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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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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篇

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相互融合,新闻传播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个人掌握媒介技术的快捷,自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社会化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最具影响的新闻源。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到大传播时代。

1.新闻传播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发展就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媒介”趋势,这种媒介被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是一场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社会话语重组的媒介整合,这样一种整合带来了新闻业的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了五类变革:一是新闻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闻表达运用了多种媒介和互动技能来完成;二是新闻采集的融合,记者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对新闻进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闻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对新闻制作模式的改变;四是媒介间融合,指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内容和新闻资源共享;五是所有权融合,指不同类型的媒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其所有权可以融合为一家传媒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了大传播时代。

2.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被称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提出,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2004年出版了专著《自媒体》,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个人博客、网络聊天组、邮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闻。网络时代自媒体使新闻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使用自媒体的“你”。自媒体时代,社会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是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大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现在可以实时消息的全球观众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记者,新闻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通过配备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这些从读者转变而来的报道者将来自身边的消息转换为新闻,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我们消费新闻过程的改变。

3.新闻传播进入社会化时代

网络的基本特征是连接,而越来越持久和扩大的连接使网络社会化成为必然。特别是今天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是网络社会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新闻传播的主角是用户,用户需要是新闻传播的起点和目标。同时,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内容生产与社交是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与新闻生产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内容是连结人们关系的纽带。因此,不难理解,在争夺用户的竞争中,从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网络纷纷推出了新闻媒体产品。新闻服务成为保持用户黏性的竞争焦点。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新闻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63%的用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成逐年上升趋势,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新闻源,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社会化时代。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新闻传播从“小新闻”进入到“大传播”时代,随之带来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教学理念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发展日新月异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应从新兴媒介技术的掌握、增加社会科学课程和新媒体媒介素养三方面变革教学理念。

1.新兴媒介技术课程的拓展

媒体融合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媒体的合作,包括手机和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连接和上网设备的扩散,正在改变新闻传播内容的和流通方式。传统媒体平台和产业结构,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需要多种掌握新兴媒介技术,还需要培养在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融合贯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维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还是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抑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闻,新兴的媒介技术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在美国,根据对美国15家顶级新闻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家新闻学院近十年来增加了大量的新媒体技术课程以适应新闻业变革,包括计算机编程、社交媒体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以及新技术(如无人机、谷歌眼镜)应用等。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教学往往落后于业界实践。从教学课程的设置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亟需建立较为完整和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课程,并且依据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优势课程。传统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而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因此,贯通各种媒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当新闻发生时,能迅速判断,选择多种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并能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动受众的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关注。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建立跨媒体课程培养这种跨媒介的整合思维。

2.增加社会科学课程

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归根结底,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在新闻传播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课程,以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大传播时代。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的采访构思等也遵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说,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联系紧密,譬如新闻媒体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还反过来曲解、改变,甚至挑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在大传播时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媒介重构了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进了社会和世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增加社会理论的课程与实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数字媒介社会中的媒介实践、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媒介与权力、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撑。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学科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本科课程设置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内容,试图用社会理论课程教学启发学生发现与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任新闻学院院长时,也增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课程。60年代,美国主流的新闻教育已经确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新闻专业技能融合的课程结构。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发轫于新闻学的创立,一开始是沿袭美国早期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社科素养,导致大量的新闻专业学生走上媒体岗位,难以胜任迅速变革的媒体格局。尽管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由新闻学拓展到新闻传播学,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科的课程,但面对新闻传播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局面,学科的课程设置还应加大社会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的课程类别。

3.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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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播学;建构主义理论;多重参与;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传播学》课程是新闻学和广告学本科生的高年级必修课,是面向具有初步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基础或广告学,广告策划知识基础的,对新闻,广告,尤其是媒介有初步了解的高年级学生的后续学科,因此各高校新闻和传播专业普遍开设。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要

建构的思想最早由认识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的基于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的观点,认为知识既非来自主体,也非来自客体,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他把认识看成是连续不断的建构,即结构的发生与转换才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另外两个对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杜威和维果斯基。杜威强调教育要植根于真实的经验之中,教育要基于行动。维果斯基作为心理学家,深入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社会可以对个体的学习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维果斯基还十分重视学生原来的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把学习者的日常经验称为“自下而上的知识”,而把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称为“自上而下的知识”,自下而上的知识只有与自上而下的知识相联系,才能获得成长的基础[1]。由此可见,建构主义理论各流派都十分强调学习者的认知,学习行为的主动参与性。

二、传统传播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传播学本身是一门新兴的多理论融合的边缘学科,理论性强,既有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而来的分析框架,也有着利用自然科学的数学工具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思维,使这一课程的学习需要多学科的知识铺垫,令学生感到深奥晦涩,不易理解。教师主导的强制灌输的教学模式下,面对缺乏自然科学训练的文科学生,教师又容易产生对牛弹琴,泥牛入海的畏难情绪,最后对教学难点一带而过,不了了之。传统传播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缺乏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理论的课时铺垫,教学效果差。

(二)教材理论性强,观点凝练,语言晦涩,缺乏鲜活的解释和例证,学生接受度低。

(三)教师一对多的传统教学,缺乏互动性,影响教学效果。

(四)闭卷考核为主的考核方式,功能单一。

三、以学生为中心,多重参与,意义建构的教学方法

Ceary的理论认为,学习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需要、意向、态度、信念和情感对其进行认知加工[2] 。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知识,经验的建构不是一个被动形成的过程,而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新的教学改革应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以教师为中心强制灌输的授课方式。同时学生学习也是意义传递、消化、内化,并且建立新的知识框架结构的过程,因此,课本理论所要传达的知识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传递成功与否,不仅仅是教师表达出来就够了,关键是学生如何接受、解释。因为传播学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沿用数学、统计等实证测量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教学时还要特别注意对自然科学相关理论的介绍,所以如何对文科学生进行自然学科内容的传授,这也是传播学教学上难点中的难点。美国技术史学者平奇(Pinch, T.)和比克(Bijker, W.)提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的意义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人们可以使用相同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以广泛不同的目的,对这种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的最终解释,终止于相关社会群体对它的“修辞学争论终止”,即通过相关社会群体的争论导致“问题”最终解决[3]。我们将技术建构论应用到教学中,即特定的新的知识和理论不存在稳定的、预设的发展目的,而且其自身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在教学中引入学生参与解释理论是必要的,有益于学生批判思维的训练。根据平奇的理论,我们把一个课堂上的不同学生组作为接受知识的相关群体,强调学生以多种形式参与到课程教学里来,教师启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在问题的牵引下,学生课下主动阅读增加理解,课上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意义互动,在人际互动中碰撞,交锋,最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这种互相协作分工之中,培养了学生对传播学知识的意义理解,在辩论交锋里,多种意义的解读,多种路径的问题解决方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知识探求欲望,学生变的爱学、想学、会学,变被动为主动,课后推动课上,由传统的教师和学生互动到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教师三方互动,共同建构,提高了教学效果。

四、教学实践

(一)情景教学,引发兴趣,弥补缺少自然科学课时的问题

在教学中广泛运用案例教学法。结合传媒热点问题,让学生积极参与收集整理传播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剖析,以加深学生对传播学理论的理解。针对新闻学专业本科生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薄弱的现实,按照课时进度,鼓励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作为当次课堂教学内容的铺垫,在授课之前由学生朗读分享。根据建构理论的指导,要求读书笔记抛弃长篇大论的叙述,着重从相关学科发展史上有趣的人物轶事、科学趣闻等入手,把学生带入学科情景中以了解其主要论点。比如,符号论可以从苏格拉底的修辞学入手,还原古希腊人辩论的场景,由此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强代入感,弥补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不足。

(二)以传播学史的介绍为传播学理论的晦涩解读做铺垫

比如通过介绍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之所以关注传播效果,部分原因是基于治愈童年口吃,表达困难的努力。介绍拉扎斯菲尔德24岁即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就是因为对一战各国宣传手段的详细研究和总结,这些总结至今依然适用于各国战争动员等,使书本理论通俗化。

(三)善于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知识的感性体验

根据教学需要,把教学内容涉及的事物、现象、过程全部再现于课堂,特别是结合新闻传播、文化传播和广告传播等方面的影像资料,通过多媒体手段动态地表现出来,将师生置身于同一传播情境之中,由现象到本质逐步地剖析问题,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化深为浅、化难为易、化远为近、化虚为实,更加形象化、简单化,从而使学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讲课的内容[4]。

(四)分组参与,共同讨论,分组考核

建构主义理论观点对于教学和课程设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Phillips,1995)。最直接的建议是使学生主动参与到他们的学习之中,并提供能挑战他们的思维、迫使他们重组观念的经验。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从“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角度发展建构主义,他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亦即随意的心理过程,并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而是在与周围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受人类的文化历史所制约的。其实现的具体机制是通过物质工具,如刀斧、计算机等,以及精神工具,如各种符号、词和语言等实现的[5]。维果斯基特别强调人的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不仅通过教学,也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另一方面,内在的智力动作也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化和外化的桥梁便是人的活动。这一思想对正确理解教育与人的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在教学别强调学生的多重参与,强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变过去单向呆板的试卷考核为引导学生参与的分组学习,竞争讨论。将班级分成五组学生,按照传播学中最重要的五大研究方向进行分类,每一组学生承担一个研究方向,课下进行信息搜集,背景分析,主流观点汇聚等工作。因为不同的研究方向看待同一传播现象的角度不同,这客观上刺激学生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探讨,甚至是竞争辩论,教师和其他学生就可为每一组学生的集体表现进行打分。教师提前两周公布主讲课题,课题一般为某一传媒的新闻,或者当红娱乐节目,比如“爸爸去哪儿了”等,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传播学理论或新闻学知识,运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影像等多媒体手段,采用辩论赛、电视演播室、课堂讲解等多样化方式,来分析教师规定的课题,时长为40-45分钟。到了讲课环节,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角色互换,教师坐到了学生席位上,讲课小组的学生则走上了讲台为其他同学演绎和解释某传媒现象或电视节目。这时学生真正成了课堂上的主角,娓娓道来或激烈争论,学生讲课结束后,老师花5-10分钟时间对讲课内容进行补充,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现场点评和鼓励。通过这样的激励措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自己的学习中来,迫使他们为竞争吸收知识,通过竞争遇到阻力进行思考,最后重组自己的观念,有效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

五、结语

传播学是新闻学专业和广告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在结合新闻学专业特点和我校具体情况(我校没有设立广告学专业,新闻学主要招收文科考生)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本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闻学专业中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及实践方法。着重从知识意义的建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证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高文.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J].全球教育展望,1999(04):10-14

[2]戴尔 H.申克(著),何一希等(译). Learning Theories: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3]Wiebe E. Bijker,Thomas P. Hughes, Trevor Pi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Anniversary ed.)[M]. The MIT Press,2012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5篇

    一、哲学解释学概述

顾名思义,解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可以狭义界定为关于理解的学说。解释学又叫"诠释学”。解释学广义上是指对于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或理论,它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释学中固然很重视“理解”,而这种“理解”随着解释学的不断演变发展而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囊括了对自然,社会和文本的理解。解释学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即通过各种方法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意义,它高度重视文字资料。

回顾解释学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它分为:

1, 古典解释学:解释学的第一 阶段,兴起于19世纪,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

2, 现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二 阶段,开创于20世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把对解释学的研究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上升为本体论性质,并逐渐发展为哲学解释学。

3, 当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们认为应该在全新的基础之上重构文本的客观性。

二、解释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探讨

1, 解释学的“文本观”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给“文本”下的定义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也就是说,无论形式如何,我们解读的文本应包§所有书写来的东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则是指由特定的符号语言系统组成的供受众进行观赏的特定新闻表现形式,它应包括报纸和杂志上的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等众多的形式。但是,从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从根源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对一定‘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的生活实践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那些广播中的音频,电视中的视频,网络中的多媒体的新闻作品理应在文本解读的行列之中。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文本选择至关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够把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真实,客观的呈现出来,决定着它能否最终成为新闻而报道出来。可以说,真实和客观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纵观某传播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当一新闻作品问世以后,受众对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为基础,他们希望自己的解择与新闻事实的实质内容保持一致。其实,这种“一致”理论上是一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但是,每一新闻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加之受众的观赏时间受限,这样的“对话”过程在现实中是一有限的过程。

2, 新闻事实与“解释的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这似乎揭示了“新闻=事实”这定理.但是新闻文本的事实虽然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它是传者最终选择的事实。也就是说,传者在事实成为新闻的过程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传者首先要根据新闻传播价值衡量现实事实.然后选择性地对事实加以报道.从而构成新闻文本要传播的新闻事实。

解释学认为,偏见产生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这种“历史性”使得原本纯正的“客观性理解”站不住脚。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尽管新闻文本要求真实客观,但客观事实是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终的新闻报道取决于传者所看到的新闻点,新闻点的选取在于传者既定的传播主体意识中。不同的传者会有不同的阅历,在对某1、新闻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进行探究和采访的时候,记者往往会凭借自己固有的知识经验来推断某一事件的发展态势,这样被报道出的新闻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见”。

3, 解释的语言载体与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

众所周知,一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包括事实—新闻—传播者—受众。那么,新闻文本的生成也就是传播者先形成思想意义.再编辑信息材料,然后再选择符号载体。

语言是解择学重点强调的一载体。解释学认为,语言在解释和理解中扮演了桥梁的作用,无论是何种解释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对话中进行,也就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伽达默尔曾提出“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解释活动的双方(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就仿佛处在游戏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呈现的结构。文本生存于这种结构中,作为游戏的一方,其语句的内涵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景。情景不同,意义则不同。

新闻文本的解释即新闻语言的解释。人们R有掌握了新闻语言才能准确把握新闻文本本身的内涵。人们通过语言来表现对世界特有的观点或态度,R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语言把新闻传播者与世界,与受众连接起来,在什么样语言下.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事实。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正确使用解释的语言载体,才能更好的诠释新闻真正的文本意义。

4, 解释学的“问题视域”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问题视域”是伽达默尔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讲,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是指立足某1、点,向这1、点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所说的“问题视域”与我们平时所说的“问题意识”其实是一样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R有取得一定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闻文本的内涵。

实际上,真正还原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装着半瓶酒的酒瓶,乐观者说:“瞧,还有半瓶酒呢!”悲观者说:“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读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样,新闻的真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受众在不断理解新闻文本的循环中,看侍问题的“视域”不断被扩大或转移,从而使得他们的“问题意识”也不断被激发,"问题意识”的符号意义不断转换,这种转换最终又会通过回到真正理解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

从一方面讲,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作为解释者,其有无问题意识影响着文本的解释,所以,新闻传播中应尽可能激发或引导作为解释者的受众的“问题意识”,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又受到文本的制约,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评论,各种解释都在调整和更新着读者的“问题意识”,促使读者对新闻的解释不断深人和变化。因此,在新闻传播实际活动中,新闻报道应与多数受众产生“视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结语

解释学作为一种起源于文本阐释而又发展为主要是人文学科理解研究的哲学,它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处。解释学的许多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支持,在新闻传播中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解释学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实践应从“文本选择”和“问题意识”两方面汲取思维资源,拓宽新闻研究视野,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增强新闻文本的客观性,从而使新闻传播学如虎添翼般苗壮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