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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字;语文;中华文化
一、语文与汉字的P系
如今的学生,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认字、背单词等,到了小学阶段已经积累了很多汉字与词语。为什么孩子与这个世界开始接触,是从学习汉字与说话开始?这个问题就很好地反映出汉字和语文的关系。
语文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被定义为一门学科,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语文学习的内容,便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语文其实就是对汉语的扩充。狭义上理解,语文就是一门语言,我们中国的语言。而在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中,自然首先要学习其文字的组成与发音规则、语法规则等。汉字是构成汉语的基本单元,如同英文单词对于英语一样,要想学会说话,就要首先学习汉字。所以,在小学阶段,老师非常看重学生对于汉字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考试当中考查的绝大多数内容也都是课堂上学过的汉字。到了高中阶段以及大学阶段,则更加看重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对于汉字的拼读则不再过分关注。这一点高考当中就可知一二,高考语文当中除了六句古诗文默写以外,所有内容都是出自课外,大部分为阅读理解。所以,对于日后并不专门学汉语言的大部分人来说,小学和初中这两个阶段就是其积累日常用语的黄金阶段,学生也应该珍惜这样的学习汉字的宝贵机会。
汉字作为语文的基础,掌握得越多,学习语文就越顺利;而语文作为汉语的扩充,阅读得越多,认识的字就越多。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当今中国教育应该重视语文的教育,尤其应该重视汉字的教学。
二、汉字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
一个新生婴儿的降生,呱呱坠地之初,他只是一个生物体,并不能算作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这个婴儿在接受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语言,不断学习人类文化知识,从而由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慢慢转变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以上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文化对于人的塑造。而人类通过何种方式学习文化呢?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语言。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较早地发明了语言,有了语言作为媒介,很多文化便可以被记录下来作为保留,从古至今,代代流传,为后世继承与弘扬文化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所以,汉字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作为记录的使者,向后人展示了千百年来这个饱经风雨的国家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在历史的变迁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汉字记录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也使中国人对于祖国产生由衷的骄傲。可以说有了汉字,中国的文化才如此颇负盛名。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要让学生明白汉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唤起学生内心对于汉字的热爱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一辈辈学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主力军,学生只有热爱中国的文化,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中国文化。而热爱中国文化,首先要热爱我们的文字。在课堂上,学生要认真学习语文与汉字,不能因为自己会说汉语就忽视了语文的学习,这实际上也是对祖国伟大文化的不负责任。只有一代代人都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才会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学习汉字,领会汉字
中国的汉字作为世界上最独特的文字,具有多重文化的意义。汉字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是象形字。有一部分汉字在创造之初,都表达着一种事物。比如,大象的“象”字,就是人们按照大象的模样,庞大的身躯,四肢粗壮的大腿,长长的鼻子等形象造出来的字。汉字的另一特点在于它还是会意字,即通过不同象形字的组合或偏旁部首的组合表达特定的含义。比如,家庭的“家”字,是人们模仿房子结构造出的象形字,女人的“女”字也是人们仿照女人的体态造出的象形字。而安静的“安”字就是取了“家”字的部首与“女”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会意字――“安”。古时的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静静地坐在家中,安静而又安逸。这就是中国汉字的两大突出特点――象形和会意。
在小学阶段,老师讲解汉字的时候也一定要按照这两条主线讲解,学生在学习时往往只是死记硬背,而忽略了对于汉字象形与会意的把握。若学生能够很好地把握汉字的象形与会意的特点,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记忆汉字的效率与准确率。所以,一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要尽可能为学生呈现汉字创造的整体图景,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和了解汉字的兴趣,又可以帮助学生记忆汉字。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汉字的时候,要通过汉字的两个突出特点记忆汉字,不仅仅要记住汉字的形态,更要细细体味汉字背后所代表的事物或表达的意义。只有领会汉字的意义,品味汉字的构成,才能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单纯地让学生记住汉字,更在于深刻地了解汉字作为汉语的基础,在我们记录文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益于汉字的记录,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熏陶,才能感受到祖国河山曾经经历的风雨。所以,学生应该认真学习语文,学习汉字,细细品味汉字,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黄全明,陈树宝.小学语文教育科研[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 解构主义; 汉语言文字学; 结构主义
Abstract: As a counteraction to such western philosophic theories as logicism and constructivism, deconstructivism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current days. A deconstructivist view of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fine traditions of its own,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y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Europecentered ideology and succeed our own traditions. Meanwhile, we should follow a creative selfreliance road of Chinese grapholog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heories based on existing facts of Chinese by a pluralist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deconstructivism; Chinese graphology; 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 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 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 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 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 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 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 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 (Ezra 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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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 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 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 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 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 参 考 文 献 ]
[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 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 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 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 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 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关键词:句子;汉英翻译;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9-0220-02
句子是翻译单位,在汉英翻译课上指导学生学会句子翻译方法,并且能够使学生熟练掌握,对于学生后期段落文本和整篇文本的翻译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新编汉英翻译教程(第二版)》(陈宏薇,86-108),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增加名家翻译的句子练习,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对比中提升翻译质量。
一、句子主语和谓语的确定
句子主语的确定是句子翻译的第一步。根据以原语主语作目的语主语,重新确定主语和增补主语方法,指导学生做一些句子翻译练习:
1.他却乎有点像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陈宏薇,92)
He was indeed rather like a tree,sturdy,silent yet full of life.
2.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一直同哈佛大学保持着学术交流。(陈宏薇,92)
Harvard is among the first American universities to accept Chinese students.The Chinese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have all along maintained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this university.
以上两句的目的语文本主语与原语文本主语相同,不需改变。
3.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这一句的主语如果用直译的方法保持不变则不符合英文的逻辑,所以只能重新确定主语。
4.起大风了。It's blowing hard.
5.真是太荒谬了。It's utterly ridiculous.
以上两句的原语句子中缺少主语,所以需要增补主语。通过指导学生先行翻译练习,再比较学生译文与参考译文的差异,使学生深入了解句子翻译主语确定的方法。
句子谓语的确定是句子翻译的关键步骤。主要有两种方法:基于表意的需要确立谓语和基于构句的需要确立谓语。下面的具体例子都选自名著名译,通过实际的课堂教学显示,学生通过比较翻译练习收获很大。
1.外国电影理论家似懂非懂。(刘士聪,328)
The foreign film theorist seemed almost,but not quite,to understand.
2.老楼淋在雨中,楼的不远处却袒露在阳光下。(刘士聪,344)
The old building was shrouded in rain,but not far from there,the area was bathed in sunlight.
3.纸上,墨写的字被雨戏弄成花花脸,红笔写的大X像流血一样往下滴着红水。(刘士聪,336)The black ink characters were smeared and the red X dripped like blood.
二、句序的调整
由于英语句子的特征是“形合”,与汉语句子“意合”的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句子英译中调整句子内部语法成分的顺序与调整句与句之间的顺序尤为重要。
句内语序的调整主要包括:句内主要成分位置的调整、状语位置的调整和定语位置的调整。例如:1.(原语)他过去是工人,现在当了工程师了。(目的语)Formerly a worker himself,he was now an engineer.(同位语换序)2.(原语)衬着后面的彩云,这些山看起来多美啊!(目的语)How beautiful the hills look with the clouds behind them!(倒装句换序)在句子中,英语的逻辑顺序一般是先主句后从句,即先表态后叙事,先果后因等,而汉语的信息排列一般是按事物的自然逻辑顺序,先叙事后表态,先因后果,列出条件后得出结论,信息焦点通常放在句末。
句间的语序调整也常常出现在汉语句子英译中,例如:(原语)我到了另外一些人家门口①,谦恭有礼地讨要点东西吃④,话还没说完③,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砰”一声把大门关上了②。(目的语)At other houses①the doors were slammed in my face②,cutting short③my politely and humbly couched request for something to eat.④这句话原语中数字标注的各个分句与目的语相对应的句子成分之间就出现了句间顺序的调整。
三、句子功能的再现
从修辞观点出发,句子按功能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在给学生讲授句子功能再现时,下面选取的例子在提升学生翻译审美与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陈述句:
他深深地说那真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空灵境界。——《“从心所欲”析》,杨大辛(刘士,290)
He said with admiration that the poet was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spiritual values prevailed.
2.疑问句:
是否就不再烦恼了呢?也很难说。——《“从心所欲”析》,杨大辛(刘士聪,286)
But does it mean there will b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 is hard to say.
3.祈使句:
转来时,请来玩呀!——《冬夜》,艾芜(刘士聪,248)
Please do drop in on us again on your way back.“
4.感叹句:
壮哉,中华浩气尽得舒展,悲哉,数千烈士衔恨东瀛。——《死难劳工烈士纪念碑》,林同春(刘士聪,300)
What a heroic display of the Chinese noble spirit!How tragic it was that hundreds of Chinese laborers died martyrs in Japan!
四、结语
句子是翻译是汉英翻译教学中的重要环节,翻译教材上的内容不足以使学生完全掌握句子翻译的要领,只有通过补充练习,并用比较对比的方法增加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和鉴别能力,才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为后续的翻译教学打下基础。学生如果能正确理解句义,然后采取合理的翻译方式进行翻译,就可以减少误译,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第二版)[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冯伟年.新编实用英汉翻译实例译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汉语古诗;翻译;庞德;许渊冲
汉语古诗歌的英译有种种尝试和理论,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许渊冲的译作独具特色,且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颇受好评。他们通过自己的译作传播了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出的翻译理论和做出的实践丰富了翻译科学,推动了翻译的发展。以下,笔者将对庞德和许渊冲的翻译艺术作以梳理,加以比较,彰现他们的特殊贡献,并探索诗歌翻译的范式。
一、庞德的翻译原则及实践
庞德的翻译革新主张主要有三点:一是抛弃维多利亚时期那种虚饰做作,生僻古涩的翻译措词;二是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作是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新诗作品;三是每篇译作都有必要看成是一定程度对原作的评鉴。对翻译的措词问题,他希望将古代的作品译得生气勃勃,看起来与现代气息浑然一体。
在翻译实践中,庞德明确地认识到不同的原文素材必须用不同的手法处理。下面以庞德译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来分析他的翻译原则。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滚滚来。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从中我们看到庞德的译文具有现代英语诗体特征,虽然他没有用AABA韵式对原诗的韵脚,但是该译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更接近汉诗原作所蕴涵的诗情画意,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李白用“烟花(三月)”、“孤帆远影”、“碧空”、“长江天际流”这些意象来表明时节和送友的背景,借景抒情。庞德译作并没有译出原诗中以“烟花三月”指暮春时节繁华似景的扬州烟花之意,而是注重表现该诗的整体诗意――江上的“烟花(薄雾)”模糊不清,来表现离别的惆怅、茫然。这种意境与下文中“孤帆远影”构成一种动人情景:江雾朦胧,孤船凄然远行;送行者心念友人,惟望滔滔长江水流(留)着友情。译作中用blur一词连接“烟花(the smoke flowers)”和“长江(the river)”,意象清晰,浑然一体。
措词方面,庞德也做的独具匠心:第一,开篇的故人一语,庞德没有意译,而是以音译“Ko-jin”作为呼语,似乎是对着远去的友人直呼,这一处理比译为“my old friend”更合乎此诗的意味;第二,他没有用“river-mist”,而照用汉字“烟花”(smoke flowers)二字直译,照应到了原诗语言的意象特征;第三,在第三行中用blot(弄污)作动词连接“lone sail”-“far sky”,巧妙地为西方读者引喻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山水画法;第四,在诗的情感表达中,庞德用“blur”一词暗示了那种离人之情、之怨、之泪。
二、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1、诗词翻译的“三美论”
许先生强调,翻译中国古诗词时,译文应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三美之间的关系是: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次之,形美是更次要的。许先生在阐释三美论时说道,意美有时是历史的原因或者是联想的缘故造成的,译成另一种语言,没有相同的历史原因,就引不起相同的联想,也就不容易传达原诗的意美。关于音美,译文可以借用译语诗人喜见乐用的格律,选择和原文音似的韵脚,还可以借助于双声、叠韵、重复等方法来表达原文的音美。关于形美,许渊冲认为,主要是在诗句长短方面和对仗工整方面,尽量做到形似。
2、诗词翻译的“三化论”
许渊冲在《唐诗一百五十首》英译本序言中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所谓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一分为二等译法;所谓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而为一等译法;所谓等化,包括灵活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译法。现举许渊冲翻译李商隐《无题》上半部分为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英译文是: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The silkworm till i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The candle but when burned up has no tears to shed.
原文第一句中有两个“难”字,前一个是难得,后一个是“难舍难分”,译文有了两个不同的词,乃“等化”译法。第二句译成东风太弱,无力使凋残的花朵复活,是原句表层所无,而深层含有的内容,乃“深化”译法。“百花残”的“百”字删而不译,是减少了原文表层虽有,原文深层可无的词,乃“浅化”译法。第三句的“丝”字与“思”谐音,译文用silk译“丝”,有用love-sick译“相思”之苦,而silk和sick不但音近而且形近,传递了原文的“音美”,用的是“深化”的译法。
3、译诗八论
八论的主要内容是:1.译者一也: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2.译者依也:译文如不能和原文统一,可以只以原文字句为依据。3.译者异也:译文以原文为依据时,可以创新立异。以上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4.译者易也: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5.译者意也: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6.译者艺也:文艺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7.译者益也:翻译要开卷有益,使人“知之”。8.译者怡也:文学翻译要怡性悦情,使人“好之”、“乐之”。最后两论是翻译的目的论。
除了上述的翻译理论观点之外,许渊冲还提出了诗词翻译以创补失论、发挥译语优势论、文学翻译艺术观、诗词翻译的创新论、诗词翻译的“三之”论、文化竞赛论、文学翻译的“三似”新论等。这些观点或论点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内容。
三、结语
综上所述,庞德和许渊冲都热衷于中国古诗词的翻译,但二者在翻译的原则和实践上有很大区别。就忠实而言,庞德的译作远不如许氏的译作。庞德只忠实再现了原作的表面意象,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一个个逼人的意象直接再现于读者面前。他的译诗中出现了很多误译。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翻译受他提倡的意象主义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而且他的翻译是在美国东方研究专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遗稿的基础上,并在两个日本学者(Kainet Mori和Nagao Ariga)的帮助下进行的,他自己对中国文化并没有进行第一手研究。但是他的误译丝毫没有破坏译作的美,相反,他的有些误译甚至比原作还美。所以,他的错误百出的译诗,非但没有被读者打入冷宫,反而成为人们争相传递的佳句。从这一点来说,庞德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误译恰恰表明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
许渊冲深谙中华文化的精髓,能够把握原作的内质。所以他的翻译几乎做到了完美再现原作的风采。他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在西方也颇受欢迎,争相传阅。他提出的诗词翻译理论观点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先生不仅对翻译的发展,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在世界上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个是西方文学巨擘,一个是东方翻译界泰斗,二者推崇的翻译原则截然不同,但二者的译作都得到认可,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由此可见,翻译的范式,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范式是多样的,不可简单划一,后人应该大胆创新,不断探索新的有效的翻译范式。
Applic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Bilingual Corpus in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LI Hongmei
(Leshan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Leshan, Sichuan 614000)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form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corpus in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starting with the establishing process of bilingual corpus,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self-built corpus in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It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corpus in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in vocational colleg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also attain the goal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with vocation as a guidance.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
Key words bilingual corpus;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高职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类技术型人才,而随着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学生就业范围越来越广,英语教学也逐渐成为高职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这不仅体现在高职学生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方面,而且体现在英语教学与学生的专业学习对等方面。英语翻译教学因为具有着对英语知识进行综合性学习的特征,尤其受到重视,而建立英汉双语语料库,也成为很多学校发展英语翻译教学的途径之一。
1 英汉双语语料库的建立过程
1.1 选取语料库资源
英汉双语语料库是根据英语语句应用特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大型电子文本库。选取语料库资源,是决定语料库应用性的基础。高职英语教学中的语料库建立,既要符合普通英语教学的需要,又要体现高职英语教学的特色,因此,语料库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英语四六级真题,另一方面来源于高职院校各专业的专业英语应用书籍和材料。
1.2 建立语料库检索程序
确定语料库资源之后,需要建立语料库检索程序,即进行计算机编程。高职英语教师在此过程中能做到的是对双语语料库中的资源进行互译,并根据教学需要和高职英语教学大纲要求,对语料库检索内容进行分类,提供编程的基本结构。
1.3 确定语料库的使用方法
双语语料库建立的根本目的是在教学中进行应用,因此,确定语料库的使用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高职英语教学的目的,双语语料库的使用方法应该包含以下几点:第一,能够进行语段输入与输出的英汉互译匹配;第二,能够进行英语单词、语段输入的同类比较匹配;第三,能够展示语段或语篇中的重点知识;第四,包含高职英语学习中必要的口语和听力内容。
2 英汉双语语料库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2.1 对个别词汇释义的翻译教学
在英语翻译教学中,词汇教学是基础,英语中有很多动名词,并且由于大量的英语词汇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显示的词义不一样,一旦学生对词汇释义掌握不牢固,就会出现翻译错误或者吃力的现象。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将一个单词的全部释义进行完整的讲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以后的英语应用过程中所用的词汇种类和范围又大不相同,这更给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词汇释义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英汉双语语料库的建立为教师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与丰富的资源,能够解决英语翻译中针对个别词汇释义进行翻译教学中的种种问题。教师可以便捷地根据语料库中某个单词或词组出现的频率来确定它是否该重点讲解,例如,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enter”这个单词是十分常见的,但是enter除了表示“输入”之外,还表示“进入”、“晋升”等意思,同时,每个释义中还有很多同义词,学生很容易在翻译的过程中形成思维固着,这时候,教师可以使用语料库,通过联网的多媒体教室当堂展示这个词的多种用法,然后请学生对照翻译材料的上下文内容进行词义解释,这样的词汇讲解方法更有说服力,学生的印象也会更为深刻。这种展示其实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的传授。教师还可以从大型语料库中提取语言信息,通过对大量的、真实的语言实例进行系统分析来揭示语言运用的特征和规律,进行相关的教学研究。
2.2 长篇语段的语法翻译教学
在高职学生的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学生无法应对复杂的长句子以及环环相扣的语法内容,不能通过语法分析就长句子进行结构解析,学生不可能对一段较长的语段进行准确的翻译,更不可能根据语段的内容进行上下文的衔接和理解。和单词教学相似,语法教学也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并且,对语法知识的掌握是根据长期的练习获得的,这其中还包括学生对语境的敏感度。很多教师在翻译教学的过程中,遇到语法较为复杂的长篇语段,选择直接给出翻译结果,反推语法规则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容易出错,还能对语法知识进行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对语法翻译真正理解了。英语教师需要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语料库,可以提供足够多的、最新的、真实的例句,使语法翻译教学从英语材料本身出发,使学生对长句子的语法翻译方式形成完全的认识。例如,长句子一般由很多定语从句组成,有些从句是有关系代词“which”、“that”的,有些是没有关系代词的,语料库可以当堂提供很多此类的短句子,解释定语从句中关系代词指代的内容、定语从句的长度以及关系代词的省略形式。当学生面对一个长篇语段,对句子关系理解表示困难时,教师可以抽取语料库中类似的短句子,请学生逐一进行翻译学习,最后形成对长篇语段的语法理解。
2.3 引导学生进行翻译自查教学
传统的翻译教学不可能把所有学生的典型错误都一一列举,展现在学生面前,而且教师往往在公布所谓的参考译文之后忽略对学生作业的点评,即便是有对比翻译点评,也只是对少数一两位学生作业的点评,没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使得大多数学生在进行英语翻译学习后,无法进行学习结果检查,对翻译中出现的错误更无从下手,这其中不乏与专业英语相关的翻译知识,一旦学生感觉翻译困难,那么很可能对他们以后的英语学习产生不利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职业能力获得。因此,在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有必要提供给学生一个能够进行自查的教学资源,使全体学生都能够将自己的翻译练习结果进行有效检查和学习,英汉双语语料库的建立,实际上就为学生提供了翻译自查学习的资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翻译练习答案输入语料库,请学生报告某一题目答案在语料库中所对应的检索内容,并报告正确率和问题点所在,这时候,教师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学生存在问题的普遍性,抓住学生产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练习进行点评;双语语料库也可以实现学生自主输入翻译结果,进行自查,并且比对其他同学的翻译结果,发现自己的不足,看到别人的优势,增强学习的动力和对学习的主动性。语料检索直观客观,针对性强,说服力大,令学生心服口服,而且针对学生普遍犯的错误能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提前予以提示, 为学生的翻译学习提供有效的引导。
3 英汉双语语料库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3.1 提高英语翻译教学的效率
在英语翻译教学中使用英汉双语语料库,能够大幅度地提高英语翻译教学的效率。教学效率是教学成果和教学时间的比值,一旦教师在翻译教学中使用语料库,则可以节省大量的备课时间,并且节省大量的英语知识讲解时间,使英语翻译课堂教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更多的教学目标。
3.2 扩展英语翻译教学的资源
英汉双语语料库的使用,直接扩展了英语翻译教学的可用资源。在没有语料库支持的英语翻译课堂中,教师所拥有的教学资源,除了课本和翻译练习材料之外,就是教师本身所拥有的英语知识。一个人的知识储备量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提升很多,而调取知识应用于教学,花费的精力就更大,有了语料库,教师相当于有了一个灵活的“教学辞典”,随意抽取并应用教学资源变得十分容易。
3.3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英汉双语语料库的建立为高职学生进行英语翻译学习提供了一个“移动数字教师”,只要学生能够登录双语数据库,就能够时时刻刻进行英语翻译学习;并且,语料库中很多与专业英语相关的知识,也能够被学生利用和掌握。教师只要进行几次语料库使用演示,学生就能够掌握语料库应用的技巧,由于翻译学习变得更加方便和有趣,学生也更容易进行主动学习,这对他们的自学能力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