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服务业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服务外包;服务业FDI;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001-02
1 引言
随着我国对加入WTO的具体承诺的按期履行,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长期比重偏低的服务业FDI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在此次全球化浪潮中,作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两种形式,弄清中国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存在何种关系以及有效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承接服务业转移,进而提高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加速产业结构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
2 文献综述
孙俊(2002)通过建立一个计量回归方程,运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作用,证实了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差异。韩一波(2005)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查贵勇,顾诚(2006)通过对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进外资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动力,但不同行业影响力度和方向有所差异,故中国应逐步调整FDI分行业流向。袁永娜(2007)运用协整的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我国1982~2005年度数据对我国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无论是存量指标还是流量指标的直接投资都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不显著的负的影响,但却都显著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不同的是,直接投资流量只在长期影响服务贸易进口,而直接投资存量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会对服务贸易进口产生影响;此外,服务贸易进口在短期会对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在长期并不对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上述文献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服务领域贸易和FDI的关系,而服务外包是服务贸易的一种新形式,目前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外包的动因、竞争优势、模式选择、承接对策等方面。而对于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关系的专门研究甚少。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有限检索,这一关系的专门研究涉足不多。
3 中国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
3.1 两者的相互替代关系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在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中既是服务外包发包方的主体,也是进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两种不同选择,当投资计划总额一定时,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就中国市场而言也不例外。当中国市场上服务外包节约的成本低于交易成本(包括与外包商进行合同谈判、外包关系的管理以及确保外包对合同的严格执行所产生的费用等合同契约方式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服务业FDI来替代服务外包。反之,当服务外包节约的成本高于交易成本时或者直接建立合资企业存在一定风险时,服务外包常常替代服务业FDI。
另外,中国服务业FDI行业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强化了两者的替代关系。目前我国服务业FDI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与餐饮业、交通运输业,而服务业的其它大多数行业的利用外资比重很低。这些服务业FDI集中的行业由于吸收大量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就业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增长,固有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得到加强,这反过来促进了服务业FDI更多地投入这些行业。而服务外包的项目大多数是“技术支持部门”的服务业,我国服务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支持、研发设计及金融业等领域,这些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的重要的服务业领域由于服务业FDI结构失衡投资比重一直较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承接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进而对服务外包的发展产生了潜在的不利影响。
3.2 两者的相互补充关系
中国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同属于我国发展服务业、承接跨国公司服务产业转移的方式,两者之间除了相互替代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近年来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均呈现快速增长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点。
(1)我国服务外包行业中的FDI有助于扩大服务外包的规模、增强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与印度等服务外包大国相比,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企业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以占服务外包企业大多数的软件外包企业为例,中国大约有8000家从事软件外包的企业,而其中员工少于50人的占了80%,员工超过2000名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服务外包行业吸收FDI能有效地冲破规模小的瓶颈:一方面,通过外商绿地投资在中国建立服务外包企业,直接壮大了服务外包的队伍,同时,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进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外包企业通过引资成立中外合资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劳动的合作,提高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
(2)从整个服务业来说,服务业FDI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进而提升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服务业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国内服务企业扩散,提高了服务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通过产业结构演进效应加速了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据有关资料显示,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领域,2006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超过10%,制造业则同比下降7%左右,2007年以来服务业利用外资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这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是源,贸易是流”,服务业发展为服务贸易包括服务外包提供了强大的产业基础,特别是服务业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体系的完善显著增强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另外,服务业FDI对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等)要求较高,因此,为了加大引资力度,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制度环境得以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这样,在发展服务业FDI的过程中,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投资环境客观上得到了改善,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承接服务外包的机遇。
(3)中国服务外包促进我国服务业吸收FDI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外国服务发包方在将服务业务承包给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同时,必然会给承接方带来一定的资金,从而促进我国吸收服务业外资。其次,服务外包将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增加服务业FDI的总额。通过将非核心的服务业务外包出去,服务外包的母国企业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从而为其源源不断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了资本。麦肯锡环球研究所估计,西方公司每向海外转移1美元业务,能净降低成本58美分,同质同量的服务外包可以平均节省费用65%-70%。从服务外包中节省下来的可观的资金将有一部分用于西方公司对他国包括中国的服务业FDI。作为国际服务外包中心之一的中国的服务外包带来的资本积累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再次,中国发展服务外包能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优化投资环境,从而有利于我国服务业吸收更多的FDI。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已形成北京、上海、大连、成都、西安、武汉、济南等几大城市服务外包中心,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很快,形成了产业集聚的专业园区,通过对产业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等的集中整合和合理配置,在这些中心城市及其专业园区形成了良好的综合环境,提高了招商引资的水平。最后,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属于服务业高端产业,涉及很多服务业新领域,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有助于增加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电信业等非传统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扩大这些行业的开放程度,这将促进更多的服务业FDI投资于重要的新领域从而优化服务业FDI的内部结构。
4 结语及建议
(1)鼓励服务外包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服务外包行业,更好地促进服务业开放就要鼓励外资通过绿地投资或者并购投入到服务外包行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服务外包行业,对于扩大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增强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意义。而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又会通过产业积聚效应进一步吸收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提高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2)引导服务业FDI的产业流向。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过多的FDI集中于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于非传统服务业的服务外包的发展,从而影响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所以制定正确的产业引导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加大服务业新兴产业的开放程度并改善其投资环境有利于增强这些产业对FDI的吸引力,同时也将促进这些行业服务外包的发展。
(3)为承接服务业转移创造良好环境。
不论是服务外包还是服务业FDI的发展都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引资环境,政府引导和支持职能的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复合型服务业人才的培养、行业协会的发展等都是创造良好的引资环境的有力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我国承接服务业转移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康淼,卢志勇.服务外包将成为我利用外资新领域[J].经济参考,2007,(9).
[2]李盾.对中国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探析[J].经济师,2006,(1).
[3]黄慧.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及策略分析[D].广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关键词:养老服务业;市场化;养老机构;成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61
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以及“空巢”家庭持续增加和“未富先老”的背景下,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让养老服务业走向市场化。可以说,促进养老服务业市场化方向转变是一个必然趋势,是解决现状福利化养老覆盖面小、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必然要求。
1养老服务业市场化的内涵
养老服务业应是为满足老龄人口特殊生活需求提供o理、照料、文化娱乐等服务产品的服务行业,狭义的养老服务业主要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产品,满足基本养老需求;广义的养老服务业除提供基本服务产品外,还包括老年旅游、保健、教育以及老年金融保险等更高层次的服务。养老服务市场化的过程是指由“政府垄断养老服务”向“多元化市场主体围绕市场需求提供养老服务”转变的过程。国内外学者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对养老服务业市场化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Davey和Patsios(1999)认为家庭、社区应加强协作,共同提供养老服务;李骏(2007)认为民间组织在提供多样化养老服务方面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台恩普(2009)认为养老服务业是为满足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年人实际需求的市场发展模式;杨怀(2012)认为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外资等发展养老服务业。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养老服务业市场化的本质或表现形式在于“四化”,即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样化的供给模式、多层次化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的公众化。
2养老服务业供需分析
2014年,成都会60岁以上人口249.6万人,占总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20.6%,远超10%的国际标准。预计到2025年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比例将达到28%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趋势,将带来养老服务需求的急剧增加,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
2.1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分析
社会福利多元理论提出福利的提供者应该由多个部门(如私营部门、志愿者及其他非正式部门)共同提供,倡导社会的共同责任本位,养老服务业本质上是社会福利的一种,其市场化过程必然是供给主体日趋多元化的过程。当前成都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仍以政府部门为主,多元化发展不充分,导致养老机构类型相对单一,不能很好地满足多元化、差异化需求。截至2014年底,成都市共有养老机构(含敬老院、福利院)257所,其中国办养老机构160所,民办养老机构97所;养老机构主要是公办或民办综合型养老机构、农村敬老院、(县)福利院和社区养老服务站,颐养型、医养结合型、护理型养老机构比较缺乏。
2.2养老服务内容分析
养老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因此,养老服务业内容也必然是从“身、心、灵”各方面全面改善养老人群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态,是通过横向业务拓展和纵向产业延伸,外延扩大至健康服务、医疗服务、医药器械、健康消费品等领域。当前成都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较为单一,大多停留在基本的生活照料上,尤其是农村敬老院和民办养老机构服务内容,仅仅满足老年人的吃、住等基本生活需求,对其文化娱乐、心理健康、社会参与等高层次需求的供给相对缺乏。
2.3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基本上以居家养老为主,但随着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和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逐渐发展起来。根据四川省统计局调查中心对全省养老服务现状及调查分析结果,当前自行居家养老模式仍是成都市养老模式主流,约占受访者的49.0%,仅有9.9%的受访者选择在专业养老机构养老。另外,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也有一定差异,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自行居家养老模式的受访者占比越少。可以看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机构养老模式推广度不高;但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家养老以外的养老模式的接受度也将越来越高。
2.4养老服务对象分析
养老服务对象分析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服务对象的覆盖面和服务对象的需求问题。笔者认为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应该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服务对象应该是大众化的;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老年人需求更加趋向个性化和多元化。当前成都市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公办养老机构“保障性”功能充分体现,基本上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需求;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态势良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体现养老服务“多样性”。但是现状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相对单一,不能日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3养老服务业市场化具体路径
针对养老服务供需现状,应从培育多元化供给主体、创新多样化的供给模式、丰富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内容、推动服务对象的公众化等方面发力,扩大养老服务市场的范围、领域和覆盖面,全面推进养老服务市场化。
3.1培育多元化的供给主体
面对日益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只依靠政府单一主体供给很难满足,需要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动养老服务市场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服务供给的多样化。一是培育营利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应通过建立养老服务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委托承包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优先、利息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和引导营利性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项目建设,特别是参与开发老年商务服务、文化服务、临终关怀、健康管理、心理咨询等高端养老服务的供给。二是发展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应积极宣传非营利性组织在养老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全社会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并加大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经济等支持力度。三是更好地发挥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作用。在养老服务市场化过程中,社区应主动与主体部门沟通,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的便利性、可得性及科技型,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等方面的照顾与服务。四是强化政府在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推动作用。政府注重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为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市场提供规范的制度环境;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多元供给主体发展,同时为社会提供一些基本养老服务;通过财政预算、税收优惠等方式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提供资金支持。
3.2创新多样化的供给模式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变迁和新技术的出现,现有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亟需创新提升,而新的服务供给模式需要加快创新,以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适应养老服务需求。一是创新提升现有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设居家养老日托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形成“三级”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新体系;支持建设高品质、专业化、现代化、多功能的养老生活社区;创新发展小型家庭养老院模式,异地互动养老模式,提升机构养老服务品质和吸引力。二是创新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融合互动发展模式。鼓励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形成协作机制和契约服务关系,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延伸,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定期检查和上门珍视等服务。三是创新“互联网+养老”模式。积极推动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的互联网科技运用在养老服务中的远程医疗服务、云智慧处理中心等领域,提高养老科技服务均等化水平。四是创新养老服务机构合力建设模式。探索公建民营模式,积极推M公办养老机构民营化,在确保五保供养对象生活的前提下,逐步转移给社会组织、企业或有能力的个人运营;探索民办公助模式,通过资金补助等方式鼓励慈善机构、民间团体、农村合作社、个人等社会力量作为主体兴办各类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养老机构;探索合建合营模式,通过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其他税费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养老机构建设运营;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
3.3丰富多层次的服务内容
积极拓展和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或产品,创新互联网下养老服务供给内容和形式,形成内容丰富、层次多样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一是丰富和拓展养老服务领域。在优先满足老年人基本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拓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精神抚慰、知识讲座、学习培训、娱乐活动等服务,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老年人维权开展法律咨询、援助等服务。二是鼓励开发老年人适用性产品或用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的助行器具、视听辅助、起居辅助、营养保健、服装饰品、康复护理器械等用品;支持在大型商业中心、商业街区设立老年用品专柜,规划建设老年用品专卖街区。三是创新基于互联网的养老服务。积极发展针对老年人网络服务,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发展服务老年人的电子商务、APP客户端等,综合提供网上家政预约、智能呼叫、网上健康咨询、远程护理、健康远程监控等适合老年人的服务。
3.4推动服务对象的公众化
坚持“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向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实现养老服务对象公众化、全覆盖。一是保障中低收入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在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和服务对象公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数量庞大且经济实力欠佳的老年人群体(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应充分利用现有公办养老机构和城乡社区照料中心为这一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同时采取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或“公建民营、民建公助”等模式鼓励营利性组织参与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二是增加面向中高端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介入发展养老服务业特别是中高端养老服务市场,填补中高端养老服务领域的短缺、创造新的市场有效需求。通过养老服务与高新技术融合,发展面向经济实力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老年人的老年电子商务、在线养老服务等;通过构建“养老+”产业链,发展以满足中高端养老需求为目的的康复疗养、医学抗衰老、养老养生等服务供给。
4推动养老服务业市场化措施建议
结合成都老龄化发展现状,围绕养老服务业市场化具体路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应突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健全相关配套政策。落实国家层面针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税费政策,加强对养老服务全产业链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保障。二是强化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养。鼓励市属公立高校、民办高校和中职院校开设养老服务专业和课程,在养老机构设立实训基地,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保险制度、健康体检制度、带薪休假和学习培训制度等。三是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监管。建立健全机构养老入住老人的合同管理,引入管理中介组织,确保养老服务质量;积极发挥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监督评估、沟通协调、服务中介、风险分担等方面的作用。四是形成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公众信息网等多种途径强化养老服务项目、产品推广;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老年人充分享受和消费养老服务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Adam Davey,Demi Patsios.Formal and Informal Community Care to Older Adults: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J].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1999,(3).
[2]李骏.民间组织: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J].唯实,2007,(6).
[3]台恩普,陶立群.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政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杨怀.积极推动内蒙古养老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J].内蒙古统计,2012,(3).
[5]张淑涵.养老服务业文献综述[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
[6]徐祯.民间资本投入养老服务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6,(2).
[7]于志强.论述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现代商业,2016,(5).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业是中国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行业,旨在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营造更为和谐、融洽的社会环境。近两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使得服务业得到了质的飞跃与发展,且中国市场巨大,对服务业的要求更高,会产生很大的消费能力,进而使得诸多外商都纷纷投资中国服务业,大大提高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一、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通过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现状来看,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其一,外商投资比重偏低。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结构,服务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纵观整个服务业的外商投资情况,外商投资的比重较低,会导致内部的结构分布不够合理。对于服务业行业来说,2006年前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在逐年增长,且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外商投资系统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占到的份额达到30%左右。2015年10月,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同比增速在逐渐回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达到将近547亿元人民币,但是相比同年9月份增长4.2%,但是9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度较上个月增长7.1%,通过该数据了解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有所降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的额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投资规模较小。在服务业外商投资层面,以租赁业、商务服务、房地产等服务业县为主,从整体角度来看,投资的比重相对较低,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其二,资金无法及时到位。通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在服务业领域实际的投资额度与直接投资额度还存在着严重的差距,常常出现投资金额无法快速到位,导致资金的到位率偏低。其三,对于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效果不佳,与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制约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其四,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制约投资质量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在于缺乏专业性的人才,导致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制约。
二、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体系优化措施
(一)加强服务业市场建设,优化外资市场环境
对于中国服务业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变得异常重要,但是从外商投资的情况来看,外资所占的比重偏低,若想缓解当前现状,必须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新时期,强调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必须严格遵循《服务贸易总协定》,合理开放服务行业,注重服务行业发展的循序渐进。发展服务业,必须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所遵循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机制以及最惠国待遇等,对于服务业来说是一项重大的要求。发展服务行业,必须科学、合理的实现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及时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强对服务产业权益的保护,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二)优化法律与政策体系,以规范服务业外资系统
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应加强对外资的科学利用,通过科学、合理的结构调整,能大大提高服务水平。为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的科学性,我国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与法律法规,对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中不合理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打造完善的产业政策,对外资流向开展宏观调控,进而达到规范性的服务系统。开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投资规模相对较大,但是还是要做到适度,对诸多热门的服务产业给予端正的态度,如房地产、零售业与批发业等,对服务业外商投资进行科学的应对与限制。为了加强服务业的发展,国家政府部门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进而颁布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商业银行法》、《海商法》等相关法律,进而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系统,可为后续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
(三)加强服务业人才团队建设,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工作的开展,需要相配套的人才团队,服务型人才只有掌握足够的技术与要领,才能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注重人才的合理化培养,发挥好的外资效应,并及时推进产业升级,利于实现外资的不断推进。
外商投资服务业企业。为提高服务型人才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质,应加强对人才的科学性培训与管理,熟练掌握服务业领域的专业知识,若人才相对缺失,会大大减少外商投资规模。为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服务业可与高校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建立服务产业外商投资机构,针对服务业的需求设置相关的专业,并及时增设紧缺的服务类专业,及时填补人才紧缺的情况。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就目前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投资水平相对较低、投资状况不均衡等问题非常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应加强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视,及时制定科学战略,优化整个服务业市场,并提供一系列的产业政策与法律法规,并重视对专业性人才的培养,进而可促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
[1]朱彦刚,贺灿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2,04:498-509.
一是采用教育存量法,通过核算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从质量和规模上来度量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用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用人力资本水平与从业人数之积来核算;二是核算新增人力资本的部门配置。人力资本形成理论认为,除工作经验、投资于健康等途径外,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教育部门的产出能够代表全社会新增的人力资本①,本文用教育部门的产出来代表新增人力资本,通过核算教育部门产品向各部门的分配份额,揭示近年来新增的人力资本更多地流入了服务业。
(一)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
在估算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时,采用了王金营[1]的估计结果和估计方法,这不仅是因为该文对1978—1998年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做出分产业的估计,而且所建立的估计方法是基于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资料进行的。本文采用该方法,依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1999—2010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进行估计,并与该文提供的数据相衔接,使1978—2010年人力资本水平数据的口径一致。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测定以后,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从业人数资料进而计算出人力资本存量。表1是相关年份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增长数据。先看人力资本水平的产业差异。从总量上看,各年间的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均大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质量整体较高。从增量上看,在1978—2010年间,第三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年增长率为0.84%②,与第二产业0.81%的增长速度相比并不显著占优,但分阶段的增长状况却存在显著差异:在1978—2000年间,第二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幅还略高于第三产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年增长率比第二产业高出0.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质量在最近10年得到了更大提高。再看人力资本存量的年际变化。从总量上看,改革初期,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第二产业的八成,但到1989年前后就超过了第二产业,到2000年已是第二产业的1.3倍多,这一优势保持到2010年。从增量上看,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尽管第二、三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幅度接近,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表现出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从业人员年增长率达到6.57%,而第二产业仅为3.93%,从而使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保持更高的增长率③;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均有所放缓,从业人员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04%和2.9%,但第三产业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较大提高,使其人力资本存量持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
(二)新增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分配
如前所述,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教育部门的“产品”是新增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分析教育部门产品的分配,即能大致阐明新增人力资本的部门配置状况。我们发现,投入产出技术具有核算教育产品向各部门分配的功能,现对此做一说明①。从投入产出表的行向考察,直接分配系数矩阵描述了各部门生产出的产品直接分配到所有部门的数量,而由其计算的完全分配系数矩阵则刻画了各部门产品通过直接和其它间接渠道分配到所有部门的全部产品数量。我国自1987年起每隔5年编制一张投入产出表,前3张投入产出表分别将国民经济划分为33或40个部门,将教育与文化艺术电影电视业归于一个部门,新近的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均按42部门编制,且教育部门单列。为此,本文选用2002年、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制造业、水电气、建筑业、服务业等5大部类,利用直接分配系数矩阵分别计算出完全分配系数矩阵G,根据βij的定义汇总出各部类的行向结构系数,见表2。表2显示,2002年教育产品的57.1%分配到了第二产业,制造业吸纳教育产品总量的45.65%,高出服务业7.85个百分点,服务业不及第二产业的七成。但到了2007年,教育产品向服务业的分配比例高达47.04%,不仅分配比例在五年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并且大大超过制造业的水平,吸纳规模与第二产业几乎持平。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性资源,顺应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新增人力资本向服务业大量集中,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先导和支撑。三、人力资本向服务业集中的主要原因赛而奎因(Syrquin,1984)[2]指出,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边际报酬不相等是一个经济中最主要的非均衡现象之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效率原则配置资源,驱动着资本、劳动等要素从边际报酬较低产业流向要素边际报酬较高产业,使得一个经济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刘伟和张辉[3]等的研究曾揭示,在1992—2002年间中国第二产业资本的边际报酬大于第三产业资本的边际报酬,二者之比达1.81,这种非均衡的存在能够部分解释物质资本更多地流入了第二产业②。本文通过核算劳动报酬将阐明人力资本是“活资本”,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时③,承载着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也能根据劳动边际报酬的差异来决策自身行为,在产业间做出合理配置,近年来第三产业劳动边际报酬的极大提高是人力资本向服务业集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核算第二、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需要第二、三产业劳动的存量、增量数据以及它们所获得的报酬和增量数据。其中劳动的存量和增量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易查得,而劳动的报酬能够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求得,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者报酬”即是劳动报酬的核算值。结合刘伟和张辉[3]等的已有研究,本文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和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2002—2007年间第二、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表3。表3显示,在1992—2002年间,第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低于第二产业,仅是第二产业的82%,但在2002—2007年间,第三产业劳动的边际报酬得到极大提高,已是第二产业的2.2倍,人力资本进入服务业所获取的收益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必然导致新增人力资本大量流入服务业。这说明,人力资本作为“活资本”,它能够根据要素边际报酬的差异来决策自身的产业配置,第三产业较高的劳动边际报酬诱导着人力资本向该产业集中。
二、人力资本对第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
本节选用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来描述投入要素与产出的关系,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对产出做出分解,阐明人力资本对服务业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本文在上述分析中已整理出1978—2010年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等投入要素的序列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也易计算出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第二、三产业的产出数据。现有的统计年鉴均未报告分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为此,本文引用徐现祥等人[5]的研究结果,该文估算出了1978—2002年分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通过永续盘存法(折旧率取5%)将第二、三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计算至2010年,并将其化为以1978年为不变价的时间序列。仅从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关系即可判断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系数不能很好反映变量间的真实关系。为此,本文选用岭回归方法来估计生产函数,该方法尽管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法,但在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时有独到之处。在岭估计时,先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诊断,结果显示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参见表4中的Max(VIF)值),这说明,根据岭迹图选取的岭参数K应大于零;经试验,当K分别取0.05和0.12时,第二、三产业生产函数的估计系数不仅符合经济意义,而且岭迹值趋于平稳、拟合优度较高。此时,系数的岭估计值及检验值见表4。表5报告了以人力资本外部性生产函数估计为基础的增长测算。产出增长来源分为两类:常规投入的变化以及模型无法解释的残差。1978—2010年第二产业总产出增长为3098.4%,表5测算结果显示,这一产出增长中有40.58%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其中仅有2.57%是由人力资本的增加所获得;在此期间服务业总产出增长为2667.5%,这一增长中有77.56%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其中人力资本的增加贡献了服务业增长中的11.74%,人力资本较多地流向服务业,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也相对较大。在这一测算中,第二、三产业中分别有59.42%和22.44%的产出增长是无法解释的残差,这可能代表了测算中没有包括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其他变量的影响,对第二产业来说,可能还包括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对制造业增长所带来的正效应[6]。
三、结论及启示
关键词:河南省;服务业集聚区;服务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719
一、服务业集聚区的内涵与作用
服务业集聚区是指以某一服务产业为主体,相关服务产业相配套、产业特色鲜明、空间相对集中,具有资源集合、产业集群、服务集成等功能,现代服务业集聚度达到一定水平的区域,是服务业企业集中布局、服务业集群发展、服务功能集合构建、空间和要素集约利用,促进大容量就业的服务业集聚区,是为城区和周边区域提供综合服务的城市功能区。服务业集聚区是现代服务业中的新型业态,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特征
服务业集聚区的特征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集聚性。众多相同、同类服务业企业集聚,或者是同一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的众多相关企业集聚、以一个或若干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上下游服务配套企业相互关联和服务,在空间上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是功能多样性。从服务功能看,服务业集聚区包括专业性、综合性等多种类型,既有以某一产业为主导,其他相关产业作为配套专业性园区,也有依托一定城市功能区、产业园区或产业集群,集聚大量不同行业服务业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功能服务的综合业集聚区。
三是产业内在相关性。集聚区内的服务业企业具有内在相关性,具有或服务对象一致性,或处于同一产业链条,或服务同一城市功能等特征,客观上需要提高信息、技术、政策、配套服务等相关公共服务体系。
四是具有资源配置和辐射带动作用。服务业集聚区能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对所在地区及更大地区具有服务、辐射和带动能力。
(二)发展意义
发展服务业集聚区,对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优化城市发展形态,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增强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二是有利于加快城区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城区经济新的增长点。三是有利于服务业集聚发展,增强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力,促进高端要素集聚,增创发展新优势,在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河南省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状况
与全国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一样,河南省服务业集聚区也经历了由自发形成到政府规划、由个别形成到全省铺开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逐步形成了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名气的服务业集聚区。以二七广场为核心,郑州市形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闻名的二七商圈服务业集聚区,形成了以野太阳亚细亚为首的一批大型现代商场,服务业销售收入曾经在全国排名前列。依托传统庙会资源,洛阳市形成了曾经名列全国大型批发市场前十名的洛阳关林商贸城服务业集聚区。依托郑州火车站交通枢纽,郑州市形成了以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和大型小商品批发市场为载体、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火车站商圈服务业集聚区。其他地市也形成了一些依托城市市中心和批发市场的中小型服务业集聚区。
随着服务业发展的加快,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各级政府重视,相继出台了一些促进服务业集聚发展、建设服务业园区甚至推进区域服务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的文件和政策。2009年,河南省发改委批准建立了30家河南省服务业特色园区,这些园区主要以文化、旅游、物流业园区为主,还有金融聚集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区。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些市、县政府先后建立一些名为服务业园区、物流产业园、空港服务业科技园、总部经济基地、文化产业园、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意设计产业园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园区。
2012年,河南全省性指导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政府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心商务功能区和特色商业区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提出河南域内重点发展的服务业集聚区主要为中心商务功能区(以后规范为“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中心商务功能区是在省辖市市区和未纳入中心城市组团的县城、县级市市区内为区域经济活动提供综合商务服务的城市功能区,特色商业区是在省辖市市辖区和纳入中心城市组团的县城、县级市市区内为一定区域提供特色商贸服务和相关商务服务的服务业集聚区。“中心商务功能区和特色商业区”在服务业发展、城镇化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与产业集聚区、城市新区和中心城市组团等共同组成了河南科学发展的载体体系。
2012年,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心商务功能区和特色商业区发展的指导意见》,河南服务业大市郑州市了《加快推进郑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16年要建成金融、商务服务、商贸服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旅游、高技术服务等6大类30个服务业集聚区,并制定了具体目标和政策措施。
至2013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全省有已建和在建的各类服务业集聚区300家以上,其中省级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176家,河南省服务业特色园区30家,郑州市服务业集聚区30家,郑州市以外各市、县地方特色服务业园区在80家以上,河南省180家省级产业集聚区中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集聚区约10家(以上各类园区有重合),各类服务业集聚区营业收入占全省服务业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三、河南省服务业集聚区的特征与问题
河南省服务业集聚区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发展特征
河南省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主要有如下特征:
1.以政府规划为主
河南全省300多家服务业集聚区,大部分为政府规划建设或在自然形成一定基础上由政府规划提高,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比重较小。河南大部分新规划服务业集聚区,采用由政府派出机构管委会或政府投资建设平台各级政府背景投资公司负责建设、招商等的模式。一部分形成一定基础后由政府规划提高的服务业集聚区,在继续发展中政府主导的作用也较强。
2.服务业集聚区类型较多,但以商贸服务业集聚区为主
服务业集聚区类型较多,主要有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央商务区、一般城市商务中
心区、城区特色商业区、专业批发市场集聚区、旅游风景园区、文化产业园、物流产业园、总部经济基地、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意设计产业园、软件产业园、电子信息服务业园区等等,但以城区特色商业区、专业批发市场集聚区等商贸服务业集聚区为主,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占有明显优势。
3.服务业集聚区数量较多,规模普遍不大
河南省已形成和在规划建设中的服务业集聚区有300多家,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但除了省会和其他大中城市传统商业中心、省会城市中央商务区以外,规模大部分不大,部分集聚区还处于努力招商、努力维持或争取生存的状况,河南全省形成了服务业集聚区数量较多、但以中小型服务业集聚区为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