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第1篇

>> 建构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政治中的乡村精英 基于公共参与的乡村旅游扶贫规划研究 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 传统产业的内源式转型 乡村精英在低保分配中的行动逻辑 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 新农村发展中的乡村精英形成与精英关系格局实录 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 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探析 精英培育与中国乡村的复兴 乡村旅游中的社区居民参与问题 乡村精英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财政扶贫项目参与式管理模式的创新实践 非政府组织参与式扶贫的绩效评价研究 参与式扶贫模式的运行机制及绩效评价 社区主导型发展视角下的参与式扶贫研究 精准扶贫视阈下参与式帮扶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对贵州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乡村女支书的蔬菜扶贫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6] 胡文显，苏孝永. 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内源式增收机制探讨――源于温州的实践[J]. 改革与战略，2012，（4）.

[7] 宋林霖，代红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理论述评[J].湖北社会科学，2012，（1）.

[8] 谭英俊.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反思与探索[J].贵州社会科学，2009，（3）.

[9] 贺海波.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J]. 社会主义研究，2014，（3）.

[10]曹现强，宋学增. 市政公用事业合作治理模式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9，（9）.

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 乡村治理 治理结构 善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农民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性要素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观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乡村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学者基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强调乡村精英在村政运作和乡村政治中的核心主角地位;有的学者基于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从乡村的公共关系入手研究乡村社会管理的绩效问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等角度研究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中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体现效益与公平而展开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反思乡镇政府和乡村各组织之间“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以此复归“治理”与“多元”的乡村治理主题。

多中心治理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考察国家处理公共经济资源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政府治理、公共资源、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成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多中心”和“治理”的共同特征是分权和自治，“多中心”凸显竞争性，“治理”则凸显合作性，因此，“多中心治理”是包含多个中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范式①，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多中心治理：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单向度的，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是单极化的，基层政府运用权威的行政命令安排农民完成任务，这种集中化的行政权力不仅制约着农民基本的民主思想和公民精神，更使乡村治理失去实现“善治”的基础，进而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多中心治理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之一，可以通过推进有效政府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②它以改变乡镇政府对乡村事务的行政控制为基点，充分调动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共同解决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地方性问题。由此可见，多中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公共事务多元的管理主体和公共产品多元的提供者上，它还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崭新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意味着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作为治理的基础，在治理的方式上，政府必须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任务。

“多中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多中心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管理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后，更加强调政府、农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互补、合作、制约的方式，达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平等的合作与协调，在治理的框架上，政府不能凌驾于其他的组织之上，那么应该如何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确保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呢？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它又该如何去协调和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呢？“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③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是独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乡村的“善治”需要政府的权力参与才能把涣散的社会资源与力量整合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统治型的权力，也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乡镇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局限在“乡政”体制内部的职能缩减，也不是减少基层政权的规模与范围，而是在解构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同时，以现代的治理理念重新构建起乡镇政府引导者的角色。乡镇政府要承担起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不仅需要规范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还要顺应治理理念的要求，吸纳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引导各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构建起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农民是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承担起乡村社会管理的公共责任，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

普通农民。普通村民既是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元治理的框架内，广大村民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互相依托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乡村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农村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民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委员会由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农村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大村民不仅仅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权力，而且还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他们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隅，如果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脱离了广泛的农民群众，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体制精英。体制精英主要是指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人士，他们是政府行政机构与农村社会承上启下的中介，也是乡村内部权力互动的集合点，现代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他们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村民的三层互动机制来实现地方自治。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公共理性的体制精英，需要加强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建立村两委、村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者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村民会议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于文化认同或者利益的联系，凭借其掌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治理的主体，如宗教和宗族势力、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他们代表着部分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是处于体制精英和广大村民之间的中间带，其非正式权威力量在多元主体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非体制精英拥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通过协商、默契或利益互惠等互动博弈的方式与其他的主体一同干预或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在广大村民民主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不容小觑。同时，也要防止非体制精英与合法的公共权威力量抗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④在传统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狭小，使得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与障碍，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乡镇政府向乡村社会转移的公共职能，更不能向广大农民和乡村社会提供满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显著特点，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是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重要途径。在多中心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了使农村社会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并逐步融入到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中，要求乡镇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将家族、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整合起来，构筑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型。

市场是乡村治理的推动力量。市场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从而也弱化了市场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导致治理绩效低下。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独立性，同时使得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乡村治理中要实现市场的推动作用，可根据“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广泛吸取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具体而言，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战略计划、项目推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性公共产品依然由政府提供，其中的某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涉及到农村水利灌溉、供电供气等一些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社会的企业资本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上来，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从中承担起监督与政策支持的职能。

走向多中心治理的障碍性要素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其已经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提出来的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应用到我国的社会管理领域，将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实现多中心治理有其特定的前提和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⑤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力量的协调均衡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分布不均衡，并且缺乏政策性引导和有效的经费保障，在其内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角色定位等方面还不够规范，需要加强乡镇政府的阶段性指导和扶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制约着多中心模式构建的重要要素。过去行政主导型的“乡政村治”作为一种代替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而存在，其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由于制度设置的滞后性，行政独大的局面矮化了乡村自治，使得“乡政”与“村治”难以对接，行政职能部门可能会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偏袒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乡村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与缺失，势必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

第一，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推动多元协作机制。基层政府应该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纳入行政体制改革中，树立民主公开、平等协作、共同参与为要点的核心理念。理顺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明确乡村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体系和责任范围，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着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事务控制应逐渐减弱，具体到乡村治理而言，应该是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农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既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的多元权力主体结构。政府应该树立“放权”、“分权”和“平等”的民主精神，支持乡村社会中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凝聚和动员乡村社会的多元资本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推动一种多元协作机制的运行。

第二，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化，构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完善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保证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序地扩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空间。具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过程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具有良好素质的能够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能人志士担任职务。在民主管理上，通过建立“民主治理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性文件，保证村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健全科学的村民会议制度，完善村民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确保村民会议的决策性地位。在民主监督上，通过民主评审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第三，扶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规范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农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迫切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法规与政策支持。其次，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自主运营能力差、组织差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要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提供资金的扶持，促使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走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最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承担乡村社会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是符合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的。在实践中，应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内核，按照“简政放权”的基本原则，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②王雪梅：“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第54页。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④董玉萍：“农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采矿废弃地 景观修复设计 乡村治理 生态环境 矿山环境

一、引言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乡村占有我国领土面积的绝大部分，我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而恰恰拥有矿产资源的地区，多数都在有着乡村的山区中。本次案例中的村庄由于二十多年的露天开采，使得整个村庄支离破碎，景观破坏程度很深。因此，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资源型乡村的转型和景观改造是我国景观行业应该重视的一个新的视角，从村庄的生态环境来说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但是更加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标。

2.研究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以大冶市石嘴山茅岭吴家村为例，通过实地的考察调研和考察问卷等方式进行深入地由表及里地剖析这种资源型乡村的问题。通过这种研究方式，也可以推动我国乡村区域的发展。这也是提供一种乡村景观修复方法的可能性。

（二）国内外课题的相关研究

国外这类课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乡村自治上，强调通过个人主义的作用来带动集体主义。通过组织每一位村民参与到村庄的建设中去，以此来提高村庄的民主性。我们人类的家园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去实现。曾经有英国的学者提出了景观生态学的四个文化原理：第一，人类的各种人为的甚至破坏生态的活动也会影响到景观的发展，相互地，景观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行为意识；第二，村庄的居住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发展会受到当地地域文化的影响；第三，纯自然的生态功能和人文活动无关；第四，一个地区的景观风貌可以反映出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于该资源乡村的研究时间开始较晚，始于20世纪3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开始重视对农村景观的发展和改造。孙碧辉等学者对于乡村景观中的文化景观现象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并分析在各种环境影响下的乡村景观格局。一些硕博士论文也对我国资源型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景观改造方法的提出。其中，中南林业大学赵晓英的硕士论文就目前我国乡村因不同原因和程度的开采所面临的文化景观困境，提出其应遵循的基本保护原则和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景观文化所应对的解决方法。

二、矿山废弃地乡村景观设计概述

（一）矿山废弃地的开发利用模式

1.矿山遗址模式

矿山的废弃地是人类工业工业文明的见证，其遗留的历史价值和工业文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工业遗址中，废弃地不仅意味着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景，更是很多村落居民的重要生活支柱。国内的部分地区，为了重现工业景观的遗迹，对一些无法使用的工业设施设备进行修复性设计，这种行为可以最大程度的使人们认识到工业的破坏性后果，了解到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并采取实际行动。如果矿山地区的地表结构十分丰富，很多地质结构可以提供非常不错的研究和观赏价值，也可以建立一些科普性质的博物馆。同时，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也可以利用这种天然的优势形成独特的矿山体验之旅，使得旅客感受到矿冶工业文明的魅力。这种工业遗址的形式，不仅保留了当地的工业遗迹，还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经济效益。

2.文化景观模式

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过程中，文化的依赖性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国内很多矿山地区的废弃地带有建设成为工业文化类的主题公园。例如研究的案例石嘴山茅岭吴湾村的景观改造设计中，不H有悠久的矿冶文化历史，更有玉石文化的传承。大冶作为青铜文化的滥觞之地，上千年的青铜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黄石大冶所位处的地区湖北省，是以朱雀鸟作为图腾，所以凤鸟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不仅应该保留现有的自然景观形式，还应该对其进行艺术设计再改造，赋予矿山废弃地一个新的生命。

3.生态修复模式

对于矿山废弃地进行景观覆绿和植物再生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于尾砂地段，应该首先覆绿之后进行大地景观的再生设计应用。如石嘴山矿山公园地区，对尾砂地区采取覆绿技术可以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初步的改善。对于乱石采矿区采取雨水花园的景观修复方法，而硬质的水泥厂地带采取修改为采摘园的形式进行生态植被修复。

（二）乡村景观修复的基本措施

1.恢复自然景观

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有着宜人的空气，绿色的居住空间，是一片世外桃源，是每个都市中国生活的居民所精神向往乐园。无论是春天的万物生长，夏日的生意盎然还是秋日的硕果累累，都是一处处绝美的风景线。例如大冶石嘴山地区的油菜花，每逢春分时刻来临，油菜花便漫山遍野地开得灿烂，黄灿灿的一片片油菜花田象征着繁荣昌盛的生命气象，成为当地的景观亮点。

2.改造聚落与建筑

一般而言，典型的乡村聚落往往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这是相对于其他村落而明显存在的特点。而聚落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表现在乡村的民居建筑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步加快，很多传统古村落正在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千城一面”的城市化建设。这正是乡村聚落的无声的消亡。浙江的“西塘”就很好的保留了当地的建筑形式，还原了江南地区古村落的建筑形式。

3.挖掘并保留本土文化

乡土气息的营造是乡村景观的又一大特色。首先是农耕文化的保留。农耕文化的气息越是浓厚，农村的气质就越是独特，那种牛背横笛，鸡鸣犬吠的景象恰恰是游客们最为喜欢观赏的场所。民族服饰也是乡村景观不可或缺的风景线。那种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更是为单一的乡村景观增添了一份活力。在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风民俗的建设不可或缺。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正体现出了浓浓的传统文化。

三、石嘴山茅岭吴家村景观恢复面临的困境

（一）项目背景

石嘴山茅岭吴家村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西南市郊的矿山开采地带。其东北部是铜录山古铜矿遗址。该村交通便利，毗邻国道和省道。该村西南部山峦起伏，项目基地位于较为平坦开阔的区域。该村原本位于石嘴山之上，之后由于勘探到石嘴山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将该村移至矿山附近。由于露天开采等原因，该村的建筑受到炮震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空心化和老龄化程度高，生存h境不容乐观。

（二）面临问题

1.环境污染严重

通过深入的了解得知，由于炮震的影响使得很多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由于矿山开采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质严重受损，土壤盐碱化程度增高，导致村落的生态系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曾经的果林已经不复存在，经济竹林无法成活，耕地面积骤减，水资源接近枯竭。除了零散在田间的墓地，还保持着原有的生态环境，其余地区都遭受到环境的损坏。因此，控制工业污染和进行生态景观修复是这部分区域的重点。

2.治理成本大

治理成本，往往是为了某一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整合。乡村景观的改造再生设计是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改造的基本目标就是恢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包括其对破坏的植被，污染的水体，残缺的山地地形和土壤的恢复。但是破坏容易恢复难，有些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好的，可能需要经过漫长且有效的治理期。那么治理的经费自然不少，包括重新进行水源的引水入村的管道铺设，土壤盐碱度的恢复，都需要高昂的费用来支撑。但目前就我国的经济形势而言，如果地区发展水平不高，乡村的治理就会陷入困境。

四、茅岭吴家村景观改造设计方法

（一）设计规划原则

1.生态优先原则

茅岭吴家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切生产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景观改造的过程中，最先进行考虑的就是自然环境的发展。根据当地的水文水系和地理特征进行合理的资源规划，以确保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应有的改善，促进生态环境的维持发展。

2.地域文化原则

每一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茅岭吴家村也不例外。其土生土长的草根文化应给予保留和提升。通过赋予景观历史文化意义以保留和传承当地的传统文化。通过结合当地居民的经验，生活习性和环境背景，把其内在的文化特色加以提炼和运用。同时，在传统文化给予保留的同时应该发展创新，并赋予新时代的意义。通过艺术化的再现和创造文化，更加突出乡村景观的独特性，使得乡村景观获得新生。

3.因地制宜原则

不同地域的景观自然而然的有着不同类型的乡村风貌。因此，在茅岭吴家村的改造中一定要因地制宜地进行景观再生设计，不可照搬其它乡村修复案例。应对当地环境进行适当的评估后再进行景观规划设计。

（二）生态景观修复

对于茅岭吴家村这样的资源型乡村而言，生态景观的修复是第一步。这是贯穿资源节约型社会重要理念的重要准则之一。

从植物修复的角度而言，首先应选择本土的植物种类以还原当地的自然景观。由于露天采矿的原因，石嘴山的边坡毁坏十分的严重。有很多碎石和的岩石，不仅对景观有破坏性，还造成了安全隐患。可首先打掉突出的岩石以确保安全性，废弃的采石场中进行雨水花园的设计，通过植物的修复性设计不仅恢复当地的自然景观，还起到了雨水收集的作用。村庄中粉煤灰堆场长期堆积，对于土壤和空气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通过采摘园的形式成为特色农业发展区。

（三）场所功能定位

考虑到乡村的特殊性，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将整个茅岭吴家村规划为生态农业示范园，观光农业旅游园，和乡村聚落区。而在乡村聚落中，曾经的废旧厂房区改为艺术中心活动区，变废为宝。废弃的乱石堆区则是展示大冶的矿冶文化，通过还原当时炼铜时的场景，让游客仿佛亲身经历般穿越回到千年前的青铜时代，成为矿冶文化体验区。建筑相对比较密集的区域，则作为游客歇息餐饮的农家乐体验区。村落东北角空间相对私密性较好，建筑密度不是很大，则作为老年人活动园，中间设有太极广场，下棋广场，健身器材，小型运动场等。

（四）文化精神赋予

由于石嘴山市矿山开采的区域，该地区拥有的气质最为明显的文化即是矿冶文化，而基地毗邻铜录山古铜矿遗址，因此，还带有浓浓的青铜文化的烙印。这里的孔雀石十分的出名，而玉石文化作为一种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该地区的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外，该地区属于湖北地区，而湖北所代表的是楚文化，楚文化的精髓则是凤鸟文化，凤凰所代表的又是火文化，并且代表着涅重生，因此也是该项目所重点提炼的文化。对于一些文化的图腾，例如青铜文化，凤鸟文化，这些传统元素需要化繁为简，有的地方需要提炼元素进行抽象概括创造出理想的效果。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乡村景观的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这种资源型乡村更会越来越受到景观设计师的青睐。在规划之前，首先要做到实地考察研究充分，应该在充分地了解基地的基本特征之后，进行详尽的评估再因地制宜地进行景观改造设计。

本文对石嘴山茅岭吴家村的景观改造分析起到引导性的作用。首先，在前期的分析阶段要查找相关资料并进行完整的调研。改造设计方面提出了一些个人性的意见以供参考。当然，这还需要大量的实际案例去论证才具有实际的可靠性。望本文对于资源型乡村的景观设计具有参考性价值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英]蒂莫西，博伊德.遗产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2]孙碧辉.资源型城市景观修复策略和方法[J].科技世界，2013.

[3]赵晓英.传统乡村文化景观及保护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8.

[4]陈志华，李玉样.乡土中国：楠溪江中游古村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罗瑜斌.珠三角历史村镇保护的现实困境[D].华南理工大学，2010.

[6]廖汉升.资源开采区的乡村治理：困境与出路――基于江西赣南A村的调研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4.

[7]李伟，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04）.

[8][美]丹尼尔・纳德切克撰文.遗产保护：文化景观与美国的风景园林行业[J].杨锐译.中国园林，2009，（12）.

[9]李伟.乡村旅游开发规划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06）.

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第4篇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法治；礼法

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是现代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何辩证性地看待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道德与法治结合的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就是以道德与法治为基本内容，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演变的基础。

1.伦理道德是中国社会结构与生俱来的特性

梁淑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生活的传统，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由此突显出来。正是因为重视家庭活动，中国人将伦理关系作为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活动、建构中国传统社会框架的基本因素。所谓的伦理关系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的情谊关系”，凡是社会中的关系都离不开伦理关系的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化的家庭，这在政治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以父子关系定义君臣关系，囊括皇帝到地方官员在内的官僚体系发挥着家长式的作用。

2.法治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法治的，与其说“依法律而治”不如说“以法而治”。虽然如此，“法”的重要性依然被中国传统社会所重视，具体表现在统治阶级重视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建构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传统法律体系。

3.伦理道德与法治相互结合并共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首先，“礼法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法治观的核心，中国古代法治观的发展既是“礼”与“法”融合统一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伦理法发展演进的过程。从周朝开始，“礼”就被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成为规范国家政治生活和界定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以看出，儒家将礼视为法律刑罚发挥作用的前提，这一思想在之后又被董仲舒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理论，宋明理学更加重视伦理道德，不仅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礼法合一”的思想，更将其提升为天经地义的“天理”。

其次，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伦理色彩浓厚，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体现了儒家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法律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倡导礼义、推崇礼法”这一目标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法律的执行者并不会做到“秉公执法”，“法外开恩”“刑不上大夫”等体现了在社会生活中依然会有逃脱法律惩罚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伦理道德是法治的核心，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

二、道德与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翼

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倡导礼法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维护封建王朝的皇权统治，在这一制度下，人们的日常行为必须以其基本的社会身份为前提，必须符合伦理道德的标准。辩清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利弊是探讨伦理道德与法治关系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1.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对法律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伦理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漫长的实践活动，往往代表着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它或是一种理想化的观念，或是一種现实存在的文化，但它总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能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引导、促进人们向善。在实际的法治建设中，法律的作用往往是硬化的，这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会带来种种问题，如在法律的制定上忽视道德人性；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过度强调刑罚和法律条文的严谨性等。此外，重视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还有助于国家各级机关成员带头修身自省，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从人性层面减少违法乱纪行为的产生。

2.法律是伦理道德发挥作用的物质性保障

虽然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有诸多消极因素，如完全服从家长、男女不平等等，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教化民众、培养人才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产生的重要意义。法治，从其表象上来看，系依制度为之，以制度作为行动的指南。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使处于文化范畴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可视的条文规章，有利于避免道德说教流于空谈；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刑罚能使民众对原本模糊的道德标准有更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民众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一作用更加明显。

3.道德法律一体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我们既不能只重视道德，也不能只完全看重法律，基于两者的积极作用，实现道德法律的一体化是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一方面是推动道德法律化，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形成的意识规范转变为真正能塑造人们日常行为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法律道德化，法律既要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相符合，又要被赋予道德的意义和功能。

三、结论

道德与法律是有界限的，在部分情况下两者必须有所区别，无论是过度的道德法律化还是过度的法律道德化都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推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提高立法质量、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全民法治素养，更要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活力源泉。

（八）展现科技性，促进协同发展

文化是一种内容，而科技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表达、传播，文化与科技是结合体，不是对立面。要摒弃传统乡村、传统农业的固有印象，注重乡村建设、农业生产的科技性，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实现城乡基础设施连通、公共服务共享，实现乡村旅游与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南乡村旅游创新和升级发展路径

（一）特色精品战略

要注重整合现有资源，突出乡土特色，保留传统农耕文化，使发展旅游与當地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有机结合，发展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业态。适度推进乡村林果采摘游、乡村花卉观光游、乡村民俗文化游、以餐饮为主的乡村游、综合性乡村度假游，着力突出乡村民俗文化游。依托丰富多彩的中原民俗文化，以特色村镇为平台，通过挖掘创新，形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乡村游产品。

（二）精准扶贫战略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和旅游精准扶贫，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发挥了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贫困人口脱贫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要围绕扶贫攻坚，深入实施“双百千万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结合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市场基础，调动多方力量参与旅游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以精准扶贫战略推动乡村旅游深入发展。

（三）文化营销战略

加大文化宣传营销力度，叫响乡村旅游品牌。要将知名度高、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市场培育成熟的乡村纳入河南省重点旅游线路和整体旅游营销计划，利用各级各类媒体，积极宣传推介。加大乡村旅游产品推销力度，有温度的产品、有文化的包装、有目的的营销，才能真正实现“可带走的记忆”，乡村旅游才能不流于浅层次的观光游览，不局限于旅游资源的表面现象，更富于观念和感情的沟通与体验，树立起鲜明的乡村意向，真正体现美丽乡村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