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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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第1篇

一、有关接近性的多学科理解

在新闻学语境里，接近性是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一般而言，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五个方面。所谓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指事实因在地理上或心理上与接受者十分接近，自然地能够引起受众的普遍关注。[1] 具体而言，地理的接近一般指事实发生地点与接受者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接受者十分容易在生活上受到影响，因此对其更加重视。而心理的接近，则一般指发生的事实比较容易引起接受者的情感共鸣，使相关类型的人群比较容易产生兴趣。这种基于心理的因素而产生的共鸣既可能来自于性别、年龄，也可能来自于职业、种族，抑或人生经历和政治信仰等等。换句话来说，新闻接近性的核心其实指的就是新闻事件与新闻受众之间的距离关系，其内涵，既可以是事实产生或发生的空间与新闻传播指向空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事实本身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与人们利益的关联程度，还可以是新闻事实与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的距离关系[2]。在新闻价值的五个要素中，接近性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运用得当，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除了新闻学，在社会学、文化学，甚至旅游管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中，同样也牵涉到接近性的问题。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接近性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可泛指一切接近现象。如年龄上的接近、性别上的接近、文化程度上的接近兴趣爱好上的接近等等。

对于很多社会心理学家而言，人际间的接近性是极富吸引力的研究课题。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GM安德列耶娃著有《社会心理学》一书。在这部社会心理学著作中，安德烈耶娃花费了一章的篇幅，从口头交际、非口头交际、动觉学、时空组合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人们的接近的行为。她最终的结论是：人们所有的接近性行为，对于信息译码的最佳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SE泰勒等人调查也表明，尤其是在人们具有相似的态度和目标时，接近性能够对人际吸引起作用。从物理距离上来讲，居住距离越近，个体之间越容易发生接触，从而影响到了交往利益和成本的平衡[4]。另一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迈尔斯，在其经典著述《社会心理学》中也有相似的发现：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接近性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源。[5]在他看来，虽然接近也有可能引发个体之间的猜疑和敌意，因为相当大比例的攻击和谋杀都发生在彼此居住很近的人们中间，但相比较而言，个体之间越是接近，越容易使彼此产生喜欢。

与此同时，一些旅游学研究学者也发现，游客在心理接受上也普遍存在着受接近性影响的现象，旅游目的地与游客在某些方面越接近，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感受便越积极，越正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接近性，对潜在游客的自我一致性感知、目的地态度和旅游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6]。游客自身的文化修养如果与目的地的文化素质越贴近，就越容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就越容易对该旅游目的地产生更好的印象，更高的评价，更积极的态度，以及到该目的地旅游的更强烈意愿。

接近性现象同样存在于人类的教育和学习活动中。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MN季亚琴科在其著作《高校教育心理学》中，提出接近性其实就是教育过程中群体和集体心理泛化的表现，本质指的教师和学生之间 心境、意见、自觉性、友谊、团结的水平和同情、厌恶等种种相互关系[7]。更加通俗地来说，接近性教学法其实指的就是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等方面的选择上，注意与学生的心理、情感，所学专业以及专业所对应的工作行业的社会性质等相吻合或接近，从而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共鸣，增强教学感染力。

二、地方院校新闻传播学教学中的接近性运用

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注重培养学生的采、编、播、摄等专业技能，对于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要求较高外，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相应地，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大多都思维活跃，关心时事，对身边的社会变化比较留心。这一点，为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引入接近性原则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新闻价值理论中的接近性，主要有地理上和心理上两个方面的考量，对于地方高校中占主体地位的本地学生而言，心理上的接近性往往与地理上的接近性密切相关。日常教学实践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也是地域上的接近性。

1.教学案例的选择上，尽可能地采用当地经典新闻案例

案例教学是高校教育中一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教学方法，日常授课中，也不乏需要大量的案例。新闻传播学的培养目标，便是为新闻与传播事业培养决策型和应用型的人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要求，其培养目标。该专业的学术，离开大学从事工作之后，应该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适应社会和所在的工作环境，面临各种复杂情况也能果断地正确采取对策。因此，在日常教学中，适当地运用甚至是加强案例教学，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和技能训练，帮助他们熟练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越发显得尤其必要[8]。当然，在案例的选择上，除了那些具有国际或全国意义上的重大性、显著性经典案例外，也要充分考虑地方院校所在省、市或地区较为典型和代表性的新闻案例。地方院校学生多以本地学生为主，其对当地的新闻时事当然更为关注，选用当地新闻案例辅助宗教学，更接地气，更合实际，可以充分利用地域的接近性。

2.实践教学的安排上，积极引导学生多做与当地实际密切相关的选题

地方院校隶属各地，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世俗风情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当地新闻传播、文化出版等企事业单位，也主要以服务当地为主要宗旨，其产品内容主要反映当地实际。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践性强，有关采、编、播、摄等各种实践课的选题安排，教师应该有意识地跟当地实际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多做有关当地实际的选题设计。此类选题，因为多为本地话题，或者与学生所在的家庭利益相关，或者能够激发学生的价值共振，或者能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接近性教学法的优势。

3.在校企合作的层面上，积极吸纳地方新闻工作战线的专家作为校外师资来源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特点，要求包括地方院校在内的各个高校一定不能闭门办学，必须本着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的原则，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同当地新闻宣传部门或文化出版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相对于地方院校自身师资长期局限于象牙塔内，理论水平虽然有足够保障，但实践经验普遍比较欠缺的特点，本地新闻宣传部门或文化传播企事业单位的一线专家或工作者，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长期培养出来的过人政治敏感。可以以开设讲座，举办经验交流会，甚至聘请为专业课教师的方式，将他们请上讲台，充分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接近性优势，最大便利地为地方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生传授实际经验。

4.在教学语言的组织安排上，适当将地方方言引入课堂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第2篇

1 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 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 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 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 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第3篇

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论争的对象。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场大辩论。大辩论的主题主要涉及：传播学、传播教育会不会、要不要完全取代新闻学、新闻教育？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新闻学、新闻教育向何处去？这场大辩论的集中表现在1995 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上。在这次大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为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要科学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很难的。但是总结他们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对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学科关系的迷思很有意义。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文娱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 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

如前面所言，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曾一度众说纷纭，现在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总体看来， 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

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趋势是合，那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三大学科之中的两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学科研究目标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传播学 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了解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对我校新闻学专业的三十位同学进行了访谈，学生普遍反映“传播学很难、听不懂、没有用”，在对传播学课程的建议上，学生们大多希望“增加互动、多举新事例、多利用新媒体、渴望参与实践”。根据访谈，总结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如下：

1.1 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知识抽象，学生难以理解

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信息论、人类学等学科都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的知识面较宽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时，“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①这也造成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脱节。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如果仅是介绍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造成“传播学无用论”的现象。实际上，开设传播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传播技巧等理论对学生有着极强且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如果不解决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的问题，学生听不懂，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丧失了开设传播学课程的意义。

1.2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传播学课程主要采取讲授式教学，课堂上，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吸收知识。由于传播学课程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生要在课堂上接触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意义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学生要接受并且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很难将理论知识跟现实操作联系到一起，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对传播学的反感，认为传播学枯燥无用，甚至很多学生在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不知道传播学学了什么。实际上，在访谈中，受访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自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趣，但是由于课程枯燥无趣而望而生畏。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已经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人才的要求，多被学界所诟病。在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重视学生的参与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2.1 传播学课程体系及其特点

以国家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五章，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繁多、无头绪。结合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并对教材进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进行整合，利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简单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诸多章节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这样，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内容整合为三大部分，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简单，学生易于理解。见表1。

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学院。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能在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获得人人都赞同的“正确答案”。案例方法为学习者设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即通常在时间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维技巧和能力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采用案例教学法，用具体、形象的案例来阐释抽象的理论，能够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可以解决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案例教学法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学生的主导性，鼓励学生充分思考，重视学生参与，满足了学生渴望互动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从而有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2.3 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但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教师的授课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空讲理论，要保持传播学的应用性的特点。传播学的教学要保持与实践的同步发展，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现象。同时，教师应当注意运用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

首先，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认识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加接受的过程，而是认识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知识的接受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相反地，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于是，学习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种理论下，新的教学模式从“教师中心”转变到“学生中心”，传统的课堂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导者。学生们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或者议题，分成小组，每组4～6人，主动收集资料，课下小组内部思考讨论，然后将小组讨论的成果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当韩国舞曲《江南Style》风靡全球时，可以借此为议题，用建构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用传播学原理对《江南Style》的走红进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视案例研究。为了保持传播学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选择案例时，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性。教师有必要对每年的新闻传播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分析。

3 结语

虽然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偏理论性的特点，但传播学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只有将理论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的传播实践能力，传播学课程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基于此，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教师应熟悉教材，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重视案例研究，鼓励学生真正走进课堂，利用课程教学改革，解决目前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第5篇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军作为召集人，邀请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铭等专家教授，集会于上海大学乐乎楼，拟定了从7个分支学科和学术角度对20世纪新闻与传播学术进行历史性研究与描述的计划。其中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别为戴元光著《传播学卷》，童兵、林涵著《理论新闻学卷》，徐培汀著《新闻史学史卷》，单波著《应用新闻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著《宣传学与舆论学卷》。可以说，这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大检阅，又是在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的学术构建。

当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其整体的研究重点当然首先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可以说，这套专著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其中，不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微观透视，还特别对于整个20世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加以居高临下的宏观把握。如戴元光在《传播学卷》第三章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19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段文字概括了中国20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历史命运洞若观火。

作为一套学术史专著，这套专著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和阐述，而且对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成果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戴元光在《传播学卷》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同时又特别提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

本套专著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上，展望和预测下一个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和建设。童兵、林涵的《理论新闻学卷》其“结语”为“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直接提出了下个世纪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迈向21世纪的历史新闻学研究》做结。戴元光的《传播学卷》又把“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21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

也许正是由于著者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以及其对未来建设的迫切性认识，所以，当此项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军等学者又进一步把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史上。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现当代卷，凡四册，洋洋194万余言。这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补学术史空白之作。

作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传播活动和行为历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传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传播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本身；而传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传播基本问题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传播的程序设计的。而所谓传播基本问题，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基本体现了其全部内容，那就是：“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对于历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寻找每一时代思想家和传播大师们在这五个方面的不同思想与主张，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各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播状况和历史走势。

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言，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甚至历经劫难而繁衍不断，其中科学的传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断更新的传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本书“主编絮语”中所说：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虽然在古代专制主义的制约之下，我国传播业比西方国家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几千年来，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被笼罩在皇权统治之下，但传播思想仍屡屡萌发。尤其是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家启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虽然也有些传播理念和思想主张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是专制主义文化精神的，但是，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环节，那些传播主张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精神。同样为我们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资源。

显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学科建设工程。尤其是作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需要拓展本学科的学术空间，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把握与审视。如前所述，传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为传播行为之主导乃至主宰的传播思想，无疑也就主导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关于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命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视。因此，在本书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研究传播问题上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总是将一定时代的传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传播理念置放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有机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学”是儒家传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义的观念，书中也对“仁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传播思想的解释，其别强调：“按照孔子的解说，‘仁’的含义非常丰富，所有殷商、西周以来作为统治阶层的道德观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内。我们从孔子传播思想分析，‘仁’贯穿于礼仪传播的一切过程和形式，‘仁’包括着宗法传播的孝道和忠义，也包摄着知识传播的智和为人处世的六种表德。总之，‘仁’就是‘人’，就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余志鸿著：《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页）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学”，既从传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问题，又从整个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历史根源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