度;而原煤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应该适当减少生产;人口增长虽然具有边际递增效应,但其对GDP的影响为负值,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控制其增长速度。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考察所有的变量之间共同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决定哪个变量更为重要,相关系数的一般公式如下:
rxy=■③
根据③式,对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四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以做如下分析:发电量对GDP的影响大于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原煤产量对GDP影响不大;原煤产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电量,但作用有限;本地人口数量对发电量的影响甚微。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的电力资源多用于出口,且火力发电并不是主要电力供应源。此结果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适当减少原煤(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三、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理论站在系统的角度,通过分析系统内部能量流动的方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趋势、状态进行评估,试图找出系统内部的规律,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假设GDP、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灰色系统,利用GM(1,1)模型和GM(1,N)模型对这个灰色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一)GM(1,N)模型
GM(1,N)模型通过建立灰色系统的白化方程,对系统各要素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GDP作为系统的特征行为序列,发电量(el)、原煤产量(coal)、人口数量(po)作为参数序列,使用GM(1,4)模型进行分析,由于原始数据比较平滑,所以利用一次累加生成算子即可。
计算获得的白化式微分方程如下:
■+0.0876GDP(1)=0.787el(1)-0.0271coal(1)+0.0127po(1)④
从④式易知,el前的系数最大,表明发电量对系统影响最大;coal前的系数为负,原煤开采是阻碍系统进展的因素;po前的系数很小,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大。而系统的目标则是GDP增长。这个结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吻合。
(二)GM(1,1)模型
由于线性回归模型T检验值不甚理想,并且由于数据不完整,无法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出预测。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可以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规律作出模糊性的长期描述,是预测领域中较为完善的一个分支,可以用于该系统分析。
使用GM(1,1)模型做预测,一次累加作为生成数,对2011-2015年云南省的GDP、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分别进行预测。
经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GDP估计值平均残差为69,年发电量平均残差为16,原煤产量平均残差为273,人口数量平均残差为40,基本切合实际值,预测值可以反映未来趋势。到2015年,GDP、发电量、原煤产量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口数量将增加200万。
以上数据表明,云南省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内,GDP增幅将达到2000年的9倍;电力产业的发展与GDP成正比,势头稳健;原煤开采虽然也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不如其他几项明显,说明原煤产业已经步入边际效用递减的阶段,但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四、分析结果说明
通过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原煤产量、年发电量、人口数量等数据的分析,基本可以对云南省煤电产业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价。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