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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营销是一种以消费者需要为导向的个性化营销方式
网络营销的最大特点在于消费者需要为主导。消费者在此将拥有比过去更大的选择权力与自由。他们可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和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找寻满足他们的商品,不受地域限制。通过进入感兴趣的企业网址或虚拟商店(Virtual Store),消费者可获取更多的有关信息和其组合,使购物更显个性。消费者甚至有权决定是否接收广告信息或接收哪些类型的信息。
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人工智能、遥感和遥控技术的进步,现代企业将具备以较低成本进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增强为个性营销奠定了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个性化营销还必须解决庞大的促销费用问题。网络营销的出现则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途径。企业的各种销售信息在网络上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可以极低成本发送并能随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庞大的促销费用因而得以节省。企业也可以根据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和要求通过自动服务系统提供特别服务。例如可通过电子邮件向消费者传送特定的信息或致以节日的问候。
二、网络营销具有极强的互动性,是现代营销的理想工具之一
传统的营销管理强调4P(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组合,现代营销管理则追求4C(顾客,成本、方便和沟通),然而无论哪一种观念都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企业必须实行全程营销,即必须由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开始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和意愿。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原因在于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缺乏合适的沟通渠道或沟通成本过高。而在网络环境下,这一状况将有所改观。即使是中小企业也可通过电子布告栏、线上讨论广场(Disscusion areas)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以极低成本在营销的全过程中对消费者进行近时的信息搜集。消费者则有机会对从产品设计到定价(对采用认识价值定价法的企业尤具意义)和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方式提高消费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企业的营销决策有的放矢,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同时网络提供24小时服务,不存在节假日或营业时间限制。消费者可随时查询所需资料或购物。查询和购物过程需时极短,程序简便快捷。在一些选购品或有特殊性的商品购买中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例如书籍的购买,消费者不必遍寻各大书店,也不会因本地书店没进货而求之不得。这一特点使网上购物特别受需要大量信息进行决策的分析型消费者或以缩短购物时间为目标的消费者青睐。
三、网络营销能满足价格重视型消费者的需求。
网络营销能为企业节省巨额的促销和流通费用,使产品成本和价格降低成为可能。而消费者则可在全球范围内找寻最优惠的价格,甚至可绕过中间商直接向生产者订货。与电视直销或多层次传销相比,消费者不必负担高昂的广告费用或传销员的多层销售提成,因而能以更低的价格实现购买。
网络营销表明:当今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市场正由卖方垄断向买方垄断演变,消费者主导的营销时代已经来临。在买方市场条件上,消费者将面对更为纷繁复杂的商品和品牌选择,这—变化使当代消费者心理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和趋势。
1 消费主动性增强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即使在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中,大多数消费者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对产品进行鉴别和评估,但他们对于获取与商品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的心理需求却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日益增强。这是因为消费者对购买的风险感随选择的增多而上升,而且对单向的“填鸭式”营销沟通感到厌倦和不信任。尤其在一些大件耐用消费品如电脑的购买上,消费者会主动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与商品有关的信息并进行分析比较。这些分析也许不够充分和准确,但消费者却可从中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减低风险感和购后产生后悔感的可能,增加对产品的信任和争取心理上的满足感。消费主动性的增强来源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人类追求心理稳定和平衡的欲望,而且人天生就有很强的求知欲。
2 消费心理稳定性减小、转换速度加快
现代社会发展和变化速度极快,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消费者心理受这种趋势带动,稳定性降低,在心理转换速度上趋向与社会同步,在消费行为上则表现为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过去一件产品流行几十年的现象已不可能,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品种花式层出不穷。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反过来又会促使消费者心理转换速度进一步加快。
3 对购买方便性的需求与对购买乐趣的追求并存
—部分工作压力较大,紧张度高的消费者会以购物的方便性为目标,追求时间和劳动成本的尽量节省。特别是对于需求和品牌选择都相对稳定的日常消费品,这点尤为突出。然而另一些消
费者则恰好相反,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可供支配的时间增加。一些自由职业者或家庭主妇希望通过购物消遣时间,寻找生活乐趣,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减少心理孤独感。因此他们愿意
多花时间和体力进行购物,前提必须是购物能为他们带来乐趣,能满足心理需求(体验式营销)。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将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并存和发展。
然而现阶段网络营销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特定国情下网络营销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有关研究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消费者现阶段对网络营销仍缺乏信任。首先,网络应用于企业经营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能使大企业变小,小企业变大。即所有企业在网上均表现为网址和虚拟环境。在传统的现实环境中,中小企业会受到经济规模和企业历史等条件的束缚,而在网上它们则更具自由度,可利用信息武装自己,缩小与大企业的差距。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一特点就是优点。但消费者也因而增加了鉴别、选择企业或产品的难度。一些在实体经济中可有效判别和预期产品服务质量的感觉,例如对零售企业营业面积、店容、店貌等的感受,在网上将无用武之地。消费者必须重新学习或继续以现实途径进行辅助判别,这就增大了消费者判别的难度和成本。此外,网络商店较容易没立,因而也容易作假,消费者对此也会心存疑虑。因此许多进行网络营销的企业仍会借助实体设施来提高信誉和知名度。但这反过来又会削弱网络营销的优势。
其次,现阶段网上购物安全性仍然不足。目前网上购物的危险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消费者的私人资料如信用卡资料在传输过程中可能被截取或被盗用。现时加密技术的发展仍不能完满地
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恶作剧”或蓄意的计算机病毒也令人望而生畏。如果病毒一旦在网上发作,破坏力可想而知。
最后,互联网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系统,目前仍缺乏适当的法律或其他手段进行规范。因此如果网上购物发生纠纷,消费者的权益未必能获得足够保障。
体育电影中的武术文化内涵
(一)积极的励志精神
体育运动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汗水的肆意挥洒,更多的是体育运动给人带来的各种积极正面的感觉。体育本身自它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很多正面的精神,而到了现代,体育更多地朝竞技方面发展,体育身上的励志精神就更加明显了。体育电影中的武术文化,则将这种励志正面的因素发挥到了极致。武术的练习者的武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很多武术的练习上,跟许多传统体育运动一样,不仅仅要付出很多汗水,还需要有积极的心态。体育运动,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喜爱,体育是全球化的运动。中国的体育电影和体育运动,除了在保持自身的特色之外,还需要不断吸收外国体育文化的精髓。在现在的很多体育电影中,武术的踪迹和武术表演的成分越来越大,将武术与体育电影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让体育电影焕发出新的光彩。而体育运动和武术身上所蕴含的深刻的积极的励志精神,更是让电影在内容和主题上有了更好的诠释,也让电影拥有了更高的文化价值。电影属于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如今的电影,具有了更多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社会在不断进步,电影的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但是,不得不说,无论这个社会怎么进步,体育电影展现出来的精神是亘古不变的。大多数的体育电影都是能带有励志成分,能够让人在逆境中找到一丝慰藉,带来无限的活力和生机,推动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体育电影中的武术文化也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中逐渐发扬光大。在反映中国羽毛球的纪录电影《洁白的羽毛》上,体育电影中的武术文化内涵中的励志精神发挥地十分突出。众所周知,体育项目基本上都具有竞技这一特性,羽毛球运动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耐力。在这部纪录电影中,仍然可以感觉到武术文化的精髓。羽毛球队员每抛出一个球,每次的跃起,都有武术的技术和含义在里面。在全民都热爱体育运动的今天,体育中的武术文化也越来越突出。电影中明显的励志成分,不仅让电影中的主人公显现出极强的性格特征,也加深了人们对体育武术文化的理解。
(二)浓厚的文化语境
中国的体育文化和武术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语境,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形式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体育电影的主流价值观的走向。体育电影基本上都是通过个人或一个小集体的成长历程来反映出体育身上的正面精神。现在很多人都会将武术融合进体育运动中,这不仅是体育与武术运动的新形势,也让二者在电影中找到了合作的节点。在很多体育电影中,很多电影的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十分突出鲜明,这样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生活不会太遥远,会让人觉得很强烈的亲切感。体育电影呈现出一种团结共进,朝气蓬勃的氛围,展现出现代体育极高的职业操守。现在的导演将生活中的很多元素都融合进体育电影中,通过精巧的人物情节设计,让电影体现出更多的武术表演成分和浓厚的文化情结。在很多的电影中都会涉及体育和武术,武术和体育,有着不一样的缘分。很多导演都会将武术的元素融合进体育项目中。大多数人对周星驰电影的第一印象都是觉得十分无厘头,无厘头是周星驰电影的突出特色。在他的一部反映足球的电影里,更是将无厘头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就是《少林足球》,电影中除了对体育项目———足球的诠释之外,在由赵薇饰演的角色上,我们就能发现武术的影子。赵薇饰演的角色是一个相貌丑陋非常自卑的女孩,但在平时做馒头时,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电影对赵薇饰演的角色做馒头这一过程有非常详尽的介绍。赵薇做馒头时,周星驰就将中国传统的民族武术巧妙地融合了进去。赵薇的一招一式,跟传统的武术动作十分地相似。虽然在电影中,周星驰对这种武术动作做了夸大的处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部体育电影中展现出的武术文化精华,是影片中非常大的亮点和精彩之处。将武术融合进体育电影中,是对电影的重新演绎。也展现出非常浓厚的文化语境。
(三)深刻的人文价值
2013年度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编号:WJQ2013019)研究成果。
韩国是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国,是中国重要出口市场。中国对韩国出口额从2000年的112.92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911.65亿美元,增长8.07倍。然而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贸易摩擦频发,主要表现为韩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在韩国的市场份额。
一、韩国对中国反倾销现状
1995-2013年,中国被韩国提起反倾销调查25起,其中21起被韩国征收反倾销税。在韩国对中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中,征税案件占调查案件的比例为84%,高于韩国总体对外征税案件占调查案件的比重(63.64%)。韩国对中国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占其对外反倾销总数的20.66%,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占韩国对外采取反倾销案件总数的27.27%。自1995年以来,韩国不断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从提出调查到初裁、终裁、复审,连年不断。
表1显示的是1995年以来韩国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空缺年份表示没有发起新的反倾销调查)。从表1可以看出,1997、1998、2006和2008年是韩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密集年份。而且,韩国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多样,涉及化工、造纸、陶瓷、冶金、玻璃、纤维、初级产品等领域,具体包括锌锭、氯化胆硷、电子剃须刀、碳酸钠、一次性打火机、糠醇、硅锰铁、电动平滑熨斗、碱锰电池、硫酸钠、裸书纸、亚硫酸氢钠、二氧化钛、瓷砖、涤纶长丝、聚乙烯醇、过氧化苯甲酰、浮法玻璃、裸书纸、部分取向丝、乙酸乙酯、牛皮纸、夹板,胶合板、聚丙烯薄膜、拉伸变形丝等产品。
二、韩国对中国的反倾销强度指数
一国遭受的反倾销强度可以用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指标来衡量。一国被指控倾销相对其出口实效的强度指数(Finger;Murray,1993),又称反倾销强度指数ADI,可表述为:
公式(1)中,ADi表示在既定时期内针对i国反倾销调查或采取最终措施的数量;ADW表示世界反倾销调查或采取最终措施的数量;EXi表示既定时期内i国出口值;EXW表示世界出口总值。如果ADI>1,则表示该国相对其在世界市场出口份额强烈受到反倾销行为的影响;ADI<1,则表示该国相对其出口市场份额较少受到反倾销影响;如果ADI=1,则表示该国反倾销指控与该国出口份额成比例。通过对公式(1)进行变换,可以定义中国出口遭受韩国反倾销强度指数为:
公式(2)中,ADCA表示中国遭受韩国反倾销调查(或最终措施)的数量;ADC表示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或最终措施)的总数量。EXCA表示中国对韩国出口值,EXC表示中国出口总值。由于韩国是中国重要出口市场,一般情况下,如果ADICA>0.5,就表示中国在韩国市场受到韩国反倾销行动的明显影响。韩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指数2008年之前一直较高,中国加入WTO也未能使这一指数显著降低。2009年后,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启动及中国市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反倾销案件主要是前几年案件的延续,新的案例较少,反倾销调查指数下降。
具体而言,1997、1998年反倾销强度指数较高,分别为1.8226、2.1778,这两年,韩国对中国产电子剃须刀、碳酸钠、一次性打火机、糠醇、硅锰铁、电熨斗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6、2008年韩国对中国产瓷砖、涤纶长丝、聚乙烯醇、氯化胆碱、浮法玻璃、牛皮纸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指数大于1,分别为1.1123、1.1924和1.2406。2000、2003、2007年,韩国对中国产碱性电池、打火机、裸书纸、亚硫酸氢钠、二氧化钛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指数大于0.5;2013年,韩国对中国产夹板、胶合板提起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反倾销强度指数为0.3277;2014年,对中国产聚丙烯薄膜、拉伸变形丝提起反倾销调查。由此可以看出,韩国对中国进行的反倾销调查强度较大,近20年中有10年反倾销指数超过0.5。中国产品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受到韩国反倾销行动的影响明显。
三、韩国反倾销对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影响
(一)韩国反倾销对中国瓷砖出口的影响
韩国贸易委员会(KTC)从2005年4月起对中国产瓷砖展开反倾销调查。2006年6月,韩国KTC终裁结果:今后5年内向12家参与应诉的中国瓷砖企业征收2.76%~29.41%的倾销关税,对未应诉企业则征收37.4%的惩罚性关税。2011年5月,韩国KTC决定对中国产瓷砖反倾销税征收期限延长3年。
200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瓷砖为292.23万美元,达到峰值。征收反倾销税后,中国对韩国出口瓷砖数量从2007年开始大幅下降,2007年出口额为102.93万元:2007-2009年,出口额一直呈低迷状态;2010出口逐步恢复;2012年对韩国出口瓷砖金额增加,并开始超过2006年的水平。
中国瓷砖在2006年遭遇韩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后,出口韩国市场的金额和数量都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份额和出口商利益。同时,韩国反倾销,一定程度上也会将部分仅靠低价策略取胜的小企业淘汰出局。长期以来,中国瓷砖小企业数量众多,其由于在规模、技术、质量等方面无法与大企业抗衡,只能把价格作为竞争的武器,严重扰乱了瓷砖出口秩序。韩国征收反倾销税后,一些企业将出口对象转移至新加坡、沙特、阿联酋、美国、欧盟等市场,此举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瓷砖的反倾销行动。
(二)韩国反倾销对中国浮法玻璃出口的影响
2007年,韩国对中国产浮法玻璃进行反倾销调查。2008年韩国决定对中国产浮法玻璃连续三年征收15.22%至36.01%的反倾销关税。2011年3月,韩国决定对中国浮法玻璃的反倾销措施延长3年。
从表2中可以看出,自2007年韩国对中国浮法玻璃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中国对韩国出口浮法玻璃大幅下降,直至2013年才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出口重量和面积也大幅下降,出口数量始终没有恢复到反倾销前的水平。
(三)韩国对中国牛皮纸反倾销的影响
2007年11月,韩国对中国产牛皮纸发起反倾销调查。2008年8月,韩国决定对中国涉案牛皮纸企业征收4.03%-10.79%的反倾销税。
从表3中可以看出,自2008年韩国对中国牛皮纸征收反倾销税后,中国对韩国牛皮纸出口大幅下跌,出口从2008年的264.29万美元下降至2009年的180万美元,出口重量从2008年的33770667千克下降至2009年的22381004千克。2010年有所恢复,2011年后,出口又呈下降趋势,2013年出口额大幅下降至147.81万美元,出口数量下降至16131344千克。
综上可以看出,韩国反倾销措施抑制中国产品出口效果明显,被征收反倾销的产品出口韩国市场大幅减少,而且恢复过程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海外市场,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韩国反倾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重组,有助于淘汰一些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企业,规范出口秩序。
四、几点启示
第一,积极应诉是企业不应放弃的选择。在反倾销案件中,积极应诉意义重大。因为在反倾销不存在搭便车情况,不应诉企业将被收取高额反倾销税。如在韩国对中国的瓷砖产品反倾销案件中,12家参与应诉的中国瓷砖企业被征收2.76%~29.41%的反倾销关税,未应诉企业则被征收37.4%的惩罚性关税。而在大多数反倾销案件中,惩罚性反倾销税可能高达100%-200%,被罚企业将彻底退出出口市场。国内一些企业出于缺乏经验、费用昂贵等原因选择放弃应诉,实际上是放弃市场。因此,国内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机构、应积极帮助企业做好应诉准备;重点行业应成立必要的反倾销应诉基金,以支持帮助企业维持海外市场。
第二,做好财务记录,认真填写调查问卷。企业进行反倾销应诉,应聘请知名律师机构案件。在律师指导下,企业各部门全力配合,认真填写调查问卷。在应诉反倾销过程中,需要在一定时限内对企业各项成本进行统计核实,因而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应准确规范核算成本,尤其是人员成本;同时,应注意做好原始财务记录,对各种类型的产品进行详细的分类登记,准确记录原始数据,便于后期搜集和整理数据。
摘要:翻译不是简单的语际语码转换,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处理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时,译者应乐于语用移情,尊重、适应译语文化。在准确判断源语语言文化规范和译文读者接受力的基础上恰当地采取归化或异化策略,将汉语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移植到英语中或将英语文本中的文化移植到汉语中来,以达到成功的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语用移情
“移情”(empathy),又称为感情移人,指“设身处地”的行为,即超越自我,对别人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能够想象和分享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观点。Ruben把移情能力列为有效交际的七种要素之一。他认为在语用学上,“移情”指的是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去体验、去表达感情,即使用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进行移情,向对方表示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他于1991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中认为,“语言习得者应该理解、感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并设身处地地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语言的学习和运用”。跨文化交际的移情主要表现在语言语用移情和社会语用移情两个方面。跨文化交际首先接触的是语言,语言是移情体验的主要手段。语言语用移情的微妙之处是说话人或者听话人总是能从对方的角度进行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社会语用移情现象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也十分普遍。它涉及到交流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当然也涉及到语境,主要指交流双方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和看法,从而在交流过程中相互默契,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听者和读者应持一种合作态度,在信息数量、信息内容、信息传递方式上做合理推论,即遵守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具体来讲,“相信说话人的陈述已经是就他所知而作出的最强的陈述”;“扩充说话人所说话语的信息内容,找出最特定的理解,直到认定这就是说话人的发话意图”;“如果说话人使用了冗长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他的意思就与他本来可以用无标记的表达式所表示的意义不一样”。Leech谈到听者和读者的任务时说,理解是一个“问题一解决”的启发性的过程,即听、读者通过形成假设,并利用可及的证据验证假设,来识别话语的语用含义。形成假设的过程突出了理解过程的语用移情。这表现在听读者努力调用相关的语境信息,补全语篇的缺省信息,加工说、写者提供的新信息,作出最相关的推理即假设。操汉语的本族人对操英语的本族人说英语往往要注意尊重对方的语用习惯,见面打招呼时,他们不用“Whereareyougoing?”或“Haveyouhadyourmeal?”而用“Itisaniceday,isntit?这种摆脱自身文化习惯的语用移情,实际上是“人乡随俗”的一种普遍现象。反过来说,当操英语的本族人身处中国这块异地,听到中国人用英语冒出一句带中国味儿的寒暄话:
Haveyouhadyourmeal?他也不会反感,也许还会感到异国情浓而欣然接受。这显然是语用移情的认知心理在起作用的缘故。
二、汉英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语用移情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移情要求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摆脱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束缚和影响,将自己置身于另一种语言文化模式中,主动如实地领悟和欣赏该语言和文化,从而帮助交际获得成功。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其过程必然涉及两种文化,其最终目的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必须是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的融合。
孙致礼先生认为,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性问题,基本策略有两种:一是“融化”,一是“活现”。这两种策略也就是对待文化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以目的语文化所固有的形象去替代原文中的文化形象,结果使原文的文化意象发生了顺应改变,以目的语形象替代源语文化形象的目的在于使译文适应目的语读者,顺应译语文化而被接受,这种替代和调整的翻译策略称之为归化(domestication)。将源语的文化意象或形式移植到目的语文本中,其结果将使译语的语言文化由于进人了外来文化因素而产生某种变异,这种变异称之为异化(foreignization),异化的目的在于使目的语读者尽可能多地接触到与母语不同的源语文本中的异域文化意象和相对陌生的表现形式。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其利弊。先说不利的一面,如英国学者Hawks翻译《红楼梦》时把“阿弥陀佛”译成“Godblessmysoul!”,这也是译者移情于译语读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样造成的弊端是用基督教文化代替了中国的佛教文化,很可能让西方的普通读者认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做法“以假象,假信息蒙骗译文读者”。而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会要求译语读者适当地运用移情的办法来理解译文中的文化因素,要不然会使读者容易误解。再说利的一面,在英译汉时,译者会移情于汉语文化的读者,会尽可能地把原文的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和所承载的文化用正确地道的汉语表达出来,在汉译英时也一样,由于心理上的移情作用,译者作为交际的一方,会尽可能把希望表达的思想(原文的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和所承载的文化)用正确地道的英语表达出来。语用学的社交语用移情观认为:跨文化交际双方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以实现交际的成功。从交际的角度阱,英汉翻译正是异域文化移植,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但是由于交流内容都是中国语言代表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事情或者是英语代表的异域文化以及异域的事情,那么很多信息就很难用所谓地道的英语或汉语展现出来,难免出现一些译文读者感到怪异、生疏的“离格”英语或“离格”汉语。但这些“离格英语”或“离格汉语”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则很自然。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Venuti)认为,如果译文读者对译文有一种陌生和疏远感,即感悟到了文化差异,外国文本在目的语中就获得了一时的解放。译文的读者作为交际的另一方,他们知道自己读的是译本,译本里讲的是外国事和外国人,因此他们会设身处地,尊重异国的国情和文化,“移人感情”到译作中去。语用翻译观认为,翻译应该使原文和译文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个层面上达到等值效果。如果译者认为译文读者虽然不熟悉某种语言现象或意境甚至对之感到陌生,但是只要他们可以通过译作提供的语境来理解该现象或意境,那么他就可以采取异化的策略,将该现象或意境所承载的文化因素原原本本地移植到译语文化中去。例如:
(1)WheninRome,doastheRomansdo.
如果将这句谚语直译为汉语,中国读者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讲在罗马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又为什么要按罗马人做的那样去做?如果我们了解这句谚语的用意,我们就可以不理会原句的字面意思,而按照汉语的习惯说法,直接传达出其用意:人乡随俗。
(2)他跟老人招呼了一声:“吃过没有,老爹?”汉语中的“吃过没有”是用来打招呼的,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关心对方是否吃了。知道了两种语言的语用习惯,我们就可摆脱原文的羁绊,从语用移情的角度决定某些词语的替换和取舍,将之译为:“Goodmorning,Grandpa”,hegreetedtheoldmail.
(3)“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这个标语的意图是祝愿司机小心驾驶,平安上路,平安回家。如果将之译成“Gotoworkhappily,andcomebacksafely!”说英语的本族人是不会领会这句话的真实信息的。我们用一个简单的“oGodluck!”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处理的是使用中的意义,译者必须通过语用移情,才能决定采取那种翻译策略,从而准确翻译。
再比如,《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
(4)“癞蛤蟆想天鹅吃”(曹雪芹:165)
Atoadhankenngforatasteofswan.(Yang:164)
Acaseof”Thetoadonthegroundwantingtoeatthegooseinthesky”(Hawkes:242)这里,霍克斯用“鹅”(goose)的形象,替代了“天鹅”(swan)的形象,是为了适应英美读者的审美观。因为再英美文化中,“鹅”和“天鹅”是有完全不同的联想意义的。这从英语成语“aswanamonggeese”中足见差别。可见,译者的语用移情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翻译的准确性。
(5)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95)
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Yang:90)
Manproposes,oGddisposes.(Hawkes:152)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充满了佛教和道教的意识。杨宪益先生利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这样,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更为自然、更容易接受。当然,这样一来,霍克斯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了。可见,过度的移情于译语读者,而不考虑原文的文化内涵会造成一定的误译。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杨宪益基本上移情于原文作者,目的是想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多用了异化策略,而霍克斯则移情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为了取悦于译文读者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其实,从语用移情的角度看,归化和异化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应该说,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不仅不矛盾,反而是互为补充的。如翻译“她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时,可以异化译为“Herbeautywouldmaketheifshsink,thewildgoosefalldownandthemoonhideherself,andputthelfowerstoshame.”以便让中国文化被英美读者理解,接受,也可以在不需要保留原文文化色彩的情况下,去掉比喻归化译为“Herbeautyisbeyonddescription.”通过异化的译法,英语中很多比喻I生的词语已在汉语中广泛使用。如:Crocodiletears,angel,Pandora’Sbox,darkhorse,sourgrape,coldwar,forbiddenfruit等等,但是汉语中被移植到英语中的比喻性的词语相对来说要少,如“纸老虎”,thepapertiger,“半边天”Halfthesky等。翻译中的移情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如采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进而会影响到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独立性。可见语用移情在翻译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不懂外语的读者之所以要读文学译作,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译作来领略异族的文化。虽然归化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另一需要,即阅读通畅的需要,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伤及文化的交流,无意中蒙骗了译文读者。Venuti认为,通顺式的翻译策略会掩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而且还要有文化平等的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当并恰当的进行语用移情,会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
中国古人皆重视人伦规范,所以孝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从国家政治生活中“以孝治天下”来看,还是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百善孝为先”或者个人教育启蒙中的“首孝悌,次见闻”的观念来看,孝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已渗透进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将之升华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并与“忠”产生联系,忠孝并提。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孝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被周边少数民族所民族化、地域化而加以利用乃久已有之。但是孝既是一种思想伦理意识,也是行为表现。这种意识和行为,作为孝文化的两个方面,如果要加以传播,并使之在社会产生作用,就不能用抽象的说教方式。所以,孝文化在传播中,出现了文学欣赏性很强的、以董永为主人公的传说故事,并通过翻译而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在相关少数民族中传播。
彝文文献中的《赛特阿育》,是对历史上董永行孝传说的翻译。彝族孝文化长诗《赛特阿育》,加上译者自序,从勤劳善良的赛特董哲安和釜史妮妮求子,到董伏安时来运转,一共有一十三个部分。在译者的自序中说:
彝家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但都成了过去。现在汉文化占了统治地位。我阁尼舒叔,虽然没有明说,心头总是在想。现将书上看到的一则故事,改编后用彝文写一下来,让后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后辈,从中领悟作者的用心,发扬彝家的固有传统,把自家的父母孝敬好。
这里说的“改编”,其实就是翻译,只不过是这种翻译表现出一种民族化、地域化的“再创作”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翻译。这里所说的“一则故事”,就是董永行孝的传说。但是作为孝文化的载体,有关董永的传说版本较多,文体除诗体外,还有散文体的传奇,剧本等。《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研究》的作者,对流传于汉区的孝文化载体董永传说的各种文体、版本与彝文文献中的《赛特阿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后,锁定了文本源为评讲《大孝记》和宝卷《天仙配》。
彝汉两族的社会生活是有差异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不同。《大孝记》和宝卷《天仙配》的创作,都是以汉区文化为基础的,反映的是汉区的社会生活,如果丝丝入扣地将它们直译介绍到彝区,就会因为文化基础的原因而达不到传播的目的,也没达到译者关于“从中领悟作者的用心,发扬彝家的固有传统,把自家的父母孝敬好”的翻译目的。所以,翻译者在将董永行孝传说的相关文本翻译成《赛特阿育》时,进行了相应的民族化,以便在彝区有效传播。《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研究》一书的作者,对译者为了董永行孝故事在彝区的有效传播的民族化手法进行了认真研究。首先在作品主人公的姓名上,就汉文文本中的《天仙配宝卷》而言,依次出现的人物有:1.董善,他是后来董永的父亲;2.冯氏,董善之妻,即董永的母亲;3.董永,乳名永生子,是董善夫妻之子;4. 教书先生尤文显,是董永仕途的重要人物;5.富豪尤华,是解决董永葬母费用的关键人物;6. 老妇人,尤华之妻;7.玉皇大帝,天上、人间的最高统治者;8.日月游神,其职责为受玉帝之命察看人间事象;9.因偷王母胭脂而等待发落的七神姑,即其他异文所说七仙女;10.王母,玉皇大帝之妻;11.尤家的老管家;12.尤大公子;13.赛金,尤华之女;14.尤二公子;15.邓天君,玉皇大帝的使臣;16.店主李梅及妻姚氏;17.宰相赵京善;18.赵金定,赵京善之女,董永之妻;19.御史;20.皇帝唐太宗;21.董仲书,董永与仙女之子;22.董仲义,董永与赛金之子;23.陶贵生,与董仲书一同读书的同学;24.袁天罡,算卦先生;25.五个冤魂;26.阎王。
在《赛特阿育》中,依次出场的是:1.赛特董哲安,他是董永的父亲;2.赛特懂哲安之妻釜史妮妮,她是董永的母亲。3.举祖,他是相当于玉皇大帝的最高统治者,在文本中表现出仁慈正义;4.天神微察鲁特汝、杜那沓、恒诺布,其中的微察鲁特汝为赛特阿育的投生者;5.赛特阿参,赛特董哲安和釜史妮妮的儿子,后来读书时老师更名为赛特阿育。6.教书先生,他是赛特阿育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人物。7.色特阿治,当地富豪,文本所述不是为富不仁者;8.仙女伦霓,她是天君举祖的爱女即七仙女;9.阿治汝额,赛特阿治的大儿子;10.天臣诺娄则;11.阿治嫩念,赛特阿治的爱女;12.阿治汝鸠,赛特阿治的二儿子;13.阿育董伏,董永和仙女之子;14.皇帝;15.武帖呷,与董伏一同读书的同学;16.鬼谷子,算卦先生;17.五个冤魂,皇帝错杀的五人;18.翁祖,管理阴间的最高权威即汉语中所说的阎王。
姓名虽然是一个符号,但这种符号是根植于文化土壤之中的,是确认文化主体民族身份,从而决定自己是否和这些文化主体认同,进而是否认同这些文化主体所负载的文化。所以,译者将汉文文本中的相关人名彝化为彝族人姓名,其作用显而易见。