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媒体；广播电视；发展形势；融合；内容传播；影响
一、引言
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我国的媒体行业相比从前有了较大的变化，新时期下的媒体行业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主要以新的传播方式运营和发展，具有多元化和时效性特点。近几年来，新媒体行业逐渐占据了我国媒体行业的主导位置。因此，我国的传统媒体广播电视要想实现长久发展，就必须和新媒体融合，充分发挥新媒体行业的优势，满足我国社会公众的多元化需求。［1］
二、新媒体和广播电视融合的现状
（一）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形势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在传统媒体行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在实际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对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国民对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较为关注，对其的信任度也较高。但是，就目前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传播形式较为单一，再加上新媒体的持续涌现，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广播电视行业要想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继续发展，就必须和新媒体行业有效地融合发展，增加传播方式，最终实现长久发展。
（二）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广播电视内容的完善我国新媒体行业的发展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传统广播电视的内容，使其在内容上逐渐融合新时期下的新内容，实现了传播内容的更新。另外，新媒体行业在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这给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其在发展过程中，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在浏览途径上相比从前更加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的不足，给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新媒体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广播电视的进步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行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传播形式不够多样，内容也较为陈旧，因此，在新媒体行业出现以后，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但是，在新媒体行业和广播电视行业有效融合以后，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渠道逐渐增多，传播途径融入了更多新的方式，在传播内容上也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新花样，因此可以说新媒体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的进步。
（四）逐渐出现了体验式的传播服务功能在新媒体行业发展的影响下，我国广播电视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体验式的传播服务功能，弥补了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在传播形式上的不足，实现了双向传播，加强了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提高了服务水平。另外，体验式的传播服务功能的出现，使得我国的广播电视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了行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拓宽了广播电视媒体行业的发展途径，使得受众对广播电视媒体服务的满意度更高。［2］
三、新媒体和广播电视的融合对内容传播的影响
（一）扩大了内容传播的空间和传播规模我国新媒体行业和传统广播电视的融合发展，对内容传播的首要影响就是扩大了内容传播的空间和传播规模。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新媒体和广播电视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媒体思维并没有失去效用，仍然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新媒体和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相比是一种全新的传播途径，将其融入广播电视，可以在无形中影响我国国民的生活方式；第二，新媒体和广播电视之间的融合是新时期下的必然现象，也是时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因此，具有很强的必然性特征，在实际的新媒体和传统广播电视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宽内容传播的渠道，即受众在接收信息方面，渠道有所增加；第三，在新媒体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电视、移动终端、数字广播等都属于新的信息媒介，新的信息媒介不断增多，使得我国广播电视的内容可以以不同的业务形式传播，根据相关的调查资料显示，在我国众多的网民中，广播电视用户的数量达到了10亿以上；第四，新媒体行业和广播电视行业之间的融合，使得内容传统的渠道增加，各个节目在传播过程中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受众利用新媒体平台可以观看广播电视节目，而广播电视只要连接上网络，受众就可以从中获取网络视频和一些音频资源；第五，新媒体行业和广播电视行业之间的融合，使得内容的规模持续扩大，承载内容的平台也在逐渐增加，例如在新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背景下，部分受众通过下载移动终端APP、打开APP就可以观看电视节目，体现了广播电视内容的传播空间在不断地扩大。
（二）内容传播深度扩展速度越来越快在我国新媒体行业和传统广播电视融合的背景下，内容传播深度扩展速度也越来越快。第一，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下，新媒体在和我国传统广播电视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升级，因此，广播电视在内容传播上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媒介发展需要，进行了传播深度的持续扩展；第二，在我国新媒体和广播电视行业融合的过程中，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的出现，对我国广播电视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要求广播电视的电视节目在制作、传输和服务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对此，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在节目制作过程中融入了较多的原创内容，然后将节目传送到各大网站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节目生产的规模和扩展速度；第三，当前通信技术的出现，使得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在内容传播方面摒弃了原有的方式，开始应用通信技术作为内容传播的主要形式，给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在内容传播模式上发生了变化随着我国新媒体行业和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之间的融合，其在内容传播模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在信息传播上，通常情况下都是单向的传播，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广播电视的内容传播模式开始向多向传播过渡；第二，在新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传播开始朝网络传播模式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综合化的趋势；第三，在传统广播电视和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我国广播电视逐渐形成了综合性的传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我国受众更加多元化的需求。［3］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第3篇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chinese/s15_wxs/qianyan/whyj/11.htm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第4篇
三网融合助推广电改制创新
早在1996年，美国传媒学者托马斯·鲍得斯等就在其著作《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媒》中预言，21世纪网络信息时展的趋势就是包括电视、报刊、电影、广播、网络的传播媒介与包括新闻、影视音乐制作、游戏在内的信息源的大汇流与合作，最终统一于全方位的宽带信息网络服务，高速、互动、多媒体的宽带网逐步成为新闻、信息、娱乐的主流传播媒介①。随着三网融合的发展特别是宽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受众从电视机转向网络、手机等移动终端，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2010年上半年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2.65亿，使用率达到63.2%，网络视频、手机电视等视听新媒体成长为广播电视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媒体的崛起及其替代效应，对广播电视传播以及媒介生态构成了破坏性创新甚至颠覆。对广播电视而言，三网融合带来的不仅仅是危机，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它是广播电视发展的“新边疆”。三网融合的实质是广播电视与互联网、通信业的相互渗透与合作，也指电脑、手机与电视“三屏合一”，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广播电视深入融合新媒体奠定了技术基础。去年7月三网融合试点方案明确广电拥有内容播控权，对广播电视加快融入新媒体、实现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地广电集团成立后一直面临着资源整合的难题，广电改制的思路，就是抓住三网融合的契机，调整组织结构，以制播分离为突破口，对资源进行深入整合，打通内容、渠道和终端，做三网融合的主导者和主流价值的整合者，保持和巩固其主流传媒的地位不变。广电主导三网融合和新媒体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是由广电媒体的意识形态及喉舌属性所决定的。互联网从有线网络发展到移动网络表现出愈来愈强的媒体化特征，《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指出，网络媒体日臻成熟，社会影响越发深刻，新媒体以其时效强、传播快、影响大、渗透广等特点，成为重要的新兴舆论阵地，但“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等诸方面带来了严重甚至严峻的挑战”②。广电整合新媒体其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占领新媒体宣传阵地，掌握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和网络舆论的主导权。
广电上网创新传播机制
相较于以往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广播电视上网是视听传播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因为广电媒体与新媒体特别是视听新媒体的结合，意味着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进入了网络传播新领域，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融媒体，可以说是广电传播机制与功能的一大创新和突破。从传播主体看，广电从制播一体到制播分离，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目的是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此次制播分离与以往不同的是进行整体性制播分离，也就是广电媒体仅保留新闻、审查、播出职能，除此之外的所有业务、资源都剥离出去，组建台属、台控的企业，也就是转制为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市场主体。可以预见，在多元化传播主体中，广电企业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将成为行业的主体和市场主导者，甚至出现垄断化趋势，对民营企业将构成不小的压力。
从传播内容看，广电已进入全媒体传播时代，随着传播渠道增多的趋势，内容作为稀缺性资源，其价值和重要性凸显，三网融合条件下广电媒体在网络电视和手机视频等领域中面临不同竞争者的冲击与挑战，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广电需要依托自己的内容优势发展新媒体，做以视听节目为主的全方位内容服务商。制播分离能够推动节目制作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实现节目品牌化，为广电的内容创新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定位就是在保持播出平台的基础上，由地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转变为面向全国、乃至面向海外华语世界的内容提供商和内容发行商。没有优势内容的支撑，广电的发展将受到制约，整合新媒体也就失去了基础，广电内容建设的核心是品牌化传播，各地卫视掀起改版潮，如湖南卫视的“娱乐”品牌，上海广电的“第一财经”，重庆卫视的“故事中国”等，其目的都是寻找适合自己的定位，打造品牌，为向新媒体领域延伸品牌夯实基础。如何制作跨媒体节目，实现传统电视内容与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业务的融合，平衡内容的多元化与同质化的趋势，是广电媒体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从传播渠道和手段看，三网融合后手机传播、广电传播和互联网传播合二为一，广播电视除了原有的功能外，还能够提供宽带上网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和互联网服务，综合了广电、电信、互联网等各种功能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建设已经启动，它将与制播分离等一起改变广电行业的面貌。广电融入新媒体具有了网络传播的特征和功能，传统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是彼此分开甚至对立的关系，而在网络传播中，这些要素实现了融合与交互，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已经融为一体，广电新媒体从线性的“单向传播”发展到非线性去中心化的“交互传播”，形成了以交互性与移动性为主要特点的多元化复合式传播形态，受众可以随时随地、不拘任何方式地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广电媒体依托传统节目资源，延伸到手机、网络，各种媒体手段相互融合、互动，调动了受众参与的积极性，能够将互动功能发挥到极致，其传播效果较之传统广电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从受传者看，广电媒体的受众获得了与传播者平等的地位与传播权，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分享者，成为广播电视的参与者、改造者、解构者和重建者，受众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大大提高。为适应受众积极参与传播的趋势，央视网将依托中央电视台丰富的电视节目资源，“围绕电视栏目建互动社区”的方式，与CCTV的大、中、小三屏用户分享策划、拍摄和制作视听节目的经验与技术，让这些用户不仅成为节目内容的消费者，也成为节目内容的创造者。多元化时代带来信息领域内非群体化或分众化传播，受众市场更加细分化和碎片化，传统的“大众”解构为“小众”乃至“个人”，广播电视传播出现“窄播化”趋势，向分众化和个性化发展，三网融合条件下将出现面向城市、农村等不同受众群体的个性化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受众对广播电视主导权的增加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个人化、琐碎化乃至庸俗化的内容有增多的趋势，导致广播电视的娱乐化低俗化趋势加剧，这就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并加强广电媒体的把关能力。
从传播效果（功能）看，广播电视整合新媒体其信息传播的高效和广泛是传统广电无法比拟的，对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更加强大与广泛，它将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广电的广告营销将随着信息传播能力的提高而进入新媒体领域，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广电的广告功能增强而不是减弱了。传播工具是在与生产工具的分离过程中诞生的，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推动传播工具与生产工具融合的趋势，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具有了生产工具的功能，比如物联网的出现使“人”与“物”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随着三网融合的发展，广播电视将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媒介，而且成为提供信息、娱乐、商务等综合服务的超级媒体和平台，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广电深入融合新媒体，其娱乐功能和商业功能越来越强大。比如广电大力介入网络视频行业跑马圈地，安徽电视台推出网络电视台，宣布要率先实现三屏融合，兴建“中国迪斯尼”。这些服务商业经营可能超过广告经营成为广电的主要收入来源。广电为应对三网融合趋势而发展新媒体打造全媒体产业链，目的是创新商业模式，目前广电媒体竞争激烈，经营模式上严重依赖广告收入，制播分离的目标就是打通产业链，实现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促进广播电视转变增长和发展方式。广播电视实现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发挥不同媒体之间的综合协同效应，如何把全面的信息与内容通过各种媒介及时、快速、低成本地传递给最大范围的受众并实现效益最大化，将是广电媒体面临的一大挑战。
注释：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德国；广播电视；双轨制
中国的传媒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传媒的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一对矛盾在变革中显得越发突出。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共和商业领域进行平衡是广电改革的中心问题。一方面，中国的传媒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担任着宣传任务，这是其事业属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形势要求传媒业做大做强，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将这种情形比喻为“传媒的精神分裂症”。本文试以传媒体制改革中的广播电视体制入手，探寻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可能路径。
一、德国双轨制电视制度概述
根据广播电视与国家的关系，可将其制度模式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即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私营商业模式、以公益原则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国营体制模式以及混合型广播电视制度。德国自1984年实行“双轨制”以来，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市场份额基本持平且影响力稳固，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1、德国双轨制电视的发展
德国这个人口约8200万的国家，目前拥有公共电视频道22个，能接收到的私营电视频道有50个，是欧洲国家中拥有公共频道最多的。①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产生于对希特勒集权主义的拨乱反正。二战后在英美法等国看管下建立起来的德国广播建立在非政府、非商业、非集中化原则的基础之上，按BBC的模式构建起公共法人性质的广播电视制度，并经本造，实行一种与联邦制国家体制一致的、较为分散的联邦地方公营模式。②1954年德国公法广播电视联合会（简称“德广联”）合办了德国电视一台（ARD），1963年德国电视二台（ZDF）出现。德国公共电视秉承独立性和多元化的理念，在内部展开有限的竞争。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广播电视技术的飞速发展，政治家的支持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的推动，1984年德国开始实施双轨制电视体制。
双轨制作为一种制度保障，在公共服务与自由市场间谋求平衡，两者功能也存在差异：公法电视起“基本供给”的作用，私营电视则起补充供给作用。“基本供给”是公法广播电视的基本功能，即传播规范的内容和让尽量多的人接受和参与，形成公众舆论以维护社会的民主和自由。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双轨制呈现一种激烈竞争和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公益原则与市场原则博弈后的结果。双轨制系统与媒介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变化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之中。
2、公法电视和私营电视的制度体系比较
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双轨制的平衡发展，该体系包括德意志联邦基本法、联邦关于广播电视事业的一系列判决、联邦州层面上的广播电视法规、州际协议和相关立法。④相关法律以保障公法广播电视为前提，从市场准入、节目管理、保护未成年人、广告等方面对私营广播电视进行严格的限制。
从资金来源来看，公法电视以收视费为主广告为辅，并将广告时间限在周一到周五晚20点之前，且每日不得超过20分钟；私营商业电视的收入以广告为主，可开办付费电视。从组织与监管机构来看，公法电视由电视委员会、电视行政委员会、台长协同监管；私营电视则主要由企业化组织和州传媒管理局监管。从基本原则与传播理念来看，公法电视坚持公共利益，秉承独立、平等、全面多元等原则为大众提供服务；而私营电视更多体现的是商业利益。
3、双轨制面临的挑战
迫于竞争压力，公法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大众化”转向，由于受到市场原则的影响，公法电视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提高收视率上。此外，公法电视的收视费不断受到人们质疑，独立原则或多或少受到政党利益的影响，其自身也面临着机构臃肿，节目传播趋于单向化、精英化等问题；同时，私营电视出现了垄断、同质化、节目庸俗化等不良现象。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介对受众的分流，数字化带来的“窄播”，无不对双轨制产生冲击。
二、双轨制对于我国的启示
广播电视双轨制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但由于受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影响，每个国家对该制度的实践不尽相同。德国的双轨制在发展私营广播电视的同时维护了公法电视的稳定地位，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1、走出意识形态迷思——对“双轨制”的再认识
很多人担心由于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双重属性，将其彻底分成国营和私营两类容易导致国家失去对它的控制，从而面临意识形态风险。李良荣提出目前媒体所陷入的困境并非是双重属性的必然结果，而是我们对双重属性的误读所导致。他区分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和“”的概念，将新闻媒体分为“”和“非”两大类，并提出“”最主要的功能是宣传党的决议、方针、政策，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应给予政策优惠和政府津贴；“非”的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在承担一定宣传任务的同时实行产业化、企业化运作，自负盈亏、自主独营。⑤该提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双轨制”进行了脱敏，有助于中国广播电视改革走出意识形态约束的迷思。
2、“分、转、合、返”——中国广电产业化的构想
中国广电整体经历了1999年至2004年的集团化浪潮后，形成以省级广电集团为龙头的“诸侯广电”局面，未能打破行政壁垒，产业化之路才刚刚起步。为解决这一难题，刘成付从产业性质、结构布局、政府规制和经营体制三个层面上论述了“分、转、合、返”的体制改革构思。具体来说，在产业性质、结构布局层面应做到企事分开、宣传和经营分开，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化改造，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整合资源；在政府规制层面应做到管办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过渡到综合利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同时控制企业反哺；在经营体制层面上实施制播分离、网台分离、编营分离、频道分营，引进企业化管理运作方式，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资源整合，以股份收益反哺事业部分。⑥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广电体制改革应遵循前者的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和实施路径。近些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系列政策同样对广电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3、健全的法律体系——双轨制的基本保障
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以《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为龙头，以其他广播影视专门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但局部仍呈现出零散的应急式立法特征。由于缺少具体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少电视台为提高收视率不断打“球”，直到引起大部分人重视时相关管理部门才采取措施，或叫停节目，或责令整改，造成了中国电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同时，种种“意见”和“通知”较为散乱，灵活性有余而刚性不足。从广电体制改革创新的角度出发，应加快《广播电视法》的出台，明确广播电视事业部分和产业部分的界限，明确广电集团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放宽境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广电领域的限制。⑦针对不同性质的广电媒体，建立起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
4、主流媒体服务功能的回归——广电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
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的目的是生产更多的优质节目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但近年来，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电视在生存压力下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唯收视率至上、过度娱乐化、节目同质化、广告泛滥等倾向，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针对现阶段广电媒体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广电总局近年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通知》（俗称“控烟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俗称“限娱令”）、《〈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俗称“限广令”）。尽管广大网民对这些政策褒贬不一，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政策法规促使主流广电媒体回归其公共服务属性，使其更好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引导社会热点，传播主流价值。
结语
我国广播电视业正在经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数字化转换等一系列重大转变，需要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突破，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在发展广播电视业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对我国的广电行业改革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其中，我们应当看到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是保障广播电视体制顺利运行的基础。当然，在吸收的过程中应当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建立起适合本国文化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广电制度。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曹晚红：《德国电视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27、20、31、42
⑤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J].《现代传播》，2003（4）：1-4
⑥⑦刘成付：《中国广电传媒体制创新》[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8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