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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刻葫芦更是全国乃至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民间技艺,是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兰州葫芦雕主要是用刀或者针在葫芦表面进行阴刻,来体现中国传统绘画山水、花鸟、人物和书法,然后涂上松墨,令其线条明晰。随着技艺高超的历代民间艺术家的不断发展创新,兰州刻葫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欣赏收藏的艺术品。许多好的作品要在国家级博物馆才能见到。兰州刻葫芦,凝集了历代兰州葫芦艺人的文化修养、艺术遐想、精湛技艺和高洁的情怀,是中国民间工艺中的珍品。
兰州刻葫芦源于魏晋时期。魏晋时期,中国丝绸业已经很繁盛,经西北贩运到中亚、印度等地区。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各国人民汇聚。民族的汇聚也就是文化的交流,当时胡商从和田带来巨型葫芦,原本用于盛水,后来兰州艺人在葫芦上刻图案和文字,这便是最早的兰州刻葫芦。
兰州刻葫芦作为一种极具西北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但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这来自东方的民间工艺品,却是在上世纪50年代。
1920年,兰州有一名前朝遗老秀才叫李文斋,擅长书画,诗文俱佳,但生性孤傲,不事权贵,家境非常贫寒。为了糊口,李文斋以雕刻葫芦为生。他将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刻到葫芦上,像《王羲之爱鹅》、《竹林七贤》、《十八罗汉》、《桃花源记》、《渊明赏菊》、《兰亭集序》、《赤壁赋》等都是他进行艺术创作的题材,在形似的基础上侧重神似,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当时工艺美术界的瞩目,人称“绝技”。1938年,他因不肯奉承权贵,被无辜关进监狱而死于非命。后来,他的女婿王德山与另一位叫阮光宇的艺人传承了刻葫芦技艺,博采传统画技之长,刻意求新,把《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作品中的人物,巧妙地刻画在葫芦上,并配以诗词文字、风景山水,使雕刻葫芦工艺更臻完美,作品开始走出国门,行销西欧各国。
上世纪80年代,阮光宇之子阮文辉继承父业、博采众长,在雕刻上独具匠心,针、刀并用,以刻、铲、刮、磨等多种方法,将中国画的勾勒、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画葫芦上,仿制出历代名家泼墨写意山水以及徐悲鸿、齐白石的画风笔意,使雕刻葫芦工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阮文辉的《东坡赤壁夜游图》,刻在一枚直径2厘米的椭圆形葫芦上。图中有一叶扁舟,舟中6人,无不神情生动;舟外远山近树,疏密有致。同时,还刻有537字的《前赤壁赋》,字迹娟秀工整,令人称道。这件作品和阮文辉的《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敦煌飞天》等4套6件微雕葫芦作品,被中国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他也被称为工艺美术大师。进入90年代,兰州葫芦艺术界更是人才济济,高手如林。有些优秀艺人对传统刻法进行改进和再完善,在前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技法,如难度极大的针刀并用技法、彩刻技法、押花和雕刻相结合的技法等等,这些技法最终使葫芦作品构图更加新颖,艺术价值更上一层楼,精绝奇妙之作层出不穷,已成为展示兰州与中国美术工艺形象的缩影。
[关键词]工艺美术;民间艺术;兰州刻葫芦
[中图分类号]J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77-02
葫芦又称蒲芦,谐音“福禄”,草本植物。其茎枝称为蔓带,谐音“万代”,故蒲芦蔓带谐音为“福禄万代”,是吉祥的象征,葫芦里有很多“子”,葫芦与它的茎枝一起被称为“子孙万代”,寓意子孙万代、多子多福。
我国栽培葫芦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发现葫芦,可知种植葫芦已有7000余年历史。葫芦制器,肇自远古。甲骨文之“壶” 字像葫芦之形,是用葫芦作水浆容器之证,古人“匏”、“瓠”、“壶” 三字均指葫芦,皆可通用。至明代,随着对葫芦认识的深化,不再满足利用其自然形态制成简单的器皿以为日用,而是以其特殊之体质与色泽,创造出极具观赏价值的工艺品,使葫芦登上艺术的殿堂。当时葫芦器,又称“瓠器”或“蒲器”。
金城兰州位于黄河之畔,地处甘肃省中部,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连接东西交通的咽喉重地,享有“丝路明珠”之美誉,悠久的历史和特定的环境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习惯和刻葫芦的民间艺术。在兰州,人们通常把葫芦当作吉祥物,叫作“吉祥葫芦”。 刻葫芦又叫“雕葫芦”, 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雕刻葫芦皆是经过民间艺人在普通的葫芦上刻上山水风景、诗词书法等,然后涂上松墨而成的精美的传统工艺品。兰州本地流行的是细微的针刻葫芦,故名“微雕”,雕工以小见长,在方寸之间展现乾坤万物,其独特之处在于针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传神。它集书法、绘画、篆刻为一体,以中国传统线描为基础,糅和多种绘画手法进行创作。其表现内容多取材于古典文学、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山水花草虫鸟、名胜古迹以及民族风情。表现形式上采用四圈、扇面、镂空、彩染等,具有强烈的装饰美感。它以其不可复制、纯手工雕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称誉。
兰州刻葫芦的起源说法不一。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兰州和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金城兰州更成为各国贡使、商人荟萃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补给地。当时胡商从和田带过来的巨型葫芦(盛水用的),经兰州工匠刻上图案画面和文字出售。
有史可考的兰州刻葫芦记载出现在清末光绪年间,据兰州《皋兰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有位王裁缝(佚名)首先在葫芦上镌刻花草等;另有戏曲艺人王鸿武、来银娃等刻绘戏剧脸谱、刀马人物与风景名胜。当时只在其表皮绘画,不作刮、磨加工,也不填色,比较简单,均以儿童流行于市。清末秀才李文斋(别号子元、兰州人),因生活无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以刻葫芦谋生。李文斋能书善画,会诗,艺术造诣颇深,对刻葫芦工艺做了改进:一是将葫芦的原生表皮刮去,磨光;二是用镪水混合颜料,染红、黄二色,使雕刻的景物不易脱落。李刻葫芦以细针,着意创新,图文并举,其先以刻古人和小说插图为主,后来题材多取于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由于工艺和内容的更新,兰州刻葫芦的声誉日渐远扬。刻葫芦起初在庙会集市摆摊出售,张广建督甘时期(1914~1920),首倡以各种工艺品作为官厅馈送礼品,刻葫芦遂流行于甘肃官府和商号之间。1922年前后,由兰州古董商贾携往北京,引起京商注意,誉为“绝技”妙品,来兰州向李定货,刻葫芦遂驰名京津,行销海外。
葫芦制作工艺有两种:一是在葫芦成长过程中,进行人为干预,待到葫芦成熟后,葫芦出现别致造型或立体图案,勒扎葫芦和范制葫芦就属于这种类型;二是葫芦成熟后,经过去皮处理,把葫芦表面当作艺术表现的载体,进行特殊工艺加工制作,使之表面出现各种图案,火画葫芦、立体押花葫芦、针刻葫芦、刀刻葫芦属于此类型。兰州刻葫芦属于后者。
兰州刻葫芦所用材质主要有亚腰葫芦和兰州特有的鸡蛋葫芦。亚腰葫芦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中间有细腰的葫芦,它的形体中等偏大,小型的较少,给人朴拙、悠闲之感。而鸡蛋葫芦则是兰州的特有品种,这种葫芦一般形体较小,堪称中国葫芦的一朵奇葩。其质地坚硬,皮质细腻而光滑,略呈浅黄色,大者如鸡蛋,小者如算盘珠。因其形似鸡蛋,故称鸡蛋葫芦,一般以圆形居多,椭圆形较少,非常精致,适于微雕。鸡蛋葫芦以兰州青白石乡白道沟徐家坪生产的最为有名,近年来引种成功的观赏南瓜为兰州刻葫芦的选材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兰州雕刻葫芦工艺程序复杂,制作流程繁琐,一般要经选胚、绘制、着色三道工序。艺人首先要进行构思,然后精心挑选葫芦,不同的葫芦品种、形状、大小对雕刻都非常关键。选好胚子后,用不开刃的刀刮压,一刀一刀挨紧,不留间隙。刮一遍擦磨一遍,再接着刮,这样刮磨交替,直到葫芦表面生出晶莹的亮光,用手触摸感觉绵软无比为好。葫芦磨成后,根据构思先找好位置开口子、留堂子,还要注意怎样遮掩葫芦上的瑕疵。口开好后,根据自己的构思或临摹对象,用铅笔先勾画在葫芦上,再进行刻制。刻葫芦的“刀法”轻于金石,重于微雕;技法能上、能下,大致与笔雕相同。点、挑、划、拉、刺、勾……轻重有致,力求眼、心、手配合默契,一气刻成,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雕刻技法分为两种:一是用大、中、小三种特制的钢针,在葫芦表皮上,以纤细的线条印刻出所要描绘的山水、花卉和人物,然后涂上松墨,使线条变得很明显。这种技法称为“描写”。二是用刻刀将葫芦的壳镂空,以粗犷的空隙线条勾勒出要描绘的山水、花卉和人物。这种技法称为“雕刻”,这种方法在兰州并不常见。作品刻好后擦上墨,再仔细查看有无遗漏或不足之处,进行修改补救,检查完毕后再细心刻上图章,然后用手擦磨到不见浮墨,光滑晶莹,再配以相应的底座或吊座,至此作品方告完成。好的雕刻师也要根据葫芦的具体形状依据自己的艺术修养重新设计画面,而不是照搬传统或抄袭他人。由于具备了深厚的设计和雕刻功底,创作时便能自由挥洒,线条流畅、分明,“近深远浅”,近处的事物清晰而色浓,远处的事物模糊而色淡,作品各个不同,神形兼备。
兰州刻葫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不断壮大。它由最简单的民间自娱自乐自玩耍的小玩意,由起初的几个爱好者,发展到一个特种工艺品种,发展到有许多人参加的一个特艺行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长、丰富、壮大。特别是高文化素质民间艺人和艺术家的涉入,使兰州刻葫芦的艺术表现形式有了几次飞跃。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李文斋的出现,使兰州刻葫芦出现了图文并茂的局面,改变了过去只有图画没有文字的状态;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书画家阮光宇的涉入,使兰州刻葫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又有了一个更大的飞跃。“四圈子”、“扇面子”增加了表现形式,传统山水画第一次出现在刻葫芦中,“红楼”、“西厢”、“聊斋”以及文化故事、民间传说也都成了刻葫芦的内容。更可贵的是他把“即兴书画”也带入刻葫芦,大大满足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高层次需求。50年代,陈唯一先生把西画的素描引进了刻葫芦,阮文辉先生更是把他诗、书、画、印、雕、刻、烙、塑等全部修养引入刻葫芦,创造了一代辉煌,他的六件作品被国务院珍品评审委员会评为国家级珍品,他也获得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他们把兰州刻葫芦特种工艺,推上了时代高峰。
刻葫芦传承了一代代民间艺人对艺术特有的表达方式,显示着他们质朴的情感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民间艺人的自我爱好,被人们发现并喜爱,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提出需求,它就进入了社会,步入了市场,成为社会的一种需要,改变了它那最初的自生自灭的形态,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不断地在流传过程中发展和提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谱写出自己的华彩乐章。这种文化渗透在生活中,它将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懈地坚持发展自己的个性与特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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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康百万庄园 雕刻艺术 文化解读 传统文化
康百万庄园坐落在巩义市康店镇, 是明清时期中原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的典范,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遵循“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原则进行选址,临街建楼房,靠崖筑窑洞,据险垒寨墙,滨河设码头,建成了一个各成系统、功能齐全、布局严谨、等级森严的集农、官、商风格为一体的大型封建地主庄园。其石雕、砖雕、木雕技艺精湛,雕刻精准细腻,图案繁简适度,画面丰富多彩,意蕴厚重深刻,既给人们带来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又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
一、康百万庄园的雕刻艺术
(一)木雕
康百万庄园的木雕工艺精湛,题材丰富,不仅富有装饰性,而且大都寄托着主人美好的祝福与希望,洋溢着亲切的民俗气氛。装饰部位主要分布在檐下(月梁、额枋、花罩、斗拱、隔扇、门窗)、家具和一些单体雕塑等等。雕刻的材料主要用楝木、黄杨、桐木等,木质纹理粗细皆有,这类木材色泽本身就有良好效果,油饰后效果更佳。檐下部位大多雕刻有植物如牡丹、月季、葫芦、葡萄等等,也有少量的动物。家具包括平时的椅子、桌子、床等等都是雕饰的对象。园内上房内一张雕花顶子床(图一),被称为木雕艺术的典范。床内外采用透雕、镂空雕刻等多种形式雕花卉、人物、鸟兽等装饰图案80余种。床顶最上层正面透雕一组“状元及第”图。顶部从里向外分三层雕刻悬檐,前檐下垂4个大莲蓬,精心镂刻着活动自如的7个莲子。第一层正中,双层透雕有福、禄、寿三星,三星两侧依次雕刻有“喜鹊闹梅”、“胡蝶恋花”、“礼让”、“课读”、“教子”等图案。第二层雕刻“凤凰戏牡丹”及“富贵不断头”花纹。第三层雕刻“麒麟送子”、“蝙蝠献寿”等图案。床裙板刻精益求精,正面雕刻堆成的“双凤戏牡丹”图案,两侧分别雕刻宝剑、长笛、绣球等图案,后壁分别雕饰有简册、如意、宝剑、腰刀及盛满花卉的花瓶。床腿雕刻象鼻形,正面雕吉祥如意和金瓜卷草纹。更为精妙之处,其床柱雕刻为一节比一节长的竹节形,寓含了主人希望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和“高风亮节”及“竹报平安”等美好意愿。[1]37
(二)砖雕
康百万庄园砖雕主要集中在墀头、檐口、影壁、门楣等部位上。常用的雕刻技法有线刻、线浮雕、高浮雕、半圆雕、透雕等类型,其构图丰满、纹饰繁缛,刀法浑厚朴茂,于雄浑之余透出粗犷之气。硬山墙的墀头砖雕遍及庄园各处,是重点表现对象,既有常见的福禄寿禧、吉祥如意的内容,也有地方流传的民间故事。庄园门楣上一条独特的砖雕横额(图二),是一组别有深意的藏字游戏,从左到右,分别为“青气、南元、方便、财主”。“青气”二字采用形意法,把青色的气形象比喻为天;“南元”为“官”的代称;“方便”为“赐”,来源于佛教用语;财主则代表“福”。这里面隐藏着民间广为流传的吉祥语“天官赐福”,寄予着康氏家族及民众的美好祝愿。
(三)石雕
康百万庄园的石雕主要运用圆雕、镂雕、浮雕等工艺技法,创意独特,雕刻精美,寓意丰富。石雕装饰主要集中于柱础、门枕石等。柱础有基座式、鼓式、覆斗式、复合式等样式,分别雕刻牡丹、葡萄、龙凤纹等多种纹样。庄园内门枕石形式多样、造型独特,有单体狮子、抱鼓石、精美组合图形等等。其中精品组合图形是门枕石的主要类型,这种门枕石一般分为几层,采用多种技法分别雕刻。如位于庄园内主宅区三院的一组门枕石(图三),是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品。整块青石上下分三层雕刻而成,第一层是姿态慵懒、温顺可爱的狮子,呈现半卧状,显示了康家的富有、安定;第二层采用剔地突起的雕刻手法,刻出了一幅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人物故事,且这两幅图案分别与两边楹联相互照应,显示了康家对装饰艺术的讲究。上联为“处事无他莫若为善”,配图案为“尊老爱幼”图、“妯娌和睦”图;下联为“传家有道还是读书”,配图案为“拜师求读”图、“宾客宴饮”图。第三层是一组传统的图案,有“凤凰牡丹图”、“麒麟送子图”、“金鸡报晓”图等等。一幅幅传统礼仪的画面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人与动植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
二、康百万庄园雕刻艺术的文化解读
(一)多子多福,养生增寿
1.对生命繁荣的期盼
生殖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孟子有云:“不孝为三,无后为大”,说明了中国子子孙孙延续的重要性,生子关系到宗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强盛,故结婚是民众的终身大事,生子则是大事中的大事。在康百万庄园的雕刻图案中,有关生殖和渴望子孙满堂的图案占有不少比例,主要是植物组成,如有莲花、石榴、葡萄、葫芦等与生殖有关的吉祥物。莲花、石榴、葡萄都是多子之物,表达了民众对多子多孙、家族繁荣的期盼。
2.对生命长存的渴望
中国历来有“五福寿为先”的说法,表明中国人将延年益寿看做人生最为吉祥幸福之事。为了祈求长寿,表达长寿的愿望,民众除了探索种种长寿的诀窍、方法外,还雕刻了种种寿神以供膜拜,表达民众对生命的重视。八仙、“暗八仙”、寿星和“福禄寿”三星组合是康百万庄园常见的雕刻图案。寿星图案多雕刻于照壁、墙体上,且福禄寿三星一块崇拜。寿星(图四右)的形象为额头又高又圆,耳垂长大,鹤发童颜,眉毛也很长,右手拄着弯拐杖,左手捧大寿桃,一副笑容可掬的可爱模样。可以看出民间对寿星的崇拜及渴望长寿的愿望。
(二)驱邪禳灾,平安如意
1. 驱邪禳灾的神灵寄托
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中,龙是一种神异动物,是民众心目中万兽之首,万能之神,集勇武、威严、吉祥、喜庆于一身。康百万庄园内有关龙的吉祥图案很多,有龙吻(图五)、双龙捧碑、二龙戏珠、双龙戏凤、龙凤戏珠等等,普遍散布在庄园建筑的屋顶、门、雀替、碑楼等各个角落。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对人们的这种用意进行了解释:“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2]242龙是一种神灵,是吉祥、瑞祥的象征,龙的神威震慑到了整个院落,满足了人们求吉辟邪的意愿。狮子也是雕刻图案中常见的驱邪吉祥物,起着保护主人平安、吓阻凶恶的作用。
2.幸福如意的正面
“福”多与祭祀、神明、祈祷、企盼有关。在甲骨文中,古代的所谓福,是双手捧着美酒敬献于神前,祈求祖先保佑,即“求福”,这就是“福”的本义。《尚书》所载“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寿”是长寿,“富”是富贵,“康宁”是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攸好德”是指所好者美德,“考终命”是指善终而没有遭到横祸。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表达了民众对“福”字的全面理解,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康百万庄园内供奉的福星(图四中)天庭饱满,头戴花冠,身穿长袍,手持如意,是一个大富大贵的长者形象,能赐予民众福气、幸运。“福”字雕刻在墙壁、照壁、门楣上,表达了为康家祈福、希望康家有福气的美好祝愿。
(三)勤学苦读,追求富贵
1.传家有道还是读书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时代,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兴农抑商”和“重仕轻商”思想。康家非常重视子孙的教育,把学习文化知识看做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庄园雕刻的图案中有关学习知识的很多,有拜师图、教子图、课读图(图六)、课间嬉戏图、惩罚图等等,以此来鼓励、督促康家子孙勤学苦读,目的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庄园内也雕刻有科举求吉的状元及第图、鲤鱼跳龙门图等等,表明了康家希望子孙能考取功名,拿国家俸禄以光宗耀祖。
2.“富―贵―禄”一体化的生活追求
财富是人类永恒的主体,但现有的关于“财”的雕刻图案并不是很多,内容比较单一,这并不能表明民众对“财”的追求不狂热,其实中国古人传统价值观中追求财富、享受富贵、加官进禄是联系在一起的,财富是一定要追求的,但是要“贵”,要想“贵”,只有追求“禄”,古人认为,只有这三项整体地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民众真正追寻的理想境界。对于康家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追求真正的富贵禄一体化的理想状态,推崇文化的兼容并蓄,亦儒亦农亦商。庄园内有财神图案、算盘图案、聚宝盆图案等祈求发财;有富贵牡丹图案、凤凰戏牡丹图案、“富贵不断头”花纹表达富贵;有禄星图案(图四左)、状元及第图案、文官出任图案、武官出征图案渴望康家有拿俸禄的人出现,从而实现真正的“富―贵―禄”一体化。
(四)气节高洁,名利淡泊
康百万庄园雕刻的图案大多是以驱邪求吉为主要内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但也有一部分雕刻图案,如林和靖爱梅图(图七)、“耕读渔樵”图、梅竹组合图等,表达康家人追求心灵的淡然、高雅的情操和人格的不断完善。梅是康家喜爱的雕刻对象,在这里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这个“人”不是那种空虚庸下追求物质享受的俗人,而是品格高尚的风雅之士。康家人也以此勉励自己有这种高洁、淡泊名利的人格追求。竹有君子之德,有“本固、性直、心空、节真”的高贵品格,也是康百万庄园常见的雕刻对象,表达了康家人对竹的喜爱,最重要的是对竹子品格的向往。
三、康百万庄园雕刻艺术的文化透视
(一)儒家思想的渗透
雕刻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艺术,方方面面渗透着儒家思想。从康百万庄园的雕刻艺术来看,孝道伦理和积极入世是其主题。在儒家思想中,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3]31就家庭伦理规范体系来说,孝主要表现在尊祖敬宗、孝敬父母、关爱兄弟、传宗接代等方面。从康百万庄园的雕刻图案中观察,孝敬长辈、传宗接代为重要内容,对维护家庭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庄园内有许多尊老、爱老的图案,特别是石牌坊上的二十四孝图说明康家对“孝”的宣扬程度。同时,传宗接代在儒家孝道思想中也是极其重要的。“不孝为三,无后为大”,[4]411家族生命的传承关系到家族的兴旺发达,因为“无子为其绝世也”。[5]69所以婚姻便成了民众传宗接代的一件大事。康家作为一个大家族,更是注重传宗接代,园内有关送子、多子的吉祥图案随处可见,有麒麟送子图、连生贵子图、观音送子图等表达了对子嗣延续的渴望;有葫芦、石榴、葡萄等多籽的植物图案表达对多子多福的期盼。
(二)道家思想的融合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砥全在道家。[6]285道家思想在中国民居雕刻艺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一种务实的道德理想和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么道家思想以“道”为核心,追求“道”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追求一种遗世独立的脱俗人格和艺术精神。表面看来儒道两家是相互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避退。但实际上两者互为补充,协调统一。[7]55就康百万庄园的雕刻艺术来说,道教对其影响深远,养生增寿和“无为”思想是其主题。
道教把人生命的价值放在首位,且通过一些神仙方术、鬼神崇拜和巫术活动祈求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通常会选取道教的神仙或神仙器物来达到长寿的目的。“八仙”纹和“暗八仙”是庄园内常见的雕刻对象。“八仙”是民众所熟悉的得道神仙。宋元以来,民众不断地把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附加到八位仙人身上,使八仙变得神通广大且有人情味。民间传说八仙经常下凡民间,帮助民众解决疾苦,引渡得“道”的有缘人成仙以长生不老。采用八仙手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的纹饰称为“暗八仙”,“八仙”和“暗八仙”纹的出现在心理上满足了民众长生不老的愿望。
道家的“无为”,是一种处世态度,并非不求有所作为,只是指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要做到这种无为的境界,就要顺应自然规律,而后才能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庄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逍遥游”从而实现精神上的超凡脱俗,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康百万庄园内“耕读渔樵”图、“四爱”图及一些梅兰竹菊图时常出现,表现了康家人在积极入世的同时,追求悠闲自乐、淡泊宁静、独善其身的心灵境界,是高尚情操和自甘淡薄的人格写照。
(三)民间“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说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充分体现了人类精神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对民间来说,“天命”和“人生”是合二为一的关系。离开天命无从讲人生,离开人生无从讲天命。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能把他们合二为一。[8]180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民众为了有更好的命运,常常通过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占卜风水、禁忌习俗等多种民间信仰方式来“敬天”,企图趋福避祸,从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具有明显的功利性。[9]204康百万庄园内大部分雕刻的图案都有着明确的求吉求福目的。如龙、狮、虎图案辟邪求福,寿星、乌龟、寿石图案保佑长寿,文财神、武财神图案保佑发财,葡萄、石榴、葫芦象征多子,凤凰、牡丹代表富贵等等。这些图案的人物、动物、植物大多具有神性,或者是天上的神仙,或是具有神奇的传说,只要对这些灵物虔诚信仰就能得到具有万能的神灵庇护。正是这种功利性使得民众拥有乐观向上的生活,这是雕刻艺术的持久生命力之所在。
四、结语
雕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早已成为人类传递情感和思想、分享信息和经验的一种重要文化行为。[10]117康百万庄园作为明清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民居建筑的典范,木雕、砖雕、石雕艺术可称为我国民间艺术优秀的代表,反映了特定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民众及康氏家族的生活理想、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无论是砖雕、木雕还是石雕,都可归结为一个主题:求吉纳福。且这种求吉纳福主题是民众对于自己人生信仰和家族信仰的主动谋划,目的是让家族或家庭能兴旺发达、千秋万代。透过康百万庄园的雕刻艺术可以看出,雕刻艺术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民间“天人合一”思想对雕刻的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且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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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砖厝;符号学;雕刻图饰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164-01
一、符号学与建筑装饰语言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把符号分为标识符号、图像符号、象征符号,其中对象征符号的解释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是普遍观念与具有形象意义内容的结合。建筑独有的雕饰纹样向人们传递着文化意义和时代精神的讯息,当符号学方法被引入建筑设计中,人们十分关注建筑装饰图案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既是构成建筑艺术风格的重要元素。建筑纹样在某个时代下形成的图像符号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代表了幸福、平安、长寿、高贵等美好愿景。建筑中的雕刻装饰做工精细、色彩艳丽,主要用于外装修,雕刻形式有浮雕、线雕等,图案为几何图案、花鸟、人物等。红砖厝文化也很好地将中西方文化融于一体,石雕中的鱼尾狮可以看出受到南洋文化的影响,山花艺术透出伊斯兰艺术的气息。“饰中有意、意必吉祥”是建筑纹饰内在的发展动力,同样体现了纹饰符号象征意义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
二、多彩绚丽的红砖古厝图饰
1.墙身图饰。红砖在烧制的过程中侧表面会规律性的烧出两到三条黑色纹理,称为“烟灸砖“。这是建筑图案的一种代表性符号,使得人们第一眼就知道这是闽南红砖古厝独有的视觉形象。空斗墙的组砌方也是闽南红砖厝的一大特色,是用红砖的侧面和平面交替筑成空心墙体,具有省料、隔音性强等优点。用空斗组砌的手法,配合两种色彩且规格不同的红砖组成的吉祥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特点,红砖组成的符号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砌成的几何图形有六角形、八角形、钱币形、葫芦形等图形,六角形符号代表“六六大顺”;八角形符号代表“八方如意”(图1);钱币符号代表着富贵财运;葫芦与“福禄”音似,葫芦图形又有福气的意思等等。砌成的文字图形有“福”、“帧薄“寿”(图2)等,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景。大小不同的红砖砌成的福字,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该图案的符号代表物是“福”,诸如此类的墙饰符号丰富了建筑立面的多变效果。
2.梁架图饰.闽南红砖厝梁架装饰以木雕为主,从精致的雕饰可以反映出木雕技艺之高,当然梁架雕饰的多少跟居民的经济状况和地位有关。斗拱、柱头、梁架、门楣这些部位雕饰的主要内容是花、鸟、龙、凤等等,中国自古就以各种吉祥符号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并融入自己的文化。民间多以喜鹊喻喜气吉祥之事,“喜上眉梢”又是一种文化的延伸,“喜”是喜鹊,“眉”与“梅”谐音,因此喜鹊与梅花这种图饰在梁架处常见。龙凤是富贵、祥瑞的象征,龙有喜水、征瑞、示威的神性,凤有喜火、秉德、示美等神性,将两种神物雕刻在梁架处,便是“龙凤呈祥”,寓意一派祥和之气。鱼有富足之义,在檐边经常可见雕刻精致的石鱼,(图3)张着嘴巴,表情凶猛,身上雕花装饰,也有赈灾辟邪之义。这种装饰同时具有功能性及是一种排水系统,雨水可以通过鱼嘴排出,防止雨水淤积在高处。
3.规尾图饰.闽南红砖厝屋脊多为马鞍脊和燕尾脊,燕尾脊主要用于主厝,装饰相对华丽,马鞍用于护厝,两种形式相结合形成红砖厝独特的视觉风景线。在屋脊下鸟踏线以上的山尖称为“规尾”,规尾的装饰多为灰塑做成的浮雕,灰塑古称灰批,原料以石灰为主,是汉族传统的装饰工艺,色彩丰富,装饰题材广泛。灰塑的装饰呈对称性,图案较为复杂,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常见的有八宝图纹:元宝、珍珠、如意、葫芦、书卷、花篮、灵芝、云龙。从规尾的装饰图饰可以反映出居民的家况,如果一家规尾的图饰分别为书卷和长琴,可大概判断这家为书香门第,若规尾的图饰为元宝、云龙,大可断定此宅为官氏所居。规尾的图案装饰性极强,多有火纹、云纹为次,突显主体,有的时候会用长丝带将对称的图饰连结起来,复杂又不失美感,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红砖厝的规尾装饰图案繁多,雕刻精美,是闽南装饰雕刻技法的一大特色。
4.门窗图饰.门窗雕饰形式多样,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砖构、石构、木构。宅内面对庭院的窗子,一般为圆雕形式的石构窗,也称作什锦窗,有扇形、六角、八角、圆形等多种形式,这些石窗可以使宅内空间层次丰富,装饰图案多为花卉符号,花卉藤蔓缠绕在石窗的柱子上,象征园内如春,一派生气。一般普通的民居会在院内设置砖构窗,也就是通过错落地摆放红砖,使之透气、透景,红砖本身具有黑色纹理,因此这种方法垒成的窗户也具有装饰效果。砖构窗在马鞍脊建筑多为存在,和居民本身的经济状况也有关。
三、结语
红砖厝装饰图饰是闽南建筑艺术和民俗文化的瑰宝,图饰形象凝聚和传承了传统文脉和智慧,红砖装饰文化也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对传统图饰美的认识和再创作,创造出了具有闽南独具特色的装饰纹样。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利用传统元素进行现代设计,也是值得深思的。
潍坊核雕早期的情形,由于史书不详,已不可考。据说,早在清代中期,潍坊核雕已十分兴盛,其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是清朝末年一位绰号张大眼的桃核雕刻艺人,他从京都流浪到山东诸城以卖艺为生。1880年,潍县人都谓南到诸城贩卖皮货,结识了张大眼。看到张的雕刻后以为新奇,并深深地喜爱上了这门技艺,于是拜其为师,潜心学习核雕手艺。
后都渭南又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都兰桂。都兰桂勤于钻研,不到20岁技艺已超过父亲。小小桃核,分厘之地,经他运筹布局后,各种自然纹理、麻点,都能得到合理利用。他因材施艺,转瞬之间即雕刻出人物、动物、山水、花卉、车马、舟船等。其作品布局严谨、刀法细腻、形象逼真,有一种融天地万物于方寸之间的大气势。他30多岁雕刻的马拉轿车参加了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了最优等奖牌。从此潍坊核雕名扬中外,经过世代相传,得以继承发展。1955年,国务院曾专门征集潍坊核雕作品,被总理作为国礼赠予外国友人。2008年,潍坊核雕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潍坊核雕以桃核为雕刻材料,巧妙利用核胚上纵横无序、深浅不定的纹理,雕刻出栩栩如生的景物形象,如山水、人物、花鸟等立体造型。经世代传承发展、摸索创新,潍坊核雕不断涌现出传世佳作,如巧夺天工的《夜游赤壁》、玲珑剔透的《马拉轿车》、气势磅礴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惟妙惟肖的《西厢记》、《红楼人物》,以及形象生动的《武松打虎》、《八骏图》等。
《百万雄师过长江》是潍坊核雕第四代传人考公卿和他的徒弟王绪德合作的作品,作品布局严谨,刀法简劲,精密入微,在长不到3.5cm,高不过2.5cm的桃核上,把这一波澜壮阔的场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鼓起的风帆下,虎目圆睁、奋力划桨的老艄公英勇无畏;飘扬的战旗下,18名指战员构成了一幅姿态殊异而浑然一体的英雄群像。指挥员用望远镜盯着大江彼岸,司号员吹着军号,战士们有的射击,有的装弹,有的划船,形象毕肖。甚至可以看见敞开的弹箱里子弹粒粒可数,步枪上的零部件似能自由拆卸,灵活运转,实在是精妙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同是两人创作于1979年的《夜游赤壁》,不仅艺术再现了明代王叔远所雕“核舟”的生动形象,而且在技艺水平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较王叔远的“核舟”,在人物方面,除原作中的坡、黄鲁直、佛印和尚、书童和艄公外,又增加了书童、茶童各一人;器物方面,增加了酒桌一张、酒壶两把、左右蓬门上的门环两个、可以转动的门板两扇、风旗一面;上下刻字也超过了王叔远的34字而达到60字有余。更为奇妙的是,他们所雕刻的“核舟”,船首还垂下一条用桃核刻制的锚链,共37节,由小如米粒、细如发丝的椭圆环连缀而成,环环相扣,转动自如,提起下垂,铮铮有声,令人惊叹咋舌。
潍坊核雕作品主题突出,概括性强;观赏作品,玲珑剔透;把玩作品,浑朴亮丽;佩带作品,相得益彰;核雕印章,别具风格。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潍坊核雕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王绪德,在核雕的创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能把桃核雕成各种器皿形,在其形上再雕刻内容,如《八仙坛》、《鹿鹤同春罐》、《松鹤延年壶》、《松鼠宝葫芦》,还有《白蛇传》、《西厢》、《红楼梦》等内容的花瓶。此外,他还可以用桃核雕成各种造型的鼻烟壶,有《打渔杀家》、《引萧吹凤》、《十八罗汉斗悟空》、《八仙祝寿》、《精忠报国》等。另外,他还可以用桃核刻成戒指,有各种花卉图案的、十二生肖图案的,还有福禄寿禧的,等等。
潍坊核雕的另一位传承人都传恭,9岁跟祖父都兰桂学习核雕,其作品《苏子游赤壁》、《乾隆下江南》、《十八罗汉》、《梁山一百单八将等》,每一件都精美绝伦,让人爱不释手,许多被外国友人收藏。
核雕艺术在潍坊这片盛开着民间艺术之花的园池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高雅、古拙、精细、玲珑。当我们细细品味一件件核雕艺术品时,不仅为它那“方寸之内,气象万千,天地虽小,意境无穷”的艺术感染力所陶醉,更为微雕艺术创作而骄傲。
然而一段时期内,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加之雕刻技艺难度大,学起来费劲,且短期不见效益,一度出现了后继无人、项目濒危的现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潍坊核雕这门古朴而精湛的民间工艺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核雕艺人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以及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绪德、都传恭等老一代艺人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热心于收徒授艺,热爱核雕艺术的年轻人积极拜师学艺,核雕艺人队伍由过去的两三个人苦苦支撑,发展成为近百人的群体,呈现出后继有人,传承有序的可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