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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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第1篇

清华大学全球财经新闻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GregoryFields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教学生经济新闻，他们将来可能被淘汰。”④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文斌也对这一社会现状以及我们的教育现状有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的是专业人才，不是万金油……很多新闻学院设置很多专业，把新闻传播跟任何东西关联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培养出一批新的人才，但是他们可以说90%以上都不实用，因为这些学生什么也没学好。”⑤显然，我们在师资、教案、课程设置等方面，并未完全为这样的转变做好充足的准备，如何充分高效地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将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转化为课堂内容，与兄弟院系进行密切可行的合作，为学生的新闻专业技能与其他专业内容搭建桥梁，案例教学将成为一把解决难题的钥匙。而据我们现在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显示，案例教学无论从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再到教学成果，都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案例库建设:哥伦比亚案例联合体的发展

哥伦比亚案例联合体(作为现有的最为完备、专业且具国际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平台，起始于2007年的“奈特案例研究开端”(TheKnightCaseStudiesInitiative)。对于它的细致观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闻传播学案例教学前沿的具体现状和特征，为我们提供案例库建设的宝贵经验。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JohnS.andJamesL.Knight基金会的赞助下，开始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哥大新闻学院在其网站上宣布了这一项目的启动，并宣称:“奈特案例研究开端是新闻学院的新探索。……案例教学加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领导才能的训练，学生将有机会检验自己在采编、伦理、传媒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深度与广度。”⑥当时，学院还宣布，2008年春季将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对案例教学实验予以实践。此后，这一项目迅速发展与成长，2011年起更名为哥伦比亚案例联合体，简称)，开始了全新的历程。这一联合体，在新闻学院案例库的基础上，加入了该校的JosephL.Mailman公共卫生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SIPA)，并在对外合作上，取得了阿迦汗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院的支持，成为了基于哥伦毕亚大学的跨学科课程开发单位。

在其网站上展示的案例绝大部分是由一个专门的案例撰写团队完成的，他们把自己的案例称之为“强制抉择型案例”(decision－forcingcase)。简单来说，这些案例都收尾在一个抉择点上，即当案例的当事人面临关键抉择的时候，案例的相关叙述就终止了，学生将通过90分钟的课堂讨论，来寻找可行的选择，并提出行动的建议。从学科上细分，案例可分为新闻传播学案例、公共政策案例与公共卫生案例三大部分，其中新闻传播学案例数量最多，共45个，公共卫生案例3个，公共政策案例部分则刚刚起步，现可供下载的只有1个。而45个新闻传播学案例，从媒介形态上又可以分为五种，分别是多媒体案例、视频案例、纯文本案例、西班牙语案例和外界提供案例。其中，多媒体案例通过网络形式展现，融合了图片、声音等多种媒体手段，部分案例含有完整视频;视频案例则是通过在课堂现场直接录制学生的发言而逐步积累形成的，在使用的时候，教师可以选择播放其中的学生发言片段用于支持或者反驳各种论点;纯文本案例通过PDF文本下载的形式提供，多是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材料进行梳理整合而成;西班牙语案例，则是将现有案例翻译成西班牙语，提供给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的媒体机构使用;外界提供案例由非该案例库的工作人员完成，这些外界提供案例都将根据案例的固定格式和要求进行整理与改写。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案例库中，多媒体案例有29个，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通过对具体内容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案例视野广阔，从“多媒体新闻所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到“政府应当如何对待年迈多病的囚犯”，再到“东南亚小国东帝汶在面临粮食短缺时应该进口稻米还是鼓励本地居民的生产”，每一个话题都带有问题，都在引导学生对如何解决问题做出思考。

案例都配有专门的教学指导手册，这一手册只有哥大教师在注册该网站后才能免费获取，并不对学生和访客开放下载的权限。使用案例的人群从个体上区分，可以分为学生、教师和访客三个类别。除了5个任何人都可以下载的免费案例外，其余案例都明码标价。教师一经注册就可以免费下载这一案例库的全部案例，以及教学指导手册。学生和访客则需为下载案例付费，多媒体案例和视频案例的标价是每个案例5.95美元，纯文本案例的标价则为3.95美元。付费以后，他们可以下载一个PDF版本的文本案例，并有90天的权限可以观看影像资料部分。同时，哥大新闻学院的学生在案例使用上享有一定的优惠和便利。在新闻学院的课堂上，如果某一案例将被作为讨论材料来使用，那么该课堂的主讲教师需要通过邮件向案例库说明自己主讲课程的名称、需要使用的案例名称、该案例课的开课日期和课堂学生人数，这个课堂的全体师生将获得一个临时登陆账户，免费观看这些案例材料。如果将案例库的使用者按照他们的单位来划分，又可以分成教育机构和新闻单位。根据网站2012年4月刊登的一则消息，已有105所高校使用了这一案例库的产品⑦，其中包括了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内的许多世界知名大学。我国高校中，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和汕头大学也是他们的用户。此外，全球至少25个新闻机构使用的案例来培训他们的员工，其中甚至包括了远在斯里兰卡和智利的新闻单位。

实际上，网站有很大的篇幅都在介绍如何使用这些案例来开展教学活动。有一个叫做“案例教学方法”的频道专门为此而设，详细介绍了教师、学生都应该怎样运用这些案例进行课堂学习。实际的案例使用，并非如哥大新闻学院最初策划的那样，成为一门专门的课程，而是融入到了各门课程的教学环节中。在哥大新闻学院的课堂上，国际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研讨会、科学新闻研讨会、广播电视新闻管理、专题写作等课程都在使用案例。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高校开设的历史学、传媒法与伦理道德、媒介素养、媒体和公共政策等课程也将这一案例库的内容纳入了课堂。#p#分页标题#e#

整个案例库运行所占用的人力资源并不多，它的核心工作人员有两位:一位是总监柯尔斯顿•朗勃格(KirstenLundberg)教授，她此前就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要工作是负责该学院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项目。另一位是负责案例编写协调工作的安•玛丽•阿瓦德(AnnMarieAwad)。五位特约撰稿人为他们编写案例。此外，还有四位事务的协调人员，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出版社，负责案例标题的编写;一位是智利洛斯安第斯大学的工作人员，负责西班牙语翻译;还有两位负责网站的维护，来自哥大新闻学院的IT部门。可以说，通过最小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大的课堂教学收益，同时自身也从一个单一学院的项目发展为跨学科的国际案例联合体，其在案例编写的组织方式、案例库的经营与维护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案例课程的设计:日、德记者的培训

中外高校在案例教学时，大部分都选择了在某一门课程中单独辟出若干课时，展开案例讨论的环节。有不少学者就这一做法的优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十分看重案例教学方法将为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的巨大收益。有学者认为案例教学能够最大程度地将师生的缄默知识显性表达⑧，许多在课堂上用言语无法传达的新闻素养都可以通过教师对案例的选择和讲解，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同时学生也在对案例的讨论中，不断厘清思路、对所学知识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也有学者肯定地指出“案例教学法将成为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⑨，因为它能够“缩短学院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差距，拉近新闻课堂与新闻实践的距离”。部分学者还指出了现有新闻传播案例教学的不足，认为我们有时候会把引用案例和案例教学混同起来。他们指出，“教师系统讲授相关的新闻理论后，举出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这些理论……只能称为举例。我们主张案例教学法，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新闻教育的种种弊病。”⑩我们认为，案例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再现，“我们把新闻编辑的某一段工作经历带入课堂，是要让学生扮演这位编辑的角色，感受他当时面临的困境，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我们要鼓励学生寻求更多的、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简单地学习或重复这位编辑的做法。”

以案例为主要课程内容授课，这样的课程形式在日本和德国等地较为普遍。这一特征与这些国家的新闻教育模式是有关联的。通常，我们将发达国家的新闻教育模式分为三类:美国模式、西欧模式和日本模式。我国的新闻教育很大程度上承袭了美国模式，主张“以实务训练为本位、以社会科学为依托、以人文主义为目的”瑏瑢?，拥有完整的高校新闻教育体系。西欧模式则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这一新闻教育模式保留有较为浓烈的“学徒制色彩”，一些大报和公司出资开办新闻学校，毕业生中的优秀者可直接进入这些新闻机构就职。在德国，这类的全日制新闻学校有200多所。以“案例教学为主”是这些新闻学校的一大特色。如新教媒体学院(EvangelischeMedienakademie)从1950年以来，就形成了这一传统，它所提供的培训时长为18个月，这18个月的课程都以案例教学为主，且外聘大牌记者、编辑作为教师来实施教学?。

日本模式则更为特殊。有学者认为，日本不存在已经制度化了的新闻教育，新闻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各媒体企业单独对员工进行的内部职业训练?。而对于媒体企业来说，从具体案例入手培训，是他们最为有利的教学方式。如日本朝日新闻社就设有自己的记者学校，参加工作3年以内的公司新人是这一学校的重点培训人群。他们将被分为4－5人一组，由一位新闻社的资深员工或管理高层直接领导，就实际的新闻报道工作讨论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员工在刚入职时、入职的第一个半年、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各须参加一次这样的培训，每次的培训时间为一个月，除了第一次培训以摄像、摄影、新闻写作的基本技巧为主以外，其他四次培训均为由简入难的案例教学。可以说，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关于案例教学的方法与内容，但是我们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新闻院校关注度不够，尤其是一些来自媒体的职业培训机构，并未与我们形成很好的沟通机制，很多好的经验还没借鉴过来。

几点思考

通过对海内外高校及培训机构在案例教学方面的观察和思考，对比世界各地在案例库建设和案例课程设计方面的优势和经验，我们发现:同世界其他各国相比，我国新闻传播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起步并不晚，现在案例教学理念也已经被大部分院校接受和认同，并已进入了实践阶段。但哥伦比亚大学在案例库建设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职业培训机构在案例教学上的独特优势也值得学习。国外同行的经验和成果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明确案例撰写标准、如何完善案例库的经营发展机制、如何提高案例的有效使用率，真正使案例变成事半功倍的有效课堂工具。人大新闻学院开发的国内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从2006年推出单机版到2008年网络版的全面上线，每年都在滚动更新，保证了其在案例内容上的前沿性与时效性。截至2011年底，该案例库拥有13个子库，案例数量超过530个，内容涵盖编辑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摄影、广播、电视、新媒体、传媒经济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公关、新闻伦理法规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已经有6本案例教材出版发行。通过近7年的案例库建设与对海内外兄弟院校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对这一案例库的未来发展有所思考。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第2篇

一、娱乐

“娱乐”一词,早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中就出现了:“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1]

“娱乐”是一个同义复指的词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字的解释是:“娱,乐也,从女吴声。”[2]

东汉的张衡在其《南都赋》中说:“游观之好,耳目之娱。”在这里把娱乐视为一种欣赏。

陆机所著《文选》中晋代阮籍的《咏怀》诗之八中,也有“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的句子。

在古人那里,“娱乐”的概念,已经与今天使用的“娱乐”概念很相似了,也即“娱怀取乐”[3]“欢娱行乐”[4]之意。

1987年出版的《文化论》一书认为:“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5]

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认为:“娱乐就是获得一种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也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满足的。娱乐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消除疲劳,有益于身心健康,还可帮助人们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6]

1995年出版的《传播学导论》一书认为:“人类对娱乐的需要如同对于衣食住行与传宗接代一样自然。”[7]

2002年出版的《广播电视学导论》一书认为:“娱乐就是获得一种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包括模仿的,情感共鸣和宣泄的以及思辨和理解的,总的说来就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满足的。”[8]

2005年出版的《传媒效果概论》一书认为:“娱乐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解除不满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的手段。”[9]

2005年出版的《观念与范示――类型电影研究》一书认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能够刺激、鼓励或者激发快乐消遣的东西我们都可称为娱乐。一切能给人类带来快乐、消遣、释放的东西,都能定义为娱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娱乐理解为单纯的官能刺激和插科打诨。” [10]

2007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一书认为:“这种欢乐之意,既可以是生理上的放松、愉快,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满足、兴奋或宣泄,甚至是紧张、刺激、悬疑的感受。”[11]

总之,娱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人们需要娱乐,以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与补偿,并在两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也因此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剂。一般来说,人们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状况下,对娱乐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桑哗的《娱乐新世纪》一文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娱乐的时代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100年人类生活形态即发生的诸多变化中,娱乐无疑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继和平、发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题。娱乐一直被看成生活中一种必要和有效的调节手段。人们通过发明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并不断缩短工作日等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但是,娱乐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我们从中获得的快乐终究是有限的。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其游戏本质恰恰蕴含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娱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是20世纪的理念,而21世纪的常识则是:我们更勤奋地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娱乐,或者干脆说,工作本身就是娱乐。”[12]

对娱乐的需求源自有人之初,但最初的娱乐是以人自身为传媒,群体直接参与,娱乐的方式与范围都很小。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出现后,娱乐的内涵与外延都得以扩张,但首先满足的是受众的信息需求,在组织大众娱乐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分散的,娱乐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电视成为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后,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更为快捷、生动、准确、全面的需求的同时,也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载体。

英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曾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设计意在激起一种情感,并且不想使这种情感释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之中,而是要作为本身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加以享受,那么,这种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娱乐或消遣。”[13]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这个曾被戏称为“独眼怪”“梦想的匣子”的制造品,本身就是“一种远距离传送的有声有形的娱乐工具”。[14]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本身具有鲜明的通俗性、消费性等大众文化传播特征。观众期望通过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获取信息,舒展身心,可以说是观众对电视明显的消费需求。关于电视与娱乐的关系,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启迪的类似观点,譬如:

“电视是21世纪一种独特的娱乐形式。”[15]

“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载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16]

“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17]

“电视不仅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还制造娱乐需求,引导娱乐需求,并逐步实现娱乐传媒一体化,使世界真正进入一个娱乐的时代。”[18]

上述观点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仅从电视传媒本身而言,其所传播的内容,也即电视节目本身确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娱乐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将娱乐看成庸俗浅薄、丧志的代名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套僵硬的逻辑:娱乐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快乐,而与理性、心灵、精神、痛苦是对立的。

其实,娱乐也是有内涵、意义、品位之分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分析了美感产生的阶段与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包括性本能、、行为、心境、理念的被压抑,通过审美获得解放与宣泄,达到心意的满足与愉悦;最高层次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个生命与存在的全部投入。同样,对于娱乐的理解也应该分层,即有浅表层面的感官娱乐,也有内核层面的精神娱乐。

就电视娱乐节目形态而言,感官娱乐与精神娱乐之间、审美与思想价值之间,并非对立的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共生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观众在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过程中,娱乐实际上来自于身心两个方面的同时满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造成某种遗憾,都会影响娱乐效果的充分获得。

二、娱乐化

“娱乐化”与“娱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化”――加上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娱乐化’就是指某件事物(一般原先不带有娱乐性特点,或具有与娱乐性相反的特性)在经历一些变化后带上了娱乐性的特点,从而使人变得快乐;或是原本一件严肃的事情经过一个变化过程如今成了一件快乐有趣的活动。”[19]

娱乐化正在成为当今一种引人注目的电视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就是以娱乐的精神、娱乐的视角、娱乐的方式来策划与制作电视节目,实现人们的视觉愉悦与情感诉求。具体而言,不仅电视娱乐节目形态族群诸形态强化了娱乐元素,而且以严肃性见长的新闻节目、法制节目、纪录片等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族群诸形态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娱乐元素。“娱乐元素成为这些节目不可或缺的内容,可视性、互动性、故事性和悬念性,成为它们追求的目标。”[20]

[4]《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5页。

[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6]阎玉主编,何大中、赵水福、白谦诚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7]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8]欧阳宏生主编,朱天、蔡尚伟、彭逸林、赵志刚副主编:《广播电视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9][美]詹宁斯・布赖恩特、苏姗・汤普森:《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10]沈国芳:《观念与范示――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1]孙宝国:《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12]桑哗:《娱乐新世纪》,载《新周刊》2000年第3期。

[13][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4]参见张志君:《创新精神・平常心态・平等关怀――世界各国电视娱乐节目整体扫描及对中国同行的启示》,载《当代电视》2000年第4期。

[15][美]保罗・M・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16][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7][英]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8][美]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黄光传、郑盛华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9]张爱凤、李钧:《“电视娱乐化批判”之批判》,载《电视研究》2009年第1期。

[20]胡智锋:《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1]参见孙宝国:《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22]孙宝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发展走向》,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编:《新闻传播学前沿2007-2008》,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3]参见王小嘉:《假日法制节目的娱乐化探索》,载《中国电视》2006年第4期。

[24]李海丽:《纪录片娱乐化初探》,载《山东视听》2006年第1期。

[25]吕鹏在《从看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新方向》(载《电视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健康的娱乐是不放弃基本道德要求的娱乐,是能够产生审美价值和审美愉悦的娱乐,同时更应该是能够引导社会和谐的娱乐。”对此种表述,笔者深以为然。

[26]冯晨:《在坚持中发展 在运用中创新――纪念同志发表55周年》,载冯晨:《子夜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7]中国电视节目榜组委会编著:《中国电视红皮书:2001》,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28]参见张德祥:《要娱乐不要“愚乐”》,载《求是》2008年第5期。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媒体 思想政治教育 影响 议程设置 第一者效果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即时性，新媒体日益成为信息的第一渠道，24小时不间断发稿，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更新也非常快。二是海量性，新媒体通过超链接的形式极大地丰富了信息外延和背景资料，特别是能以数字形式长期保存信息资料，新媒体简直就是一个浩瀚的数据库。三是全球性，新媒体使得“无国界”成为现实。四是互动性，新媒体使得传播不再是简单的“一对多”，而是“多对多”甚至“多对一”，实现了多种传播方式的融合。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运用新媒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

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使得新媒体迅速进入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新媒体的即时性、海量性和互动性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了新优势。

（1）提供了技术支持。新媒体高速的传播效率、巨大的信息容量、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交流途径、畅通的信息互动渠道，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技术是各种教育内容和手段得以丰富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媒体的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和多媒体性加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新、丰富和交融，提高了教育的时效性，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快速发展的动力。

（2）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平台和内容。新媒体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教育教学手段和内容。新媒体以多种媒体方式展示教学内容，内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且富于变化，极大的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和思路。

（3）提高了大学生接受教育的自主性。大学生处在人生的关键阶段，是建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但很多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并不愿意向家长和老师讲述真实的想法，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很反感，抵触情绪非常大。新媒体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可以使教育者和受教育通过虚拟手段进行交流，消除受教育者的心理戒备，敞开心扉进行交流和沟通，往往可以实现较好的效果。

2、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者的平民化、传媒机构的企业化、信息的虚拟化等也会扰乱信息传播环境, 使传播伦理问题、信息的管理与控制问题、强势文化的过度影响问题、现实世界虚拟化问题、舆论导向的偏颇问题等凸显出来。新媒体开拓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空间, 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1）开放性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导向难度。信息开放是新媒体传播的重要特点，但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导向难度。新媒体信息的开放性，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在开阔了大学生视野的同时，也难免造成价值观混乱。

（2）虚拟性易引发大学生身份危机增加了凝聚难度。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而另一方面，新媒体又增强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削弱了社会意识，使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新媒体使大学生游离于现实与虚拟之间，形成双重身份，这极易给性格尚未成熟的学生造成角色的混乱和人格的分裂。

（3）虚拟空间虚化了道德行为，增加了道德实践难度。新媒体的虚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虚化了个人道德责任感和行为，从而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传统主流教育要求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行为，在虚拟化空间不必真正实践，导致在现实社会道德实践的弱化。

二、利用优势应对挑战的策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传媒时代，教育的问题常常是传播的问题，因此需要用传播科学以及传播策略来应对。

1、通过“议程设置”，加强导向功能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大学生处在树立“三观”的关键时期，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高校和社会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在大学生接触多的媒体进行有意识地传播。例如在校园广播、校园网络中开设主题论坛，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

2、调动技术热情，增强凝聚功能

2008年11月，首份高校共青团手机报在河南大学诞生。河大青年(手机版)依托手机媒介，以原有的河大青年(简报版)和河大青年(网络版)为基础，采用无线多媒体传播技术，通过河南大学团委和中国移动通信河南开封分公司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以彩信的形式，将理论学习、团组织建设、校园文化活动、科技创新成果以及各院系、学生组织开展的团学活动等相关信息和图片摘编，每周一期向河南大学师生发送。这一技术平台的操作者主要是学生。他们负担着整个平台的维护、信息筛选、信息等工作，他们在对新媒体技术的充分应用中，既让自己获得了进步，也服务了广大师生，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3、利用网络平台，拓展道德实践

虚拟化空间中人们道德观念的淡化是导致在现实社会道德实践的弱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虚拟空间中道德观的引导和树立是我们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道德观，拓展道德实践的基础。近年来，社会各界正在利用网络平台进行道德实践，高校也要借鉴这种方式和途径，拓展道德实践。比如在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去世后，上海大学在其校园网开设了“悼念钱校长专题”链接，在专题网站中设立了“伟长哲思”、“学术精粹”等板块，介绍了钱伟长先生的思想和成就，教育学生以钱伟长先生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此外还设立了“网上悼念”、“师生缅怀”等板块，引导学生进行感恩的道德实践。在校园网、校园论坛等点击率较高的网页对网络使用做出规范，促进同学营造良好的网络语言氛围，对自己网络行为进行道德规范；像在西祠胡同院校讨论区里，许多院校板块的简介中都有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生活，爱天下！”、“心与心的交流，我们一起分享快乐，一起面对挫折，相互关心、理解、尊重、信任和支持”这样具有亲和力和引导性的语句，以触发道德感和使用网络的道德行为；引导学生分析网络道德问题、建立网络秩序，诸如此类的举措，都能拓展道德实践空间。

4、利用自主性和互动性优势，形成第一者效果

传播效果理论中的第三者效果论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对他人即第三者比对自己即第一者更有效果。“人们觉得其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大众媒介的影响。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当然可能对自己产生错觉，低估了消息对他们的效果”。第三者效果的形成与传统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以及信息接受的被动性密切相关。而网络传播的自主性与互动性，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第三者效果转变第一者效果。当人们参与信息传播时，显然更容易受信息的影响。因此，让思想教育的信息内容，得到自主和互动传播，是提高和改善教育效果的有效途径。例如：各高校的校园主页是学校进行网络教育的重要途径，其中的校园新闻主要以公布学校重大事件、学生生活新闻为主，是营造和谐校园文化、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

总而言之，利用新媒体的种种优势，采用相应的策略，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教育造成的困境，开拓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①胡忠青，《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②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人民出版社，2006

③[美]沃钠・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著，郭镇之 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00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航天科普 发展困境 破解之道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242-03

21世纪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科学的力量。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

航天科技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载人航天工程、月球探测工程等重大航天工程的顺利实施，航天科技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关注，并由此催生出一股航天科普热，使航天科技逐渐揭开神秘面纱，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国内出版界近年来也积极加入到普及航天科技知识的热潮中，编辑出版了一大批种类丰富的航天科普图书。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以来，出版界出版的集中讲解航天科技知识的在销科普图书达到近300种，涉足航天科普图书出版的出版社数量超过200家。此外，还有很多百科知识类科普图书设有宇宙太空、航天飞行的分册，或有专门章节讲解航天科技知识。如果算上这些图书，航天科普图书的出版数量是非常大的。这对培养社会公众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和爱好，激发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航天、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这股热潮的席卷之下，我国航天科普图书的质量与传统科普图书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的成绩应该予以肯定。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航天科普图书出版在科普理念、选题定位、内容质量、作者队伍、原创力量、编辑水平、市场份额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成就让人欣慰，但存在的问题也应引发我们的理性思考。

1 发展现状分析

1.1 内容形式极大丰富，但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2003年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航天科技还带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众多的航天知识并不被大家所熟知，此前仅有与航天科技相关的少数科技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航天科普图书。这时期的航天科普书，大多是概略性地介绍航天科普知识，科普讲解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图片为辅。因图书出版资金投入所限，图书大多为黑白印刷，只有少量航天科普图书配有彩色图片或彩色印刷。这些图书虽然具备知识的权威性和讲解的系统性，但是出版内容不够丰富，图书表现形式相对单调，趣味性和可读性明显不足。有人戏称那时的航天科普图书“恨不得一本书把读者培养成航天专家”。“科而不普”，是传统航天科普图书被广泛诟病的一个缺点。

2003年以来，随着“航天热”的不断升温，航天科普图书出版的品种不但越来越丰富，而且各出版社借鉴国内外科普图书创作出版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所创新突破，开始大量使用图片、绘画和故事来普及航天科技知识，文字讲解更通俗易懂，配发的图片越来越丰富，装帧设计和印刷越来越精美，对读者的吸引也越来越强。从布满文字、黑白印刷的传统航天科普读物，到配有精美图片的彩色航天科普图书，再到加入手绘图、故事元素和趣味性强的航天科普绘本，航天科普图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图书的可读性越来越强。

比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蓝猫淘气3000问――杨利伟航天科普系列》绘本图书，借鉴国外少儿科普图书绘本理念，把丰富的航天知识融入到富有趣味的绘画和故事之中，受到了少年儿童的普遍喜爱。该系列图书一套6本，每本开卷监测累计销量都在1万册以上，在少儿类航天科普图书销量排行榜上居于首位，也是比较成功的一套少儿航天科普丛书。

虽然进步是明显的，但是不得不说，像这类质量优秀的航天科普图书，在国内仍可算是凤毛麟角。同国外优秀的航天科普图书相比，不论是文字内容的可读性、趣味性，还是书中图片的丰富性、图片信息的内涵、图书装帧设计的精美程度，以及图书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气质，国内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2 屡屡获奖，却“叫好不叫座”

在“科教兴国”方针的指引下，国家十分重视科普事业的发展。科普图书的出版经常得到一些科普出版基金的支持，也频频捧得国内诸多图书奖项。航天事业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航天科普图书更是屡屡获奖。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是促进航天科普图书不断发展进步的一大动力。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航天科普图书大都销售得不温不火，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畅销图书。现在的航天科普图书首印量一般只在3000～5000册，首印上万册的几乎难觅踪影。还有一些图书做出来就是单纯地为了迎合政府部门的喜好，这大大降低了航天科普图书的社会效益，出版社也难以在出版中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 困境解读及对策思考

从现状分析来看，航天科普图书出版似乎走入了一个瓶颈期。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编辑等人才资源的匮乏，也有图书自身选题定位及内容形式上的不足，而社会大环境的限制更是不容忽视。如何突破困境，找到破解的对策，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2.1 应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冲击，加速数字化出版进程

目前我国社会正朝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大步迈进，传播知识信息的媒介和渠道越来越多，新的传播媒介都能快速有效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知识，这使航天科普纸质图书出版面临巨大的挑战。

不得不承认，诸如电视、多媒体光盘、网络，乃至电影、科学馆等，在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这些高科技传媒手段是科学普及的最佳传播方式。它们能使抽象枯燥的科学原理变得形象具体，趣味横生。相形之下，靠文字描述和图片静态展示科学知识的纸质出版物未免显得苍白无力。

尤其近年来，每到重大航天活动实施的前后一段时间，各大网站、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会推出或制作相关专题，开辟专门栏目介绍相关活动，其中大量内容都是与航天科普知识相关的航天活动背景知识。这些节目或栏目大都具有跟进速度快、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直观等特点，在很多方面具有航天科普图书无法比拟的优势。特别是互联网上推出的航天科普专题和栏目，对图书销售的冲击尤其严重，这是导致航天科普图书销售不佳的原因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航天科普图书出版应加速向数字出版转型，以便利用网络多媒体手段，借助重大航天活动的契机，快速有效地推出融合多媒体技术和多种表现能力的数字化航天科普图书。

2.2 挖掘优秀的作者资源

没有好的作者就没有好的作品，高水平的科普作者是科普图书出版的必要条件。科普图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需要同时具备科学性和通俗性两大特点，优秀的科普图书更是需要浓厚的趣味性来吸引读者，其特殊性便在客观上提高了对作者的要求。优秀的航天科普作者不仅要对航天科技知识非常精通，还必须具备较为深厚的写作功底和人文素养，但投身于航天科学领域又文笔出众并爱好写作的人是少之又少，这自然加大了挖掘优秀作者的难度。

目前，航天科普图书的作者多为高校或航天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当下正是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时期，航天技术专家往往奋斗在科研一线，攻关任务艰巨，很难挤出宝贵的时间从事科普图书的创作。加之目前国内现行的评价奖励机制，并不鼓励科学家们投身科普创作，晋级晋升只看有多少学术成果，不会看写了几本科普读物。这些都成为寻找优秀航天科普图书作者的阻碍。

面对这些难题，一方面，我们应把目光投向年轻的航天科普图书创作队伍中，注重培养专业的航天科普创作人才，这样也有助于改善我国优秀科普作者青黄不接、出现断层的现状。可以在高校中发现和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从事航天科普创作，也可采取科学家与青年作家合作的形式，以老带新，在完成科普创作的同时，锻炼新人，使其快速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应向西方国家学习，调动科学家投身科普事业的积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做科普已经蔚然成风，这被看成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我国尚未能形成这种环境和机制，科技界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拿不到课题的做科普，退休的老者做科普，爱出风头的做科普”。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或者认为搞不出像样科技成果的才搞科普。科学家在青少年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理应承担起科普职责，因为如果没有科学家群体的参与，任何科普都是无源之水。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明确科普著作是科技成果的一部分，提升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的社会地位和职称待遇，从观念上扭转学术界对科普创作的态度，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的积极性。

同样，由于航天科普图书的特殊性，对从事这类图书出版工作的编辑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编校技能，同时还要懂得基本的航天科技知识。但目前，国内出版社编辑的素质还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

对于航天科普编辑自身而言，应明确工作要求，不断学习，注重自我提高。首先，要更新科普观念及出版观念，勇于创新。其次，要适时学习和补充航天科技知识，关注航天科技发展的热点和前沿，保持职业敏感性。最后，要树立市场意识，拓展工作职能。

2.4 找准选题的读者定位

图书出版应以读者受众为中心，在选题的策划上，应准确定位读者群并明确读者需求。但现今国内的航天科普图书在选题内容的设定与读者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

航天科普的主要对象应是青少年，特别是小学高年级以及初高中学生。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是最需要普及和了解航天科技知识的，而这一阶段也正是他们掌握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树立科学精神的关键期、黄金期。通过科普阅读强化青少年学生这方面的科学素养，无疑是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目前国内出版社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在选题策划时，大多也是针对这一阅读群体的。

事实上，航天科普图书的主流购买和阅读人群却是孩子家长和学龄前幼儿、小学低年级学生。

初高中学生升学压力大，作业多，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实现升学目标，他们无暇阅读科普图书。即使有一些阅读时间，也大多被文学阅读和网络阅读占据。很多老师和家长认为科普教育与升学关系不大，不鼓励甚至不支持青少年学生阅读科普图书，导致针对该读者群的科普图书销售不景气。反过来，受科普图书出版经济效益不佳的影响，出版社在出版针对该年龄段读者群的科普图书上表现得越来越审慎，导致适合该年龄段学生阅读的优秀图书品种越来越少。除少量引进品种之外，基本上没有适合或受到中高年级学生普遍喜爱的航天科普图书，更不用说经典和畅销的航天科普图书。

相反，由于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该群体反而有大量时间阅读科普图书，年轻父母也很重视该年龄段儿童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因此是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学生成为了航天科普图书的主要阅读对象。

然而出版社在做航天科普图书的选题策划时，很少将这一群体定位为目标读者群，因此，市场上针对低幼群体的航天科普类图书品种较少，这也是导致航天科普图书销量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内容广受家长好评的《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和《当代中国科普精品书系・航天卷》，很多家长购买后普遍反映：“内容介绍的很深很全面，但是更适合大一些的孩子阅读。”

出现这样的错位现象，说明出版社编辑在选题策划环节没有将市场调研做深做透，没有对读者群的需求和认知能力做准确深入的了解。鉴于此，航天科普图书的编辑在工作中一定不能闭门造车，要培养自己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多做调研，实地了解读者需求，在此基础上做好选题的读者群定位。

另外，航天科普图书的作者和编辑对图书阅读对象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细致。

不同年龄的航天科普图书读者，对科学认知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航天科普图书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要更新科普观念，加强对航天科普图书读者群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要研究青少年群体的科学认知水平、理解能力、心理特点和阅读喜好，根据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阅读喜好来创作、开发出适合不同年龄特征，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科普读物。

科学普及出版社从美国引进出版的《科学素养的导航图》一书，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将其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三所有年龄段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对每一年龄段适合于接受哪些科技知识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分类，最后用图表的形式进行完整的展示。这本书对于推动青少年科学教育的研究以及相关资源的开发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从事航天科普创作的专家和科普图书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创作和开发出有针对性的航天科普图书是极有意义的。只有使航天科普图书充分体现科普的贴近性，让青少年读后爱不释手，航天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2.5 内容形式亟待改进

目前我国航天科普图书在内容上的一大弊病是厚重有余，趣味性不足。

华罗庚曾说过：“深入固然不易，浅出更是困难。”我国的航天科普图书就是在“浅出”上做得还不够。很多航天科普图书在叙述和表达方式上刻板、生硬，失去了科普读物应有的通俗性、趣味性和文学性，有的图书甚至写得像科学论文，专业术语大量堆积，语言晦涩难懂。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符合科普创作的要求，达不到科学普及的目的，更不会受到读者受众的喜爱。长此下去，将直接影响航天科普市场的培育和开拓。

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播者传播的信息只有被受传者接受并满足了预期的心理期待，传播的效果才能得以实现。如果图书的内容、形式、叙述等方面给人感觉太厚重，不能引人入胜，那将很难为读者所接受，科学传播的目的就更无从实现了。这就要求航天科普图书在内容形式的创作上要在科学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一，可注重通过绘画、故事等内容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的科普书能够激发读者兴致盎然地去探索和理解各种科技知识，而不仅仅是堆砌难懂的名词、枯燥的数字和干巴巴的定理。

比如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出版的《世界航天科普丛书》，就做到了把航天知识融入故事之中，用简洁的文字、生动的情节、有趣的插图来传播航天科技知识，减轻青少年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疲劳感”，从而激发出青少年的阅读兴趣，极大地提高了该系列丛书的阅读效率。

一位青少年读者在当当网评论中说：“整套图书内容都挺不错，个人最喜欢宇宙飞船这一本，该书汇总了各个航天大国的全部宇宙飞船，讲述了人类在太空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惊险故事和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看得我热血沸腾，为探索中失去生命的勇士惋惜，为探索中取得的一次次突破感到无比的高兴。他们的努力付出，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位妈妈从网上订购该系列图书后说：“本来图书是买给孩子看的，但我先生翻看后同样爱不释手。他说里面的故事很多，不是那种枯燥的航天科技知识授课。”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如果能将面向青少年的航天科普图书当作绘画书、故事书、文学书甚至游戏书来做，那么航天科普图书就不再是一幅冷冰冰的生硬面孔，在好读好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普及了航天科技知识，培养读者的科学精神，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的航天科普图书还有其他几种，如《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当代中国科普精品书系 航天卷》等，但这种出版潜力还远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其二，应从简单地传授航天科普知识，向弘扬航天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发展。

一般说来，科普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科学知识的普及；第二个层次为科学方法的普及；最高层次为科学精神的普及。科普，除了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传递给受众。也就是说，科普图书内容的重点应从介绍客体向解剖主体迈进。

在这一方面，中国宇航出版社作为一家航天科技集图公司所属的出版社，表现出了航天专业出版社的深厚底蕴、探索和追求。《天魂：航天精神纪事》是2011年中国宇航出版社为纪念中国航天事业成立55周年而编写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该书运用纪实文学手法，讲述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再现了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集中展现了中国航天人不怕困难、敢于牺牲的精神追求，揭示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孕育形成的曲折过程。该书主题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情节跌宕起伏，文字真挚感人，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堪称为“一部揭秘航天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英雄史诗，一首航天人不懈求索开拓天疆的嘹亮赞歌，一本记述航天人自主创新为国争光的生动教材”。

该社引进出版的《登陆火星》一书，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火星探险车”项目首席科学家史蒂夫・斯奎尔斯（Steve Squyres）博士创作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该书作者作为一名参与火星探测项目的科学家，在“精神号”和“机遇号”成功登陆火星并顺利完成探测任务后，详细回顾和记录了参与该项目的整个过程。美国航空航天局“火星探险车”项目团队华裔科学家王阿莲评价该书时说：“该书讲述了从科学目标的确定、科学团队的组建，到成功登陆火星的大量台前幕后、惊心动魄和感人至深的故事，真实记录了本项目中那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血脉激荡的分分秒秒，为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经验，是中国航天科学家、工程师、科研计划的组织者、领导者、管理人员，以及航天爱好者、青少年和大中学生的最佳参考书。”

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这些航天主题的文学性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航天科技知识，而且让读者能够从阅读中体会到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尊重科学、重视技术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严谨态度，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这正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真正内涵。中国宇航出版社的努力与尝试，也极大地丰富了航天科普出版的深度、广度和精神内涵。

其三，航天科普图书还需解决图片和绘图缺乏的难题。

图片以其直观、形象的特点，在科普图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欢迎的知识类航天科普图书，大都具有图片丰富、清晰、拍摄角度好、图片构图和创意佳等优点。目前国内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中，大多采用的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航天活动的图片，其中很多图片是从国内外网站、杂志上借用过来的，图片清晰度不够，分辨率不高，色彩失真，是这类图片存在的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航天科普图书的表现力。国内航天活动的照片大多分散保存在不同航天科技岗位和细分领域的技术专家手中，这些图片流传不广，再加上受制于保密审查问题，很多难得的镜头和画面，在国内出版物中很难见到。

另外，航天领域的科普专家，大多缺乏自己动手制图绘图的能力，使展示航天科技原理的示意图奇缺，而这些图片对于提高航天科普图书的品位和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专门介绍载人航天的科普读物中，几乎没有哪一本书能够以画面的形式直观逼真地展示载人飞船的内部景象，更难得一见载人航天器生命支持系统的原理图和结构图，也没有哪一本图书能够展示舱内航天服和舱外航天服的结构示意图。对于以介绍载人航天为主要内容的科普读物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建议航天科普作家培养和掌握手工绘图能力，以提高航天科普图书的内容丰富性和品位。航天科普网站也要大力收集并展示航天科技人员制作的相关原理图、结构图和手绘示意图，由国内外航天科普专家以及航天科普图书出版社自由下载使用。

此外，对于国内民用航天科技项目，也要尽可能放松航天科普图书内容和图片的审查，以便相关的科普图书内容有相应的展示载体。建议由相关部门建立定期解密航天器原理图和实物结构图的规则和标准，适时以图片形式向国内外公众展示航天科技成果。这样国内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就可以尽量避免使用国外几十年前的老旧图片，不再因为缺乏图片或文图不匹配，而降低航天科普图书的内容表现力和吸引力。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