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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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笔记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劳动经济学笔记范文第2篇

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在1759年出版之后，反响极好。他的好朋友休谟在信中调侃，连牧师、妇女都如此推崇这本书，真是让人同情。《道德情操论》所讨论的问题高尚，所用的语言又是典雅妥帖，让人们联想到作者定是一位富有涵养、待人处事十分得体的谦谦君子。

很自然地，他成为贵族社会家庭教师的理想人选。在陪伴小布莱克公爵游历欧洲大陆近三年回到苏格兰后，斯密靠着公爵支付的优厚年金，隐居在家乡专心创作他的《国富论》。

1776年，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硝烟，《国富论》出版了。斯密成为当时欧洲最懂得经济的人，连英国首相小皮特都当着内阁成员的面尊称斯密为老师。《国富论》让人忘记了斯密曾经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斯密的命运与他的挚友休谟相比，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皆全然不同。他29岁那年，就成了大学正教授，中年被贵族眷顾聘为家庭教师，有了一份优厚的终生年金，晚年得到了海关专员的肥缺。此时，他的年收入达到1000英镑，据说，这是250个苏格兰农民劳动一年才有的收入。总之他一生顺利，晚年更是尽享荣华富贵，不得不让人羡慕。

但是，死后的斯密，经历了休谟所没有的继任者们虚伪的敬意和长时间的冷淡；也遭遇过无数对他著作的误读和批评，甚至来自论敌的诽谤。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沉浮不定。

最初的一个世纪，人们很少再去谈论他，他逐渐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符号，一幅挂在经济学家壁炉上的装饰画。在这个世纪，经济学属于股市高手李嘉图、神童穆勒和性格高傲孤僻的马歇尔。作为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曾经的代言人，一个攻击重商主义体制的斗士，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在斯密的祖国，英国人在津津有味地享用经济自由主义的蛋糕，谁会想到那位提供了鸡蛋和面粉的农夫呢？！

人们以为，斯密的理论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早已过时，只配在学术博物馆陈列，供后人瞻仰。人们连《国富论》都很少提及，至于他那本直到死前还在修改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也并未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反响，沉寂一个半世纪无人问津。

在欧洲大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正在发动对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讨伐，这种挞伐后来居然波及到了斯密的人品。德国人怀疑斯密的作品抄袭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理由言之凿凿――因为斯密两部引起轰动的书，在基本原理上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道德情操论》鼓吹同情心，而《国富论》主张利己心。

他们推测，在陪伴贵族子弟游历法国的近两年里，斯密广泛拜访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多名重要思想家。这些毫不设防的法国人，其言论被谨慎的亚当斯密偷偷记下带回家乡，运用修辞学手段整合在一起就成了《国富论》。一句话，斯密也许是偷了法国人的东西。到19世纪末，至少在德国，对斯密的贬低成了一种时尚，甚至变成不可违背的学术传统。当时德国学者这样写道，“想得到经济学专家赏识的人，没有一个想信奉斯密。”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笔记陆续被发现，最终洗刷了德国人加在斯密头上的不白之冤。而专家对笔记的研究发现，斯密生前涉猎之广，思考之深入，与现代社会联系之紧密，皆足以让人惊异。他留给后人的遗产被此前的人们大大低估了。1990年，在斯密逝世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收到的论文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文学以及历史学等几乎全部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通过思想史家的工作，逐渐复原了斯密作为一代社会科学大师的形象。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学生告诉我，哈佛和麻省最近几年都开设了讲读《道德情操论》的专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家们忙着从斯密的书中寻找开辟新领域的线索；前不久，斯密的半身素描头像又上了20英镑面额的纸币……看来，人们对斯密的兴趣还在进一步增强之中。

记者、评论家布坎于2006年推出的这本《真实的亚当斯密》，大概可以看做是对英美社会大众认识真实斯密的呼吁的一个回应。

书中所使用的任何材料，对斯密研究者而言，自然都不再新鲜，但一般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很多让人新奇的内容，从斯密的性格、气质、经历到他的真实思想。鉴于中国学术界对斯密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令人沮丧的现实，此书首先值得国内的经济学从业人员们好好读一读。

劳动经济学笔记范文第3篇

跨入新世纪,情况有所逆转,旧的“剪刀差”去了,新的“剪刀差”又来了。新“剪刀差”的突出表现有二:

第一,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打着城市化的旗号,公开或变相掠夺农民的土地,从中渔利。用厦门市规划局长赵燕菁的话说,“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转见2010年9月5日《现代快报》)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即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又通过拍卖方式高价卖出,赚取巨大差价,来维持财政运转,推动GDP增长。据说,我国的城市化由1978年的不足18%,发展到现今的48%,有4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仅得到一个虚幻的“城镇户口”,既在经济上遭受大损失,又使他们成了“三无”(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社会保障)人员,未来生活,前途茫茫。在“圈地”、“囤地”中发横财的,只是房地产老板和某些官员。他们的日子,恰如顺口溜描绘的,“睡觉睡到自然醒,成堆美女抱着亲,别人加班我加薪,数钱数到手抽筋”。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迫使上亿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以超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农民工的劳务价格,低廉得只能用勉强糊口来形容。经济学家郎咸平以“说出来你别睡不着!”的数据,对比了中外劳工的报酬差别:德国第一,每小时30美元;美国第二,时均22美元;泰国是2美元;中国只有0.12美元,列倒数第一。(转见2010年第5期《杂文选刊》上旬版)工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17年间减少了13.7个百分点。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60%以上。(见2010年第8期《同舟共进》)这固然有农民工的文化技术低、创造价值小的因素,但都是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人每小时工资120元人民币,中国的农民工呢?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又没有医疗、养老保险,还在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受身份歧视,有时连那点可怜的血汗钱还讨不回来,要以爬电杆、跳楼的方式吸引媒体关注,进而维权。是农民太贱,还是政府嫌贫爱富,不主持公道?尤令人不平的是,农民工建造的城市商品房被官商合谋炒出“天价”,再去掠夺城市居民的财富,使他们沦为“房奴”或“蚁族”。新“剪刀差”就这样把农民、市民剪得惨不忍睹!

英国的“圈地运动”曾被莫尔比作“羊吃人”。我们的新“剪刀差”,大概只能叫做“权吃人”或“楼吃人”,而被“吃”的“人”中,以农民为最。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他们,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又将继续蒙受大出血、大牺牲。如果说发展经济有“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其“核心竞争力”难道仍是不断地掠夺农民?原始积累,在劫难逃!农民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农民太苦,中国能好吗?以人为本,自当优先考虑农民、普惠农民。

劳动经济学笔记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 “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 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劳动经济学笔记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跨校修读学分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DOI：

跨校修讀学分是辽宁省教育厅自2014年以来实施推广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以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为基础，借助网络教学管理平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将省级精品课作为学生可以选择修读并修得学分的课程，是一种新型教学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开展5年多时间，其为推动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及缓解高校课程或教师资源不足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跨校修读学分课程的建设方或使用方都遇到过一些问题，其中课程建设方围绕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了颇多教学研究（罗菲，2014；吴海娜，2015；纪常鲲等，2016；江红霞等，2017等）。随着跨校修读课程门类不断丰富，使用课程人数倍数增长，从使用方角度探究精品课程应如何转型升级更适于跨校修读学分使用，成为当前需深入思考的重要方面。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核心课程，经济学的每一个分支的发展，如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等都需要计量经济结论的支持，计量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科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其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较晚，与发达国家的教学研究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所以计量经济学难教、难学是高校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显得尤为紧迫。各高校授课教师纷纷在教学过程中广泛探索适合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李子奈，2010；秦长城，2014；王新华等，2018；李惠娟，2018；胡小莉，2018等）。作为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一次新尝试，笔者自2018年开始进行计量经济学课程跨校修读学分的探索与实践，并将具体情况及经验教训做以归纳与总结。

1计量经济学跨校修读学分实践做法

沈阳农业大学计量经济学跨校修读选用的是国家级精品课——东北财经大学教学团队开发的计量经济学跨校课程，沈阳农业大学是跨校修读学分课程使用方，东北财经大学是课程建设方，第三方教学管理平台为学堂在线。自2018年起，双方学校开始合作，现已在沈阳农业大学2015级、2016级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教学工作中实践两个教学周期。利用跨校修读平台的支持，我校在两轮授课中分别尝试了两种教学模式：第一种是教师课前布置教学任务，学生在线学习完成自主学习，课堂上通过小组汇报、讨论等形式检验学习效果，教师梳理重点和难点，并在课后通过线上作业巩固学习。第二种是以课堂教学为主，部分章节的内容由学生在线学习完成，教师负责组织课堂讨论和答疑，跨校修读平台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丰富课程教学资源，拓展教学时空，教师和学生运用跨校修读平台互动和交流。经过将近2年时间的实践，目前我校在学堂在线计量经济学课程修读的活跃率达到46.55%，平台使用效果良好。

2计量经济学跨校修读实践取得的成效

跨校修读学分模式能够满足“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的教学资源建设和学生的在线学习需求。系统具有良好的交互功能，能够实现小组讨论，开展PBL学习、生生互评等多种形式的师生教学互动。经过两个教学周期的实践，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取得以下成效。

（1）学生运用学习平台，学习效率提高。在线平台帮助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变化，学习效率提高。第一，学生学习的时间、地点不再受限，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线上学习，学习方式由被动填鸭式教学向主动获取知识方向转变，且可以在线上与老师、同学互动，提出疑问，所有在这个课堂的同学都可以看到问题和回答，避免了传统课堂中学生走神不知道同学老师在讨论什么而消极不去参与的现象。第二，学生的学习内容不仅仅来自于本校的教师，而且可以学习到省内高校优势专业教师开发的精品课程资源，不同的老师对于同一个知识点的解析方法不同，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的更加透彻，拓展了学生课程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第三，在线平台有助于学生充分利用各种课外资源，开阔视野，发挥各种想象，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并撰写相关调查报告或者经济学论文，这对计量经济学知识的吸收有重要影响。

（2）教师教学方式转变，监督学习进度。课程使用方教师在根据课程建设方教师讲授的内容为学生梳理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知识时，会有新的思考、新的探索，也是使用方教师得到进修的一种渠道，间接提高了使用方教师的教学水平。在线下与学生讲授或互动过程中，由于学生已经观看完线上学习视频，学生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疑问，带着疑问和使用方教师进行互动，师生一起探讨，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极大帮助。对于表现突出，课程内容无法满足其对知识渴求的学生，鼓励参与教师的科研团队，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实现对计量经济学知识的活学活用，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学堂在线系统具有强大的统计功能，能够真实记录学生学习轨迹和实现对学生在线学习的全过程考核，教师在另一端随时检查、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度，让学生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自主学习。利用学堂在线平台中统计功能、大数据分析学生的网络学习行为，利用智能评价技术提高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改变传统的以结果性考核为主的评价方式，探索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模式。

（3）学生学习多样化，学生互动答疑更加便捷。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等呈现多样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更加便捷。只要是在课堂内的学生便可以评论发言，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进行评论回复阐明自己观点，第一，可以促进学生互相学习，学生之间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让对方理解；第二，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教师不能一直在平台上回复，利用师生的力量，让学生的疑问得到快速解答；第三，教师在查看评论及留言时，更好的了解大多数学生的薄弱点，而后在课堂上着重强调、讲解。传统的答疑方式，需要学生和教師约定时间进行统一面对面答疑，如遇老师不在办公室的状况那问题就要搁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受到削弱，便捷的答疑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教师或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登录平台进行答疑回复。

3计量经济学跨校修读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3.1计量经济学跨校修读实践中的问题

（1）学生数学基础薄弱、畏惧网络自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大部分为文科学生，多数学生在前期学习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学等几门课程的时候比较费力，为了应付考试而去学习，理解不到位，导致在后期学习计量经济学时难上加难。此外，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也需要经济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性强且比较抽象，在实际使用计量经济学解决问题时又需要计算机基础，因此很多学生畏惧计量经济学，当听说通过跨校课堂自学部分课程内容时，容易产生畏难退缩心理，还是比较依赖于教师的课堂教学。在我们的两轮实践中，通过期末考试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表明，第一种教师课前布置教学任务，学生在线学习完成自主学习，课上小组汇报的效果没有第二种以课堂教学为主，在线学习作为课下补充的效果好。第一种更符合跨校修读学分的初衷，但是目前来看，计量经济学这门对基础知识要求较高的课程必须辅以必要的课堂教学。

（2）学生还没有养成网络听课的学习习惯。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到新型教学模式，学生需要时间的逐渐养成良好的网络听课习惯。刚开始接触新模式，学生不适应，如未能按时进行网络学习，学习的效果可能也并不好，一方面是因为从前汲取知识都是在课堂内，看着老师板书，听着老师讲解，记着手里的笔记，在此种环境中能有很好的听课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使用电子设备都是观看娱乐视频，没有利用电子设备进行学习的经验，无法注意力集中，容易被网页中的其他因素干扰。

（3）教材、案例的安排及构成有待优化。目前普遍认为案例教学在计量经济学授课中有助于引导学生从实际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分析问题。传统的教学环境因为学时限制难以实现探索性的大型案例教学，而在跨校修读线上课堂背景下，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则可以节约课时实施此类案例教学。但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一是计量经济学术语由于翻译的问题常常有多种表达方法，跨校修读如果采用不同教材容易使学生产生混淆；二是现有线上课堂提供的案例一般是针对某一章节的内容进行的，内容主要注重模型假设、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学生反映案例有些抽象化，面对实际解决经济问题时依旧感到迷茫。

3.2可能的对策

（1）增加各课程间的沟通，打破壁垒。制定更加科学的专业培养计划，在学习计量经济学前，打好数学基础、经济学基础以及计算机基础，增加各课程间的沟通，打破壁垒，形成系统性的学习，让每一门课程发挥其最大的效应。线下要更加有针对性的辅助线上，诸如对学生集中有疑问的知识点进行二次讲解、增加实践教学环节、鼓励学生参加国家级或省级项目、参加学生比赛等，让学生利用已学习的知识形成作品，提高学生理论应用能力。

（2）加强平台建设，助于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加强平台的建设，使平台更加人性化、便捷化，营造良好的网络课堂环境，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一，定期及时的进行平台维护，达到支持PC端、手机客户端观看视频。第二，视频可进行倍速播放，对于基础较好的同学可以节约时间，对于基础较弱的同学可以将播放速度调慢，让基础参差不齐的同学找到合适的听课方式。第三，可线上观看PPT，并可以在线上做电子笔记，在听课的同时及时记录。第四，可以在电子设备中设置提醒铃声，每到一个时间点就会提醒学生学习，对于按时且积极听课、互动的学生进行奖励。让学生享受学习的便利，找到学习的兴趣，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

（3）提高案例质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中，使用方不能完全依赖于建课方，应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节约课时的条件，精选文献中的现实问题作为案例在课堂上讲解；或作为课后阅读材料提供到跨校修读平台，并让学生们在网络平台上讨论文献读后感，指出文献中的优点与不足，吸收文献的长处，避免将来自己写论文时出现类似问题。使用方应协助建课方进一步提高教学案例的质量，利用案例让学生理解如何运用知识点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对此有所理解，有所领悟，培养和引导学生形成知识体系运用计量经济学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当学生对新知识有了直观的感受，不再是一头雾水，不再认为老师讲授的内容胜似天书，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而然也就会提升，从被动变为主动，从不思考到提出问题，主动与老师互动，达到良性循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