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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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习俗文化；少数民族；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89－05
习俗文化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民族习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吸取和改造后，在服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共同的喜好、风尚、习气、禁忌和信仰。民族习俗文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生产生活以及信仰活动中的风俗和习惯，成为该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对民族成员的行为规范、道德伦理、心理习惯和思维模式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个民族都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民族文化资源在道德教育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对道德教育的研究还只能说是一种汉文化模式的研究；在它的实践中，包括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以及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道德心理结构的把握，都是将汉文化作为背景与基标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道德教育如果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依据，将会失去文化的源泉和生活的根基。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共同体，道德文化的全民族整体性被忽视，道德教育就只能足残缺不全。只有从民族文化构成中寻找道德生成的原点，才能探寻出新时期我国道德教育之路。要厘清中华民族道德的本源，离不开对民族伦理道德传承方式的发掘和整理。梳理民族习俗文化的道德教育价值，既有利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也可以提取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发挥出民族道德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一、少数民族通过习俗文化传承着伦理道德
现代学校产生之前，习俗是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比如普通百姓可能并没有机会学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样的辞句，但屈原的忧国忧民精神却世代传扬，原因就在于端午节的习俗沿传至今。人们在吃着粽子、观看龙舟赛的过程中，一次次地受到爱国之情的感染和激励。“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常常不是出于哲学思辨、逻辑的推理或道德的说教，而是通过大量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习俗和事象得到仿效、遵循，或从禁忌的习俗中得到约束和回避。”在习俗文化事象中，通过百姓生活的具体行为方式，道德伦理被充分表达出来，并且世代相传、互相仿效、不断重复，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极大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习俗文化的这种道德教育作用更为突出。
很多少数民族从孩提时候起，长辈们就以各种习俗形式来教导他们如何认识社会，对待自然，处理生产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习俗文化起到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作用。这些习俗文化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覆盖了全体社会，习俗活动的行为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意义和作用是共享的。习俗文化以例行强化的行为方式保持了伦理道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重复性和社会道德行为的连续性。同时习俗文化广泛的社会性也使人们在生活中互相监视着行为的道德性，任何一个人，只要违背了群体的道德习惯，大家就会将他拽回习俗的规范中来。有的少数民族，对违反习俗者甚至还会给予惩戒，传统习俗实际上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道德的贯彻。
近代以降，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改变，民族文化遭受很大的冲击，许多传统习俗日渐地淡化和流失。少数习俗文化的影响力尽管已远远不及传统社会，但其社会价值仍然不容忽视，因为直到今天习俗文化仍是各个特定民族的象征，是少数民族文化方式的主要体现。少数习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是民族伦理道德赖以存在的重要方式。民族习俗文化以大众化和日常性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融进了普遍的生活形态之中。在不少地方，一些习俗还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有些传统习惯在协调人际关系、保护个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上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以习俗文化传承伦理道德的传统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少数民族伦理道德教育融汇于各种习俗文化之中
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相结合，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一般反映着该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体现着该民族伦理道德的要求，而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也总是借助于该民族的习俗形式体现出来。通过习俗事象的表面层次，民族文化在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深层涵义被传达出来。
大多数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存在情况，不同于汉民族那样具有丰富的道德典籍和完整的规范体系，而往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特征，主要是散布和融汇在实际生活之中。乡规民约、丧葬禁忌、人生礼仪、节日庆典、谚语歌谣等民间习俗，成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利用习俗性作为传播的载体，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便有了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人们在亲身经历、耳濡目染习俗文化的过程中，伦理道德便自然地渗透到人们心里，而年长者的行为示范，更是成为传播的载体。如此代代相传，许多伦理道德的内容不断内化为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行为。
少数民族村寨的乡规民约，既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宁的习惯法，也是用以进行评价善恶和规范行为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习惯法作为被民族社会赋予法律效力的风俗习惯，以伦理性和约束性相结合作为其存在形式和操作方式，使得道德教育以风俗制约的力量强制进行。比如侗族地区款规款约中的六面阳规，就是利用法律的权威来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明证。侗款中规定的不许“拆散家庭”、“撩妻弄妇”、“拐卖妇女”等条款，是进行着维护婚姻家庭和男女关系的道德规定；不许“偷放田水”、“移动界石”、强占他人田地山场或园土鱼塘等的规定，是对保护村寨群体和个体成员的财产、利益不受侵犯的道德约束；不许“小偷小摸”、开场赌博、弄虚作假等等的规定，是对人生道德品质的道德要求。乡规民约把道德教育和必要的约束结合起来，保证了少数民族扬善弃恶、正直善良的道德风尚的形成。
禁忌习俗作为与信仰体系相适应的的文化事象，同样有力地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少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禁忌几乎充斥于生存的整个空间。大量的禁忌中，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同时并存。积极的禁忌习俗依靠人们的内心恐惧，通过限制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发展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一些禁忌习俗还有力地维持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对民族地区的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和净化社会风气都起到极好的作用。
人生礼俗普遍盛行于少数民族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以成年礼为例，它不仅是男女儿童成年的仪式，也是一种传统的社会道德教育。比如在瑶族男子的成年仪式中，受戒者每日都要听戒师讲述道德戒律和民族的历史，戒日还要立下“不杀人放火，不偷盗抢劫，不认贼作父，不陷害好人， 不为官欺民，不行赌哄骗，不奸女拐妇，不虐待父母，遵守礼仪，诚实为人”等等做人的誓言。尽管各民族举行成年礼的形式不同，傣族有饰齿和纹身的习俗，仡佬族有拔牙习俗，纳西族摩梭人有穿裤子礼俗，“但在进行各种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让受礼者遵守成年人应遵守的道德准则等方面则是一致的。”成年礼仪式中普遍都要念诵的经文或吟唱史诗中，内容也涉及到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教育的许多方面。
节日庆典不仅是少数民族欢庆、纪念、团聚、休息的特殊日子，而且也是接受传统道德教育的良好形式。各种节日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民族的道德观念，如傣族的“泼水节”表现出崇尚机智、不畏的美德，拉祜族的“新米节”体现了孝敬老人父母的人伦之美。民族节日成为各民族的道德文化得以传承和联络感情、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形式，在节日的欢乐和喜庆中，民族的道德情感得到尽情的表露，同时民族的道德观念也得到广泛的传扬。
三、习俗文化涵盖了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各个方面
借助于传统习俗的浇铸，少数民族社会对青少年进行着道德观念的引导，习俗文化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化方式。由于习俗文化广泛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承载的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涉及精神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整个领域。
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获得生活资料。集体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为人们约定俗成共同的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为通过社会伦理道德协调集体的行为规范提出了目标和要求。少数民族所流传的神话、史诗，都表现出对为集体献身精神的赞颂。世代相传的很多谚语歌谣，更是把团结互助与友谊至上的道德思想传递下来，如“邻里是兄弟。相敬又相让”的歌谣，“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的谚语，都是对这一原始道德原则的反映。敬仰共同的图腾，恪守共同的禁忌，学习共同的交往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教育人们要维系共同的社会伦理道德。相邀赴宴、平分猎物的古老遗风，传递着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纯朴道德思想。谁家建屋安梁、婚丧寿诞，乡邻亲友都毫不吝啬地出人出力相帮而不计报酬、甚至还自带家里的食物。这些日常习俗至今传扬，不仅成为对民族成员进行道德熏陶的有效途径，而且将热爱集体、关爱他人的美德付诸到实践。
在物质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生长的少数民族，为了维持生命的延续，劳动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勤劳勇敢成为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在习俗中将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精神世代传承。许多民族都用优美的民歌赞美勤劳，斥责懒惰，比如瑶族流传有“个个搞生产，男女齐劳动”的歌谣，侗族有《懒汉变忙人》、《戒懒汉》、《懒人做活路》的民谣和故事，壮族《传扬诗》把勤劳节俭放在劳动伦理道德的重要位置，苗族的榔规和理词对懒惰行为进行了斥责。居住在滇西大峡谷的傈僳族，为培养敢于在陡壁悬崖之间溜索道的勇敢精神，从儿童起就开始学习过溜本领。赶集、节庆之时，常常举行溜索比赛。技术的传承既增强了傈僳人改变环境的劳动能力，又培养出傈僳人坚强的性格。习俗文化充分展示出少数民族朴实的劳动伦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人们对劳动的感情。
尊老重礼、好客谦让是民族社会普遍奉行的伦理道德。少数民族在为人处世上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规则。凉山地区流传有“人靠礼，桶靠箍”、“人们要有礼，牲畜要有圈”这样的谚语，彝族认为在社会活动中待人做事处处都必须讲究“礼”。羌族遇见老人必须让座、让路、敬食或敬烟，人们坐火塘边时，男女有别，不准翘腿而坐。拉枯族把老人坐的位置安排在房子中柱旁的火塘边，每逢节日要先看望老人。而待人和善谦让、真诚义气，更是少数民族普遍的风尚，少数民族在交际生活中都有热情好客，礼仪待人的传统美德。羌族有的地方在贵客临门时要鸣枪欢迎。客人进屋后一定要让座于锅庄上方，并招待咂酒以示祝福。藏民在迎送客人时有献哈达表示敬意或祝贺的习惯。这些礼俗的传承，既加强了人们尊敬老人、朋友相处的道德观念，又增进了民族的团结。
从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中，少数民族先民就蕴含着“人源于自然”和“人神兽共祖”的思想，反映出朴素的自然观与道德观。在与大自然长期的冲突与调适中，少数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总结出了人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原则。善待自然的观念渗透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而民族习俗则以广泛的影响力保证着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的延续。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大多青山葱幽，绿水环抱，这与当地少数民族许多不污染环境的良好习俗不无关系，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牛羊成群，也与草原民族的传统习俗中爱护牲畜与草场、保护草原生态平衡的生态道德意识密切相关。纳西族还有每年都要举行祭“署”神仪式的习俗，用“署”这一超自然的观念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让人和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平衡、和谐、协调的状态之中。传统习俗以观念渗透的方式，向本民族社会成员提出了一定的道德生态要求，敦促社会成员确立起一种生态道德责任感，保护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
四、民族习俗文化规范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道德发展
民族习俗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规律。按照自己特定的思想意图和目的要求而创制的。经由本民族成员的认同后逐渐固定下来，民族习俗文化就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对伦理道德的选择和传达，往往按照本民族在生产、生活和斗争中的习俗方式和文化心理去体现和执行，由于各个民族在生活方式、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等方面各具特点，因此，所形成的习俗文化体现出各自的典型性。通过习俗文化传达出来的伦理道德也就呈现出各自的特征，丰富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多样化。
伦理道德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由于习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以民族习俗文化作为载体，民族伦理道德就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民族道德在民族习俗之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民族习俗则依靠道德的力量而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特别是在过去，由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不发达，人们无法依循专门的渠道接受道德教育，而执行共同的道德规范又是人们共同生活之必需，于是通过习俗文化进行传递，促使人们遵行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作用就显得特别突出，它不仅对人们的观念、态度作出具体的规范，而且对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提出了种种限定。在少数民族社会的各种生活中，人们从观念到行为受到道德习惯的影响都很突出的，而伦理道德则通过对人们的种种约束，调适少数民族内部关系，保证了群体内部的协调与稳定。
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比例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已经内化成学生心底的价值取向，外化成了日常的行为准则。少数民族文化不仅影响着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也影响着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通过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寻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引导等方面的共性因素，能够有效地调动少数民族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一、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性有利于完善民族院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1］中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虽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但却是多元统一的。每一种民族文化对其民族成员都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各民族文化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这为通过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来丰富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例如，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节日文化等，探索将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外延进一步拓展。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一般性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等针对性较强的教育内容，而后者往往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性密不可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人际关系、学业、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虽然表现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其在思想根源上大同小异，都是来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利用好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性，能够有效地探究少数民族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合理规划各项教育内容，构建起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丰富民族院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每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而多样性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文化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别是后者，提供了历史、文化、心理、道德等方面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包含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和使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少数民族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充实和完善。”［2］少数民族文化为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质教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教育，部分少数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受到骑射和游牧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更加注重团结协作，有着“重朋友”“讲义气”的传统，这些教育资源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因为有着民族渊源，更易于为少数民族学生所接受。
(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利于培育民族院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每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文化的独特性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具体体现在不同民族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上。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中民族成分多、少数民族学生多、少数民族文化种类多，这种独特的优势为培育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开发和利用这些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符号性和仪式感。通过挖掘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相结合，增强与学生的互动，将成为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例如，探索将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与大学生法制教育相结合，将少数民族的行为文化与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能够充分展示特殊性和一般性、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举行富有民族特色、蕴含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要素的活动;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举办特色文体活动，能够有效培育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色。
二、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限制因素
(一)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民族院校也仅开设了以个别民族文化为主体的选修课或者辅修课程，课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小，没有起到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作用。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教材，授课内容的随意性较强，导致课程内容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容易把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同于一般性知识教育，把课堂变成讲授知识点、识记文化要素的过程，使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变得枯燥乏味。在对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课程的考试和考核中重理论、轻实践，即使修过相关课程，学生仍缺少对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理解，仅局限于表面化的知识掌握。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文化技能不足
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对于他们的风俗习惯、行为习惯有着一定的了解。但受到学科背景、知识结构的限制，在文化技能方面显现出不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容易出现本领恐慌。例如很难区分风俗习惯与宗教行为、个人陋习与民族传统等，导致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行为管理、轻思想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倾向于简单说教，缺少深入细致的引导。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多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授，教师的相关知识储备有限，对课程缺乏归属感，投入不足，教育教学的感染力不强。
(三)缺乏有效的文化载体
文化的传承需要有效的载体，特别是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往往起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并以某种特别的形式延续下来。在民族院校中，趋同的学习生活环境以及时空的限制，使得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缺少必要的形式要件。这种条件下，表现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方式也高度趋同，比如更加侧重易于表现的歌舞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而对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以及传统美德等方面表现手法空洞。在一定程度上，将民族文化教育在形式上简单等同于主题教育活动、在内容上简单等同于文体活动，教育的实效性较差。
(四)对优秀少数民族文化弘扬力度不够
对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学生群体来说，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他们多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封闭的、落后的，甚至是愚昧的，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愿望较低。在信息爆炸时代，学生的兴趣点被不断的分散，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弱。以至于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地区的“专利”。民族院校在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方面需加大力度，特别是在新兴网络媒体等传播手段的运用上仍有较大的作为空间。要不断强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人、引导人、熏陶人的作用。
三、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课程建设，推进少数民族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民族院校要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的授课主体，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的研究，通过开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修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选修课等方式，着力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文化特征，把“三个离不开”思想、“五个认同”理论和“五观”教育有效融入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中，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要切实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材建设，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内容上进行甄别和选择，重点开发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度高、具有正能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内容充实、规范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教材。注重课程的实践性，将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融入到建筑、设计、计算机等相关领域，实现学生人文精神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激发他们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育人能力
在充分盘活原有少数民族文化教师资源存量的基础上，加强教师的引进力度，注重民族学相关学科背景人才的引进，建立一支专业知识过硬、对少数民族文化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教师队伍。提高学生工作队伍的文化技能，一方面，通过选派学生工作者到民族地区实习实践、挂职锻炼等形式，使他们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加强文化技能培训，聘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专题报告、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增强学生工作队伍运用少数民族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专题研究，鼓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建设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地，聘任民族地区教师和少数民族大学生担任兼职宣传员，有效补充少数民族文化育人队伍。
(三)加强载体建设，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学生日常的教育管理中，实现从制度管理的刚性约束为主向民族文化的自觉转化，引导各民族大学生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学生的社会实践中，组织学生深入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突出少数民族文化主题，加深对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的了解，使学生寻找少数民族文化与现行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等共同精神追求的共同点，构建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实施文化建设推动工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民族团结的校园氛围，通过举办民族风俗风情展示周、民族文化讲座、民族歌曲赏析等活动，丰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载体。
(四)营造良好氛围，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
民族院校要注重加强校园硬件环境建设，充分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在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建设上体现少数民族文化主题，建立一批主题鲜明、工艺精湛、特色突出的文化景观，让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综合运用书报、网络等媒介宣传和普及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注重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开展宣传工作，通过QQ群、微信平台等推送民族名片、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等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和信息，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扩大覆盖范围。注重选拔、树立、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人物，深入挖掘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增强感召力。
［参考文献］
［1］田联刚，赵鹏．多元共生和而不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
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空间；传播类型；传播价值观
众所周知，传媒是文化的传播通道，但传媒对文化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传媒会导致文化适应，即文化为实现传播效果会适应传媒的媒介属性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媒介技术论者尤其赞同这一观点，哈罗德•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①强调文化研究实用性的学者，则从媒介与其生存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出发，认为传媒本身即是某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物，不仅充当着传播介质的角色，还参与时代文化的建构，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新媒体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在文化领域，新媒体打造了统一的文化传播体系，将不同文化纳入其中。或许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今天备受关注，文化传播行为趋于活跃，文化个性日益鲜明，正是因为在新媒体作用下跨文化传播成为常态，正是因为新的传播技术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单方话语权。今天，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上文所说的文化适应正在现实中不断发生。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状态的探讨描述正是基于此。首先对新媒体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进行论述，进而对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一、从地域空间到意义空间：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的影响
受地理环境、人文渊源、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活的地域关系紧密。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地域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文化生成和表达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地域所包含的地理要素和人文因素，塑造出各民族卓异的文化气质，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交汇点，地域还承载着文化身份认同、建立关系和历史叙述的功能。文化学者依格瑟将地域视为文化持续性传播的必要条件：“地域的接近一直是人类群体开展和维持交流联系的前提条件，固定的居住地点对发展更频繁和更有意义的交流是必需的。”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活动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其文化传播空间与聚居的地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这种天然联系正在逐渐被割裂。一方面，社会发展促发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其与原有的地域产生了距离，刺激了远距离传播，以地域为中心的传播减少甚至中断；另一方面，信息社会将各种文化纳入到一个传播体系中，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现实需求，使少数民族文化也因需要进行大范围、远距离的传播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直接导致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旁落。新媒体的信息扩散能力，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丧失了传统的地域特征。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逐渐“非地域”化的过程。新媒体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使其与培育它的地理区域不再具有对应关系。新媒体之“新”，首先在于其先进的传媒技术，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通道，同时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在客观上具备远距离即时传播的技术条件，原有以地域为中心，通过自然交往影响周边地区的传统传播方式转向大规模信息传递。由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与地域空间不再存有对等关系。新媒体这位时代的推手，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拓展到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受众数量增加且参与度提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文化传播空间的扩展通过与异质性文化的交流反作用于文化本身，促进文化自身关照，加快文化融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走向全球化。而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即是文化传播突破传播障碍、促进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新媒体对地域中心地位的冲击并没有停留在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播空间，更为本质的表现则是新媒体营造出完全不具备地域特征的网络空间。其一，网络空间是虚拟、超地域的；其二，网络空间呈网状分布，信息以其中一个节点为核心向周边传播，任一节点皆是传播中心，网络传播是无中心式的传播；其三，这一网络空间不强调参与者原有文化身份，相反，网络的同一性以及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身份，而传者与受者之间随时可以互换角色。今天，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通过这个空间进行，受上述网络特征影响，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弱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不再受到时空局限；在网络空间内，所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构，所有的文化客观上须重新定义自己，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平等表达的机会。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使其不再与地域空间相对应，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交往的地球村。另外，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网络空间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空意义。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从具现实物理时空意义的地域，转变由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同建构的意义空间。通过新媒体网络，受传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障碍随时获取文化信息，其传播效果甚至远超传播者愿景。如苗族文化网站“三苗网”，创办初衷仅是将内部通讯刊物发至网上，因特网却促使其成长为一个苗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如同其所宣称的那样：网站的首要宗旨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展示与传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三苗网成为世界各地苗族群众文化聚会交流、其他文化背景人群接触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后，全国相继成立了一批苗族文化主题网站，共同构成苗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群。这一传播群逐步取代地域成为分居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家园，使其相隔万里也可在网络空间中实现村落式的面对面交往。在这一群体的共同作用下，苗族文化传播的空间扩大，文化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升。随着手机媒体兴起，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型媒介产品有望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媒体的这种去地域化的传播，除扩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外，也导致地域的文化承载功能随地域丧失，人在虚拟空间中容易迷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故而经常发出“我是谁”这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不乏传播者缺乏归属感而迷失的现实例子。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传播，充分了解、适应新媒体媒介特性，坚持自身文化核心变得尤为重要。
二、从人际传播到组合传播：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以人际传播方式为主，通过口传身授，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与少数民族群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际传播的范围和规模不大，影响较小，一般不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并且对交流的场景非常重视，强调现场接触，强调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共同经验背景，以减少传播中的信息误读。所以人际传播一直排斥远距离、大规模的传播方式，即使当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如电话把远距离的人际传播变成了现实，却并没有淡化人际传播的差异，相反，这一现代电子手段用于人际传播时，会因为通话双方所在场景的差异产生噪音，影响双方信息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中很多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民族习俗中的某些“禁忌”，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将其解读为是对大众传播的一种限制。如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在进行祭祀仪式或是葬礼时，出于对祖先和死者的尊重，严格限定参与人数，不准旁观，不准拍照，便是一种对大众传播排斥的典型心理。但新媒体却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诸多的交流方式。在笔者看来，新媒体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媒体传播不只对应一种传播类型，并直接体现为新媒体拥有众多的媒介产品，且这些传媒产品使用的传播类型不尽相同。如因特网众多的媒介产品中，腾讯QQ作为即时通讯工具，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但其衍生出来的腾讯微博、QQ空间等，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更为接近。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介质，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会适应新媒体的这种多类型的传播方式，由单一人际传播转向多种类型的复合传播。多种类型的传播方式首先带来的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新媒体众多的媒介产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渠道。以贵州惠水县为例，对于当地的布依族文化，当地政府除以网站的动态方式展示外，同时利用短信平台群发文化宣传讯息，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都以布依族音乐作为彩铃，社会团体和个人也通过网页、微博客等方式进行布依族文化传播。因特网门户网站、个人网页、短信甚至彩铃都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载体。这些传播渠道包揽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等众多传播类型，且结构特点和使用功能各异，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彻底摆脱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进而使构建立体传播网络成为可能。其次是表达方式的多媒体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多媒体表达，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运用多媒体手段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换为多媒体产品，使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增加文化的表现能力；拓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增加其影响力；同时让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为便捷。第二是运用多媒体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或是直接参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生产。以少数民族纸质文献保存为例，扫描存盘之后存储所需的空间和人力将会大大减少，也有利于对原件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也可以通过现场拍摄视频和录制声音来保存和记录。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仅重视传者与受者之间共同经验及现实交流场景，还通过新媒体建构的虚拟场景消解交流场景的差异性，减少传播噪音。梅洛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谈到了传统文化交流中对场景的依赖和电子媒介对场景的弱化。他认为传统交流方式产生认同感的关键在于现场接触，而“电子媒介倾向于消除现场与通过媒介的间接信息互动之间的差异。”③梅洛维茨还认为“，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开拓了许多新的社会情境。”④在新媒体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互动性非常明显，传者与受者随时都在互换角色，且无一例外都具备多个身份。参与者往往快速穿梭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体情境中。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某个网络游戏中充当战斗的指挥官，在聊天工具中是素未谋面的好友，在某个社区扮演“家庭成员”。在这些情境中，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经验背景被网络分割做了碎片化处理，现场建构的议题作为愿景快速传播，形成类似于梅洛维茨所谓的“更后后台”或“更前前台”的传播行为。由于这个虚拟的场景是匿名的且是自愿加入，因而传播的氛围更轻松更易形成交流时的亲近感，更能消除文化传播中因为远距离传播带来的场景差异，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亲近感，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面向其他不同类型文化的传播。
三、从精英文化观到大众文化观：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迁
人际传播传者与受者的数量有限，信息影响面较窄，反馈即时，是一种典型的小众传播。对借助人际传播的文化而言，其传播价值往往就在于稀缺性和精英性。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以人际传播为主，精英文化观念一直是其主要的文化观念。总体来说，精英文化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重视传播中“人”的因素，强调传播主体和客体的特定性
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水族古文字“水书”为例，这种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特权，为“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的文化精英团体掌握，其传承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在水书先生群体内部进行。精英文化观重视特定传播对象的选择，却往往忽略了“人”生存环境因素，即掌握特定文化的群体，生存状况会随着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当他们出现生存危机的时候，特定的文化也会出现传承危机。今日的水书正如同某些学者所言：“水书先生在‘水书习俗’传承过程中至关重要。水书先生通过口传心授及抄录记载水族古文字形成水书文献的形式传承‘水书习俗’，可谓‘水书习俗’传承的桥梁。一旦水书先生这个群体消失‘,水书习俗’在水族民间的传承也将终止。”⑤时至今日，随着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衰落，水书及水书习俗的传承已处于濒危状态。
（二）对深度传播的认同
所谓深度传播，指的是揭示传播内容的本质、运作规律，以求获得受众对其的深度理解和认同的传播。精英文化观念主张通过长期研习接触到文化内核，或是对文化的某种形式作系统掌握，由此教育等组织传播方式成为必要的传播途径，深度传播是一种研习的行为，传播规模不可能很大。由于强调维持文化的本真、原质和纯粹，精英文化观普遍对工业时代的文化商业气息反感。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手工艺制作方法繁复耗时，但许多传承人仍坚持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对于旅游商店中机器工业的复制品，普遍持否定态度。根据梅特卡夫法则⑥，通过网络传播的媒介产品也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即媒介产品的消费效用随同一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网络是新媒体的基本形态，而且网络传播并非是单向传播，而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互为传者和受者。随着新媒体受众的不断增加，这种交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加之网络传播的扩散性，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扩散中心，使得借助新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其消费价值也随新媒体用户的数量增加而递增。当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其价值判断日益受到用户数量制约，原有的仅对少数人进行深度传播以体现文化价值的观点，必须转向大众化的普遍传播。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开始借鉴流行文化的传播形式。注重适应新媒体媒介属性，强调文化传播要适应大众需求，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观正向大众文化传播观转变。以藏族文化传播为例，游戏公司从2010年进行封测的以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为背景的《藏域》开始，后续开发出以小说《藏地密码》为蓝本的斗游产品《藏地传奇》，在网游公司计划开发的游戏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2011年，借助日本动漫制作的先进经验，中日首次合拍了动漫电影《藏獒多吉》，在视频网站上取得了相当高的点击率。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普通大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即对某种文化而言，掌握的人越多，其影响力就越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其生命的价值表现为可以通过传播行为影响到不同的人群，影响到的人越多，其价值就越高；传播行为是传播内容在时空中的变化，通过传播，内容物还有可能具备一定商业价值。对传播者而言，比起对传播内容的掌握，传播的积极主动性和传播行为本身更加重要。媒体的合理认知和高度参与精神，是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提。
四、结语
在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障碍正在逐步消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进入了大传播时代。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渠道，新媒体媒介属性就会影响到文化本身。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作了尝试性的探讨，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不敢妄下断语，但值得肯定的是，新媒体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的文化交流，在带来挑战和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使其融入人类文化大家庭，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同发展。开放、创新、尊重文化个性、主张兼容并包的新媒体，将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数字化生存带来无限可能。
作者:沈广彩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9.
③④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18.
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范文第4篇
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
（一）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沟通交流
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多数民族都具有本民族的内部语言与风俗习惯。语言的民族性与风俗的地域性在客观上阻碍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音乐作为一种通俗的情感表达方式，音符的律动中能够传达出喜、怒、哀、乐等情感特征，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与流通性，在文化交流与传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
江苏民歌《茉莉花》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在“97”和“雅典奥运”中均响起该民歌的旋律。尽管外国听众不了解该歌曲的具体内涵，但透过细腻优雅的曲风，传递出了新颖悦耳的美感，一幅江南水乡的水墨图景仿若近在眼前，音乐的独特力量由此可见非比寻常。少数民族音乐同样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通过其音乐艺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认知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风情，开始去理解少数民族同胞的艰辛的发展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少数民族音乐在发挥着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同时，也是识别某一民族群体的标志。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维吾尔族的《达坂城的姑娘》、朝鲜族的《阿里郎》均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由此也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它记录了本民族的历史进程，概括了全民族的情感体验，促进了本民族的文化流传，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流传过程中，音乐艺术更像是一种传递民族文明与民族历史的承载者。某一民族的起源、迁徙、历法、祭祀、斗争等活动，在民族音乐艺术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它同时也融合了该民族的伦理道德标准、社会组织结构、民族理想目标、日常生活场景等内容，折射出了少数民族对于情感与生活的基本认识与共有观念。每当同族兄弟姐妹手拉手纵情歌唱时，全民族的理想与向往也得到了抒发与讴歌，音乐凝聚情感的作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经济价值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发展过程中，地域性的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的传承使者，在促进本民族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与投资者，从而拉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历史与地理位置原因，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较为滞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落实与实施，西部地区围绕着自身优势资源，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使得自身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其优势资源颇为广泛，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人文资源之中，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由于具有自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对其进行市场化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为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地区谋一条有效地长远发展之路。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不仅可以得到更为完善的传承与发展，保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与民族地位，也能为本民族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
以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例，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人口超过5000人的少数民族就多达25个。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云南省的经济文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云南省建设文化大省的具体目标中，少数民族音乐的弘扬与传承被列为重中之重。以《云南映象》为代表的优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以“纳西古乐会”为代表的民族特色音乐展示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大批游客，大幅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收益。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少数民族音乐艺术蕴含着丰厚的商机与利润，其自身具有巨大的资源效益与经济价值。做好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弘扬与传承工作，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课程 民族文化 “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 课程文化
“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是柳州师专为探索传承地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路径与实践而开发的一门校本课程。本课程主要将收集、挖掘、整理、提炼的桂中地区（指广西中部，主要包含柳州、来宾、河池等地）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创造的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文化样态作为主要授课内容，以彰显校本课程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本文主要以“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课程的开发为例，探讨民族文化与学校课程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民族文化是课程的源泉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为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一切事物，主要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文化是课程的源泉，离开了文化，课程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课程是人类文化精华的汇集，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课程的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课程内容来源于民族文化。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出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为各民族教育的课程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不同的民族将其视为“精华”的文化选入课程中，作为其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2.民族文化个性决定了课程的文化属性。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凝聚成各具特色的课程内容。
柳州师专校本课程“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的开发是以传承桂中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的，桂中地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课程内容开发主要来源。桂中地区不仅拥有被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四绝”――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而且还有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麒麟山文化、文化、红水河文化、土司文化等。这些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课程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课程资源。“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以凸显课程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为出发点，以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目标指向，以收集、挖掘、整理、提炼的桂中地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创造的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文化样态为主要授课内容。课程主要分为“桂中少数民族山歌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建筑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婚俗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葬俗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等八个专题讲座，每一个专题都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形态、历史流变、文化生态、内涵价值等进行细致考察分析，厘清它们的内在差异，找出其文化共性，分析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二、课程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人类文明的延续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结果。自教育产生――特别是课程出现以后，课程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传递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各种人类文明成果的神圣使命。课程在传递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筛选、提炼、加工、改造，使之凝炼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科学性的课程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课程是一种对文化进行选择、传递、创造与反思的文化活动，课程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浩如烟海的民族文化进行选择与创新的过程。就课程设计而言，课程设计的目标与内容决定于基本的文化价值倾向，就课程实施而言，课程对文化的传递，是创新文化的过程[1]。
为了保障和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传承地方民族文化的实际需求，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鼓励地方和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发适合地方和学校实际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其中“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思想、为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以学校教师为主体进行的适合学校具体特点和条件的课程开发策略。”[2]柳州师专校本课程“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作为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载体，一方面要全面收集、挖掘、整理、提炼桂中地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民族文化，如来宾麒麟文化、忻城土司文化、金秀大瑶山文化，以及壮族的歌谣、瑶族的舞蹈、苗族的服饰、侗族的鼓楼等艺术形式；另一方面要通过课程教学形式实现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由“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转化，即将收集、挖掘、整理、提炼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行“课程化”改造，按照课程开发与设计的内在逻辑，使“自在”的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成为一种“自觉”的课程文化，并通过一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过程达到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目的。同时，作为传承民族文化载体的课程，也担负着培养学生对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认同意识、增强学生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神圣职责。
三、课程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性
从传统的课程理论建构来看，课程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工具性存在，“文化课”往往成为“课程”代名词，课程学习被简单地认为就是“学文化”和“学知识”。在现代教育理念中，课程是一个不断被建构、被完善的文化再创造的动态过程，课程具有能动的选择性、主动性和创生性，课程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课程不断构建自身文化品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课程成就自身的文化特色，维系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存在，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课程文化”。
课程的民族文化属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可以从课程理论、课程政策、课程体制、课程设计、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组织、课程实施、课程反思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就课程内容而言，“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课程凝聚了桂中地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品性。柳州、河池的刘三姐歌谣是广西壮族民歌艺术的典范，是壮族族性的文化表征；三江的鼓楼、风雨桥以及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是广西侗族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集中体现了侗族人们丰富的民族审美经验和充满诗意的生态意识；金秀独具民族特色，五大瑶族支系及其绚丽多彩的瑶族服饰文化艺术成就了金秀“世界瑶都”之美誉；形式多样的芦笙节、斗马节、坡会使融水成为“百节之乡”而享誉海内外；来宾的麒麟山文化和忻城完整的土司建筑则象征着壮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就课程实施而言，“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课程的教学过程，既是向学生展示桂中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形态的过程，也是呈现桂中各少数民族独特民族品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课程以一种文化自主性的存在，构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特色”和“桂中少数民族文化品性”的“课程文化”品性。
（基金项目：2012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地方高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路径研究与实践――以柳州师专中文系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为例”，项目编号为：[2012JGZ163]。）
注释：
[1]于洪卿：《论课程的文化内涵》，教育评论，1997年，第1期，第1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